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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三、战略部署
- 毛泽东指着挂在墙壁上的一张巨大中国地图，说道：“那就叫它攀枝花吧”。
- 1965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西南三线建设体制的决定》。
- 1965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决定，成立中央攀枝花特区委员会、攀枝花特区建设总指挥部和人民委员会，由冶金部统一领导建设的指挥工作。
毛泽东决定开发攀枝花
1964年5月的一天，毛泽东邀请周恩来一同商议三线钢铁联合企业的建设问题。
在丰泽园的墙壁上挂着一张巨大的中国地图，毛泽东问周恩来：“你说的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
周恩来回答到：“那里荒无人烟，只有漫山遍野的攀枝花……”
毛泽东听后，随口说道：“那就叫它攀枝花吧”。
攀枝花位于四川、云南两省的交界处，金沙江横穿而过，这里蕴藏着丰富的铁矿资源。
自从毛泽东提出建设攀枝花基地后，国家计委就立即组织了80多人的工作组，由程子华、王光伟两位副主任带队，前到成都与西南局和四川省委商讨建厂的事情。
西南局和四川省委的部分同志有不同的意见，认为在攀枝花建厂交通很不方便，人烟也稀少，农业生产的基础很差，生产生活都非常困难。他们建议作为大型钢厂，应该建在交通方便，有大城市作为依托的的地方，建议另选厂址，同时提出了18个可供选择的理想地方。
程子华带领着考察组，用了一个多月时间跋山涉水，对可供选择的厂址一一进行考察落实，也争取选择到最佳的理想地区。虽然许多是交通比较方便的开阔之地或靠近城市，但大部分地点都没有铁矿和煤矿资源，有的还要征用大量土地，而后目标也非常暴露，所以很多被否定了。大家认为只有3个地方可供实际选择，那乐山的九里、西昌的牛郎坝和攀枝花的弄弄坪。
工作组对这3个地方进行了评议，程子华同志和中央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及专家，都比较倾向于选择攀枝花的弄弄坪。
攀枝花虽然存在交通不方便的缺点，但却蕴藏着丰富的铁矿、煤炭、水利和木材资源，距离成昆铁路比较近，可以打通攀枝花与成昆铁路的连线，而且攀枝花与贵州的六枝、盘县、水城等大型煤炭基地比较近，有源源不断的煤炭资源供给。况且，攀枝花建厂具有较高的隐蔽性，很具有战略性。虽然攀枝花处于崇山竣岭之中，但它不占农田耕地，通过开发，是充分利用的。
通过各种因素反复比较、衡量，大部分都认为攀枝花的弄弄坪是理想的建厂地方。
西昌的牛郎坝作为厂址虽然地势比较开阔，而且与攀枝花较近，但历史上曾经发生10级地震，不利于钢铁厂的安全，而且还存在着与农业争地争水的问题；
乐山的九里地势比较平坦，可以自由地向周围发展，而且靠近工业城市，交通和生活等方面都比较方便，但距离铁矿和煤矿很远，原材料的运输又是一个大问题，而且也存在占用耕地等问题；
西南局和四川省委部分同志，出于高度负责的主人翁精神，对建厂选址十分关注，提出了许多不同意见，把方方面面的利弊都考虑到了，所以，使得厂址迟迟不能定夺。
其实，在攀枝花建立钢铁基地，早在1958年就有过决定。解放后，党和政府就积极组织过力量对这块宝地进行过大量勘探和科学研究，证实了这里具有极大的开发价值，是建立新型工业基地的理想场所。据此，有关部门就积极规划开发这里的资源。
1958年3月，党中央在成都召开会议，主要讨论国民经济计划，冶金部就提出关于进一步发展我国钢铁工业和有色金属工业的设想，其中新上项目就包括开发利用攀枝花资源，建设新的钢铁工业基地。
毛泽东批准了建设攀枝花的设想，并对开发建设攀枝花钢铁基地表示高度关心，曾经多次过问。建设攀枝花钢铁基地的设想受到会议的肯定，被正式列入国家计划。这就是中央关于开发建设攀枝花的第一次决策。
成都会议后，冶金部等有关部门和四川省都积极行动起来，逐步实现中央的决策。根据当时的情况，计划把钢铁厂建在西昌，成立了西昌工业区，建立了西昌钢铁公司。从1958年起，在西昌建设委员会的领导下，集结了好几万人的建设大军也开进了西昌地区。中共四川省委派杨超全面负责西昌工业区的筹建工作。后来，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国家出现严重经济困难，在实行调整，压缩建议项目时，“西钢”于1962年被压缩了，攀枝花建设被搁置了。
对于这次下马的某些做法，毛泽东得知后很不满意，指出“这样做是毫无道理的”，批评延误了时间。
1965年6月，毛泽东在听取有关负责同志汇报计划和三线建设时，他说：“三线建设，是我讲迟了，早讲几年就好了。现在后悔无及。”
关于攀枝花建设被压缩问题，李富春、薄一波1964年去攀枝花实地调查研究后，给中央作了《关于攀枝花地区工业基地建设上马下马经验教训的报告》。报告认为，在当时条件下，大多数是下得对的，但不该下得那样彻底。原因据说是减员压力大，没有投资，粮食不够等等，但经深入了解和算账，这几项理由都站不住脚。
真正关键的问题在哪里？报告深刻指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一是对于建设西南后方战略基地认识不足，没有远见。当时不论“上马”或者“下马”都没有从战略部署这个高度加以认识和考虑。如果有一个部门有这种认识，坚持要搞，就有可能坚持下来，起码不至于把科学试验等前期准备工作也给全部停了。但当时没有这样做，说明认识不足，思想不统一，确实是造成彻底下马的主要原因。
另一个问题是分散主义，各自为政，缺乏统一领导、科学管理、合理安排。
总之，这个报告以充分的事实和理由说明，攀枝花建设第一次上马又下马，不是决策本身有问题，而是客观上遇到经济困难，主观上没有很好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和组织领导问题，致使这个关系中央战略部署的重要建设延误了将近3年宝贵的时间。
