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辉煌——明清时期中医成就

明清时期，中医学理论不断创新、综合、汇通和完善，朝着专门化方向发展，其间编撰了许多专门性、独特性和权威性的医学全书、丛书和类书。如李时珍著《本草纲目》，载药1892种，系本草学、生物学巨著，被誉为“东方医药巨典”。此外还有张景岳的《景岳全书》，吴又可的《瘟疫论》等。

朱橚编纂多部济世医著

朱橚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五个儿子，生于1361年。就在这一年，朱元璋被小明王韩林儿封为“吴王”，他诞生的时候，父亲朱元璋的实力越来越雄厚，后来终于建立了大明王朝。

朱橚于1170年被封为吴王，封国在钱塘，即杭州。1381年改封为周王，到开封任职，以北宋时期的汴梁故宫为王府。朱橚本人对我国的中医药学很有兴趣，自己对各类药品、药方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且在开封府组织了大批的学者和大夫，编写了一部名为《保生余录》方书两卷。

朱橚在开封时，看到民众在灾荒年以野菜充饥，误食中毒者屡见不鲜。于是他尽生平之所学，刻意研究野生植物，还亲自带人跑遍封地境内的“山野平地”，“咨访野老田夫”，采集实物标本，考核筛选出其中可用来充饥的植物四百余种。

为了进一步观察这些植物的生长情况，他又专门在开封周王府内辟设园圃，引种野生植物，每日观察、研究、记录它们的生长情况。为辨别某一植物是否有毒，口感是否合适，朱橚都要亲自尝一尝后才加工成食品。

最后，朱橚把可供灾荒时食用的414种植物的资料编辑成册，他还特地请画师把植物的叶、花、果、枝干绘成图，附在每种植物介绍后面。在此书中仅以往其他中药书籍没有收载的植物就达276种，最终出版刊行，书名叫做《救荒本草》。

《救荒本草》详细地记载了每种植物的名称、出产环境、形态、性味、加工烹调方法，达到了使人们可以“接图而求之”的目的。

1389年，朱橚没得到旨意私自来到凤阳考察药物，朱元璋一怒之下把他流放到云南。在流放期间，朱橚仍然没有停止对中草药的研究，朱橚看到民间的疾苦，加深了对平民生活的了解。

朱橚看到当地居民生活环境不好，得病的人很多，缺医少药的情况非常严重，很多疾病往往得不到很好的医治，为了挽救病人的生命，提高当地的医疗水平，朱橚组织王府的良医李佰等编写了方便实用、“家传应效”的《袖珍方》一书。

《袖珍方》全书4卷，共3000多方。其中有些药方还是周府自制的。这部著作编著严谨，“因疾授方，对方以授药”。总结历代医家用方经验，“条方类别，详切明备，便于应用。

《袖珍方》这部书仅在明代就被翻刻了10余次，可见受医家重视的程度。此书的发行和流传，对云南、贵州一带的医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406年，朱橚领导教授滕硕、长史刘醇等编纂的方剂学巨著《普济方》终于成书。《普济方》是古代中医药历史上最大的中医方剂专著，是朱橚对中医药学的一大重要贡献。据有关资料记载和统计，此书共168卷，分为1600论，收载药方61738首。

《普济方》集明朝以前方书之大成，在编撰形式上采取每论下即有疾病的论述，又有相应的方剂和治法，达到了“是书于一证之下，备列诸方，使学者依类推求，于异同出入之间，得以窥见古人之用意，因而折中参伍，不至为成法所拘”的目的。

更难得可贵的是，《普济方》搜罗广泛，保存了明朝以前的大量医学文献，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如李时珍在编著《本草纲目》时虽然浏览文献达800余种，但不少失传医籍他无法看到，幸得《普济方》中摘引，《本草纲目》中所附药方源于《普济方》中的比例相当大。

周王朱橚的《普济方》和《保生余录》这两部书记录了大量的中医药药剂方，为我国的中医药学，和中医药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普济方》全书大致分为12部分，卷1至5为方脉，卷6至12为运气，卷13至43为脏腑，卷44至86为五官，卷87至250为内科杂病，卷251至267为杂治，卷268至272为杂录和符禁，卷271至315为外伤科，卷316至357为妇科，卷358至408为儿科，卷409至424为针灸，卷425至426为本草。

编次条理清晰，内容十分丰富。自古经方，本书最为完备。资料除取之历代方书外，还兼收史传、杂说、道藏、佛典中的有关内容。

《普济方》除收录明以前各家方书以外，还收集其他方面的材料，如传记、杂志等，所以内容十分丰富，编得也很详细。由于出版的数量比较少，而该书又比较实用，所以不少人辗转传抄。物以稀为贵，《普济方》一书在当时十分珍贵。后来经过一些年代，《普济方》原来的刻本已经散失。

【旁注】

汴梁：即开封。地处中华民族历史发源地、我国文化摇篮的黄河南岸，是一座历史文化悠久的古城。战国时期，魏惠王将国都迁到这里，定名“大梁”。北宋时期沿称“东京开封府”。金灭北宋后，改东京为“汴京”。元明时代，开封又曾称为“汴梁”和“北京”。

长史：古代官名，秦代始置。汉代相国、丞相以及后汉太尉、司徒、司空、将军府各有长史。其后﹐为郡府官﹐掌兵马。唐制﹐上州刺史别驾下﹐有长史一人﹐从五品。后各代王府也设长史，总管府内事务。

符禁：指古代医术中的符咒与禁架。唐代巫风及医学教育制度中有“书禁科”的遗存，宋代巫医巫技继续存在，巫术特殊的效用及巫术中裹挟着医疗内容，即合理的药物、针灸及外治疗法都是其产生的重要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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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济方》记载了许多疾病的治法，如汤药、按摩、针灸等。

《普济方》是一本十分实用的方书。它在所列的每一病证之下，列了一些方子，学者或医生只要依病查方，再在各个方子之间选择一下即可。而这本书也是十分宝贵的医学文献资料，它为我们保留了许多我们想看又因佚失而看不到的材料。

李时珍撰巨著《本草纲目》

李时珍，1518年出身于一个医学世家，父亲李言闻是当地名医，李时珍受父亲的影响很深，从小即喜爱医药知识的学习，但父亲希望他攻读四书五经以求仕途。李时珍在父亲的严格督促下，精读经史之书甚勤，但却无心功名利禄。

