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

剿灭义军飞黄腾达

李鸿章（1823—1901），字少荃，晚年自号仪臾。道光三年，生于安徽庐州府合肥县（今安徽省合肥市）一个书香门第的官僚地主家庭，后人称之为“李合肥”即源于此。李鸿章排行第二，本名章铜，字渐甫。他从小聪慧好学，受家庭、社会环境的影响薰陶，希望有朝一日通过科举的门径登上仕途，跻身高官显贵的行列。他先后受业于他父亲李文安、堂伯父李仿仙、徐明经和曾国藩四位理学大师，在义理、经济之学和治世技巧方面有很大的体会。道光二十七年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达到“少年科第”的高峰，开始了仕途上的第一步。

咸丰元年，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咸丰三年三月，李鸿章随工部侍郎吕贤基回到安徽办团练。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之后，不久就进行西征和北伐，并夹击安徽。李鸿章以一介书生回安徽，协助吕贤基、李嘉端等人办团练，开始时当然并不那么顺利，多次连身家性命都保不住。但李鸿章凭着他人地熟悉和对农民起义的仇视，拼命阻止和打击太平军在安徽的进攻，在咸丰六年以前立有三次大功，被赏加至按察使衔。此后两年左右的时间，太平军在陈玉成的指挥下，连战连捷，基本上控制了的重要城镇，而李鸿章在太平军和捻军的作战中连吃败仗，并且和同僚的关系也搞得相当紧张，似已穷途末路了。

咸丰九年一月。太平军攻入了李鸿章的家乡，李鸿章家破人亡，其父也死去。潦倒失意的李鸿章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好投奔正在江西南昌“围剿”太平军的恩师曾国藩，成为了曾国藩的亲信幕宾。同年十一月，曾国藩推荐他为福建延津道道员，但无缺可补。咸丰十年八月又被曾国藩荐为两淮盐运使也未成，不得不继续留在曾国藩幕中。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曾国藩曾多次遭遇困境，很多次都是靠李鸿章出谋划策，才化险为夷。这样一来，李鸿章越来越受曾国潘的倚重，因为曾国藩有了节制四省军务与人事的权力，因而曾国藩命李鸿章四处招募人马，去上海作战，从此李鸿章终于可以独挡一面，有了崭露头角之日。

受曾国藩之命，李鸿章并没有返回故里，而是坐镇安庆通过派人或通信等办法，召集原来在安徽的一些旧部下，如刘铭传、周盛波、潘鼎新、张树声、吴长庆等部将。此时曾国藩又把太平天国安徽籍降将程学启等部拨给李鸿章。于是李鸿章共募得7500人，按湘军制度制订了营制。从此，中国近代继湘军，又有一支地主武装—淮军组成了。

同治元年三月底，上海士绅雇了七艘英轮溯江而上到安庆迎接李鸿章。四月上旬至六月上旬，十三营淮军全部到达上海。到上海不久，根据两江总督曾国藩的提议，李鸿章由一个候补道员，破格授予署理江苏巡抚的职务，从此进入朝廷上层，终于成为了清王朝的封疆大吏。

李鸿章带着战斗力很脆弱的7500名淮军到达上海后，地方上面临着吏治败坏、时局动荡的现实，在军事上有太平军大兵压境。当时淮军的武器简陋而且破败。从重视经世致用的科举进士，到经过十年军旅生涯磨炼的李鸿章，已经成为一个性格倔强而又刚愎自用的人物，面对这一切困难他没有退缩，而是大胆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有了曾国藩作为外援，他大力阔斧进行工作。首先撤换了江苏省一些庸碌无能、贪污腐败的官吏，整顿了吏治；同时结好外国势力和新兴买办阶层，广筹财源，迅速扩编了淮军并更新其装备，很快淮军就全部用洋枪洋炮武装了起来，并请洋人进行训练。这样淮军得到了根本的改观，不仅没有在两年多与太平军的拉锯战中被消灭，反而在不长时间内发展成为牵制太平军东线战场一支不可忽视的劲旅。