在中央领导同志特别是毛泽东看来，攀枝花是一定要开发建设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与变化，经过3年的经济调整，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发利用攀枝花资源、建设攀枝花钢铁基地，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中央对此决心更大，要求更迫切。
1964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央第二次作出了开发建设攀枝花的决策。
西南局和四川省委把有关意见反应到中央，李富春与薄一波曾经组织过多次讨论，大家认为西南局和四川省委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李富春和薄一波以及程子华等中央领导基本上主张在攀枝花建厂，但又不得不考虑到对当地比较熟悉的西南局和四川省委的意见，大家一时拿不定主意，只好向周恩来汇报情况。
周恩来也觉得这是一个事关大局和战略的问题，不能定论，再三考虑之后说：既然西南局和四川省的意见也有一定的道理，程子华同志也难以定下来，就让毛主席来定吧。
1965年2月的一天，周恩来带着李富春、薄一波去向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听说厂址还没有确定，对工作的进展感到不满，整个气氛都显得比较紧张。
毛泽东打断李富春的汇报，插话说：
乐山地址虽然宽，但没有铁矿和煤矿，怎样搞钢铁呢？没有原料，光搞加工工业，就叫做只搞无米之炊。主张乐山方案的，是怕土石方的工程量多，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为何不可？我们抗美援朝打赢了不就是靠打洞子吗？攀枝花有铁又有煤，这是老天爷的造化，为什么不在那里建厂？钉子就钉在攀枝花！”
周恩来发出重要指示
1964年7月4日晚上，周恩来在西花厅召开“三线”建设启动会议。国家计委副主任程子华、冶金部专门分工负责攀枝花钢铁基地规划、设计和建设工作的副部长徐驰，还有地质、铁道、交通、机械、电力等部门的负责人参加。
中央工作会议后，国家计委、冶金部、地质部、铁道部等相关部门立即行动起来，研究如何开发利用攀枝花、西昌地区丰富的矿藏，特别是开发钒钛磁铁等矿藏资源，力争建设一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力争修通成昆铁路。
为了顺利开发和建设攀枝花钢铁基地，中央在攀枝花成立了“攀枝花特区”，采取特殊的政策、特殊的管理体制和特殊的方法等。它在政策、体制和方法上的特殊性，就是采取了由党中央、国务院直接领导指挥的高度集中的体制和方法，并从政策上给予人力、物力、财力的充分保证。中央直接授权国务院直接领导攀枝花建设工作。
攀枝花在执行特殊的政策、特殊的体制和特殊的方法中，周恩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攀钢从列项目、选厂址、定规模到施工指挥，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周恩来都亲自过问，亲自指挥和部署。
周恩来首先传达了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于“三线”建设所作的重要指示。周恩来一再强调要把毛泽东指示的“攀枝花建设要快，但不是毛草”作为工作的指导方针。
周恩来显得非常严肃，炯炯有神的深邃目光，地环视每一个人，好像临战前下达战斗任务，点将出征一般。
他说：
要尽快组织一个攀枝花建设专家考察组，到攀西地区去实地调查资源、交通、水源情况，研究配套建设资金、煤炭、电力和各矿山、工厂的条件，提出建设方案和厂址选择建议。这个以冶金部为主，各部协作配合派出的考察组，要由各专业的专家和领导组成，程子华同志任组长。要及早到现场去工作，一个半月之内完成调查研究，提出建议，不迟于8月底回京汇报。
从此，建设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宏大工程从此拉开序幕。
程子华同志很快率领中央10多个部委和云、贵、川三省的干部，专家100多人组成的队伍起程，风尘仆仆前往攀西地区考察。考察队伍沿着成都到昆明的公路一直向南行进，先到安定河两岸，后到川、滇交界的金沙江边。
考察队伍虽然都是一些高干和专家，但大家白天头顶炎炎烈日，跋山涉水，勘探煤、铁、石灰石等矿藏，寻找水力、林业资源，探寻交通运输等。特别是选择几个可以建设相当规模的钢铁联合企业的厂址，大家是东奔西跑，量来算去，总共选择了几十个地点；晚上，考察队伍在山坡峡谷搭起账蓬，支起煤油灯，集中起来整理资料，组织研讨。
大家在野外辛勤奔波了一个多月，才满载而归地回到西昌邛海招待所，又集中讨论了10多天，初步确定了攀枝花钢铁联合企业的规模和厂址。
程子华一行于9月初刚回到北京，周恩来和李富春就急切地要听取考察组的汇报和四川省领导的意见。
在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和李富春与考察组人员一一握手，向考察人员的辛勤工作表示慰问。
地质部的专家首先向大家报告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喜讯。他说攀西地区的钒、钛、磁铁矿的远景储量达到96.6亿吨，已探明可供开采的工业储量达到40多亿吨。
周恩来和全体与会人员都活跃起来，感到非常的欣慰。
地质专家接着介绍了六盘水地区的煤矿资源情况，对有条件开采的几个矿区作了深入分析。
大家对攀枝花钢铁联合企业的建立都充满了信心。
程子华接着作了攀枝花钢铁基地、六盘水煤矿和成昆铁路的考察情况，建议三大建设应该配套进行，同时列入国家计划，同时开工上马。
当程子华说到关于攀枝花钢铁联合企业厂址确定的问题，他说意见没有统一，选择了10多个地点，经过大家讨论研究，初步确定在弄弄坪、西昌、乐山3个地方。
大家又各抒己见来，争论得非常激烈。冶金部的徐驰同志考察得很周到，他建议把厂址确定在弄弄坪。
于是，周恩来点名要徐驰详细说明情况。
徐驰同志就攀枝花钢铁厂的建设规模与厂址选择作了说明，同时建议攀钢应与六盘水煤矿、成昆铁路同时规划建设，配套生产和通车，还要求攀枝花铁矿冶炼工艺流程要继续进行工业性试验，原安排的试验厂应急速动工，力需资金2000万元应尽快拨给。
周恩来听完了考察组的汇报，十分激动地说：
我感谢考察组的同志们这次到现场去辛勤工作，对攀枝花的建设，你们提出了一些重要问题和建议。我的意见如下：
