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药学

东汉时期，我国最早的一部较完善的药物学著作《神农本草经》成书了。我国古代把讲述药物学知识的学问称为“本草学”。

《神农本草经》总结了汉朝以前直到远古时期长期积累的药物知识。这部著作很可能是由历代医药学家逐渐增补陆续写成的。

《神农本草经》共著录药物 365 种，计有植物药 252 种，动物药 67 种；

矿物药 46 种。根据效能和使用目的，把药物分做上、中、下三品。上品 120 种，按照书中的说法，所谓“上品”是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可以轻身益气、益寿延年的补养药品。中品 120 种，有的有毒，有的无毒，多是能补虚

弱又兼有攻治疾病作用的药物。下品 125 种，是具有毒性而专用于除寒热邪气攻治疾病的药物，不能久服。这样的分类方法显然受到炼丹术的很大影响， 不少地方和事实也有出入。但是书中记述的药效，大部分是正确的，如桂枝、麻黄、杏仁、石膏、附子、黄芩、黄连、知母、柴胡、地黄、当归、芍药等， 在临床上有卓越的疗效。此外，书中还扼要介绍了药物采收、炮制和贮藏方法，概括了君、臣、佐、使、七情（喜、怒、哀、惧、爱、恶、欲）和合、四气（四时阴阳变化、温热冷寒之气）、五味（酸、苦、甘、辛、咸）等药物配制的理论。

《神农本草经》为后世医药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自《神农本草经》问世之后，又陆续有《蔡邕本草》、《吴普本草》、

《李当之药录》等新的本草著作出现。但这些都是在《神农本草经》的基础上，增加了魏晋以来所发现的新药，加以整理总结而成，其体例都不够系统， 内容也比较简单，并且有许多错误。这在当时雕板印刷术还没有发明，书籍全靠手抄的情况下，是很难避免的。正如陶弘景所说的那样：

“魏晋以来⋯⋯更复损益，或五百九十五，或四百四十一、或三百一十九，或三品混糅，冷热舛（错乱的意思）错，草石不分，虫树无辨，医家不能备见”。

因此，他决心整理补充《神农本草经》。

陶弘景于公元 494—500 年间开始对以前本草进行勘订整理。他不仅将

《神农本草经》所载的 365 种药加以证正发挥，并且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

增补了汉魏晋以来张仲景、华佗、吴普、李当之等名医副部药物 365 种，共

计 730 种，汇编成《本草经集注》。

《本草经集注》比《神农本草经》增加了 1 倍。这是我国药物学的又一次整理大提高。

陶弘景在自序中说：

“隐居先生在乎茅山之上，以吐纳余暇，游意方技，览本草药性，以为尽圣人之心，故撰而论之⋯⋯精粗皆取，无复遗落，分别科条，区畛物类、兼注铭时用土地所出，及仙经道术所需，并此序合为七卷。”

可见他的整理工作是非常细致周密的，是花费了巨大的劳动的。

陶弘景在撰写《本草经集注》时，为了区别《神农本草经》中原有的药物和新增加的药物，凡是《神农本草经》的内容都用朱红颜色书写，张仲景等名医增录的资料用墨笔书写，陶弘景自己的注文用小字书写，这样就保存了《神农本草经》的原来面貌，致使《神农本草经》的原文能流传下来。这种方法不但新颖醒目，而且也说明他对于增添的新内容态度是非常慎重的。

《神农本草经》把药物分成上、中、下三品，这种分类方法既不能准确区分药物的性能，又难于掌握和寻检。

陶弘景独创了一种新的分类方法，首次将《神农本草经》中的上、中、下三品分类改为按照药物在自然界中的属性分类，他按照药物的天然来源分成玉石、草木、虫鱼、禽兽、果菜、米食、有名未用等 7 类，除有名未用一类外，其余每类再分为上、中、下三品。这种分类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在我国药物学上具有比较大的影响。我国第一部药典——《唐新修本草》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方法来分类的。

陶弘景归入的第 7 类药物：“有名未用”类，是一些当时未经实际验证的药物，目的是有利于澄清人们在药性认识上的混乱。

《本草经集注》对药物的性味、产地、采集、形态、鉴别、炮制以及应用等方面也有了新的论述。

《神农本草经》中说药有五味：酸、咸、甘、苦、辛，但是因为勉强和阴阳五行理论联系，出现了许多不符合实际的情况。

陶弘景主张重视药性，而不盲从药味。他把药物的药性更细致地区分为： 寒、微寒、大寒、平、温、微温、大温、大热等 8 种，使当时人们对药物的认识有进一步的提高。在《本草经集注》中，他对于药物寒、热性味用朱、墨点予以区别，以朱点为热，墨点为冷，无点为平。

