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

北宋仁宗的时候，皇帝为改变国家贫弱的状况，任用范仲淹为宰相，实行新政。范仲淹是历史上很有名的文学家，曾写过《岳阳楼记》等传世佳作；但由于当时的条件不成熟，他的新政没有取得成功。

宋仁宗做了 40 年皇帝，虽然也用过像范仲淹、包拯等一些正直的大臣，但是并没有改革的决心，国家越来越衰弱下去。

由于大官僚、大地主的兼并和剥削越来越严重，农业萧条，田赋收入没有保证，可是政府的开销却成倍地增长，再加上每年还要付给辽国和西夏大量的银绢，这就造成了财政上的困难，宋朝统治面临危机。

宋仁宗死后第四年，赵顼即位，他就是宋神宗。

宋神宗即位的时候才 20 岁，是个比较有作为的青年。他看到国家不景气的情况，有心改革一番，可是他周围的人，都是仁宗时期的老臣。宋神宗想，要改革现状，一定得找个得力的助手。

宋神宗即位前，身边有个官员叫韩维，常常在神宗面前谈一些很好的见解。神宗称赞他，他说：“这些意见都是我朋友王安石说的。”宋神宗虽然没见过王安石，但是对王安石已经有了一个好印象。现在他想找助手，自然想到了王安石，就下了一道命令，把正在江宁做官的王安石调到京城来。

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今江西省临川县）人，公元 1021 年出生在一个地方官吏家庭。青年时代曾经跟随父亲游历大江南北，对民间的情况比较了解。

王安石的父亲王益 22 岁中进士，一生仕官生活中，南北奔走，任职地方，

俸禄不丰，子女 8 口，日子并不那么好过。他常以古今治乱之道教育儿女，从小激发孩子忧国之心。王安石任官后，所以能做到关心民瘼（疾苦）国事，并敢于以治天下为己任，不能不说这是与他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分不开的。王安石从小喜欢读书，记性特别好。他 17 岁那年初夏，跟随父亲到了金陵，思想开始趋于成熟。在如何对待人生、使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上，他的认识有了重大发展。后来，他的《忆昨诗示诸外弟诗》这样写的：

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志将安归？才疏命践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唏。

（稷和契都是上古时候著名的政治家）

17 岁的王安石在那士子热衷于科举功名的潮流中，希慕远古先人契和稷，不务虚名，立下了学以致用、干一番经世治国大事业的远大志向，由此奠定了他日后在荆棘丛生的道路上奋战一生的思想基础。安石读书有了新的境界，视野开阔了，不耻下问，接近民众，对社会问题有了较深切的体会和认识，对下层人民疾苦有了真切的感受。王安石日后当政，之所以能提出一些切中时弊的符合下层人民利益的政策，原因在此。

宋仁宗宝元二年，王安石 19 岁的时候，父亲王益因病去世，王家一下子衰落下来。王安石首先必须挣钱养家糊口，孝敬老母亲。他明白自己只有去参加科举考试，求得一官半职，才能首先养家活命，然后再治理国家，为民造福。抱着这个念头，准备了三年之后，他进京参加科举考试，结果一举中第，名列进士第四，真可谓是少年春风得意，一朝金榜题名。

不久，王安石被派到扬州做官，然后又被调到鄞县去任知县。（鄞县在今浙江宁波市一带）。

王安石担任鄞县知县的时候，一面利用一县之长的权力，为民兴办了一些兴利除弊的事；一面深入考察，解剖通过鄞县这一地方反映出来的实际问题、社会问题，思考解决社会弊病的方案。他亲自视察当地的农业生产情况和农田水利设施。听老农讲，由于这儿长期未修缮河道，许多年来泥沙将河道淤塞满了，河水经常泛滥，灾情时常发生。于是，他立即派人勘查清楚河渠情况，制订出详细而合理的工程计划，然后组织当地农民利用农闲疏通河道、兴修水利。当时农民的生活很苦，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总要忍饥挨饿。王安石下令在这时候把县仓的存粮借给生活困难的农民，等秋收以后，再按照所借的数量，加入少量利息偿还给官府。这既可救济贫困的农民，又使农民免受了地主豪绅的重利盘剥，而且还使官府里储存的陈粮经常换成新粮，一举三得，既利国又利民。这一英明的措施，充分体现了王安石杰出的政治才能，受到人们的交口称赞。

