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拳拳赤子心

1941 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全国人民忍饥挨饿支援抗战，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却利用“抗战”的名义横征暴敛，大发国难财。同年夏天，孔祥熙的二小姐出嫁，仅置办嫁妆的费用就够救济一万难民，可以创办一所设备完善的大学。广大学生对国民党官僚的贪污腐化十分痛恨，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昆明的西南联大发起“捣孔学潮”。广西大学学生听到消息后，立即响应，他们同心协力，将替国民党卖力的原广西大学校长逐出校园。很快国民党教育部又派一位名叫高阳的中统特务来当校长，学生们更加气愤，他们准备到省政府请愿，反对高阳任校长，而要求李四光担任此职。

高阳得知此事后，在宪兵们的保护下进入广西大学向学生们“训话”，结果在学生们的怒骂声中草草收场。但是，第二天凌晨，特务和宪兵便闯进还在熟睡的学生宿舍，抓走 100 多名学生。为了营救被捕同学，学生们派代表找李四光帮助。李四光不顾旁人会因此事说他有与高阳争夺校长之职的嫌疑，爽快地答应了学生们的请求，拿着学生们写好的谈判书去与高阳交涉。在这种情况下，高阳被迫释放了一些被捕学生，在危急关头，李四光坚定地站在进步学生一边。

1944 年 8 月，日军进攻广西，李四光全家和地质研究所随着流亡人群从桂林来到贵阳，最后不得已搬到重庆。蒋介石得知李四光来到重庆，想拉拢这位科学界的名流，托人捎信请李四光担任中央大学校长，却被李四光一口回绝。宋子文知道李四光留学英国，又曾赴英讲学，在英国颇有声望，便请他出任驻英大使，李四光的回答很干脆：我是和石头打交道的，没有外交才能。蒋介石曾多次举行宴会招待科技界和教育界的知名人士，他每次总把自己右边的席位留给李四光，但是李四光总是推说外出考察，不予理睬。李四光对于高官厚禄、荣华富贵从不动心，他专心致志他进行科学研究，希望为开发祖国的地下宝库找到一把万能钥匙。

每天上午，李四光为卧病在床的夫人准备好吃喝的食物后，匆匆赶到重庆大学讲课。下午到地质研究所工作。劳累一天之后，回到家里还要服侍病妻，忙碌家务。当夜深人静之时，他又坐到桌前，撰写学术专著《地质力学的基础与方法》。每当妻子半夜醒来，总会看到李四光仍在伏案写作。记不得有多少次，当他上床休息时，一轮旭日已经从东方冉冉升起。过度的劳累损害了李四光的健康。一天清晨，当他像往常一样去重庆大学讲课时，竞昏倒在道边。经张孝骞大夫诊断，是心绞痛发作，张大夫告诫李四光要卧床静养，不能吸烟，也不能工作。李夫人得知丈夫的病情后十分焦急，导致血压再次升高，夫妇俩同时患病在床，女儿远在成都，只有热心的学生轮番照顾他们的老师，一些知识界的朋友，也时常来看望李四光。

李四光身在病床，心里却惦记着即将召开的地质年会，他原本准备发表一篇新论文，如今重病缠身不能执笔，便请学生俞建章将他的口述记录下来加以整理，论文题目是《中韩沿海之陷落与大陆破裂》。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李四光躺在床上辗转难眠，恼人的疾病使他不能读书写作，听着窗外雨滴风吹，望着身边患病的妻子，一股寂寞、凄凉之情袭上心头。就在这时，忽然听到有人敲门，李四光赶快披衣下床，房门打开后，走进两位年轻人，随后又有一位身材魁梧的中年人走了进来。中年人脱掉雨衣后，快步走到李

四光的床前，拉住他的手亲切地说道：“不要起来，不要起来。李先生近来好些吗？”“呵，好，好，好多啦。”李四光一边回答着客人的问候，一边和妻子打量着眼前这熟悉而又陌生的面孔，客人似乎看出了李四光夫妇的惊讶神情，立即自我介绍道：“我是周恩来。”说着，他在李四光的床沿上坐下，“刚才在《新华日报》社，听到教育界一位朋友说，李先生和夫人正在患病，顺便来看看你们。”周恩来的一席话使李四光既高兴又不安，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身为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的周恩来能在百忙之中抽空来探望他，而且是在这样风雨交加的天气，他不无歉意地说：“周先生，这样的天气，你还⋯⋯”“这样的天气，穿上雨衣，别人不好认出来呀！”周恩来笑着解释，李四光听了这话后，也会心地笑了。

周恩来询问李四光的研究情况，李四光便将《地质力学的基础与方法》一书的手稿递给周恩来，周恩来一边翻阅，一边称赞道：“好呵，好呵！我们中国的地质科学，还是在打基础的时候，这是一步艰苦的工作。李先生的独立自主精神，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作风，刻苦研究，始终不懈的毅力，都是值得钦佩的。”李四光听了周恩来的夸奖，不安地说：“我们所做的，无非是些敲打石头的事罢了。”周恩来笑着说：“这敲打石头可不简单！我们中国一向称作‘地大物博’，把地质科学发展起来，将来大有用处。”周恩来的话使李四光十分兴奋，他向周恩来讲述了目前地质学研究的状况和他对中国矿产分布的看法，周恩来认真听着，最后语重心长地说：“李先生，多保重吧！你花费的心血，总会开花结果的。”午夜 12 点，周恩来离开了李四光的房间，他的探望，使病中的李四光倍觉温暖，这次与周恩来会面，使李四光终生难忘。

