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理探究——中医发展

秦汉时期，中医的本草学已初具规模，如《神农本草经》是现存最早的药物，另外长沙马王堆中收藏着丰富的医学著作。针灸技术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很享盛名，汉代《内经》更对针灸学作了系统的总结，使之成为有理论有技术的一门学科。

汉代张仲景、华佗都是闻名千古的神医，至魏晋时期，葛洪、皇甫谧等也为中医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

张仲景是东汉时期南阳郡涅阳县人，东汉时期伟大的医学家、世界医史伟人。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是中医史上第一部理、法、方、药具备的经典，后世奉张仲景为“医圣”，甚至有庙供奉香火。

张仲景于150年正月十八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其父张宗汉曾在朝廷为官。由于家庭条件的特殊，于是张仲景从小就接触了许多典籍，他从史书上看到了扁鹊望诊齐桓公的故事后，对扁鹊产生了敬佩之情，从此发誓成为扁鹊那样的名医。

于是张仲景从小嗜好医学，“博通群书，潜乐道术。”当他10岁时，就已读了许多书，特别是有关医学的书。他的同乡太学名士何颙赏识他的才智和特长，曾经对他说：“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

当时，在张仲景的宗族中有个叔父叫张伯祖，是个极有声望的医生。张仲景为了学习医学，就去拜他做老师。张伯祖见他聪明好学，又有刻苦钻研的精神，就把自己的医学知识和医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而张仲景尽得其传。

张仲景经过多年的刻苦钻研和临床实践，医术提高很快，同时搜集了许多治病的验方，成为一方有名的良医。

张仲景尽管医术高明，远近闻名，但他遵照其叔父“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教诲，除了勤学实践过去医学著作外，只要听到哪里有名医，有治病的好方子，就去拜师，就去寻求。

当时有一个南阳名医叫沈槐，已经70多岁了，但无子女，后继无人，没法将医术传给子孙，慢慢愁成病了。他的病谁也看不好，病越来越重。

张仲景知道后，给他开了一个药方，用五谷杂粮各一斤，搓成团，外用朱砂涂上，叫他一顿吃完。

沈槐看了药方，觉得很好笑，叫家人按方做好药丸，挂在屋檐下，逢人就指着药丸取笑张仲景，天天如此，但不知不觉间病就好了。沈槐这才恍然大悟，对张仲景又佩服，又惭愧。

张仲景去拜望沈槐时说：“我们做郎中就是为百姓造福，先生无子女，我们这些年轻人不都是先生子女吗？何愁后继无人？”

沈槐听了，感到很有道理，把自己的医术全部传授给了张仲景和其他年轻郎中。

张仲景有一个好友叫宁远，有一天去张仲景家玩，闲谈间张仲景看了宁远的气色，又为他把脉，说他患了消渴之症，现尚初发，3个月后，头痛不眠，尿的次数增加；6个月后，饥渴难忍，小便浓稠；一年之后，背生疽疮而死。于是开了一个药方给宁远。

宁远回家后，认为仲景故弄玄虚，将药方撕碎扔掉。6个月后他的病情发展确如张仲景所说，才急忙去找张仲景。但张仲景说，已经晚了，准备后事吧！

宁远想，反正6个月后难免一死，不如现在去游山玩水。

一年后，宁远回来去拜访张仲景，张仲景一见，十分惊奇，认为他一定遇见神人了。宁远将他游山玩水到了茅山，在清玄观当童仆，老道给他治病等事告诉了张仲景。张仲景听完后深感山外有山，于是离开家乡，奔赴茅山求师。

汉灵帝时，张仲景由于勤奋好学，博采众方，医术超群，加之为人诚恳，不分贫贱，有求必应，因此南阳老百姓推举他为孝廉，官至长沙太守。

张仲景为拯救百姓，常常是在公堂上，边断官司边行医，忙里偷闲给穷苦百姓切脉开方，分文不收。他常在自己的名字前冠以“坐堂医生”4个字。这就是后世中医常以“某某堂”的由来，并将坐在药铺里给人看病的医生，统称为“坐堂医生”。

张仲景在长沙任内，他仍深入民间，留心各种疾病，搜集民间方剂，召见各地名医，商讨医学，不断丰富自己的医学知识。

自196年起，全国爆发瘟疫，10年内有2／3的人死于传染病，其中伤寒病占70％。

张仲景“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于是，他辞去太守职务，发愤研究医学，立志做个能解脱人民疾苦的医生。“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

张仲景经过10多年的努力，终于“撰《用素问》9卷，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辩证，为《伤寒杂病论》合16卷。”

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集前人之大成，揽四代之精华，写出了不朽的医学名著《伤寒杂病论》。这部医书熔理、法、方、药于一炉，开辨证论治之先河，形成了独特的我国医学思想体系，对于推动后世医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伤寒论》中制订了22篇、397法，立113方，从其记载的内容可以知道，我国医学早在2世纪时，经过医学家张仲景的实践和总结，已能正确使用解热药、导泻药、利尿药、催吐药、镇静药、兴奋药、健胃药、截疟药、止痢药等，其中绝大多数方药，已由后世科学证实它的疗效可靠。

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通过八纲辨证和六经论治，采用了“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治疗方法。因为疾病的来由，都是人体抗病能力的正气同致病因素的邪气作斗争的表现，其结果不是邪盛就是正衰，或者是正胜则邪退。所以在治疗上就要运用扶正祛邪，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方法。

这些都是按照扶正祛邪的原则而制定的。

此外，张仲景还提出“舍脉从证，舍证从脉”的灵活辨证方法，在讨论治疗中要根据病情的标本缓急，运用先表后里、先里后表以及表里兼治的方法，并对治疗的禁忌，以及针灸综合疗法，都有所论述。

张仲景所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是祖国医学伟大宝库中的灿烂明珠，从而使中华民族的医学独具特色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旁注】

太学：我国古代的一种大学，始设于汉代。上古的大学。汉代，在京师设太学，为中央官学、最高学府，太学祭酒兼掌全国教育行政。

五谷：古代所指的5种谷物，古代有多种不同说法，一种指稻、黍、稷、麦、菽；另一种指麻、黍、稷、麦、菽。古代经济文化中心在黄河流域，稻的主要产地在南方，而北方种稻有限，所以“五谷”中最初无稻。

孝廉：汉武帝时设立的察举考试，以任用官员的一种科目，也指被推选的士人。孝廉是“孝顺亲长、廉能正直”的意思，后代“孝廉”这个称呼，也变成明清时期对举人的雅称。

八纲辨证：根据四诊取得的材料，进行综合分析，归纳为阴、阳、表、里、寒、热、虚、实8类证候，是中医辨证的基该方法，各种辨证的总纲，也是从各种辨证方法的个性中概括出的共性。

【阅读链接】

隋唐时期以后，张仲景的著作远播海外，在世界医学界享有盛誉。从晋朝至今，中外学者整理、注释、研究、发挥《伤寒论》、《金匮要略》而成书的已超过1700余家，这在世界史上也属罕见。

张仲景是中华民族悠久文明史上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他的学说哺育了世代名医，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巨大贡献，至今依然是“道经千载更光辉”。后世医学者称张仲景为“医圣”，奉《伤寒杂病论》为医经。从魏晋时期至今，一直是学习中医必读的经典著作。

《神农本草经》和《难经》

秦汉时期，由于内外交通日益发达，丝绸之路开通，西域等少数民族地区、南海等边远地区以及东南亚等地的药材源源不断输入内地，并逐渐为内地医家所采用，大大丰富了当时人们的药物学知识。

