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

远渡重洋寻求真理

孙中山（1866—1925），名文，字逸仙，曾化名中山樵（ｑｉáｏ），所以中山成了他的号。他出生于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翠亨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孙中山童年时，家境贫困，缺衣少食，6岁就参加农业劳动。10岁开始读书，整天背诵《三字经》、《千字文》，因为在家里生活不下去了，12岁那年，他跟随母亲杨氏离乡背井，到檀香山投靠经过艰苦经营已成为华侨资本家的大哥孙眉。出国远行开阔了这个少年的眼界，他感叹世界之大，渴望去了解这一切。第二年，他进入英、美教会办的学校读书，学习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逐渐感到了祖国的贫穷落后，因而产生了改良祖国，让中国像外国一样富强的良好愿望。他极注意外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爱读华盛顿、林肯等人的传记。1883年夏，他由檀香山返回祖国，从香港赴香山县途中，对清朝官吏勒索进行抗辩。他对同船的旅客说：“中国在这些腐败万恶的官吏掌握中，我们要团结起来和他们斗争到底。”是年秋，他在家乡翠亨村毁坏庙中北极殿里的神像，乡绅责难，被迫离乡赴香港。11日，入英基督教圣公会所办的拔萃书室中等学校读书；次年4月，入香港当局所办的域多利书院（中等学校，后改为皇仁书院）读书。

1886年夏，孙中山在域多利书院毕业后，决定学医，于是进入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南华医校读书，结识与会党有关系的同学郑士良；次年1月，入香港雅丽西医书院（即香港大学医学院前身）深造，结识该校英籍教务长康德黎和兼课教师何启。他在学习期间曾致书香山籍的退职洋务派官僚郑藻如，提出兴农桑业、禁绝鸦片、普及教育三项建议。先在香山倡行，然后推广全国。他课余经常和同学在一起，畅谈国事，发表反清言论。1892年7月，孙中山以最优异的成绩，接受了教务长康德黎教授颁发的西医书院第一名毕业执照并获医科硕士学位。于是，他开始了以医术济世的新生活。起先在澳门挂牌行医，对贫穷病人免费治疗，由于声名鹊起，遭到澳门葡籍医界排挤，被迫转到广州行医。他的医德高尚，行医认真负责。然而，他从中法战争中看到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深重的民族危机，使他对医术济世的效果发生了怀疑，愈来愈痛切地感到：医生的医道再好，也只能救治一些同胞的生命和伤痛，“所救有限”，并不能使灾难深重的祖国转危为安，而要医治整个国家的病痛，挽救祖国于危亡之中，必须从政治上改变中国的现状。为了“救人救国”，他决心弃医从政，离开广州的医务诊所返回翠亨村．踏上了改革中国政治的新里程。

孙中山回到家乡，关起门，写了一篇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书稿。他认为：“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是治国之大本。”如只“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求末。”这就是要清政府仿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开办学校，培养人才；设立农官，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开矿山、筑铁路、设工厂，采用近代机器生产；实行保护工商业的政策等等。他强调在这四方面发展起来，“然后修我政理，宏我规模，治我军实，保我藩邦”。那时西方国家，“其能匹哉”！这是一篇赶超西方列强国家的建设宏图，时至今日仍有可以借鉴的价值。

1894年初，孙中山在上海先去见香山的同乡《盛世危言》的作者郑观应，想请他帮助介绍会见李鸿章。结果过了半年，仍无音讯，李鸿章怎么会见一个平民呢？

孙中山试图以政治改良的方式富国强兵，报国无门，从而“知和平方法无可复施”，于是摒弃了改良思想，坚定地走了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道路。

