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

少年老成智除权奸

玄烨是顺治皇帝的第三个儿子，生于顺治十一年（1654）三月十八日。他的生母叫佟氏。佟氏的父亲修图赖是汉军正蓝旗人，也屡建战功。修佟家族也因此成为八旗汉军中显赫一时的名门大族。顺治皇帝为了缓和民族矛盾，改变在蒙古贵族中选妃的习俗，开始在汉军中选妃，佟氏被选入清宫。但佟氏不受顺治宠爱，因此，玄烨也遭顺治帝的冷落。

值得庆幸的是，玄烨的祖母孝庄皇太后对玄烨母子格外钟爱。她派自己的侍女苏麻喇姑协助保姆照看玄烨，教他读书写字。传授他作为皇帝应该掌握的本领。

尽管孝庄皇太后一直在用未来君主的标准培养玄烨，但顺治却一心一意要让宠妃董鄂妃所生的四皇子做太子。但谁曾想，四皇子福薄命浅，才3个月便夭亡了。从此，玄烨的处境才有了好转。玄烨6岁时，同哥哥福全、弟弟常宁一同进宫拜见顺治，向父皇请安完毕，顺治便问儿子们有何志向。常宁年仅3岁，不会回答。福全为庶妃所生，年纪长但地位低，他答道：“愿意做一个贤王。”而玄烨则高声回答，效法皇父，勤政治国。顺治知道这是太后的授意，开始有了由玄烨继承皇位的想法。两年后，年轻的顺治皇帝一病不起，在孝庄皇太后的坚持下，顺治立下了以玄烨为皇太子的遗诏。

孝庄皇太后，出身于蒙古科尔沁部所谓“戚畹贵族”之家，天命十年（1625）嫁给皇太极为妃，崇德二年（1637）生子福临。皇太极死后，她以特有的谋略和胆识，争取了礼亲王代善，使他拥载福临，并与实权在握多尔衮联姻，使他放弃对皇位的争夺。顺治帝逝世后，年幼的孙子玄烨继位，即康熙皇帝。孝庄皇太后以顺治帝遗诏的形式废弃了亲王摄政，改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鳖拜四大臣辅政，从制度上保证了皇权运行的正常。

康熙即位时，还不满8岁。他尽管在祖母悉心培育下大器早成，但担负管理国家的重任还为时过早。好在顺治在遗诏中已作安排，委托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辅政。四大臣在顺治帝的灵位前曾立下誓言：要竭尽忠诚，不谋私利，不结党羽，不受贿赂，忠心仰报皇恩，全力辅佐君主。四大臣中的索尼、鳌拜和遏必隆都是两黄旗人，是跟随清太宗南征北战的元老，后来又拥立年幼的顺治皇帝即位。多尔衮擅权时，由于他们忠于顺治，被视为眼中钉，先后被革职、削爵并籍没家产。直到顺治亲政，他们才复了职，并且进一步受到重用。四大臣中的苏克萨哈里是多尔衮属下的近侍，但他在多尔衮去世后，检举多尔衮殡葬服色违背祖制并企图谋反的罪行，深得顺治帝和太后的信赖。长期以来，他们对顺治和太后忠心耿耿，所以能以异姓臣子的身份位居宗室诸王贝勒之上，担起辅佐幼帝康熙的大任。

辅政之初，四大臣遇事协商，凡欲奏事，一同进谒皇帝或太后，待太后决策后，再由他们以皇帝或太后的名义发布谕旨。辅政大臣虽无决策权，但他们可以票拟代幼帝朱批，后来鳌拜专权乱政就钻了这个空子。

鳌拜野心勃勃，善于玩弄权术，骄横跋扈。身为四朝元老的索尼尽管德高望重，这时已年老体弱，力不从心了。遏必隆为人怯懦，没有主见，所以总是随声附和。苏克哈萨虽然在四大臣中仅居索尼之次，但他资望浅，又与索尼不和，与姻亲鳌拜也时常反目，常常在辅臣中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这样，协商辅政的局面不久便被打破了，大权逐渐落到了一心独揽朝政的鳌拜手中。他任人唯亲，广置党羽，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大学士班布尔善、吏部尚书噶褚哈、工部尚书济世都是他安插在要害位置的亲信。遇到政事，他们常常私定对策，然后才上奏皇帝。

