臻于完善——中医突破

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医药文化也绚丽纷呈，医药学思维活跃，内外交流频繁，出现空前昌盛的局面。在医学取得长足进步的时候，医德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中医文化的发展中突出的代表人物有巢元方、孙思邈、鉴真和王焘等。

在宋代，一方面是传统中医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和规范化；另一方面，随着医学科学发展的需要，又建立了许多新的医德观念，这期间中医文化的代表人有范仲淹、宋慈、苏东坡等。

金元时期，医学界出现了学派争鸣的局面，充分体现了学术上勇于创新的精神。这时期的医学界出现了“金元四大家”，他们勇于突破旧的学说，提出新的学术见解，对推动祖国医学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巢元方编撰《诸病源候论》

巢元方是隋代著名的医学家，在隋炀帝大业年间曾任太医博士。巢元方对医学理论有着很深的造诣，实践经验也很丰富。

609年，主持运河工程的大总管麻叔谋，患风逆不得起坐，隋炀帝特命巢元方往宁陵诊视，经调治迅速痊愈，可见其临证疗效之验。

两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医学界和朝廷都比较重视医方的搜集整理和在临证实际中对疾病的探求验证，许多医学家在长期实践中也积累了许多可贵的经验，但相对来说，对医学理论的研究却有忽视的倾向。

至隋代，我国医药学又有了显著的进步。隋炀帝想作不世出之明主，什么都力求完美，在医学上也是如此，如他下令编纂的方书《四海类聚方》达2600卷之巨。

正是在前人积累的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在隋代医药学显著进步的条件下，巢元方与同道奉隋炀帝之诏，共同编撰了一部总结疾病的病因、病理、证候的医学基础理论巨著《诸病源候论》，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论述病因证候的专著。

《诸病源候论》全书共50卷，分67门，载列症候1700余条，分别论述了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科疾病的病因病理和证候，一般并不论述疾病的治疗，但也有很少一部分疾病讨论了诊断、预后，以及导引按摩、外科手术为主的一些治疗方法和步骤。

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同期还有一部“吴景贤”《诸病源候论》，但仅存目而书未见传。在隋代短短几十年中，会编著两部同名巨著，是难以想象的。由于巢元方领衔主编的《诸病源候论》并非个人专著，所以所载吴氏之书或许与巢氏主编之书即为同一著作。

《诸病源候论》在我国医学上所取得的成就与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突破了前人的病因学说。巢元方等在病因学说方面，有不少创造性见解，对有些疾病，突破了笼统的“三因”传统说法，丰富了祖国医学的病因学说。

尤其可贵的是，书中强调“虫死病除”，把消灭病原体作为疾病治愈的标准，这无疑是一种进步的认识。在对传染病病因的认识方面，对前人的六淫致病说有所突破。

《诸病源候论》中同时创造性地提出，宇宙间另有一种“乖戾之气”的物质，可以导致伤寒、时气病、温病等传染病，并引起“转相染易，乃至灭门”。还强调传染病是可以预防的，多次指出“预服药及为方法以防之”。

书中认为寄生虫病的发生和饮食卫生有很大关系，明确指出寸白虫系食入生牛肉、鱼肉所致。对漆疮、晕动病等过敏性疾病，已认识到其发病与个体反应性有关，“特由质性自然，非关宿挟病也。”

《诸病源候论》对一些疾病的症状与发病特点的描述也很正确。例如书中记载了对一些地区性疾病的认识，其中“射工”、“水毒”之名，历来难以肯定究属何病。而书中对其发病地区、发病季节、传染途径、发病经过与临床症状等都有确切描述，可以认为，这主要反映了巢元方等对血吸虫病的认识水平。

其他如南方多见的羌虫病、江东岭南的脚气病、山区常见的甲状腺肿大病等，《诸病源候论》对其地区性均有正确的认识，并对症状、发病特点、诊断等也有正确记载。再如对泌尿系结石症状特点的描述，也很生动逼真，对临床诊断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诸病源候论》虽然是探讨病因证候的专著，但也叙述了不少有关治疗创伤的外科手术方法和缝合理论等。这些创造性成就，说明我国外科手术治疗在继承汉晋以来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在隋代又有了新的进步，达到了更高的水平。

例如书中所载的肠吻合术，对手术步骤、方法等要求很严格，其中尤其创造性地提出了富有科学性的缝合理论原则和具体详尽的缝合方法，对术后护理也有具体合理的要求。其缝合断肠的原则和护理要求，直至后世一直是外科医师进行这种手术的注意要点。

在书中所载的处理腹部外伤、切除大网膜的手术中，还创造了结扎血管的方法。即做这种手术时，在手术步骤上要求首先注意结扎血管，借以观察该血管营养区域并按此区域切除已坏死的大网膜。如此则可避免单纯切除局部而引起继发的感染、坏死，这是很正确的原则，是一项重要的科学发明。

书中还建立了创伤内异物剔除的原则，其所论述的具体要求与后世医学关于创伤内异物剔除原则是相符的。

此外，《诸病源候论》还在中毒与毒物分析等方面有着许多新的记载。如书中最早而系统地记载了乌头、钩吻等中药的中毒症状，其描述与后世医学的观察基本一致。这在当时对这类中毒的诊断，提供了宝贵的依据。

《诸病源候论》在中毒的诊断上，除了重视症状外，还创造性地应用了实际观察胃内容物的方法，以确定为何物中毒，这种方法后世一直作为中毒诊断中的常用手段。

《诸病源候论》中还记载了不少当时群众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毒物分析方法，体现了我国古代毒物分析化学的初步尝试，是考查古代毒物分析方面的宝贵资料。

《诸病源候论》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一病一论的论述比前人增加了，而一证多病的论述减少了。这对深入研究不同疾病的病因、症状、诊断、鉴别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促进了对各种疾病的深入观察和研究。

巢元方等医学家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补充或改正了不少前人在认识上的缺陷或错误，对我国医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们敢于突破前人的定论，创造新的见解，追求实事求是和认真观察总结的作风。

《诸病源候论》对后世医学发展有相当大的影响。在唐代，《千金要方》等曾大量参考引用该书的有关资料和学术观点；王焘编撰《外台秘要》时，录用以为篇首的理论。

在宋代，也曾为王怀隐等的《太平圣惠方》所大量引用，同时宋代的医学教育还用以为教授学生的课本。明清时期以来，《诸病源候论》得到更多的刻印，流传也更广泛了。

【旁注】

六淫：我国中医中对风、寒、暑、湿、燥、火6种外感病邪的统称。阴阳相移，寒暑更作，气候变化都有一定的规律和限度。如果气候变化异常，六气发生太过或不及，以及气候变化过于急骤，超过了一定的限度，使机体不能与之相适应的时候，就会导致疾病的发生。

寸白虫：即绦虫的别称。因绦虫包孕虫卵的节片呈白色，长约一寸，故称。寸白虫病证见腹痛、腹胀、泄泻，或泻出白色节片等。治疗以驱虫至头排出为止。可选用槟榔、南瓜子、榧子、仙鹤草根、石榴皮等治疗。