长大之后，李时珍更加用心于医药学之研讨学习。父亲也不得不接受李时珍的志愿，便将自己一生临床治病的经验传授给儿子。

李时珍专心医药钻研的志愿得到父亲赞同后，所有精力和时间几乎都用于医药知识和相关学科的广搜博采上。他闭门读书达10年之久，因此，对史学、哲学、文字学、训诂学等，造诣甚深，尤其对药物名称、药性、药效、炮炙、药物资源，均有着深入而广泛的研究。

李时珍在深入药物之研究后，又走出读书室，躬身实践，足迹遍及湖北、湖南、广东、河北、河南、江西、安徽、江苏等省。

有关谷、菜、瓜、果类药物的问题，就去向农夫学习；有关各种鱼、鳞、介类药物的问题，就去向渔夫请教；有关矿石类药物中的问题，就去向手工业工人、采矿者询问；有关蛇类药物、兽类药物中的问题，他就去向捕蛇人、猎人调查，数十年如一日，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李时珍治学态度严谨，除了深入实地进行调查核实外，还做了不少临床药理实验、动物解剖和比较解剖等。如山茄花能使人笑，有麻醉作用，他采集后亲自尝试予以验证。

他为了订正一味药往往花费很大精力，如为了能区别蓬蘽的5个不同品种，他亲自采集，一一对比鉴别，并与《尔雅》所记述者进行对照，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始得其的”，“诸家所说，皆未可信也”。

李时珍为了丰富自己的著作，不但对前人之本草广收博采，还对当代人之用药经验进行总结，同时，还对国外传入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的医疗用药经验进行整理。因此，他的《本草纲目》记述了许多由亚、欧、非国家和地区传入之药物。

经过他的努力，使我国药用植物等新增加374种，达到1892种，这一成就在我国药物学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作为个人尤为突出。

李时珍治学思想比较进步，他不迷信古人，敢于“发现前人未到之处”，因此，他在《本草纲目》的每一种药物之下，几乎都列有正误一条，就是改正前人错误的内容。

在这些正误中，凝集着他一生之研究心得，无论是古人还是当代人，也不论是经典著作还是一般著作，只要他发现其中的任何错误，都给予批评指正，从不回避矛盾。

可贵的是，李时珍所作的结论，不论是正名、产地、药性、气味功效和采集、加工，其纠正、辨误大多是言之有理，持之有故，而且符合科学道理。他的正误提高了我国药物学的研究水平，有着明显的创造性，也说明他的自然科学知识渊博，鉴别能力高超。

李时珍治学态度严谨，知之为知，不知为不知，凡经研究者则力陈己见，所未能考察者则存疑待考，不作妄断。所以，他对许多未能深知的问题，则用“未审然否”、“也无所询证，姑附于此，以俟博识”加以说明。

这种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难能可贵，他对后人寄托的厚望和笃信，是给予后世医者有力鞭策和鼓励。

李时珍对发展我国药物学方面所作的卓越贡献是有口皆碑的。其实，他在医疗方面，发展切脉诊断方面，都有着出色的成就。由于他的医术高明，曾被召入太医院为皇室治病。

李时珍医疗思想活跃，不但重视传统的理法方药理论，还很尊重金元四大家的医学争鸣论述，推崇张元素、李东垣的医疗思想，而且强调民间医疗经验的总结，他将自己收集到的11096个单方、秘方、验方，各一一附录于各该药物之下予以论述，这也是他的一大创举。

李时珍研究中药学数十年，参考各种图书800多种，撰成《本草纲目》52卷，集明代药物学之大成，撰成于1578年，得当时著名文学家、南京刑部尚书王世贞作序，于1590年在南京刊行，即世之谓金陵版。

《本草纲目》以其继往开来的卓越成就迅即为医药学界赞赏推崇，金陵初刊后不到7年，即在江西刊刻了第二版。

《本草纲目》52卷共收载药物1892种，绘制药物图1109幅，附方11096首。所收药物以其天然来源及属性为纲，分为16部；在同一部下，则以相近之类别为目，更分为60个类目，条分缕析，一目了然。

李时珍的药物分类法在前人基础上作出了创造性贡献，有着相当高的科学价值。例如其所收之1094种植物药，是根据其根、茎、叶、花、果的特点，及其性味、形态、生长环境、习性与人类生活的关系等因素，加以综合分析、归纳比较进行区分的。

李时珍的动物药分类法尤其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书中把444种动物药分成虫、鳞、介、禽、兽、人等6部。其中虫部所记述者相当于无脊椎动物；鳞部所记述者相当于鱼类；介部所记述者有一部分爬行类和两栖类动物；禽部所记述者则相当于鸟类；兽部所记述者系指哺乳类动物；人部是指人类。

这样的分类排列顺序李时珍认为是“从贱至贵”。这个贵贱，既非药用之经济价值，也非动物体型之大小，而是指动物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而言。

有一个例子足可以证明李时珍所说的贵贱，确是对动物发展的一种肯定，绝非其存在的经济社会价值。譬如当时被认为至高无上的龙、凤，均被列入低级的鳞、禽部。《本草纲目》对动物药的分类，确已具备了生物进化的进步思想。

《本草纲目》论述动物性药物时还科学地指出：鸟产于林，故羽似叶；兽生于山，故毛似草，毛合四时，色合五方。充分论证了动物为求生存适应环境而变异的生物特征。在有关家种、驯养时更指出：野生动物可以人工驯养，而家种植物伏于野生。实际上是对生物受到人工方法的干预而发生变异和动物遗传的某些特征的有关认识。

《本草纲目》出版后，在国内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确是医药学著作罕见者之一，“士大夫家有其书”并非过誉。与此同时，随着该书之东渡和西传，《本草纲目》在国外影响之大，可能是我国医药著作中之仅有者。

早在《本草纲目》刊印后11年，江西本就东渡日本，以“神君御前本”珍藏幕府首脑德川座右。1614年，日本著名医学家曲直更得到金陵本。1637年，日本便以江西本为底本翻印《本草纲目》。

此间除了医学家们竞相传抄外，刊刻之江西本、杭州本等先后有8次之多。另外，1699年，冈本的《图画和语本草纲目》虽只载药1834种，然可算是日译之始。此后，以日语编译之作很多，日本学者以《本草纲目》为课题的研究论文和著作真可谓雨后春笋，方兴未艾。

《本草纲目》西传最早者可能是18世纪初。此后，《本草纲目》或带到欧洲，或节译介绍到西方。至18世纪末，《本草纲目》被摘译的西文本有英、法、德、俄等多种文本。

《本草纲目》之中文本也同时相继传到欧美，英、法、德、俄、意、荷、瑞典、比利时分别藏有《本草纲目》的善本，如金陵本、江西本、张云中本、太和堂本等10多种。尤其是美国国会图书馆珍藏的首刻本金陵本，是经日本著名本草学家森立之批注过的，更为可贵。