同治二年，太平军的形势已经危在旦夕了，南京已处在湘军的三面包围之中，江浙根据地也仅剩杭州、苏州以西据点。李鸿章的淮军厚禄诱降太平军将领的策略在顺利地进行着，太平军也由此而分化瓦解。太平军后期的支柱忠王李秀成穷于东西应付，忙于救援，弄得焦头烂额。为了巩固江浙根据地，同治二年九月，太平军与淮军在苏州附近展开了一场殊死决战。几经反复，太平军渐渐不支。淮军依仗武器的优良，把包围圈逐渐缩小，最后兵临城下。苏州是太平天国在天京之外的又一中心根据地，忠王府就设在城内。李鸿章丧心病狂孤注一掷，孤注一掷：比喻危急时刻拿出所有力量进行最后一次冒险。调来20多门巨大的洋炮，轰毁了苏州数段城墙。但李秀成、慕王谭绍光等指挥太平军却英勇顽强打退淮军多次进攻，把李鸿章牢牢地堵在城外。李鸿章在久攻不下时，又故伎重演，派人诱降城内纳王郜（ɡàｏ）永宽以下八王。此时天京危急，李秀成奉命回援天京。十二月四日，叛徒郜永宽等人合谋刺杀了谭绍光，卑躬屈膝地向李鸿章投降。但是第二天李鸿章把乞降的八王全部杀掉。同时还有二千余名太平军将士死于李鸿章的屠刀之下。李鸿章克苏州有“功”，被赏加太子少保，赏穿黄马褂，从此李鸿章的名字在清廷响亮了起来。

同治二年底至同治三年初，李鸿章继克苏州之后，连连攻克了无锡、嘉兴、宜光、溧（ｌì）阳、金坛、常州，进逼天京外围。考虑到与曾国藩恩师的关系，李鸿章没有直接参与同治三年七月湘军攻陷天京的战役，而是把这一能捞到大功的战役留给恩师的湘军，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剿灭下，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在经历了14年之后惨遭失败了。

太平天国运动虽然失败，但遵王赖文光联合捻军还在北方继续战斗。山东曹州一战，他们以机智灵活的战术，杀死了前来镇压的钦差大臣、蒙古科尔沁亲王、咸丰帝表兄僧格林沁，顿时中外被压迫人民为之一振。清政府在震惊之余，急调曾国藩为钦差大臣，率湘淮车主力北上，督办直、鲁、豫三省军务，负责镇压捻军，命令李鸿章署理署理：旧时指某官职空缺，由别人暂时代理。两江总督，负责后援军饷。捻军没有固定的根据地，以运动战为主，灵活机动、声东击西，统帅赖文光又对部队大加整顿，更加提高了战斗力。曾国藩围剿捻军一年多毫无建树，清廷对湘军的行为深感不满，因而在同治五年十一月，改派李鸿章为钦差大臣，率淮军镇压捻军，而命曾国藩仍回两江总督原任。

当时的捻军为了战略上的需要，分为东西两支。因而西捻军由张宗禹率领，挺进西北；东捻军则由赖文光率领在中原活动。两支捻军成犄角之势，目的在开辟新战场，互相支援，分散清军兵力。老奸巨滑的李鸿章针对捻军的战略战术，制定了“划河圈地”、“以静制动”的战略以限制捻军的流动，同时采用各个击破的方针，先集中兵力向东捻军进攻。同治六年底，东捻军被追迫在山东运河以东狭窄周旋，后来虽突破了淮军包围，但不久又被困于黄河以南、运河以东、六塘河以北与大海之间，陷入李鸿章的四面包围。使“以走制敌”的战略战术无法施展，因此屡屡受挫。同治七年一月赖文光被俘，不久在扬州惨遭杀害，东捻军彻底失败。东捻军在遭到李鸿章包围的时候，西捻军为了解救东捻军之围，转战东来救援，在东捻军失败前夕，已到达直隶，谁知这却正中了李鸿章的圈套，不久西捻军又被李鸿章包围在黄河以南、运河以东、徒骇河以北之间的狭长地带。在重重的围困之中，张宗禹走投无路，跳了徒骇河自杀，下落不明，西捻军也被消灭了。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之内，李鸿章残酷剿杀了东西捻军，因“功”被清政府赐加太子太保衔，并实授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当年秋，李鸿章奉召进京觐见皇帝和太后，被加赏上了紫禁城内骑马的荣誉。

李鸿章由一介儒生，靠镇压农民运动而青云直上。同治九年曾国藩从直隶总督调任两江总督，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十一月又兼任北洋大臣。此时，李鸿章的淮军已发展到十来万人，驻防在京畿、辽东、山东、两江等地，几至半个中国，支撑着腐朽不堪的清王朝。李鸿章在其高位上，稳稳当当地蹲了25年，这在清王朝的历史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先例。李鸿章成为清末最有影响力的封疆大吏、中堂、大人。