钩吻：又名“断肠草”，当年神农尝百草，就是因为误尝断肠草而死。。它全身有毒，尤其根、叶毒性最大。此断肠草主要分布在浙江、福建、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省份，它喜欢生长在向阳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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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病源候论》是巢元方等利用前人的知识积累和成就，研究医学理论问题写成的，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许多新的东西，值得我们进一步认真发掘、整理和研究。缝合断肠的原则和护理要求，直至后世一直是外科医师进行这种手术的注意要点。

欧洲最早的同类手术，是意大利人罗格与罗兰在12、13世纪间进行的，比巢氏等人所载晚了500多年。意大利著名外科学家伯特帕格利于1460年创造了一般结扎血管和出血创口内贯穿结扎血管的方法，另一位外科学家埃伯罗易斯帕勒在截肢术中，应用了大血管的结扎方法。《诸病源候论》所载的同类方法虽尚不如他们具体，但较他们要早800多年。

苏敬等编撰《新修本草》

我国中医学发展至隋唐五代时期，开始逐步趋于成熟。医生最早是对学习医学的人的称呼，而“医生”一词，始见于《唐六典》：“医生四十人”，即指学习医学的人。唐代置学习医，故有了“医生”之称，后世“医生”更成为为业医生者之通称。而“大夫”在这时也开始成为北方人对医生的尊称。

而在官方，隋唐时期本草学得到了朝廷的重视，朝廷出面组织编撰、修订、颁行本草学著作，使之成为药典；同时，本草学知识领域更加扩大，开始出现一些分支性的专门著作。其中唐代苏敬等编撰的《新修本草》体现了这一时期本草学的主要成就。

苏敬约生于599年，为唐代重要勋官，曾任朝议郎行右监门府长史等官职。自从梁代陶弘景撰《本草经集注》之后，唐代药物学知识又有了新的积累。苏敬对本草学进行了初步的整理研究工作，并于657年上书唐高宗，请求朝廷修订本草。

唐高宗李治采纳了苏敬的建议，征召当时的著名医药学家和科学家、艺术家等学者，以及行政官员20余人，由苏敬主持，共同进行这项工作。

在修订工作中，苏敬等人采取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并注意实际的调查研究工作。一方面，提出“《本经》虽阙，有验必录，《别录》虽存，无稽必正”，不为前代本草著作、哪怕是经典性著作所束缚；另一方面，又强调“下询众议”，“定群言得失”，广泛地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注意吸收各方面的经验。

其间，朝廷还下令全国郡县，征集地道药材，并要求各按实物描绘成图，送至京城，以备修订参考。如此该书之编撰实际上动员了全国的人力、物力，经过两年紧张的整理研究，于659年编撰成《新修本草》一书，后世也称《唐本草》，并由唐代朝廷颁行全国。

《新修本草》是我国医药发展史上第一部药典，全书正文20卷，目录1卷；《新修本草图》25卷；《新修本草图经》7卷，目录1卷，共54卷。

《新修本草》所记载药物比《本草经集注》增加114种，使我国本草学著作收载药物品种达844种。《新修本草》的分类与《本草经集注》基本一致，但将陶弘景所说的7类调整为玉石、草、木、禽兽、虫鱼、果菜、米谷及有名未用等9类，本书正文部分在《本草经集注》的基础上，加以重新修订改编，校正了若干错误之处，并详述了各药的性味、主治及用法。

《新修本草》图谱部分则是根据广泛征集来自全国各地所产地道药材所绘制的药物形态图。图经部分除了对图谱所绘药物形态作了文字说明外，还有采集炮制等方面的内容。

《新修本草》还广泛收载了当时民间的用药经验，如用白锡、银箔、水银合成牙科的填充剂等，同时注意吸收国外传入的药物知识。

《新修本草》系统总结了唐以前的药物学成就，文图并茂，内容丰富，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科学价值。书中并保存了一些古本草著作的原文。

尤其在编撰过程中，从全国各地道药材产区征集实物、药图，并于书中增附图谱、图经，实为我国本草学史上的创举，对药物形态鉴别、药物真伪辨别及帮助学者认识药物等，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新修本草》颁行后，很快流传全国，成为当时对药物性味、主治、用法、炮制和产地等有规范性要求，对医生、药商有法律性约束的一部标准性的药物学著作。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医科大学太医署也立即采用它作为教材。这种注重吸收运用当代学术发展中的最新成果的教育举措，对后世的医学教育也不无启发意义。同时也证明该书在当时所具有的权威性。

【旁注】

大夫：本是古代官名。三代时期，分为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秦汉时期以来，有御史大夫、谏大夫、太中大夫、光禄大夫等名，而在太医院专称大夫。唐末五代以后官衔泛滥，为了区别于官名，将称医生为“大夫”的“大”读成dài，而不读dà。

炮制：用中草药原料制成药物的过程。有火制、水制或水火共制等加工方法。目的主要是加强药物效用，减除毒性或副作用，便于贮藏和便于服用等。

太医署：隋唐时期太医署属太常寺，由医学、药学、行政三部分人员组成。医学教育分为：医、针、按摩、咒禁，其中医又分为体疗、疮肿、少小、耳目口齿、角法。各科的课程安排、考试制度、升、降、留、退等都有一定规范。教师职称有博士、助教、师、工等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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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本草》影响后世达300余年。唐代孙思邈《千金翼方》保存了本书正文大部分内容。唐代以后，本书正文多收录于《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等书中，本草图及图经部分则早已亡佚。

《新修本草》现存3部残卷，从敦煌发掘出的两种残卷片断，为英、法等国掠去；另一种为日本仁和寺藏本的残卷共10卷，又补辑1卷。现国内流传的有日本岗西为人和国内学者尚志钧先生的两种辑佚本。

孙思邈著宝典《千金方》

孙思邈生于581年。他天资聪敏，治学精勤，善言老庄，喜好释典，通经史，知百家，是集佛、道、儒三教于一身的饱学之士。

孙思邈自幼多病，为筹汤药之资几乎罄尽家产，生活显得极为困难，但他从不为此而放松经史、医药知识的学习。20岁时，他开始行医于乡邻亲友之间，每得良效。自己多病的身体，也靠自行调治变得强壮起来。

从此，孙思邈更加勤奋地钻研古代名医的著作，寻求民间的治病经验，往往因为一个单方、一味药物、一种炮炙方法等，不远千里虚心向人请教。因此，他的医疗技术得到了不断的提高，医名鹊起。

唐太宗带领将士东征高丽时，那儿山多，气候恶劣。有一次，正值炎夏，所过之处尽是光秃秃的山丘，没有村庄树木，也没遇上河流。将士们一连几天没喝到水，嗓子眼里直冒火，战马渴得“嘶嘶”长鸣。

一天天不亮，军马开进一个山谷，忽然发现一个大水坑。人们遇到救命水，那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围着水坑用大碗舀来，“咕咚咕咚”地喝了起来，一个兵士舀来一碗，恭恭敬敬递给皇上。

