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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一、势在必行
- 1964年5月中旬到6月17日，党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国家计委提出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然而，国际形势骤然变化，而我国处于整个国际旋涡的中心。
- 毛泽东居安思危，提出：“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 6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着巨大变化，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是其主要特点。在这样的历史背景条件下，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
国际形势骤然变化
1963年7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工业问题座谈会上传达了党中央的决定：
还要进行三年调整，重点是巩固、充实、提高。创造条件，为第三个五年计划做好准备。
8月6日，召开各部负责同志讨论1964年计划的会议，薄一波在传达党中央的指示时指出：
这三年的调整，着重在填平补齐。不要一说调整，就单纯理解为继续精简人员、裁并机构、关并企业。1964年计划要瞻前顾后。解决吃穿用，吃的方面是粮食；穿的方面是纺织品，加上维尼龙和塑料制品，如尼龙袜、塑料鞋和鞋底等；用的方面是桌椅板凳、锅碗瓢盆和暖水瓶等日用工业品，而不是电冰箱、电视机。要把基础工业发展起来，进行必要的国防建设。归纳起来，吃穿用第一，基础工业第二，国防第三。这是发展工业的方向，也是国民经济计划的方向。
同年9月5日至27日，党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农村工作和1964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工业发展问题。
会议确定把1963年至1965年作为“二五”计划到“三五”计划的过渡阶段，在此阶段对国民经济继续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精神，按照解决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兼顾国防，突然尖端技术的次序安排经济计划。
邓小平在会上提出在“三五”计划内要建设5亿亩稳产高产农田，第二步再提高5亿亩；“三五”期间就是要努力解决吃、穿、用问题。
1963年底，国务院召开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工交各部委负责同志、各大区和各省、市、自治区主管工交工作的负责同志及经委主任参加，研究改进计划工作。
李富春代表国务院在会上作了报告，他指出：各级计委必须克服屁股坐在工业上的毛病，要首先抓农业发展计划和支援农业的计划；在国家财力、物力有限的情况下，“三五”计划期间首先抓水利、肥料和必要的农业机械，到1970年实现三个目标，一是建设5亿亩比较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二是化肥产量达到1000万吨，三是化纤产量达到20万吨。
1964年2月至4月，农业、财贸、工交长期规划会议先后召开。
农业会议由谭震林同志主持。主要是研究落实5亿亩稳产高产农田的建设问题。
财贸会议由李先念同志主持。着重讨论农产品收购政策的问题。
工交会议由薄一波主持。讨论编制长期计划的政策思想、计划方法和中心任务的问题。工交会议认为：三五计划的中心任务，一是按不高的标准基本上解决吃、穿、用。1970年粮食产量达到人均600斤左右。衣着消费量包括各种纺织品达到人均24尺左右；二是兼顾国防，解决国防所需的常规武器，突破国防尖端技术；三是加强基础工业对农业和国防工业的支援。会议要求工交各部门按规定任务，研究编制以化肥、化纤工业为中心的解决吃、穿、用的规划，以建设5亿亩稳产高产农田为中心的工业支援农业的规划，以采掘、采伐工业为中心的加强基础工业和配合国防尖端工业发展的规划。
5月中旬到6月17日，党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国家计委提出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
“设想”拟定三五计划的中心任务是：第一，大力发展农业，基本上解决人民的吃空用问题；第二，适当加强国防建设，努力突破尖端技术；第三，与加强农业和加强国防相适应，加强基础工业，继续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增加产品产量，使我国国民经济建设进一步建立在自立更生的基础上。同时，相应的发展交通运输业、商业、文化、教育、科学研究事业，使国民经济有重点按比例地向前发展。
在这个设想中，用于农业的投资总额占总投资额的20％，国民经济的首要任务由原来以发展重工业为基础改为大力发展农业、基本解决人们的吃、穿、用。
