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李党争

在中国古代，经常有官僚集团，由于政治利害冲突而分成不同的派别，相互之间进行斗争的情况，这些勾结在一起的政治集团被称为“朋党”，他们之间的斗争便称为“朋党之争”。唐代后期，政治越来越腐败，宦官的权力也越来越大。

在宦官专权的时候，朝廷官员中，反对宦官的，大都遭到排挤打击。一些依附宦官的朝官，又分成两个派别。两派官员互相倾轧，争吵不休，一直闹了 40 年，历史上把这种争吵叫做“朋党之争”，由于两派的首领分别姓牛和姓李，所以又叫做“牛李党争”。这场争吵很厉害，从唐穆宗时开始，一直争到唐宣宗末年，一共延续了 40 年的时间。所以唐文宗对此非常苦恼，曾经感慨地说：“要除去河北境内的反贼很容易，可是要除去朝廷中的朋党真是太难了啊！”

牛党是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官僚集团；李党是以李德裕为首的官僚集团。牛僧孺、李宗闵都是科举出身。李德裕出身世家旧族，他父亲李吉甫是前任宰相，对由科举出身的庶族官僚抱有成见。他曾经说：“朝廷大官要用公卿子弟，因其从小熟悉典礼规矩，不须教习。寒士即使才学出众，登第之后，一样样都得从头学起，不会十分娴熟。”

由于李德裕看不起科举出身的官员，所以对于这次漫长的朋党之争，到底在争些什么东西，有些人就得到错误理解，认为是在争出身的高低。以前就有不少学者说，牛党的人非常重视进士科，代表中小地主利益，而李党重门第，反对进士科，代表士族地主；双方斗争的焦点是对进士科的态度；发生分歧的原因就是由于牛李两党出身于不同的阶层。由此看来，牛党要比李党进步一些。其实事实上并非如此。

李党虽有门第成见，这是习惯势力造成的。李德裕办事，比牛僧孺要可取得多。牛党多靠座主（主考官）、门生（考中的进士）、同门的关系，结成一伙，然而已经上升为大官僚地主，他们与李党的斗争，完全是统治阶级上层的内部矛盾，争权势，争剥削利益，很少有别的原因。

首先，牛李两党的双方都是由出身复杂的官员组成的，他们都来自不同的阶层，有中小地主，也有大官僚世家的后代。拿所谓的中小地主出身的李党来说，除了有限的几个人出身于士族地主以外，其中陈夷行、李让夷、李商隐、王茂元、刘轲等，都是庶族地主，根本不是士族出身。牛僧孺集团中，虽然有几个庶族地主，但也包括很多士族地主在内。例如李宗闵、李珏、杨嗣复、杨汉公、杨虞卿、杜琮、杜牧等都是士族地主出身。可见，牛李任何一党，都是由士族与庶族混合组成的，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单从出身上来解释牛李党争的真正原因肯定是不能得出正确答案的。再说，无论是牛党还是李党，他们的政治集团中，都有一些人是进士及第。当然，李德裕确实批评过进士科的浮华，但他反对的主要是进士科考试中的弊病。唐文宗时李德裕曾建议“进士试仪论，不试诗赋”，因为善于吟诗作赋的人不一定能经邦济世。他认为呼主考官为“座主”、自称“门生”是一种互相勾结的恶习。李德裕执政时，取消了进士及第后的曲江大会。他这样做，既可以限制“座主”与“门生”之间互相勾结，又能克服春宴花费万钱的弊端，使中小地主避免由于贫穷无力举办宴会而“苦于成名”的困难。李德裕的这些改革无疑是正确的。

从上述情况看来，牛李两党分歧的根源，并不是由于士庶两个阶层间的对立，他们斗争的焦点，也不是赞成或反对进士科的问题，实际是两个集团的政治态度存在严重分歧。从唐宪宗开始，历经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前后六个朝代，两个集团之间对许多政治问题的认识和解决办法，都是针锋相对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其中最突出的是对当时严重的藩镇割据局面的态度上的矛盾冲突。