在诊断方面，李时珍还撰有《濒湖脉学》一书，发展了中医诊断学。所著《奇经八脉考》一书，则是规范中医经络学说的一次有价值的努力。李时珍被誉为我国最著名的医药学家、世界著名的学者，当受之无愧。

【旁注】

训诂学：我国传统研究古书中词义的学科，训诂学在译解古代词义的同时，也分析古代书籍中的语法、修辞现象。根据文字的形体与声音，以解释文字意义，偏重于研究古代的词义，尤其着重研究汉魏时期以前古书中的词义、语法、修辞等语文现象。

《尔雅》：我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专著，也是第一部按照词义系统和事物分类来编纂的词典。“雅”这里专指“雅言”，即在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都合乎规范的标准语。《尔雅》的意思是接近、符合雅言，即以雅正之言解释古语词、方言词，使之近于规范。

金陵：即南京，公元前333年，楚威王熊商于石头城筑金陵邑，金陵之名源于此。南京历史悠久，有着6000多年文明史、近2600年建城史和近500年的建都史，是我国四大古都之一，有“六朝古都”、“十朝都会”之称，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太和堂：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老字号药店。相传“太和堂”祠堂的堂名，是一位官居尚书的汪先洲，以“太虚罗万象，和气致吉祥”这两句话，各取每句第一个字而成。而“太和堂”3个字，则是遂邑名士汪上彩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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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纲目》传入欧美，不但使西方医药学界开阔了眼界，而且对其生物学之研究以及其他科学都发挥了很大的影响。

英国以研究我国科学技术史而著称于世的李约瑟博士，高度评价说：无疑地，明朝最伟大的科学成就，就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李时珍在和伽利略、凡萨利乌斯科学运动完全隔离的情况下，能在科学上获得如此辉煌的成就，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难能可贵的。

吴又可著传染病专著

吴又可，生于1582年，江苏吴县人，明末清初著名医学家，一生从事中医传染病学研究，著有《瘟疫论》一书，阐发了传染病病因学说。

关于传染病，早在《内经》一书中已有论述，如：“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

7世纪初，《诸病源候论》一书更以时行、戾气、伤寒论述了3种不同类型的传染病，除了指出其相互传染之共性外，并强调预服药以防之。这可以说是我国传染病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可惜该书是一部专论疾病病因病理的著作，对其具体的预防方法却略而未载。

此后，我国医学家对传染病多局限于伤寒学说之研究，很少强调预防方法，更谈不到如何改进了。至明代末期，温病学说兴起，在传统原理基础上发展的传染病学说有所革新创造者，当以吴又可之贡献最大。

我国在1408至1643年间，共爆发大瘟疫达19次之多，死伤人命不计其数。在吴又可生活的年代里，传染病流行也很猖獗，据吴又可自己记载1641年的传染病流行就使江苏、河北、浙江、山东等地的群众死者无数。

面对这样的灾难，吴又可十分悲愤，他尖锐指出：大批因疫而死者并非死于病，而是死于医，是因为广大医学家对传染病缺乏研究造成的。

基于这一认识，吴又可专心致力于传染病之研究，他总结自己治疗传染病之经验，记述个人学习前人理论之心得，并结合平时对传染病病因病理之推究体会，以及对人类传染病和禽、兽传染病异同点的观察所得，于1642年编写了一部专著《瘟疫论》，共两卷。

这是我国传染病史上的一颗明星。综观《瘟疫论》，可知吴又可著书完全不同于一般医学家之引经据典，或文献综述，或所谓千古文章一大抄之套式。而是对传染病提出了许多新见解，甚至有着改革和创新，他的一些理论认识或者说是传染病学说的一个里程碑。

关于传染病的途径，我国以治疗伤寒传染病而著称的医圣张仲景认为：急性热病伤寒之病因和传染病变之途径，是因伤于寒，寒邪由皮毛、腠里、脾胃……而发展的。而温病学派是不满足伤寒理论而兴起的，在理论上倡导病因和发病途径，是由心肺、脾胃、肝肾而发展的，认为病因是温邪。认真讲起来其病因和传染途径与伤寒理论并没有根本之不同，只是在治疗方法上大大丰富了。

按学派讲，吴又可或者可以归之为温病学派，但在有关传染病病因、传染途径等理论方面，他的学说可以说是独树一帜，而且是最富有科学性的创见。他认为传染病的病因“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即戾气”。在这里他大胆地否定了医圣伤于寒的传统理论，赞赏戾气学说。

吴又可虽借用戾气之名，却给戾气以全新的概念。他认为戾气“无象可见，况无声无臭，何能得睹得闻”，强调“气即是物，物即是气；物者气之化也，气者物之变也”。他确切肯定这种戾气是物质，只是我们尚不能看得见闻得着罢了，他的病因学说已经将病原体形容得非常具体了。

关于传染途径，吴又可所指出的传染病传染途径实际上已有了空气传染和接触传染的思想。他说道：

戾气之着人，有自天受之，有传染受之。自天受之指的是空气传染……凡人口鼻之气，通呼天气。

这是吴又可“自天受之”即空气传染的一个绝好的自诠和证明。“传染受之”指的是接触传染，这是很明白的了。在上述非寒、非风之后，吴又可接着强调“瘟疫自口鼻而入”，这一点也是大大超越前人的卓识昭见。

人要呼吸，口鼻之气通乎天气，空气传染统于此。人要饮食，病从口入，接触传染，其消化道传染病几乎无不属于此。吴又可的学说是十分正确的，也是很进步的。

关于传染病病原体的特异性问题，吴又可虽然对传染病病原体只是认识到戾气这一物质，并未观察到具体的病原体，然而由于他精深的观察能力和大量实践鉴别经验的积累，他确实对属于传染病病原体特异性等问题，提出了比较正确的理论和认识，实属难能可贵。

他在论述这一问题时说：戾气之“偏中于动物者，如牛瘟、羊瘟、鸡瘟、鸭瘟，岂当人疫而已哉”，“然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

同是传染病，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吴又可又进而强调：这种现象之出现，是由于所感染之戾气有所不同。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万物各有宜忌，宜者益而忌者损，损者制也，故万物各有所制”的论点。