1、我同意攀钢、六盘水煤矿和成昆铁路是配套项目，应同时上马，同时列入国家计划。
2、关于攀钢的厂址，我是同意放在弄弄坪的。我向来不赞成选择厂址的传统观点。苏联专家选定的武钢、包钢厂址都过于宽广，厂内各车间的距离过大，厂内铁路太多、太长。难道不能放弃那些传统观点，选用一个面积较小的厂址，把厂内布置得更加紧凑、更加经济合理吗？希望钢铁厂总图布置，专家们好好地研究这个问题。
3、同意急速建设试验厂。为了早日完成冶炼攀枝花钒、钛、磁铁矿工业试验，花这笔2000万元的投资是值得的，请计委审查核拨。
4、攀钢的设计规模第一期为150万吨的可以的，产品方案是最终规模应该多大，都请冶金部研究确定。
5、自立更生制造全部设备。请冶金部提出设备清单和工艺要求，一机部负责组织设计和制造，并参加安装、调整、试车，提供备件。要求两部专家们合作共事，共同完成这一艰巨任务。
最后，我还要提出一个马上要办的事，就是我们同意子华同志的建议，先请四川省建委尽快派一支建筑队伍带账篷进去，在弄弄坪厂址附近盖一批房子供给现场设计人员、“三通一住”施工队伍和攀枝花基地建设指挥部的先遣人员居住和办公。
会后，各部、委和四川省都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紧锣密鼓地准备起来，着手执行周恩来分派的任务。
很快，第一批进行攀枝花基地建设的施工大军向攀西地区的崇山峻岭开去。
攀西地区位于四川省的西南，在安定河、金沙江、雅砻江的交汇处，行政上包括攀枝花与凉山彝族自治州，共有20个县、市。南起于攀枝花，北到冕宁，纵贯340公里，面积6.4万平方公里，是一个多民族的聚居地。
攀西地区山势耸立、河谷宽阔、古木葱笼、雨量充沛，具有发展农、林、牧、副许多优越条件。
攀西地区物产丰富。安定河谷粮食出产丰富，被称为四川西南的“粮仓”；林木蓄积量达到两亿多立方米，是四川的主要林区。其他盛产香蕉、荔枝、菠萝、芒果等水果，是四川唯一发展亚热带林木和水果的宝地。
攀西地区地下埋藏着许多矿藏，已探明的大型钒、钛、磁铁矿、铜、铅、锌、锡、煤等达到50多种。其中铁矿储量约占60多亿吨，是中国的第二大铁矿基地。还含有丰富的稀有金属、贵金属、非金属矿产。探明的煤矿储量达到10亿吨，煤炭品种齐全，质量优良。这些丰富的地下宝藏，具有很高的开采价值。
攀西地区水利资源丰富，附近的金沙江、雅砻江、安定河水力蕴藏量达到4003万千瓦，约占我国的6％，具有发电的强大能量。
攀西地区确是具备建立大型钢铁基地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但千百年来，这里却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毛泽东和中央看中了这块地方，把它作为战略大后方“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
在确定了开发攀枝花铁矿后，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那就是由于“大三线”建设同时展开，按当时的人力物力，不可能同时兼顾，倒底最先最后进行，又引起了争议。
李富春与罗瑞卿都作了请示。分别如下：
请主席、刘、周、邓、彭、一波、瑞卿、秋里同志阅：
从鄂西铁矿的情况看，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攀枝花铁矿和鄂西铁矿都要开发，但究竟以何者为先、为快，很值得研究。现已要冶金部积极地进一步了解情况，并作开发前的准备工作，再作全面比较。
富春
1964年12月31日
如果两者能同时并举固好，但如有困难，必须先搞攀枝花。同时并举如需要分次序，也应把攀枝花放在首位。这是战略问题，不能再变了，也不要再受别的影响推迟了。当否，请考虑。
罗瑞卿
1965年1月2日
1965年1月2日，周恩来在李富春、罗瑞卿的指示上作了重要批示，认为开发攀枝花的战略方针早就是确定好了。已经推迟了战役部署，“西南三线”第一个战役已经开始，不能再有动摇。同时指示开发鄂西矿应与豫西和湘西以及新开发的冶金业放在一起，组成一个重大战略的几个方面，进行考察和部署，不能拿它与攀枝花作比较。
毛泽东在批示上批示：
同意总理意见。
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薄一波、罗瑞卿、余秋里也在自己姓上画了圈，表示同意周恩来的意见。
一切方案确定后，在中央的一声令下，沉寂了亿万年的金沙江大峡谷，从此沸腾起来，只听见炮声隆隆，号声阵阵，一场特殊的战役打响了。
薄一波对迁建提出建议
在“三线”地区开始着手新建项目的同时，在东部沿海地区也开始了重要工厂紧张而有序地迁往“三线”的工作，迁建、新建是同时进行的。
1964年9月18日，薄一波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今、明两年工交企业搬家问题的报告》，提出了1964年、1965年迁建109个工厂的初步设想和迁建工作的10点意见。其主要精神如下：
首先必须迁建与国防有关的重要企业，或者车间、设备等，包括用于生产或试制常规武器和国防尖端产品所需的原料、材料、配套产品的企业，以及生产民用关键产品的企业；要打有准备的仗；在选择厂址时，要贯彻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必须采取分期分批、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法。
薄一波还提出了迁建的工厂，要结合进行生产组织上的改革，多搞一些小而专业化的厂，不要搞全能厂，坚决反对“大而全”、“小而全”等，这些正确的意见，到后来都没有很好的执行。
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局面报告，提出了迅速行动、搬而不乱的方针，还提出了搬迁的工作部署。
国务院所属的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国防工办和一机、八机、铁道、冶金、煤炭、石油、化工、水电、建工、建材等部门，都分别由各部、委、办负责干部带领工作组及时到四川，进行实地踏勘，组织搬迁和新建项目的选址、重建、生产等工作。