唐太宗早就口渴如焚，也不管三七二十一，顺手接过来一饮而尽。顿时觉得腑内畅快，口舌生津。军士们也都一股脑儿喝了个饱。

谁知天亮一看，哎呀！原来这是一坑污水，仔细一看污水内还有很多游动的小细虫子。太宗暗吃一惊，心想：这水不能喝呀，喝了，人会生病的。他虽然有这个想法，但见将士们已将水喝了个痛快，喝罢精神抖擞，也就没有吭声，骑上马带领将士走了。

不久，太宗征服了高丽，班师回朝。回朝以后，他每当吃饭的时候，就触景生情，想起那一坑污水，眼前浮现出那些又细又长的小虫子，感觉十分恶心。心想那个污泥坑里的水，我也喝了，肚里会不会有虫呢？

就这样，一天比一天疑心，一天比一天忧虑，久而久之，便真的病了。

皇上有病，忙坏了满朝文武大臣。请太医来诊治，太医认真看后道：“陛下，您很健康，没有病！”

太宗斥责道：“真乃庸医也！”

又请另一个太医来看，看后说：“万岁，您身体很好，没有疾患。”

太宗又当场把他训斥一顿。从此，他再也不叫太医来给自己诊治了，而“病”却日复一日，越来越严重了。

这时，大臣们把已经在民间特别出名的孙思邈请进宫来，给太宗治病。孙思邈仔细给太宗按了脉，又详细询问了病因，略作沉思，说：“嗯，不错，是有小虫在陛下肚里作怪，不除掉它们，再让它们作孽，可不得了！”

太宗一听大喜：“爱卿，你看得准，看得好！”暗想，我这奇症总算遇上神郎中了。

孙思邈想了想，又对太宗说：“等我做些药丸，请万岁吃下，害虫就会被杀死的。”

随后，他暗地里用蜡做成10个蜡丸，每个蜡丸里面，包着一条细长的虫子，做好拿来对太宗说：“这蜡丸您每天吃1个，10天吃完，为了查看害虫是否被药毒死，万岁的粪便要留下来，让臣检验。”

唐太宗按照孙思邈的吩咐，每天服用1个蜡丸，10天服完，11天头上，孙思邈找来太宗的粪便。因为蜡在人体内不会被消化，使用水将粪便冲去，10个蜡丸依然完好。

他又将每个蜡丸切开，露出小虫，这才拿到太宗面前说：“万岁，您瞧，虫已被药死，排出来了。”

太宗一见虫子，惊喜道：“啊呀，就是这些小虫子，害得我好苦呀！爱卿真是妙手回春，你说，还要不要再用药了？”

孙思邈道：“药力很大，已经将虫排完，不用再用药。您的病好了。”

“是呀，这会儿我就觉得爽快得多。”太宗说着哈哈大笑起来。

为了犒赏孙思邈，太宗大摆宴席，还一再要他留在朝中做官。孙思邈婉言谢绝后，第二天就离朝廷还乡了。此后，唐太宗、唐高宗都曾多次征召孙思邈并授以高官厚禄，他都一一固辞。

但当老百姓求孙思邈治病时，他却从未拒绝过。他强调：“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也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已有之，深心凄怆，勿避崄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

孙思邈还告诫同代医生：到了病家，举止要检点，仪态要端庄，“纵绮罗满目，勿左右顾盼；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娱；珍馐迭荐，食如无味，醽醁兼陈，看有若无”，“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已德。偶然治瘥一病，则昂头戴面而有自许之貌，谓天下无双，此医人之膏肓也”。

因此，不论是在患者病家面前，还是在医界同道背后，孙思邈的态度都反映了他高尚的思想品德，这一直为后世历代医家所称道，千百年来一直是医德教育时所不得不提出的楷模。

孙思邈结识的朋友很多，如擅长针灸的太医令谢季卿、以医方、针灸著名的甄权、甄立言兄弟、长于方药和养生的名士孟诜、通晓药性的韦慈藏、著名的历史学家魏徵、知名之士宋令文、卢照邻等都与思邈关系密切。他们之间的经常往来，相互研讨学问，也促进和丰富了孙思邈的知识领域和学术经验。

孙思邈鉴于古代诸家医方散乱浩博，求检至难，便博采群经，勤求古今，删裁繁复，以求简易，撰方一部，凡30卷，“以为人命至贵，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踰于此”，故名《备急千金要方》。

此书约成于652年，孙思邈当时年约70岁。书成后，孙思邈仍时时感其不足，继续努力，又集30年临床经验，作《千金翼方》30卷以补《千金要方》之不足。两书輗軏相济、羽翼交飞，合而为唐代最有代表性的医药学著作。

孙思邈一生从事临床实践达80年之久，积累了丰富的医疗经验，取得了多方面的重要成就，为祖国医药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首先，孙思邈取得的医方、药物学方面的重大成就，在《千金方》中得到了突出的体现。《隋书·经籍志》记载医方书目虽有百余部，但能留存至唐代者已不多，其中载方最多者也不过数百，而孙思邈收集整理的医方，在《千金要方》中有4500多个，在《千金翼方》中有2000多个，可谓集唐以前医方学之大成，给祖国留下了一份极为丰富的医学遗产。

虽然《千金方》没有注明引文的出处，但仍可看出其中除引用了张仲景、华佗、陈延之、支法存等20余位著名医学家的医方外，还收集了流传在广大汉族人民群众、文人学士、官僚、宗教界以及少数民族和外国传入的很多医方，如齐州荣姥方、蛮夷酒方、书生丁季回雄黄方、苍梧道士陈元膏等，可见孙思邈读书之多、收集采访功夫之深。

孙思邈的故乡是“秦地无闲草”的药材产地，他的足迹遍及该地各大名山，在实地采集、观察和检用药物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除了注意总结药物的特殊疗效，他还非常重视药物的产地和采集季节。

孙思邈在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对杂病的认识、防治和护理也有不少创造性的贡献。如他正确地揭示了消渴即糖尿病与疖痈的关系，指出预防糖尿病患者并发化脓性感染是一个重要问题，警告医生不得给已诊断为糖尿病的患者施行针灸治疗，提醒患糖尿病的人要时刻严防破皮成痈的危险，强调患者要随身携带防治痈肿的药物，以备急需。

对于痢疾，孙思邈根据临床表现和大便形状，分为赤白痢、血痢、脓血痢、久痢、休息痢5种，基本上能对后世称之为细菌性痢疾与阿米巴痢疾作出鉴别。

孙思邈对麻风病的症状描述和分型以及预后的判断，也与后世的认识极其相近。

另外他还明确指出，霍乱病的病因与饮食有关，并非什么鬼神作祟；骨关节结核好发于较大关节，成人以髌、膝为多，小儿以脊柱为多；水肿病人注意忌盐等。这些都反映了较高的学术水平。

孙思邈在总结其他医家经验的基础上，对一些营养缺乏性疾病已有较深刻的认识，并创造性运用了针对病因的特效药物。例如他认识到瘿病是一些山区居民因长期饮用品质不好的水而造成的，主张用动物甲状腺和海产药物等进行治疗，这与后世用碘剂治疗地方性甲状腺肿的方法是完全一致的。

