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

唐太宗（599—649），即李世民，唐代皇帝，公元626——649年在位。隋末随其父起兵反隋。李渊称帝时，封为秦王，任尚书令。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发动玄武门之变，得为太子，继帝位。在位期间，常以“亡隋为戒”，任贤纳谏。当时社会经济有所恢复，旧史家誉为“贞观之治”。贞观四年（630年）击败东突厥，被铁勒、回纥等族尊为“天可开”。

功勋卓著玄武夺位

公元599年1月，李世民出生在今陕西武功县一个官僚贵族家庭。李家自西魏开始就具有显赫的政治背景，李渊又与隋文帝是姻亲。作为世代显赫的将门之后，李世民从小就受到了家庭尚武习俗的熏陶，所接受的教育也是剑战攻伐和文韬武略。因此，青少年时代的李世民就养成了“善于骑马，好弄弓矢”的习惯，练就了一身精湛的技艺。李世民不但喜爱骑射，还喜欢浏览兵书战策，少时就熟读了《孙子兵法》，并且能够用孙子之言与父亲李渊讲论用兵布阵的策略，深得父亲的喜爱。

李世民的童年是愉快的。不料，在他八岁那年，杨广谋杀了其父亲隋文帝，成为皇帝。从此，天地为之巨变。兴土木，造宫殿，连续三次远征高丽，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此时的李世民，和全家随父亲职务的调动，到过许多地方，逐渐形成了他意志坚强、豪放刚烈的性格，养成了爱动脑筋和善于思索的良好习惯，遇事头脑冷静、处置果断。

这时，隋末农民起义已经爆发。公元611年，山东邹平县农民王薄率先发动了武装起义。一时间，各地农民起义也风起云涌，隋统治阶级内部各种势力也开始分崩离析。公元613年，重臣杨素之子杨玄感发动了大规模反隋起义，给隋炀帝政权以沉重打击。两个月后，反叛被镇压下去，但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隋王朝摇摇欲坠。

公元616年，李世民随父亲来到山西太原，参加镇压甄翟儿领导的农民军，使李世民受到了初步的军事锻炼。公元617年，李渊出任太原留守，李世民随父赴任。

在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隋炀帝困守江都，危在旦夕，隋王朝即将灭亡。穷途末路的隋炀帝惶惶不可终日，对大臣们无端猜忌，动不动就将大臣或处死或贬抑。李渊也受到隋炀帝的猜忌，早就有取代隋朝之心的李渊也准备起兵反隋，但还是有些犹豫不决。这时李世民仗义疏财，私下结交义士、侠客，赢得了不少有识之士为其出谋划策。当时的晋阳县令刘文静和晋阳宫副监裴寂都是李世民莫逆之交，他们与李世民一道多方劝说李渊尽快起事，李渊终于下定决心。公元617年农历五月，李世民协助父亲李渊除掉了隋炀帝派来监视他们的亲信，在晋阳宣布起兵，正式打出了反隋的旗号。

晋阳起兵以后，李世民的哥哥李建成、弟弟李元吉以及妹夫柴绍也先后率领一部分队伍从河东、长安秘密赶至晋阳会师，使起义力量迅速扩大。随后，李渊建立了左、中、右三军，李世民被任命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统帅右三军。然而，李渊出师不久就遇到了隋将宋老生的抵抗。由于遇上阴雨连绵，军饷未到，突厥援军也迟迟不来，李渊失去信心，准备退回晋阳另作他图。李世民劝住了父亲，使李渊坚定了信心。在攻打宋老生的激战中，李世民血染战袍，身先士卒，带领士兵击溃了宋老生。

此后，李渊又率军东进，又遇到隋将屈突通的顽强抵抗，李渊部队内部意见不一，李世民力排众议，建议主力绕过屈突通，迅速向长安进军。李渊再次听从了李世民的这一大胆建议，还命令李世民沿途收编各路归附李氏的地主武装，李世民的西路军迅速发展到十多万人。攻下长安后，李渊先将隋炀帝的孙子杨侑立为傀儡皇帝，以便号令天下。然后在关中积极发展势力。公元618年5月，李渊正式即位，国号为唐，李世民被任命为尚书令，改封秦王。从此以后，李世民就以秦王的身份活动于政治舞台，叱咤于陇西、关东。