藩镇割据与藩镇战争是唐代后期统治阶级内部最大的纷争。牛、李两党对藩帅自擅、叛乱所持的政见是泾渭分明的。唐宪宗（806—820 年）统治初期，李德裕父李吉甫任相期间，就力主限制藩镇。剑南节度使刘辟叛乱时，由于“吉甫密赞其谋”，才使宪宗决定“诛讨之”。不久，又因李吉甫的建议，平定了镇海节度使李锜的抗拒。唐德宗（780—805 年）以来，“姑息藩镇，有终身不易地者”。李吉甫任相后，一反德宗时的政策，一年之内，调换了三十六镇的节度使。把那些终身不易演成世袭的藩镇逐步撤换，这确实是抑制藩镇的一个强有力的措施，防止了藩镇势力的进一步扩大，对稳定国家政局，保持国家统一是有进步意义的。

元和九年（814 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他的儿子吴元济请接替父职，李吉甫主张趁这个时候夺取吴元济的兵权。这一建议正符合唐宪宗的想法，于是宪宗正式下诏讨伐淮西叛乱。可惜未等正式开战，李吉甫在这年 10 月便去世了。由于李吉甫执政时期坚决打击藩镇，所以后来牛党攻击他说各种滥用兵力所造成的祸害，都是由李吉甫引起的。裴度执政以后，继续打击淮西的吴元济，并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唐武宗时期，李德裕执政，坚决打击割据的刘稹，终于消灭了他，收复了五州三十县。

牛僧孺、李宗闵和李党相反，他们反对朝廷平叛。元和三年，宰相李吉甫积极平叛时，牛僧孺、李宗闵利用制科考试之机，攻击李吉甫喜欢动用武力解决问题，实际就是反对朝廷打击割据的节度使。元和十二年，裴度执政时，他支持李吉甫的政治主张，积极准备，组织大军继续讨伐淮西吴元济的叛乱势力。当时牛党成员李逢吉坚决反对这么做，怕他取得成功，私下里一个劲地诅咒裴度，希望他早一点失败。另一牛党成员令狐楚，也反对讨伐吴元济。至于牛僧孺，更是统一战争的反对派。如唐文宗太和五年（831 年），幽州杨志诚逐其帅李载义，皇帝问计于宰相牛僧孺，他回答说：“范阳从安史以来，就不属朝廷所有，穆宗时平定刘总，朝廷耗费 80 多万缗，实际没得尺帛斗粟的好处。现在杨志诚夺了李载义的权，和当年李载义当节度使的情况相似，朝廷不必干涉，承认其合法，利用他抵抗契丹，何必劳师动众去讨伐呢？”从这段话可以看出，牛僧孺是坚决反对朝廷讨伐反叛藩镇的。唐太和九年（834 年），幽州的军队又准备把主帅杨志诚赶跑，再推举史元忠为帅。对这种带有明显叛乱色彩的举动，牛僧孺照样不闻不问，承认这一既成事实。可见，牛、李两党对于藩镇割据的态度，是有根本分歧的。分析两派的不同态度，李党显然比牛党进步。安史之乱以后，除了阶级矛盾以外，政治上的主要矛盾就是中央集权和地方割据的斗争，也就是藩镇割据问题。这关系着唐朝每一个阶级、阶层和政治集团的根本利益。对待这样一个关系全局的大问题，各个政治阶层都会有自己的态度，牛、李两党当然不会例外。牛僧儒等人对待割据的藩镇，向来持姑息养奸息事宁人的态度，而李党却一贯主张坚决平定叛乱，争取国家重新统一。唐朝之后出现了长期分裂割据的

局面，严重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这笔帐，与牛党纵容唐末藩镇割据有很大的关系。

除了对藩镇割据的态度不一样以外，牛、李两党的政治改革观点也不一样。

李党重视政治改革，牛僧孺主张维持现状。元和年间，李吉甫认为，从秦到隋共十三朝，而设官最多者就算是唐。因此他建议省并州县，裁汰冗员。唐宪宗采纳了他的建议，于元和六年，精简京官 1769 名，外官 808 名。唐武宗会昌年间，李吉甫之子李德裕执政时，也精减冗官一千余名。事实非常明显，精减机构，节省开支，在一定程度上能减轻人民的负担，当然是一项进步措施。对于这一措施，牛党却坚决反对，大中年间牛党成员白敏中执政，立即把会昌年间所减州县官又增加到 383 名。

在其他一些问题上，两党也一直互不相让争斗不已，有时甚至到了这种地步，即不论什么事情，只要牛党同意的，李党必定坚决反对，根本不考虑原因和后果；反过来李党对牛党也是一样。

李党反对佛教，会昌年间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灭佛运动，收效甚大。而牛党相反，大中元年（847 年），废除对佛教的禁令，结果“僧尼之弊皆复其旧”。