秦汉时期以来，药物学知识又有了新的积累。西汉初期曾流行过药物学专著，《史记·仓公传》提到的古代医药书中就有《药论》，还有传说的《子仪本草》。

用药经验的积累，以及药物学知识的日益丰富，需要专人进行整理和研究。因此，西汉朝廷就已开始招集专人整理、研究和传授本草学了。加之秦汉时临证医学的迅速发展，对药物学也要求相应发展，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了《神农本草经》一书。

南朝齐梁的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序》说：“旧说皆称《神农本草经》，余以为信然……今之所存，有此四卷，是其本经，所出郡县，乃后汉时制，疑仲景、元化等所记。”

颜之推《颜氏家训》记载：“譬犹本草，神农所述，而有豫章、朱崖、常山、奉高、真定、临菑、冯翔等郡县名，出诸药物，由后人所掺。”

两人都指出，《神农本草经》所记药物产地，多为后汉代时所设置的郡县名，因此，推断本书为后汉时所作。

本书书名冠以“神农”，一是因为古代有“神农尝百草”而发现药物的传说；二是一种尊古托古风气的反映，如同《内经》之前冠以黄帝之名一样。正如《淮南子·修务训》所说：“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

另外，书名之所以称为“本草经”，因为古代是以植物药为主的。《说文解字》记载：“药，治病草也。”五代时韩保升也说：“按药有玉石、草木、虫兽，而直云本草者，为诸药中草类药最多也。”

总之，《神农本草经》和《内经》一样，也非一时一人之手所作，而是经过秦汉以来很多医药学家的经验积累总结，并不断搜集编辑，最后约在东汉早期编集成书，当然不是指其开始之时，而是成书之时。这种看法是比较可信的。

《神农本草经》全书3卷，共收载药物365种，采用上品、中品、下品分类法，以补养无毒药120种为上品，以遏病补虚、有毒或无毒的120种为中品，以除邪多毒药125种为下品，这是我国药物学最早、最原始的药物分类法。

《神农本草经》在药物理论方面，概括记述了君臣佐使、七情和合、四气五味、阴阳配合等，并且明确了“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的原则，使药物性能与病机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完善了中医学的治疗理论。对药物功效、主治、用法、服法都有一定论述，很便于临床应用。

而且《神农本草经》中指出：“当用相须相使者良，勿用相恶相反者；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杀者。”提出了配伍宜忌的观点。所载主治病症约170余种，包括内、外、妇、五官等各科疾患。另外，还注意到药物的产地、采集时间、炮制、质量优劣和真伪鉴别等。

《神农本草经》包含了许多具有科学价值的内容，而所反映出的当时我国医学通过大量实践积累起来的对药物的认识，是很了不起的。《神农本草经》对秦汉时期以前零散的药物知识进行了第一次系统的总结，历来被尊为药物学的经典著作，并被注释发挥。

秦汉时期以来，炼丹服石的风气越来越盛。《神农本草经》明显受到这种思想影响，相信服石神仙，故其药物分类与药物功效的叙述，有的被蒙上了一层神仙色彩，如久服轻身延年、不老神仙之类。

不过，另一方面，炼丹术和制药化学有密切关系。世界上早已公认炼丹术起源于中国，并成为近代化学的先驱，如《神农本草经》中“丹砂……能化为汞”可谓这方面的启蒙记载。客观上导致了制药化学的开端，提高和扩大了化学药物的应用范围，促进了中医药剂学的发展。

与《神农本草经》同时产生的还有《黄帝内经》和《难经》，《黄帝内经》简称《内经》，不但在中医学20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理论在后世仍有效地指导着中医临床实践。

《难经》原名《黄帝八十一难经》，作者及成书年代不详。从其内容来看，系在《内经》理论基础上释难解疑，其成书显然在《内经》之后。因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已提到“八十一难”的名称，而《隋书·经籍志》记载本书也言有三国时的注本，一般认为约成书于西汉时期。

《难经》以假设问答、解释疑难的方式编纂而成，全书共讨论81个问题，故又称《八十一难》，简称《难经》。全书所述以基础理论为主，还分析了一些病证。其中1至22难论脉，23至29难论经络，30至47难论脏腑，48至61难论病，62至68难论穴位，69至81难论针法。

从理论上讲，《难经》基本上没有脱出《内经》的范畴，它对《内经》某些古奥的理论作了较为浅显的解释，对某些学说，则又在《内经》理论的基础上有所推阐和发展。

《难经》对脉学有详悉而精当的论述，为后世所称颂。它提出了“诊脉独取寸口”的理论，把《内经》的三部九候，解释为气口的寸、关、尺三部，每部又有浮、中、沉三候。并提出其根据说，寸口为“脉之大会”，又是“五脏六腑之所终始”，故可以独取之。由此，“独取寸口”的理论逐渐为后世所采纳。

《难经》全书内容简要，辨析也颇精微，在中医理论、针刺以及诊断学上颇多贡献，对后世中医的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旁注】

陶弘景（456年—536年）。南朝齐梁时期的道教思想家、医药家、炼丹家、文学家，帮助修订《本草经集注》。是当时的道教茅山派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好友萧衍取得了帝位后，陶弘景隐居句曲山，可是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咨询，时人谓为“山中宰相”。

君臣佐使：中医方剂学术语。组成方剂的药物可按作用分为君药、臣药、佐药、使药，称之为君、臣、佐、使。君指方剂中针对主证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臣指辅助君药治疗主证。佐指抑制君臣药的毒性。使指引导诸药直达病变部位，或调和诸药的药物。

《黄帝内经》：为古代医家托轩辕黄帝名之作。在以黄帝、岐伯、雷公对话、问答的形式阐述病机病理的同时，主张不治已病，而治未病，同时主张养生、摄生、益寿、延年。与《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并称我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

寸、关、尺：历代医家对寸、关、尺各部的长度有着不同的见解。三部总长度应根据人腕部桡动脉比较浅露肤表的一段长度来确定，在前臂中所占长度比例应与前臂在人身长中所占长度比例相适应；而各部的长度应按寸关尺分别反映人体上、中、下三段的身长比例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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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本草经》成书后，至隋代尚存，至唐代就不见于官家藏书目录，估计原著在唐代初期失传，其后再未发现。但其内容由于梁朝时期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唐代苏敬《新修本草》、宋代唐慎微《证类本草》、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等后世本草之引用而保存下来。

明清时期以来，许多学者曾从事该书的整复工作，并存有多种辑佚本。辑本中以明代卢复的本子为最早，而清代孙星衍和顾观光以及日本人森立之的三种辑本，各有所长，影响较大，这三种辑本新中国成立后均予重印。

王叔和依脉理编撰《脉经》

王叔和，生活于3世纪，曾做过三国魏太医令，由于王叔和与张仲景时代相距不远，王叔和可能为仲景亲授弟子。张仲景曾为王仲宣“候色验眉”，而王仲宣为王叔和宗人，故王叔和很有可能就在那时拜张仲景为师的。

王叔和对医学的贡献，首先是他整理了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使之得以流传。《伤寒杂病论》成书不久，即散失于战乱兵燹之中，王叔和汇集、整理、补充，编次为“张仲景方论为三十六卷”。因时隔不远，故当较多地保存了该书原貌。

王叔和对《伤寒论》的研究也颇有功夫，他从脉、证、方、抬几个方面着手，体现了张仲景辨证论治的精神。后世形成的《注解伤寒论》中之《辨脉法》、《平脉法》、《伤寒例》3篇和书后部分《辨不可发汗病脉证并治》8篇，均系王叔和所增。