这就是说，吴又可已经认识到造成上述现象的重要因素是：人与动物，牛与羊，鸡与鸭等，相互之间对某些戾气各自具有一种制约的因素。这种学说已为后世实验和科学研究所证实。

吴又可还首先把戾气与外科之化脓性感染联系起来，这就使得对病原体学说与化脓性感染的细菌的认识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因为，在他之前的医学家解释化脓时，几乎都认为是气血淤滞的关系，或也提到“毒”的概念，但没有一位医学家肯定其与戾气学说相关，也就是以前的医学家多只注重全身经络、气血之不和，鲜有观察和注视局部病原体之存在。

吴又可创造性指出：

如疔疮、发背、痈疽；流注、流火、丹毒，与夫发斑痘疹之类，以为痛痒疮疡，皆属心火，实非火也，也杂气所为耳。

这一认识也是一次划时代的进步。

上述种种学说，都说明吴又可的洞察能力和敢于创立新说的精神是很高明的。他在传染病和外科化脓性感染上对病原体之形容和认识理论，距离真正病原体的揭示，可以说是只一纸之隔，但终因认识工具未创造出来而尚未捅破罢了。

吴又可一生，治愈了很多传染病患者，其中包括一些疑难大症，且往往是出奇制胜。

有一次，他治疗一位传染病患者，大便不通，脘腹胀满，疼痛难忍，四肢强直不能动，僵卧如泥塑，目闭口张，舌强，问话不能答，脉实有力，苔生芒刺。根据证候，是一派实热象，病情危重。据患者儿子代诉，3天来已服承气汤3剂，每剂大黄用至一两左右，病仍不减。

一般医家，遇到此况，一定会考虑另立治法的。然而吴又可则不然，他仔细权衡了患者的脉症，认为“下证悉具，药轻病重也”，不但不改方剂，反而将方中大黄增至一两五钱，连服半月而痊愈。吴又可用药之妙，可见一斑。

【旁注】

温病：中医指感受温邪所引起的一类外感急性热病的总称，又称“温热病”。属广义伤寒范畴。以发热、热象偏盛、易化燥伤阴为临床主要表现。其发生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大多起病急骤、传变较快，而且多数具有程度不等的传染性、流行性。

温病学派：产生于南方地区，明清时期达鼎盛阶段，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居世界科技领先的地位。由于南方特别是江南地区地处卑湿，造成了江南多温病的自然条件。这也使江南医家有了更多的治疗温病的实践机会，这也是温病病学派产生于我国南方特别是江南地区的一个重要原因。

经络：中医上说，经络是运行气血、联系脏腑和体表及全身各部的通道，是人体功能的调控系统。经络学说是祖国医学基础理论的核心之一，源于远古，服务后世。在2000多年的医学长河中，一直为保障中华民族的健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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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我国灾荒不断，各种传染病不断流行。他家乡吴县一带也不例外，“千村辟历人遗失，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凄凉景象，使他感慨不已，愤然冲破习惯势力的桎梏、废弃仕途，不应科举，走上了研究医学的道路。

他遇到的当务之急，首先是“流行病”。经过一段时间的钻研和临床实践，他渐渐体会到以仲景之伤寒学说来论治当时流行的一些疾病，收效甚微。他推究病源，创立“戾气”说，逐渐形成一套瘟热病的论治方案。并将这些经验，经过整理，著成《瘟疫论》一书。自此，不但瘟疫证治，有绳墨可循，而且又将温热与瘟疫，逐步合为一家，充实了中医学关于传染病的内容。

明清中医内外科积累丰富

明代之后的温热病症，是我国内科治疗的范畴，中医内科学按其传统概念，既包括伤寒之证治，也包括一般杂病之诊断和治疗。明代是研究医圣张仲景《伤寒论》学说的重要时期，不同学派兴起，代表人物有方有执、张遂辰、张志聪、王肯堂、李中梓等。

其中方有执为明清时期研究伤寒学说的著名代表，他精心研讨伤寒20余年，倡导《伤寒论》错简重订。为有名之三纲编次派，认为仲景学说因王叔和编次而改易，之后又由于源流已远，其间时异世殊，又多虫蛀而残，后人编撰而乱，故主张必须重新考订，以求不失仲景原意。

方有执认为：六经以太阳为纲，太阳病又以“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为纲，即后世三纲鼎立之说。他调整篇目，重排条文，编成《伤寒论条辨》8卷。方有执关于伤寒之学说对清代伤寒学派之影响甚大。

其次，是以明末清初张遂辰、张志聪为代表的维护传统学派，他们认为经王叔和编次的宋本《伤寒论》之三阴三阳篇，皆仲景原文，其章节起止照应，王肯堂谓如神龙出没，首尾呼应，鳞甲森然，绝非断简残篇。甚至认为该书系医学中的《论语》、《孟子》，不能增减一字，也不可移换一节。

张志聪是张遂辰的学生，师生合作推行维护传统之学说。张志聪不但推崇老师的《张卿子伤寒论》，还以章句法论证《伤寒论》连贯井然，并无遗漏，他还批驳方有执等三纲编次派是举一而废百。这一学派也对清代研究伤寒学派影响很大。

王肯堂，又称“念西居士”。曾官至福建参政，后辞职回乡，从此重操少时喜爱的医学。

王肯堂居家期间，他边疗民疾，边撰医书，曾成功的为一位眼窝边生毒瘤的患者行切除术，做过落耳再植术，“以惊驱惊”治愈一富家子弟因科举得中惊喜过度而得的精神病。

他广泛收集历代医药文献，结合临床经验以10年时间编著成《六科准绳》。这是一部集明代以前医学之大成的名著，书中对各种疾病的症候和治法叙述“博而不杂，详而又要”为历来医学家所推崇。

王肯堂虽然并非伤寒大家，但他的《伤寒准绳》，倾注了一生学《伤寒论》、研伤寒之说、治伤寒病、论伤寒学派得失的心血，也为研究《伤寒论》之重要参考书，影响于后世者甚广。

王肯堂非常崇敬张仲景，他认为2000年来，其间以医名世，为后世所师承者，未有不从仲景之书悟入。他尊仲景若儒门之孔子。他还认为伤寒法不但可以治疗传染病，还可以用以治疗内科杂病，确是独到见地。

王肯堂的《伤寒准绳》是对仲景《伤寒论》的发挥和发扬的著作。该书首列序列入门，辨证内外伤，及类伤寒辨；其后则以伤寒总例居前，叙伤寒之四时传变，及汗吐下法，又愈解死证，阴阳表里，伤寒杂病，类证杂论，察色要略：以下又分次论太阳病，阳明病……。所以，“伤寒之书，至此可为详且尽矣。”