康熙六年（1666年），鳌拜为了扩大势力，执意调圈已耕作了几十年的旗地，引起土地荒芜和民怨沸腾。户部尚书苏纳海、总督朱昌柞、巡抚王登联名上书反对，鳌拜大怒，硬逼康熙同意处死三人，但未能得逞后，竟矫旨将三人绞死。

索尼看到鳌拜如此跋扈，深感愧对先帝的重托而又无能为力。因此在康熙14岁时就多次上书要求康熙亲政，以削夺鳌拜的权力。

康熙得到祖母太皇太后的允许，按照祖制遂于康熙六年七月初七举行亲政大典。康熙亲政前，索尼已去世，鳌拜的野心进一步膨胀，想越过苏克萨哈和遏必隆，占据索尼的位置，进而成为宰相，更加大权独揽。于是，他拉拢苏克萨哈推荐他，遭到拒绝，旧恨新仇使鳌拜立意除掉苏克萨哈。苏克萨哈自知斗不过鳌拜一伙，为了免除杀身之祸，欲激流勇退，故上书请求去守候先帝陵寝。康熙不理解苏克萨哈的行动，一面派人去询问原因，一面请议政王大臣会议议决。鳌拜怕苏克萨哈要求一旦获准，自己也要效仿他交出辅政大权，便给苏克萨哈罗织罪名。议政王大臣会议在鳌拜的操纵下，奏请将苏克萨哈凌迟处死。收到奏章，康熙十分震惊。他认为苏克萨哈是前朝重臣，又勤勤恳恳辅佐七载，怎么处死。他当即召见议政王杰书和鳌拜、遏必隆等人，指出复奏有误。康熙不允鳌拜所请，鳌拜恼羞成怒，瞋目挥臂，连日在金殿上强奏“施威震众，高声喝问”。他的党羽们也为虎作伥．终于威逼年少的康熙下了绞死苏克萨哈的命令。面对鳌拜的步步进逼，康熙已经忍无可忍了。但康熙深知鳌拜党羽众多，势力很大，加上他是武将出身，有一身好武艺，不是轻易能制服的，如果稍有不慎就会祸及自身。于是，康熙每日佯装与一群少年侍卫练习摔跤，嘻戏玩耍，从来不过问朝政。一天，鳌拜仍大摇大摆地走入皇宫时，康熙突然命少年侍卫们捉拿鳌拜，鳌拜大吵大闹，企图挥拳顽抗，结果被摔跤少年们一拥而上、结结实实地捆了起来。然后，宣布了鳌拜的30条罪状，把这个老奸巨滑的权臣革职软禁了。一个16岁的少年，利用自己的大智大勇，干净利索地清除了亲政后最大的政治障碍。

康熙还依据罪行轻重惩处了鳖拜的党羽，罪大恶极的济世等人被处死，其余的被革职降级。与此同时，受鳌拜诬陷的苏纳海等人得到了昭雪。苏克萨哈的后人承袭了他的爵位和世职。康熙对各级官员大规模进行了调换，并下达了《圣谕十六条》，意在刷新朝政，彻底清除鳌拜的恶劣影响。

年仅16岁的康熙在战胜鳌拜集团的斗争中，显示出惊人的魄力和才智。从此，他便将朝政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开始充分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能。

力平三藩收复台湾

康熙亲政后，经过一番考虑，将当务之急的治国大事列出，然后亲自书写了“三藩、河务、漕运”的条幅悬挂在宫中柱子上，以随时提醒自己。由此可见解决三藩是康熙朝夕不忘的首要大事。三藩是指明朝降将吴三桂、尚可喜、耿仲明三个藩王，他们分别盘据在云南、广东、福建三个省区。三藩王在明末清初先后降清，为清兵入关立下了汗马功劳。吴三桂被封为平西王，尚可喜和耿仲明也分别被授予平南王和靖南王的封号。三藩分别专制一方，与清廷中央政府的矛盾日益尖锐，因此康熙继位之后，中央即开始逐步削减三藩的权势．做撤藩的准备。

尚可喜因为年老多病，已把藩事交给儿子尚之信主持。在二年（1673）春上书，尚可喜请求回辽东老家养老，请令其子尚之信袭封王爵。早已有撤藩打算的康熙遂命令撤掉尚藩，将其全部兵士划归广东提辖管制。消息传来，吴三桂和已承袭靖南王爵号的耿精忠（耿仲明之孙）都惊恐不安，他们独霸一方的幻想破灭了。他们也上书假意要求撤藩，来试探朝廷的动向。