“设想”还提出：同基本任务相适应，计划工作要转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首先考虑农业的需要，兼顾国防工业的需要，然后从这两个方面出发来安排重工业。
“设想”得到中央工作会议的认可，非常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也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多数领导同志的赞同。当时，人们形象地称它为“吃、穿、用计划”。
可以说这是一个美好的设想，如果按照这个设想发展下去，国民经济的发展将会按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路子发展下去，人民的生活也会不断改变，整个经济工作也会步入正轨。
揭露苏联陈兵阴谋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毛泽东率领代表团同苏共领导的错误进行了必要的适当的斗争，在一些问题上发生了原则性的争论。由于双方作出了一定让步，会议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
1958年，赫鲁晓夫兼任部长会议主席后，完全掌握了苏联党政军大权，他在苏联国内的地位得到巩固，他更加毫无顾忌。苏共领导不管中国共产党的坚定立场，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从经济、政治和军事上对中国施加压力，进而把中苏两党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
苏联为了控制我党、我国，不惜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但我党、我国不屈不挠，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苏联只好采取更加强硬的办法对付中国。
1960年6月，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议，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突然袭击，带头组织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大规模围攻。其他许多兄弟党代表，也跟着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
对于苏共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导演的反华大合唱，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遵照中共中央规定：“坚持原则，留有余地；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斗争，后发制人”的方针，同他们进行了严肃斗争。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我国政府，片面地撕毁了345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257个科学技术合同。还决定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1390名，并终止派遣专家900余名。
这些专家分布在我国经济、国防、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等部门的250多个企业和事业单位，在技术设计、工程施工、设备安装、产品试制和科学研究等方面，担负着许多重要任务。
这些专家突然撤走，并带走全部图纸、计划和资料，并且停止供给我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关键部件的供应，使我国250多个企业和事业单位处于停顿和半停顿状态，使我国一些重大设计项目和科研项目被迫中断，一些正在试验生产的厂矿不能按期投入生产。
苏联的宣传机构对中国的内外政策进行恶毒攻击，与美国等反华国家一唱一和，在西方国家中掀起反华浪潮，在西方国家导演反华大合唱。苏联方面片面撕毁中苏双方分别出版和互惠发行的《友好》杂志和《苏中友好》杂志的协议，无理要求中国政府召回驻苏联使馆的一个工作人员。
1960年9月，邓小平在中苏两党高级会谈中代表中国共产党说：
中国共产党永远不会接受父子党、父子国的关系。你们撤退专家使我们受到损失，给我们造成了困难，影响了我们国家经济建设的整个计划和外贸计划，这些计划都要重新进行安排。中国人民准备吞下这个损失，决心用自己双手的劳动，来弥补这个损失，建设自己的国家。
苏联政府的背信弃义，不仅严重干扰了我国的发展和国民经济的计划，加重了我国经济困难，给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而且进一步恶化了中苏两国的关系。
1961年，苏联领导乘中国经济困难之机，要求中国连本带息偿还中国在抗美援朝时，苏联支援中国军事物资的贷款。本来当时斯大林许诺作为苏联对朝鲜战争的义务捐款，赫鲁晓夫却突然翻脸逼债，中国人只好勒紧裤带还债。