李党坚决维护边区安全，反对吐蕃奴隶主的侵扰，而牛党却苟且偷安，胆小如鼠，执行民族投降主义政策。

以上简单讲了一下牛李两党的分歧所在，其实他们的分歧很多，很难一下子讲得全面而清楚。

牛李两个朋党斗争的过程也相当漫长，前后 40 年，经历了六个皇帝。要讲清楚也不容易。简单地讲，两党之间大致经历过五次大的斗争。

第一次斗争是在元和三年（808 年），当时李吉甫（李德裕之父）执政。在制科考试当中，牛僧孺、李宗闵、皇甫是在文中批评时政，涉及平藩、限制宦官等问题。这年担任考官的是杨于陵、韦贯之。考试揭晓后、牛僧孺、李宗闵因为敢于批评朝政，并向朝廷提了很好的政治建议，而被选为上策，即甲等考生。

这件事让宰相李吉甫知道了。李吉甫是个士族出身的官员，他本来就瞧不起科举出身的官员，现在出身低微的李宗闵、牛僧孺居然敢批评朝政，揭了他的短处，更加生气。他在唐宪宗面前哭着说，这两人被推荐，完全是因为跟试官有私人关系。唐宪宗听信了李吉甫的话，把几个试官降了职，李宗闵和牛僧孺也没有受到提拔。

其实，对待科举制度，李党一直都很反感，而牛党则一直非常支持。由于科举制的长期推行，大大地改变了官员中的成分。由科举出身的一部分庶族地主上升为大官僚大地主，在朝官中形成了新的集团势力。当时，同榜登第的进士称同年，进士与主考官称为门生与座主。他们互相提拔。如唐代宗时（762—779 年），宰相常衮当权的时候，他的手下人甚至大部分朝廷和地方的官员都是由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人才。当时流行一种说法：凡是未经科举选拔的人，都无资格当选为官员。可见牛党重视科举的程度。再比如牛党头目杨嗣复执政的时候，由于他和牛僧孺、李宗闵等人都是通过科举考试，升上来的人，很像现代的同学关系，所以他们之间的感情非常好；在官场上也是互相提拔，互相照顾，很快便形成了小集团。这说明，随着科举制的发展，使得专以门第而任官的社会风尚日趋衰落，世家旧族在政权中逐渐失势。

因此，科举出身的官僚和世家旧族之间，由于存在着出身和门第上的区别，由于存在着对权势和剥削利益上的争夺，两派斗争非常激烈。牛、李两党就是这两种不同派系的代表。

“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是两党对待这一问题的基本态度。李德裕出身于公卿宗门，连皇帝都说他的家“一直都是豪门大族；在朝廷上连着父子两代都当上了宰相，一连六个皇帝执政时都被封为侯伯的高贵爵位，真是一个了不起的高贵的大家族啊！”对于自己高贵的出身，李德裕本人也非常骄傲，他是通过世袭父亲的职位才做上宰相的，所以他很讨厌科举制度，平时甚至连跟科举考生讲话都觉得是一种很难堪的事情。他曾经在武宗面前直接了当地讲“在朝廷里当大官的人，我认为都应该是王侯将相的子弟，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出身高贵的人从小就跟着父亲学习怎样处理国家大事，很熟悉朝廷上上下下的各种事情。那些朝廷上的礼仪，礼节和规矩，他们从小就学会了，根本不用再教了。可是那些出身低微的人呢？即使他们之中有那么一些出色的人才，可是在他考上进士之后，还是得一步一步，一级一级地往上爬，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学会怎样治理国家。所以，朝廷中的大官，应该用我们这些出身高贵的人。”李党的另一位得力干将郑覃，对科举制度更是深恶痛绝。他认为，陈后主、隋杨帝之所以亡国，就是因为他们任用了太多的出身寒微的士人。

其实李党这些反对科举制度的观点尽管有些偏激，还是有些可取之处的。当时已经到了中晚唐时期，科举制度经过很长时间的发展，已经变得弊端很多了。那些进士出身的官僚把持着录取权，许多高官显贵给考官送礼请托，让他们照顾自己的子弟。一旦考上之后，那些考官又把这些新考中的进士拉到自己这一派中，形成大大小小的政治集团。这样一来，科举考试就经常录取一些不学无术的人当官，影响了朝廷政治事务。所以李党的人要攻击科举制度。

