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纠正左倾错误

• 周恩来指出：“不管做什么事，都要学会两条腿走路，都要设想一下对立面，否则就容易片面。”
• 周恩来说：“曹禺同志是个有勇气的作家，是个有信心的作家，大家很尊重他。”
• 周恩来说：“民主作风必须从我们这些人做起，要允许批评，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

第二次全国文代会召开

1953年9月23日至10月6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在这次大会上，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更名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郭沫若。

会议期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会议代表。

10月，正式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为茅盾。

著名作家魏巍曾经写文章回忆这次代表大会：

全国文艺界的代表们，正喜气洋洋地坐在怀仁堂里，聚精会神地聆听周恩来作报告。报告讲到第三部分《为总路线而奋斗的文艺工作者的任务》。那时时兴站着讲话，周恩来是站着讲的。他手头有个稿子，但并不照着稿子念，而是讲得生动活泼，不断引起一阵阵的笑声和掌声。代表们的脸上充满幸福和喜悦之情。我坐在前十几排的位子上，正听得入神，忽然心里怦怦地跳起来，总理讲到如下一段：

……

魏巍同志所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就是这种类型的歌颂。它感动了千百万读者，鼓舞了前方的战士。我们就是要刻画这些典型人物来推动社会前进。同时，我们的理想主义，应该是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我们的现实主义，是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理想主义结合起来，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周恩来讲到这里，面向台下问：“哪一位是魏巍同志？请站起来，我要认识一下这位朋友。”

魏巍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那时我才30岁多一点儿，意外地听到这话，未免有些慌张，便很不好意思地站起来。

“你过去在哪里工作？”他面向着我问。

我匆匆地回答了一句，便连忙坐下了。实际上我只不过站起了半个身子。

总理笑着点了点头，又继续他的讲话。

魏巍写道：

从1954年起，我一连三届被选为全国的人大代表，和总理的接近就多起来了。

记得有一次在青年艺术剧院，他披着大衣坐在那里，谈笑风生，讲得很轻松。谈到某项工作有关的问题，便问××同志来了没有？下面便回答来了。会场显得很活跃。总理的这种工作方法，使得一些问题及时地得到解决；一些偏向及时地得到纠正。

总理的讲话内容很丰富。除了国内外的重大问题，常常讲到文艺问题。讲文艺问题时，又常常谈到如何做一个革命者，如何做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等有关世界观的问题。他的话温暖而亲切，如春风细雨，滴滴入土。仿佛他不是“首长”，而是一位“兄长”。

应该说，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以及比我们年长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在世界观的熏陶中，是受了他巨大而深刻的影响的。

我记得，有一次在讲到如何做一个革命者的问题上，他讲了极为精辟的话。他说，做一个好的革命者要树立起四个观点：第一是革命观点，第二是阶级观点，第三是群众观点，第四是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这无疑是对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最扼要的概括。总理没有专门写过论修养的书，我看这四句话就是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在世界观上最完备的教科书了。现在有一种很不好的偏向，就是轻视和模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甚至还有专文来批判阶级观点。阶级斗争扩大化是错误的，但它与阶级观点是两回事，绝不能混为一谈。如果离开阶级观点，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

1963年在文化艺术工作者春节联欢会上的讲话中，他提出过“五关”的问题。在讲到过“生活关”时，他异常热情地称赞了雷锋，并说：“雷锋日记反映了全心全意为集体的思想，是一部很好的日记体文学。过生活关就是要全心全意为集体，要求我们先公后私，有时公而忘私。”总理没有半句讲到个人主义、自私自利是合理的。

这是我一生得到的最崇高的鼓励，也是总理对文艺工作者热心关怀的一个例证。

1957年，中国文艺发展越来越呈现出“左”倾和简单化的倾向。

第二年3月，文化部召开电影跃进会，当时文化部提出“放卫星”的口号打擂台，各制片厂纷纷提出跃进计划，增加数量。提出来“人人放卫星”、“部部工农兵，片片满堂红”，要两三个月完成一部故事片。有的厂产量成倍增长，摄制组每天用电话向厂里报告摄制进度。5月创作思想跃进会之后，又提出向国庆献礼片拍摄的任务，的确搞得十分紧张。

