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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四、共谈艺术创作
- 周恩来明确提出：“这个不能写，那个不能写，还要给人家戴‘帽子’：右倾，保守。”
- 周恩来谈到演员的表演艺术时说：“一个演员在台上，要‘目中无人，心中有人’。眼睛不要看着观众，但是心里要有观众。”
- 周恩来说：“应该让年轻一代人看看《茶馆》，让他们知道在旧中国世道的黑暗。年轻人都应该对旧社会有形象的了解，光靠讲道理是不够的。”
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召开
1960年7月22至8月13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
大会期间，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宋庆龄、邓小平等出席了开幕式。
中央书记处讨论了召开这次文代会的请示报告，表示同意召开，并指示：
一要充分肯定成绩；二、修正主义只点南斯拉夫的名。国内修正主义不占主导地位。三、我们的文艺队伍是好的。刘少奇说：“建国已经11年了，工人阶级文艺队伍应该已经形成了。”四、参加大会的代表应该照顾到各个方面。周扬等人提出未撤销理事职务的“右派分子”（约20人）是否参加大会。书记处的意见是通知他们参加，有的代表人物仍可选为下届理事。
会上，邓小平还谈了“右派分子”的著、译出版问题，他说只要不是马列主义的，不是政策的，不是讲思想修养的，其他东西仍可以出版。
周扬作了题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的报告。这是一个带有浓厚论战色彩的报告，这是一次具有浓烈的战斗气氛的会议。
报告指出：
在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方向下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推陈出新，这就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发展的道路。实践证明，这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最正确、最宽广、最富于创造性的道路。
报告在谈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说道：
在社会主义花园中，难道可以只有一种花吗？牡丹被称为花中之王，但是只放牡丹花，而不许其他的花开放，那么牡丹虽好，不也要使人觉得单调吗？单调的生活和单调的艺术，都是人们所不喜欢的。人民的生活本来是丰富多彩的，反映人民的生活的文学艺术也应该丰富多彩。
我们提倡文艺作品表现现实斗争的题材，并且鼓励和帮助文艺工作者努力去接近和熟悉人民的新生活，投入人民火热的斗争。只要不违背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所规定的六条政治标准，最主要的就是只要不违反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共产党的领导，各种形式、题材和风格的艺术作品都可以得到发展。我们主张通过批评和竞赛的方法，使思想上错误或艺术上低劣的作品逐步淘汰，使作品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逐步提高起来，文艺上的社会主义竞赛是鼓励艺术风格多样化、发展艺术流派、促进艺术作品质量提高的最好的方法。
这次大会历时23天，于8月13日闭幕。
在选出的文联和各协会的理事中保留了冯雪峰、丁玲、舒群、黄药眠、黄源等“右派”，以体现革命文艺队伍的广泛团结。
周恩来在大会上作了国内外形势的报告。
1962年2月17日，周恩来在《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中，又一次明确提出：
这个不能写，那个不能写，还要给人家戴“帽子”：右倾，保守。这样很多作品就成了公式化、概念化、庸俗化的东西了。作家但求无过，不求有功，当然搞不出好作品来。这与党委领导有关。你不懂可以问问专家。作家也要到群众中去听取意见，根据群众意见修改作品。群众的智慧总是会帮助你的。一个剧本、一首诗，都可以修改。鲁迅的诗发表之后还修改，这说明他是接受了朋友的意见的。总之，党委要与专家、内行、群众商量着办事，不懂就承认不懂，向群众请教。
由此可见，从1959年4月，周恩来首先对电影界提出两条腿走路的问题，到1961年6月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的讲话，以至1962年这次讲话，都谈到了这个问题，可见这是他一贯的思想。
