鉴真东渡

在中日文化交流历史上，有一位僧人曾经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就是鉴真。鉴真，生于公元 688 年（垂拱 4 年），是扬州江阳县（今江苏扬州）人，

姓淳于。长安元年（701 年）14 岁，在扬州大云寺出家当了和尚。唐中宗景龙元年（公元 707 年）游学洛阳、长安。第二年在长安实际寺从弘景律师受具足戒，后来又回到扬州。他对律宗有很深的研究，在扬州大明寺讲律传戒， 为一代律宗大师。

那么，鉴真又为什么要到东瀛日本去呢？他是在什么情况下去的呢？他到日本后的情况又如何呢？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这样一位历史人物呢？下面我们将为读者朋友们逐一解答这些疑问。

我们知道，隋唐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空前强盛的历史时期。不仅如此， 唐朝的文化，灿烂辉煌，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唐王朝统治的近 300 年当中，政治相对稳定的时期比较长， 封建经济空前繁荣、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也十分频繁。封建经济高度繁荣，国力十分强盛的唐王朝，在当时国际上有很高的声望。亚、非地区许多国家的使节、贵族、商贾、学者、艺术家、僧侣等，不断地来到唐朝访问和贸易。唐朝派往国外的使臣、僧侣，到外国经商的商人，也不绝于途。那时和唐朝通使交好的国家，主要的有 70 多个。唐政府专门设置了鸿胪寺这个机构来接待络绎不绝的各国使节和宾客，在不少地方设置商馆以招待外商，又设立了互市监、市舶市来掌管对外贸易。在唐朝的太学中有为数众多的外国留学生， 在政府机构中也有外国人担任官职。当时，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都是唐朝对外贸易的重要城市，其中尤以首都长安最为著名。

在长安汇集的外宾很多，许多外商在长安西市经营店铺，长期居住，对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起了促进作用。

由于国际交往的需要与扩大，唐朝的对外交通也十分发达。当时，陆路交通以长安为中心，北路经今天的蒙古地区可到叶尼塞河、鄂毕河上游，往西可达额尔齐斯河流域以西的广大中亚地区。西路经过河西走廓，出敦煌的玉门关西行，经新疆内有三条路可通向中亚、西亚、巴基斯坦和印度，这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西南路经西川到吐蕃，可以达到尼泊尔和印度；或者经过南诏、缅甸到达印度，往东经河北、辽东可到朝鲜半岛。

海路交通方面，去日本有 3 条路线。一条是由登州（今山东蓬莱）出发， 渡渤海沿辽东半岛东岸和朝鲜半岛西岸到日本；一条是由楚州（今江苏淮安） 出发，从淮河口沿山东半岛北上，东渡黄海经朝鲜半岛到达日本；一条是由扬州或明州出海，横渡东海直驶日本。

到南亚诸国的海路，从广州经越南海岸，在马来半岛南岛过马六甲海峡到苏门答腊，由此分别可到达印度尼西亚的爪哇、斯里兰卡以及印度。

到西亚的海路，主要是从广州出发，经东南亚越过印度洋、阿拉伯海到达波斯湾沿岸地区。

在唐代，还初步开辟了到达埃及和东非的海上交通。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来，唐朝时期的中国，是亚非各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中心，长安也成为当时世界上一个国际大都市。

日本当时正处于奴隶制瓦解，封建制确立和巩固的阶段。日本由于受到当时隋唐先进的封建政治制度和文化的影响，进行了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大