在中苏关系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从1962年12月15日到1963年3月8日，发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等7篇文章，驳斥了苏共领导人策划的反华大合唱。同时，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和观点。
1963年8月5日，苏、美、英三国在莫斯科签署了部分核禁试条约，企图垄断核武器。而中国政府严正申明拒绝参加。苏、美、英三国乘此对中国进行战争讹诈。
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元帅于1965年9月29日，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代表中国政府严正声明，正告美苏两个大国。
我们对帝国主义不存在任何幻想，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愿意作出一切必要的牺牲。如果帝国主义决心要把侵略战争强加于我们，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欢迎他们明天就来……
苏联到勃列日涅夫时期，对中国严重进行军事威胁，在中苏边境地区不断增加兵力，由赫鲁晓夫时期的10几个师增加到43个师，占苏联总兵力的24％，坦克1.2万辆，战斗机1700架。1966年3月，苏联又同蒙古签定军事同盟条约，进驻蒙古3个苏联陆军师，2个空军师。
苏联除了向中国边境调兵遣将，重兵压境外，还不断破坏边境现状，进行武装挑衅，不断造成流血冲突。在中苏边界上，双方军队是剑出鞘枪上膛，战火随时面临爆发，苏联战略导弹已瞄准我国重要设施。
美苏两国既争霸全球又合作主宰世界，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生怕成为阻碍他们行动的绊脚石，生怕成为与他们抗衡的第三种力量。因此，都想欲除之而后快。
苏联在我国西北边境地区住扎百万重兵，西起阿拉木图，东至海参威，形成了对我国的又一个半月形的大军事包围圈，对我国进行挑衅、威胁。还支持印度充当其反华的急先锋，在我国西南边境不断挑起武装冲突。
美苏南北呼应，一个在东南边从海上对我国进行攻击，一个从西北边从陆上对我国进行攻击，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凭借强大军事势力和裙带国家，对我国进行“南北夹击”。我国东、南、西、北四面都不太平，大有黑云压城、山雨欲来之势。
扑灭美国点燃的战火
1950年6月28日，美国空、海部队出兵掩护和支持南朝鲜部队。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还气势汹汹地开进台湾海峡，公然干涉我国内政，企图霸占中国领土台湾。美国以“联合国”的名义纠集10多个国家出兵朝鲜。几天后，美国陆军第八集团军直接参加地面作战，朝鲜半岛战火顿起，局势急剧恶化，战火不断蔓延。
针对美国的侵略行为，中国人民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和坚决的反对。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发表严正声明，严斥美国对朝鲜及我国领土台湾的侵略。
1950年6月28日，毛泽东发出号召：“全国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进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随后，全国又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
美国在台湾海峡对中国进行封锁、围剿，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限制中国通商、航运等自由。美军连续不断侵犯我国领海领空。我国政府向美国政府提出了500多次的警告和抗议，并多次击落侵入我国内地的美国高空无人驾驶侦察机。与此同时，粉碎了美国支持下的台湾当局反攻大陆的军事计划。
美国武装侵略朝鲜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高瞻远瞩地分析了朝鲜战争局势，认为美国扩大战争规模和朝鲜战争转入长期化的可能性日益增大。
朝鲜领袖金日成代表朝鲜劳动党、政府和人民致电毛泽东，请求中国出兵援助。
10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了几次会议，讨论出兵援助朝鲜的问题。经过充分讨论，全面地估量了国内外形势，权衡了利弊，从为挽救民主朝鲜的危局，保卫国家的安全和维护东方与世界和平考虑，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战略决策。决心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同朝鲜人民军共同抗击美国的侵略。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一起并肩作战，经过3年零32天艰苦的浴血奋战，正义终于战胜了邪恶，中国人民终于赢得了胜利与和平，迫使美国坐到了谈判桌前。
1964年8月5日，美国出击大批飞机，气势汹汹地对越南北方进行疯狂轰炸和扫射。越南军民奋起还击。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北部湾事件”。