在此诸篇尤其是后8篇中，王叔和突出研究了张仲景治法，将张仲景所用汗、吐、下、温、刺、灸、水、火诸法加以分类比较，进行分析，很切合临证运用。

王叔和在整理、研究《伤寒杂病论》中所作出的贡献，曾经颇得后世一些医家颂扬。宋代林亿等在《校正伤寒论·序》中甚至说：“自仲景于今800余年，唯叔和能学之。”可谓推崇备至。金代成无己说；“仲景《伤寒论》得显用于世，而不堕于地者，叔和之力也。”元末明初医家王安道也说：“叔和搜采仲景旧论之散落者以成书，功莫大矣。”

王叔和在医学上的另一贡献，是编著了一部我国最早的脉学专著《脉经》。脉诊在中医诊断方法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

我国医学中的脉诊起源很早，如早在《周礼·天官冢宰》中就载有诊病时要“参之以九藏之动”，这是讲要结合触知九藏之脉的动态来诊断病情，体现出当时脉诊在诊断中的运用。

至《内经》、《难经》中均有关于脉诊的丰富内容，扁鹊、淳于意、涪翁、华佗、张仲景等对脉学也都有深刻研究，但尚缺乏专门、系统的整理。

王叔和在临证实践中体会到了脉诊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正如他在《脉经》序中开篇即指出的那样：“脉理精微，其体难辨”，“在心易了，指下难明”，所以他选取《内经》、《难经》及扁鹊、华佗、张仲景等人的有关著述，编著成《脉经》一书。

《脉经》全书共10卷。原有“手检图三十一部”，后世亡佚。本书经宋代林亿等校订后，卷数未变，而篇次和内容有所更动，后世有多种刊本印行。

《脉经》把脉象分成24种，即浮、芤、洪、滑、数、促、弦、紧、沉、伏、革、实、微、涩、细、软、弱、虚、散、缓，迟、结、代、动。基本上概括了临床上经常出现的一些脉象，后世脉象种数虽有增加，但基本不出其左右。

同时《脉经》中还对各种脉象作了比较形象具体、容易理解的描述，这就使学习者易于理解和掌握，王叔和可谓在脉学中做此类工作的第一人。

另外，《脉经》进一步确立了《难经》提出的寸口脉法，分寸、关、尺三部脉位及脏腑分配原则，解决了寸口切脉的关键问题，推进了独取寸口脉诊法在临床的实际应用。这种脉诊法突破了《内经》的三部九候法的束缚，是脉诊法的一个简化与改进，而临证效果并无什么差异，故为后世所普遍采纳。

《脉经》还注意在阐明脉理的基础上联系临床实际，将脉、证、治、判断预后等统一起来，其所论述的结脉、代脉等后世在临床诊断心脏疾患方面还有实际意义。

《脉经》集汉以前脉学之大成，总结了3世纪以前的脉学知识，并充实了新的内容，使脉学理论与方法统一化、系统化、规范化，并保存了一部分古代诊断学的文献资料。

《脉经》对后世影响较大，如唐代太医署医学生的必修基础课程中就有本书。而本书所论述的脉学理论与方法大部沿用至今。

本书对世界医学也有一定影响，如著名的阿拉伯“医学之父”阿维森纳所著的《医典》，其中关于脉学的详细记载，许多脉象的资料即采自《脉经》。

其后波斯学者兼医生拉什德·阿尔丁·阿尔哈姆丹尼主持编纂了一部波斯文的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名为《伊儿汗的中国科学宝藏》，书中包括有脉学内容，并附有切脉部位图，书中特别提到了王叔和的名字。

我国脉学即由阿拉伯传到了欧洲，其后并广泛传播世界，对欧洲后世医学的发展有其不可磨灭的影响，其中王叔和的《脉经》对此有着较大的贡献。

另外，8世纪初，日本颁布大宝律令，其中医药方面基本上仿照唐代制，它规定《脉经》是医生必修的教科书之一。其后日本医学家编成的《大同类聚方》100卷等医书，《脉经》也是其参考的蓝本之一。

【旁注】

太医令：西汉时期太常及少府之下均设有太医令、太医丞为百官治病。隋唐在太常之下设太医署，置令两人，丞两人。太医令掌医疗之法，丞为助手。宋代医务机构甚多，有太常寺属下的太医局，翰林医官院，御医院等，广传医方及施诊。

淳于意（约前205～？），西汉时期，曾任齐太仓令，精医道，辨证审脉，治病多验。曾从公孙光学医，并从公乘阳庆学黄帝、扁鹊脉书。《史记》记载了他的25例医案，称为“诊籍”，是我国最早的病史记录。

脉象：中医诊断学名词，包括脉搏的频率、节律、充盈度、通畅的情况、动势的和缓、波动的幅度等。脉象的形成，与脏腑气血关系密切。不同的脉象可反映出脏腑气血的生理及病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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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叔和的生卒年代无确考。西晋皇甫谧《甲乙经》序中有“近代太医令王叔和”等语，后世唐代甘伯宗《名医录》有“晋王叔和”记载，故向来认为他是西晋时代人。

但近年有不少学者经过考证，认为王叔和应为的太医令，这种观点正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其籍贯高平，过去一直认为是今山西高平县，但经考证，山西高平后魏时始置，魏晋间尚无此建制，当时安徽、山东、甘肃均有高平地名，现在一般认为王叔和乃高平人。

神医华佗妙手回春疗百疾

华佗，约145年出生于东汉时期沛国谯郡。他小时候非常聪明，但性格孤僻，长大后不愿意出仕做官，却特别喜欢治病救人的医术，他收集了很多秘方验方，但效果都不太理想，后来他听说名山之中常有得道的仙人居住，于是就遍游山川，拜师求道。

有一次，华佗来到公宜山，这是一座山势险峻人迹罕至的大山，怪石嶙峋，松柏争翠，脚下流水潺潺，山腰云雾缭绕。华佗不禁心旷神怡，陶醉其间，不知不觉来到一个古洞前面。

忽然，华佗听到洞中有人在谈论什么，他屏息细听，发现是两位老人正在谈论治病养生之事。华佗又惊又喜，心想梦寐以求的夙愿终于实现了！

但华佗又不敢贸然进洞，忽听见一位老人说：“华生已经来到洞外，我们可将此术传授与他。”

另一位接道：“华生虽然求道心切，但也还需开导一番，方可与他。”

华佗听到这些，再也不敢犹豫，立即走进洞中，只见两位老人，身穿木衣，头戴草帽，相对而坐，华佗急忙躬身下拜，说道：“晚生华佗，素好方术，寻访数年，未得真传，今幸遇仙者，乞为开悟，终身不负大恩。”

一老者道：“医之为术，非人不传，念汝心诚，今传与汝吾有数言，汝当牢记：为医之道，需无高下，无贫富，无贵贱，不务财贿，不惮劳苦，悯老恤幼，济世活人，以为己任，如此则不负吾心矣。”

华佗再次跪拜：“圣贤之教，晚生铭刻在心，俱能从之。”

两位老者相视而笑，用手指着一个旁洞说：“洞中石床上有书一函，取后速归，勿示俗流，切记吾言。”

华佗携书回家，悉心研究，发现这是一部医书，理法方药一应俱全，与过去所见所闻皆不相同。依书中所论施疗，无不神效。其所擅长施用的麻沸散、针灸及剖腹开颅等方法皆出自该书中。

华佗后来曾游学于徐州一带，通晓各种经书，喜爱医术和养生之学。精晓内、外、妇、儿、针灸等科，尤其精于外科、针灸和医疗体育。他敢于冲破礼教束缚，大胆进行外科手术治疗，治疗手段多样，疗效好。而且他为人性情爽朗，淡泊名利，据史料记载华佗著有《枕中灸刺经》等多种医书。

