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创造理想的青春中华

由于反袁斗争的形势发展，1916 年 5 月中旬，李大钊结束了两年多的留学生活，回到上海，寓于孙洪伊处。

孙洪伊、汤化龙让李大钊提前回国，主要是为迎接反袁斗争胜利后的新形势。袁世凯的败亡，当时看来，已成定局。问题是袁世凯败亡之后，中国如何发展。在反袁斗争中，以梁启超、蔡锷为代表的一派势力，起到很大作用，并得到很大发展；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一派势力，也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另外，袁世凯手下的两员大将段祺瑞与冯国璋，都曾在一定程度上反对复辟帝制，从而捞到政治资本，并发展了自己的势力，其后，则分别形成皖系与直系两大军阀势力。袁世凯以复群封建帝制而遭到失败，受到全国人民的唾弃、怒骂与批判，这本身就表明民主主义思潮的深入人心与强大力量，从而，也更有利于民主精神的进一步发展与高扬。

1916 年 6 月 6 日，袁世凯死去。6 月 9 日，孙中山致电继任总统的黎元洪，请恢复袁氏所废的约法，尊重国会，摒除一切僭制妄作。6 月 29 日，黎元洪申令，仍遵行民国《临时约法》，并定于 8 月 1 日续行召集国会。7 月

12 日，废止袁氏为加强独裁统治所炮制的《惩办国贼条例》及《附乱自首特

赦令》，庄严宣布：所有本年 7 月 2 日以前因政治犯罪被拘禁者一律释放，其通缉各案，亦一律撤销。7 月 16 日，又废除了袁世凯进行思想文化统治，扼杀舆论的那个《报纸条例》。这样，就在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就使袁世凯统治下造成的政治迫害，全都得到了解放，并彻底废除了他那反动统治工具——一系列的法律。这样，使中国的政治形势，一时发生重大的变化，使人民产生一种信心与乐观。李大钊在《北京之回春》、《元宵痛史》中，反映了这种变化和气氛。他说：“他且不论，即就新年之景象而言，据久居北京者云：‘今岁与去年已大不相同，去年则人怀戒惧，今年则共庆升平。以昔视今，苦乐悬绝。’此是以见专制之害恶，共和之幸福矣。”“洪宪劫后，吾人尚有此新纪元，抚今思昔，感慨何如矣。”

李大钊当时的乐观自信，还表现在他主持的《晨钟报》上，表现在他一些著名论文中。这就是《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与《青春》。

《晨钟报》是梁启超、汤化龙所办的一张大报，刚回国的李大钊被任为编辑部主任。《晨钟之使命》，实际是该报的发刊词，并明确提出，它的使命是创造理想的青春中华。他说：“今者，白发之中华垂亡，青春之中华未孕；旧稘（qī，同“期”，一周年）之黄昏已去，新稘之黎明将来。际兹方死方生、方毁方成、方破坏方建设、方废落方开敷之会，吾侪振此‘晨钟’，斯与我愤慨悲壮之青年，活泼泼地之青年⋯⋯急起直追，勇往奋进，径造自由神前，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晨钟之使命》，对于中华一切事物的观察，分为两个方面，即白首的、衰老的、陈旧的、腐朽的和青春的、朝气的、新生的、向上的。李大钊认为，新的中华创造，就是上述两方面斗争和交替的过程，而在当时，恰恰还是前者占据着主要地位，所以使中华民族暮气沉沉，死水一潭，缺少生气和活力。但是，由于反袁斗争的胜利，青春中华的创造，已经有新希望。李大钊这篇文章，既反映着对于中国国情的深刻理性认识，又反映着当时人们的一种乐观自信。它标志着中国在向现代化前进过程中，青年新觉醒的时代已经到来，标志着人们的爱国思想正在发生一种新的质的飞跃，与那种封建的、盲目的、拒新守旧的所谓爱国思想正

在实行决裂。李大钊还特别注明，所谓“白首”和“老辈云者”，非指年龄而言，乃指精神而言；非由个人而言，乃由社会而言。“老当益壮，同样在敬服之列；如若少年颓丧，那也同样应予诟病。”