化改新”。改新以前，日本社会的主要生产者是奴隶和近似奴隶的部民，而部民尤占大多数。他们和土地都为氏族贵族所私有。贵族对部民恣意驱使剥削，没有沦为部民的农民同样受到沉重的榨取和奴役。贵族一方面和皇室争夺权势，强占土地和部民，一方面彼此之间也进行斗争。发掘出的 3 至 7 世纪的古坟，相当多属于拥有部民的贵族。坟中殉葬品有大刀、勾玉、镜、甲胄、陶器等，主要是汉时部民所生产。这些东西反映当时生产力水平不算太高。4 世纪末叶以来，不断有所谓“归化人”也就是来自大陆的移民定居日本。他们不仅带来生产技术，而且带来了文字。通晓汉文的移民组成所谓“文部”，他们替皇室掌管文书。雄略天皇给刘宋皇帝的信，是用很优美的汉文写的，可能就是出于中国移民之手。可是从 4 世纪末到 7 世纪初 200 年间， 虽有大批的、各方面的移民来到日本，日本却始终没有出现经济文化发达的高潮。隋朝建立后，日本从推古天皇八年（隋开皇二十年，公元 600 年）开

始派遣隋使来中国，前后共遣使 4 次，并且同时也有留学生和学问僧随同前

来。隋朝也派文林郎裴世清出使日本。但到大化改新前夕这 45 年中，也还没有出现奈良时期那样灿烂的文化。原因在哪里呢？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日本当时还处于奴隶制阶段，落后的生产关系束缚着生产力，使它得不到发展。大陆的移民到日本后，也都被编为部民。他们的技术文化虽然影响了日本，使生产力有一定的提高，然而，两国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移民没有也不可能触动原有的生产关系，文化经济交流所能产生的影响因而也受到很大限制。

6、7 世纪，东亚大陆政治形势的发展对大和国的统治发生了强烈的影响。新罗的崛起，隋唐大帝国的相继出现以及新罗与唐朝的联合，不只给日本振兴国家树立了榜样，并且还给日本造成很大的压力。在此以前，日本统治阶级一贯把从朝鲜获得的先进技术和劳动力（奴隶），作为国内统治的有力支柱。朝鲜的强盛，使日本掠夺朝鲜的图谋彻底失败。这不仅使大和朝廷和贵族失去从大陆获取先进技术和劳动力的条件，从而造成经济上的困难， 而且政治威信也大为降低。

这种国际形势与国内形势相结合，造成大和国统治的危机。面对这种现实，日本统治阶级的有识之士感到，只有实行必要的改革，才能继续维持和巩固他们的统治。

推古天皇（女帝）时期（592—628 年），以圣德太子为摄政（593—622 年）。圣德太子致力于提高王权，提倡佛教。对外致力于与中国的平等友好外交，并向隋朝派遣使节和留学生，积极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

圣德太子时期派遣到中国的留学生，直接学习中国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为大化改新作了思想准备。公元 632 年，从中国留学回国的学问僧等， 曾向推古天皇上奏，说唐朝是“法式备定”的国家，应建立经常的来往，并建议把已经学有成就的留学生召回，让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发挥作用。著名的留学生高向玄理、僧旻、南渊清安等人，回日时带回了大量的唐的文化典籍，并把它运用于日本，对大化改新发生了积极作用。南渊清安在唐留学后著书立说，阐述唐朝的律令制度。大化改新的中心人物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都曾受教于南渊先生，高向和僧旻则直接参与了改新活动。学习中国，日本统治阶级终于找到了一条摆脱危机的出路。

大化改新以后的情况便截然不同了。改新前夕，部民和失去土地的农民要求改善自己的处境，反对中央和地方的豪族。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等人

顺应时代的趋势，645 年以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打倒豪族首领苏我氏，废除了部民制，把土地和人民都变为国家的公地和公民。新政府实行了班田制， 这实际是一种封建国家的土地所有制。代表旧势力的贵族们顽强反抗，经过20 年，到 664 年曾一度恢复部民制，674 年才完全废止。701 年（大宝元年） 修成“大宝律令”，改新以来的变革到这时以法律形式巩固下来。这样，经过半个世纪的斗争，大化改新才最后完成，日本过渡到封建社会。大化改新是用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可是，原为豪族私有的部民改变了身分，过去漫无止境的剥削暂时为固定的租税和徭役所代替。农民私有宅地和园地，能使用山林池沼，生产兴趣有所提高，生产力得到发展。由于生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与生产力相适应，到奈良时期出现了社会经济繁荣发达的局面。