有一次，山东临清的甘陵国相的夫人怀孕6个月，突然感到腹痛，痛得非常难受，然后请华佗来治疗。华佗把了把脉，就说胎儿已经死了。

然后，华佗找一个妇人为这位夫人摸一摸腹部，看胎儿是在左边还是右边，而且华佗告诉这个人，如果在左边是个男胎，如果在右边是个女胎。结果这个人摸过以后，说在左边。

华佗就准备了汤药，然后，让甘陵国相的夫人把药喝下去，喝下去以后，果然产下来一个胎儿，已经死了，是个男孩。这个男胎一产下来，甘陵国相夫人的腹痛立即就停止了。

广陵太守陈登是曹操非常信任的一个人，他得了一种怪病，心烦、面红，吃不下饭，请华佗给他诊病。

华佗号了脉以后就告诉他，说你的腹中有好几升虫。然后，就让他赶快吃药。结果华佗给他准备了两升药，喝下去以后，大概有一顿饭的工夫，他吐出来好几升虫，吐完以后，病好了。

但是病好以后华佗告诉他，说你这个病3年后还会复发，如果发作的时候遇到良医，还能救活，如果遇不到良医你就完了。

3年后，陈登的病果然复发，当时华佗不在，没人可治，陈登死了。

还有一个下级军官叫梅平，这个人因为有病被解除军职，梅平的家在广陵，离家还有200多里地，他就找了一户人家投宿，而恰巧这天晚上华佗也来到这户农家投宿。

主人就让华佗为梅平诊病，华佗号了脉以后就告诉他：“太晚了，如果早叫我治，这个病不会发展到今天。你赶快回家和家人见面，5天后，你就不行了。”

梅平听了以后，第二天就往家赶，赶到家里，5天后，果然病故。

从此，预知生死成为华佗非常强的一种技能，人们把华佗看做神医，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料病如神，预知生死。

华佗不仅能预知生死，而且作为神医，他治疗神奇，手到病除。有一位姓李的将军，他的妻子得了重病，而且长期治不好，请华佗来给她看。

华佗看了以后，把了把脉，就告诉李将军：“你的妻子在怀孕的时候，胎儿受过伤，这个胎儿至今留在你妻子的腹中。”

李将军不信，他说：“夫人确实是怀孕时候受过伤，但是，胎儿已经产下来了，不是留在腹中啊！”

华佗把完脉以后说：“你妻子的腹中确实有胎儿，而且是个死胎。你妻子当年生的孩子是双胞胎，产下了第一个孩子，因为出血多，而且母亲没有感觉到腹内还有一个胎儿，接生的人也不知道，所以就接生了一个，而把另一个胎儿留在肚子里了。这个胎儿已经死了，死得时间很长，死过的胎儿，贴在你夫人的脊椎骨上，所以你夫人的脊椎骨非常疼，所以现在赶快吃药、针灸，然后让这个胎儿产下来。”

华佗当时就开了汤药叫她吃。吃了药，配合着针灸，停了一会儿，他的妻子就感到腹痛得非常厉害，就像要生孩子一样，然后华佗就告诉她，这个死胎时间过长，让她自己产下来是不行的，需要有人帮助把胎儿取出来，华佗就指挥别人把这个胎儿取出来。果然取出来一个死去的男胎。

有一个下级军官叫李成，他吐血吐得很厉害，咳嗽得昼夜不得安宁，然后就找华佗给他看病。

华佗说：“你虽然吐血，但你的病不在肺部，而是在你的肠子里面，你的肠子得了肠痈，我给你两钱散剂的药，你回去吃，一个月以后，就可以康复。但是你要记住，18年后还会复发，到18年后复发的时候，我再给你配一服药，你把它吃下去就能好，而且永不复发。”

李成听了以后很高兴，吃了药，好了。然后把另一服药当宝贝一样藏起来了。

在东阳有一户人家两岁的小孩拉肚子，吃完奶就拉肚子，久治不愈，怎么治都治不好，最后只好找到华佗了。

华佗看了看情况以后，听了听，就说：“这个小孩不要吃药，把小孩的药停了，这个病根在他母亲身上。两岁的孩子，病根在他母亲身上，吃母亲的乳汁，而他母亲的乳汁有虚寒，有寒气，所以这个孩子吃了带有寒气的乳汁，他才拉肚子，所以不能给孩子治病，要治他妈的病。”

随后，华佗就开了药叫孩子的娘吃，他娘吃了十剂药，然后小孩不拉肚子了。

华佗还利用了我国传统医学中的情志疗法。当时有一个郡守得病了，然后请华佗去看，华佗一看，认为这个郡守是生了一场大气得的病，他说这个病要治，必须让他再生一场大气，病就好了。

于是华佗就先向郡守要钱，要一次不够，要两次，不断地要，要了很多钱，就是不治病，这个郡守气得不得了。

但是华佗把钱要足要够了，溜了，逃了。临走之前还写了一封信，把这个郡守给臭骂了一通，郡守付了很多钱，没有得到治疗，医生卷钱逃了，临走还留了封信，这个郡守气得大骂华佗，然后下令派人去追杀华佗，他自己吐了好几升黑血，这一场大气以后，黑血一吐，病好了。

郡守的儿子知道华佗是用这种办法治病的，就嘱咐他手下的人，不准追杀华佗。结果郡守又生了场大气，病全好了。

华佗除了医术高超、治疗手段多样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神奇之处，就是发明了麻沸散，用于外科手术。当时华佗行医一个非常神奇的方面就是麻醉。他能够做外科的腹部手术。

有一个士大夫得病了，请华佗去看，华佗说：“你的病不在外表，在你的腹腔里边，要做手术。”然后华佗就给他麻醉之后做了手术，把病治好了，而且手术完了以后一切都很正常。

据《后汉书》记载，如果病人需要做腹腔手术，华佗就会用这麻沸散配合着酒，一块儿让病人喝进去，喝过以后，这个人就像醉酒以后失去知觉了，然后华佗把他的腹部剖开，给他的腹腔做手术。比如肠子有病，他把有病的溃烂的肠子剪断，把剩下的肠子缝合一下，然后，再把腹部的伤口缝合起来，涂上一层神膏，过几天，伤口就愈合了。

这在我国历史上是第一次腹腔手术的正史记载。所以，人们把华佗视为中医外科的鼻祖，他是第一个做中医外科手术的人。

这一时期除《神农本草经》外，华佗的弟子吴普和李当之对药物学也有所研究，并分别撰著了《吴普本草》和《李当之药录》，对药物学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旁注】

方术：指古代用自然的变异现象和阴阳五行之说来推测、解释人和国家的吉凶祸福等的总称。在我国的几大主要宗教中，在实践方面最为看重的就是道教，由于它的主要追求目标是长生不死，所以就要有很多方法来实现这一目标，这些方法在我国文化中被称为“方术”。

针灸：针法和灸法的合称。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内容包括针灸理论、腧穴、针灸技术以及相关器具，是基于汉民族文化和科学传统产生的宝贵遗产。

曹操（155年～220年）。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三国中曹魏政权的缔造者。曹操精兵法，善诗歌，散文也清峻整洁，开启并繁荣了建安文学，史称“建安风骨”。同时曹操也擅长书法，尤工章草。

散剂：也称“粉剂”，系药物与适宜的辅料经粉碎、均匀混合而制成的干燥粉末状制剂。供内服或外用。由于散剂表面积较大，具有易分散、便于吸收、奏效较快的特点，一直是中医常用的治疗剂型。

情志：即指喜、怒、忧、思、悲、惊、恐等人的7种情绪，任何事物的变化，都有两重性，既能有利于人，也能有害于人。同样，人的情绪、情感的变化，也有利有弊。“喜怒无常，过之为害。”说明情志有时也为致病内因。