为繁荣文艺事业，不断地纠正“左”的错误，周恩来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1961年6月，周恩来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正式提出了文艺民主问题。他说：
我首先声明，今天我的讲话允许大家思考、讨论、批判、否定、肯定。“一言堂”，说出一句话来就是百分之百正确，天下没有这种事情。人们不仅在犯错误的时候要讲出不正确的话，即使在正确的时候也会有些话讲得不恰当，过火一些，这就要允许批评。一个人不要给自己打保票。奉劝作家同志，你们也不要企图一挥而就。伟大的政治家、艺术家对自己作品的修改工作都是非常严肃的。
几年来有一种做法：别人的话说出来，就给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首先是有个框子，非要人家这样说这样做不可，不合的就不行。有了一个主观的框子就据以去抓辫子，一切从他的主观主义、片面性、形而上学出发，也不经过调查，他主观上以为“右倾”，就断定是“右倾”。
我们要造成民主风气，要改变文艺界的作风，首先要改变干部的作风；改变干部的作风首先要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首先从我们几个人改起。我们常常同文艺界朋友接触，如果我们发表的意见不允许怀疑、商量，那还有什么研究、商讨呢？我们的讲话又不是党正式批准的。即使是党已经研究通过的东西，也允许提意见。
中央工作会议正式通过的东西都允许讨论，允许提意见，加以修改，为什么我个人的意见就不能讨论修改呢？我们要造成风气，大家都是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探讨问题，为了把文艺工作搞好，把文艺政策执行好，在这些方面各有所见，为什么不能讨论呢？”
周恩来又说到：
如何在文艺领域内真正地实行文艺民主呢？
1、要反对“五子登科“，即反对在文艺上随便给人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
2、要由群众回答艺术作品好坏的问题，而不是由领导回答艺术是要人民批准的。只要人民爱好，就有价值。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许可存在，没有权力去禁演。艺术家要面对人民，而不是只面对领导。
3、领导同志对文艺工作既要负责，又要干涉少些。对创作题材不要干涉过多。要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至于具体业务，党不要干涉。人家熟悉，要信任他们。如果他们做不好，可以检查，演什么戏，决定了，让导演去导演，不要干涉，事后有意见可以讲，但党委意见不一定就是对的。
和艺术家谈表演艺术
1961年，周恩来再一次来北京人艺看《雷雨》。看戏以后，按照惯例走进休息室和演职员座谈。
这次，周恩来特别批评了扮演周萍的演员于是之，说他的台词不够清楚，自己在观众席里前后换了几个位置，并征求了普通观众的意见，都说听不大清。
接下来，周恩来又有些出人意料地把话题一转，谈到了演员的表演艺术：
一个演员在台上，要“目中无人，心中有人”。眼睛不要看着观众，但是心里要有观众。眼睛老看观众就忘了戏里的环境和人物关系；但是只顾着自己的“真实”，心里忘了观众，声音小的叫人听不见，也就没有了“群众观点”。
1962年5月23日，《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的思想发表的社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
社论指出：
在人民取得政权以前，文学艺术主要是鼓舞人民进行推翻反动统治的斗争；今天，人民已成为国家的主人，……他们除了需要从文艺继续得到革命的教育和战斗的鼓励之外，同时又需要多种多样的文艺作品和艺术活动来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满足他们的艺术欣赏的要求。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决不可以忽视人民群众这种日益增长的需要。
1962年，周恩来率陈毅、陶铸在广州召开了戏剧创作会议，为一大批受委屈的作家、艺术家平反，白刃也在其中，其被禁锢的话剧《兵临城下》解禁。
话剧《兵临城下》是描写解放战争时期，我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之时，困守孤城的蒋匪官兵在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在人民解放军强大功势面前，被迫起义的故事。
1962年国庆节前，沈阳市话剧团到北京演出《兵临城下》，受到了首都各界的热烈欢迎，北京各大报及戏剧刊物，均发表了推荐和评介文章。
10月9日，周恩来在政协礼堂观看演出。演出时，周恩来看到演员有些紧张，台词念快了，听不大清楚，便派人到后台，叫演员们不要紧张，台词念慢一点。
演出后，周恩来、李先、邓颖超同志一同上台和演员一一握手。照像前，周恩来问剧团的人员是不是到齐了？当他知道两位舞台工作者还在高架上，一定要等他们下来，和他们握完手，一同合影。