至此，美越战争全面爆发。
美帝国主义跨过“战争边缘”，走上了扩大印度支那战争危险的第一步。
8月6日，中国政府郑重声明，美国点起了侵略战火，越南民主共和国就有了反侵略的权利，一切维护日内瓦协议的国家也取得了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反侵略的行动权利。越南民主共和国是中国唇齿相依的邻邦，越南人民是中国人民亲如手足的兄弟。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绝不会坐视不救。
从8月8日开始，全国各地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声援越南人民反对侵略的正义事业。
1965年春天，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又秘密访华，请求中国援越抗美。
从1965年10月到1968年3月，中国向越南派出防空、工程、后勤保障等支援部队先后总计达32万人。用鲜血和生命保卫越南北方的领空，保证越南北方运输线的畅通，并使越南人民军能够抽调大批部队到越南南方作战。
中国10年援越抗美战争中，中国给予了巨大的援助，超过了200亿美元，30多万工程、导弹、支援部队，派往印度支那。“中国辽阔领土，是越南可靠后方，8亿中国人民，是越南坚强后盾”。
在中国的援助下，越南军民终于打败了美帝国主义。
在美国加紧侵略越南的同时，也加紧了侵略中国的近邻老挝，柬埔寨，总是企图侵略占领中国周边国家，作为侵略中国的基地和跳板。
从1964年2月开始，美国出动飞机轰炸老挝解放区。1971年2月8日，在美国飞机的掩护和轰炸下，南越军队悍然入侵老挝，美国在老挝大肆推行“特种战争”。
中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严正警告美国：“如果美国继续派兵侵略老挝”，“我们将不能置之不理”。
中国政府郑重声明：“老挝是中国的近邻，美国对老挝的侵略，也是对中国的严重威胁，中国绝不会坐视日内瓦协议被撕毁，让战火烧到自己身边。
1968年8月6日，毛泽东签发命令，由援越筑路的中国第五支队组成工程指挥部，率领4个工程大队、云南省第一民兵总队以及防空、警卫和后勤部队共2万人，浩浩荡荡地向老挝腹地开进。
美国对东南亚国家的侵略，实际上是冲着中国而来。中国对老挝的支援，这实际上是在国际事务中与美国较量。几十年来，中国与号称世界上最强大的对手较量，为从战略战役上取得胜利，毛泽东把握时局，运筹于帷幄之中，决战于千里之外。
美国决不会放弃对中国的包围和进攻，中国也决不放弃尽可能广泛地支持被侵略者扛起反帝反美的大旗。世界就是在这样的格局中反复较量着，中国只有动员一切力量，争取一切胜利！
粉碎美蒋特务窜犯
60年代初，由于中国大陆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经济上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在美国的支持和怂恿下，台湾国民党当局错误地估计形势，认为反攻大陆的机会已到了。于是，成立了以蒋介石和陈诚为首的“最高五人小组”，又叫做“反攻行动委员会”，作为窜犯大陆的秘密机构。
蒋介石不顾一把老骨头，亲自出马多次召开高级军事会议，调集得力干将，阴谋制定了庞大、周密的反攻计划，即“国光计划”和“旭光计划”，为窜犯大陆沿海地区进行战争动员和军事部署。后来，美国介入其间，该项作战计划也随之易名为“旭光作战计划”。该项作战计划设想是国民党军队先在闽南粤东地区登陆，再迎后续部队到达，攻占福州、海丰等地，建立攻势基地，形成先期有利声势，再向内地不断扩展。
蒋介石秘密制定反攻计划的同时，还到处散布他的“反攻”神话。
1961年3月29日，蒋介石对台湾青年宣称：“面对当前反共斗争的新形势，真是报国效民千载一时的机会”。
1962年，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提出“革新、动员、战斗”的口号。
1962年11月13日，国民党召开八届五中全会，会议决定“三大任务”。其中首要任务就是进行“反攻复国”的动员与准备。蒋介石对美国记者宣称：“目前正是进攻中国大陆的良好时机”。“我可以独立反攻”。“一旦我们开始反攻大陆，我们预期少则3年，最多5年内，完成我们统一全国的任务”。
蒋介石在1962年前后大肆叫嚣“反攻大陆”，其主要原因：
一是蒋介石错误估计大陆的形势。蒋介石宣称：中共“现在是正处于公社失败，工业倒闭，俄援不继，灾荒饥饿，空前未有的毁灭恐怖的当口；亦就是天灾人祸，交相煎迫的当口”。“陷于全民的反饥饿、反控制、反镇压的大潮大浪之中”。
二是蒋介石利用中苏之间的意见分歧。蒋介石在回答记者问时宣称：“这个共党集团间的分裂，在赫鲁晓夫或是毛泽东任何一人被清除之前，没有弥缝的机会”。中共与苏俄间“争执激烈，如果中华民国军队反攻，苏俄将不会援助中共”。“中共与苏俄之间的分裂，已为中华民国光复大陆造成一适当的机会”。
三是蒋介石企图在台海大造声势，拖住美国。蒋介石所以在两度“海峡危机”之后，再度点燃海峡战火，其目的就是企图通过台湾局势出现一定程度的紧张，牢牢拖住美国，同时借机试探美国对台“反攻大陆”的真实立场究竟如何；还可以在政治上造成一定的声势，配合自身的经济发展成就，引起国际上的瞩目。