麻沸散：传说华佗的儿子沸儿误食了曼陀罗的果实不幸身亡，华佗万分悲痛，在曼陀罗的基础上加了其他的几味中草药研制出了世界上最早的麻醉药，为了纪念他的儿子将这种药命名为“麻沸散”。可惜麻沸散的配方被一个狱卒的妻子烧掉了。

【阅读链接】

华佗施行的外科腹腔手术的记载早于西方的腹腔手术1000多年，这是炎黄子孙引以为豪的一段历史。所以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看到，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再世，妙手回春”。但是可惜的是，华佗死了以后，他的麻沸散没有传下来。

董奉医德高尚杏林春满

汉末三国时期，吴国有一位医生，名叫董奉。董奉医术的高明和不求名利、乐善好施的高尚医德被人们传为佳话，千秋流传。人们把他同当时谯郡的华佗、南阳的张仲景并称为“建安三神医”。

董奉自少年起就专心学医，并且信奉道教。年轻时，曾任侯官县的小官吏，不久之后就归隐了，在自己村后面的山中，一面练功，一面行医，这样过了多年。

当时有一个年轻人任侯官县的长吏，见董奉当时有40来岁，他不知道董奉有道术。

后来这位长吏罢官走了，50多年后又担任了另外的职务，经过侯官县，见当年的同事都老了，而董奉的容貌似和50年前一样。

他就问董奉：“你是不是得了道呢？我当年看见你是这样，现在我已白发苍苍，可你却比当年还年轻，这是怎么回事？”

董奉含糊地应了一句：“这是偶然的事罢了。”

董奉也出行在南方一带行医，他所到地方除了治病赈济以外，还遍访名山大川，采集野生植物制成丹药给人治病。

有一次，交州刺史杜燮得了暴病死去，已经停尸3天，正好董奉在交州，听说后就前去看望，把3个药丸放在死者嘴里，又给灌了些水，让人把死者的头捧起来摇动着让药丸溶化，不一会儿，杜燮的手脚就像能动，脸上有了活人的颜色，半日就能坐起来，4天后就能说话了。

杜燮后来对家人说：“我刚死的时候就像在梦中，看见来了10多个穿黑衣的人把我抓上车去，进了一个大红门把我塞进了监狱。监狱里都是小单间，一间里只能住一个人。他们把我塞进一个小单间里，用土把门封上，就看不见一点光亮了。”

“我忽然听见门外有人说太乙真人派人来召我，又听见有人挖开门上封的泥土，半天才把我弄出来。这时我看见有一辆支着红伞盖的马车，车上坐着3个人，有一个人拿着符节，招呼我上车。车把我送到家门口我醒了，就复活了。”

杜燮说完后，又向董奉跪拜说道：“承蒙您救死复生的大恩，我该怎样报效呢？”于是他就给董奉在院里盖了一座楼侍奉他。

董奉不吃别的东西，只吃干肉和枣，还能喝一点酒，杜燮就一天3次供奉肉、枣和酒。董奉每次进食都像鸟一样腾空来到座位，吃完了就飞走，别人常常无所察觉。

这样过了一年多，董奉辞别离去。杜燮哭着挽留也留不住，就问董奉要去什么地方，要不要租买一艘大船。

董奉说：“我不要船，只要一具棺木就行了。”

杜燮就准备了一具棺木。第二天中午董奉就死了，杜燮把他装殓后埋葬了。

7天后，有个从容昌来的人捎话给杜燮，说董奉感谢他，望他多多珍重。杜燮知道董奉未死，就到墓地打开棺材，见里面只有一块绸子。绸子的一面画着个人形，另一面用朱砂画了道符。

后来董奉到了豫章庐山下住，有一个人得了热病，快死了，用车拉着来见董奉，叩头哀求董奉救命。

董奉让病人坐在一间屋子里，用五层布单子蒙上他，让他别动。病人说起初觉得一个什么动物舔他身子的每一个地方，使他疼痛难忍。这个东西的舌头好像有一尺多长，喘气像牛一样粗，不知是个什么玩意儿。过了很久那东西走了。

董奉听了之后，就把病人身上的布单揭下来给他洗澡，然后就让他回家。董奉告诉病人不久就会好，注意不要受风。10多天后，病人身上的皮全脱掉了，全身通红十分疼痛，只有洗澡才能止痛。20天后，病人身上长出新皮，病也好了，皮肤十分光滑，像凝结后的油脂。

后来当地忽然大旱，县令丁士彦和官员们议论说：“听说董奉有道术，也许能降雨。”就亲自带了礼物拜见董奉，说了旱情。

董奉说：“下雨还不容易吗？”说着抬头看看自己的屋子后说：“贫道的屋子都露天了，我担心真来了雨我可怎么办？”

县令立刻明白了，就说：“先生只要能行雨，我保证马上给你盖新房子。”

第二天，县令自己带着官员民工100多人，运来了竹子木材，屋架很快立起来了。但和泥没有水，打算到几里外去运水。

董奉说：“不必了，今晚将有大雨。”

他们就没去运水。到了晚上果然下起了大雨，水把高处低处的田地都灌平了，老百姓都高兴坏了。

董奉住在山里不种田，天天给人治病也不取分文。得重病经他治好的，就让患者栽5棵杏树，病轻的治好后栽一棵，这样过了几年就栽了10万多棵杏树，成了一大片杏林。他就让山中的鸟兽都在杏林中嬉戏，树下不生杂草，像是专门把草锄尽了一样。

杏子熟后，他就在杏林里用草盖了一间仓房，并告诉人们，想要买杏的不用告诉他，只要拿一罐粮食倒进仓房，就可以装一罐杏子走。

后来有个人拿了很少的粮食，却装了很多的杏，这时杏林里的一群老虎突然吼叫着追了出来，那人吓得捧着装杏的罐子急忙往回跑，由于惊惶逃命，一路上罐里的杏子掉出去不少。到家一看，剩下的杏正好和送去的粮食一样多。

董奉每年把卖杏得来的粮食全部救济了贫困的人和在外赶路缺少路费的人，一年能散发出去20000斛粮食。

董奉曾长期隐居在江西庐山南麓，热忱为山民诊病疗疾，所以四乡闻讯前来求治的病人云集，而董奉均以栽杏作为医酬。几年之后，庐山一带的杏林多达10万棵之多，而杏子一年之中救助的百姓多达20000余人。

正是由于董奉行医济世的高尚品德，赢得了百姓的普遍敬仰。庐山一带的百姓在董奉羽化后，便在杏林中设坛祭祀这位仁慈的道医。

根据这个传说，后世人们用“杏林”称颂医生，用“杏林春暖”、“杏林春满”、“杏林满园”或“誉满杏林”等成语来赞扬医生的高明医术和高尚医德。

【旁注】

交州：西汉时期至唐代初期的行政区名，西汉时期称“交趾”，东汉时期初改为“交州”。包括今天越南北、中部和中国广西的一部分。东汉交州治番禺，即今广州，辖今两广及越南北部。

太乙真人：道教十二金仙之一，又称“太一真人”。传说太乙真人誓愿度人鬼，旨在罚恶扶善，罚恶只是纠转世人祛兽性、返人性，复道性也。故地狱亡魂、孽障深重者，乞求太乙救苦天尊超度。

豫章：我国古代区划名称。最初为汉高帝初年江西建制后的第一个名称，即豫章郡。后在东汉、三国、两晋以及南朝时期范围缩小，豫章郡、豫章国为大致相当于江西省南昌市。

羽化：古代修道士修炼到极致跳出生死轮回、生老病死，是称羽化成仙。古人认为盘古开天辟地阳清为天，阴浊为地，阴阳二气化育万物。万物中阴阳比较平均的就演化成了人；至阳者化为神，阳气高于人者化为山神或灵兽；至阴者化为虚空，阴气稍重者化身为草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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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还传说：当时庐山县令有个女儿被鬼缠住，医治无效，就投奔董奉求治，并说如果治好了就把女儿许给董奉为妻。