牛李党争的第二次大斗争是在唐穆宗长庆元年（821 年）。当时牛党的骨干李宗闵任中书舍人。那一年科举考试时，由礼部侍郎钱徽和另一个小官杨汝士主持。李党的成员李绅和段文昌暗中请钱徽在考试时照顾一下自己的亲戚朋友，钱徽表面上答应了。可到张榜公布时一看，李党成员的子弟一个也没取上，倒是牛党成员的子弟录取了不少。于是李绅和段文昌上诉宣宗，揭发钱徽营私舞弊，录取的人大都是走后门的人。唐穆宗征求李党首领李德裕的意见，李德裕支持了段文昌的上诉。因此穆宗决定复试，复试结果，把已经及第的进士淘汰了十余人之多（大约一半左右）。唐穆宗对这次科举有关人员，分别给以惩处。负主要责任者中书舍人李宗闵被贬为剑州（今四川剑阁梓潼等县地）刺史，钱徽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一带）刺史。这是牛李两党斗争的表面化的开始。从那时起，两党便明目张胆地开展斗争，再也不掩盖自己对对方的敌视情绪。

被贬之后，李宗闵认为李德裕成心排挤他，把李德裕恨透了。牛僧孺当然同情李宗闵。打这以后，李宗闵、牛僧孺就跟一些科举出身的官员结成一派，李德裕也跟士族出身的官员结成一派，两下明争暗斗得厉害。

第三次斗争是在长庆三年。当时牛党的骨干李逢吉执政。他一掌权，便提拔牛僧孺为宰相，而把同样有资格做宰相的李德裕赶出首都长安，到南方浙江去当一个地方官“浙西观察使”。从此之后便不再提拔他，一连 8 年都没给他调动职务。对于李党的其他一些人员，牛党也同样压制排挤，一时间

朝廷上下都是牛党的人员，李党的官员要么得不到提拔，要么被贬到外地去做官。这样一来，牛李两党的矛盾就更大了。

但是牛党不可能永远得势。到唐武宗执政的时候，李党领袖李德裕终于回到了长安，当上宰相执政了。他当然不会放过牛党的成员。找机会好好整治他们一番。于是第四次牛李党争便出现了。

李德裕入朝执政的时候，牛僧孺正在担任山南东道节度使。会昌元年（841 年）八月，襄州（今湖北襄阳）水灾，李德裕将这个地区受灾的罪责全推到牛僧孺身上，撤销了他的职务，调他当太子太师。与此同时，牛党骨干李宗闵任太子宾客分管东部。会昌三年，贬李宗闵为湖州（今浙江吴兴、德兴、吉安、长兴等县）刺史，让他离开东都。

牛僧孺和李宗闵虽然被贬，但李德裕并不甘心，还要彻底打击他们。会昌四年（844 年）十月，李德裕围攻叛乱分子刘稹，并取得了重大胜利。李德裕借机揭发牛僧孺、李宗闵和昭义镇叛乱分子互相勾结，唐武宗大怒，立即贬牛僧孺为太子少副，李宗闵为漳州（今福建漳浦）刺史。过了几天。再贬牛僧孺为汀州（今福建长汀）长史，李宗闵为漳州长史。十一月，三贬牛僧孺为循州（今广东惠州市东）长史，把李宗闵流放封州。在不到 60 天之中，连续贬了三次，在唐朝历史上是罕见的。可见当时党争的激烈程度。

唐武宗时期是牛李党争最为激烈的时期。当时李德裕执政，李党的权势也达到了顶峰。他趁机开始贯彻打击藩镇割据的策略，讨伐刘稹叛乱，收复了泽州、潞州一带地方。牛党虽然反对用兵讨伐藩镇，但此时由于无权，也只好作罢。李德裕打击藩镇割据的做法，比牛党的姑息养奸要进步得多。

当时唐武宗因为全国佛教寺庙太多，不但占用了大量的土地，而且许多青年男女去当和尚、尼姑，也减少了许多劳动力，下令拆寺庙，让和尚、尼姑还俗。李德裕很支持武宗的这一做法。这也是他比牛党官员高明的地方。但是李德裕对儒家学说却崇拜得要命。他主张天命论，攻击那些无神论