救亡图存领导革命

1894年秋，孙中山又一次由上海赴檀香山，积极向华侨宣传革命，得到20多个进步华侨的支持。于11月，成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兴中会宣言》指出，当时中国是“列强环列”，“蚕食鲸吞”，“瓜分豆剖”，号召救亡图存。当时，日本侵略军已经攻占北洋海军的要塞旅顺和大连，京、津震动，形势危迫。孙中山认为机不可失，即率领会员数人，从檀香山赶回香港，于1895年2月成立香港兴中会总会。他与陆浩东、郑士良、陈少白、杨鹤龄等进行研究，准备发动起义。对清政府的残暴腐败，正面进行猛烈抨击，并在入会誓词中，明确提出“驱除鞑(ｄá)虏（指清朝皇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奋斗目标。这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第一个纲领，孙中山把握住了国家政权这个革命的根本问题，提出的口号很有号召力。

兴中会成立以后，孙中山立即策划在广州发动起义。他将兴中会总部搬到香港，作为推翻清朝的武装起义的指挥机构。经过半年多的策划，团结了数千人，他毅然决定：于1895年10月26日（农历重阳节），利用秋祭扫墓的时机，聚集省城，炸毁两广总督府，夺取广州城。可是，因叛徒的出卖与香港殖民当局将探得的情况向清政府告密，两广总督获悉了孙中山的广州举事计划。起义的第一枪还未打响，广州城内已遍贴“缉拿孙文”的告示，并悬赏1000大洋。情势十分危急，会友们催孙中山赶快逃离，他却说：“同志们都在为革命流血，我怎临阵逃脱呢？”他冒着生命危险，疏散会员，销毁密件，10多天后才在一个夜晚撤离广州，经香港流亡日本。兴中会骨干成员，陆浩东被捕，英勇就义，孙中山称赞他是“为革命牺牲的第一人”。

孙中山到日本后，成立兴中会横滨分会，广泛联络华侨。清政府视孙中山为叛逆要犯，通知有关各国公使注意缉拿。为了避人耳目，孙中山剪掉长辫，换下长衫，还取了个日本名字“中山樵”。但仍没有躲过清朝鹰犬的追踪。在他赴伦敦，着手对世界第一个资本主义强国进行考察时，竟遭清廷驻英使馆非法绑架，企图阴谋杀害，幸亏他的英籍教师和朋友，多方营救才得脱险。

孙中山脱险后，结识了英国各界人士。英国剑桥大学汉学家翟理斯教授正在编著《中国名人辞典》。准备将孙中山列入书中，因此，请他写一篇自传。孙中山向他叙述了25岁以前的经历和改造中国的坚定信念，反映了孙中山早期的政治思想。

孙中山为了让英国社会更清楚地了解事件的真相，用英文写了《伦敦被难记》，在国布里斯特耳出版社出版，后来被译成日、俄、汉各国文字。有些国家还把孙中山的这段遭遇编成戏剧和电影公演。因此，孙逸仙这个名字被许多国家所熟知。他的革命事业也因此博得各国正义人士的同情和支持。

在英国获救后，更加坚定了孙中山寻求救国真理的决心。孙中山获释后，“没有浪费一分钟时间去玩乐，他总是不停地工作”。他说：“我一生的嗜好，除了革命之外，只有读书。我一天不读书，便不能够生活。”他广泛阅读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理论，希望从中找到救国救民的真理。

此后，孙中山风尘仆仆，远涉重洋，奔走呼号于亚、欧、美洲各地，宣传“革命救国”的道理。一切爱国志士仁人，无不为孙中山的革命精神所激励，不远万里去找他，盼望中华崛起的爱国华侨，掀起募捐献款热。

1900年，我国爆发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八国联军开始武装干涉。10月，孙中山组织了惠州起义。因缺乏外援，惠州起义失败了。但这些起义却使孙中山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一方面他觉得清军不堪一击，另一方面也深深地感到此次起义与五年前的处境大不相同，那时人们还骂他是“乱臣贼子”，而现在人们却在为起义未能成功而叹息，民众的觉醒，让孙中山感到很欣慰。

惠州起义被镇压，孙中山再次远涉重洋四处奔走。就在这时期，华兴会、光复会、日知会、科学补习所等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相继涌现，民主思想深入人心，涌现了一大批的革命实干者和宣传家，这为资产阶级政党做好了一切的准备。