董奉答应了，就施起法术，召来了一条几丈长的白鳄鱼，鳄鱼自己在地上一直爬到县令家门口，董奉就让随从的人把鳄鱼杀死，县令女儿的病就好了。董奉就娶了县令的女儿，但很久没有儿女。

董奉经常外出，妻子一人在家很孤单，就收养了一个女孩。女孩长到10多岁后，有一天董奉腾空升入云中成仙而去了。他的妻子和养女仍然住在家里，靠卖杏维持生活，有敢欺骗她们母女的，老虎仍然追咬。董奉在人间300多年才仙去，容貌仍像30岁的人。可见董奉除了医术高超，而且还有一套高明的养生之道。

皇甫谧著《针灸甲乙经》

215年正是汉末魏晋时期。皇甫谧出身贫寒，曾过继在叔父门下，并随叔父迁居新安，中年时方还本宗。

皇甫谧幼时不知治学，终日游荡，20岁后才发愤读书，耕种之余，手不释卷，边耕边读，至为精勤，竟成一代名家。

皇甫谧中年的时候曾患风病，又饱受耳聋之苦，缠绵百日方得治愈。因此感到当时的医生学术浅薄，遂自己立志研究医药，搜求古典医籍，遥宗古人妙术。

当时，魏晋朝廷曾几次请皇甫谧出仕，他都坚辞不就，研习医药之志向终生未渝。究其原因，由于他认识到身体是根本、医学有大用，如他自己所说的：“夫受先人之体，有八尺之躯，而不知医事，此所谓游魂耳。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此固圣人所以精思极论，尽其理也，由此言之，焉可忽乎？”

两晋时期，炼丹服石之风盛行，皇甫谧也曾一度濡染，他52岁时，因服石引起一场重病，痛苦之极，险些令其自尽。因亲受服石之害，遂作《寒食散论》，力贬服石的陋习，有部分内容保存在《诸病源候论》中。

皇甫谧精思博习，勤于著述，对经史各家都有研究，先后有《帝王世纪》、《高士传》、《逸世传》、《列女传》、《玄晏春秋》等书梓行于世，显露出文中才华。

在医学方面，除《依诸方撰》等之外，主要有《针灸甲乙经》12卷，作为第一部针灸学专著流传后世，在我国医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针灸甲乙经》书名，是明代新安吴勉学校本始用的，而历代史志对本书书名及卷数的记载并不一致。《隋书·经籍志》记载：《黄帝甲乙经》10卷；《旧唐书·经籍志》记载：《黄帝三部针灸经》13卷；《新唐书·艺文志》记载：《黄帝三部针灸经》12卷；《通志·艺文略》记载：《黄帝三部针灸经》13卷；《宋史·艺文志》记载：《黄帝三部针灸经》12卷。

从以上记载看，只有《隋书》所载的10卷本名为“甲乙”。关于“甲乙”的含义，日人丹波元坚根据《隋志》记载，其卷第以甲、乙、丙、丁……名之，他认为“玄晏原书，以十干列，故以‘甲乙’命名”，后世也有人认为《甲乙经》的全称应定为《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这是将古书记载的两种书名合为一起了。《甲乙经》自西晋太康年间行世之后，历代经过多次传抄，所以书名和卷数有所变更。

《针灸甲乙经》是一部汇编性著作，它是根据《素问》、《针经》、《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部书的内容编纂而成的。

皇甫谧认为“三部同归，文多重复，错互非一”，于是“撰集3部，使事类相从，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至为12卷”。目的则在于便于学习，便于应用。

皇甫谧在编纂《甲乙经》时是下了一番选材和整理功夫的，《内经》的主要内容，几乎都被本书选录，所以本书虽为针灸专著，但实际上把中医的基本理论都包括在内了。

《针灸甲乙经》分12卷，128篇。内容可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论述人的生理功能、人体经脉、骨度、肠度及胃肠所受、俞穴主治、诊法、针道、生理病理等；第二类则为临床治疗部分，包括内外妇儿各科，尤以内科为重点。

《针灸甲乙经》在针灸理论上，除了强调“上工治未病”之病，并要求一位高明的针灸医生要学会运用针灸来达到保健预防疾病之目的。皇甫谧所指出的“中工刺未成”仅能做到疾病早期治疗者，也只能算作一位比较好的针灸医生，即中工。这表现了该书对预防疾病和提倡早期治疗的重视。

然后，皇甫谧以“下工刺已衰，下工刺方袭”，将不能做到预见和早期诊断治疗的针灸医生则一概称之为下工、下下工，视之为不合格的针灸医生。这一先进思想促成了我国历代针灸医生的勤奋学习和为发展针灸作出了重要贡献。

同时，《针灸甲乙经》还对针灸用针之形状制作、针灸之禁忌、针灸经络、孔穴部位之考订、针灸的临床适应症、针灸操作方法，以及临床经验的总结等进行了系统的论述。系统整理考订针灸穴位。

该书对针灸穴位之名称、部位、取穴方法等，逐一进行考订，并重新厘定孔穴之位置，同时增补了典籍未能收入的新穴，使全书定位孔穴达到349个，其中双穴300个，单穴49个，比《内经》增加189个穴位，即全身共有针灸穴位649个。

《针灸甲乙经》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适合针灸治疗的疾病和症状等共计800多种。例如该书所分述的热病、头痛、痓、疟、黄疸、寒热病、脾胃病、癫、狂、霍乱、喉痹、耳目口齿病、妇人病等，也基本上达到了条分缕析，内容比较丰富，使学习者易于掌握的治疗学水平。

《针灸甲乙经》还阐明了针灸的方法和临床禁忌，书中强调：“用针之理，必知形气之所在、左右上下、阴阳表里、血气多少、行之逆顺、出入之合。”

提示针灸医生为病人施治时，必须掌握时机，根据病人的不同体质、不同病情，采用不同的针刺艾灸的手法和技术。要求选穴适宜，定穴准确，操作严谨，补泻手法适当等。

《针灸甲乙经》还在选穴治疗方面论述了后世始形成的子午流注针法的理论。《甲乙经》专篇阐述了每日时辰不同与选穴、针刺补泻方法的关系，这一时间医学问题至今在临床上还在应用，并为国际学者所注目和研究。

《针灸甲乙经》中关于针刺操作手法，从理论到具体操作要领，均作了比较具体的叙述。

例如，持针之姿势和方法，针灸施术必须全神贯注，审视病人接受治疗前后的神态反应，掌握针刺之浅深、方向、轻重以及事故之预防。对留针时间、艾灸壮数、某穴禁针、某穴不能深刺等，均作了明确的规定。

所有这一切，既具有对前代经验的总结性，又富有一定的创造性，无论从文献学价值和指导后世针灸发展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旁注】

过继：是传统宗族观念中的一种收养行为，大多数是为了延续男性继承人而为之。当一个家庭需要后嗣时，就从宗族或其他亲属中，收养一位子女以维持祭祀香火或男性继承人。有些地区生下小孩好生病，也会进行形式上的过继，认为这样孩子好养活些。

十干：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被称为“十天干”，传说天干地支在中华文明的早期产生的萨满教和其后随着历史的发展，，并且因为在运用中有许多可以预知占卜的方面，被认为天干具有神奇的地方。

俞穴：也叫“腧穴”。即广泛地指穴的总称，也即穴的别名。五俞穴的一种，均位于手或足部。另外，俞穴也指脏腑之气输注于背腰部的腧穴，与募穴相对而言，它们均分布于躯干部，与脏腑有密切关系。