内科杂病在明末清初时也甚昌盛，名家辈出，学派林立。首先，医学家们在前代内科杂病进步的基础上，更为重视辨证论治理论的运用。

孙一奎，安徽休宁人，在其著作《赤水玄珠》一书中强调：凡证不拘大小轻重，俱有寒热、虚实、表里、气血八字，苟能于此八字认的真确，岂必无古方可循。

此外，明代医学家楼英在其著作《医学纲目》中指出：必先分别气血、表里、上下、藏府之分野，以知受病之所在；次察所病虚实、寒热之邪以治之。

明代内科杂病学医家、医著，几乎无不强调临床之辨证论治以及理、法、方、药之运用。两相结合，是明代内科学家的一大特点。

明代著名的内科杂病学家薛己，世医出身，他的著作《内科摘要》，是我国医学史上以内科命名学科、书名之最早者。他16世纪初被选入太医院作御医，后被提升为太医院院使，医名鹊起。

薛己除了恭身医疗实践外，于著书立说孜孜不倦，所以他的知己好友曾经描述了薛已在家中攻研医理和埋头于著述的情景。

薛己的著作特点是每论均附有医案，以临床经验之例证，说明理、法、方、药的依据，既重视前人经验理论的整理，又着重自己的独立见解，于内科杂病之发展颇多助益。

同时，薛己又是明代内科疾病治疗倡导温补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理论依据是，他们认为内科杂症多属脾、肾虚损之症，故用药处方多注重温补药物之应用。

温补学派除薛己外，还有著名医学家张景岳、李中梓等，其影响十分广泛而且深远。

张景岳，生于1562年，浙江绍兴人。虽然致力于医学研究较晚，但由于其刻苦过人，学术日精，医名大振于时。

张景岳的学术思想曾有过截然不同的转变。最初，他十分推崇朱丹溪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学说，但中年以后随着自己学理的提高和临证经验的积累，转而对老师的学说持批判的态度，晚年力主“阳非有余，真阴不足”的理论观点，认为人体虚多而实少。

因此，张景岳在其代表著作《景岳全书》中，颇多“补益真阴，元阳”，“滋阴养阳”，“温补脾肾”之论述。同时可见慎用寒凉和攻伐方药之主张。他继薛己之后而超出薛己之影响。

秦景明，在学术上推崇朱丹溪的《脉因证治》，然而他认为，临床诊疗疾病，更应首先重视疾病症状表现之调查掌握，在全面掌握疾病证候的基础上，然后探求病因，再审脉象，最后根据辨证候、查病因、审脉象，进行综合分析，得出治疗方案。如此诊疗程序比先审脉、次求因、再辨证更科学。

基于上述认识，秦景明撰写了《证因脉治》一书，总结了自己在诊治内科杂病的经验和理论，对发展明代内科学不无小补。

明清时期外科学之发展，继唐宋时期之后，有很多创造和革新，这与明清时期整个医学出现的革新倾向是密切相关的。其特点是治疗领域扩大，外科手术种类增加，外科学家注重外科学之理论研究，特别是围绕着外科医疗技术和学科理论的争论等，都构成了明清外科较长足进步的重要因素。

汪机，出身世医，随父学习和行医数十年，成为当代名医，对医学理论问题之研究尤有卓见。他于1519年总结自己对外科学研究心得时，写成《外科理例》一书。从外科学之发展而言，或可誉之为外科理论继往开来的巨著。

汪机十分强调外科疾病治疗的整体观念，创造性提出：

外科必本诸内，知乎内以求乎外……又诸中然后形诸外，治外遗内，所谓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殆必己误于人，己尚不知，人误于己，人也不悟。

外科学在汪氏学术思想影响下，在理论上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薛己不但是一位多学的内科学家，而且对外科学也有着较深刻的研究，他强调外科医学家必须要有内科学基础，要有医学理论修养。

他所主张的外科疾病疮疡诊断治疗也一定要注重本末虚实等辨证论治原则，也是很有科学道理的。薛己有关外科的著作有《外科发挥》、《外科经验方》、《外科心法》、《外科枢要》，以及骨科方面的著作《整体类要》等。

王肯堂积10余年之功，编成包括有杂病、类方、伤寒、外科、儿科、妇科等内容的《六科证治准绳》，在中医发展上有着深刻的影响。

王肯堂在繁忙的医疗实践和紧张的撰著生涯中，还与同道建立了广泛的接触和探讨医学的友谊，并与意大利来我国传教的科学家利玛窦过往较密，这对形成他在外科学上的某些学术思想特点，或者不无影响。

王肯堂的《外科准绳》对许多外科疾病的记载和认识水平的提高，给人们以深刻的印象，特别他所记述的许多外科手术，更是令人钦佩。

例如炭疽病，王肯堂在其著作中记载：1587年，一妇人售羊毛于市，曾引起了紫泡疔即炭疽病流行，造成大量死亡。

王肯堂在总结经验时正确指出：“若因开割瘴死牛、马、猪、羊之毒，或食其肉，致发疔毒。或在手足，或在头面，或在胸腹……或起紫泡，或起堆核，肿痛，创人发热烦闷，头痛身痛，骨节烦疼。”这就给炭疽病的传染途径、发病局部体证、好发部位以及全身症状和预后作出了很科学的论述。

其他如对麻风病以及由外国传入之梅毒、性病等，也都作出了比较确切的论述。

王肯堂还是我国首先记述男性乳腺癌的医学家。在外科手术和医疗技术方面，他所记述的肿瘤摘除术、甲状腺切除术、肛门闭锁症之成形术、耳外伤脱落之缝合再植术、骨伤科整复手法与手术等，以及这些手术与技术之消毒清洁和护理，内容十分丰富，实属不可多得。

1604年，外科学家申斗垣撰成《外科启玄》，他对外科鼻祖华佗的外科手术未能传世深表惋惜，故以“启玄”为其书名，旨在发掘历代外科手术疗法与医疗技术，以为民造福，对清代外科发展有重要影响。

申斗垣，提倡外科疾病的预防和早期治疗，在外科学发展上是富有特点的。例如在叙述筋瘤的治疗时强调“以利刀去之”，不要延误时日。对血瘤，他主张“以利刀割去，银烙匙烧红一烙止血，不再生”，也有早期治疗之意。