王安石身在下层，问题看得真切。他看到造成北宋“积贫”的重要原因不只是“费出之无节”，更重要的是“理财无术”。他把开源，即发展生产作为解决国家财政问题的根本。这个见解为王安石以后变法、制订理财方针奠定了基础。

王安石当了将近 20 年的地方官，做了许许多多对农民有利的事。在地方当官期间，他的变法思想也逐渐形成了。

嘉祐三年十月，王安石 38 岁，被朝廷任命为中央三司度专判官（中央最高财政机构官员）。那时，改革呼声并没有完全沉寂下去，在社会需要面前，王安石又站了出来，向神宗提出了改革的“万言书”《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万言书的主要内容是：

一、在“法先王”的旗号下，改革制度。

王安石指出国家面临的严重问题：对外，不能不怕“夷狄”；对内，统治宝座不稳，天下财力日益困穷，风俗衰坏。他认为问题的根子在于现行的法度不适用，必须改革。打出效法先王的旗号，目的在于改革法度时，不至于使天下人惊骇，这其中蕴含着王安石为适应现实情况而作出灵活决定的意图。

二、要改革，须以整顿吏治，培养人才着手。

王安石认为，目前的官僚队伍太冗太滥太贪，依靠这支队伍是不可能进行改革的。至于人才的培养，他认为要做到“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提倡学习一些有用的可以治理国家、增强国力的学问。

“万言书”虽未包括他日后变法的全部纲领，但奠定了变法的思想基础、理论基础。万言书呈给仁宗皇帝后虽没有引起皇帝的重视，但显示了王安石的全部改革路线：依靠皇帝的权力，整顿现有的官僚机构，制定一些能够适应和应付当前局势的法度，从而缓和各方面的矛盾，以巩固封建统治。一句话，利用上层建筑力量，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

治平四年，即公元 1067 年，神宗即位。宋神宗是个年轻气盛、想干成一番大事的、有作为的皇帝。他一直敬重王安石的才华与胆识，即位不久，就任命王安石做江宁府知府；不久，又调他到京城做了翰林学士；接着又打破常规，直接召官职很低的王安石进宫，与皇帝一起讨论国家大事。王安石一下子得到神宗皇帝这么多额外重视，引得许多朝廷中的老大臣嫉妒不已。副

宰相唐介就到处宣扬“王安石是小人得志，千万不能让他主持国家大事，否则国家所有的法律都将被他改得面目全非，一塌糊涂。”

王安石到了开封，宋神宗很快召见他，问道：“宋朝开国以来，祖宗守天下，能够百年之久，没有大的变故，保持太平，用的是什么办法？”

王安石经过认真思考，写了一篇奏疏。他在奏疏中说，由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都存在着许多严重问题，所以，国家衰弱，人民贫穷；幸好现在我国边境上没有大事，国内没有大的灾害，这才保证了大宋政权自开国以来百余年没出现大的变故，朝廷自上而下没有出现大的政治危机。但是，这种局面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如今皇帝正是大有作为的时候，希望陛下能为国家做一番事业。

王安石已经感到了变法之难，然神宗坚定地对王安石表示：“尽管他人不能真正了解你，但我深知你的学问与为人并非自今日始。我之需要你正如唐太宗必得魏徵，刘备必得诸葛亮。”神宗的信赖使王安石十分感动。他充满信心地说：“刘备、唐太宗何足道哉！陛下能为尧舜，左右必有稷、契充当助手。”从神宗殷切期待的神态里，王安石感到他施展抱负的机会已经来临了。应神宗的要求，王安石继续阐述自己早已形成了的变法思想。神宗认真地听着，越听越觉得王安石的主张好。宋神宗高兴地说：“这都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我想让你帮我改革朝政，想来你不会推辞吧！”王安石怕宋神宗以后变卦，就说：“陛下真要用我，不必过急，请先听我讲学吧。”