子午流注针法：子午，即时间变化；流注，即十二经脉气血运行的过程，以及在十二经脉的井、荥、输、经、合等特定腧穴上所呈现的气血盛衰情况，由于年、月、日、时等时间的变化而相应地有所不同，根据这个原理，按时选穴进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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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甲乙经》在统一针灸经络穴位，探讨针灸治疗的适应症和禁忌症等方面，都作出了显著的成就。该书对我国针灸学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后世著名的针灸著作基本上都是在此基础上发挥而成的，所以后世一直把本书视为中医针灸学之祖。

《甲乙经》较早传到国外。8世纪，日本医界即以该书为教科书。而且法国针灸界正组织力量翻译此书。在此之前，已有了《甲乙经》的英译本。其国际影响是很大的。

葛洪撰写多部实用医著

葛洪生于284年。葛洪从小就喜欢学习，但他家境贫穷，他只好自己上山打柴，拿柴去换取纸笔。他的性情平淡，没有什么爱好和赏玩的事，甚至不知道棋盘上有几根线条、赌博中的骰子叫什么名字。

葛洪不善辞令，拒绝来往应酬之类的事。但有时为了寻找书籍或请教疑难问题，他却可以不远数千里、不顾艰险和崎岖地跋涉，一定要达到目的才罢休。

葛洪的从祖葛玄，在三国吴国之时，炼丹学道，有一套本事，曾授给弟子郑隐。葛洪知道后，就去拜郑隐为师，把这些本领学了过来。

后来，葛洪到了广东，他又拜南海太守鲍靓为师，鲍靓精于医药和炼丹的技术，见葛洪虚心好学，年轻有为，就把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还把精于灸术的女儿鲍姑也嫁给了他。

葛洪后来修道于茅山抱朴峰，因此自号抱朴子，隐居于广东罗浮山中，专事炼丹制药及文学著述，直至终年。

葛洪编著医书，先成《玉函方》即《金匮药方》100卷，以篇幅之宏大，为集医疗经验之大成的巨著。葛洪在《抱朴子》中说：“余所撰百卷，名曰玉函方，皆分别病名，以类相续……众急之病，无不毕备，家有此方，可不用药。”

然而，由于《玉函方》卷帙浩繁，不便携带，率急之际，难于速寻，所以葛洪又仿前人做“备急方”的体例，采《玉函方》之要约精华，编成《肘后救卒方》3卷，又名《肘后备急方》。

“肘后”两字，言可挂于臂肘，喻其携带方便，而书名《肘后备急方》，则与后世所说的“急救手册”甚为相似。

正由于为救急而作，所以《肘后救卒方》中选方务求简、验，用药也多择易得、廉价之品，尤宜于穷乡贫户急病所用。如此全以病者为虑，精神委实可嘉。

《肘后备急方》虽然是一部手册性质的医著，但其内容总结了晋代以来医疗发展方面许多先进成就，有的还是十分突出的。例如急性传染病的记述，包括多种流行性传染病、疟疾、痢疾、狂犬病、结核病、丹毒、恙虫病等。

其中关于天花如何传入我国以及流行情况、症状的描述尤为详尽，葛洪说道：

近年来有一种疾病流行，先在头面，后及全身发出疮，很快蔓延。形状很像火疮。疮头上有白浆，流出来后很快又产小脓浆。不及时治疗，重症者多死。

治好了以后，有瘢痕呈紫黑色，要一年才会消退。这是一种恶毒之气引起的，大家都说是在永嘉四年此病从西方向东方流传过来的，很快传遍全国。建武中在南阳俘虏中发现此疮，于是又叫“虏疮”。

葛洪这段话就清楚地描述了天花的形态、症状、预后以及该疮不是我国原有的病种这一历史事实。

葛洪对病原体的观察是很细致的。他描述了一种沙虱病：“沙虱是一种很小的几乎看不见的小虫子，生活在山水间。人们用这种水洗澡，或者在阴雨天从草丛经过，这虫就会附着在人身上，并钻进皮里。用针把这种虫子挑出来，就会发现它好像疥虫，放在指甲上对着光看时才能发现它在活动。”

《肘后备急方》中记载了一些很有意义的防治方法。例如葛洪提出在被狂犬咬伤之后，把狂犬杀掉，取其脑组织敷在伤口上，以预防狂犬病的发作。虽然这种方法在操作和实际效果上也许还有些问题，但这种用同一类疾病的机体组织来防治这种病的思想，可以说是我医免疫思想的萌芽，也是我国此后首先发明人痘接种术的先声。

《肘后备急方》对疟疾的种类和症状有较详细的记载，同时有30多首治疗方剂。“常山”在其中14个方中被提到，它已被后代证实确实是抗疟特效药。还有“青蒿”，也被用于治疟，并指明用该药一把，以水两升浸渍，然后绞取汁，口服。

后世根据这一记载，尤其是注意到使用该药不用煎煮这一事实，从青蒿中提取出了青蒿素，并证明青蒿素是一种高效、速效、低毒的新型抗疟药。这一发明被认为是抗疟史上的又一突破。这说明在《肘后备急方》中蕴藏着许多宝贵的治疗经验。

《肘后备急方》在流传过程中，经陶弘景增补为《朴阙肘后百一方》，后又经金代杨用道增补为《附广肘后备急方》，成为后世广为流传的本子。

除《肘后方》外，葛洪还有《抱朴子》一书行世，其中内篇20卷，包括“金丹”、“仙药”、“黄白”各部分，是关于采药、炼丹、求仙的专论；外篇则讲述儒家的伦理道德以及人间世事等。可见葛洪是集医儒道于一身的人物，就某种意义而言，《抱朴子》的社会影响较《肘后方》更加广泛。

从《抱朴子》来看，葛洪炼丹的目的有二：一是炼出仙丹，服之成仙；再是炼出金银。但是，他在炼丹过程中积累的冶炼经验和科学发现，却在客观上促进了化学特别是制药化学的发展。

如红升丹、白降丹等常用的升、降两类中医外用药的制备方法，就是葛洪在炼丹过程中创造发明的。后世有些中医外科医学家还有自炼外用丹药的传统。

葛洪81岁的时候，他突然寄信告诉好友邓岳：“吾要出远门去寻师，时间一确定就要动身出发。”邓岳仓促间急急忙忙地赶去告别，而葛洪坐到中午时，静静得像睡觉一样就去世了。

邓岳赶到那里竟然没能见上一面。不过他看上去容颜就和生前一样，身体也是柔软的。把他的尸体抬进棺木里去时，却像只有衣服一样轻，当时的人们都认为他是以尸解的方法修成仙了。

【旁注】

从祖：意指祖父的亲兄弟，如果从祖年长于祖父则为伯祖，如果从祖年幼于祖父则为叔祖。上古、中古时期的不少文人以“从祖”来代替“从祖祖父”，因此在史书里面往往具有特定的含义。

免疫：人体的一种生理功能，人体依靠这种功能识别“自己”和“非己”成分，从而破坏和排斥进入人体的抗原物质，或人体本身所产生的损伤细胞和肿瘤细胞等，以维持人体的健康。抵抗或防止微生物或寄生物的感染或其他所不希望的生物侵入的状态。

《抱朴子》全书总结了战国以来神仙家的理论，确立了道教神仙理论体系。《抱朴子》不仅在道教经典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同时也是研究晋代以前道教史及思想史的宝贵材料。

【阅读链接】

葛洪描述的沙虱病是远东特有的地方性传染病。1930年日本学者证实它是由东方立克次体引起的恙虫病。恙虫幼虫即沙虱，是该病的传染媒介。葛洪能在4世纪就对恙虫病症状及病原媒介物作出这样科学而细致的记述，是令人赞叹的。