由于日本社会生产关系改变，封建制度开始建立并向上发展，唐代中国的一切，从生产工具技术直到典章制度，都对于奈良时期的日本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而且日本也易于接受和融为己有。日本史书上不断提到唐耡、唐锹、唐箕、唐竿、唐臼、唐碓等，正仓院还保存有孝谦天皇天平宝字二年（758 年）躬耕籍田时所用的唐耡。762 年，淳仁天皇命东海、南海、西海等道， 仿“唐国新样”缝制兵士的棉袄和胄各 20250 具。班田制和租庸调制以及律令等，无不取法唐朝。这一时期唐的绘画、书法、文学、宗教等也都介绍进来。720 年，元正天皇下诏，僧人传经唱礼都应遵照中国僧人道荣和入唐学问僧胜晓等的发音，不得“自出方法，妄作别音”。730 年，圣武天皇命令选拔青年学习汉语。以前，入唐留学的吉备真等人，在介绍中国制度与文化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奈良时期中日文化频繁交流，这对于光辉灿烂的奈良文化之形成，中国影响起了积极有益的作用。后汉以来 700 年间中日经济文化关系的历史，到这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建立了新生产关系的日本封建社会迫切需要吸收唐代封建社会的制度与文化。圣德太子曾经梦想提高王权，巩固中央统治，这个任务经过大化改新而实现。奈良时期日本封建统治者要求进一步巩固中央权力，因此，更热心于吸取唐朝的制度。他们的眼界比过去的统治者扩大了。他们的奢侈欲望加深了。为满足这些欲求，他们也急于输入中国文化艺术以及书籍、工艺品等等。尽管当时中日两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阶段并不相同，因此有些采自中国的作法并未能生效，比如“平城京”的西市始终未曾繁荣，货币也未在奈良时期广泛流通。可是总的讲来，奈良时期社会经济方面的客观需要与可能，加上统治阶级的主观意图，促成了奈良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繁荣。

鉴真大和尚就是在这样一个中外历史条件之下到达日本的。

奈良时期中日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途经，是通过日本派遣的遣唐使。留学生和学问僧都随遣唐使往返，中国人也随遣唐使船东渡日本。

从 630 年到 838 年，除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者外，到达中国的遣唐使共

有 13 次之多，平均约 15 年有一次。奈良时期共派遣 4 次，即 717 年（元正天皇养老元年），733 年（圣武天皇天平胜宝五年，唐开元廿一年），752 年（孝谦天皇天平胜宝四年，唐天宝十一年），777 年（光仁天皇宝龟八年， 唐大历十二年）。奈良时期遣唐使团规模宏大，官员有大使、副使、判官、录事。除此之外，有各方面人员：知乘船事、造舶都匠、船匠、舵师、水夫长、水手等，是负责划船、修理和管理船只的；画师、玉生、铸生、细工生、和音声生是为使团工作同时也入唐学习中国文化和艺术的；留学生和学问僧

是专门为入唐请益的；医师和射手是为保护健康和警卫的；译语、史生等是为通译记录等工作的；还有主神、阴阳师、卜部等是为祈祷安全的。一般每次共五六百人，分乘 4 只船，因而“四只船”在当时文学作品中成为遣唐使的同义语。这样庞大的使团所需费用浩繁，足见日本统治阶级对于遣使的重视。除双方政府互相馈赠之外，上自大使，下到待从，一般都在中国进行一些贸易，每次几乎都有留学生和学问僧入唐请益，这对于促进经济文化交流起了作用。