唐王朝建立后，政权还不十分稳固。在隋末的政治舞台上，李氏的实力并非最强。谁能顺乎形势，采取正确的作战方针，谁才能最终取得胜利。但是，李渊称帝后不便再亲自挂帅出征，皇太子建成也需要留在京城协助父皇处理各项政务。因此，指挥和领导统一战争的重任就自然地落在了秦王李世民的身上，于是李世民开始了他历时4年多的艰苦卓绝的征战生涯。

秦王李世民的第一个对手是盘踞在金城（今甘肃兰州）的薛举。当时，薛举拥兵30万，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此患不除，李渊就不敢东出潼关，进兵关东。公元618年11月，李世民亲自率领大军讨伐薛举。经过两次激烈的交锋，终于荡平了这一割据政权。

当时，国内尚有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等强大的军阀势力和农民军势力，北方突厥汗国更加强大，在唐的北部扶植了占据朔方（今陕西横山）的梁师都和占据马邑（今山西朔县）的刘武周两个傀儡。刘武周南下攻唐，一时间声势浩大。李渊放弃河东，退守关中，李世民予以反对，并主动请缨大败刘武周。李唐王朝转危为安。

此后，李世民又转战中原，公元620年7月，大军逼近洛阳。窦建德出于自保，亲率10万大军增援困守洛阳的王世充。李世民正确地判断了军事形势，衡量了自己的军事实力，毅然扩大了战役范围，果断地兵分两路，一路继续攻城，一路由他带领，进驻虎牢（今河南汜水），挡住了窦建德的去路。次年五月，再次决战虎牢，窦建德兵败被俘，王世充走投无路，举城降唐。李世民一举战败了王世充、窦建德两支劲旅的战役，充分显示了李世民的机智果断以及出色的军事胆略和指挥艺术。

李世民统一全国的卓著功绩，使他威信日增，权力日重，政治地位和军事地位都在迅速增长。李世民还在晋阳起兵和统一全国的战争中，利用自己特殊地位和条件，收罗了大批谋臣猛将，逐渐组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政治集团。李建成非常妒忌李世民所取得的军事地位和政治地位，也很担心李世民会跟他争夺皇太子的位置。为了维护自己的皇位继承权，李建成也大力搜罗人马，又与弟弟齐王李元吉结盟，共同对付李世民。因而围绕着王位继承问题，形成了以李建成为首的“太子党”和以李世民为首的“军功党”，他们互相倾轧，明枪暗箭，愈演愈烈，直到公元626年李世民先发制人才结束了这场皇室斗争。

这时，突厥入塞围攻乌城，李建成便请求唐高祖让李元吉北征，唐高祖答应了。

临出征前，太子东宫的王至暗中投靠了李世民，他把李建成和李元吉企图趁李世民给李元吉饯行时下手的阴谋告诉了李世民。李世民闻言大惊，终于痛下决心，采纳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的建议，先发制人，除掉李建成和李元吉。经过密谋，李世民于当天夜里进宫，向唐高祖告状，并求得唐高祖下令第二天一早，召兄弟三人一起进宫对质。

第二天早晨，李建成和李元吉奉旨进宫，他们带着几名家人来到玄武门时，发现李世民已在门前等着他们。李建成和李元吉觉得事情不对，赶紧拨转马头，准备回去。李世民骑着马追来，李元吉慌忙转过身来，拉开弓，就想射杀李世民，但弓弦还没拉开，李元吉就慌里慌张地把箭射了出去。李世民很轻易地躲过了，马上拉弓搭箭，将跑在前面的李建成一箭射死，李元吉吓得没命地骑马狂奔，结果被李世民的心腹尉迟敬德射杀。太子东宫和齐王府的卫队2000余人闻讯赶来，与李世民的士兵混战在一起。李世民下令将士守住玄武门，并让尉迟敬德进宫，逼迫唐高祖李渊立李世民为太子，并将国事委托给李世民处理。两个月后，李渊被迫退位，李世民随即登基称帝，是为唐太宗。