而在淋巴结结核的治疗上，申斗垣则明确反对乱施刀针手术，批评手术切除淋巴结核的医生“如割韭相同”，只“取其标而未治其本”。

外科手术器械之消毒与否，对外科手术取得成功是至关重要的，申斗垣与同时代的眼科学家博允科对此十分重视。他们强调：“煮针一法，《素问》本无，今世用之，有益而无害，故从之。”这是外科消毒观念建立的重要一步。

申斗垣还强调：

古有以口吮脓之德，今则以一端留节削去青皮之薄竹筒，药煮十数沸，乘热安疮上，脓满自落法吸脓，如此至脓尽，膏药贴之，以防挤压而有形成胬肉突出久不收口之患。

这既是吸脓法之改进，也是消毒法之新进展。

陈实功，明代外科学发展史上的著名医学家。从青年习外科学，历经40余年，学验俱丰，所著《外科正宗》一书，影响十分广泛而深远。

陈实功的外科学术思想是很有借鉴意义的。他引述前人的正确立论，即“治外较难于治内，何者？内之症，或不及其外，外之症，则必根于其内也”，反对内科医生轻视外科的错误观点。

在临床治疗和研究中，陈实功重视医学理论修养，强调治外症必本诸于内的学说，反对外科医生轻视诊断、乱施手术和乱投药物的医匠学风。他对100余种外科常见病症，大都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一般在每一病症之下，首先综述病因病理，再述症状证候，次论诊断及各种治疗方法，然后分析介绍成功或失败的病案，最后为选列处方。

在外科手术治疗上，陈实功创造性继承和发扬了截趾术、下颌骨脱臼整复手法、骨结核死骨剔除术、鼻息肉摘除术、咽部异物剔除术以及食管、气管吻合术等。

例如气管缝合术，陈实功记述指出：“自刎者，乃迅速之变，须救在早，迟则额冷气绝，必难救矣。初刎时，气未绝，身未冷，急用丝线缝合刀口……枕高，使刀口不开，外再用绢条，围裹三转，针线缝之。”

又如咽、食管异物剔除术，陈实功创造性地发展前人的医疗技术，制造乌龙针巧剔异物。他记述说：“乌龙针治骨鲠于咽下难出者，用细铁丝烧软，双头处用黄蜡作丸如龙眼大，裹铁丝头上，外用丝棉裹之，推入咽内哽骨处，其骨自然顺下矣，不下再推。”

又一种方法如“误吞针刺哽咽疼痛者，用乱麻筋一团，搓龙眼大，以线穿系，留线头在外，汤湿急吞下咽，顷刻扯出，其针头必刺入麻中同出”。

再如下颌骨脱臼整复术，陈实功正确指出：“落下颏者，气虚之故，不能收束缚关窍也。令患者平身正坐，用两手托住下颏，左、右两大指入口内，纳槽牙上，端紧下颏，用力向肩下方捺压，开关窍，向脑后送上即投关窍，随用绢条兜于颏头顶上，一小时光景即可解除绢条固定而治愈。”

再如鼻息肉，陈实功对其病因、症状，作了比较确切的论述，指出“鼻痔者，由肺气不清，风湿淤滞而成。鼻内息肉结如石榴子，渐大下垂，闭塞孔窍，使气不得宣通。”

关于手术治疗方法和步骤，陈实功在“取鼻痔法”下记述了自己的手术器械制法，手术麻醉方法，以及手术方法和术后护理等要点。

他强调：“先用茴香散连吹入鼻黏膜两次，次用细铜筋二根，在铜筋之一端钻一小孔，用丝线穿小孔内，两根筋间丝线相距五分许，以两根铜筋穿丝线一端直入鼻息肉根基部位，将筋斗丝线束鼻痔根，然后绞紧，再向下一拔，其痔自然脱落。置水中观其大小。再用术前配好的胎发灰与象牙末等分，吹入鼻内息肉之根基处创面，其血自止。”

这个外科手术虽然并没有什么高、深、难的技巧，但就医疗器械设计、手术麻醉以及手术方法步骤而言，确实是很先进的。

对于血栓闭塞性脉管炎所造成的足趾、手指逐步向上蔓延的坏死，陈实功的截趾手术等，也有着很大的进步。陈实功除正确论述了该病的好发部位、症状诊断和药物治疗外，还指出其严重的预后。

为了争取较好的治疗效果，他发展了《内经》“急斩之，不则死矣”的结论，强调：“用利刀寻至本节缝中，将患指徐顺取下，血流不止，用金刀如圣散止之。”

他认为只要早诊断，早手术治疗，有些“脱疽”是可以治愈的。在陈实功的治疗病案中记有4例，其中3例达到近期治愈。

明末清初我国在外科疾病之专著方面，出现了不少很有价值的学术论著。其中影响较大的麻风病专著方面有薛己的《疠疡机要》、沈之问的《解围元薮》；梅毒性病专书有陈司成的《霉疮秘录》等。

此外，骨伤科也有较明显的进步。例如大型方书《普济方》中“折伤门”反映了当代的骨伤整复治疗水平：如兜颈坐罂复位法、牵头踏肩法治疗颈椎骨折，手牵足蹬法整复肩关节脱臼等，均在前代基础上有了新的改进和提高。

麻醉术是否可靠，对外科手术能否成功，对骨伤科整复手法及整复手术能否成功，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我国麻醉术早在汉代已有华佗成功运甩之光辉历史，明代在全身麻醉术方面，李时珍曾应用全身麻醉于外科疮疡手术和艾灸术等，他说：“曼陀罗花火麻仁花气等分为末，热酒调服三钱，少倾，昏昏如醉，割疮灸火，宜先服此，则不觉苦也。”

又如张景岳所记述的“蒙汉药”：“一名铁布衫，少服止痛，多服则蒙汉，方用闹羊花、川乌、自然铜、乳香……热酒调服，乘饮一醉，不片时浑身麻痹。”明代外科学家记述之麻醉法尤多。

值得称道者，明清时期创造性地应用了局部麻醉术，这是外科麻醉史上的一大进步。例如用于唇裂修补手术之麻醉术，王肯堂记述唇裂修补术之局部麻醉是：“却以麻药抹缺处，以剪刀薄剪去些皮，抹封口药，以线缝合。”

王肯堂所用局部麻醉药由“川乌、草乌，南星、半夏、川椒为末，唾调擦之”。唾液调药虽很不卫生，然上述药之局麻效果确是比较可靠的。

【旁注】

方有执：明代末期伤寒学家。因妻、子女5人病死，遂发奋学医，尤精伤寒，推崇仲景。他在《伤寒论条辨》一书中，着重阐释了卫中风、营伤寒、营卫俱中伤风寒之源，并重新整理《伤寒论》条文，是为此后伤寒错简派之始。