1959年4月23日上午，在全国人大、政协会议期间，周恩来因患病住院进行治疗，要卧床24小时。

他利用一天上午的时间通知电影界来开会的几位同志去医院谈话，陈鲤庭、沈浮、郑君里、赵丹、张瑞芳参加。

周恩来指出：

不管做什么事，都要学会两条腿走路，都要设想一下对立面，否则就容易片面。尤其是艺术问题上，是精神产物，有一个指头的错误就容易引起意见。一张画有几笔画坏了就很突出。而作品有几分之一的败笔就会看不下去。艺术创作是为大多数人看的，就更要照顾到广大群众。

周恩来还强调了对艺术上的要求，讲了几个方面应注意的情况：

一、艺术创作万一失败了，也是成功之母。艺术上不可能每一次都获得成功，不是人人都能写诗的。举例说，毛主席写了许多诗，发表的并不多；建安七君子的诗也没有留下许多。因此，艺术创作不能因为一次失败就丧失信心，这样作家就不可能有很多创作了。电影也不能次次成功。

二、对艺术创作的要求，要细致，不要粗暴，也不要求全。他认为有人有洁癖，不搞好不拿出来，实际这样反搞不好，还是要得到大家的帮助。

三、领导要与群众相结合。不能说领导都对，而往往是群众的智慧超过领导。领导的本事是善于集中。想自己一鸣惊人是不行的。

他还说：

两条腿走路要有主导的方面，就是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来。从领导和群众关系来讲，领导是主导方面。对艺术创作要求细致又不要求全，细致是主导方面。导演也是如此，要有自己的风格，又要坚持下去，吸收、集中群众的意见，就会更加丰富起来。

周恩来在谈到国庆献礼影片的时候，反复强调：

既要鼓足千劲，又要心情舒畅，不能搞得过分紧张。过分紧张，就会疲劳，疲劳之后就会泄劲，要一张一弛。

他明确指出：

艺术不能和工农业一样的要求多快好省，要量力而行，不能勉强。是粗制滥造好，还是精细一些好？……宁愿好的影片不惜工本，明知不好的可以不拍，宁可上了马下马。

周恩来还特别指出：

创作方面，要有独特的风格，也要兼容并包，但独特的风格是主导的方面。越剧近年来退步了，大概是别人批评它单调了，就把自己的风格抛弃了。话剧、电影都要有自己的特点和风格。陈鲤庭、沈浮、君里都应有自己的风格。石凌鹤把江西弋阳腔演唱的《昭君出塞》搞得非常成功。有人说原来高腔戏这样好，我就感到其中有话剧的色彩。到后台才看到是石凌鹤搞的这个戏。他从重庆排《棠校之花》到现在排《昭君出塞》都很成功。既是兼容并包又保持了独特的风格。周恩来因此指出：“从剧种到每部影片都应有不同的风格”。让我们在工作与创作中一定要想到对立的统一，想想主导方面和对立的方面。

最后，周恩来提出：

国庆献礼片一定不要贪多，要注意质量和艺术性。他指出，拍摄影片的主导方面是思想性，但也要讲究艺术性。写出来的影片是10年的总结，要符合时代的精神。前两年的影片有些粗糙，说话太多，艺术性不够。影片还是要注意色彩和动作。

这些话充分证明，即使是总理的讲话，而且是针对当时文艺工作中一些片面性、“左”的思想要予以纠正的正确意见，也仍然受到“左”的思想抵制，无法得到贯彻执行。

为曹禺创造创作环境

1962年2月17日，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召集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开座谈会，这个会是曹禺终生难以忘怀的。