1965年4月12日，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
“指示”指出，美帝国主义在越南扩大战争严重威胁了我国的安全，我们绝不能置之不理，我们准备随时同越南人民一道共同战斗，我们要准备对付美帝把战火引到我们的国土上来。
“指示”要求在全党县委以上干部中，加强备战思想，密切注意越南战局的发展。
“指示”发出，全国的备战工作空前紧张，全国的备战气氛空前激烈。
广东省委提出积极备战
1965年10月18日，广东省委向党中央和中南局报送《关于国防工业和三线备战工作的请示报告》，提出了积极备战的具体措施。
这个报告提出了在短期内，规划广东省后方一带建设小型枪厂、子弹厂、手榴弹厂、炸药厂。在海南建设地雷厂、合成氨厂，平时生产化肥，战时生产硝铵炸药。各专区都建立军械修配和子弹厂；将广州及沿海城市的部分民用工厂和高等院校迁至广东省的小三线。加强国防公路、通讯网、电力及物资储备仓库等的建设。加速后方农业和山区经济的发展，并适当增建学校和医院。
毛泽东对广东省的报告非常重视，于22日进行了重要批示：
必须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强三线建设，逐步改善工业布局。要立足于早打、大打、打原子战争。抢时间，争速度，时间问题也是一个战略问题。
广东省是动起来了，请总理约瑞卿谈一下，或者周、罗、和邓、彭一起谈一下，是否可以将此报告转发第一线和第二线各省，叫他们也讨论一下自己的第三线问题，并向中央提出一个合乎他们具体情况的报告。无非是增加一批建设费，全国大约15亿元左右，可两三年支付，可以解决一个长远的战略性的大问题。现在不为，后悔无及。
同时还批示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和罗瑞卿同志传阅。
周恩来当即将毛泽东的批示和广东省委的报告批转各有关省自治区，并于25日同罗瑞卿及中央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研究了一、二线省区的三线建设部署问题，并于10月29日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一、二线的后方建设和备战工作的指示》。并报中央书记处审批。
周恩来在《指示》中写道：
主席、中央：
10月25日，我们邀请有关同志讨论了广东省委“关于国防工业和三线备战工作的请示报告”和主席对这一报告的指示。大家认为，抓紧一、二两线各省、市、自治区的后方建设，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同意把这个报告和主席的指示转交给一线、二线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请他们根据具体情况，尽快地于12月提出明年和今后3年加强后方建设和备战工作的具体规划，以便统筹安排，逐步实现。
周恩来在《指示》上作了如下批示：
小平、彭真同志审阅后转送主席、少奇同志核批
周恩来
10月29日
中共中央立即颁发了文件：
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局，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内蒙古、山西、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云南各省、区党委，北京、上海两市委，三大部委、经委、国防工委：
中央将广东省委10月18日报告和主席10月22日批语转给你们。中央同意周恩来、罗瑞卿两同志10月29日关于一、二两线各省区建设自己后方和备战工作的报告，望即抓紧进行。
中共中央
1964年10月29日
一、二线各省、市、自治区接到毛泽东的批示及广东省委的报告后，都立即行动起来，纷纷仿效广东的做法，根据本省的需要和实际情况，在自己的后方部署了一批新建和迁建项目。
包括军工、民用、支援农业的工厂及交通、电力、通讯、文教、卫生等事业的建设。其行动之快，超出了人们的预料之外，简直就像在执行一场特殊的战斗。
建设“三线”的部署，从一开始就只在少数“可靠”的人中间传达。至于被选中的第一批工程踏勘人员，就更是完全按照中央规定的“三线”13条保密准则严格审查、筛选出来的。
各省在备战工作上，几乎是全民总动员，大小三线全面展开，齐头并进。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备战工作。
1969年8月27日，为进一步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
决定组成全国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周恩来任组长。其办事机构设在解放军总参谋部，负责对全国人民防空工作进行督促检查。
为了抓好空防工作的落实，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各省、市、自治区及大中城市也相应地成立了人防领导小组，加强了对本地区人民防空工作的领导。
1971年4月17日至27日，总参谋部在大连召开“三防”即防原子、防化学、防生物武器现场经验交流会。
研究贯彻经群防为主、土洋结合的方针措施。会议提出，搞好“三防”工作，必须加强战备思想教育，充分认识“三防”工作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实行“平战结合、军民结合、劳武结合”；军队要积极协助地方开展群众性“三防”工作，推动群众“三防”工作进一步开展。
确定西南三线建设体制
根据中央的决定，各有关部门迅速展开西南、西北、中南三线建设的具体部署。部署从三个方面进行：
一是在“三线”建设新的工厂，扩建部分工厂，由国家计委负责组织；
二是把全国一线仅有一家的重要工厂和配合后方建设所必须的工厂搬迁到“三线”，由国家建委负责组织；
三是组织好全国的工业生产，为“三线”建设提供设备和材料，由国家经委负责。
中央决定由李富春主持“三线”建设的日常工作，薄一波和罗瑞卿协作工作。