李大钊创造青春中华的理想，产生于反袁斗争中。辛亥革命后发生袁世凯复辟帝制这样一种严重事件，说明中国社会内部存在着一种顽固的腐朽势力，存在着一种传统的惰性，在民族精神上还缺少与民主共和制度相适应与创造一个新国家所需要的素质。李大钊于是在《民彝与政治》一文写作之后，特地又写作了一篇《青春》，在回国后发表于 1916 年 9 月出版的《新青年》上。《新青年》是由陈独秀主编的当时影响最大的刊物，是推动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李大钊在这个刊物发表重要文章，正说明他当时的思想主张已经汇入中国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洪流。

《青春》是一篇哲学性论文，是李大钊所提出的创造理想的青春中华的理论基础。在李大钊这篇文章中，“青春”既有年龄的涵义，又有季节的涵义，但更主要的却是哲学的涵义。李大钊首先从宇宙谈起，认为宇宙是无始无终的。宇宙能够永远不停地运动，这正是它青春的一个过程。它这种过程无尽，也就是青春无尽。李大钊由宇宙的青春无尽，进而又推到地球、人类、国家、民族和人生。他说：“推而言之，乃至生死、盛衰、阴阳、否泰、剥复、屈信、消长、盈虚、吉凶、祸福、青春白首、健壮颓老之轮回反复、连续流转、无非青春之进程。而此无初无终无限无极、无方无体之机轴，亦即无尽之青春也。”宇宙到底是有始有终的还是无始无终的？宇宙、地球、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它整个进程的“机轴”是什么？是怎样存在、怎样起作用的？这些问题，不是本书所要讨论的。李大钊对于这些问题所作的回答，也并非是圆满无误的。即使对于宇宙的认识和解释，也并没有达到我们今天的科学水平。但是，我们所要探讨的是：李大钊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地谈问题？他的主旨究竟是什么？

李大钊当时之所以要写《青春》并且使“青春”一词的涵义哲学化，用它来就国家、民族、青年、人生等问题，发表一系列看法，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个伟人实在是救国心切！爱国情殷！急剧变化而又错综复杂的客观形势，实在需要他的声音，需要他来回答一系列迫切尖锐的问题。

李大钊《青春》归根到底是要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中国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当前到底是一种什么状况？它到底是青春的国家、青春的民族，还是白首的国家、白首的民族？对于这个问题，自从鸦片战争中国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景况不妙后，事实上早就存在着，并一直有着激烈的争论。其中有的人，就从来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一切“国粹”是万古常青的，复辟帝制的袁世凯就是这类人的代表。有的人甚至以为盲目地保存发扬中国的一切旧事物就是正宗的爱国，而相反，却把革命家孙中山以及其他一切为了中国的进步发展企图除旧布新的人，统统诬之为不爱国。很显然，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理想的青春中华的“再造”问题，从前提上就根本不能成立。

李大钊认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确“各有其生命”。有青春之民族，斯有白首之民族；有青春之国家，斯有白首之国家。那么，我们的民族与国家，究竟是青春之民族、青春之国家呢，还是白首的民族、白首的国家呢？李大钊认为，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必须面对客观现实，而决不能有所忌讳。在当时，有的人一听说中国衰落，国势陵夷，残骸枯骨，满目黯然；

这样的国家，要想不亡，怕办不到，于是就变色裂眥，勃然大怒，认为简直是对中华民族的侮辱。李大钊却说，请这样的人“勿怒也。”因为，“吾之国族，已阅长久之历史，而此长久之历史，积尘重压，以桎梏其生命而臻于衰敝者，又宁容讳？”在当时的世界潮流面前，中国这个民族，到底是一种什么状况？李大钊主张，回答这个问题关键是“不讳”。一个民族，已经陷于衰败危机当中，为什么还忌讳呢？

第二，自己的国族，既然已陷于衰败当中，那么，作为国人，特别是爱国有志青年，应该怎么办呢？——这恰恰是李大钊文章最重要的逻辑、最有力的逻辑。

李大钊青春的哲学观，就是要人对此作正确的理解和回答。因为按照这种哲学观，无论是民族社会还是人生自然，青春与白首之间，新生与衰老之间，都是一个无尽的过程。而且，人们如果能够获得青春之“机轴”，掌握它、利用它，即使是白首的人，白首的民族，又都可以重新获得无尽之青春。所以，李大钊在反对人们讳言中国落后、不敢面对现实的同时，又反对一些人常犯的毛病，即一看中国落后，又灰心丧气，失去信心。对于这种落后状态，李大钊说，青年们“又何作伤”？对于处于衰老状态的民族究竟应该怎么办？李大钊说：“吾辈青年之谋所以致之回春为之再造者，又应以何等信心与愿力从事，而克以著效？”回答是：“此则系乎青年之自觉如何耳！”