孙思邈对雀目的症状描述已十分详细，并强调用各种动物肝脏进行治疗。另外，《千金方》中还论述了脚气病的病史，指出经常服用谷皮煎汤所煮的粥，便可防治，这也是以含有丰富B族维生素的物质治疗维生素B1缺乏症的最早记载。

就针灸与药物治疗的关系而言，孙思邈很重视针灸与药物并用的综合治疗原则，指出“若针而不灸，灸而不针，皆非良医也；针灸不药，药不针灸，尤非良医也。……知针知药，固是良医。”也就是说，孙思邈认为良医的标准必须是既精于针灸，也精于方药，这是很有道理的。

孙思邈对辨证施治原则在针灸临床上的运用也甚强调：“或一病用数十穴，或数病共一穴，皆临时斟酌做法用之。”孙思邈在甄权针灸图的基础上创造性绘制了3幅大型彩色针灸经络俞穴挂图，3幅图分别将人体正、背、侧面的十二经脉和奇经八脉，用不同颜色绘出，创彩色针灸绘图之始，这对提高针灸教学质量、准确取穴定位等有着重要的作用。

另外，疗效显著的“阿是穴”也是《千金方》中最先记载的。

据说有一天，一个患腿痛的病人来找孙思邈看病。孙思邈按通常的药方开了一些药，病人一连吃了好几天，可病情未见好转。孙思邈就改用针灸给他治疗。扎了好几次针，可病人的腿痛仍丝毫没有减轻。

孙思邈查遍了几乎所有有关的书籍，可是都没有找到一个有效的穴位。他想：除了书上所记载的300多个穴位，是否还存在尚未发现的有效穴位呢？

孙思邈决定大胆地尝试，探索新的穴位。他耐心地在病人的腿上摸来摸去，摸一处，掐一下，然后问道：“这儿的感觉怎样？”

终于，病人突然皱着眉头大叫起来：“啊！是，是，就是这儿痛！”

孙思邈随即在这个部位扎了一针，病人的腿痛顿时就解除了，高兴地说：“好了，好了，一点也不痛了！”

病人走后，孙思邈想为这个穴位起个名字并记录下来。起个什么名字好呢？想着想着，病人那句话突然又在耳边回响：“啊！是，是，就是这儿痛！”对了，孙思邈轻轻一击桌子，就叫它“阿是穴”吧！一个形象化的名字就这样产生了。

“阿是穴”的发现，使针灸治疗更向前推进了一步。哪里痛就在哪里扎针，这种方法称为“以痛取穴”。从此，这种穴位也被统称为“阿是穴”。

孙思邈是一位精通诸科、技术全面的临床大家，尤为重视妇科和儿科。两部《千金方》中妇产科内容达7卷之多，对胎前、产后、月经不调、崩漏、带下等妇产科疾病的防治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孙思邈对胚胎发育过程和胎养、胎教等已有了深刻的认识，指出为使“所诞儿尽善尽美”，孕妇必须避诸禁忌，“弹琴瑟调心神，和性情节嗜欲”。在妊娠期的不同阶段，对孕妇活动量要有不同的限制，“妊娠3月居住单静”，5月之后则应由静转动，可从事一些轻体力劳动，并同时增加营养，使胎儿“添髓强骨，以定五脏”。

孙思邈强调临产前后要使孕妇情绪安定，避免惊扰，接生人员切不可显出惊慌或面露愁容，以防导致难产或其他疾病。

用火炙断脐伤面对预防婴儿破伤风有着重要作用。对新生儿的护理和婴幼儿的养育，孙思邈也都有专门的论述。他主张胎儿出生后首先要进行洗浴，以猪胆汁煎汤浴儿，以软布包儿。

另外，对于婴幼儿乳母的选择，孙思邈提出了科学的严格要求：“凡乳母者……但取不狐臭、瘿、痿、气嗽、疥、痴、白秃、瘰疡、唇裂、耳聋、臭鼻、癫痫，无此等疾病者。”孙思邈著作中对婴幼儿的发育过程、哺乳和羊乳喂养卫生等的论述，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孙思邈非常注意按摩导引之术，提倡吐故纳新的静功和熊经鸱顾的动功相结合的锻炼方式，劝告老年人要从事一些不致疲劳的轻体力劳动。还强调人们不要随地吐痰，不要食用不熟、不净、有毒的食物，饮食不得过量，咀嚼要细、吞咽要缓，饭后要漱口、要散步，睡眠时不要张口、不要蒙头。他提出的这些细微、具体的要求，都是符合科学道理的。

【旁注】

单方：追溯人类用药的历史，是以用单味药也就是单方用药开始的。随着人们对药物认识的不断深化和对病因病机理解的逐步提高，才逐渐将药物配伍使用。复方用药数量较多，药效较强，多用来治疗较复杂的病证。又可称为重方。

蜡丸：中医用蜡做成的圆形外壳，内装药丸，一般采用塑制法，按处方规定数量的纯净蜂蜡，加热熔化，稍冷待蜡液边沿开始凝固、表面有结膜时，倾入混合好的药粉，及时搅拌，直至混合均匀，趁热制丸。

孟诜（621年～713年），唐代著名学者、医学家、饮食家。是古代著名医学家之一，其著作《食疗本草》是世界上最早的食疗专著。《食疗本草》集古代食疗之大成，与后世营养学相一致，为我国和世界医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被誉为世界食疗学的鼻祖。

支法存：晋代医僧。生于广州，习医，遂以医名。适当时北方士大夫于永嘉之际南渡，多患脚弱症，其症多凶险，毙人甚众。法存以其医技治之，存活者不计其数，医名大振，与仰道人同为治脚弱症之高手。著有《申苏方》5卷。

瘿病：即地方性甲状腺肿，以致气滞、痰凝、血瘀壅结颈前为基本病机，以颈前喉结两旁结块肿大为主要临床特征的一类疾病。在中医著作里，又有称为“瘿”、“瘿气”、“瘿瘤”、“瘿囊”、“影袋”等名称。

雀目：病症名，系指夜间视物不清的一类病证，又有“鸡蒙眼”、“鸡盲”等别称。即后世所称维生素A缺乏所致的夜盲症。

阿是穴：穴位分类名，又名“不定穴”、“天应穴”、“压痛点”。这类穴位一般都随病而定，多位于病变的附近，也可在与其距离较远的部位，没有固定的位置和名称。临床上医生根据按压式病人有酸、麻、胀、痛、重等感觉和皮肤变化而予以临时认定。

按摩：是以中医的脏腑、经络学说为理论基础，并结合西医的解剖和病理诊断，而用手法作用于人体体表的特定部位以调节机体生理、病理状况，达到理疗目的的方法。用手在人身上推、按、捏、揉，以促进血液循环，通经络，调整神经功能。