6天后，剧团在地质部礼堂上演。那里街道窄，剧场小。开幕之前，场内响起一片掌声，观众们起立观望。
原来是周恩来第二次来看《兵临城下》。周恩来事先未通知演出单位，他进场后问杨成武同志：“你们买票了没有？”
剧团领导同志回答说：“今天晚上是请军委首长审查。”
周恩来说：“工农兵就不审查了？”说完就当场拿出钱来，叫警卫和秘书去买票。开幕前，周恩来又一次告诉演员不要紧张，台词说慢一点。
周恩来日理万机，日夜忙着国家大事，在一周中两次看了《兵临城下》，决非单纯为着休息娱乐，必然有个原因。几天后，谜底揭开了。
原来，周恩来初次观剧，对剧中个别人物的塑造和情节的安排，觉得不大妥当，但他不肯轻下断语，于是再去看戏，才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
周恩来还强调了演员要练基本功，话剧演员主要的工具是台词，所以一定要有基本功。
1964年6月，周恩来陪同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总统阿卜杜拉·萨拉勒来杭州参观访问，当他知道浙江昆剧团正在杭州上演现代昆剧《红灯传》，便在7日晚在杭州饭店小礼堂专门观看了该剧，并同演职员们一起讨论剧本和舞台演出的加工提高问题。
周恩来说：
你们戏演得很好，有两场戏演得很感人，内心和外在都表现得很统一。总的说，前面几场戏情节比较合理、可信。而后面几场有些地方就不大合理。比如刑场上母子见面时不可能讲这么多的话，老奶奶和李玉和都是有丰富斗争经验的革命者，他们不可能把密电码的事和叛徒的情况都在刑场上讲给铁梅听，因为敌人是要窃听的，敌人也是有斗争经验的嘛。如果能把这些话放在李玉和与老奶奶发现情况不对时，在家里向铁梅讲，可能会更好一些。当然，在家里讲，舞台表演效果也许不如现在感人，但比较合理。
他还就该剧的历史背景、李铁梅应如何转移“密电码”、地下交通员应如何突围等问题，详尽地谈了自己的意见。
1972年春，他陪同尼克松总统到杭州参观访问时，关切地问起浙江昆剧团的情况，当他得悉该团已被迫解散时，感慨地叹惜道：“我们这么大的国家，难道还养不起这么一个剧团吗？”
和艺术家谈创作问题
在新中国清新温暖的氛围中，老舍灵感如潮，佳作频出，他的艺术才华得到了充分发挥。在他的创作过程中，周恩来始终给予他热情的关注。
周恩来鼓励老舍多写自己熟悉的事物，从创作计划到创作内容都给予具体指导。每当老舍的一部新剧上演，周恩来总会在百忙中抽空去观赏，而且从剧本到演出，都会提出许多中肯的意见。
老舍不断得到周恩来的指导，在创作他不很熟悉的政治题材作品时，尤其如此。
老舍在创作《春华秋实》这部剧本时，由于对所描述的社会阶层不熟悉，感觉写作难度很大，无法轻松自如地把握。
为此，周恩来就帮助他一个人物一个人物地进行分析，找出问题，两人经常讨论至深夜。
周恩来向老舍详尽地解释了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指出不能因为强调对资本家的斗争和限制的一面，而忽略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家经过斗争还有愿意接受改造的一面。
他还提醒老舍，切不可把这出戏变成政治宣传。他希望老舍放手按照自己的风格写作，用自己所擅长的幽默语言把戏写出来。
他说：“群众需要的是一出有血有肉的戏，一部真正的艺术品。”
周恩来还经常提醒和鼓励老舍制订新的写作计划。可以说，老舍每一部作品的诞生都渗透着周恩来的心血。
在老舍的后期剧作中，周恩来最推崇《茶馆》。他特别赞赏第一幕，认为情节动人，表演精彩，艺术感染力强。
他说：“应该让年轻一代人看看《茶馆》，让他们知道在旧中国世道的黑暗。年轻人都应该对旧社会有形象的了解，光靠讲道理是不够的。”
几年以后，周恩来又看了一次《茶馆》。散场后，他把老舍和演员请到一起，重提教育青年人的问题。
他说，这部戏应该给青年人一个启示：
要他们想一想，到底什么是历史前进的动力，谁是历史的主人公。虽然剧本后来作了修改，增加了学生运动的场面，但周恩来觉得还不够理想。他说，从近代历史上选择什么事件作为典型搬上舞台，还值得好好研究，并特别希望老舍仔细推敲斟酌一下。可惜，后来他们两人谁也没有顾得上这件事。
周恩来不但对老舍的内心世界十分了解，就连他的个性特点也非常清楚。
有一次，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文化工作座谈会。会上，老舍谈到自己想去新疆石河子军垦农场住些日子，体验生活。
周恩来出于对他身体的关心，马上插话说：
你年纪大了，腿脚又不方便，边疆地区条件又比较艰苦，怕不适应。也不一定跑那么远去体验生活，可以选近一点儿的地方，也可以不蹲下来，走马观花也是一种方式。
话说出口，周恩来立即感觉自己打断了老舍的话，马上表示歉意：“噢，我打断了你的发言，对不起，请接着谈。”
老舍看了周恩来一眼，提高了声音，笑着说：“话都给你说完了，我还说什么！”
一句话，说得大家都笑了。
周恩来与老舍之间总是坦诚相见。
一次宴请朝鲜朋友时，老舍酒兴大发，喝得不省人事。周恩来知道后，毫不客气地批评了他。
老舍一回家就对妻子说：“今天我挨了好一顿批评。”