陶弘景认为药物的产地和采制方法与其疗效有密切关系，并对药用植物的形态鉴别极为重视，例如他说：

“术有两种，白术叶大有毛而作桠，根甜而少膏，可作丸散用；赤术（苍术）叶细无桠，根小，苦而多膏，可作煎用”。

在《本草经集注》中，陶弘景还首创了根据疾病来分类药物的方法，最早提出了“诸病通用药”名目，开列了 80 余种疾病的通用药物。这不仅给医生处方用药带来方便，而且开创了按药物主治作用进行分类的先例。这是中药分类的一大进步。

《本草经集注》中还介绍了一些有特效的药物，如茵陈治黄疸，栝楼治消渴（糖尿病）等等，——时至今天仍然在中医临床上使用。

陶弘景还规定了丸、散、膏、丹、汤、酒剂等的制作规则，统一、细分了秤量药物的斤两标准，在我国本草发展史上做了许多影响深远的工作。

在深入研究药物的过程中，陶弘景细致地观察了大量动植物，做了不少生动、准确的记录，纠正了前人一些不科学的认识，在生物学上也做出一些成绩。如他发现蜾赢是有“子”（由寄生在螟蛉身上的卵孵化出的幼虫）的， 其子以螟蛉为食物，这就否定了当时流行的螟蛉是蜾赢的“义子”的迷信说法。

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成书后，又把汉魏以来名医在《神农本草经》内增录的资料汇集成《名医别录》3 卷。

《名医别录》收载药物种类比《本草经集注》中“名医副品”365 种要多，它不仅收载两汉至刘宋期间名医增录的药物，而且记载了《神农本草经》所载药物的新用途。

《名医别录》是总结两汉、魏、晋、南朝刘宋时期的药物学专著，其中所记槟榔治疗“寸白（绦虫）”等的药效以及书中所载本草附方，是现存文献中最早的记载。

陶弘景对保存本草文献古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陶弘景对病因、病理的分析、基本上采取了道家和道教关于“气”的学说。他认为疾病之源，在于邪气。他说：

“人生气中，如鱼在水，水浊则鱼瘦，气昏则人病。邪气之伤人最为深重、经络既受此气，使入脏腑，随其虚实冷热，结以成病。”

葛洪曾经“周流九州之中”。在与民间广泛、深入的接触中，他深感民间疾病的发生和传染，常常因为缺少医者，而又无简易的自疗方法，只好坐以待毙。他深感有必要编撰一部简易应急的医方书。因此，他在自己已有的100 卷《玉函方》的基础上，收集各种简便易行的医疗技术和单验方，在不得已需要用药时，也都是选用一些价廉效益，山村僻壤易得的药物，有的根本不需到市肆去购买，都是一般草石之品，所在皆有。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葛洪编撰成《肘后备急方》3 卷。书名“肘后” 指可随身携带于臂肘之后，“备急”则多用于急救之病症，这与现代的“急救手册”具有同等的含义。

陶弘景对葛洪的《肘后备急方》进行了拾遗补缺的工作，得 101 首，称

《补阙肘后百一方》，取佛书人有四大（地、水、火、风）一大就有 101 病为名。

金代杨用道又取唐慎微《证类本草》诸方附于随证之下，而成今书。葛洪和陶弘景的原方，在今本《肘后备急方》中已混同难辨。

杨用道所增部分，是标有“附方”二字，以示区别。

今本《肘后备急方》8 卷，分 51 类，多取易得之药，治疗内外诸症。陶弘景在《补阙肘后百一方》中，是以“气的学说来分析一些猝发病的

原因。他把疾病的病因，归之为邪气、恶气、毒疠之气，这是对我国传统的6 气（风、寒、暑、湿、燥、火）致病说的发展。

在医药学方面，陶弘景撰有

《本草经集注》7 卷

《名医别录》3 卷

《补阙肘后百一方》3 卷

《药总诀》2 卷

《陶氏方》3 卷

《效验方》5 卷等。

这些书早已散失，今仅存敦煌石室藏 6 朝（魏、晋、宋、齐、梁、陈） 时手抄本《本草经集注》叙录残卷和吐鲁番出土的仅存燕屎、天鼠屎、鼹鼠、豚卵四味药的《本草经集注》残卷。

今本《肘后备急方》中虽保存了《补阙肘后百一方》的部分内容，但陶弘景增补内容大多已与葛洪《肘后备急方》内容混淆在一起。

《本草经集注》和《名医别录》的主要内容保存于《证类本草》和《本草纲目》等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