任用贤能施行仁政

李世民即位之时，中央政权的基础还不十分稳固。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稳定局势，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最高领导集团。他接受了尉迟敬德提出的“杀人太多，不利于天下安定”的建议，采取了宽大安抚和任用东宫属僚的政策，缓和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后来有名的谏臣魏征就是原来太子李建成的幕僚，李世民曾当众责备魏征离间其兄弟之情，但魏征坚持不屈，还为李建成没有听从他的忠告，最终败给了李世民而遗憾。对此唐太宗十分赏识。钦佩魏征忠心耿耿，有胆有识，不仅没有为难他，而且还提升他为谏议大夫，在自己身边参予决策。

在稳定局势的同时，李世民又着手整顿父亲在位时的宰相班子，以知人善任的原则，逐步建立起了以自己为核心的最高决策集团。这个班子汇集了当时最杰出的人才，在政治上呈现出明显的朝气和进取精神。随后。太宗又对中央机构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改造了三省六部制，为唐宰相制度奠定了基础。为使中央各部门之间相互监督，太宗特别强调在实践中坚持讨论、封驳、执行相结合的原则，推行“五花判事”制度。与此同时，行政机构也得到精简，贞观初年文武官员总共只有640员。精简后的国家机器，效率得到了提高，既节省了财政开支，又减轻了人民负担。通过对领导班子的改革，李世民不仅牢牢的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而且也为进一步励精图治、开创贞观之治的新局面奠定了基础。

李世民从秦王到皇帝，伴随着隋王朝的土崩瓦解，整个过程，波澜壮阔。贞观初年的形势，对刚刚登上皇位的唐太宗李世民来说是不容乐观的。当时，统一战争刚结束不久，社会矛盾还没有完全缓和，民心还不十分安定，而且全国各地的自然灾害也不断发生，社会经济仍然凋敝不堪。如何治理这个国家，成为他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李世民既亲身经历了打江山的残酷斗争，深知创业之难；又从隋炀帝身上，悟出守业更难的道理，这使他时刻保持清醒。因此，在唐太宗身上，总能看到一种来自农民革命风暴对地主阶级的震撼力量，这种力量使他能兢兢业业，居安思危，励精图治。面对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和贞观初年百废待兴、百乱待治的局面，唐太宗经过深深的思考，决定以大治天下作为自己的施政方针。

治国方针确定以后，唐太系首先抓了国家的政治建设，把任贤和纳谏作为保证政治的两条主要措施。贞观初年的官吏，大多是跟随李渊父子攻伐四方，统一天下的功臣，他们虽能为李氏王朝骑马打天下，但却不能下马治国家。对于行军打仗，他们无所不能，但面对烦琐的政务，却只能束手无策。因此，唐太宗李世民要想大治天下，就必须任用一批能治理国家的人才，因而他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他不计个人恩怨和私利，任人唯贤，不避远近亲疏。他手下的文武大臣有隋朝旧臣李纲、封伦；来自农民起义军瓦岗军的徐世、秦叔宝、程咬金等；而魏征就是太子李建成的部下。唐太宗有一句话，叫做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可以说是对他用人方针的生动概括。

唐太宗为更大程度地甄选人才，为自己所用，他设立了“弘文馆”，以管理学校，著书立说，培养选拔人才。太宗还亲自视察国子监和太学，增筑学舍，增加学员。此外，唐太宗还沿用了隋炀帝所制订的科举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发展，设立许多考试科目，进士科是其中最重要的科目。这些措施的施行，促进了封建文化的发展，使贞观时期成为唐代教育史上的黄金时代。