李富春长期领导经济工作。建国后，他历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重工业部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他和陈云主持编制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具有丰富的经济工作的经验。
薄一波也是长期领导经济工作。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兼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财政部部长，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1956年5月后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
罗瑞卿历任公安部部长、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公安军司令员兼政委。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1959年4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同年9月起，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1961年兼任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1965年1月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为了加强“三线”建设的组织领导，中央决定成立“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为了筹备建设委员会，中央于1964年9月宣布成立“西南三线建设筹备小组”。由中央西南局书记李井泉任组长。
1965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西南三线建设体制的决定》。
“决定”要求，在“三线”一个地区建设的重大综合项目，如以钢铁为中心的攀枝花工业基地的建设、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的配套建设，以及铁路建设工程等，都应采用大庆经验，即集中领导、各方协作的办法，以中央主管部为主，负责统一指挥，统一管理，有关各省、市、区和各部门协助进行。
“决定”宣布成立由冶金工业部统一领导的攀枝花特区党委和工地指挥部，并任命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徐驰为特区党委书记兼总指挥。
“决定”还宣布成立以重庆地区为中心的常规兵器配套建设指挥部，由第五机械工业部统一领导，四川省委和重庆市委参加。并任命第五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朱光为总指挥。
规定其他迁建项目，由各部负责。
“决定”重申了西南铁路建设总指挥部由铁道部负责，川汉铁路的勘察、设计、选线等工作，由铁道部直接指挥。
“决定”规定“西南三线”的中央直属建设项目，所有建设的施工力量、技术力量、设备和材料，由各有关部统一安排，负责解决，并由国家经委督促检查执行情况。所需的地方建筑材料、地方协作产品、粮食和副食品供应、临时工、以及其他问题，如协调地方与建设人员的关系等，由有关省、市、区负责安排。
“决定”宣布成立“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并撤销原攀枝花基本建设筹建小组，由李井泉同志任委员会主任，程子华、阎秀峰同志为副主任。规定其他人选，由西南局提出，报中央批准。规定“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的工作机构由西南局计委、经委、建委负责或另立办公室，由西南局决定。
“决定”规定“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的工作任务是：
领导和督促检查中央各部负责的基建项目按国家要求的规模、质量、进度进行建设。发现问题时，能帮助解决即就地解决，不能解决时，由国家经委解决。
领导和督促检查各有关省、市在人力、地方建筑材料、地方协作产品、粮食和副食品供应等方面对各建设项目的支援，保证建设项目的顺利进行。
领导和督促检查由各省、市负责的地方建设项目的进行。
3月29日，中央宣布了“西南三线委员会”组成：李井泉任主任，程子华、阎秀峰、钱敏任副主任。国务院各部部长或副部长等18人和西南三省分管工业的书记杨超、郭超、陈璞如等都担任委员，共计24名委员。委员会下设秘书处、副秘书长各一人和7个局室机构。
考虑到整个建设工作庞大、分散、复杂等因素，还成立了区域性、系统性的指挥部。如渡口工业指挥部、西南铁路建设指挥部、常规武器配套建设指挥部、煤炭、电力、建工指挥部等。这些部门的任务都非常重，在成都或工地还成立了西南物资、西南电力、西南机械和金沙江林业等指挥部。
委员会内的办事机构实行业务对口管理和交叉管理，各指挥部又相互联系，不断配合，谐调发展，整体推进。
1965年下半年，中央又决定除已建立的“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应领导增派彭德怀为第三副主任外，还成立成立了“西北三线建设委员会”，委员会组成情况是：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刘澜涛任主任，王林、安志文、李广仁、宋平为副主任。
“中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的组成：中央中南局书记王任重为主任，王树成、华国锋、戴苏理、何幼琦为副主任。
“西北”和“中南三线建设委员会”都仿效“西南三线”建设的方法和措施，把“三线”建设工作搞更加深入扎实。
从此，我国以西南、西北、中南为中心的“大三线”建设全面展开。
整个“三线”建设，采取特殊的管理体制，实行中央、地方，即西南、西北、中南，“三线”建设总指挥部和建设项目现场指挥部三级分权管理的体制。
中央一级主要负责制定“三线”建设的方针和政策，规划建设的布局，决定具体项目和投资计划，审查批准地方“三线”建设总指挥部的实施方案。