蒋介石集团在1962年3月下达“征兵动员令”，提前开始下年度的“现役征集”，强迫台湾青年参军，并且勒令原定退伍的军人无限期地延长服役期限。
为了准备进行大规模地反攻运输，台湾方面将各种轮船、渔船和车辆都纳入了“船舶、车辆动员编组”。还设立了“经济动员计划委员会”，策划和施行战时经济动员；在1962年4月，通过了“国防特别预算”，决定从5月1日起，在14个月内征收相当于6000多万美元的“国防特别临时捐款”，甚至还成立了“战地政务局”，准备登陆后建立伪政权机构。
台湾当局完善了一系列组织形式后，还不断制造紧张气氛。台湾从平时状态转入战时状态或准战时状态。在美军的参与下，蒋军还不断进行以窜犯大陆为目标的作战演习。在2月，美蒋海军、空军联合进行“攻防演习”；在3月，美蒋海军进行了“联合侦潜演习”和布雷、扫雷的“混合演习”；在四五月进行了商船、民船紧急装载兵员演习，之后又在台湾南部进行了海陆空军联合登陆作战演习。台湾沿海一带和澎湖、金门等岛屿，部队的调动和军事物资运输非常忙碌。各种情况表明，蒋介石集团从各个方面积极准备对大陆沿海地区进行突然的军事冒险。
美国不断唆使和支持蒋介石集团策划军事冒险，希望中国人打内战，以达到其以华制华的阴谋。美国大量的军火和军用物资陆续运到台湾。肯尼迪的许多军政要员不断到台湾从事出谋划策的煽动活动。
美国军舰在中国沿海频繁活动，不断骚扰，为“反攻”行动积极准备。驻在日本横须贺海军基地的美国第七舰队许多军舰开出横须贺进行“海上活动”；美国第七舰队的舰只也调往台湾海峡部署。在美国的加油打气下，台湾当局不断进行窜犯大陆沿海的活动，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冒险行动。
4月和5月，蒋军连续多次侵入山东省青岛地区海域；
6月11日，蒋军两次侵入福建省平潭以东海域；
6月12日，蒋军两次侵入山东省以南海域；
9月9日，美制蒋介石集团U－2型高空侦查飞机窜犯至华东上空，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击落。
……
由于全国军民高度警惕、严阵以待以及党和政府对美、蒋阴谋的公开揭露，台湾处心积虑的一次次冒险行动都以失败告终。
台湾方面被迫放弃了大规模窜犯大陆的冒险计划，改为小规模的武装窜扰。
蒋介石绞尽脑汁，分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二主任兼“国防部情报局”局长的特务头子叶翔之，部署代号为“海威”、“班超”特务组织，派遣武装特务骚扰大陆沿海，企图进行“游击活动”与“渗透工作”，建立组织，配合大陆的所谓“抗暴”运动，扰乱社会，颠覆人民政权。
美蒋的特务机关，在台湾开办了“海龙训练班”和“海威训练班”，大肆训练特务，蠢蠢欲动。对那些搜罗来的特务进行海上渗透登陆、山地作战、野外生存、策动暴乱、爆破射击、心理作战、搜集情报、电讯联络等各种特务技术训练。
美蒋特务苦心经营冒险行动，妄图在广东沿海地区建立所谓“游击走廊”，为进一步窜犯大陆的军事冒险创造条件。
美蒋特务尽管诡计多端，阴谋狡猾，但只要一靠近大陆，就难逃大陆沿海军民布下的天罗地网，又开始变换地点登陆窜犯大陆。
在我军民欢呼美蒋武装窜犯被粉碎的同时，蒋介石气急败坏，把“海军总司令”撤来换去，花招耍尽，也扭转不了失败的命运。
美国军事顾问也无可奈何，非常感慨地说：“台湾海军尚未走上鼎盛便开始衰落，目前已不能与大陆海军匹敌。当务之急不是发展舰艇，而是改变策略。”
遏制印军蚕食领土
1962年10月17日，印度军队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在中印边界的雪山冰峰之间，枪炮轰鸣，火光冲天，杀声起伏……
10月17日和18日，在中印边界的东段与西段，印度军队向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西藏、新疆部队进行了猛烈的炮击，挑起大规模的边界冲突。
10月20日，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同时发动全面进攻，不断蚕食我国领土。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西藏、新疆边防部队奉命进行自卫反击，拉开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序幕。
中国和印度的边界虽然在历史上从来没有正式划定过，但在两国人民长期和睦共处的过程中，按照双方行政管辖的范围，早已约定俗成形成了一条约为2000公里的传统边界线。
印度独立后，不仅接管了英国侵占中国西藏的一些边境地区，而且还进一步扩大了其占领范围。印度当局于1951年至1953年乘新中国成立初期和进行抗美援朝战争之际，趁火打劫，在中印边境东段非法控制了“麦克马洪线”以南，传统习惯线以北的中国领土约9000平方公里。此后，印度军队又在中印边境的中段侵占了西藏阿里地区的巨哇、曲惹、布什奇山口等2000平方公里领土。在中印边界的西段，印度军队又在1954年以后，侵占了中国阿里地区的巴里加斯。
1959年3月20日，印度总理尼赫鲁给周恩来写信，正式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不仅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印度已占领的中国领土的合法性，还要求把中印边界西段历来属于中国新疆管辖的阿克赛钦地区约3.3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也划入印度版图。