康熙召集了众臣议定撤藩之事。大部分人持反对意见。他们提出了种种理由：有的认为云南、福建等地匪患未除，不宜撤藩，有的认为撤藩以后兵士需要安排，花费巨大。众说纷纭没有统一意见。只有兵部尚书明珠、户部尚书米思翰、刑部尚书莫洛等少数人坚决主张撤藩。20岁的康熙皇帝力排众议，做出了最后裁决：“从其所请，将三藩全部迁到山海关外。”他指出，三藩王手中都握有重兵，已形成气候。吴三桂等人怀有野心，蓄谋已久，如果不及早除掉三藩，势必养虎成患，危害天下。于是，康熙派侍郎折尔肯、学士傅达礼赴云南，户部尚书梁清标赴广东、史部待郎陈一炳赴福建，催促办理撤藩事宜。

吴三桂当年为报家仇放清军入关屠杀农民起义军，使清兵得以长驱直入。他降清又心怀异志。镇守云南后，吴三桂利用独占一方的特权，招降纳叛，横征暴敛，不断扩充实力，在三藩中势力最大。他的野心也随之膨胀起来。他以藩府名义任命的官员，吏、兵二部不得干预，他推荐的被称为“西选”的官员遍及天下。凡要害地方，他都千方百计安插进自己的死党。吴三桂属下有53佐领、士兵1.2万多人。每年朝廷向吴藩支付的俸饷就达900多万两白银。吴三桂还自行征税、开矿、铸钱，与西藏互市茶马，聚敛财富，秣马厉兵。诡计多端的吴三桂在加紧准备叛乱的同时怕露出马脚，遂大兴土木，搜罗美女，做出安于享乐、胸无大志的样子，暗中加紧操练军兵，待机而动。

康熙十二年（1673）冬，吴三桂认为时机已到，联合尚、耿二藩以及台湾的郑经武力反清。自封为“兴明讨虏大将军”，举起“反清复明”的旗帜，公开叛乱。

吴三桂公开叛乱后，他分布在各地的党羽纷纷响应。各地的告急文书频频传至京城，举朝震惊。原来反对撤藩的人乘机抵毁，认为吴氏叛乱是撤藩引发的。大学士索额图竟要求杀主张撤藩的明珠等人以谢叛逆。年轻的康熙皇帝临危不惧，严厉驳斥了这些护藩的论调。他说：“三藩心怀不鬼，撤亦反，不撤亦反，因此决不仿效汉景帝诛晁错以平七国之乱的做法。”

康熙决定出兵平叛，并为此进行了周密的部署。首先，命先锋都统硕岱率清军兼程前往荆州，进驻常德以遏叛军。时叛军已进湖南，荆州震恐，康熙又派三路大军日夜兼程，赶往荆州。荆州位居天下之中，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康熙派重兵驻守，遏制叛军北进之路，是稳定战局的重大决策。为了能使援兵及时赶到，康熙又在山东兖州、山西太原建立军事基地，集结兵力、秣马以待。下令停撤耿、尚二藩以孤立吴三桂。康熙十三年（1674）二月二十七日，颁布诏书，声讨吴三桂背恩反叛罪行，宣布削其亲王爵位，表示武力平叛的决心。四月十三日。将吴三桂之子吴应熊、孙吴世霖处绞，以打击吴三桂。

康熙十三年（1674）三月，耿精忠受吴三桂煽动，据福建反叛。江西地处两叛军集团夹攻之间，形势危急，康熙调兵遣将，力挽危局，命安南将军额附华善守京口（今江苏丹徒），定南将军希尔根赴江西，杨威将军阿密达镇江宁（今南京），平南将军都统赖塔去杭州，平寇将军根特巴鲁援广东，镇东将军喇哈达驻江南以保护东南财赋重地。细致而周密的举措，避免了吴、耿会师江西危局的出现。

康熙十三年（1674）十二月，陕西绿营兵提督王辅臣发动叛乱，此时京师已无兵可调，形势危机。康熙采纳华善的建议，提高绿营兵的地位，授甘肃提督张勇为“靖逆将军”，委以收复王辅臣，总督不得节制，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最后王辅臣投降，西北局势趋于稳定，为平定三藩之乱提供了保证。