1905年夏，孙中山从欧洲到达日本，同黄兴、宋教仁等商讨组织统一的革命政党。7月30日，孙中山等在日本东京召开了各团体的第一次联合会，决定建立“中国同盟会”，孙中山提议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有一些人对“平均地权”表示怀疑．经孙中山详细解释后通过。同盟会有了一个共同的纲领，使资产阶级有了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从思想上武装起来了。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孙中山被推选为总理。在同年11月26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东京创刊，孙中山在发刊词中对十六字纲领作了进一步阐述，首次公开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革命号召，鲜明的举起了三民主义的光辉旗帜。同盟会是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它的成立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前跨进了一大步。孙中山说：“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里，不可抑制。”

同盟会成立后不到一年，在国内外先后设立支部，加盟的成员超过一万人。在《民报》发刊一周年时，同盟会在锦辉馆召开了纪念大会，有6000人参加，盛况空前。孙中山在会上发表了题为《三民主义与中国的前途》的演说。在这篇演说里，孙中山特别提出了不仅要消灭皇帝，还要消灭皇权思想的结论。这一精辟的结论赢得了听众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这段时期，同盟会真是人才济济。孙中山觉得举行大革命的条件成熟了，庄严地宣称：中国现今正处在一次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将满洲鞑子从我们的国土上驱逐出去。决心已下，矢志不移。从1906年至1911年这不平凡的五年中，孙中山连续组织和领导了九次武装起义，向清政府发起了不停顿的猛烈进攻。其中，1911年4月27日（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的黄花岗起义对清政府的打击最沉重。孙中山后来指出：“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为之变色，一全国久蜇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排壑，不可遏抑。不到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这些起义虽然都悲壮地失败了，但孙中山对革命的前途充满信心。他坚信革命一定会有成功的那一天。革命党人终于在第11次的伟大行动，即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一声枪响，迅速的埋葬了清王朝，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

孙中山没有参加这次起义，但起义将士把他奉为“中国的华盛顿”。因为，从1895年广州起事、1900年惠州起义到1911年4月27日震惊中外的黄花岗之役，由孙中山策划、组织、鼓舞的反清武装起义共有10次，尽管十起十落，但为武昌起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为人们的革命指明了方向。武昌起义的第三天，远在美国北部筹募革命经费的孙中山，从报纸上得悉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万分激动，欣喜若狂。他本想立即回国，指挥革命军作战，但为了争取西方国家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支持，决定暂不回国。他放弃了在美国筹款的计划，从纽约转赴英国，又从英国跑到法国，满腔热忱地开展外交活动，但得到的却是两国的冷遇。孙中山认为中国革命让外国在华利益有损，所以这些列强是靠不住的。

12月25日，孙中山海外回国，到达上海，受到以黄兴为首的革命党人和市民的欢迎。当时到处传扬孙中山将从国外带来巨款，中外记者拥挤着向他提问。他则庄严宣告：“予不名一文，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孙中山的回来，使革命派声势大振。12月29日，17省代表在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的选举，每省一票，孙中山以16票的绝对多数被选。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以1912年为民国元年，并决定改用公历。在南京总统府，孙中山怀着激动的心情，发表了简洁而有力的就职宣誓：“颠覆满清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宣誓毕，各省代表捧授大总统印信，用它来取代被打落的皇冠与玉玺。孙中山在担任临时大总统的短短三个多月内，颁布了30多条有利于推行民主政治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和法令。在孙中山主持下，临时参议院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由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于1912年3月11日（民国元年三月十一日）颁布，使古老的中国大地放射出近代民主主义的绚烂光辉。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不仅推翻了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朝政府，结束了长达2000余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而且在一定程度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开辟了前进的道路，为整个亚洲的解放送去了光明，这无论是对中国和世界，还是对历史和未来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然而，“振兴中华”的道路毕竟是崎岖曲折的。当亿万民众正为中华民国的胜利诞生而尽情狂欢、高呼“共和万岁”时，孙中山在帝国主义和袁世凯的强大压力下，于4月1日，被迫辞去了大总统的职务。革命的胜利果实被北洋军阀袁世凯窃取了。中国又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