我国政府为了避免边境武装冲突，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友好协商、互谅互让的方针，提出了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原则立场。中国军队在边界地区，再三采取克制忍让的态度。
根据中国政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中国边防部队单方面采取了非常措施：在实际控制线本侧30公里内不开枪、不巡逻、不平叛、不打猎；在20公里内不打靶、不演习、不爆破等等。
但是，印度当局把中国政府的克制忍让视为软弱可欺，得寸进尺，步步进逼。尼赫鲁如意地盘算着，中国和苏联翻脸后，主要军队都集中在新疆等西北部地区，而在沿海地区又要加强防备台湾美蒋军队的反攻。在中印边界地区兵力少，防务空虚，中国士兵适应不了高原缺氧寒冷的自然条件，而印度军队适应高原气候，又得到苏联和美国的支持。因此，印度一再拒绝中国和平谈判的要求，紧锣密鼓地策动侵略战争。从1961年开始，印度多次挑起边界冲突，不断造成流血事件，不断蚕食中国领土。
印度当局错误地估计形势，充当世界反华的急先锋和南亚霸主，以为会得到美国和苏联等国的援助和赏识；以为当时中国经过抗美援朝战争后，经济和军事上都还没有喘过气来，严重到了不可克服的程度；以为美国支持台湾国民党正企图“反攻”我东南沿海，严重牵了我主要国防力量，西南地区防务空虚；以为中苏裂痕加深，中国“孤立无援”。就认定此时是在中印边界全线进攻的“良好时机”。不管怎样进攻，中国都不敢还手，因而利令智昏，走上了军事冒险主义的道路。
1962年10月2日，尼赫鲁在新德里的集会上说，印度政府将“以军事力量”对付中国。
12日，他公开下令，要把中国军队从印度军队侵占的中国领土上“清除掉”。
14日，印度国防部长叫嚣，要同中国军队打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支枪。随后，印度方面就在东段大量增兵。
当印军肆无忌惮地占地设点，步步向前推进，严重威胁中国边防部队安全的时候，毛泽东指示：对印军的入侵，决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
当印度尼赫鲁政府大肆反华，疯狂挑衅，调兵遣将，集结部队，完全堵塞和平谈判的一切渠道后，中共中央及时作出决定：为了打击印度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保卫祖国边疆的安全，创造中印边界问题谈判解决的条件，决定对入侵印军进行反击。
中央军委对反击作战作出指示：军事指挥工作，政治动员工作，后勤保障工作，务必精心计划，周密组织，切实做好。指出，此次对印度反动派作战，事关国威军威，务求初战必胜，只能打好，不能打坏。
印度当局点燃了中印边界的战火，中国人民解放军被迫自卫反击。
从10月20日到11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西藏、新疆部队自卫反击作战经过了前后两个阶段，彻底粉碎了印度军队的多次进犯，把入侵印军逼进了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
在这次自卫反击战中，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英明领导和指挥下，同仇敌忾，英勇战斗，以较小的代价，取得了重大的胜利，驱逐了入侵的印军，维护了中国领土和主权，打击了当时印度扩张主义者的气焰，大扬了国威和军威。
在击退印军入侵后，中国政府为了继续谋求中印边界的和平解决，采取非常积极的姿态，于1962年11月21日发表声明，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全线停火，主动后撤。
中国边防部队主动停火后，印军仍不断派遣飞机侵入中印边界西段中国领空进行挑衅，又分别向西北中国边防部队的停火线进逼，企图利用中国边防部队后撤的时机，伺机反扑。
美国政府于12月3日，由美军200人组成“支援行动队”赴印，蓄意煽动印度政府扩大中印边界军事冲突。
印度政府的蛮横态度和美国的军事援助，激起了世界公众舆论的谴责。世界许多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都纷纷发表评论，呼吁印度政府要积极响应中国主动后撤的诚意，强烈谴责美、英干涉中印边界问题，继续怂恿印度拒绝中国的和谈建议，而扩大中印边境的冲突。
中国主动后撤的诚意及措施不仅实现了中印边境冲突的实际停火，而且赢得了世界舆论的广泛支持和称赞。
中国军队后撤后，印度当局在大国的支持下，从1963年开始，印军又逐步向中国境内推进，不断非法侵占“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大片领土。
苏美急于打中国牌
6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着巨大变化，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是其主要特点。
在这一时期里，中国面临着两个主要敌人：美国和苏联，甚至认为“苏联入侵中国的危险比美帝国还要迫在眉睫”。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条件下，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