从此，老舍再也没喝醉过酒。
当然，也有老舍“将”周恩来的时候。
在一次人大会议上，老舍登台直言不讳地发言说，会议太多，简直成了灾，挤了写作时间，请求免去他的社会兼职，好空出时间静下来多写几个剧本。
周恩来后来在政协的一次会议上说：“老舍同志有一次在全国人大代表大会上‘将’了我一‘军’，要求给他安排些时间搞业务。对这部分同志要加以照顾，不要搞得太紧张。”
1963年3月9日，周恩来第三次看了中国煤矿文工团演出的《兵临城下》。陪同他看戏的有著名剧作家曹禺，名演员蓝马。
周恩来指出：“剧中对杨玉芳的安排是不妥当的像国民党的女特务，‘三八’节刚过，我看了感情上很不好受。”
周恩来明确指示：“这个人物可以以家属面貌出现，做赵师长太太、郑汉臣太太的工作。”
另外，周恩来还谈到写反面人物以不要脸谱化，同时对灯光和音乐都提出了具体意见。”
不久，周恩来听说这部话剧要拍成电影，就叫秘书打电话找白刃。
当时，白刃正在外地，秘书给单位留下话，叫白刃回来后立即与她联系。
白刃回来后打电话给总理秘书，说总理几次指示都看过了，我一定遵照指示修改；总理若有新指示，请秘书转告；我已经买了火车票，后天就去长春。
秘书叫白刃别挂上电话，她去请示总理。不到两分钟，秘书在电话里说，总理叫白刃明天下午五点半到中南海。
听完电话，白刃很激动。本来他想总理工作很忙，怕占总理的宝贵时间，才说后天要去长春，没想到总理反而迁就他的时间。
第二天，白刃按时到了中南海总理办公室，同去的还有陈荒煤和林杉同志。
5时30分，周恩来准时来了，和同志们一一握手，抱歉地说：“对不起，临时有个外事活动，请你们等候半小时。”
6时整，周恩来回来了。
周恩来看到白刃有些紧张，就问他是哪里人？什么时候参加革命？做过什么工作？
白刃望着总理那亲切、慈祥的面容，紧张的心情顿时消失了。
周恩来又询问了《兵临城下》是根据哪些素材写的？剧中的模特儿是些什么人？在白刃一一作了回答之后。
周恩来作了长时间的指示。
周恩来把作家、艺术家看成自己的好朋友，他谈关于《兵临城下》的修改意见时，不是指示，更不是命令，而是亲切地商量。周恩来和白刃谈了将近两个小时。
白刃说：“我每次看这个戏首先是喜欢，同时又觉得不安。听说这个戏要拍电影，所以总理谈得就比较详细、深入。”
周恩来对剧中杨玉芳、姜部长等人物提出极为宝贵的修改意见后，他指出：
反面人物不要脸谱化。写反面人物要写其本质，不要一出场就使人看出是个大坏蛋。从鸦片战争到现代革命，内容很丰富，如何把政治和艺术结合好，要打破习惯势力，要创造新的；但不要稀奇古怪。
这次谈话，是对白刃最大的鼓励、鞭策和深刻的批评教育，使他终生难忘。
导演歌舞剧《东方红》
1964年初，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观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个话剧团演出的话剧《红色宣传员》。
演出结束后，周恩来走上舞台，对主演李善子称赞不已，祝贺她演出成功。
周恩来在休息时说：
这个话剧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李善子那样细致地做思想工作，很注意方法方式。我们的《李双双》电影很好，可是在工作方法方式方面就不如李善子。李善子对老年人非常尊重，可我们对老年人不够尊重。
后来，周恩来在亲自主持的艺术行政会上说：“把《红色宣传员》拍成电影，是为了向朝鲜同志学习，朝鲜的青山里精神是很值得学习的。张瑞芳同志可以演李善子，应该到朝鲜青山里生活几个月，好好学习学习李善子这个人物。”
周恩来还说：
我们应该把古今中外一切精华皆为我所用。毛主席说过“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我们要学习世界上一切好的东西，不断丰富和提高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水平。
1964，第五届“上海之春”正逢上海解放15周年，为了庆祝这一节日，在文化广场举行的开幕式上献演了音乐舞蹈史诗《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
这是一部表现共产党领导我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夺取政权，建设社会主义的大型歌舞，由上海的专业乐团、合唱团、歌剧院、音乐、舞蹈、戏剧院校和部分业余合唱团、童声合唱团共2000余人参加演出。这场大歌舞主要是借鉴了朝鲜表演大型歌舞的经验。
歌舞在“上海之春”期间演出了两场，深受观众欢迎。闭幕后，又重演了7场。
6月18日晚，陈毅陪同一位非洲国家的元首观赏了大歌舞重演，看到外宾对大歌舞很有兴趣，便指示上海市委：“班子不要散，请总理来看一次。”
7月13日晚，访问缅甸刚刚回到上海的周恩来与陈毅一起，在上海市委书记、市文化局长陪同下观看了上海文艺工作者演出的大型歌舞《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