19世纪，法国生物学家巴斯德，在狂犬脑中发现了大量狂犬病毒，经分离、培养、制成了狂犬疫苗；20世纪，美国学者立克次，发现了恙虫病的病原体“立克次体”，继而制出疫苗用来预防恙虫病。这都是晚于葛洪1600年的事情了，如此长的时间差距，足见我国古代医学家之高明。

马王堆汉墓收藏丰富医典

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是我国最著名的汉代陵墓，里面收藏着珍贵的医学著作，计有《五十二病方》、《养生方》、《杂疗方》、《导引图》、《胎产方》、《却谷食气》、《阴阳脉死候》、《脉法》、《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乙两种本子等。

这些医书既有医疗经验的方书，也有从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的论述，这些发掘对研究我国医学史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特别对估价评述我国先秦时期医学提供了颇有意义的第一手资料。

《足臂十一脉灸经》原无书名；整理研究者以其论十一脉分用足泰阳脉等6条经脉和臂泰阴脉等5条脉，又各脉内容只有灸并无针，故命名为《足臂十一脉灸经》。

从“十一条经脉”的内容和行文分析，与《内经·灵枢》的经脉篇大致相似，经比较研究该书除比《灵枢》12条经脉少一条外，其内容也简略，病候也少，显然比《灵枢经》要原始一些，更早一些。

《脉法》、《阴阳脉死候》都是诊断学专著，与《内经》一书的脉学内容相比也较原始。例如：在论述三阳脉之死候时和三阴脉之死候时，其内容与《灵枢》相近，但没有五行学说影响的色彩，这是该书早于《内经》的一个很有力的证据。

《导引图》是一幅细笔彩绘帛画，画面4层，各层11人形，共有各种形态的导引人物图像44幅，只有约30幅可以辨认。术式之旁多注有文字，说明可以治某病症等，不少动作是模仿禽兽的飞翔、寻食、奔走的形态特点，生动活泼，栩栩如生。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中就记载有六禽戏之类，而后汉华佗改进为虎、鹿、熊、猿、鸟五禽戏的动物术式，该导引图的绘制时间不会晚于秦代。《导引图》不但说明我国的医疗体育源远流长，而且对后世之人锻炼身体、祛病延年仍有着重要的意义。

《五十二病方》是马王堆汉墓中14种医书中内容最丰富的一种。本来也没有书名，是因其目录列有52种疾病病名和在这些病名之后有“凡五十二”字样而由整理者命名的。该书之目录虽只52种疾病，但其内容实际上有病名达103种，所用治疗方法和方剂总数达283个，统计其所用药物共有247种，并有丰富的药物炮制内容。

《五十二病方》所论疾病涉及有外、内、妇、小儿、五官等各科，其中尤以外科疾病最为突出，大约占全书内容的70％以上，很可能是一部外科专著。因此《五十二病方》可能就是《汉书·艺文志》所收载的《金疮瘈疚方》。

因为在《五十二病方》中首先叙述的是“诸伤”，在诸伤条下把金疮，包括刀刃伤、出血等放在最突出的地位，其次便是“伤痉”，伤痉即由金疮等外伤引起破伤风而出现疫疚抽风等症状。金伤、刃伤、出血以及伤痉的描述。

《五十二病方》所记述的外科疾病是外伤性疾病，伤痉则叙述了外伤性破伤风，婴儿索痉即断脐带不洁而感染破伤风捍菌所引起婴儿破伤风，其他还有狂犬啮人的狂犬病，螟虫引起的麻风病，以及十分精巧的疝气、痔漏等外科治疗手术等。

《五十二病方》外科诸伤条下共记叙了16条不同伤、症的治疗方法。如：“令金伤毋痛方，取鼢鼠，乾而冶，取彘鱼，燔而冶，辛夷、甘草各与鼢鼠等，皆合挠，取三指撮一，入温酒一杯中而饮之。不可，则益药，至不痛而止，令。”

这一方剂的基本内容在六朝时医学文献中还有记载，可以肯定其止痛效果是较好的，因为酒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止痛剂。

《五十二病方》描述伤痉时首先强调：“痉者，伤。风入伤，身伸而不能屈。”寥寥数语，已将外伤性破伤风之病因、症状交代得十分明白，也就是说伤痉这种病，痉的原因是因伤后，风邪进入伤口，发作时身体抽风，角弓反张，不能屈身。观察之细，论述之确切，实在令人钦佩。

《五十二病方》论冥时指出：

冥者，虫，犹如螟虫啮穿植物样，其所发无定处，或在鼻，或在口旁，或在齿龈，或在手指。能使人鼻缺，指断。

很有意义的是，秦汉时期以前我国医学家对麻风病发病特点和症状的认识已经如此深刻。用螟虫穿食植物内心之现象，概括人患麻风病后所出现的类似状况，并命名这种病为冥病，既形象使人易于理解，语言生动令人难忘。

腹股沟斜疝是一种由于先天性或后天引起的腹膜鞘状突不能闭塞，在腹压增大时，腹腔内容物就会逐渐通过内环而移入阴囊。这种病在儿童中比较常见，古代由于体力劳动强度大，此病可能更为多见。《五十二病方》对这种病的医疗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尤为令人惊奇的是，当时已创造性地应用了外科手术治疗。《五十二病方》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腹股沟斜疝，先将疝内容物向上还纳腹腔，并引其皮下向上，然后用砭石穿其旁……

虽然关键字句有缺，但仍然可以清楚看出，是用砭石穿刺相当于内环部位的皮肉，并用酒类、膏药涂抹刺伤部，更用火炙法烧灼局部。如此处理，无疑会在内环部位形成较大的瘢痕。这样的瘢痕足以闭塞其先天性或后天性孔道，腹股沟斜疝可由此而治愈。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成就。

从《五十二病方》等书所达到的医疗水平来看，我国医学特别是医疗技术、方法之积累，在《内经》之前，已经达到非常丰富的境地。马王堆汉墓医书之发现，使后人打开了眼界，开阔了视野，相信了过去不敢相信的事实。

【旁注】

导引：修炼者以自力引动肢体所做的俯仰屈伸运动，以锻炼形体的一种养生术，属气功中之动功。道教根据古人所谓“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道理，认为人体也应适当运动，通过运动，可以帮助消化，通利关节，促进血液循环，达到祛病延年的目的。

马王堆汉墓：位于湖南长沙。根据墓中发现“长沙丞相”、“轪侯之印”和“利仓”3枚印章，参考文献记载确定该墓墓主即为第一代轪侯利仓和他的妻、子之墓。可见，马王堆并非“马王”之堆，而是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轪侯利仓及其家属的墓地。

辛夷：中药材。传说古代有一举人，得病若鼻窦炎，四处求医无效，一天在大树下方自缢而遭遇一砍柴人，说是南方夷人有笔状花蕾有神效，举人去了就痊愈了，带此种归而馈赠乡里，人问名，因辛亥年取自夷人，因名之。

砭石：即中医以石治病，是通用名称。早在旧石器时代，祖先每当身体不适时，就抓起火堆旁被烤热的石头进行热敷和刮拭，他们慢慢发现，一些特殊的石头对于病痛颇有疗效，于是逐渐总结为中医的精华之一砭术。砭术与针、灸、药、按跷和导引合称中医的六大医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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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经》即《黄帝内经》，过去一直被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著作。但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一批医书后，这个结论就慢慢站不住脚了，因为据学者研究，《五十二病方》、《足臂十一脉灸经》等，显然都比《内经》为早。

现在，我们只能说《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理论比较完整的医学著作。但是，马王堆医书的出土，不是降低了《内经》的学术价值，而是使其科学性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内经》不但在中医学20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理论至今仍有效地指导着中医临床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