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世道相违,则君子隐而不仕”

蒙古大军攻南宋四川不下,就派兵绕道先攻下云南,在云南设置了郡县。又从云南进攻安南(今越南),安南王陈日煚败走海上,请降。

公元 1258 年 2 月,蒙古大举侵宋。蒙哥汗自率一军入蜀,而命忽必烈攻鄂州(今湖北武昌),兀良合台的云南之师自交广北上攻潭州(今湖南长沙), 三路并举。四川一路,南宋军望风败降,只合州守将王坚坚守不降,并杀死了蒙哥汗派去的招降使者。同时,蒙古军还攻破了南宋的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海州镇)、涟水。另外,蒙古旭烈兀西征,平十余国,留在了西方, 建立了伊尔汗国。

公元 1259 年 2 月,蒙古大军包围了合州。合州军民英勇抗击蒙古大军。

  1. 月,蒙哥汗为流矢所中,死于合州城下,合州之围遂解。

  2. 月,忽必烈督师至鄂州。

  3. 月,忽必烈渡过长江,包围了鄂州城。另派军攻入了临江(今江西清江县西临江镇)、瑞州(今江西高安县)。

11 月,蒙古云南军攻入宋广西,长驱至潭州。这时,宋帅贾似道奉命请和于蒙古,请求划江为界。

忽必烈这时已经得知了蒙哥汗的死讯,急于北归争夺汗位,遂答应了贾似道的请求。

公元 1260 年 3 月,忽必烈在开平称大汗。

4 月,蒙哥汗的弟弟阿里不哥在和林称大汗。

7 月,忽必烈讨伐阿里不哥,蒙古内战爆发。

公元 1261 年 7 月,忽必烈在开平建翰林国史院,聘请李冶担任清高而显要的工作——翰林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

这时,忽必烈正在逐步实行经济、政治改革。

经济方面:忽必烈改变了过去把农田变作牧场和掠夺人口为驱口的作法,转而保护封建土地所有制,发展农业生产。他下令把许多牧场重新还作农田,用租佃的方式招募农民耕种;有些则退给了农民。还下令禁止掠人为奴,并把一些掠夺来的驱口释放为良民,从而增加了农业生产力。他还设立了司农司、营田司等机构,专门负责农业生产和兴修水利。这样,经过与汉族地区先进农业经济的长期接触,蒙古统治者终于放弃了在汉族地区推行其落后的游牧经济和剥削方式的企图,开始大力扶持汉族地主,重视农业生产, 其自身也逐渐转化为封建大地主。

政治方面:忽必烈在政治上反对封建割据势力,加强了中央集权。蒙古族统治者在初入中原地区时,对贵族进行了分封。这些贵族在封地内拥有对其人民的统治权,可自置官吏,自断刑狱,自征赋税,完全是独立王国。忽必烈逐渐改变了这种作法。他将封地改为赐田,使原来拥有封地的贵族成了一般地主,大大削弱了其政治权势,从而使中央集权得到加强。当初蒙古人进到中原,当地有些豪强地主投靠了蒙古人,受到信任。这些人拥有武装, 其地位子孙世袭,也是一种威胁中央集权的地方割据势力。忽必烈时期,他们的兵权被解除了。

由于忽必烈重用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实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李冶本可和其他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一样,到忽必烈那里去做官,以实现自己在政治上的抱负,然而,李冶却以老病为辞,婉言谢绝了。

李冶谢绝到朝廷任职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忽必烈和其他蒙古统治者没有接受李冶“慎征伐”的政治建议, 而是大举攻宋,从而引起他的不满;

第二:蒙古爆发了内战,李冶不愿在这种动荡的政治局势下做官。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世道相违,则君子隐而不仕。”

蒙古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内战爆发后,一开始,忽必烈的秦蜀行省军就在甘州击败了阿里不哥军,忽必烈又自率军大破阿里不哥。

公元 1264 年,阿里不哥等投降了忽必烈。忽必烈也打败了其他反对他的人。改革派战胜了守旧派,为蒙古族从奴隶制进到封建制创造了条件。

这一年,忽必烈下诏将燕京(今北京)改名中都,府名仍为大兴。

忽必烈降服阿里不哥、平定蒙古内战后,再招李冶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

公元 1265 年,李冶来到中都,勉强就职,参加修史工作。但他不久便感到翰林院里思想不自由,处处都要秉承统治者的旨意而不能畅所欲言。因此, 他在这里工作一年以后便以老病为由辞职了。

李冶是个追求思想自由的人,尤其不愿在学术上唯命是从。按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翰林视草,唯天子命之;史馆秉笔,以宰相监之。特书佐之流,有司之事,非作者自专而非非是是也。今者犹以翰林、史馆为高选, 是工谀誉而善缘饰者为高选也。吾恐识者羞之。”

李冶辞职后一直在封龙山下讲学著书。他在晚年完成的《敬斋古今黈

(t%u)》与《泛说》是两部内容丰富的著作。

《泛说》一书今已不存,是一本随感录。

《敬斋古今黈》八卷。按经、史、集,依类分辑,各为二卷。书名取《淮南子·主术》“黈纩塞耳”《注》义,示“不欲其妄闻”之意。是一本读书笔记,“上下千古,博极群书,”在文史方面颇有独到的见解。特别是于诸史讹误之处,多有订正。原书也已失传,今本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另外, 李冶作过不少诗,其中有 5 首保存在《元诗选癸集》中。从这些诗来看,李冶的文学造诣相当深。

李冶还著有《文集》40 卷与《壁书丛削》12 卷,均已失传。

纵观李冶一生,不管是在为人上还是在学术上,都不愧为一代楷模。他在任钧州知事期间,为官清廉、正直,亲自掌管出纳,一丝不苟。据载,钧州城的出纳“无规撮之误”。在当时动乱的环境中,像李冶这样的清官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李冶在《敬斋古今黈》中说:“好人难做须著力”,又说:“著力处政是圣贤阶级”,这正是他为人做官的写照。他同情人民,面对蒙古军队的屠杀和抢掠,不仅在诗文中表示了极大的愤慨,而且在会见忽必烈时,力劝蒙古统治者“慎征伐”。他一生热爱科学,追求自由,决不忍辱求名。在学术上不迷信名家,敢于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他虽是通儒出身,但当他认识到数学的重要性时,便专攻数学,这种行动本身就是对传统儒学的批判,因为在儒家看来,数学“可以兼明,不可以专业”。

当时的新儒学是程朱理学。

程朱理学是指以二程(程颢、程颐)和朱熹为代表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朱熹是这一派的集大成者。

朱熹,字元晦,号晦六、“世道相违,则君子隐而不仕” - 图1,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生于 1130 年,

卒于 1200 年,官至秘阁修撰,政治上属于南宋政府中的抗金派。他学识渊博, 著述很多。有《四书集注》等;后人辑录的《朱子语录》也是他的重要哲学著作。

朱熹继承了北宋哲学家程颢、程颐的思想,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

程朱理学把研究科技看作是“玩物丧志”,把数学说成是“九九贱技”。李冶毫不客气地批评了这些错误观点,指出在朱熹的著述中“窒碍之处亦不可以毛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