日本僧人荣、普照等于开元二十一年（733 年）随遣唐使来中国，邀请中国高僧到日本传戒。因鉴真是当时全国著名的律宗大师，他们于是在天宝元年（742 年）到广陵郡（扬州），请鉴真东渡。鉴真当时正在大明寺讲律，认为日本是“佛法兴隆有缘之国”，便问僧人们：“你们谁能够接受这一来自远方的邀请，而到日本国去传授律法？”当时全场鸦雀无声，无人答应。过了许久，祥彦回答说：“大家不愿去的原因是，那个国家距离我大唐太遥远了，此一去须横渡波涛汹涌一望无际的茫茫大海，生死攸关，性命难存，就是去 100 个人也没有 1 个人能够平安到达的。”鉴真则毅然而起，说： “为了传法，还怎么再去爱惜区区小命！你们各位不去，我就必须去！”说话掷地有声。僧人们看见鉴真如此坚决，自觉汗颜，于是有祥彦等 21 人表示愿意追随师父东渡，而这时鉴真已经年过半百，55 岁了。

荣、普照不及等待 10 年以后才来的下一次遣唐使，请求宰相李林甫的兄弟李林宗给广陵郡司仓参军事李凑写信，替他们造大船并备办干粮，准备渡海。计划随鉴真东渡的僧人中，道航和如海发生争论。道航认为如海学问不高不能去，如海大怒，于是告淮南采访使，说道航造船入海，欲与海贼相连。淮南采访使班景倩听到如海的报告颇为惊骇，经过调查后证明如海诬告。可是采访使最后决定：“今海贼大动，不须过海去！”而且没收所造的船，归还其他物资，鉴真第一次东渡的计划未能成功。

到天宝二年十二月，鉴真再次和荣等商量，用 80 贯钱买得“岭南道采访使刘巨鳞之军舟”一只，雇妥 18 名水手，购买了经籍、佛具、药品和干粮等，准备渡海。刘巨鳞这时已奉命到永嘉、临海、余姚一带攻打吴令光， “军舟”当即用于镇压吴令光的军事行动。否则鉴真在广陵而远到南海购买船只，是不可想象的事了。据《旧唐书》卷九玄宗纪天宝八年（749 年）： “五月戊子，南海太守刘巨鳞坐赃，决死之。”卷九八《卢奂传》：“天宝初，为晋陵太守。时南海郡利兼水陆，环宝山积。刘巨鳞、彭杲相替为太守五府节度，皆坐赃巨万而死，乃特授奂为南海太守。”因此，刘巨鳞盗卖官物也在情理之中。另一方面，刘巨鳞不但贪求现世利禄，而且梦想“来生” 的享受，非常信奉佛教。赞宁《宋高僧传》卷一《不空传》载不空开元末年去师子国，经过南海郡，“采访使刘巨鳞恳请灌顶，乃于法性寺相次度人百千万众。⋯⋯及将登舟，采访使召诫番禺界蕃客大首领伊习宾等曰：“今三藏往南天竺师子国，宜约束船主，好将三藏并弟子含光慧辩等三七人国信等达彼，无令疏失！”从刘巨鳞对待不空的态度推测，卖军船支持鉴真渡海传戒，这也是很自然的了。

天宝二年十二月，鉴真率领荣、普照、祥彦、思托等 17 个僧人，以及和玉作人、画师、雕佛、刻镂、铸写、绣师、修文、镌碑等工手，共 85 人，乘军舟东下。他们在余姚郡狼沟浦遇到风暴，浪击舟破，因此，不得不登岸。潮水冲上岸来齐人腰部，鉴真坐在乌蓲草上，别人都淹在水里，冬寒

风急，极为辛苦。这一次未能成行，停下来修理船只。大概过了一个月鉴真一行再度下海。风急浪高，离岸不久，船又触礁破坏，不得不再次上岸。水米俱尽，饥渴 3 日。风停以后有渔夫发现他们，送来水米接济。余姚太守把