王安石想利用儒家经典讲述他的变法主张，来坚定宋神宗变法的决心。宋神宗毫不迟疑地说：“我知道你很久了，希望你好好帮助我。”停了一下，又问：“变法应当先从哪里入手？”王安石说：“变风俗，立法度，是当务之急。”宋神宗连连点头称是。

熙宁二年（1069）二月，神宗排除了廷臣们的反对和阻挠。大胆地把王安石从翰林学士提升为参知政事。王安石做参知政事二年。便被神宗任命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正相之职）。在任宰相期间，他辅佐神宗厉行变法，掀起了前后持续 16 年之久的熙丰改革运动。这次改革，始于熙宁二年（1069 年），至元丰八年（1085 年）神宗病死结束。宋神宗自始至终是变法的领导者，王安石是变法的主要谋士和实际支持者。

自古变法多险阻。熙宁变法涉及面广，对大官僚地主、富商既得利益触犯又深，因此它遭到了激烈反对。守旧派矛头又不敢指向神宗皇帝，而王安石则成为合力攻击的靶子。在与气势汹汹的反对派（后宫势力为其后盾）的斗争中，王安石显示了一个伟大改革家所具有的过人的胆识、智慧、辩才、能力和勇气。鲜明地提出了“三不足”的口号：“人言不足恤，天变不足畏，祖宗之法不足守。”

守旧派反对改革，首先是制造谣言，阻挠王安石上台参与大政。王安石以身许国，义无反顾，面对流言蜚语，毫无畏缩，依然敢作敢为。副宰相唐介在与王安石关于变法辩论中，理屈词穷，恼羞成怒，一气之下，发背痛而死。王安石被命为参知政事后，守旧派更加惊恐。御使中丞吕海急不可耐地捏造了王安石十大“罪状”上告神宗，说他是“大奸”，对王安石进行人身攻击。王安石做事大公无私，把所有的政策法令都公布出来，从来不搞阴谋诡计，何来“奸”与“诈”？再说王安石刚入政府几个月，何来“十大罪状”？吕海的攻击，仅是一个开端，在变法中，随着新法一项项颁布，造谣、中伤与诬蔑直指王安石而来，他却坦然处之，说：“如今要作事，何能免人纷纭？”，

他坚信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正确的，让大家去说吧！“人言固有不足恤”，这是王安石的名言，也是他进行改革的强大思想武器。

在我国古代，对地震、山崩、星变等自然现象缺乏科学的认识，一旦发生这些自然现象就往往认为这是上天在惩罚人类。于是，那些守旧派为了破坏变法，用灾异天变来进行攻击。神宗虽有清醒的政治头脑，但他是不可能公开违抗“天”的意志的。保守派正是抓住这一点，不厌其烦地向年轻的神宗皇帝灌输“天命可畏不可违”的思想。熙宁八年（1075 年）十月，慧星出现。慧星在古代被视为“妖星”，反对派便趁机又掀起一次反对变法的声浪。神宗忧心忡忡。为此，王安石曾带了一些人专门就天变与人事关系和神宗进行了一次长时间谈话。由于王安石对天象有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他处在那样的时代，那样复杂的政治舞台上，勇敢地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的口号，保守派利用天变破坏变法的阴谋才未能得逞。

宋代帝王有恪守祖宗家法的传统。守旧人便以“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口号，妄图以此恫吓和镇压神宗和王安石。王安石是大政治家，也是大学问家。他精通历史，发现没有一朝王法是永恒不变的，因而响亮地提出了“祖宗之法不足守”的战斗口号。