洋务首领功不可没

同治元年（1862），李鸿章率淮军到上海，署理江苏巡抚兼通商大臣后，在上海与洋人展开了频繁的接触与联合。

同治二年，李鸿章曾在松江设立弹药厂，攻陷苏州后，把弹药厂迁到苏州，改为洋炮局。同治四年，署理两江总督时又搬到南京，成立金陵制造局，专门生产枪、炮、子弹、火药，供应淮军及本省各防营。李鸿章在此基础上，搞了30多年洋务。在当时的地主阶级统治成员中，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是最主动学习外国科学技术的。在洋务派中，李鸿章办的军工企业最多，规模也最大，除金陵制造局外，还有江南制造总局，天津机器局。

同治四年，李鸿章购买了上海虹口的美商铁厂，很快又并入原属清政府的两个小炮厂，设立了江南制造总局，若干年后经过发展成为洋务派最大的军工企业。这个兵工厂生产枪、炮、弹药、水雷等武器，其设备是从美国进口，并雇请英、美、德等国技师。同治五年，由于厂址狭小，又从虹口迁到高昌庙。及后不断扩充，先后建了汽炉、轮船、枪炮、弹药、水雷、炼钢等14个分厂和一个译书局，人员最多时达几万人。在几十年中，江南制造局制造了不少武器，译书局也翻译了一批国外科技图书。在总局工作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徐寿、华衡芳等人，在数学、化学、机械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造诣。

李鸿章调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接手了天津机器局。他首先对原厂的人员进行调整，并做了扩充和整顿，换上了不少自己的亲信，又从香港请来很多技术工人。该厂主要生产枪、炮、水雷、子弹、开花弹等，设备购自英国，这个厂的规模仅次于江南制造局。

由于军事工业筹措经费困难，洋务派就广开财源“求富”。他们办起了许多民用工业。在民用企业中，又以李鸿章经手兴办的为多，有许多企业是他利用自己的地位在没有得到清廷允准的条件下，擅自兴办起来的。

同治十一年，李鸿章在上海设轮船招商局，先后起用买办出身而又谙熟技术管理的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人主持局务。以后他还在天津、汉口、广州、香港等地设立分局。招商局的开办，虽然目的在于扩大财源，但却突破了外国势力对中国航业的垄断。开业的三年，招商局挤掉了外国轮船公司1300万两白银的利润的市场份额，迫使美国旗昌洋行退出竞争。

同治十三年，洋务派与顽固派继同治六年有关同文馆招生问题辩论后，再一次展开大辩论。争论的中心问题是制造洋船洋器和筹备海防问题。总理衙门先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等饷、用人、持久”六条措施。李鸿章是“六条”最有力的支持者与倡导者，他主张建立新式海军，各省配备近代武器，用西法采煤、建铁路，培养和选拔具有近代科学知识的人才；两派经过一场激论斗争后，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的意见占了上风。当年李鸿章被授文华殿大学士。

光绪三年（1877），李鸿章设开平矿务局，开采直隶唐山地区的煤炭，光绪七年正式出煤，年产量三万多吨。当年，在奕的暗中怂恿下，他先斩后奏修建唐山至骨各庄的铁路。光绪十二年又向西延长到芦台，长85公里，光绪十三年，李鸿章在天津设置铁路公司进行运营。第二年，李鸿章主持将铁路由芦台又向西延长至天津，光绪二十年，开滦煤矿年产量已发展到70万吨，相当于现在的一个中型煤矿。这是洋务派所办煤矿中最大和成果最好的一个。这个煤矿采用机器采煤，逐渐配备了铁路、运河、专用码头及货栈（ｚｈàｎ），在中国近代影响非常大。

另外，在工业、交通等方面李鸿章又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光绪五年李鸿章设天津电报局，在国内设七个分局，经过数年的努力，初步形成了能通达半个中国的电报网；光绪七年，在上海建立机器织布局，由郑观应负责，聘请美国人任教习，开中国人机器织布先河；光绪十四年，在黑龙江设漠河矿务局，在当地采金。年产量近两万两。挤走了沙俄抢掠全国黄金的“采矿事务所”。