王肯堂（1549年～1613年），好学博览，读书涉猎极广。明代晚期唯识学之所以真正复起，即是因万历年间以王肯堂为中心，组织并倡导而形成了讲说唯识学的风气。著有《尚书要旨》、《论语义府》等。并主持篆刻《千金翼方》，此书所有版本中，以王肯堂刻本最佳。

楼英（1332年～1401年）。生于明代医学世家，继承祖业，行医乡间。在行医中，因医术高超，故奏效多。对穷苦人治病，不收分文。足迹遍云南、贵州等地。朱元璋患病，因临淮丞孟恪的推荐，应召入宫，旋任职太医院。因治病有奇效，民间尊称为“神仙太公”。

李中梓（1588年～1655年），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幼年时擅长文学、兵法，因屡试不第，加之体弱多病，乃弃仕途而学医。他悉心钻研医学名家的著作，深得其中精要，对中草药物的药性进行反复研究，并用于临床实践，在实践中创立了自己的医学理论，成为一代名医。

汪机（1463年～1539年），其家世代行医。少时勤攻经史，随父学医。努力钻研诸家医学经典，取各家之长，融会贯通，医术日精，很快便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行医数十年，活人数万计”，医学著述10余部，为，明代名冠全国的医学大师。

《外科启玄》：明代医学书籍，共12卷，刊于1604年。卷1至3总论疮疡的病候、诊法及治则，共72论；卷4至9分论外科约200种疾病的证治，并绘有图形；卷10附入《痘科珍宝》。卷11至12为治疗方剂。有初刻本等4种明刻本和后世影印本。

陈实功（1555年～1636年），明代医学家，不但医术高明，而且医德高尚，他不仅为穷人看病不收分文，而且还捐资赠物，修建山路，造福一方。在南通段家坝南边的大街上，原先也是一座木结构的桥，称为涧桥，后经陈实功出资改造为石桥。

沈之问：明末清初医学家，其先祖沈怡梅、父沈艾轩抄存若干治麻风之秘方。至之问于麻风一证，致力尤深。于麻风证之病因、辩证、治疗，均有独到见解，提出麻风证名36种，列风药80余种，更善用大风子。其经验均载于《解围元薮》，为我国较早之麻风病专著。

【阅读链接】

明末清初有关内科医学的著作甚丰，其他如王肯堂的《杂病准绳》，虞天民的《医学正传》，王纶的《明医杂著》等，也为影响深远之佳作。

此外，还出现了不少内科疾病之专门著作。例如郑全望的《瘴疟指南》，卢之颐的《痃疟论疏》，张鹤腾的《伤暑全书》，方有执的《痉书》，龚居中有关结核病专书《痰火点雪》，胡慎柔的《慎柔五书》，以及汪绮石的《理虚元鉴》等。专论寄生虫病者有周履靖的《金笥玄玄》等。许多都是很有开创性的重要专著。在此影响下，清代的有关疾病专著更为丰富多彩，它标志着我国医学发展到明代，对疾病的研究大大深入了一步。

叶天士桃李满园传授医术

叶天士生于1667年，是清代杰出的医学家，为温病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叶天士出身于医学世家，祖父叶时、父叶朝采都精通医术，尤以儿科闻名。叶天士12岁开始从父学医，14岁时，父亲去世，再拜父亲的门人朱某为老师，专学医术。

叶天士聪慧过人，悟超象外，一点即通；尤其虚心好学，凡听到某位医生有专长，就向他行弟子礼拜其为师，10年之内，换了17个老师，其中包括周扬俊、王子接等著名医家，并且叶天士能融会贯通，因此医术突飞猛进，名声大震。

当时山东有位姓刘的名医，擅长针术，叶天士很想去学，只苦于没人介绍。

一天，恰巧有位姓赵的病人，是那位名医的外甥，因为舅舅没法治好他的病，特地来找叶天士医治。叶天士专心诊治，给他服了几帖药就好了，姓赵的很感激。叶天士趁机请他介绍，并且改名换姓拜了姓刘的那个名医做老师。

一天，有人抬来一个神智昏迷的孕妇就诊，姓刘的医生诊脉后，推辞不能治。叶天士仔细观察琢磨，发现孕妇因为临产，胎儿不能转胞，而痛得不省人事。于是，取针在孕妇脐下刺了一下，就叫人马上抬回家去，到家后胎儿果然产下。

姓刘的医生很惊奇，便详加询问，才知道这个徒弟原来是早已名震四乡的叶天士。叶天士接着便把如何要向他学习的苦心如实说了出来。姓刘的很受感动，终于把自己的针灸医术全部传授给他。

有一天，叶天士正在替一个病人诊脉，门外进来一个年轻妇女，怀抱婴儿，眼带泪痕，神色慌张。天士抬头一看，不觉一惊，进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叶天士的女儿，怀里抱着刚满一周岁的孩子。

原来，这孩子得了天花，但痘闭不出，此刻呼吸短促，浑身烧得像一团火。女儿进得门来，立即把孩子送到外公手里。

叶天士抱着小外孙，诊过脉，问清起病经过后，低头不语。女儿急得直问：“还有救吗？”

天士摇摇头说：“晚啦！”

叶天士不替小外孙医治，女儿顿时两眼发直，又气又急地埋怨：“爹爹常说痘无死症，为啥单单外孙不得活呢！”

叶天士为难地摊开双手，仍旧不答话。

女儿愤愤不平地说：“姑苏城里里外外，都说爹爹是天医星下凡。哼！连外孙的病都治不好，算什么神医？！”

说完，从药箱上抓起一把剪刀就要自刎，叶天士连忙拉住女儿的手，连连劝说：“不要急嘛，让我想想。”

在女儿逼迫下，叶天士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一个办法，他把外孙的衣服全部脱去，光着身子关进一间阴暗潮湿的空屋中，上好锁，也不关照什么，自顾自出门与朋友们玩牌消遣去了。空屋中，孩子哭声不绝，哭得连声音都沙哑了。

女儿等了半天，不见父亲回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连派了好几名奴仆催促叶天士速速回来。谁知叶天士若无其事，毫无回家之意。

女儿听孩子哭得死去活来，边哭边骂：“爹爹，你好狠的心啊！”

直至深夜，叶天士才回到家中。他把泪痕满脸、神魂颠倒的女儿叫来，点上灯，开了锁，进到空屋中。灯光下，只见孩子平静地躺在门板上，全身出痘，粒粒如珠。女儿看了，喜出望外。