李世民采取求贤纳才、知人善任的用人政策，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使得在他统治时期，整个朝廷人才济济，群贤荟萃。公元643年，李世民曾将其中的佼佼者画在凌烟阁内，这24位功臣是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魏征、尉迟敬德、李孝、高士濂、李靖、萧禹、段志玄、刘弘基、屈突通、殷开山、柴绍、长孙顺德、张亮、侯君集、张公理、程知节、虞世南、刘政会、唐俭、李绩、秦叔宝等。除了精通政务的人才，李世民还重用姚思廉、陆德明、孔颖达、颜师古等著名的文学家；欧阳询、褚遂良、阎立德、阎立本等卓越的书法家和画家；阿史那吐乐、执失思力等杰出的少数民族将领。这些谋臣猛将、文人学士都为唐太宗大治天下的政策出谋划策，为后人称颂的“贞观之治”贡献了自己的才干和智勇。

在大力选拔人才的同时，李世民还进行了法制的改革和建设，采取了慎刑宽法和严格加强法制的措施。为实现大治天下的治国方针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创造了良好安定的社会环境。

李世民将赏功罚过作为法制改革的标准，任命房玄龄、长孙无忌在参考《武德律》的基础上制定了封建社会最完备的法典《贞观律》。后来长孙无忌又在李世民的支持下，组织了19名法学专家为《唐律》作注，完成了《唐律疏议》。五代以后的各朝法律大都以此作为蓝本相应增删。

此外，《贞观律》还是唐朝的宪法，它包括“律、令、格、式”，从国家制度到社会经济生活，以及民间的婚丧嫁娶等方面，都有详细规定。凡是违犯律、令、格、式的，一律按法律处理。《贞观律》规定了1546条国家的制度和政令，称之为“令”；又将武德九年的制律从3000条精减为700条，规定了文武百官的职责范围，作为考核官员的依据，称之为“格”；还规定了尚书各部和诸寺、监、十六卫的工作章程，称之为“式”。

同时，李世民又亲自选拔了一批正直无私、断狱公平的人担任法官，并亲自检查法官对案件的处理情况，以保证律、令、格、式的贯彻执行，并将死刑的终审权收归中央，以免出现冤案。同时，唐太宗还规定对死刑要三次上报中央，被批准后才可执行。

制订法律以后，李世民以身作则，执法如山，对自己的亲属和部属要求非常严格，如有触犯刑法者，严格依法处理，从不徇私枉法。这就使得法律得以顺利地贯彻，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使贞观初期逐渐形成了执法严谨，令行天下的好风气。

唐太宗提倡戒奢崇简，并以身作则。他即位的第二年，关内发生了严重干旱，百姓无以为生，只得卖儿卖女。唐太宗知道后，立即下令用自己专用财物赎回被卖出的孩子，归还其父母。唐太宗即位后，居住的还是隋朝建造的宫殿，这些宫殿大都破旧不堪。作为一个新王朝的君主，李世民本来可以大兴土木，另建新的宫殿，加上他自己患有“气疾”，住房地势偏低，夏季暑热，常常犯病。大臣们劝他重建高楼深苑，他嫌劳民伤财，没有同意。

唐太宗还严厉禁止厚葬和奢侈行为，因而逐渐形成祟尚节俭的风气，出现了一大批以节俭闻名的大臣，这就减轻了国家和人民的负担，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休养生息、社会安定创造了条件。李世民还特别重视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

当时，由于长期战争的破坏和自然灾害的影响，经济破败、民户凋残。面对这种困境，唐太宗一方面大力提倡戒奢祟简，节省开支；另一方面又积极地推行轻摇薄赋，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农民得以逐步恢复生产，重建家园。他全面推行、推广均田制，招抚失去逃亡的农民，给他们土地，鼓励他们从事农业生产。为解决耕地不足的问题，他一再缩减苑囿占地面积，以增加农民耕地。由于均田制得到贯彻、推行，贞观年间的农民生产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为减轻农民的赋役负担，碰到自然灾害，李世民还下令减免租赋，同时还大力倡导兴修水利，以增强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