基于“自强”、“求富”的需要，李鸿章在引进“制器之器”创办军工企业、民用工业企业的同时，还试图推进科举改革，培养“制器之人”，即大批掌握科学技术知识的新式人才。在同治六年的辩论中，他主张科举专设传授和学习各种制造技术一科，单独取士。虽未获准实行，但他在自己所设的上海广方言馆中，不仅让学生学外语，还开设了自然科学课程，这对中国传统的教育无疑是一个突破。由此李鸿章大兴新式学校，先后创办了外国语学校、江南制造局附设机械学校、天津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天津军医学堂、天津电报学校；他还主张向欧美的几个国家派遣了少量留学生，这是中国派出留学生的先声。通过这些新式学校和留学生，一大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和专业技术人才被培养出来。

在军事上，李鸿章除用最先进的近代武器装备自己的淮军外，最令举世瞩目的是创办了北洋海军，这是李鸿章兴办洋务的主要目的。同治十年，李鸿章在天津大沽口添置新式炮台，当年又调江南和福州船厂的两只船到天津巡海。同治十三年丁日昌建议设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海军，李鸿章予以坚决支持。光绪四年清政府决定先设北洋水师，以后再建东洋、南洋水师。年底，李鸿章向英国购买四条炮舰，报请由记名提督丁汝昌留北洋差遣，在天津设水师营务处，以道员马建忠负责海军日常事务。次年，命人设计出黄地蓝龙红珠的长方形海军旗。光绪十一年，清政府正式设海军衙门，由奕任总理大臣，李鸿章任会办大臣，实权由李鸿章掌握。李鸿章凭借手中的权利几年中添置了十余艘新船。光绪十四年，北洋海军正式成立。舰队中有排水量达七千多吨的主力铁甲舰定远号、镇远号，还有各种巡洋舰、炮舰、练习舰、鱼雷艇及各种杂差船只近五十艘，力量在当时已经超过了日本。然而由于北洋海军建军以后，为筹备甲午年慈禧太后60大寿庆典，海军经费大部分被挪用修建颐和园，舰队没办法再加更换和扩充。而日本则针对中国的海军水平，组建了新舰队，在火力和速度等方面，不久就超过了北洋舰队。

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苦心经营的淮军一败不可收拾，北洋舰队也全军覆没，李鸿章洋务运动的军事目的宣告破产，李鸿章权倾朝野的日子也宣告从此结束。然而李鸿章在创办军用、民用工业企业，发展教育、交通、通讯等领域开中国近代化的功劳，却是不可磨灭的。

签订条约丧权辱国

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中国国内刚刚历经大规模农民起义和英法等联军的打击之后，国力相当虚弱，而此时外国资本主义已开始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他们更加加紧对中国的武力侵略，中国的边疆危机一日比一日严重，六十年代清与外国所谓“中外和好”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李鸿章等人，针对这种变化审时度势提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纲要。在一片黑暗的清朝统治者中，有这种认识的人真是寥若晨星寥苦晨星：形容数量极少，也常指剩下的东西很少。，屈指可数。李鸿章大声疾呼中国不应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而抱残守缺，强调“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功”。在他看来举办洋务就是“处奇局建奇业”的必由之路。

同治九年，发生了天津教案，直隶总督曾国藩先受命处理，后由于受到各方面的责难而离开，清廷不得不又命李鸿章继续处理。在李鸿章主持下，天津教案最终以清政府杀人偿命、赔款道歉等结案。他在任期间，《天津会议专条》、《中英烟台条约》、《中法新约》、《马关条约》、《中俄密约》等许多丧权辱国的条约都或多或少和他有关系。

李鸿章秉承清慈禧等人的卖国保位意旨，在几十年的外交活动中，始终坚持一条对内镇压、对外妥协投降的外交路线。在他签订的各个条约中，除少数具有平等的以外，大部分是卖国条约。在签约的谈判中，他出卖了国家和民族利益，使外国侵略者的特权越来越多，使国家的半殖民地性质不断地加深。李鸿章曾评价他自己“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然而甲午战争却使他从权力顶峰上跌落下来，他仅留存文华殿大学士头衔，奉旨入阁办事。李鸿章在北京没有房产，只借住在贤良寺，既不能与闻朝政，又时受政敌攻击。为此他很少外出访亲问友，也不喜欢接待来访客人，“因而门户亦甚冷落”。但李鸿章并不甘心，他还时时刻刻企图东山再起。