在这个会上，周恩来多次讲到了曹禺。他说：

戏剧创作上，这几年树立了许多新的偶像，新的迷信，框框很多。比如，写一个党委书记，只能这样写，不能那样写，要他代表所有的党委书记。这样就千篇一律，概念化了。这样就一个阶级只能有一个典型，别的典型不能出现，反面人物也只能有一个典型。这样当批评家就很容易了，党委领导文艺也太容易了，只要订出几十条就行了。京戏是程式化的，还有不少“型”，黑头中张飞就不同于李逵，武生中武松就不同于十三郎。今天舞台上的这些人物和过去又有不同，因为是经过革新的形象。新的迷信把我们的思想束缚起来了，于是作家们不敢写了，帽子很多，写得很少，但求无过，不求有功。

周恩来首先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文学创作中存在“新迷信”的问题，并且认为这是繁荣创作的最大障碍之所在。

曹禺同志是个有勇气的作家，是个有信心的作家，大家很尊重他。但他写《胆剑篇》也很苦恼。他入了党，应该更大胆，但反而更胆小了。谦虚是好事，但胆子变小了不好。入了党应该对他有好处，要求严格一些，但写作上好像反而有了束缚。把一个具体作家作为例子讲一下有好处。所以举曹禺同志为例，因为他是党员，又因为他是我的老同学、老朋友，对他要求严格一些，说重了他也不怪我。过去和曹禺同志在重庆谈问题的时候，他拘束少，现在好像拘束多了。生怕这个错、那个错，没有主见，没有把握。这样就写不出好东西来。成见是不好的，意见要从实际出发，否则是谬见，是主观主义。但要有主见，现在主见少了。《明朗的天》好像还活泼些。有人说它不深刻，但这是解放后不久写的，写在1953年。这个戏把帝国主义办医学院的反面东西揭露出来了，我看过几次，每次都受感动。《胆剑篇》有它的好处，主要方面是成功的，但我没有那样感动。作者好像受了某种束缚，是新的迷信造成的。

周恩来表面上批评了曹禺，实际上是以他为例，更深刻、更尖锐地剖析了危害极大的“新的迷信”。同时，周恩来又极有人情味地嘱咐说：“曹禺同志，今天我讲了你，你身体也不好，不要紧张。”

周恩来还说：

曹禺同志的《雷雨》写于“九一八”以后，那个时代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民国时代。写的是“五四”前后的历史背景，已经没有辫子了。写的是封建买办的家庭，作品反映的生活合乎那个时代，这个作品留下来了。这样的戏，现在站得住，将来也站得住。有人问，为什么鲁大海不领导工人革命？《日出》中为什么工人只在后面打夯，为什么不把小东西救出去？让他说去吧，这意见是很可笑的，因为当时工人只有那样的觉悟程度，作家只有那样的认识水平。这是合乎那个时代进步作家的认识水平的。那时还有左翼作家的更革命的作品，但带有宣传味道，成为艺术品的很少。我在重庆对曹禺说，我欣赏你的，就是因为你的剧本是合乎你的思想水平的……

时代精神要广义地来理解，问题在于作品站得住与站不住。曹禺同志的三部曲，表现了那个时代的生活侧面，表现了作家当时的思想。两部站得住，但《原野》就比较差些。我是热爱他作品的一个，推荐他作品的一个。

周恩来最后通过分析“时代精神”，再一次肯定了曹禺的“三部曲”，充分地表现出对作家的关心、爱护和尊重。

曹禺事后这样回忆道——

总理对我的批评，我听了心中热乎乎的，我毫无紧张之感，觉得如释重负。我的确变得胆小了，谨慎了。不是我没有主见，是判断不清楚。那时，我倒没有挨过整，可是讲的那些头头是道的大道理，好像都对似的。现在，懂得那是“左”倾思潮，但当时却看不清楚。在创作中也感到苦恼，周围好像有种见不到的墙，说不定又碰到什么。总理是说到我，但他是希望作家把沉重的包袱放下来，从“新的迷信”中解放出来。起码我个人是受到鼓舞和激励的。

一个月后，在广州召开了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周恩来说：

现在“白专道路”这个口号很流行，这个口号大概不是我们提的。一个人只要在社会主义土壤上专心致志为社会主义服务，虽然政治上学得少，不能算“白”。只有打起白旗，反对社会主义，才是“白”。”