1945 年 1 月 10 日，中央研究院和北京大学同学会在国民党中宣部礼堂，举行蔡元培诞辰纪念会，邀请李四光作学术报告，题目是《从地质力学观点看中国山脉之形成》。李四光在一片掌声中走上讲台，他从科学研究谈到蔡元培做学问的精神，从岩石的变化谈到自然界“变”的道理⋯⋯正当李四光兴致勃勃地讲着的时候，突然听到“啪嚓”一声，朱家骅坐的椅子断了，他摔到地上。李四光看了他一眼，话题一转：“比如现在，一把椅子坏了，摔下去一个人，这是椅子发生了变化，我们就要研究这把椅子的种种条件。这就是因为椅子已经腐朽了，再加上人的压力，它就非垮不可！”李四光在这里借题发挥，讽刺国民党的统治就像这把椅子一样很快便会垮掉。周恩来领导下的《新华日报》为此发表特写：《李四光教授学术讲演》。

1945 年 8 月，抗战胜利，地质研究所的大部分人回到南京，李四光为避开蒋介石，回到上海。当他得知同乡董必武也在上海时，便派学生孙殿卿去找董必武，请他想办法介绍自己赴新疆进行考察。孙殿卿见到董必武后说明来意，董必武诚恳地说：“新疆的反动势力很猖狂。⋯⋯以后再等机会吧。请转告我对李先生的问候，我很想念他。”

1947 年，李四光因身体欠佳赴杭州休养。在养病期间，他也没有停止对地质的研究，当孙殿卿等几个学生出差途径杭州来探望他时，他便带他们去中天竺察看岩石现象。一天，李四光从一位老同学口中得知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捕，便立即找来孙殿卿，嘱他去浙大找校长竺可桢设法营救，孙殿卿去过浙大后很快便离开杭州，报纸上也得不到任何消息，李四光心急如焚，拖着病体亲自来到浙江大学，在这里他得知于子三已被特务杀害，浙大的师生正在为此抗议，李四光虽然不是浙大的教授，但他毅然在教授抗

议书上签上了“李四光”三个大字。

同年 12 月，李四光应国际地质学会的邀请偕夫人抵达英国，参加在伦敦

举行的第 18 届国际地质学会大会。李四光的女儿正在伯明翰大学读书，这样

一家人又在英国团聚了。李四光安顿好住处，便开始准备他在第 18 届国际地质学会上宣读的论文。

1948 年 8 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的炮声中，国际地质学会在伦敦亚尔培大厦隆重开幕。在会上，李四光宣讲了他的新论文《新华夏海之起源》。

大会结束后，李四光搬到英国南部博恩默斯居住，他的老师鲍尔敦还专程远道而来，师生见面分外高兴，他俩一块到野外考察地质，二人边看边谈，感到乐趣无穷。

不久，中国留英学生总会在剑桥大学举行年会，李四光应邀参加，祖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使与会者欢心鼓舞，李四光在会上表示：“我虽然年纪大了，身体一直不好，但我一定回到祖国去，把自己的余生贡献给新中国！”

在中国南京，国民党官僚看到大势已去，争先恐后逃往台湾。朱家骅命令地质研究所代理所长俞建章将研究所迁往台湾，俞建章回所后立即同许杰商量，在许杰的提议下，他们发电报请示李四光，很快，他们便收到李四光的回电：“南京如发生战争，切切不可远行。详函告。”不久，又收到李四光的航空信，在信中李四光叮嘱大家将所内仪器图书存放于地下室妥善保护，又表示：“我的薪水尚存所内，可买粮米为同事们备用。”遵照李四光的指示，大家立即行动起来，并推选孙殿卿等人组成护所委员会，组织在所的人员和家属轮流值班，防止有人破坏。

远在英国的李四光，正在做回国前的准备。一天，一位老友打来电话告诉他台湾当局给驻英大使馆发来一封转交李四光的电报，要他公开发表拒绝接受新中国政协委员职务的声明，否则便将他扣留国外，这位老友劝他尽早离开英国。李四光看到情况紧急，便决定一个人先走，临行前他给国民党驻英大使郑天锡留下一封信，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并劝他也早日弃暗投明。

李四光走后第二天，国民党驻英大使馆派人送来台湾的电报和 5000 元美金，李夫人便将丈夫的信交给来人，并退回美金支票。不久，她收到丈夫的来信，通知她们母女去瑞士边境的巴塞尔与他会面。李夫人立即和女儿打点行装动身，在去火车站的途中，一位中国留学生交给她们一封郭沫若写给李四光的信。

在巴塞尔的一所小旅馆，李四光与妻子女儿又一次相聚，当他读完郭沫若的信后，热泪盈眶。他立即同妻子乘火车来到罗马，并购买了从热那亚开往香港的船票。由于距离开船尚有一个多月，李四光决定四处游历一番，考察一下此处的地质。他和妻子先到著名的水上城市威尼斯，然后到佛罗伦萨，最后又到罗马。在罗马，他们又乘坐火车到达那不勒斯，参观了著名的古城庞培，这个曾经繁华一时的大城市，在突然爆发的维苏威火山的岩浆中毁灭了，如今只有一座博物馆供游人参观。

为期一个月的游历结束了，李四光夫妇在热那亚登上了归国的轮船，这位身在海外、心怀祖国的著名学者，终于如愿以偿地回到他魂牵梦绕的故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