康熙十五年（1676）二月，尚可喜病重，其子尚之信决意投降吴三桂，发兵往围尚可喜住处，接受吴三桂“诏讨大将军”称号，易服改帜、反叛清朝。康熙认为，尚之信内部矛盾重重，实力不强，吴三桂对他只是利用而已，不会真正信任他，只要顺利解决福建问题，广东自会投降。于是加紧招抚耿精忠的活动，早在耿精忠叛乱不久，康熙即派人传谕耿精忠，如能革心投诚则视之如初。时郑经乘机返回大陆，占据耿精忠后方，康熙采取远交近攻策略，默许郑经行为。到这年六月，耿、郑矛盾尖锐起来。在强大的政治和军事的攻势下，十月初四，耿精忠率文武官员出城相迎。康熙命耿精忠仍留靖南王爵，率部随大军征剿郑经，将郑经赶出泉州。福建、浙江相继平定。

是年十月，尚可喜去世，尚之信遇到重重阻力。耿精忠降清，尚之信感触很深，加之吴三桂并不信任他，尚之信主动派人持密书至清简亲王喇布军前请降。到康熙十六年五月，陕西、福建、广东相继平定，康熙开始了对吴三桂的围攻。

曾经嚣张一时的吴三桂在康熙周密的部署和接连打击之下，见大势去，还想垂死挣扎，急急忙忙演出了登基称帝的丑剧。康熙十七年（1678）三月，吴三桂派人在衡阳草草修建了百余间庐舍，用黄漆涂刷房顶权做皇宫。吴三桂匆匆登上了临时搭成的祭坛祭祀天地，改国号为周。此时，清军的攻势更加锐不可挡，吴氏小王朝日益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年已67岁的吴三桂惶惶不可终日，突患中风死去，仅仅做了不到5个月的“皇帝”。吴三桂死后，由儿子吴世璠继皇位。

康熙十九年（1680）年，康熙下令清军分三路进军吴三桂的老巢云南，向叛军发起总攻。不久清军攻入云南，将叛军的老巢昆明包围得水泄不通，守军大都投降。吴世璠走投无路，最后只好服毒自杀。康熙二十年（1681），历时八年、祸及大半个中国的三藩之乱终于被平定了。

三藩之乱被平定后，康熙决意收复台湾。当时统治台湾的是郑成功12岁的孙子郑克。

台湾降将施琅被康熙任命为水军提督，负责收复台湾。三藩基本平定后，康熙接受了福建总督姚启圣的建议，决定乘郑氏集团内乱的时机用武力收复台湾。

施琅走马上任后，立即着手调整兵力，训练水师。为了等待适当的时机，出师时间一拖再拖。转眼到了康熙二十一年（1682），一时群言四起。这期间，施琅与姚启圣又在进剿战术安排上意见相左，施琅三次上书要求授予他专征权，由他统领军队自行进剿。尽管康熙对一再推迟出兵也有不满，但他没有被舆论左右，考虑到海战须避风浪，事先很难猜度，他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他用人不疑，为了确保战斗胜利，同意了施琅的请求，给予他专征大权。

康熙二十二年（1683）七月，施琅率领两万多名官兵，分乘230多艘战船，直捣澎湖。战斗从清晨一直持续到傍晚，矢石如密集的雨点，炮火遮住了天空。经此一战郑军主力几乎全军覆没，台湾的门户被打开了。困守孤岛的郑克见大势已去，不得不派人向清军送上降表。施琅率领的清军在鼓乐声中登上台湾岛，郑克率属下列队恭迎。至此，台湾与大陆重新统一。

康熙为治理台湾，在台湾设立台湾府和台湾。凤山、诸罗三县，并向台湾派遣8000名驻兵，向澎湖派遣了2000名驻兵。这样就大大增强了东南海防，并且促进了台湾经济文化的发展。

激战雅克萨平定噶尔丹

十七世纪，沙俄将侵略魔爪伸向了东北这块肥沃的上地。沙俄的侵略，是康熙的心腹大患。亲政以后，他便密切注视着沙俄的侵略活动，多次派人了解东北地区的地形、交通及风土人情各方面的情况。但由于当时先是明末农民起义未平，后又有三藩之乱，康熙对沙俄侵略的反击还顾不上。

