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日救国的一条正路

——谨贡此意于全国学界同人

苏州人打架，把辫子往头上一盘，握着拳头大呼三声“来！来！来！”到真要打了，他却把辫子往后一抹，发脚便逃，口中说声“今天没吃饱饭，不打你，明天收拾你”。

这一段故事，真把苏州人挖苦得够了。然而，我们自己想想，我们的举动，我们的所谓“救国事业”，还不是道地的苏州货！

国难临头了，我们开大会，派职员，打电报，发宣言，游行，示威，演讲，贴标语，叫口号，缠墨纱，甚至于写血书，看上去何尝不慷慨激昂，轰轰烈烈，可是，只须看见一个日本兵拿着枪来了，保管吓得大家一哄而散；只须听见一声日本枪，保管吓得大家魂不附体；恐怕还不见得能像苏州人从容不迫的说声“今天没吃饱饭，明天收拾你”。

我说这话并不是冤人，也不是要“长他人之志气，灭自己之威风”，却因事实是如此，与其有话留给别人说，不如自己说。

前星期二，某处某某两校学生，结队游行既毕，忽然听见一个消息，说日本兵要到两校附近去练习打靶，已得当地公安局许可。嗐！好！两校的学生，连夜就吓得精光！有一部分趁火车逃到了北平，见了人就气喘喘的问：

“不好了！日本兵要占据我们的学校了，有什么办法？”

有什么办法！人家只吹了一口气，就叫你们不远数百里一逃而至北平，还有什么办法！

当我们结队游行了大半天，叫了大半天的口号之后，回到家中，可真有些累了。我们坐一坐，喝口水，擦把脸，自己想：今天辛苦了，救了大半天的国。

不差，的确辛苦了，的确救了大半天的国：这是事实，非但是事实，亦许还是真理！

但是，就国的一方面说，劳你驾去救它，费了这么大的劲，它受到了一丝一毫一粒芝麻大的益处没有？

我敢干脆的说，没有！因为这也是事实，这也是真理。

非但国没有受到益处，而且说不定还受到了相当的害处：

你说这种游行示威叫口号可以吓倒日本人么？日本人就不怕你这一手。非但不怕，而且正要利用：他可以用这些材料向国际宣传，说中国人频频加以仇视与侮辱，致两国间有不愉快的感情，为自卫计，不得不有断然的处置。同时他还可以用这些材料去刺激本国的军人，使他们对于中国人更加仇恨，在打仗时更加活跃。

你说你要借此唤醒本国人么？能醒的不唤自醒，不能醒的唤也不醒。我亲眼看见游行队在街上走，街旁的市民报之以冷笑，甚至于加以一两句尖酸刻毒的批评。他们的铺子里正堆满着日本货；他们正要借着日本货的来源减少而居奇；他们正要借此机会而向有政治关系的银行挤兑；他们正要借此做标金；正要借此把银元的价值从四十吊抑低到三十五六吊。你向他们呼号，他们不把日本人作敌人，却先把你们当作敌人。

我们都有我们的正业：读书的应当读书，教书的应当教书。读一点钟书和教一点钟书对于国家有什么好处，虽然目前看不见，但总在国家的进益项下记着。假定一个青年因为游行叫口号而牺牲三点钟，一百万青年就可以牺牲三百万点钟。无端在国家的进益项下减少了三百万点钟的正当工作及其效率，而其替代工作之效率等于零，这是何等重大的损失。

我们应当知道，我们所叫的口号，并不是五印掌心雷，可以叫日本人望风而靡；也不是张天师的神符，可以叫麻木不仁的国民一变而为生龙活虎。我们要救国，无论对内对外，应另取一条切实有效的途径，不能老用这一套村童撒野，村妇骂街的幼稚手段。

我们应当知道，此番日本出兵，并不是由于一朝一夕之愤，却是二三十年以来处心积虑的结果；所以既然出了兵，决不能像五三那次一样轻易撤去。他们或者竟要老老实实的永远占据土地，因为我们虽然承认满蒙是我们的，他们却承认满蒙是他们的；在这种观察点之下，他们觉得永远占据土地，正是分所当然，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或者他们因为国际的空气不大好，暂时特别客气些，把土地交还给我们，可是，所交还的是名，所侵占的是实；所交还的是肤廓，是糟粕，所侵占的是膏血，是精华。总而言之，半斤还是八两，满蒙从此完结。

我们应当知道，日本之所以要占据满蒙，虽然是帝国主义者的野心的具体的表露，却也是势有所不得不然。他们国小民多，若不向外发展，决然不能生存；而要向外发展，除满蒙外实无更好的路径。所以他们对于满蒙的竞争，决然不是随便的尝试，决然不是无端同中国人开玩笑，决然不是儿戏。他们能得到满蒙就是一条活路，得不到就是一条死路。所以，要是我们以为中国有的是地方，这满蒙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那就不如趁早奉送给他，也省得许多麻烦，省得彼此伤了和气！要是以为满蒙是应当争的，那就必须彻底了解这种的争不是尝试，不是开玩笑，不是儿戏，而是个判定你死我活，或我死你活的大决斗。必须有了这样的见解，然后才可以争一争。