面对这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场面，周恩来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他的心中酝酿着一个更大的创作设想：在国庆15周年之际，北京也要上演一部大型的歌、舞、诗结合的史诗性作品，来完整地、艺术地反映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
回到北京，周恩来马上找来周扬及文化部、总政文化部有关负责人谈了他的设想。
接着，他又在国务院各部党组书记会议上公开透露了他的设想。
周恩来对到会者说：
我们这回国庆要大庆祝一下。上个月我到了上海，陈总把我拉去看了一个上海2000人的歌舞，很动心，我看还不错。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最好在15周年国庆，把我们革命的发展，从党的诞生起，通过艺术表演，逐步地表现出来。请周扬、徐冰同志及有关方面的同志帮助搞一下。现在离国庆只有两个月了。总之，要有人写，要写几首壮丽的史诗。请周扬同志主持一下。北京可以和上海合作……
第二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国务院外办、对外文委和文化部负责人研究“北京音乐节”问题时，借机将他搞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的想法在外事、文化圈内透了个“风”。
大家一听开始很振奋，但是静下来一掐指头，有点胆怯，对时间怀有顾虑。
这个创作任务是跨越共产党40多年历史长河的鸿篇巨制，舞台上的表演虽然只有两三个小时，而幕后的工作量却不是三朝两夕能完成的。
周恩来见大家沉默不说话了，胸有成竹地说：
时间虽然紧了些，但有上海的大歌舞，总政文工团有革命歌曲大联唱，还有飞夺泸定桥等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舞蹈，以这些为基础进行加工，是有可能搞出来的。就看大家有没有这个决心了！
7月24日，周扬以中宣部请示报告的形式向陆定一并周恩来、彭真写了一个报告，提出创作一个概括地表现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历程的大型歌舞，供国庆演出，还提出了具体的组织领导意见。
7月30日，周恩来在西花厅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最后拍板定夺，决定大歌舞立即上马，争取在国庆节上演。
会上，周恩来与大家谈定了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并就大歌舞的领导组织工作亲自点将，拟定了一个由13人组成的领导小组名单和组织指挥工作小组名单。
关于名称问题，考虑到上海的《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这个题目太长，有人建议用“东方红”。周恩来眉头一挑，高兴地立即表示赞同，认为这个题目很好，既精炼又切题。
8月1日，周恩来对演出队伍、朗诵词等问题作了具体批示。此后，《东方红》的创作与排演活动就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周恩来强调说：
要挑选最优秀的演员，毛主席的诗词一定要写出最好的曲，用最好的演员来唱。
周恩来指示在《东方红》中选用大量的民主革命时期的音乐作品，其中包括贺绿汀作词作曲的《游击队歌》和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
当时因贺、田受“批判”，江青说《游击队歌》又松又软，有人主张拿下这两首曲子。对此，周恩来不以为然：
对民主革命时期的作品，要一分为二，有些是人民群众批准了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能采用？
在《东方红》的创作与排演中，周恩来是名副其实的总导演，从作品主题的确立到艺术表现手法，从细节的处理到道具的使用、服装颜色的选择，他无不亲自过问。
但是，艺术不是对历史进行简单、机械的复写，《东方红》也不可能把党史上每次重大事件都搬上舞台，艺术需要集中，需要典型化。
对此，周恩来对编创人员说：
毛主席在总结我党的历史经验时曾指出，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是我党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东方红》所要表现内容的选择和情节的安排都应围绕正确表现这三个法宝及其相互关系。
主题确定了，但在艺术上如何表现，却是一个不小的难题。
在当时，用艺术形式，特别是用歌舞来概括地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的历史，还处于探索阶段。
正如周恩来所说：
史诗要用史诗的写法，它不是写故事性的剧本，是粗线条的，又要很深刻，能打动人。