曹禺在广州会议上进一步受到鼓舞和激励。他说：

解放后，我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是努力工作的。虽说组织上入了党，但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实际上也是背着的。这实在叫人抬不起头来，透不过气来。这个帽子压得人怎么能畅所欲言地为社会主义而创作呢？那时，也是心有顾虑啊！不只是我，许多同志都是这样，生怕弄不好，就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广州会议一下子把人们思想解放了，把帽子脱掉了，建国以后十三年，那种隐隐约约、时隐时现的怪影，终于在心头消失了，怎么能不让人由衷地感谢党呢？怎么能不令人愉快呢？

同时，曹禺还说出了在心中埋藏了许久的命题：

我以为，必须真知道了，才可以写；必须深有所感，才可以写。要真知道，要深有所感，却必须花很大的劳动。我写过一点东西，常写不好。写不好，可以列举很多原因，但主要的还是因为自己不真知道，不深有所感。

应当说，曹禺这些掏心窝子的话，正是在周恩来的推动之下，才敢于拿到桌面上来，才敢于针砭时弊的。

老舍先生的著名话剧《茶馆》，创意于1956年末，1958年由北京人艺首次公演。不久便在批判声中结束了第一轮演出。

1963年4月，北京人艺再次排练并公演《茶馆》，但当时文艺界正流行“只有写社会主义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的文艺”的极“左”口号。《茶馆》的再次公演，又引起一些人的非议。

1963年7月7日下午，周恩来在百忙之中抽时间观看了《茶馆》的演出。

他对导演焦菊隐等人说：《茶馆》这个戏没问题，是一出好戏。如果有点意见的话，第一幕发生的时间是否往后放一点，现在是戊戌政变后，放在辛亥革命前夕就更好了。

后来，周恩来还说过：“青年人没有经历过旧社会，不知道旧社会是什么样子，老舍先生的《茶馆》能让青年们知道，人吃人的旧社会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是多么可怕。”

周恩来对《茶馆》的肯定，在当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成了北京人艺的“主心骨”。

多年来，话剧《茶馆》经过千锤百炼日臻完善，早已蜚声国内外，成为话剧典范之作，代表中国话剧走向世界，成为世界认识中国话剧和了解中国历史的重要媒介。

在北京人艺演职员的心中，周恩来既是国家的领导又是艺术的指导，他对演剧艺术十分内行。

周恩来看了《霓虹灯下的哨兵》后，建议春妮的话外音不要放录音，要让演春妮的演员亲口在后台说，这样更亲切感人。看完《雷雨》后指出，对原剧本的删节中有一句台词无论如何不能删去，因为这句台词很关键。

有一次，周恩来看完戏后，与曹禺、夏淳及一些主要演员就提高艺术质量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座谈。他批评演员的台词功力不够，他说，台词不清楚，就失去了话剧艺术的重要表现手段，话剧演员应该像评弹演员那样讲究吐字清楚。

谈到演剧经验时他认为，演员在演出时要目中无观众而心中装着观众，正所谓“目中无人，心中有人”，要明白表演会给观众带来什么影响。

周恩来在和演员讨论艺术时诚恳而风趣，如同良师益友。

和演员赵丹讨论电影

1961年，影片《达吉和她的父亲》公映后，在全国引发了激烈的讨论。

《达吉和她的父亲》是根据著名作家高缨同名日记体短篇小说改编摄制的。原作发表于1958年3月号《红岩》，记述了“一段关于父亲和女儿的故事”：

汉族石匠任秉清之女妞妞，5岁时被彝族奴隶主抢进大凉山，沦为奴隶受尽欺凌与虐待，后被彝族老奴隶马赫舍命救出，抚养成人改名达吉。13年后她被已成为水利工程师、重回凉山工作的任秉清认出。两个父亲都渴望达吉能生活在自己身边。