沙俄趁清政府全力平定三藩收拾残局，收复台湾等用兵之际，扩大了对中国北方领土的侵略。在沙俄无意和谈而且侵略活动日益扩大的情况下，康熙决定进行武装反击，驱逐沙俄侵略者。

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黑龙江流域中下游地区的沙俄侵略者基本被肃清，只有雅克萨还被沙俄侵略者盘踞着。

在黑龙江地区各族人民的支持下，清军为收复雅克萨做了大量准备。清军在进攻雅克萨前遵照康熙的谕旨，向沙俄一再表示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愿望，但沙俄方面置之不理，仍然继续在雅克萨进行战争准备。康熙二十四年（1685）六月，清军兵临雅克萨城下。

打响了第一次雅克萨战役，清军大获全胜，沙俄侵略军狼狈逃窜。

第一次雅克萨战役的战火刚刚平息，托尔布津等残匪又纠集尼布楚的援军卷土重来，窜回雅克萨。消息传到北京，康熙又命令萨布素从水陆两路再次向雅克萨发起猛攻。康熙二十五（1686）年，第二次雅克萨战役打响，托尔布津被击毙。迫于清军强大的攻势，俄方不得不同意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边界问题，清军于是解除了对雅克萨的包围。此后，中俄双方各自派遣代表团举行会谈，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双方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它带来了中俄东部边境100多年的和平，也成为康熙抵御沙俄侵略、维护和平和国家主权的历史记录。

康熙收复雅克萨之后，立即着手平定噶尔丹分裂祖国的叛乱。噶尔丹是漠西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的头领。康熙十年（1671），噶尔丹用武力并吞了厄鲁特蒙古的其他各部，占领了青海和新疆天山以南的广大地区。此外他还勾结沙俄攻打已经归附清朝的漠北喀尔喀蒙古。

康熙二十七年（1688），噶尔丹向喀尔喀蒙古发动了突然袭击。他配合沙俄侵略者攻入内蒙古地区，击溃了土谢尔汗的蒙军，将库伦城化作一片废墟。在追击喀尔喀蒙古的途中，噶尔丹叛军大肆烧杀抢掠，人们丢下帐篷器具、马驼牛羊，昼夜不停地向南逃命，这时沙俄乘机胁迫喀尔喀蒙古的上层人物叛国投俄，遭到了宗教首领哲布尊丹巴等人的坚决抵制。在哲布尊巴丹的率领下，喀尔喀蒙古归附了清朝。康熙二十九年（1690），噶尔丹以追击喀尔喀蒙古为名，再次发动武装进攻。他带领的两万名叛军自呼伦池南下，叛军的前锋一直打到距离北京仅900里的乌珠穆沁，京师震动。

面对严峻的形势，这年六月，康熙亲临狂风怒号、惊沙扑面的塞北，指挥大军迎战噶尔丹。八月，清军在乌兰布通与叛军交战。噶尔丹依山面水布下“驼城”，用来抵挡清军的攻势。“驼城”是将骆驼捆绑落地，在驼背上堆放箱垛，再裹盖湿布布置而成。叛军认为‘驼城”坚不可摧，易守难攻，可是在清军猛烈的炮火攻击下，不仅没有成为堡垒。反而成为叛军逃跑的障碍。由于康熙身患重病，清军只好班师回京。此后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和康熙三十六年（1697），康熙又两次率兵亲征，诛杀了噶尔丹，彻底平定了噶尔丹发动的叛乱。

此后，沙俄又扶植策旺阿拉布坦和西藏反动奴隶主叛乱，也被康熙派兵击败了。至此，中国各民族要求统一和安定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中国辽阔的疆域版图就在这个时期基本奠定。

整饬吏治广揽人才

康熙深知，贪官污吏的勒索和压榨是激起民变的直接原因，为了清王朝的长治久安，他十分重视整饬吏治。他采纳了“民生安危视吏治，吏治贪廉视督抚”的建议，特别注意处置腐败的高级官吏。

湖广总督蔡毓荣在平定三藩时任绥远将军。接受攻打吴氏巢穴昆明的命令之后，他按兵不动。等他入攻破城池，他反而大肆抢掠本应充公的吴氏财物，然后对贵戚重臣广行重贿，将他人战功贪为己有，竟然由此升官进爵。蔡毓荣的罪行败露后，被判处绞刑。