在谈到如何表现我党经历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等武装斗争时，周恩来说：
这五个阶段各有不同特点，标志着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同阶段。只有把握了这五个阶段的不同特点，艺术表现上才会有特色。《东方红》的基调是刚的，这是统一，但也应该有优美抒情的歌和舞。革命是广阔的，革命感情是丰富的。
在把握历史本质的前提下，周恩来十分注重细节的真实。在表现红军长征一场中，如何正确表现红军一、二、四3个方面军，当时有些争议。有人主张统称为红军就行，有人认为只提中央红军就可以。周恩来不同意这样处理。他说，张国焘虽然很坏，但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是好的，不应歧视。
毛泽东也同意周恩来的看法。后来，3个方面军都表现了，欢庆3个方面军会师的歌也是周恩来亲自改定的。
可以这样说，《东方红》从歌词、歌曲、乐曲、朗诵词以及服装道具、舞美等表演艺术手段的设计，都渗透着周恩来的心血。甚至每一次分场排演，他都亲自审看。正式公演前预演过八遍，周恩来竟然看了五遍。
周恩来一向强调艺术民主，谈自己的看法时总是先声明：
我生活在这个社会上，对很多问题不可能没有感触，包括文艺问题。我说错了，大家议论改正；说得不充分，大家补充；说得对的，供大家参考。
参加《东方红》演出的一名年轻演员当时感叹道：
在总理面前，我觉得比在我们团长面前还受尊重得多。
1964年10月2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第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演出，到16日结束，共演出了14场，场面之大、演员之多、气势之宏伟，轰动了整个北京城。
10月6日，毛泽东同驻京陆海空军、人民公安部队官兵一起观看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10月15日，周恩来陪同日本芭蕾舞代表团的清水正夫和松山树子观看《东方红》，并领着他们到演出后台参观。
清水和松山提出了许多艺术上的专业问题，周恩来十分内行地一一做了使他们满意的解释。
清水惊奇地睁大了双眼：“总理，你怎么会这样清楚地知道这些事情？”
在一旁的中国演员自豪地回答：“总理是我们的总导演啊！”
清水和松山感动地说：“你们是幸福的，只有你们中国有这样的总理。”
1964年10月16日晚，毛泽东差不多率所有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参加演出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全体人员。
周恩来走到麦克风前，用双手向四周做了个停止的动作，然后双目又环顾了一圈，才开口说话，但是他一讲话，不由得让人愣住了。
他说：
今天正式开会前，主席让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但是我要提三个要求：第一，大家不要跳，大会堂的楼板会承受不住的；第二，大家不要高呼口号，我的耳朵会受不了的；第三，注意维护会场秩序……今天我国西部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周恩来话音刚落，3000多人中间像丢了个大炸弹，全场爆发出巨大的欢呼声，大家沸腾了……
1965年国庆节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虽然告别了舞台，但是周恩来的心却没有告别《东方红》。也就在这天晚上，周恩来把有关负责人召集到西花厅，综合中外朋友的建议，提议把《东方红》拍成电影。
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大歌舞指挥部扩大和调整了领导小组成员，增加了文化部电影司的司徒慧敏和八一、北影、新影3个电影制片厂的负责人，确定王苹、李恩杰为导演，薛伯青、钱江等为摄影。
为了加强艺术领导，指挥部还专门成立了《东方红》电影导演团。
12月的一天，周恩来约请参加人大和政协会议的电影艺术家和《东方红》导演团成员到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就如何拍好电影《东方红》进行座谈。
在《东方红》的摄制过程中，周恩来始终关心着每一步工作。每隔几天，他就要同编导人员一起审看样片，听取汇报。
“情深谊长”一场反映了红军在长征途经少数民族地区时，团结少数民族头人，头人给红军带路的事。后来在拍摄中，有人觉得表现头人不好，就改成老人。
周恩来看后指出：
把头人改成老人不好。没有头人，还搞什么统一战线？民族民主革命阶段，北上抗日，不团结头人怎么行？党的政策总是同具体历史条件结合起来的。
从1964年夏天周恩来开始策划《东方红》，到共和国15周年献礼，再到1965年国庆节拍摄成电影公演，前后仅一年时间。
观摩京剧现代戏
1964年6月5日，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召开，盛况空前。