在经历了隋末农民起义，地主军阀混战和唐朝统一天下的战争后，全国劳动力普遍缺乏。为了增加人口，唐太宗下令将男女结婚的年龄提前，规定男20岁、女15岁就可以结婚，并把婚姻和户口的增加列为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一个标准。这就迅速增加了全国户数，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

由于唐太宗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农业发展的积极措施，使社会经济很快得到了恢复。贞观初年，中原一带还是“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到贞观中期，中原出现了牛马遍野、丰衣足食、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升平景象，成为太平盛世。由于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唐朝在当时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日益显著，并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

以人为镜从谏如流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是唐太宗的名言。唐太宗作为一个拥有生杀予夺大权的皇帝，能够做到虚怀若谷，从谏如流，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少见的。他不拘一格，知人善任，而且将相和睦，同心辅政。贞观时期君臣的所作所为，成为后世称颂的楷模。

由于唐太宗虚心纳谏的开明作风，使朝廷中出现了一大批敢于直谏的大臣。贞观前期著名的有魏征、王圭、杜如晦、房玄龄等；后期著名的有马周、刘泊、褚遂良等。这些人对当时的政治形势起了良好的作用，其中最杰出的当数魏征。

魏征在天下纷乱的时候，曾经感到茫然而出家当了道士，旧日的好朋友，隋武阳郡的郡丞元宝藏起兵反隋后，请他出山，掌管军中的文书，瓦岗军的李密极为赏识魏征的才华，也把他请去掌管军中的文书。后来李密的瓦岗军与据守洛阳的隋朝大将王世充展开生死搏斗，结果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起义军想速战速决，反而被王世充火攻加奇袭，彻底击败。李密不得不率残部投降李渊，不久又在洛阳一带招抚旧部，重新起兵，反对李渊，兵败被杀。被魏征招抚李密的旧部徐世在征得了李渊的同意之后，以国君之礼葬了李密。魏征则为李密撰写了《唐故邢国公李密墓志铭》，把他比作垓下失败的项羽，意即虽然失败，也还是一位大英雄。魏征如此评价李密，竟不怕李渊的追究，而能实事求是地描述李密的一生。魏征的这种态度和精神，得到了时人和后人的赞扬。

太子李建成听说魏征既有才华又有才能，就把他找来，封他为太子洗马，负责管理图书经籍。魏征虽有文名，实际上并未发挥多大的作用，而他给李建成提过很多对付李世民的建议，都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后，召见了这个有才华的魏征，并责问他说：“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间的关系呢？”魏征理直气壮地回答说：“如果太子早听信了我的建议，就不会遭到今天的下场了，我忠于李建成，没有什么错的。管仲不是还射中过齐桓公的带钩吗？”

李世民听他说得既坦率又有理，尤其他举出了管仲射小白的历史故事，自己更不能显得连齐桓公小白重用仇人管仲的气度都没有，就赦免了他，并封他做掌管太子文书的管事主簿，至此魏征结束了他转来跳去的更换主人的生涯，开始了他一生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时代。

李世民即位后，将魏征封为谏议大夫。谏议大夫的职责是专门向皇帝提意见，唐太宗任命魏征为谏议大夫，表现了唐太宗对他的才能的认可和对他本人的信任与尊重，后来又把他提升为尚书丞，就更能使他随侍左右，时时处处提醒规劝皇帝了。

贞观初年，唐太宗虽然已经做了皇帝，但社会矛盾仍然十分尖锐，特别是在地主阶级内部，还存在着对唐太宗统治不满的保守势力。为寻求最佳治国方案，唐太宗号召群臣，集思广益，各抒己见，通过广泛的辩论统一思想。

唐太宗的确是一位愿意提倡君臣之间的“民主生活”的皇帝，他建立了前朝所没有的新制度，允许谏官、史官参加政事堂会议，规定在会议之上，不管是皇帝还是大臣，如有过失和不当之处，谏官可当面指出，予以辩论。这种制度不仅能够保证谏官、史官能够及时了解朝政的内幕，使得有所劝谏，还起到了一定的监察作用，使宰相及其他官员不敢谎报政绩。