但是以曹太后为首的守旧派，联合起来上书神宗，要他罢王安石的官，将他逐出朝廷。面对巨大的压力，王安石并没有退缩，他根据历史事实，从容地向年轻的神宗加以解析：“仁宗在位 40 余年，曾有好几次修改过法令。如果说法不变，子子孙孙当世世守成，那么，为何祖宗屡屡加以变动？”这番陈述精辟有理，使神宗信服。

“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这“三不足”的响亮口号，成为王安石变法革新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改革的目的，是富国强兵。为这个目的，陆续推行了青苗法、均输法、农田水利法、募役法、市易法等，这些属理财富国类；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等，属于强兵类；更贡举、兴学校等，则属整顿吏治，培养人才一类。变法的中心是“理财”。王安石制定新法的出发点是把便民与富国联系在一起，至于实际的执行程度是另一回事。改革初期，新法由新创建的条例司颁布下去，命令各地严格按照法令执行。

这个新创建的条例司全称叫“制置三司条例司”，王安石通过这个机构，将新制订的法令颁布天下。新法的具体内容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有这样几种法：

一、青苗法。每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政府以较低利息贷款或借谷物给农民，秋收以后偿还，使农民避免地主豪绅的高利盘剥。这是王安石早年在鄞县采用的办法。

二、募役法，或称免役法，于熙宁四年（1071 年）十月颁布。规定改差役为募役（用钱雇役）。具体做法是：原有差役负担的人，按田亩多少分等交“免役钱”；原来没有差役的人户（享有免役特权）一律按田产数交“免役钱”之半，官户后来又减少到了 1/4，但按家产纳钱的规定不变。家产越大，须交纳的免役助役钱越多。这样朝廷的收入增加了。到 1076 年，北宋政

府收入役钱（除雇役支出）为 400 万，都入了国库。废除免役特权，对兼变及官户也起了抑制作用。募役法是此变法中影响最大的一次改革，也是王安石最为得意的一项新法。

三、农田水利法，或称农田利害条约，于熙宁二年（1069 年）十月颁布。

王安石任相后，派人专门分赴各路考察农田灌溉、徭役利害等情况，在掌握实情的基础上，参照前代兴修灌溉工程的知识经验，制订和颁布了《农田水利法》。规定各地共修水利工程，工料由当地居民照户等按高下分派。不足部分，可依青苗法向政府贷款，取息一份就够了。朝廷由此可获薄利。农田水利法的推行，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的发展，又使农民直接受益。法令颁布后的头 7 年，全国兴修的水利工程 1 万多处，可灌农田 3600 万亩、官田 20 万亩。

四、方田均税法。政府重新丈量土地，按照土地的好坏，规定纳税的数目，官僚、地主不得例外。

五、保甲法。把农村民户加以编制，10 家为一保，50 家为一大保。凡家有两丁以上，出一人作保丁。农闲时集保丁练武；平时，每一大保规定 5 人轮流值夜防盗。王安石还计划把保丁练成民兵，逐步代替募兵，即以征兵制代替募役制，以此改革冗兵之弊病，为国家节省巨额经费。这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作为封建政治家，王安石的远见卓识从保甲法可窥一斑。

六、均输法，颁布于熙宁二年（1069 年）七月。规定朝廷向东南六路征调财物的征调权统归发运使，由其掌管六路、京师生产和府库的储备等状况，然后根据实际需要和各地方产品情况征收，由国家调剂有无，权衡贵贱，统一运输。从而打击了商人操纵奇赢、牟取暴利，给农民减轻了一些负担。可惜的是，由于反对派反对，此法推行不久就废除了。

七、市易法。在京师开封设立提举市易司，又在全国 19 个较大都市设立市易务。由国家出资，市议司（务）平议价格，收购因富商大贾操纵物价商旅不能脱销的货物，再以地产、金帛为抵押，让普通商贩赊购进行经营，年息二分。这样，政府掌握了议定物价权，打击了垄断市场的富商兼并势力；政府收入增加了，商旅和城市商贩也有利可图。