光绪二十二年，机会终于来了，慈禧任命他为全权特使，参加俄皇加冕庆典，游历欧美，一路风光。李鸿章出访欧美，除了外交方面签中俄条约的失策外，在思想方面颇有收获。他对过去的“耳闻”，经过亲自考察而有了“目睹”的实际感受，对欧美“立国政教”有了深刻认识，并进而与中国国情进行比较研究，得出欧美“上下一心”，中国“政杂言塞”的结论。因而李鸿章在觐见光绪和慈禧时，就“历陈各国强盛，中国贫弱，须亟设法”。李鸿章原想借助出访欧美之机“再握大权”，还督直隶，重温“坐镇北洋，遥执朝政”的旧梦，而欧美列强也迫切希望清廷对李鸿章能够“优加信任，重畀（ｂì，给予）大权”，使之东山再起。但是终于还是事与愿违，李鸿章归国之后，于光绪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只奉命在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

光绪二十一年，康有为等人在京组织“公车上书”，掀起维新运动，当年八月，由翰林院侍讲学士文廷式等，组织了“强学会”。一时一批清廷官僚纷纷捐资加入，一些外国在华教士也解囊资助加入了该组织。李鸿章当然也想参加，并且捐款二千两，但是由于他在马关刚刚签完条约，人皆指其为卖国贼，名声太臭，因而被拒绝入会。当年十月，康有为在上海办强学会，李鸿章捐款一千两。对维新运动的兴起、发展、变法和失败，李鸿章一直关注并暗中给予支持和同情，甚且还尽力保护维新派大臣、人士。李鸿章所做的这一切是与他的自强变法思想分不开的。但由于其看重功名利禄，他的变法思想与维新派又有极大的距离。

光绪二十五年，年已76岁高龄的李鸿章，奉命到山东勘查山东黄河工程。他尽力查访，陈述了不少有效的主张，但最后由于清廷无法实施而告终。同年年底李鸿章得任两广总督之职再次出山，在两广总督任上，他接到慈禧“剿杀康党”的旨令。他最后由于奉旨而行，逮捕了一些保皇会成员，也对孙中山的革命党人起义进行过镇压，然而在可能的情况下，他还是尽力保康有为祖坟，常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书信联系，并与孙中山的革命党也频繁接触。这些行为，表明他既不愿割掉赖以荣升的清王朝的脐带，又对变革自强存有希望。

光绪二十六年，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爆发。英、法、俄、日、美、德、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集结起数万人的八国联军，挑起了侵华战争。在清政府内部，展开了对义和团“剿”与“抚”，对八国联军“和”与“战”的争论。最后慈禧一派占据上风，他们主张利用义和团去打洋人，以求其两败俱伤。六月二十一日，清政府向联军宣战。正当朝廷“和”、“战”、“剿”、“抚”两派争论不休之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和各国驻上海领事会商，炮制了一个《东南互保章程》，李鸿章虽未直接参加“东南互保”，但他是支持这个章程的。李鸿章一贯主张镇压人民革命，并靠镇压人民起家，这次也不例外。在洋务和外交活动中他从崇洋发展到惧洋，因此十分害怕八国的联合进攻，他对“东南互保”是积极支持的。

同年七月，慈禧太后见形势非常不妙，急调李鸿章回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为向外国妥协做准备。此时李鸿章已听不进香港总督卜力、革命党人要他两广独立的主张，离开两广北上。八月十四比八国联军攻破北京，慈禧、光绪和部分大臣仓皇出逃西安，途中下罪己诏，严令剿杀义和团，并授权李鸿章“便宜行事”，让他和帝国主义商谈投降议和。庆亲王和李鸿章被任为议和全权大臣，收拾残局。

慈禧太后在获知外国列强可以保证她最高权力，不把她作为战争祸首的前提下，下诏让李鸿章“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要他全部答应《议和大纲》十条要求。光绪二十七年，各国列强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条约上签了字。条约的主要内容：惩办战犯；中国赔款四万五千万两白银，三十九年付清，年息四厘，本息总计九万八千万两；在北京东交民巷设使馆区，外国驻兵把守，中国人不得入内；拆毁大沽至北京所有防御设施，并允许外国军队在十三处驻军；取缔一切反帝活动。这一条约使全中国和清王朝直接处于了列强的刺刀之下，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

条约签订之后，李鸿章奉命署理新成立的外务部。由于战乱的恐吓和忙于议和活动，也由于卖国条约受到舆论的强烈指责，李鸿章终于一病不起，在《辛丑条约》签定后不久的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七日死去，终年78岁，正在从西安返京途中的慈禧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恭亲王博伟前去祭奠，并下诏对李鸿章追谥文忠，晋封一等侯爵，赐太子太师，入贤良祠祭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