魏征就是在这种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里做谏官的，他劝谏的内容从长治久安的军国大计，直到皇帝个人的起居生活，涉及到许多方面，对唐太宗及唐朝贞观年间的政治，可以说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魏征的批评方式无情而严厉，也常常使唐太宗受不了。一次，魏征的话又刺痛了唐太宗，唐太宗气愤地回到宫内，对长孙皇后说：“朕一定要找机会杀掉魏征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听后，连忙回去换了一身朝服，恭恭敬敬地跪下。太宗十分惊讶，慌问其故，皇后说：“我听说只有圣明的君主才能有正直的臣下；现在魏征犯颜直谏，全是由陛下的英明所致呀，我怎会不为您感到高兴呢？”太宗听了，十分欣慰。

唐太宗毕竟是一位明君，他虽然也像常人一样，喜欢听顺耳谀辞，不喜欢听逆耳忠言，但他还是能克制住自己的感情，保持较为清醒的头脑，所以，他对魏征既畏惧，又尊敬。

有一次，唐太宗趁魏征回乡扫墓的机会，准备去山南一带“旅游”一趟。一切准备妥当了，却又怕魏征回来后责怪，最后还是没有去。还有一次，太宗得到一只鹞子，非常喜欢，正抱在怀里抚玩。正巧魏征来见，太宗忙将那小宠物藏进衣服里。魏征故意拖延时间。待魏征告辞，鹞子已经闷死了。

魏征也很重视唐太宗个人的品德修养。他曾引用荀子的话劝谏唐太宗说：君主好比舟，人民好比水，水能托舟，亦能覆舟。这句话对唐太宗震动很大，他牢记在心，并用这句话告诫太子，让他永远不要忘记。

最著名的，是魏征关于忠臣和良臣的见解。有一次，唐太宗听信谗言，批评魏征包庇自己的亲戚，经魏征辩解，唐太宗知道自己错了。魏征趁机进言道：“我希望陛下让我成为一个良臣，不要让我做一个忠臣。”唐太宗惊讶地问：“难道良臣和忠臣有区别吗？”魏征说：“有很大区别。良臣拥有美名，君主也得到好名声，子孙相传，千古流芳；忠臣得罪被杀，君主得到的是一个昏庸的恶名，国破家亡，忠臣得到的只是一个空名。”唐太宗听后，十分感动，他连声赞美，并赐给他绢五百匹。

唐太宗把魏征看做是最好的谏臣，魏征也确实起到了重要的监督作用。魏征死后，太宗十分痛心，无限感慨地说：“用铜作镜子，可以正衣冠；用历史作镜子，可以知道国家兴衰的道理；用人做镜子，可以看到自己的过错。现在魏征逝世，使我失去了一面镜子。”

文治武功一代明君

随着国内政治经济形势迅速好转，国力逐渐增强，唐太宗为建立强盛的多民族的大唐帝国，开始了统一边疆地区的战争。

唐太宗首先征服的是当时对唐朝威胁最大的东突厥。在与东突厥初期的战争中，唐中央的军队实力还不能战胜东突厥。一次东突厥首领颉利可汗亲率20万骑兵攻到长安城下，唐太宗设下空城计，凭借着自己的机智和勇敢，没折一兵一卒，便退去了20万突厥大军。

此后，经过唐太宗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唐朝国力大增，渐渐地在与东突厥的战争中占了上风。唐太宗采取远交近攻的方针，扶持颉利可汗的反对势力，牵制颉利可汗，并积极备战，与曾经臣服于东突厥的强大势力薛延陀部建立联盟，造成了南北夹击东突厥的有利形势。同时，唐太宗又设下离间计，利用东突厥贵族的内部矛盾，拉拢和颉利可汗有矛盾的突利可汗，突利可汗归唐，为唐太宗提供了里应外合的有利战机。公元629年，唐将李靖夜袭阴山，大败东突厥，俘虏颉利可汗，灭掉东突厥。当地各少数民族势力纷纷归附，从而统一了北方边境。