喻昌（1585年～1664年），少年读书，以治举子业，转而隐于禅，后又出禅攻医。医名卓著，冠绝一时，成为明末清初著名医家，与张路玉、吴谦齐名，号称“清初三大家”。著有《寓意草》、《尚论篇》、《尚论后篇》、《医门法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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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金方》篇卷浩大，内容详博，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宋代学者曾将其要编成《千金宝要》，并刻碑石以广为流传。

《千金方》中记载了133个州的519种地道药材，还在233种植物药后注明了应当何时采花、采茎、采叶，何时采根、采果。这些创造性、总结性的工作都为我国药物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所以后世称他为“药王”，并将他曾隐居的耀县五台山改名为“药王山”，以示纪念。

宋代大力推动医学进步

两宋时期，由于我国印刷术的改进和造纸术的进步，给医药学书籍的大量印刷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宋代朝廷从全国征集到大批医药古典书籍，其中不少由于千百年辗转传抄，以及战火、虫蛀、脱简等原因，已经散乱或残缺不全了，迫切需要进行一次系统的校勘和整理。因此，宋代朝廷采取了许多积极措施，使这一重要事业得以顺利进行，并取碍了十分显著的成就。

971年，皇帝发布“访医术优长者诏”以集中著名医学家；981年发布“访求医书诏”，大量“购求医书”，并明确规定凡献书在200卷以上者，均给奖励；1026年，宋代朝廷又下令全国，再次征集医药书籍，并令医学家、目录学家于朝廷图书馆内予以整理。

据《宋史·艺文志》等所收载的医药卫生保健书目达590部，3327卷之多。这些措施使国家藏书在多年战乱之后，又达到了更加丰富的水平。

为了能使如此众多的医药书籍更多地为宋代的医药卫生事业服务，在召集知名医学家在全面整理编目的基础上，于1057年由朝廷正式下令在京城设立了“校正医书局”，这是我国医学发展史上的创举。

一批颇有校雠专长和精于医学的专家被调集“校正医书局”，这些专家有：

掌禹锡，字唐卿，河南郾城人，地理学家，兼通医药学，尤精本草，以校正补注本草而著称于世。

林亿，北宋著名医学家，校正医书局的主力之一，为10部古典医书之校正做出了重要贡献，尤以校正《素问》一书为最，采数十家之长，端本寻支，溯流讨源，改错凡6000余字，增注计2000余条，使《素问》原貌基本重显于世，为后世读者所享用。

高保衡，宋神宗时国子博士，精通医学理论，深明方药知识，在校正《素问》、《脉经》等理论典籍中颇多贡献。

孙奇、孙兆兄弟，河南孟县人，著名医学家尚药奉御孙用和之子，两人继承家学，通经学，精医方，以医闻名，皆登进士第，孙兆曾做过尚药奉御丞。两人对《素问》、《伤寒论》等研究尤精。

秦宗古、朱有章、钱象先、范镇等，也都曾在“校正医书局”任职，作出了一定的成绩。

“校正医书局”先后经过10个寒暑，在诸多名家的辛勤劳动下，终于完成了《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金匮玉函经》、《针灸甲乙经》、《脉经》、《诸病源候论》、《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10部宋以前最富有代表性的医学巨著的系统校正和印行。这是一项非常重大的成就，对我国医学发展的继往开来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林亿等人在其所校正医书的序文中，指出宋仁宗、宋英宗等对“校正医书局”的成立，曾有过多次过问并提出具体要求，采取了积极措施，“嘉廆中，仁宗念圣祖之遗事”，林亿所强调者，也正说明当时朝廷对校正医书确曾是积极支持和十分重视的，对宋太祖、宋仁宗等皇帝在发展医药学方面的作用以积极的评价。

郎中本是官名，即帝王侍从官的通称。其职责原为护卫、陪从，随时建议，备顾问及差遣。战国始有，秦汉治置。后世遂以侍郎、郎中、员外郎为各部要职，而“郎中”作为医生的称呼始自宋代，可见朝廷对医生的重视。

晋唐时期，为医学家和病人提供疾病治疗方法和处方用药一类的集子大量出现，其中颇多编者个人的心得体会。《千金方》与《外台秘要》是集诸家医方之大成者，所收各家医方数以千计。

至宋代，大型方书之编纂工作，已非个人力所能及，朝廷比较重视和支持，并以官方的力量，组织学有专长的名家，进行巨大医方的编纂整理。例如《太平圣惠方》、《和济局方》、《圣济总录》等，反映了宋代在医方整理和研究方面的巨大成就。

《太平圣惠方》是宋王朝组织编纂的第一部大型方书。据《宋史》记载，宋太宗赵匡义素喜医术，曾收藏经过应用的有效的医方千余首，于982年下诏翰林医官院向全国征集有效医疗处方，又得到各医学家应用之效验方或家传效验方万余首，遂命尚药奉御王怀隐等编《太平圣惠方》。

王怀隐，河南商丘人，精医药，曾为道士，于976年奉诏还俗，充任尚药奉御，为皇室医药保健服务，后晋升为翰林医官使。978年奉命与翰林医官院副使王廆、郑奇和医官陈昭遇等，共同编纂《太平圣惠方》。

992年编成《太平圣惠方》100卷，宋太宗御制序文，并经朝廷刻本刊行。此书分为1670门，收载医方多达16834首，内容颇为丰富。

每一门类，均以《诸病源候论》的病因、病理和证候等医学理论为纲，其后附录所汇集的有效方药，是一部理论联系实际，具有理、法、方、药完整体系的医方著作，很有临床实用价值，影响极大。

1046年，经何希彭选其精要，辑成《圣惠选方》，作为学习医学的教材应用了数百年，足见其影响之大和深远了。

《和剂局方》是宋代由朝廷创办的专营药物买卖的“和剂局”配制成药的处方集。和剂局成立之初，所用方剂“或取于鬻药之家，或得于陈献之士。甚至药味脱漏、分两差错者时有所闻。

宋王朝得知此情之后，便下诏书，遴选医家，进行刊正。在太医令裴宗元、提辖措置药局陈师文、陈承等人的主持下，校正、编撰《和剂局方》。

裴宗元，原为江浙一带名医，1110年任奉议郎、太医令兼措置药局检阅方书等职。陈师文，浙江临安人，曾任尚书库部郎中、提辖措置药局等职。陈承，安徽贵池人，曾任将士郎措置药局检阅方书等职。他们用一年多的时间，撰成《和剂局方》共5卷，收载医方297首，成为和剂局制剂的规范。

其后，该方书经过多次增补，内容日益丰富，1151年，又经许洪校订，改名为《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颁行全国，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局的成药处方集之一。

该书由5卷增至10卷，载方达788首，每方之后，除药物组成及主治病症外，还对药物之炮制和药剂配制方法作了详细说明，在推广成药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所收载的方剂多为丸、散剂型，便于保存以备随时取用，很受群众欢迎，所以影响极大，甚至有“病者持之以立命，世人习之以成俗”的高度评价。