我们应当知道，所谓不抵抗，实在只是不能抵抗。沈阳驻有五万重兵，只不到一千个日本兵就占据了沈阳城！退到一百万步说，你即使不开枪抵抗，难道不能关一关城门，使他攻上三天五天么？从此我们可以明了，中国之所谓兵，只是一大堆的宜于杀戮同胞的刽子手，要放到国际的疆场上去，只是增加国际的笑谈而已。

我们应当知道，现在中国所处的地位，只有两条路可以走。第一条路是不抵抗而投降，订一个城下之盟。第二条路就是抵抗，就是打，打必败，败必降，结果也是订一个城下之盟。

我们应当知道，日本此次出兵，虽然是军人方面的自动，没有经过正当的政治手续，所以币原说：“吞满洲无异于吞炸弹”；其余在政治上较有远大眼光者，亦以为日本宪政从此破坏，是日本本身的一件大事。但这是日本的事，决不与中国相干。日本决不能因为有这样的事就减轻了对于中国的打击；到临了，必还是有实力的武人占了优势，文人只是供奔走而已。所以，假使我们中国人要希望日本的文人武人意见分歧，因而得以苟安一时，苟延残喘，那就与希望日本再有一次大地震一样的渺茫，一样的可耻！

我们应当知道，国际联盟不过是那么一回事；国际联盟里的那几位先生，也不过是那么几位先生。别说他们被日本人包围了不肯说公道话，即使肯说，他们手下并没有一支国际军，还不是嘴上擦石灰：白费。而况，中国人自以为得到了“不抵抗”三个字的秘诀，就可以博得人家的同情与眼泪，殊不知“不抵抗”之在欧美人心目中，只是“卑怯”（Coward）的表露，照字典上的解说是“缺乏胆量”（Wanting Courage），“没有灵魂”（Spiritless），以这种资格求助于人，人家虽然表面上同你敷衍，骨底里还不是冷笑一阵子完事！

我们应当知道，中国人挨日本人的打，并不是偶然，是活该！中国的地面比日本大到几十倍，富饶到几十倍，为什么连穷乡僻壤的小铺子里也充满了日本货？中国的人口比日本多到几十倍，军队的数目也多到几十倍，为什么中国人见了日本人就如同老鼠见了猫？为什么中国的阔人军阀们看了本国全体民众小得不如一颗米，看见了日本的卖金丹卖手枪的流氓就头昏心痛不敢放一个屁？难道日本的富强是买香槟票买来的，中国的贫弱是天火烧成的？如其不是，那就是我们的不争气，是我们的罪孽深重，我们辜负了这神州一片土，我们对不起我们的祖宗！我们居然还有城砖厚的脸皮去向欧美人乞怜！要是我们老照着这样的情形混下去，即使能于保全国土，至多也不过是稍有天良不肯掘卖祖宗坟墓的破落户，不是显亲扬名光前裕后的好子弟。

知道了以上各点，然后才可以说反日，然后才可以说救国。

反日与救国虽然可以连接在一起说，却并不是一件事，应当分别而论。

先说反日。

何以到反日，因为日本人是我们的仇人，而且不是普通的仇人，是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死仇！

对付死仇并不是打哈哈的，必须能忍能做，然后才可以达到报仇雪耻的目的。

所谓能忍，是说无论你用怎样不堪的手段对待我，我只是忍受。你骂我，我忍受；你打我，我忍受；甚至于你要杀我，我若认为应当忍受，还是忍受。

我们没有感情上的“是可忍，孰不可忍”，只有事理上的“在应忍时无不可忍”。

我们唯一的表示是：你骂我，我不响；你打我，我不讨饶，我不哭；我们有眼泪往肚子里汪，决不掉给你日本人看。

我们平时对于日本人无所用其忿忿然；见了面点头还是点头，握手还是握手——但须记得，这便是将来拿着刀子通你的手。

我们宁饿死，不与日本人发生任何职业上的合作关系，小而至于拉车的不拉日本人，大而至于月薪六百元的东方文化委员会委员也不干。

我们立誓终身不买日本货（除有关知识的书籍，及往日本游历时），天天自己摸着良心自顶至踵检查一下：我们不必硬劝别人，别人自然会被我们的血诚所感动；也不必硬去取缔奸商，到没有人买了，奸商也就无从奸起了。

我们一切都是不动声色，只是痛心切齿的记牢了四个字：总有一天！

到了那一天，我们就做，我们就拼命。

我们有枪就用枪，没有枪就用刀，没有刀可以用木棍，用树枝，用砖石，再没有，我们有头可以撞，有拳可以挥，有脚可以踢，有牙齿可以咬！“困兽犹斗”：当一条狗被人打得要死的时候，它还能占据了一只墙角，睁着惨绿的眼睛，露着雪白的牙齿，想要用最后的力量咬了你一毒口才死，难道中国人就不如一条狗！