者是喜欢混乱欢迎灾祸的人。在他家里，没有一本文学艺术方面的书，大诗人白居易写的诗他根本不去看一眼，他说：“这类诗词曲赋的书既不能安邦又不能治国，读得多了反而让人心神不定做不成事。”但是他的家里却到处都放着儒家学说的书籍，他总是用儒家学说来教训手下人和自己的亲人。跟李德裕一样，李派的郑覃也是不懂诗词，不会做文章，却单单崇拜儒家学说。他上书武宗，要求动用大量国家钱财刻一部石经，即把儒家经文刻在一块块的石板上。他说：“由于长期的转抄，儒家经典已经出现了许多错误，应该请有学问的人来校定六经，改正错误，把经典刻在石板上，存放在最高学府太学里。以便作为后代的正确样本来学习。”当时宦官专政，各种政治事务都非常混乱，人民生活也很苦，国家财政相当紧张，郑覃却不顾这一切，一下子就花费这么多钱财和人力来刻《石经》，这种做法是应该批判的。在节约民间财力、努力扩大国家财政收入以便增强国力方面，牛党要比李党做得好一些。

不过李党在维护唐朝的政权统一方面，的确起到过很大的作用。还在文宗当政的时候，李宗闵通过拉拢宦官，当上了唐朝中央政府的宰相。李宗闵向文宗推荐牛僧孺，也把他提为宰相。这两人一掌权，就合力打击李德裕，把李德裕调出京城，当西川（治所在今四川成都）节度使。

那时期，西川附近有个吐蕃将领投降。李德裕趁机收复了一个重镇维州

（治所在今四川理县）。这本来是李德裕立了一功，但是宰相牛僧孺却跟唐

文宗说：“收复一个维州，算不了什么；跟吐蕃搞坏关系，就坏了大事了。” 他要唐文宗下令叫李德裕把维州让还吐蕃，使李德裕气得要命。

后来，有人告诉唐文宗，说退出维州城是失策，并且说这件事是牛僧孺排挤李德裕的手段。唐文宗挺懊悔，对牛僧孺也疏远了。

对于李党的天命论思想以及崇信儒家学说的做法，牛党坚决不同意。牛党的杨嗣复、李珏在跟李党的郑覃辩论时，曾尖锐地指出：“东汉时期，汉光武帝刘秀最相信天命论，结果弄得老百姓怨声载道；幸亏以后他改了不少，才又使国家重新安定下来。”李珏也说：“相信天命的做法，只能在国家大乱的时候才能采用；现在国家太平，应该重视人才的作用。”这些观点反映了牛派的改革观点。当时曾经做过牛僧孺的幕僚的杜牧是牛党中比较有改革思想的人。

杜牧写过《罪言》、《原十六卫》、《战论》、《守论》等文章，是他要求改革，反对因循守旧的战斗论文，而中心就是要求统一，反对分裂，要求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

即以《罪言》来说，主题是要求唐朝的统一，削平藩镇割据。如何做到这一点呢？杜牧指出，主要应该看法令是否修明；是否任用贤能，除去奸人；农、战二者是否有充分准备；要是将唐朝本身的法令、人才、农、战这四者都搞好，就一定能打平藩镇，达到国家的集中统一，这是上策。中策是先取得强大的魏博镇，下策“不计地势，不审攻守”，乱打一阵，毫无效果。

从杜牧的思想中可以看出，到了后来，牛党也不是一味地反对与藩镇割据作斗争了；他们要求朝廷进行改革，用实力削弱藩镇的势力，而不是一味地盲目征伐藩镇。可以说牛党的这一观点具有积极意义。

但是，无论是出身门阀士族的李党还是科举出身的牛党，他们都是统治阶级.都是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农民阶级的。如李德裕在洛阳建筑了规模宏大的平泉庄，牛僧孺从扬州运回许多“嘉木怪石”到洛阳，建成了华丽第宅。这些都是残酷役使劳动人民而成的。至于两派的争权夺利之争，就更加加深了农民阶级的痛苦，激化了阶级矛盾。

牛李两党第五次斗争是在唐宣宗时期。大中元年（847 年），牛党骨干白敏中执政，又对李德裕打击报复。首先他让李党李咸罗织李德裕的罪名，第二年正月，就贬李德裕为潮州司马。九月，把李德裕逐出大陆，再贬为崖州（今海南岛琼山县东）司户。两年以后，李德裕死于崖州。李党的薛元赏贬为忠州刺史，薛元龟贬为崖州司户。李绅虽然早就死了，牛党也不放过他，追回他的所有官衔。中书舍人崔嘏贬端州刺史。此外被贬的李觉或李党的支持者，还有李回、石雄、郑亚、丁柔立等。