在惩治贪官的同时，康熙多方扶持清官廉吏，大加褒扬，以起到移风易俗、扶正抑邪的作用。但在当时贪风盛行的官场上，为政清廉者实属凤毛麟角，因此康熙一朝大树廉吏的榜样。被康熙誉为“天下廉吏第一”的于成龙就是一个受百姓爱戴的清官。康熙十四年秋天，黄州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于成龙发放的赈济粮救活了几万灾民的性命。后来他离开黄州赴福建按察使任所时，几万黄州百姓送行到九江，哭声与江涛声连成一片。于成龙的廉能勤政，深得康熙赞许。康熙二十年，他特地在懋勤殿召见于成龙，称他为“当今清官第一”、还赏赐白金、良马、御诗等，勉励他始终如一，保持气节。于成龙自此为政更加勤勉。他善于微服私访，升任两江总督后，属下官吏不敢为非作歹，不久江南风气大为改观。他去世后，遗物只有一袭棉袍和一些盐鼓。康熙感慨不已。为了使廉风发扬光大，康熙特地为于成龙题了“高行清粹”四个大字，心痛地说：“当今像于成龙这样清廉的人恐怕难找一个。”

重农贵粟兴修水利

在进行统一斗争的同时，康熙还积极谋划恢复和发展生产，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发展社会经济方面，康熙采取了一系列适应当时年代的措施。

1669年，康熙清除鳌拜后下诏停止满族贵族的圈地活动，规定当时所圈土地，立即归还农民。同时又采取了奖励垦荒的措施，对中小地主垦荒成绩大的授予官职。康熙还发布命令，承认部分中小地主和农民对明代废藩土地的所有权。即改为“更名田”，自己开垦的土地归自己所有。康熙还十分注意边远地区的开垦。在康熙奖励垦荒政策的推动下，全国耕地由527万顷增加到851万顷。

康熙恢复发展农业经济的另一项主要措施就是兴修水利，治理黄河、淮河和运河。康熙任命靳辅等为河道总督，用疏通和筑堤相结合的办法治理黄河，恢复黄淮故道，使黄、淮一带在此后较长一段时间内，免除了水患的威胁。康熙的6次南巡都以巡视治河工程为重点，对治河是很大的推动。他对治河的具体措施认真研究，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意见。第三次南巡时，他沿途亲自用水平仪进行测量，发现黄河河床高于两岸田地，指出这是产生灾害的根源，要根治水患，必须深挖河道。他提出用木制的立体治河模型代替平面图纸，以便制定更切合实际的治河方案。他乘坐小舟，不避风浪，亲自察看水情。康熙还亲自主持了浑河的修治工程。浑河素有“小黄河”之称，经常改道，危害沿岸百姓的生命安全，有时还直接威胁京城。康熙曾经13次巡视浑河，经过试验确定了治河方案。在康熙的督促下，浑河治理工程于康熙四十年（1701）竣工，浑河遂改名为永定河。治理后的浑河堤岸坚固，两岸是百姓新盖的房屋和茂盛的庄稼，出现了一派繁荣景象。

康熙身体力行，他亲自调查和研究治河，对治河工程的迅速竣工起了推动作用。

康熙在治河的同时，还实行了轻徭薄赋、减免钱粮、救济灾民的措施。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他宣布全国赋税以康熙五十年为准，以后所增人口不再多征，称为“盛世滋丁，永不加赋”。康熙末年，在四川、广东等省又实行“摊丁入亩”、“丁随地起”的办法，后来推广到全国。

在恢复发展生产的同时，康熙还采取了惩治贪污、厉行节约的政治措施。在他执政期间，惩治了很多贪官，对操守廉洁的清官则予以奖励和提拔。他本人生活简单朴素，这成为清代诸帝的楷模。他要求政府机构压缩开支，对开支制度实行严格的检查，命令户、工两部所用钱粮“十日一次奏闻”。但对于治河修桥诸事，即使开支数百万两巨资，也从不吝惜。

康熙，为巩固国家的统一，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能够顺应时代潮流，顺应民意，创造了封建社会后期政治安定统一和经济繁荣昌盛的空前局面，是“康乾盛世”的奠基者。康熙在位61年，建立了丰功伟绩，把清王朝推向了强大和兴盛的局面，他是我国历史上最杰出、最有作为的皇帝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