《圣济总录》是宋代最大的一部方书。宋徽宗时，由统治者组织医学家广泛征集历代方书和民间有效偏方，于1111年开始，历时7年编成，全书共200卷，分为60门，载方约20000首，对前代方书几乎囊括无遗。

该书每门之下分列若干证，每证之首，先论病因病理，次述治法方药，综括内、外、妇、儿、五官、针灸、正骨等13科，内容极为丰富。

《圣济总录》对宋代盛行的医学理论“运气学说”也作了系统的论述，体现了官方对该学术思想的重视和推崇。宋徽宗在序中说：

生者，天地之大德；疾者，有生之大患；方术者，治疾之大法……

朕悯大道之淤滞，流俗之积习，斯民之沉痼，庸医之妄作，学非精博，识非悟解。五运之数，六气之化，莫索其隐，莫擬其远，曰寒曰热，寒热之相搏，差之毫厘，失以千里……朕做总录，于以急世用，而救民疾，也斯道之荃蹄云耳。

……御五行之数，运六气之化，以相天地，以育万物，至于反营魂而起当生者，岂细事哉，盖有来者焉。

王安石变法期间，在医学上采取的重要措施，除了实行“医学三舍法”以改革医学教育外，其次就是太医局卖药所的成立，这是我国药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当时由于药商操纵药材，造成药品缺乏，成药规格也不统一。再者，药商只顾追求盈利，不管病人安危，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现象相当严重。

实行变法后，按“市易法”规定，药品贸易由朝廷控制，国家专卖，禁止商人投机。并采取切实措施，于1076年在开封设立太医局卖药所，后来各地增设，到1103年已有5所。

另外还设“修合药所”即炮制作坊两处，专门负责药物之炮炙与加工，药物先经此所加工再由卖药所出售。后来“卖药所”改称“医药惠民局”，“修合药所”改称“医药和剂惠民局”。

1130年，南宋也设“和剂局”，12年后改称“太平惠民局”。不久，淮东、淮西、襄阳、四川、陕西等地均仿此成立了“惠民药局”。

官方药局的设立，促进了宋代医药事业的发展，药局所卖的熟药，比生药更便于医生和病人使用，是我国药学史上的一大进步。药局方书《和剂局方》的编纂和刊行，为推广成药、普及医药知识，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药局制订的若干制度如轮流值班制度、药品检验制度、施药济贫赈灾制度等，在历史上也都有着一定的进步意义。

【旁注】

校雠：校雠形成理论，作为一项独立的学问，始于西汉时期，“雠”是核对之意。梁代以后校雠也称“校勘”，指同一本书用不同版本相互核对，比勘其文字、篇章的异同，以校正讹误。此外，校雠学也包含编制目录之意。从范围角度而言，校雠大于校勘，校勘大于校对。

《外台秘要》：唐代由文献辑录而成的综合性医书，又名《外台秘要方》，40卷。汇集了唐代初期及以前的医学著作，使前人的理论研究与治疗方药全面系统地结合起来。书中保存大量医学文献，为研究我国医疗技术史及发掘中医宝库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考察依据。

尚药奉御：南北朝时期，南朝梁代始设尚药局，其长官称为“奉御”。而北朝北齐时尚药局长官称为“典御”，而且定其职品为正五品。隋代因袭北齐之制，名称职品不变。唐代改称为“奉御”，职品为正五品下。宋代仍称典御，金、元时称为“提点”。

方药：即中药学，是研究中药的采制、性能、功效及应用的一门学科。中药药物种类甚多，每一药物都有一定适应范围，以药物的偏性纠正疾病表现的阴阳偏盛偏衰，这些特性或偏性即中药的性能，也就是中药的药物作用。

偏方：即单方验方。指药味不多，对某些病证具有独特疗效的方剂。数偏和正相对，偏方一般没有被正式的药物或医学典籍收载，但有时能取得较好的治疗效果的治病的方法。

三舍法：王安石变法科目之一，即用学校教育取代科举考试。“三舍法”，是把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官员子弟可以免考试即时入学，而平民子弟需经考试合格入学。后来地方官学也推行此法，反映了班级教学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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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的实践证明，《和剂局方》中的许多方剂都是确有实效的，所以后世一直作为临床医学家所常用。

《圣济总录》编成后或未及印行，京城开封已陷落金人，其书版也被金人运走，至金代大定年间始刊行于世。因此，南宋医学家的著作中没有能引用该书之内容者。其后，元大德年间再印，该书才逐渐在全国流传，对我国医学的影响也逐渐扩大。

钱乙与董汲推动儿科进步

我国医学的小儿科，向以“颅囟”、“少小”名之，其专著应该说早已有之，如《颅囟经》等。

但唐之前的儿科著述均失之过简或不存于世。唐代孙思邈虽十分重视妇幼之独立成科，也积累了非常丰富的资料，但只详列于《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之卷首，未能以专著面世。

直至宋代，儿科专家钱乙撰《小儿药证直诀》一书，才使我国儿科学发展到了新的高度，该书是我国第一部内容丰富的儿科专著，钱乙因此被冠以“儿科之祖”。

钱乙生于1032年。其父钱颢善医，然嗜酒喜游，东游海上不返。当钱乙只3岁时，母死，由姑母收养，并教导其继承医业。

钱乙擅长儿科医疗，著称于时，由于治愈长公主女疾，授翰林医学。后皇子患瘈疯，钱乙为进黄土汤而治愈，宋神宗询问其治疗医理后很高兴，钱乙升任太医丞，由是公卿宗戚家延请者络绎不绝。

钱乙治学，十分强调一要多向名师名家请教；二要广泛阅读医书专著；三要不可墨守古法。此三者当是钱乙在小儿科学方面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小儿药证直诀》一书，共3卷，由钱乙的学生阎孝忠于1119年根据老师40年积累的临床经验和理论知识，加以整理总结而成。上卷论脉证治法，中卷叙尝所治病，下卷为诸方。

钱乙十分重视小儿的生理、病理特点，他着重指出小儿处于发育生长阶段，“五脏六腑，成而未全，全而未壮”，由此决定了婴幼儿童的病理特点为：“易虚易实，易寒易热。”他考虑到存在于小儿的这些生理、病理特点，所以在治疗原则上主张应以“柔润”为法则，反对“痛击”、大下和蛮补。

对于一些必须应用下剂的病症，钱乙也强调在下后必须用和胃之剂加以调理。他的这些论述和所制定的原则，在指导小儿科疾病的治疗上是十分重要的，也为历代小儿科医家所遵循。

钱乙治学思想如《宋史·钱乙传》所述，“为方不名一师，于书无不阙，不靳守古法”。他既尊重前人经验，又不墨守成方，根据自己的临证经验，大胆创制新方，并善于化裁古方。他自创或化裁的许多方剂，如异功散、六味地黄丸、升麻葛根汤、导赤散等，后世一直广泛应用于儿科临床，并且成为其他科的常用方。