地方“三线”建设总指挥部是中央设在主要地区负责直接领导和指挥“三线”建设的权力机构，由中央有关部委和各片区分局以及相关省委领导干部组成，具体负责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三线”建设的方针、政策和建设计划，审定各个建设项目的设计方案、厂址选择和施工计划，并对实施情况和工作进展进行督促、检查。
建设项目现场指挥部由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所在地区的地方党委和物资、银行等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或代表组成，一般由建设单位的领导人“牵头”，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指挥部首长负责制。指挥部的职责主要负责具体实施项目建设计划，统一指挥和协调各有关方面的工作，保证建设项目建设任务的执行。
许多部门在很好地执行中央制定的管理体制的情况下，还积极探索新的管理措施，争取“多、快、好、省”的完成工作。
物资部门在物资管理方面，改变按行政区划设置供应机构、按行政渠道调拨物资的老框框，按建设布局和合理的物资流向设置物资供应机构，就近组织供应。
当时，物资部在西南专门设立了指挥部，在成都、重庆、自贡、渡口等中心城市和重点建设地区设立物资局，划分供应范围，负责区内建设项目的物资供应。
中央把一、二类物资指标交物资部，由物资部统一向生产企业订货，然后直接供到建设单位报在地的物资局，再配套供应给建设单位。机器设备由国家设备成套，总局按每个项目提出的设备清单，向有关生产企业订货，组织成套供应。
三类物资由国务院财贸办公室派驻在西南的工作组，会同当地财贸部门组织货源，由所在地区物资局统一供应给建设单位。
这种物资管理办法，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以往建设物资的供应不配套、不及时、不对路以及环节多、流向不合理等缺点，大大节约了物资，节约了时间。
在劳动管理方面，广泛推行两种劳动制度。例如，建筑施工采取中央主管部门的专业建筑队伍、地方专业建筑队伍和农民建筑队伍“三结合”的办法，负责各项工程的施工任务，加快了施工进度；生产企业采取固定工、合同工和轮换工相结合的形式，节省了不必要的支出，使生产第一线经常保持最佳年龄的劳动力，保证了最高劳动效率。
为了抢时间，“三线”工厂的建设，都是沿海企业包建，从干部、技术人员到工人，从基建、设备安装到出产品，一包到底。
1965年4月，中央、国务院再次决定恢复成立国家建委，由谷牧任主任。国家建委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
切实抓好西南、西北的战略基地和一、二线后方基地的建设及重点项目的建设。
攀枝花采取重大措施
“攀枝花特区”主要体现在中央对攀枝花实行特殊的管理体制和政策上。为了加速攀枝花工业基地的建设，先后采取了许多重大的措施。
建立了严密的组织和统一的管理。
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是新中国建立以来从未有过的特大型综合建设项目，情况特殊、工程浩大，项目繁多，涉及广泛，设计复杂，参加部门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和不同的部门、单位，如不很好地组织协调，很有可能就乱成一团糟。只有打破条块分割的体制，建立高度集中的统一指挥协调系统，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在这毫无城市依托、交通闭塞、物资奇缺的荒山野岭中建设起巨大而复杂的工程。
1965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决定，成立中央攀枝花特区委员会、攀枝花特区建设总指挥部和人民委员会，由冶金部统一领导建设的指挥工作，徐驰任书记、总指挥长。特区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实行以冶金部党委为主，冶金部党委和四川省委双重领导的制度。同时，按行业设立了9个专业指挥部。
建立如此严密的组织机构，所有参加建设的单位都统一组织起来了，实行统一领导、统一计划、统一建设、统一管理，使庞大的建设队伍成为一个组织有序良性循环的有机整体，获得很好地运转。
1965年8月2日，国家计委在《关于攀枝花工业基地计划管理体制问题》规定：
攀枝花工业区是国家重大综合性项目。工业区内各项建设项目，应当根据统一领导与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原则进行建设。
国务院各部委下放权力，凡是工业区内的重大问题，都由基地领导机关根据中央、国务院及省、部的有关指示做出决定，并适时地组织执行和实施。
为了保证攀枝花建设按时按量地完成任务，国家计划中对这个大型综合项目实行计划单列，集中人力、财力、物力投放到建设中来，从计划决策、投资拨款、设计规划、物资供应、设备管理、施工指挥直到生产设备配套，都保证了基地一元化领导和一体化建设。
实行对口支援。
国家组织国务院相关部委和省市对口对基地建设提供支援，实行建设与生产的承包责任制，不仅要把对口支援的厂矿企业和公用设施等建设起来，还要抽调干部职工有组织地支援攀枝花建设。
这些特殊的政策措施，既调动了全国各方面的积极性，也增强了全国人民的责任感。在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大力支援下，在有关部门和有关地区的协同合作下，使得开工前的地质勘察、补探、勘察设计、科学试验研究、施工队伍集结等准备工作，能够高速度、高质量地进行。
1965年，是攀枝花建设打基础的头一年，为了以后的工作能够顺利开展，因此这一年的任务非常繁重，也是攀枝花建设史上最困难的阶段。
先期开进工地的施工力量都争取打好第一仗，都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打响了“三通一住”的第一仗，为陆续到来的各地建设大军准备必需的施工和生活条件。