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主持会议，文化部部长茅盾致开幕词，首都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戏曲工作者5000多人出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参加会演的全体人员。
中国京剧院推出了《红灯记》、《红色娘子军》，北京京剧团也推出了自己的代表作《芦荡火种》、《杜鹃山》等。
6月23日，周恩来等人和参加会演的300多名京剧工作者举行了大型座谈会。
在会上，周恩来作了讲话，他说：
我们这次京剧大演现代戏是有重要的世界意义的，我们的戏曲工作者一定要毛主席关于文艺方向的指示贯彻到底，一定要处理好普及和提高的关系，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关系，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的辩证关系，在处理戏曲革命的中心也就是人的思想革命化上取得更大的成绩。大家要深入生活，改造思想，做一个彻底的革命者。
周恩来看了天津市京剧团的《六号门》和唐山市京剧团的《节振国》演出，并给予关怀和鼓励。
李荣威是著名的京剧演员，他10岁时进入尚小云的戏班学戏，受到尚小云亲身传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来成为花脸演员，师承净行大师侯喜瑞，传承了京剧“侯派”花脸精髓，被称为“小金少山”。
1956年，李荣威在天津演出时被天津中国大戏院经理看中，加入即将成立的天津京剧团。
1964年全国京剧汇演，李荣威在京剧《六号门》里塑造了新中国当代工人形象。
为了演活《六号门》，李荣威研究主人公的行动坐卧、思想境界以及他生活中的其他细节，还几次到东货场工人们中去体验生活。
汇演当天，李荣威在体验生活回来时过于疲劳，将腰严重扭伤，被送到人民医院检查治疗。他对医生说，“只要能让我坚持演出，吃什么药都行。”以后一段时间，他的生活几乎都是医院剧场一条线，每演出一场下来，他都不敢坐下。
李荣威后来回忆说：
我怕我一坐下就起不来了，那出戏一共8场戏，每场都有我，我咬着牙演完了戏，浑身的汗都湿透了。
结果，《六号门》大获成功，其唱腔念白脍炙人口，至今为人津津乐道。
在后来的一个月里，李荣威在北京、天津坚持演了100多场《六号门》，几乎场场爆满，没歇一天。
6月23日那天，周恩来请他和一些演员吃饭，李荣威就坐在周恩来身边。
李荣威当时非常激动，掏出香烟给周恩来敬烟，周恩来说“我不抽烟”。
周恩来问：“这个戏，你体验生活了吗？你是党员吗？”
李荣威一一回答：是党员，体验过生活。
第二天，周恩来、董必武、彭真等领导亲自看了《六号门》演出。演出结束后，周恩来上台与大家合影，李荣威大胆地请周恩来提意见。
周恩来说，这个戏演得不错，并建议把尾声合唱的最后一句改为“社会主义江山万万年”。
李荣威说：“能直接聆听周总理教诲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刻。”
1963年，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二团首次演出了一出现代话剧《杜鹃山》。同年底，北京京剧团的薛恩厚、张艾丁、汪曾祺、肖甲将其移植为京剧版本，其中的情节设置和人物对话都很生活化，在1964年的全国现代戏汇演中进行了公演。
1971年的一天，一份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的调令传至上海青年京剧团：北京京剧团点名要杨春霞进入刚筹建不久的《杜鹃山》剧组，并且是担纲主演女一号“党代表柯湘”。
为了在公演时达到一鸣惊人效果，剧组在北京排练期间，一直是处于秘密状态下封闭进行的。
全体演职人员每天吃住皆在团部，非旦不让外人旁观，更不准回家探亲。
杨春霞经常是天刚蒙蒙发亮，就得摸着黑起床，不是吊嗓子背台词，就是练腰腿功做身段造型。晚上回到宿舍还要写心得体会，把对人物性格的分析理解归纳出来。如此，苦苦磨炼了二年。
1973年5月23日，在首都京西宾馆的礼堂隆重地推出大型现代革命京剧《杜鹃山》首演仪式，次年被拍摄成电影，在全国巡回放映。
《杜鹃山》一炮打响，“柯湘”一夜火了神洲，成为当时中央领导人招待外国贵宾的保留剧目。
1974年9月30日，国庆前夕，北京人民大会堂灯火通明，例行举办盛大的欢庆建国25周年晚会。
周恩来步履缓缓地迈进大会堂宴会厅，引起了全场宾客一片经久不息的掌声。杨春霞是作为北京京剧团《杜鹃山》剧组的特邀代表出席的。
她老早就听说周恩来沉疴在身正住院治疗，曾经伟岸的身躯垮下了，消瘦了许多，今晚再次亲眼目睹总理坚毅的容貌，她情不自禁地与坐在一块的粤剧名伶红线女一起，端着高脚酒杯来到了最爱戴的伟人身旁，向周恩来敬酒以示敬意和祝福。
周恩来转过苍老憔悴的面庞，认出了她们两位演员，难得地与她们说笑开来。杨春霞想到，要不是周总理的关照，自己哪会有今天这般荣耀，激动之下，双手有些微微颤抖。