小说围绕达吉的去留，展示了她的内心矛盾，以及马赫与任秉清为争得女儿一度产生的怨恨，最后3人消除了隔阂，任秉清决定落户凉山，与马赫、达吉一起建设新家园。

周恩来非常关心此部影片，亲自对比了影片和原小说，评价说“各有所长”。

著名电影人赵丹并不认同这一观点，两人就此展开了讨论。周恩来身体力行倡导艺术民主、倾听不同意见，笑言：“我周恩来也是一家之言嘛！”

赵丹和黄宗英当场表示看了后有些失望，认为电影不如小说好，电影把小说中最感人的地方删去了……周恩来对此很感兴趣，当即向陈荒煤索要会上印发的原小说：“能不能发给我一本？”

正巧赵丹手中有一本，但上面划了许多道道，还有批注意见，他正要递过去，黄宗英轻声提醒道：“你别把划得乱七八糟的书给总理。”

周恩来却笑着从赵丹手中接过书来，说：“我倒很愿意研究研究阿丹的意见。”

周恩来当晚便读了小说，次日晚，又特意调看了影片。

6月19日下午，周恩来亲自来到大会作重要报告，即著名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重申要认真贯彻双百方针，着重批判了妨碍文艺繁荣的种种“左”的错误，强调要繁荣文艺，必须发扬艺术民主，活跃争鸣空气，开展自由讨论。

其中，联系文艺界的实际，多次讲到了《达吉和她的父亲》。

他说：

对《达吉和她的父亲》，认为是“温情主义”，先立下这个框子，问题就来了，就要反对作者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感谢上海的同志，你们建议我看《达吉和她的父亲》，我看了，小说和电影都看了，这是一个好作品。可是有一个框子定在那里，小说上写到汉族老人找到女儿要回女儿，有人便说这是“人性论”。赵丹同志和黄宗英同志看电影时流了泪，我昨天看电影也几乎流泪，但没有流下来。为什么没有流下来呢？因为导演的手法使你想哭而哭不出来，把你的感情限制住了。

例如女儿要离开彝族老汉时，我们激动得要哭，而银幕上的人却别转身子，用手蒙住脸，不让观众看到她在流泪。思想上的束缚到了这种程度，我们要哭了，他却不让我们哭出来，无产阶级感情也不是这样的嘛！听说导演提心吊胆，直到有的同志说了好，他才放下心来。导演在那个地方不敢放开手。这不是批评王家乙同志，而是说这里有框子，“父女相会哭出来就是人性论”，于是导演的处理就不敢让他们哭。一切都套上“人性论”，不好。其实关于人性论的问题早在二十年前就解决了。

周恩来的讲话，对小说和影片作了公正的评价，正确阐明了文艺界关注和争论的有关“人性”、“人情”等理论问题，切中了文艺领导工作和创作思想上“左”的影响以及文艺批评中简单粗暴的时弊，给与会的文艺工作者极大的启迪和鼓舞。

在台下仔细倾听的王家乙心里非常激动，深感总理真是洞察入微，那充满爱护的肺腑之言，不仅点到了要害，而且道出了问题的实质所在，所幸总理完全理解和体谅……

在台下听得入神的赵丹也倍觉亲切与鼓舞，尤其是总理讲到“民主作风必须从我们这些人做起，要允许批评，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时，令他感动异常。不过对总理关于《达吉和她的父亲》的评价，他却另有想法，仍不认同总理所说小说和电影“各有所长”，坚持认为小说比电影强，而且打算再找总理“论论理”。

果然，7月1日周恩来邀请与会代表一起到西郊登香山休息一天，当总理与大家拾级而上时，赵丹又与总理讨论起《达吉与她的父亲》。

赵丹说：“总理，我对你作的报告有不同的意见。”

“你有什么意见？”总理感兴趣地问。

赵丹直言：“你说电影比小说有所提高，可我看还是小说好。”

总理也阐述自己的观点：“电影的时代感比较强，场景选择得更广阔……”

赵丹仍毫不示弱：“那不过是电影这门综合艺术的表现手段比小说丰富罢了……”