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是关系全国人民的大事情，在中央的一声号令下，建设大军就从祖国的四面八方不断向攀枝花云集。
建设攀枝花钢铁基地是在非常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的，挑选到攀枝花参与建设的职工都是从各大工厂成建制调来的，老工人占很大比例，政治素质都很好。进基地后，又大规模地开展了革命责任感教育和艰苦创业教育，特别是学习毛泽东对攀枝花建设的指示和“大庆”精神，使得全体职工思想政治水平不断提高。
武汉第十九冶金建设公司组织了1万多名有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工支援攀枝花建设。
多支煤炭工业建设队伍从东北等地的几个老矿区汇集南下。
交通、电力、建工、森工、财贸、卫生、等系统的队伍也从各地开到攀枝花；
短短几个月，攀枝花就云集了5万多人。首先从事通路、通水、通电、住房“三通一住”为中心的前期工作，为工业区建设打下基础。
各部门的先遣队伍到达攀枝花后，就平地基、搭帐篷、安锅灶。第一批队伍站稳脚跟后，立即为后续人员搭席棚、架活动房、修“干打垒”土房。这样，一批又一批，滚雪球以地不断增加，苦战了几个月，各指挥部都盖起了一排排简易的住房。
1965年7月，第十九冶金建设公司针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生产环节很多、技术密集、设备拥有量大、大型重型设备居多、基建工程量大的特点，及时进行施工生产基地的建设和施工机械的进场和配备。
各级建设施工指挥管理部门和由市到区的市政领导机关也着手组建。
早在1964年秋，周恩来就指示，攀钢的建设和生产由冶金部总负责。将来工厂建成组织生产，就要由鞍钢保攀钢，要从鞍钢成套调配大批干部和技术人员支援攀钢。
1966年夏，攀枝花钢铁厂党委书记徐驰受冶金部的委托到鞍钢，向正在那里的老部长王鹤寿汇报，请鞍钢支援人力。王鹤寿同志当即表示：“一定要保证攀钢这朵花开得大大的！”
在周恩来、李富春的直接关怀下，徐驰直接找到三十九军军长张峰同志，请他执行总理的指示，从鞍钢调6500名干部和技术人员到攀钢。
张峰同志表示“坚决按领导指示办”。
鞍钢为攀钢成套配备了干部和技术人员，并按各厂投产的先后次序分批调入渡口。这些调到攀钢的干部、职工逐渐到位了，整个指挥系开始运转起来。
攀枝花建设初期，成昆铁路不通，贵昆铁路只能通到贵州安顺，所需施工机械和建设物资、设备全靠汽车运输。冶金指挥部专门成立了运输办公室，在安顺、成都、昆明设立了转运站，对各类物资运输进行统一计划和安排。
攀枝花展开建设工作
毛泽东和党中央反复强调，为了改善中国工业的战略布局，为了准备打仗，要尽快在中国纵深的攀枝花－西昌地区建设起一个新的大型工业基地。
攀枝花是攀西地区的“聚宝盆”。这里的矿藏高度集中，矿床规模大，开采条件好，利用价值高。在这不大的地方，发现矿床矿点达200多处，矿产种类达46种，探明储量的矿产达35种。特别是丰富的钒、钛、磁铁矿达到98亿吨，是仅次于鞍山和本溪矿区的全国第二大铁矿区。钒的储量占全国的54％，居世界第三位；钛的储量占全国的92％，占世界的45％，居世界储量的首位，被称为“钒、钛王国”。有色金属铅、锌、铜、锡的储量也十分可观，其他资源如煤炭、石灰石、白云石、花岗石、石墨等的储量也十分丰富。
这里的水力资源非常充分。金沙江、雅砻江两江流域水力发电总藏量达1.05亿千瓦，占长江流域的40％，占全国的18％，有几处能建100万千瓦以上大型水电站，而且建设电站具有坝址地质条件好、库区淹没损失小、移民搬迁少的良好条件，具有很强的经济性。
为了开发这里的资源，从1964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各有关部门和有关地区就迅速行动起来，着手建设攀枝花钢铁基地。
首先是进行地质调查。尽管过去对攀枝花的地质有过比较细致的调整研究，但为了稳妥，地质部又组织力量对攀枝花的地质、矿藏、水文、地震等进行勘探测试，掌握了非常可靠的地区资源情况后，1964年10月，全国矿产储量委员会批准《攀枝花钒钛磁铁矿储量计算报告书》。
在对矿藏储量调查清楚后，又对矿石进行了试验。攀枝花的矿石属于高钛型钒钛磁铁矿，过去国外一般用普通炉作这种矿石的冶炼试验，炉渣中的二氧化钛含量高达约30％，大大超过了16％的临界线，一直没有获得成功。也就是说，开发高钛型钒钛磁铁矿的技术世界也没有得到攻克，能不能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攻克这个世界难题呢？这成为开发建设攀枝花至关重要的前提条件，否则，开发建设攀枝花将失去意义。
在50年代中期，我国曾两次把攀枝花矿样运到国外冶炼，均被判为不能冶炼的“呆矿”。为充分开发利用攀枝花丰富的铁矿资源，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党中央把攀枝花钒钛磁铁矿冶炼试验提高到关系国家存亡的高度，要求：只能成功。
为了全力攻破技术攻关，冶金部集中了全系统的冶炼专家和技术骨干108人，组成高炉冶炼攀枝花矿试验工作组，冶金专家周传典任组长兼党支部书记。这些工程科技人员来自五湖四海，大都互不相识，“为国争光、为国贡献聪明才智”的大“义”把他们聚在一起，他们只有一个念头：尽快攻克普通冶炼高钛型钒钛铁矿这个世界性难题，为国做贡献。
从1965年1月开始进行科学试验，试验组转战南北，先后在承德、西昌等地和北京首都钢铁厂进行，从模拟试验到原矿试验，从半工业试验到工业试验，从小高炉到大高炉，试验组从不停止，从不气妥，汤乃武，一个永远令攀钢人肃然起敬的名字，他为了攻克高钛型钒钛磁铁冶炼技术，他多次谢绝了出国的机会，在攻关的日子里，他白天坚持在炉前操作、观察、取样、化验、收集整理数据，和工人一起抬烧结矿、扒炉渣。晚上，他继续挑灯夜战，整理数据，研究冶炼方案，常常通宵达旦。在炉前试验时，他常常顶着烟熏火烤，顶着烧伤烫伤的危险。他还撰写论文，翻译介绍国外科技成果。在他身患晚期胆管细胞腺癌时，他仍然坚持投入试验，在他生命最后的三天，仍然不懈地工作，直到最后昏迷。他留下的遗言是：“一定要把我们国家的钢铁搞上去。”