心中立时涌起千言万语，可是，话到嘴边只说了一句：“总理，我们太想念您了！”嗓子哽噎得再也说不下去了。
滚烫的泪水夺眶而出，噼叭落入酒杯中。若不是有勤务人员干预，杨春霞真想在总理身边多呆上一会儿。
1956年，广东粤剧团，也就是广东粤剧院前身，赴京演出由马师曾、红线女主演的《搜书院》，周恩来观看了演出，题词道：
批判性地接受民族文化遗产，创造性地发展地方戏曲音乐，使祖国的文化艺术发出新的光彩。
粤剧《山乡风云》根据广东作家、《羊城晚报》总编辑吴有恒的长篇小说《山乡风云录》改编，反映解放战争时期广东五邑地区游击队与当地反动武装斗智斗勇的故事。
上世纪60年代，这出红色经典粤剧进京演出时，曾被周恩来赞扬为“南国红豆”，毛泽东也对女主角红线女大加赞赏，并把鲁迅先生的名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送给她。
1974年，周恩来正着手解放文艺界一批名人。一天，国务院信访局收到一封群众来信，拆开一看，原来是粤剧皇后红线女写给周恩来的。
信中写道：“总理，我好想您！我想到北京来看您，但我没有吃的、没有穿的、没有住的、没有钱买车票，他们夺去了我的事业，不让我唱粤剧了。”
一位不谙世事的工作人员不知红线女为何许人也，将此信束之高阁。
当年国庆节，周恩来邀请一批全国文艺界名人参加庆祝活动。
在国庆晚宴上，红线女见到她思念已久的周恩来，忙问：“总理，我给您写过一封信，您收到了吗？”
问明原委，周恩来大怒，那位负责信访的工作人员自然受到了处罚。
红线女就是这样，在周恩来的关怀下，逐渐成长的。
鼓励马季创作新作品
1959年至1963年，马季和说唱团其他前辈演员，经常进中南海为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演出，几年间共演出了100多个中小型的相声段子。
每逢周三、周六，中央都要在紫光阁举办舞会，目的是让日理万机的中央领导松弛身心，消除疲劳。
一般来得最早的是朱德，他老人家年事已高，晚饭后不久就来了。他喜欢轻柔舒缓的舞曲，跳一会儿，就坐下来休息，有时休息比跳舞还多些。
朱德离去不久，舞曲节奏一变，意味着毛泽东来了。毛泽东跳上几支曲子，然后有一段较长时间的休息，安排他喜欢的曲艺和戏曲节目。
马季后来回忆道：
那天晚上，先到场的不是朱老总，而是周总理。周总理风度翩翩，舞姿潇洒，在一边看他跳舞，都是美的艺术享受。休息时，轮到我和刘宝瑞说相声，说的是传统相声《找堂会》。周总理听到高兴处，总是开怀大笑。
《找堂会》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周总理把我叫到身边，亲切地问：“听说你跟侯宝林先生学相声，毕业了没有？”我回答：“跟师傅学艺，永远不敢说毕业。”
周总理笑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嘛。”又补了句：“问题在于你有没有自己的作品。”
又一次到中南海演出，马季休息的时候，周恩来来到他们中间，径直问马季：“马季同志，你的相声里有没有反映如何看球赛的。”
马季不假思索地回答：“没有。”
周恩来又说：“能不能写一段讽刺体育比赛只争成绩，不讲风格的相声，教育我们的运动员和观众在比赛中特别是在国际比赛中讲风格，讲文明。我们是个大国，输球不能输人嘛。”
周恩来的这番话是有所指的。原来前一天晚上，北京工人体育场有一场朝鲜队和“八一”队足球比赛，裁判员是朝鲜派来的。比赛的结果是，中国队1比2输了。
现场的500多中国球迷不干，认为裁判不公。散场后围在门口，不让裁判员出去。后来不得不动用了许多警力才护送裁判员离场。但这些球迷还不解气，跑到朝鲜大使馆前闹事，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
周恩来接着说：“你写一段相声，国际比赛前，要反复放，这样会好一点。”
马季连忙表示保证完成任务。
“好，下星期我看你的节目。”周恩来说。
其实，马季对足球十分痴迷。据说，马季年轻的时候，基本上没有错过一场在北京进行的重大足球比赛，他曾为了等一张退票，在体育场门口从18时等到21时。
接到周恩来下达的任务后，马季就动手创作。他是熟悉球场规则的，也熟悉球迷们的喜怒哀乐以及他们在球场上的情绪反应。因此，落笔时灵感如潮，“垫话”从不遵守交通规则开始，写一个球迷种种的丑陋行为。两个晚上就写完了初稿，取名叫《球场上的丑角》。
他和另一名相声演员于世猷边排练边修改，很快就熟练了。
第二个星期，周恩来如约而来，一见到马季就问：“马季同志，你完成任务没有？”
马季回答说：“写了一段，恐怕还不成熟。”
周恩来说：“你演我听听。”
听完后，周恩来几次开怀大笑。演出结束后，还站起来与马季握手。而后，周恩来又对马季说：“要录音，反复地放，要教育我们的观众，丢球不能丢人！”
周恩来还说相声要讲究语言含蓄幽默、耐咀嚼有回味，切忌低级庸俗一味打闹耍贫嘴，告诫马季和其他相声演员，要经常深入生活，在人民当中发现、提炼，创作出真正的好相声。
周恩来的谈话，对马季日后的相声创作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