美苏两个世界是第一世界，英、法、德、意、日等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其余国家包括中国是第三世界。由此，我国重新定位外交策略：
紧密团结、依靠第三世界，利用争取第二世界，建立最广泛的反对美苏两霸的国际统一战线。
“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深刻揭示了当时国际政治格局的新特点，给各国人民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指明了方向。
“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就紧紧跟随在中国之后了，大家拧成一根绳，中国也就变得强大了，世界反对霸权的力量也强大了。两个超级大国从此不敢轻视中国以及其他弱小国家了，这样就镇住了强者，结交了弱者。
中国成了第三世界的代表，中、美、苏三大力量形成了“三个世界”的三角关系。三者间的关系十分微妙，世界上既有美、苏对抗，又有中、苏对抗，中、美对抗，美、苏又都害怕中国和其中之一接近，两方都想打中国牌，又都想阻止对方打中国牌。
比如在1969年，中美、中苏的关系就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1969年6月17日，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通过西哈努克转信给中国总理周恩来，要求访华。信中说，中美“20年长期交恶”不应再继续下去了。不久，美国国务院就宣布：放宽美国旅游者购买中国货物的限制；放宽美国公民到中国旅行的限制。
7月26日，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突然约见我驻苏代办，面交了苏联部长会议给中国国务院的声明，要求举行中苏高级会谈。
这两件事决不是巧合，其间存在许多戏剧性的关系。
正如长期担任外交部长的陈毅说：
20年长期交恶，真是慨乎言之！美国人可以上月球，就是接受不了中国，接近中国比登天还难，这是美帝自己造成的。现在美帝自己憋不住了，苏联也憋不住了，他们的矛盾不可开交，都向中国送秋波，都向对方打中国牌。局势到了转折关头，后面还会有文章。
中国在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和美帝国主义的同时，还大力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
中国除了全力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抗美救国之外，还坚决支持古巴人民抗击美国的侵略。
1961年许多国家发起了不结盟运动，中国给予了积极支持和声援。
中国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蒙古、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泊尔、缅甸签订了边界条约或协定，解决了若干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
在这一时期，中国和亚、非民族独立国家普遍建立了外交关系。
1963年，周恩来访问亚、非十四国，提出了中国同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和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受到了亚非国家的普遍欢迎，有力地推动了亚非拉民族的解放运动的发展。
中国在积极同亚非拉国家发展关系的同时，与国际上一切反华、排华等敌对势力进行斗争，与威胁中国安全和领土完整的侵略行为进行坚决斗争，在这一时期，中国也与一切愿意与中国友好的国家积极发展关系。
1964年1月，中国与法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法国是西方大国第一个同我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国家。法国同中国建交，既是西方阵营分化的表现，也是美国孤立中国政策的破产。
中国还通过民间外交的方式，积极推进了与日本的关系，增进了两国人民间的交往和友谊，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奠定了基础。
总之，在这一段时间里，由于当时苏、美积极推行反华政策的国际形势，面对两个超级大国都与中国为敌的局面，我们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反对以美苏两霸共同勾结主宰世界，支持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运动。实行“两个拳头打敌人”。
毛泽东作战略设想
新中国刚刚建立，面临着百废待兴。对于国内，中国人民要努力发展经济；对于国外，中国人民要努力抗击侵略。这就决定了新中国必须把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很好地结合起来。