江耀华，一个坚强的女性，她用自己的生命烧开了钒花。江耀华作为钒技术负责人担起了提钒新工艺的攻关任务。在没有任何技术资料的情况下，她用一个个土炉子做试验，守炉餐，伴炉眠。她白天黑夜都蹲在车间、炉前，不知道画了多少草图，不知道工作了多少时间。整整四个年头，她和同伴们终于取得了提钒技术的可贵资料。由于她昼夜操劳、脑力劳动过度，她患上了严重的冠心病，但她舍不得挤点时间去医疗检查，直到她穿着工作服倒在岗位上。她在临终前，让钢厂用车载着她最后看了一眼熬尽她心血和生命的提钒炉，希望她死后，用我们自己生产的钒钢在她墓前扎一朵小小的花圈。
江耀华去世时，年仅40岁。她带着一位普通冶金工程师对祖国、对攀钢深深的爱，带着对岗位职责无尽的忠诚离开了她心爱的岗位。
攀钢人说：“老江是活活累死在提钒岗位上的”，“江工是要钒不要命啦！”
在承德，整个试验历时两年半，一共试验1200多次，终于摸索出用普通高炉冶炼高钛型钒钛磁铁矿的工艺流程。这是当时中国冶金史上规模最大、领导组织最有力，最成功的一次科研攻关，把困扰世界冶金史百年的用普通高炉冶炼高钛型钒钛磁铁矿的技术终于被中国的技术人员攻克了！
信息迅速传到冶金部，传到党中央、国务院，成为全国人民的一件大喜事。
经过广大干部、工人特别是工程技术人员的努力，1970年7月1日，攀钢炼出了第一炉铁水，标志着攀钢正式投产，迈出了它走向世界坚实的第一步。
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一方面进行地质调查、厂址选择、科学试验等前期工作开展的同时，另一方面细致的规划和设计工作也在抓紧进行。
1964年9月，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建设规划工作组在重庆宣布成立，西南三线建设筹备小组邀请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副部长及计划、基建、设计等单位和地方有关人员，联合对攀枝花地区进行全面考察后，在考察的基础上，共同制定了基地和基地所在地的城市综合规划。在整个规划设计过程中，注意了综合平衡。
在大山建设以钢铁为主的工业基地，就好像建设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经过规划调查，大家认为进行这样大规模和综合性的建设，必须十分注意统筹兼顾，搞好综合平衡，根据统一计划、统一步骤、分工负责、联合作战的原则，综合平衡从两个方面着手：
一是以钢铁厂为中心，搞冶金系统内部的综合平衡。
从攀枝花的实际情况出发，钢铁生产规模定小了不合算，定大了不可能，最后确定将攀钢一期工程的设计能力定为年产150万吨。冶金部根据钢铁联合企业内部的综合平衡，并提出各厂矿和辅助部门的生产规模、技术要求和初步设计任务，依次规定矿山、选矿、烧结、炼焦、炼钢、轧钢、煤气供应站和石灰石矿等的规模，并提出技术要求和初步设计任务书。
二是向国务院各有关部门提出外部配套的综合平衡规划。
由地质、电力、煤炭、一机、化工、铁道、交通、邮电、卫生等部提出各自与钢铁厂规模相适应的规划和初步设计；由劳动部提出职工人数规划；物资部提出物资供应规划；财贸小组提出粮食和副食品供应规划；国家建委城市规划局提出城市规划。
这种深入实际，统筹兼顾，坚持在现场进行规划设计的做法，使综合平衡做得更好，成为攀枝花的建设和生产得以长时期持续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攀枝花的弄弄坪建设钢铁厂，依山傍水，靠矿近煤，建厂存在许多优越条件，但也存在许多困难，主厂区的平整土地仅2.5平方公里，横向自然坡度达10％，且有5条大沟，地质构造比较复杂。在这样的地方建设钢铁厂国内还没有先例，需要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
为了探索在山区建设大型钢铁厂的方法，中央从重庆、长沙、鞍山等地调了800多名专业设计人员集中到弄弄坪这个小小的地方，反复进行实地考察，坚持现场设计，先后做了50多个总图布置设计方案，采取设计、施工、生产部门三结全的方式进行讨论，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经过多次筛选、反复修改，最后搞出一个既切合实际又经济合理的总图布置设计方案。
其主要特点体现3个方面。一是适合山区特点，因地制宜，在高差80米的山坡上，采用4个大台阶、23个小台阶的竖向布置，巧妙地安排了一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二是运输便捷。专线铁路车站与厂区并联布置，采用多种运输方式，大幅度地减少了厂区铁路站场和线路，增大了运输设施对钢铁厂规模变化幅度的适应性；三是工艺流程紧凑流畅，在同一台阶布置了炼铁、炼钢、轧钢等厂，以适应炽热物料转输的要求。
这些设计具有很大的创新，是对传统设计的重大突破，是我国在山区设计和建设工业基地的一个成功典型。与国内同规模的钢厂相比，工厂用地少了一半，厂区铁路减少90公里左右，少挖土石方三分之二。这个平面布置紧凑，竖向布置特殊的设计，被人们称为“象牙微雕”、“微雕钢城”。在攀钢所在的弄弄坪东侧，攀钢热轧板厂呈阶梯状分布着，格外引人注目。它是我国西南、西北地区规模最大的热轧板厂，享有“西部南天一柱”和“裂谷奇葩”的美称。
在设计矿山上也突破了重重难关。几座主要矿山全为悬崖峭壁、险峰狭谷层层包围，开采和运输都十分不便。设计时曾经提出过修盘山铁路的方案，但此方法投资大，工期长，而且对露天开采的矿山来说，是不切合实际的。设计人员经过反复考察论证，充分利用地形地物进行设计，终于拟出了一个最佳方案：矿山实行露天驳离开采，就地打溜井，利用矿石自重溜放到数百米下的平洞，连接铁路，由机车运到选矿厂，这是一项非常创新的设计。
在生产工艺和重要设备的采用上，也大胆进行了创新。设计钢铁厂主体任务的工程技术人员，综合当时国内钢铁企业装备上的优点，设计采用高效能设备，如130平方米的烧结机、36孔的大容积焦炉，120吨转炉、轨梁轧机以及大型堆取料机等，在当时都是国内第一宗，整个攀枝花工业基地的设备，95％以上都是我国自行设计、自制制造、自行施工、自行安装的。
1965年2月，冶金部部长吕东和副部长徐驰提出了《关于加速攀枝花建设的报告》。
3月4日，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
此件很好。
从此，攀枝花开发建设的战斗正式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