钱乙分列五脏虚实证候及治则处方，并在临证时常以五脏病变作为施治的依据，从而确定了以五脏为纲的辨证论治方法，并为以后的脏腑辨证奠定了基础。

在诊断上，小儿难以获得问诊和脉诊资料，因而钱乙进一步发展了儿科望诊的方法，根据实践经验归纳总结出了“面上证”、“目内证”，运用面部望诊和目内望诊方法，观察不同疾病在面部和眼睛上的不同变化，提高了对儿科疾病的诊断水平，对指导小儿科临床是很有帮助的。

在儿科常见传染病麻疹、水痘与天花的鉴别诊断上，钱乙也有超出前人的见解。隋唐时期以前，有关这三种传染病的鉴别诊断含混不清，而对它们作出鉴别对于临床治疗和判断预后又是必要的。至宋论述痘诊的医书渐多，钱乙在他的书中对这三种传染病也有新的论述。

如钱乙讲到麻疹患儿的典型症状：“面燥腮赤，目胞也赤，呵欠烦闷，乍凉乍热，咳嗽喷嚏，手足梢冷，夜卧惊悸，多睡，并疮疹者，此天行之病也。唯用温凉药物治之，不可妄下及妄攻发、受风冷。”

可见钱乙已注意到麻疹与感受时邪有关，并比较正确地阐述了诊治法则。

另外，对麻疹、天花与水痘三者在形态的鉴别上，钱乙也有所述及：“五脏各有一证，肝脏水疱，青色面小；肺脏脓疱，色白而大……脾脏疹小而次癍，故色赤而黄小也。”

这里分别提到天花的脓疱、水痘的水疱与麻疹的疹子。但在病因上，虽认识到与时行有关，却同时又认为系胎毒所致，因此仍是比较笼统模糊的。

宋代以前，惊、痫不分。至钱乙始创惊风病名，使与痫症区别开来。并将惊风分为急惊风与慢惊风，指出急惊多实，慢惊多虚，故治疗上“急惊宜服凉泻之药，慢惊宜用温补之方”。

在《小儿药证直诀》中，钱乙还对许多儿科常见疾病进行了论述。

董汲，北宋时期医家。撰有《小儿斑疹备急方论》、《脚气治法总要》、《旅舍备急方》。他擅长治疗小儿科疾病，于痘疹尤精，与钱乙齐名。

1092年冬，山东东平县天花流行，当时已为名医的董汲用白虎汤治疗获效。次年撰《小儿斑疹备急方论》，对麻疹与天花已有初步鉴别能力，始将麻、痘分别论述：“其脏热者即为疹，盖热浅也，其腑热者即为泡。”将麻疹称为麸疹，以其疹愈时皮屑如糠麸脱落而名之。

董汲治疗斑疹，善用寒凉药物，反对滥用温热之剂：“大率世俗医者，斑疹欲出，多以热药发之，遂使胃中热极，其初作时，即斑疹见于皮下，其已出者，变黑色而倒陷，即见不快，犹用热药，熏蒸其疾，斑疹得热，则出愈难，转生热证，大小便不通，更以巴豆取积药下之，则使儿脏腑内虚，热又不除，邪气益深……遂使百年之寿，一旦为俗医所误也，可不痛哉！”

对此，董汲阐述他的治疗原则：

其证候未全或未明者，可与升麻散解之；其已明者，即可用大黄、青黛等凉药下之，次即与白虎汤……大率疹泡未出即可下，已出即不可下，出足即宜利大小便……

他所述的治疗方法对当时及后世均有一定影响。《小儿斑疹备急方论》一书可称为论述小儿痘疹证治的第一部专著。

【旁注】

长公主：指古代皇帝的姊妹。西汉时期，长公主必须经过皇帝册封，不一定是皇帝的姐妹。自汉代以后，皇帝的女儿称为“公主”，姐妹称为“长公主”，姑母为“大长公主”。

望诊：医者运用视觉对人体和局部的一切可见征象以及排出物等进行有目的地观察，以了解健康或疾病状态。内容主要包括观察人的神、色、形、态、舌象、络脉、皮肤、五官九窍等情况以及排泄物、分泌物的形、色、质量等。面诊、舌诊是中医两项独特的传统诊法。

痫：俗称“癫疯”、“癫疾”，俗称“羊角风”。中枢神经系统的一种疾病。患此病的人，常突然倒地，口吐涎沫，手足痉挛，口里发出羊的叫声。中医古籍中或有痫、癫通用者。前人又有10岁以下为痫、10岁以上为癫之说。

白虎汤：最早见于东汉末年张仲景著的《伤寒论》一书。历代中医奉它为解热退烧的经典名方。中医认为“白虎”为西方金神，对应着秋天凉爽干燥之气。以白虎命名，比喻本方的解热作用迅速，就像秋季凉爽干燥的气息降临大地一样，一扫炎暑湿热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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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钱乙和董汲之外，对中医儿科作出贡献的，还有滑寿的《麻疹全书》所论：“舌生白珠，累累如粟，甚则上颚牙龈，满口遍生。”

医史界曾有人以此认为滑寿是最早描述麻疹颊黏膜斑的医学家，并建议Koplik氏斑应改名为滑寿Koplik氏斑，以尊重滑氏之贡献和发现。

金元医学四大家的争鸣

金元时期，医学界产生了许多流派，在学术上争鸣，最具代表性的有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和朱震亨，被称为“金元四大家”。金元四大家的产生与宋代医学理论和实践的丰富与革新思想有关。

刘完素，居于金代的河间，故又被称为“刘河间”，号河间居士，又号通元处士。生于1120年。

刘完素的学医，尚有一段故事，据传他在早年时，曾遇见当时著名的“睡仙”陈抟老祖，陈抟以酒给刘完素饮，饮后即大醉等醒后则洞达医术，就像有人教过他一样。

其实刘完素幼时聪慧好学，尤其好读医书，对一般医书常常是一般浏览，因为他觉得没有什么高深和重要的道理可取。

在医书中，他独对《素问》一部经书感兴趣，朝夕研读，爱不释手，几乎达到废寝忘食的程度。经过数年后，对《素问》的研读有了很多心得和体会，并据此撰写了许多医书发行于世。

刘完素约在60岁以后，对医学更加精通，医术也很高明，造诣很深，以其高明的医术闻名于世。在其70多岁以后，因其医学闻名，学有成就，金代的章宗皇帝曾3次征召他去朝廷做官，但他三辞不就。章宗爱其淳素，特赐号为“高尚先生”。

刘完素在医学上成名之后，许多医家或世人都追随其后。追随刘完素拜其为师者甚众，较为有名的有荆山浮屠、马宗素、穆子昭、镏洪、葛雍、董系和张从正等。这些医家史书上都有记载而且对后世都有一定影响。

尤其董系，当时名闻遐迩，经他治疗好的病人可数以万计，并受到安国军节度使程道济的推崇。后来成为金元四大家之一、攻邪派的鼻祖张从正，也是刘完素的私塾弟子。

同为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为滋阴派的开山，则是刘完素的第三代登门弟子，可谓徒重孙了。金元大家除李杲外，多为刘完素的门人，可见其地位之高，影响之大。