青年们自觉，就是要认识到一个民族具有青春活力的极端重要性。李大钊说：“由历史考之，新兴之国族与陈腐之国族遇，陈腐者必败；朝气横溢之生命力与死灰沉滞之生命力遇，死灰沉滞者必败；青春之国民与白首之国民遇，白首者必败。此殆天演公例，莫忽能逃者也。”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屡遭失败，是整个国家民族的素质问题、国力问题？还仅仅是个别人的问题？李大钊通过历史考察，得出概括的理性结论。青年们认清这一道理，也就理解了中华需要焕发青春和青春必须依靠“再造”的深刻涵义。

青年们自觉，必须立志为青春中国之再生而奋斗。让人们不讳承认中国衰老落后，决不是李大钊的最终目的。他之所以让人们不讳中国是白首的国族，其积极的用意就是要让人们下决心立志改变这种落后。他说：“吾族青年所当信誓旦旦，以昭示于世者，不在龈龈辩证白首中国之不死，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吾族今后之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中国在当时风雨飘摇之中，人们如果成天只在那里引经据典，龈龈辩证中国之不当死与永远不死，而不是痛下决心去除旧布新，作青春理想之创造，那么，其结果至多是白首中国的“苟延残喘” 而已，而决不会有理想的新中华的诞生！

第三，青年们如果愿意担当起创造新中国的重任，那就必须对人生之义有一种彻底的自觉，使自己获得无尽的青春。为此，就必须：

必须循今日主义，立即从我做起。在爱国救国问题上，李大钊最反对把个人的责任排除在外，也最反对空叹咨嗟，脱离实践。他指出，凡是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的民族，都“莫不惟青年之是望”。中华民国刚刚建立，“中华”二字是什么意思呢？“中者，宅中位正之谓也”。但是，青年们的“大任”，不仅应为空间上能使“中华为天下之中而遂足”，而且应于时间上也真正体现“中”之本旨。人类历史古往今来在时间上看“变迁何极”！但我们中华青年却应有这样的决心，“于今岁之青春，画为中点”，从而，将“中以前之历史”，视为“白首之历史，陈死人之历史”，而“中

以后之历史”，则应为“青春之历史，活青年之历史”。李大钊进而大声疾呼：“青年乎！其以中立不倚之精神，肩兹砥柱中流之责任，即由今年今春之今日今刹那为时中之起点，取世界一切白首之历史，一火而摧焚之，而专以发挥青春中华之中，缀其一生之美于中以后历史之首页，为职志，而勿逡巡不前。”因循延误，是中国进取之害，也是青年们立志之害。李大钊针对这一积弊，明确指出：“青年安心立命之所，乃在循今日主义以进。”离开“今”的努力与实践，一切未来理想与计划，不管多么美妙宏伟，都只能是空谈空想！

必须破除与青春主义不相容的物质与精神之累。

人要立志，要享有无限之青春，必须在物质与精神上彻底破除那些与它根本不相容的东西。这种东西，李大钊主要归结为两方面，一是机械庸俗生活，追求升官发财；二是历史积尘与陈腐观念习惯之束缚。李大钊认为，一个人“优于权富即其短于青春”。他指出，当时一些人“赴利禄之途也，如蚁之就膻，蛾之投火”，这些人，即使一时得到满意之结果，但“强负黄金与权力之重荷以趋，几何不为所重压而僵毙耶？”所以，李大钊希望青年：一要“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勿令僵尸枯骨，束缚现在活泼泼地之我。二要“脱绝浮世虚伪之机械生活，以特立独行之我，立于行健不息之大机轴。袒裼裸裎（t1n x īlu% ch6ng，脱衣露身，原意为粗野没有礼貌，此为无牵无挂之意。），去来无挂，全其优美高尚之天。”李大钊认为，这才是“人生唯一之蕲（qí）向，青年唯一之责任。”

必须从我做起。通过以“青春之我”，来“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青年们也只有这样，才有真正的人生价值和幸福。