他们安置在鄮县阿育王寺。第 2 次和第 3 次东渡的企图又接连失败了。

鉴真从余姚到会稽、余杭、吴兴、宣城诸郡巡游讲律授戒，又回到鄮县阿育王寺，这个时候已是天宝三载（744 年）。荣、普照两人为邀请鉴真东渡，历尽千辛万苦，而“坚固之志曾无退悔”。鉴真被他们的真诚所感动， 派僧人法进和两名随从携带“轻货”到长乐郡去买船，并备办粮食和用品， 筹划第 4 次渡海。鉴真自己率领祥彦、荣、普照、思托等 30 余人，他们以巡礼佛迹为名，向南进发。经过临海郡的宁海，到唐兴巡礼天台山，以后， 又经临海、黄岩等县，准备南下到永嘉郡。这个时候留在广陵的鉴真的弟子灵祐等人，以为“我大师和尚发愿向日本国，登山涉海，数年有艰苦，沧溟万里，死生莫测”。这批信徒出于对大和尚个人的爱护，不愿他远适异域， 因此申请采访使劝阻鉴真不要过海。采访使派人追踪到临海郡，把鉴真迎回广陵，并且下命：“防护勿令更向他国”。各地信徒听说鉴真又回到广陵， 都来庆驾慰劳。可是，鉴真却忧愁不已，特别不满于策划阻挡他过海的弟子灵祐。灵祐为求得鉴真的宽恕，每夜从一更立到五更，如是者 60 天，各寺僧

人也共同替他说情，鉴真最后才宽恕了他。第 4 次东渡的计划就这样又成泡影，然而鉴真的决心未因此而动摇。

天宝七年（748 年）春天，鉴真与荣、普照计划造船，购买香药百物， 一如天宝二年所备，作第 5 次的尝试。

同行僧俗水手一共 35 人。阴历六月廿七日从广陵新河向南过江，入江南河，从晋陵郡到会稽郡，停住一月，等到好风以后入海。到暑风山，又停住一月。然后十月十六日再启程。“去岸渐远，风急波峻，水黑如墨。沸浪一透，如上高山；怒涛再至，似入深谷。从皆慌醉，但唱观音”。又经过蛇海、飞鱼海、飞鸟海等，以后“有急风高浪，众僧恼卧。但普照师每日食时行生米少许与众僧，以充中食。舟上无水，嚼米喉干，咽不入，吐不出。饮碱水， 腹即胀”。他们出海后 14 日，然而，没有到达日本，却漂流到海南岛南部的延德郡（振州）。别驾冯崇债设斋供养，安置在郡治的大云寺内，这样，住了一年，冯崇债派人护送鉴真到万安郡（万安州）。大首领冯若芳请鉴真住在他家，供养 3 日。向北到珠崖郡（崖州）游奕大使张云出迎拜谒。鉴真在珠崖郡主持建筑佛殿讲堂砖塔，又造释迦木像。登坛授戒，讲律度人。然后从澄迈县登舟，过琼州湾到海康郡（雷州）。《东征传》载，再历罗州（招义郡）、辩州（陵水郡）、象州（象郡）、白州（南昌郡）、傭州、藤州（感义郡）、梧州（苍梧郡）、桂州（始安郡）。鉴真一路都受到礼拜供养，为各郡人授菩萨戒。在始安郡留居一年，五府经略采访大使南海郡太守卢奂派人来迎鉴真。鉴真一行从始安郡乘船沿桂江东行，七日抵达苍梧郡，再到高要郡（端州）。荣在高要龙兴寺逝世。鉴真哀恸悲切，送丧已毕才上路。到南海郡后住在大云寺，登坛受戒。住了一春，向始兴郡进发，此时，已是天宝九年（750 年），普照从始兴辞别鉴真，向东北径赴余姚。鉴真和普照握别时悲泣说：“为传戒律发愿过海，遂不至日本国，本愿不遂，于是分手， 感念无喻！”鉴真在南方频经炎热，眼瞎得病。经胡人治疗不愈，双目因而失明。