北宋大观年间以来，运气学说盛行，流传北方金朝后，刘完素很受启发，认为不知运气而求医无失者很少。但是审观前代运气研究成就，却皆“歌、颂、钤、图而已，终未备其体用，及互有得失，而惑人志者也”。

为此，刘完素创造性地运用五运六气的基本原理作为疾病分类的纲领，从五运主病、六气主病角度分析疾病发生、发展的机理，使《素问》病机19条纲目更清晰，内容更丰富，成为认识临证病候的主要理论模式。

同时致力于《内经》“亢则害，承乃制”理论的阐发，以详尽分析疾病变化的本质和现象之间关系的规律，奠定了金元医学创新的理论基础。

刘完素依据上述理论，结合其所处地域，认为北方人禀赋、饮食、习俗勤苦，大都充实刚劲等特点，结合当时疾病发生规律，联系《内经》病机19条中火热病理论，他极力反对《局方》以来，好用辛温火热之剂的风气，自创双解散、防风通圣散等辛凉解表或表里双解，突破了以往沿袭多年温热发表的成规。

他不论表热或里热，都主张用甘寒或苦寒之剂治之，而不用辛温之剂，这对中医理论中治疗温热病的辨证论治学说具有极大影响，直接启发后世温病学说的形成，是一种开创和革新。在后世各种热性病的治疗中仍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此外，他应用养阴退阳、泻心火益肾水诸方法，也均为后人吸收。

“河间之学”问世后，成为金元医学理论突破的先锋，对后人影响很大。张元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等都程度不同地吸收刘氏之学，再加以发挥，在不同的领域创立了新的理论，形成金元“理论争鸣”的繁荣景象。

刘完素一生著述较多，主要有《黄帝素问宣明论方》、《素问玄机原病式》、《内经运气要旨论》、《伤寒直格》、《伤寒标本心法类萃》、《三消论》、《素问药注》、《医方精要》，其他托名刘完素的著作还有《习医要用直格并药方》、《河间刘先生十八剂》、《保童秘要》、《治病心印》、《刘河间医案》等。

后人多把完素的主要著作编成“河间六书”、“河间十书”等，其中或加入金元其他医家的著作。

张从正，金代睢州考城，即河南兰考人。他是中医世家，自幼好读《内经》，学术上很推崇刘完素。

张从正自幼喜好读书，经史百家，无不涉猎，为人酷爱作诗饮酒，性格豪放，不拘小节，作风平易近人。因其家世业医，故幼承庭训，随父学医，后又从刘完素门下习医，博览医书，深究医理，不过20岁即已悬壶应诊。

张从正青年时曾经从军，有过短期的军医生涯，后久居宛丘行医，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医学理论，以高超的医术闻名于世。金兴定年间，被征召入太医院任职，后因其攻邪学说与主流医风不合，致“谤言满市”，兼不屑屈膝迎奉，羞于“官医迎送长史，马前唱喏”，故而不久即辞归乡里。

张从正为一代名医，门人众多，其中较知名者有麻九畴、常仲明、栾企等。其主要学术思想均体现在《儒门事亲》一书中，是由其弟子麻九畴等人将其晚年多种著作整理汇编而成，全书共15卷，取名用意指“医家奥旨，非儒不能明”，而“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

张从正认为任何疾病都是由邪气所致，因此治病就是要攻邪，邪气去而人身的元气自然恢复。去邪的方法主要有汗、吐、下法，张从正特别善于应用这三种方法，他扩大了三法的应用范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人称攻下派。张氏并非反对补法，他提倡以食补为主。

李东垣，金代真定人。他师事张元素，继承易水学派，成为一代名医。著有《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兰宝秘藏》等。

李东垣学术思想的中心是“内伤脾胃，百病由生”，认为人体内在元气充足时诸病不生，而元气的充足与否主要取决于脾胃有无受伤。导致脾胃受伤的原因有饮食不节、劳役过度和七情所伤。治疗上当以升发脾阳为主。人称为补土派。李东垣门人有王好古、罗天益等。

朱震亨，元代婺州义乌人。自幼习举子业，40多岁时因家中数位亲人死于误治，于是改学医学，拜罗知悌为师，很快成为名医。

在金元四大家中，朱震亨所出最晚。他先习儒学，后改医道，在研习《素问》、《难经》等经典著作的基础上，访求名医，受业于刘完素的再传弟子罗知悌，成为融诸家之长为一体的一代名医。

朱震亨以为三家所论，于泻火、攻邪、补中益气诸法之外，尚嫌未备滋阴大法。力倡“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申明人体阴气、元精之重要，故被后世称为“滋阴派的创始人”。临证治疗，效如桴鼓，多有服药即愈不必复诊之例，故时人誉之为“朱一贴”。弟子众多，方书广传，是元代最著名的医学家。

朱震亨著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本草衍义补注》等书。朱氏在学术上认为人体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人的生命源泉在于生理之相火，而相火之变为病理，相火妄动则煎熬真阴。在治疗上提倡滋阴降火之法。人称滋阴派。朱震亨学生很多，如王履、戴元礼、赵道震、赵以德等。

【旁注】

陈抟（871年～989年），五代宋初著名道教学者、隐士。陈抟继承汉代以来的象数学传统，并把黄老清静无为思想、道教修炼方术和儒家修养，对宋代理学有较大影响，后人称其为“陈抟老祖”、“睡仙”、希夷祖师等，是传统神秘文化中富有传奇色彩的一代宗师。

五运六气：简称“运气”。“运”指木、火、土、金、水5个阶段的相互推移；“气”指风、火、热、湿、燥、寒6种气候的转变。大运前5年叫做运主要天干主事；到第六年地支也叫气主事，称作“五运六气”。

张元素：金代中医易水学派创始人。著有《医学启源》、《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药注难经》、《医方》、《洁古本草》、《洁古家珍》以及《珍珠囊》等。其中《医学启源》与《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最能反映其学术观点。

麻九畴（1183年～1232年）金代文人、医家。赐进士及第，应奉翰林文字，未几谢病而去。晚好医方，与名医张从正游，尽传其学。其为文雄丽巧健，诗则精深峭刻，力追唐代人。

罗天益（1220年～1290年），金末元初人，幼承父训，有志经史，攻读诗书。长大后，逢乱世，弃儒习医。名医李杲晚年罗天益向他学医数年，尽得其术。晚年诊务之余，他以《内经》理论及洁古、东垣之说为宗，旁搜博采众家，结合自己的体会，于1281年撰写了《卫生宝鉴》24卷。

戴元礼：元代末期从师朱丹溪，明太祖时，拜为御医，惠帝即位，封为太医院使。著有《证治备要》。有弟子王宾。整理朱丹溪的《丹溪心法》，并在书中作出自己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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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完素较大的社会影响，师从者较多，形成金元时期一个重要学术流派“河间学派”。后人多尊称刘完素为刘河间，对他的学术思想及开创金元医学发展新局面的历史功绩给予了很高评价，并将其列为“金元四大家”之首。

刘完素是中医史上一个伟大的，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后世都有很大贡献的医学家；尤其是他的革新思想更值得称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