我们拼！能组成军队就用军队拼，不能组成军队连合了十个八个人三个五个人也可以拼，单独一个人也可以拼！你叫我们军队也好，土匪也好，暴徒也好，什么名义都可以，我们所要的是拼。一个拼死一个不赔本，一个拼死两个还赚一个！

只须世界上还剩得一个中国人，你们日本人休想好好的过；只须世界上还剩得一滴中国人的血，必须拼到了你们日本人相等的血才甘心。

这就是我所主张的忍与做。

怎样救国？

国是个有机物，并不是呆然的一大块。

现在的中国，并不像欧战后的德国一样只受了些硬伤，乃是每一个组织每一个细胞都在出脓都在腐烂。

细胞就是我们自己，组织就是我们自己的事业。

所以，要救国，先该救我们自己，先该救我们自己的事业，自己不肯救，只是呼号着“救！救！救！”其结果必至于不可救。

要救我们自己，应该时时刻刻努力，把自己做成一个堂堂正正能在这竞争剧烈的世界上站得稳脚头的人；应该时时刻刻责问自己：所做的事，是不是不问大小，每一件都可以在国家的总账簿上画一个正号，不画一个负号。

要救我们的事业，应当问一问自己所做的事业是不是可以和外国同等的人所做的同等的事业一样好，或比我们更好；做学生的，应当问一问自己的程度能不能比上外国同等的学生，所用的功力能不能比上外国同等的学生；做教员的，应当问一问自己能不能和外国同等的教员一样热心于教授，一样热心于研究，自己能不能有什么著作什么发明可以和外国同等的教员相当，自己所造就的人才，和对于学术上的贡献，是不是可以置之于世界学林中而无愧。要是别国的学生别国的教员可以打一百分，而我们只可以打九十九分，那还是我们不长进，应当不分昼夜努力赶向前去。必须别人能打一百分，我们也能打一百分，甚至于可以打一百零一分一百零二分，那才算救了我们的事业。

我们不应当看轻我们自己和我们自己的事业。在国的总账簿上，小学教员是一个人，国民政府主席也只是一个人；一个小学教员能尽职，其价值不亚于一个国民政府主席能尽责。

我们应当锻练我们的身体。在和平时，这身体是做事业的工具；到战时就是杀敌的利器。

我们应当珍爱国家的血本。日本货固然终身不买，别国货能不买总不买，能有国货总用国货。能替国家省下一个铜子，即是替国家多保留一分元气。

我们应当认定现在是卧薪尝胆刻苦耐劳的时代，把什么，“颓废主义”，“享乐主义”，以及“摩登”“跳舞”等淫逸丧志的东西，一概深恶痛绝，视同蛇蝎。

我们应当爱美。但要爱真的美，不要爱假的美。行为纯洁，不做卑鄙龌龊的事，那是美。人格完全，做个顶天立地的汉子，那是美。到必要时，杀身成仁，死得干干净净，那是美。有钢铁一样坚固的身体，有金钢钻一样刚强而明亮的灵魂，外面穿件兰布大褂，也掩不住他的美。要是做女人的以涂脂抹粉为美，做男子的海，恐怕不容易再有那样合作的机会，这一点稿子，也就很可珍贵了。

我现在把这部稿子印出，并没有什么用意，也没有什么感想。也不想谋利，因为我同出版人说好：“我也不要抽版税，你也不要定高价，希望同好的人购买起来可以方便些。”那么，究竟为什么要印呢？简单说来，只是因为有趣可玩而已。当然，现在的时候决然不是玩这玩那的时候，但我自己相信，我虽然不能担着大粪做直接生利的工作，也不能荷着长枪做直接救国的工作，而对于我自己名下的本分工作，无论在故纸堆中或新纸堆中，总还孳孳不倦未敢后人。现在弄这一些小玩意儿，正如小孩子上学回家取他所心爱泥人儿抱抚一回，若然做父母的人还要呵责他，旁人还要笑他“这孩子没出息”，那也自然无话可说。

有几位朋友劝我把自己的诗稿也放一两首进去，我却未能从命。第一，因为那时的稿子，早已没有，现在既然找不出，自然也不便倒填了年月假造。第二，听说有位先生编印世界名画集，内分三部，第一部是外国名画，第二部是本国名画，第三部就是他自己的名画。这真是一妙绝古今的编制法，可惜我竟不能造起一个“初期白话名诗”之类的名目来，要是能于造成，我也就很有胆量和勇气把我自己的名诗放进去。

在旧纸夹中找到了七张《新青年》稿纸，就用来抄写初期白话诗稿的目录，且在目录后面随笔写了一大堆废话，到废话说完，七张稿纸也就快写完了。

二十一年十二月廿八日

刘半农复书于寓之含辉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