李大钊《青春》一文，是他留学回国后贡献于青年的又一重要思想成果。它既是李大钊崇高灵魂和精神品格的光辉体现，同时，又是奋起的中华时代精神的光辉体现。老革命家吴玉章曾为《李大钊选》题词：“青春之气，浩然长存”。——这是非常中肯的。李大钊的一生，就是为创造理想的青春中华而不忘奋斗的一生。青春的涵义，随着他其后的思想发展虽然在不断丰富发展，但是，从本质上说，他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就是青春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他反对人成为历史积弊的奴隶，成为陈腐教条的奴隶，成为机械庸俗生活的奴隶，成为黄金权力的奴隶，反对享乐主义，反对悲观厌世思想，主张永葆青春，也就是永葆创造精神与活力，主张“不仅以今日青春之我，追杀今日白首之我，并宜以今日青春之我，豫杀来日白首之我。”由此可见李大钊真正彻底革命的精神。他无论在精神、品格、意志以至学识方面都是我国青年当之无愧的导师！

李大钊创造青春中华的理想是先进的、美好的，但黑暗的现实对于他却是无情的。

他本想在《晨钟报》大干一番，利用这张报纸搞新文化运动和青春中华运动，但 1916 年 9 月 5 日，他即在该报发表启事，声明“以私事萦扰，急思返里，爰请社中另请明达。”今后，“所有编辑部事项，概不负责。”李大钊从受命创办《晨钟报》到声明此后“概不负责”，前后时间大约两个多月。在发表离职声明前天即 9 月 3 日，李大钊发表寓意小说《别泪》，将他与梁启超、汤化龙进步派、研究系的一段关系，作了隐喻说明与交代。这一派势力，最大的特点是依傍豪强，卖身投靠一时得势的军阀官僚，也就是与李大

钊所说的陈腐白首势力相勾结。在辛亥革命以后，他们曾投靠袁世凯；袁世凯垮台后，它又正在投靠段祺瑞。孙洪伊与这一派势力，过去也曾有过不同程度的联系。在反袁斗争中，孙洪伊已经靠向孙中山革命派一边，成为当时一名很有影响的人物。李大钊在反袁斗争中，也摆脱了北洋势力和梁、汤改良派的某些影响，与孙洪伊关系密切起来，并成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所以，李大钊脱离《晨钟报》，主要是由于政治倾向的分歧，是不可避免的。

李大钊脱离《晨钟报》以后，与几位友人又办起了《宪法公言》报，因为袁世凯垮台后，中国必须完成新宪法的制定工作，也可以说，这是当时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大事。该刊章程规定：“本杂志旨在阐明宪法之精微，助长法律之思潮，以荡涤专制之邪秽，而实现一尽善尽美之民国宪法。”李大钊在这个刊物上发表 5 篇文章，其中有 3 篇是直接讨论宪法问题的，即《制定宪法之注意》、《省制与宪法》、《宪法与思想自由》，发表了很有学理价值、很有分量的主张。但是，越是真正有价值、有分量的意见，在当时就越是不能被接受。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民主派，是坚决主张保证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和主张地方分权的，而已经获得中央政权的军阀段祺瑞和投靠他们的政客官僚们，则千方百计地企图缩小和限制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并主张加强中央的高度集权。有的人还主张规定以孔教为国教或“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这次制宪会议，于 1916 年 9 月 5 日开始，会议当中，段祺

瑞操纵的“督军团”干政，要求黎元洪解散国会，改制宪法。1917 年 6 月 13 日，国会被迫解散，这次制宪工作也归于流产。李大钊等苦心经营的《宪法公言》因经费问题，在此之前，即 1917 年 1 月 10 日就宣告停刊。

《宪法公言》停刊后，李大钊应《甲寅》日刊的主编章士钊之请，到该刊做编辑工作。他在该刊的 5 个多月时间里，发表了 50 多篇文章。1917 年 6 月 25 日，李大钊在该刊发表最后一篇文章。7 月初，张勋拥废帝宣统复辟，北京发生战事。李大钊冒险奔赴上海，寓孙洪伊处，撰写《辟伪调和》、《暴力与政治》等文，对梁启超、段祺瑞与张勋狼狈为奸，破坏中国的民主与法治的阴谋与罪行，进行深刻的批判，对孙中山所领导的反段护法斗争，进行理论阐述，给予坚决有力地支持。

1917 年 11 月 11 日，李大钊结束了反复辟反段的流亡生活，返回北京。经过一年多的颠沛流离，李大钊回京后将开始新的征程，继续为创造理

想的青春中华而继续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