之后，唐太宗又相继派兵收复了吐谷浑、高昌、焉耆、龟兹等地区，并在龟兹设立了安西都护府，重新恢复了对西域地区的统治。唐朝的西部和北部边境重新得到了巩固和扩大，也使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重新得到了畅通，加强了中原地区与西域和中亚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

在利用战争以军事打击震慑的同时，唐太宗又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不强行改变这些少数民族原来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并任命原来的首领担任各级官职，管理本地区或本部的人民，同时还送给他们农具耕牛等物品，帮助他们发展农牧生产。

此外，唐太宗还通过和亲政策，加强少数民族同唐朝的联系和团结。公元640年文成公主入藏，将农耕、纺织、建筑、造纸、制笔、酿酒、冶金以及农具制造等技术带入西藏，对吐蕃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加强了吐蕃与唐朝的联系。

同时，唐朝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也越来越频繁。亚洲、非洲地区许多国家不断有人来唐朝访问，当时的长安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唐太宗对中外交往采取了积极友好的态度，专门设立鸿胪寺接待各国使者，设立商馆以招待外商，那时和唐朝交往的国家达到70多个。外国商人进入中国后，唐政府允许他们长期居住，还可以和中国人通婚。这一时期，胡椒、菠菜、郁金香、天竺干姜等植物相继从波斯（今伊朗）和印度传入中国。玄奘到天竺带回了大量的佛教经典，并将其译成汉文，玄奘取经的故事后来还成为《西游记》的素材。其他宗教如景教、回教、摩尼教等也在此时传入中国。

同样，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纸张等也在此时传入西方，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就是在贞观时期传到阿拉伯和印度，又通过阿拉伯传到欧洲和非洲，对西方文化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唐朝高度发达的封建文化也深深影响了当时的世界，尤其对朝鲜、日本的影响更大。公元645年，日本废除氏族制度的“大化改新”，吸收了均田制、租庸调制、官制、府兵制以及刑律等等，建立起了完备的国家机构和制度，大大促进了日本的封建化进程。

唐朝对世界的影响非常深远，直到现在，很多国家华人聚居的地方还被称为“唐人街”。

唐太宗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而且还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君主。他精于弓马，擅长诗书，是一位文武双全的皇帝。

当时李渊在晋阳起兵时，李世民就曾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李渊建立唐朝后，李世民便担负起统率三军征代各地割据势力的使命，为李氏王朝的统一立下汗马功劳。李世民对弓马特别精通。后来登基做了皇帝，他娴熟的骑射技术仍然不减当年。昭陵六骏雕刻，既是唐初雕刻艺术的高度成就，也是唐太宗嗜马成癖与他驰骋战场的真实写照。

唐太宗还是个诗人、文学家和书法家。他所写的诗文，被编入《全唐文》和《全唐诗》中，其中就有文七卷、赋五篇、诗一卷六十九首，代表作是《帝范前后序》、《金镜》。唐太宗非常喜欢晋代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书法，最为擅长的是飞白书法。唐太宗还十分重视对书法的钻研，他写的《笔法论》、《指法论》、《笔意论》等，对书法也有指导作用。唐太宗对王羲之书法的推崇，使得贞观时期出现了一场书法革新运动，统一了南北朝以来南师王帖、北师魏碑自立门户的局面，使王书成为全国书体的正宗。

不可否认，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众多皇帝中少有的明君，但在贞观后期，唐太宗还是出现了骄傲和自满情绪，思想和行为逐渐发生了变化，封建帝王的贪欲和专制本性越来越多地在他身上体现出来。

到了晚年，唐太宗还滋生了乞求长生不老的迷信思想，迷恋方土炼制的金石丹药，结果因服食金石丹药过多，中毒暴亡，享年5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