八、置将法，于熙宁三年（1070 年）十二月发布。针对军队“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指挥不灵的局面，置将法划定禁军防守区，不再将军队调来调去，并规定由固定的将官对禁军就地加以训练，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士”。置将法首先在北方和西北方地区推行，加强了边防力量。

另外，为了培养更多的对国家建设有用的人才，王安石改革了人才选拔制度。他深刻认识到，要对社会加以改革，必须培养从事改革的人才。王安石执政以后，更增加了培养改革人才的迫切感，把以诗赋为主录取的科举制度，改变为专以经义、策论取进士，同时废除了明经诸科。

学校也进行了整顿。首先是改组太学（最高学府），把反对变法的学生统统罢退，委派陆佃等变法派支持太学，扩大太学生名额，增至 1000 人。

为了统一思想，以推动变法的发展，王安石亲自编定各级学校统一教材。他注解了《诗经》、《尚书》、《周礼》三部书。凡科举应试解经注义，都应以它为唯一标准，从太学到县学，都奉之为教材。

新的贡举法和学校改革，抑制了反对派的舆论，有利于培养矢志改革的人才。

新法的推行，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全国兴修较大的水利工程 1 万多处，

灌溉的土地达到 3600 多万亩，使人民得到了好处，国家增加了收入。如政府

的财政收入增加许多，国家有能力支付 20 年的财政开支，这在变法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在加强边防方面，熙宁五年（1072 年），即在变法高潮中，经略安抚使

王韶曾取得了打败西夏，收复熙河等五州、幅员两千里土地的胜利，使唐中叶以后久陷 200 年的旧疆重归，这在北宋历史上是仅有的。由此可见，变法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积贫积弱”的局势。

可是，新法触犯了大地主的利益，遭到大官僚大地主等保守派的强烈反对。他们纷纷起来攻击变法，咒骂王安石。

当时，正赶上有个地方发生地震和山崩，保守派把这些事情同变法联系起来，说什么王安石变法不当，所以老天爷发怒了。有的地方发生旱灾，灾区农民被迫流亡。保守派画了一幅流民图，呈送宋神宗，说：“旱灾是因为王安石变法造成的。只要停止变法，罢免王安石，天一定落雨。”

宋神宗看了这幅流民图，只是长吁短叹，晚上睡不着觉。神宗的祖母曹太后和母亲高太后也在神宗面前哭哭啼啼，诉说天下被王安石搞乱了，逼神宗停止新法。

王安石根本不相信这一套。他说，灾害是自然现象，不是由人的行为造成的；只要做法正确，就不怕别人议论，用不着顾虑；祖宗的成法也是经常变的，不能死守着不放。

保守派大都是元老重臣，他们得到两个太后——仁宗的曹后和英宗的高后的支持。这两个太后拚命攻击新法，她们哭着对宋神宗说：“王安石把天下搅乱了。”

由于保守派的势力非常强大，反对十分激烈，最后，支持王安石的宋神宗也逐渐动摇起来。

王安石眼看新法没法实行下去，气愤得上书辞职。宋神宗也只好让王安石暂时离开东京，到江宁府去休养。

第二年，宋神宗又把王安石召回京城当宰相。刚过了几个月，天空上出现了彗星。这本来是正常的自然现象，但是在当时却被认为是不吉利的预兆。宋神宗又慌了，要大臣对朝政提意见。一些保守派又趁机攻击新法。王安石竭力为新法辩护，要宋神宗不要相信这种迷信说法，但宋神宗还是犹豫不定。

王安石没办法继续贯彻自己的主张。到第三年（公元 1076 年）春天，再一次辞去宰相职位，回江宁府去了。

王安石两次被迫辞职，从此，就没再出来做官。宋神宗死后，高太后执政，反对变法的司马光掌握大权，新法一个个被废除了。北宋失去了难得的“中兴”的机会，从此加速走向了下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