正当孙中山再赴日本，考察铁路状况并筹措铁路贷款时，袁世凯策划的废除《临时约法》，暗杀宋教仁的罪恶枪声，把孙中山从幻梦中惊醒。孙中山沉痛地说：“我的辞职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知错即改，从头做起。1913年3月27日，他由日本返回上海，当晚在黄兴寓所讨论对策。会上，他力排众议，认为对窃国大盗袁世凯不能用法律解决，非用武力不可。会后，他冲破阻力，发动江西、安徽、广东等省革命党人兴师讨袁，并把这场战争称为“二次革命”。由于袁世凯在军事等方面占优势，加上革命党人事先未做充分准备，讨袁军事行动不统一，“二次革命”旋即失败。孙中山被迫再次逃亡日本。“二次革命”是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反对北洋军阀斗争的开始，表现了革命党人反对专制、保卫革命果实的顽强斗争精神。

“二次革命”失败后，为了集结革命力量，策划“三次革命”，于1914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华革命党。孙中山领导党人开展了反袁称帝的活动，并把主要力量放在武装讨袁方面。他曾经派人回国，发动许多反袁的暗杀事件和武装起义。孙中山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推动了全国波澜壮阔的讨袁浪潮。

1917年7月，为反对袁世凯毁弃《临时约法》，孙中山又发动了“护法战争”；8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因到会议员不足法定人数，故称非常会议）。议定组织军政府，恢复《临时约法》。9月1日，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这时他们依靠的陆荣廷、唐继尧为首的桂、滇等西南军阀，只不过是借孙中山护法的旗帜以图扩大自己的实力。一旦达到了目的，便把这面旗帜踩在脚下。“护法”运动只勉强支持了一年，孙中山不得不愤懑地离开了广州。这时，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孙中山面对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也陷入了绝望之中。

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迎来了新时代的曙光，也给绝望中的孙中山带来了希望和信心。孙中山从苏维埃政府的对华宣言中认识到：苏联是“振兴中华”的真正同盟者。他想了很多办法，同苏维埃政府取得联系，表达了“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的愿望。列宁收到孙中山的函电后，委托外交人民委员致电孙中山，表示在中国革命的“艰辛的时刻”，俄国劳动阶级坚定地同中国兄弟站在一条战线上。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使孙中山看到了团结起来的人民群众的力量。他热烈支持学生和工人的英勇斗争，找到了振兴中华的真正希望。

1929年秋，孙中山在上海会见了共产国际代表威经斯基，建议同苏俄建立电台联系。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正在痛苦中摸索的孙中山，看到了光明和希望。是年底，孙中山在桂林大本营与马林会晤，马林向孙中山建议：一是要建立一个革命的政党，这个党必须联合各阶层，尤其是工农群众；二是要开办军官学校，培养一支革命的骨干力量。这些建议得到孙中山的赞同。

1922年9月12日，孙中山在上海先后三次召集有陈独秀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改进党务会议，制定了改组计划，成立了包括陈独秀在内的党务改进案起草委员会，负责审查改组方案和党纲党章；次年1月，先后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中国国民党党纲》和《中国国民党党章》。

1923年11月，发表了由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年底，孙中山邀请李大钊到广州帮助筹备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采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决定改组国民党，是他晚年作出的合乎民意、顺乎历史潮流的伟大决策，体现了他永远追求进步的精神。

1924年1月21日，孙中山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根据三大政策的精神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有了比较完整的革命纲领，这就使新三民主义根本区别于旧三民主义。正如毛泽东所说：“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它是“旧三民主义的发展，是孙中山先生的大功劳”。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建立，也标志着孙中山实现了他一生中的最伟大的转变。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积劳成疾，在接受冯玉祥北上，病逝北京。临终前他还发出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恳切号召，激励后人继续前进。

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旗帜。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能不断地跟随时代的步伐而不断前进。

孙中山不愧是站在时代前列的杰出人物，是近代中国卓越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和政治思想家，是中国共产党亲密的朋友。著有《中山全书》或《总理全集》。1981年起，《孙中山全集》陆续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