他俩就这样各抒己见，说个不停。最后赵丹坚持自己的观点说：“总理，我保留我的意见，觉得小说就是比电影好。”

总理听完，略停脚步，偏过头来看着赵丹，用既亲切又率直的语气说：“你完全可以保留你的意见，我也可以坚持我的意见；你赵丹是一家之言，我周恩来也是一家之言嘛！”

周恩来说完哈哈大笑，赵丹也嘿嘿地跟着笑，周围的人都被他俩的认真劲逗笑了。

正是周恩来的关心、支持和鼓励，尤其是身体力行倡导艺术民主的表率作用，有关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的评价之争，很快发展成为一场全国性的自由讨论。

据不完全统计，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全国有10余家报刊参加讨论，陆续发表讨论文章近百篇。

这在新中国电影史上实为罕见。

支持《洪湖赤卫队》剧组

1959年夏秋之交，湖北省歌剧团创作的《洪湖赤卫队》在省委洪山礼堂首场公演，湖北省省委书记王任重、省长张体学以及3000多名观众观看了演出。

首场演出非常成功。接着全体演职人员来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洪湖县演出，在表演中，演员人人精神抖擞，场场精彩紧张，幕幕逼真动人。

1959年11月，湖北省歌剧团赴首都北京，在北京剧场汇报演出《洪湖赤卫队》。董必武、贺龙、陈毅等中央领导同志观看了演出，并给予高度评价。

1961年夏，文化部党组决定由北京电影制片厂和湖北电影制片厂联合拍摄电影《洪湖赤卫队》。

洪湖县委非常重视这次电影拍摄工作，在拍摄外景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县委动员木船30多只，劳力300多人，以及大量枪支、马匹等，还有生活招待费，洪湖人民义务地做了重大贡献。

饰演韩英的王玉珍当时只有26岁，风华正茂，意气风发，与当年洪湖革命斗争的领导人贺英长得也有几分相像。她以真挚、深沉、精湛的演技，精心塑造了韩英的英雄形象，艺术地再现了老区人民质朴宽厚的品格和英勇善战的无私奉献精神，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从此，《洪湖赤卫队》轰动四海，名扬中外。

1962年的一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湖北厅专门安排了一次接见和联欢活动。

他一走进大厅就说：“我看了你们的演出，非常高兴，你们演出很成功，我特地向你们祝贺。”

随后，周恩来走到演员中间与大家握手。他握住夏奎斌的手时笑着说：“刘闯啊，你这个角色演得好，刘闯塑造得很生动。我很喜欢这个人物，对党忠诚，为革命不怕牺牲。祝贺你！”

接着他转过身向湖北省长张体学问道：“体学同志，《洪湖水浪打浪》很好听，你会唱吗？”

省长不好意思地说：“我喜欢听，但没学会唱。”

周恩来开着玩笑说：“那怎么行哩，大家都会唱，西哈努克亲王也会唱嘛，还是我教给他唱会的呢！”

张体学接过话说：“我一定学会，还是你教我唱吧！”

周恩来摇摇头说：“不，不，在行家面前我不敢教，还是请韩英同志教你吧。”

周恩来说着望了望在场的王玉珍。王玉珍笑着为张体学解围：“张省长早就会唱了！”

周恩来哈哈大笑起来，“来！我们一起来唱。”在热烈的掌声中，乐队奏起音乐，总理和演员们一起放声唱起来：“洪湖水呀，浪呀么浪打浪啊……”

周恩来曾经深情地说：

我活了65岁，才找到了这么一首革命抒情歌曲。

在筹办把《洪湖赤卫队》拍成电影的过程中，有人提出要更换演员，把剧中唱《洪湖水浪打浪》的演员王玉珍换下来。

周恩来知道后，问他们：“为什么要换人？”

回答说，王玉珍不够漂亮。周恩来很生气，批评了一些人搞唯美主义，他说：“王玉珍唱得好，演得好，形象也不错，不能换人。”

因为有总理的过问，才没有把王玉珍换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