叶天士这才解释道：“这空屋多蚊，我想借蚊咬他的肤体，促痘暴发，现在果然应验了。不过，这也是你逼得我这么做的，把死马当活马医的啊！”

女儿这才破涕为笑。

叶天士最擅长治疗时疫和痧痘等证，是我国最早发现猩红热的人。在温病学上的成就，尤其突出，是温病学的奠基人之一。清代乾隆以后，温病学派以叶天士为首，总结前人的经验，突破旧传统，开创了治疗温病的新途径。

叶天士著有《温热论》，为我国温病学说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和辨证的基础。他首先提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的论点，概括了温病的发展和转变的途径，成为认识外感温病的总纲；还根据温病病变的发展，分为卫、气、营、血4个阶段，作为辨证施治的纲领；在诊断上则发展了察舌、验齿、辨斑疹、辨白疹等方法。

清代名医章虚谷高度评价《温热论》，说它不仅是后学指南，而且是弥补了仲景书之残缺。其功劳很大。

叶天士去世后，他的学生处理完老师的丧事，恋恋不舍地相继离开了老师的家乡，各自发展去了。

学生顾景文回到家乡时，带走了随老师在洞庭湖上随手所记的《温热论》初稿。当时泛舟湖上，老师随口而出，自己随手而记，语句未加琢磨，尚欠精炼。

回到家乡后，他潜心研读，广访名师，广查资料，对《温热论》认真加以修改润色，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终于使这部划时代的医著得以问世，从而了却了老师的夙愿。

叶天士一生勤于临证，诊务极为繁忙。他的医案大多由自己的学生笔录而成，由于时间紧迫，医案内容大多过于简略，甚至有些仅列姓名和处方，让后人不得要领。

学生华岫云将所有医案进行加工整理，分门别类，每类之后写上自己的按语，分析叶氏的处方用药道理，给后人以启发。该书首刊于1764年。

1766年，华岫云又将《续补叶案》、《温热论》与平生所收集的各种经验奇方付刊行世，这就是《临证指南医案》。

叶天士的两个儿子叶也章、叶龙章也继承父业，毕生忙于治病救人，他们时刻牢记父亲“慎勿轻言医”的临终嘱咐，勤奋努力，不敢有丝毫懈怠，在苏州一带也极有口碑。

1758年，也就是叶天士死后12年，又一位伟大的温病学家诞生在江苏省淮阴县，他就是享誉后世的吴鞠通。

吴鞠通在少年时苦读诗书，希望通过考试中举步入仕途。后因父亲及侄儿相继患病去世，使他心灵受到极大的创伤，于是立志学医。

吴鞠通26岁时来到北京，在参与抄写检校《四库全书》，这是清代由皇帝下令组织编写的一部大型丛书。这时，吴鞠通有机会广泛阅览各种医学书籍。

其中吴又可的《温疫论》使他深受启发，他说：“我发现这本书阐述得非常广博，其中很多内容是前人没有涉及的，于是就专心致志地进行学习。”

通过学习，也发现了不少问题，“仔细研究它的处方用药，也不免繁琐杂乱。可以说是功过并存，作者用心良苦，而在学术上未达到精益求精的地步。”

后来，吴鞠通又见到了叶天士的《温热论》及《临证指南医案》，不觉眼睛一亮，如获至宝。他说：“叶天士论述事物不偏不倚，立法处方用药非常精细。但因为他是江南人，所治疗的多是南方盛行的温热病，论述上也过于简略，只有一些散在的医案存世，因而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鉴于这种情况，吴鞠通总结了吴又可、叶天士等温病学家的学术思想，参阅历代医学文献，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于1789年完成了他的代表作《温病条辨》。

针对叶天士医案中只有药名而无方名的情况，吴鞠通将其中的某些方剂加以化裁，并加上方名。如桑菊饮化载于《临证指南医案》治秦某风温的处方，清宫汤化载于治马某温热的处方，连梅汤化载于治顾某暑病的处方。这些方剂后来成为历代名方，一直沿用不衰，显然其中凝聚着叶天士的大量心血。

吴鞠通的《温病条辨》可以说和叶天士的《温热论》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它们都为温病学说的建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因为叶天士名闻遐迩，所以江南书商冒充叶天士之名出版的医书不少，如《景岳发挥》、《叶氏医衡》、《医效秘传》、《本草经解要》、《本草再新》等10余部，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叶天士学术思想影响之深远。

【旁注】

王子接（1658年～？），清代医学家。原习儒，制举之余致力于医学，苦学者20余年，遂成名医。早年所著《脉色本草伤寒杂病》一书，因后来经验积累较多而对前所著书深感不足，50岁时自觉此书悖谬，遂尽投之于火焚毁，重新研究，后又著成《绛雪园古方选注》3卷。

姑苏城：苏州的典雅别名。相传，在夏代有一位很有名望的谋臣叫胥，深受舜王的敬重，封他为大臣，并把吴地册封给胥。从此，吴中便有了“姑胥”之称。年代久了，“胥”字又不太好认，而在吴语中，“胥”、“苏”两字相近，于是“姑胥”就渐渐演变成“姑苏”了。

章虚谷：名楠，清代浙江会稽县人。少时体弱多病，于是开始学医，而尤殚力于仲景之书，参儒释之理，潜心研究。著《医门棒喝》4卷，包括六气阴阳论、太极五行发挥等30余篇医论，杂论医理、诊法及内儿各科病证治法，并附医案。

《四库全书》：乾隆皇帝亲自组织的我国历史上一部规模最大的丛书。1772年开始，经10年编成。丛书分经、史、子、集4部，故名“四库”。该书共收录古籍3503种、79337卷、装订成36000余册，保存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

清宫汤：“宫”乃心之宫城，即心包。本方证乃温热之邪陷入心营，逆传心包所致，故原书用药特点是犀角取尖，余皆用心，意取同类相投，心能入心，即以清心包之热，补肾中之水，且以解毒辟秽。用于上证，可使心营热清，水火交融，热毒清解，心神得安。

【阅读链接】

如果说《温热论》是叶天士毕生经验的理论总结，则《临证指南医案》可以说是他实践经验的总结。后者在历代医案著作中享有盛名，后世疏证叶案的著作甚多。时至今日，这仍是中医药工作者，尤其是临床人员的案头必备之书。

该书刊行后，立即风行海内，自清以来，翻刻40余次，由此可以看出其影响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