鉴真过了大庾岭，沿赣水到南康郡。到庐陵郡时，第一个支持追随他东

渡的祥彦不幸病死。后鉴真一行又入浔阳郡，受到信徒的热烈欢迎。3 天后又沿江东下江宁县，住龙兴寺。这样，从海南岛北归，经历 10 余郡。

天宝十二年（753 年），遣唐使藤原清河等请玄宗派鉴真和弟子 5 人到日本传戒。可是，玄宗想把道教传日本，要使臣同时邀道士东渡。藤原青河等因日本统治者不奉道教，而不愿邀请道士，因此，便建议留下春桃原等 4 人在唐学“道士法”，这样也就不便再奏请鉴真等渡海。然而他们向鉴真表示：“愿和尚自作方便！弟子等自有载信物船四舶，行装具足，去亦无难！” 尽管广陵道俗都想挽留鉴真，不愿他以年近古稀的高龄冒风涛之险，龙兴寺也“防护甚固”，可是鉴真决心东渡传戒，一切阻挠困难他都在所不计，最后终于在这年阴历十一月十五日和法照等乘副使大伴古麻吕的第二舶东渡， 廿一日东南漂到阿儿奈波岛（冲绳）。十二月六日启碇，七日到益救岛（屋久岛）。十八日离益救，十九日“风雨大发，不知四方”。廿日抵九州南部的萨摩国阿多郡秋妻屋浦，日本朝廷遣使迎接慰劳。次年即孝谦天皇天平胜宝六年（754 年）二月，鉴真到达日本首都平城京（奈良），住在东大寺， 受到僧俗各阶层的热烈欢迎。宰相右大臣大纳言以下官吏百余人来礼拜慰问。孝谦天皇宜诏说：“大德和尚远涉沧波，来投此国，诚副朕意，喜慰无喻！”

这样，鉴真可谓历尽千辛万苦，经受百般磨难，历时 10 年以上，6 次努力才最终实现东渡日本传道的宏愿，在中日关系和文化交流的历史上留下了感人的一页。这时的鉴真已经是 67 岁的人了。

鉴真对于中日文化的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传播中国的先进文化， 推动日本社会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当时日本佛教没有建立授戒的办法，很多僧人风纪败坏，不能清修律己。鉴真在奈良东大寺立坛授戒。天皇诏书里说：“自今以后，授戒传律一任和尚！”天平宝字三年（759 年），鉴真又以朝廷所施备前国水田一百町的收入和给他的园地，在奈良建立唐招提寺，作为传戒的中心。鉴真所学以律宗为主，日本的律宗从此建立。他的弟子如宝等以后都成为有名的“律师”。鉴真东渡时也带来一些天台宗的著作，他自己和他的弟子也讲授过天台宗经典。

同鉴真一起东渡的有扬州（广陵郡）的法进、台州（临海郡）的思托、衢州（信安郡）的法载、泉州（清源郡）的昙静、窦州（怀德郡）的法成等僧人，有藤州（感义郡）的尼智首等 3 人，还有扬州潘仙童、“胡国人”安

如宝、“昆仑国人”军法力、“瞻波国人”善听等，一共 24 人。鉴真和他的弟子们不仅在日本传授戒律，而且介绍了中国的建筑和雕塑艺术。唐招提寺的殿堂是在他们亲自设计和指挥之下建成的。其中的佛像有的是鉴真从中国带去，有的是到日本后雕造。殿堂和佛像还有安如宝和军法力参加修造，因而西域和南海的佛教艺术风格也被介绍到了日本。

鉴真对于日本人大藏经的校正和药材的辨别，也作出了贡献。菅野真道等所编《续日本纪》卷二十四云：“于是有敕校正一切经论，往往误字诸本皆同，莫之能正。和尚谙诵，多下雌黄。又以诸药物令名真伪。和尚一一以鼻别之，一无错失。”。鉴真不仅精于药物学，而且也通晓医道。他曾替皇太后（圣武天皇的光明皇后）治病，取得良好效果。《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有《鉴上人秘方》一卷，是鉴真对于日本医学的贡献。

鉴真到日本后过了 10 年，淳仁天皇天平宝字七年即唐代宗广德元年（763

年）五月圆寂，年 76 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