反过来，牛党的白敏中执政以来，对过去被李党贬谪的牛党人员，则积极设法改善其待遇，或复其官职。会昌六年八月，首先提拔循州司马牛僧孺为衡州长史，第二年，调牛僧孺回东都，任太子少师。其次，撤销李宗闵的流刑处分，暂调任郴州（今湖南永兴）司马，准备以后再提拔，可惜未到任便死于封州。大中元年，调潮州长史杨嗣复为吏部尚书。第二年，调李珏为户部尚书。这样看来，从大中年间白敏中执政以后，李党及其支持者都被逐出首都，或贬到边州，或遭流放，几乎无一幸免。而牛党人员不仅得到升迁，而且当了中央高级官员，朝廷上下又成了牛党的天下。

牛党这次重新上台以后，不仅狠狠打击李党成员，连李党以前执行的政策也全部改变了。最明显的是恢复了佛教发展的自由。很快，全国各地又纷

纷建起了许多新的庙宇，许多人又都出家去当尼姑、和尚。不久，牛党又增加地方官的数量。光州县官就增加了 383 名。

两个集团纷争角逐，都勾结宦官做后台。如牛党中的首要分子李逢吉，在长庆二年（822 年）任相，是暗中交结皇帝亲信宦官的结果；李党党魁李德裕在开成五年，（840 年）任相，也是依靠宦官杨钦若的关系，由宦官仇士良提拔的。他们都是在宦官操纵下，为个人私利而争权夺势。这就不可能打击最腐朽最反动的宦官集团。反而与宦官同流合污，进一步促使统治阶级内部的混乱与分裂，加深了唐王朝的统治危机，使强大统一的唐王朝趋于削弱瓦解。

唐武宗会昌年间（841—846 年）是李党的全盛时期。据说李德裕在扬州时，监军宦官杨钦义被召进京。李请他到内堂宴饮，不请陪客，席旁陈列各种各样精巧绝伦的宝器图书，宴罢，全数奉赠，钦义大喜。这明明是希望他还朝之后汲引自己。杨钦义走到半路，奉命回任，到了扬州，把礼物退还。李坚决不收，钦义更觉见情。后来他做了枢密使，便设法使李德裕做了宰相。李德裕掌了权，把牛僧孺、李宗闵都贬逐到南方。

会昌六年（846 年），武宗病死。宦官马元贽等自作主张立宣宗（李忱，宪宗子，武宗叔）。内廷宦官的势力有了变动，外廷也跟着发生变化。李党很快失势，牛党的官员纷纷起用。

牛僧孺在党争方面比李德裕的手段更无情，为了打击李德裕，他甚至拿国家利益当儿戏。上文提到的李德裕接受吐蕃将领投降一事就反映了这一点。当时牛僧孺完全不考虑国家利益，硬是命令李德裕将已经收复的土地交还给吐蕃。这是极端荒谬的卖国行为。

一般来说，尽管在牛李党争的 40 年间国家仍有发展，但出现的问题同样非常多，这些问题一直没得到解决，成了唐末大动荡的隐患。这不能不归因于牛党和李党之间无原则的争斗。

这两个官僚集团的倾轧争夺，加深了朝政的混乱，助长了宦官的专横，没有多少的积极意义。唐宣宗时，牛李党争已近尾声，然而外廷的官僚与内廷的宦官互争权势，却又闹得厉害起来。这个情形一直继续到了唐末。

在藩镇割据、宦官擅权、党争剧烈的政治形势影响下，政局更为混乱与昏暗。腐朽、黑暗政治的发展，形成了机构庞杂，贿赂公行的政风。政府机构日益臃肿，冗员日增月溢。据元和年间（806—820 年）统计，唐政府文武官吏及各种胥吏达到 388668 人。如以当时全国“纳税户”144 万计算，平均每 7 户就得供奉两个官员。所以出现了国家财政日益少，而官员俸禄却日益增多的现象。随着官员的增多，官场的舞弊徇私也很惊人。太和中（827—835 年），御史中丞宇文鼎奏称：官僚刘é、刘徇和胡自中等，伪造自己的科举出身材料，并卖官职给有钱的人。太和二年（828 年），另一个案件更是严重，南曹县令李某伙同 6 个人，伪造出身材料，出卖官职，一下子卖掉了 65

个官职，收取卖官的钱共 16730 贯。

中央与地方官员的种种恶劣行为，已经形成了风气。加上牛李两党长期斗争造成的政治混乱局面，唐朝的统治秩序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