为了保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全，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国内外和平环境，在世界上还存在帝国主义、存在侵略的反动势力等不安全因素的情况下，我国必须首先加强国防建设。
由于我国处于特殊的历史情况，我国在国防建设、国防工业的生产上，贯彻了“军民结合”、“平时与战时相结合”的方针，军工企业必须掌握两套技术，既能生产军需品，又能生产民用品，与民用企业互相协作，互相支援，使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得到充分合理的发展。
那么，我们怎样把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结合起来呢？
毛泽东说：
国防不可没有，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因为还有敌人，我们还受敌人欺负嘛！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有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
促使毛泽东下决心进行战略调整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希望改变我国不合理的工业布局。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论述了正确处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提出了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大力发展内地工业，平衡全国发展布局的方针。
1952年统计，我国70％的工业集中在不足国土面积12％的沿海地区。沿海与内地工业产值之比为77.6∶22.4。西部边疆民族地区工业产值仅占全国的9％。所谓沿海，主要是指辽宁、河北、北京、天津、河南东部、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和广西。
钢铁工业全国80％分布在沿海，特别集中的是辽宁的鞍山，而铁矿资源非常丰富的内蒙古、西南、西北和华中地区，当时的钢铁工业的基础非常薄弱，资源没有得到开发利用。
纺织工业全国80％的纱锭和90％的织布机分布在沿海，大部分集中在上海、天津、青岛等少数几个工业城市及其附近，而在几个主要产棉区，近代化的纺织工业却很少，制约了生产的积极性。
铁路里程全国90％以上分布在东北地区和京广线以东的沿海省份。
全国极不平衡的生产力分布状况是由历史原因和地理原因造成的，新中国进行经济建设，就必须改变这种不平衡的现象，特别是工业大部分集中在沿海，而内地工业基础薄弱，从利用资源的经济角度与国防安全方面考虑，都是不理想的。
新中国一建立，国家就着手改变全国经济布局不合理的状况。在1949年到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开始投资西部交通设施建设，新建了来睦、成渝和天兰3条铁路干线，并动工修建宝成和兰新线，新建公路3846公里，其中西南的康藏线、西北的新兰线、西宁黄河沿线等，明显地改善了西南西北地区的交通现状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新中国在1953年到1958年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国家财政投入不断向内地倾斜。在“一五”期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内地与沿海分别占47.7%和41.8%。在这个阶段，国家用于资源勘探的财政投资，内地占75.5%的绝对优势；内地交通运输投资占60％多。中西部许多工业薄弱的城市如乌鲁木齐、兰州、西安、包头、重庆、成都等，都逐渐成为新兴工业城市。内地工业产值大幅度增长，年均增长速度为20.4％，比同期沿海工业年均增长速度高3.6％。
“一五”期间投资建设项目，特别是苏联援助的重大项目，主要配置在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156个项目的106个民用工业项目，在东北地区布置的达50个，在中部地区的是32个；国防企业44个，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布置的达到35个，其中有21个安排在四川、陕西两省。这就大大促进了内地工业经济的发展，改变了工业布局不合理的状况。
在“二五”时期，全国生产力布局作了适当调整。在加强沿海老工业基地建设的同时，并进行了西南、西北和三门峡周围地区以钢铁、有色金属和大型水电站为中心的新工业基地建设。
在50年代末期，国家把西南作为战略后方建设，大量下达投资项目计划，在冶金、机械、军工和铁道等部具体部署，不断选点、定点和动工。
为了调整工业布局和加强国防大后方建设，四川省计委、建委和省国防工业部门进行配合协助，中共西南局计委成立后也参与其工作。
新中国刚刚建立初期，为了巩固新生政权和改变不合理工业布局，在集中力量加强东北老工业基地建设的同时，对内地具有后方战略意义的建设给予了重点投资。
1956年，毛泽东又考虑到对内地建设的过多投入势必影响沿海工业的巩固和发展，使沿海原有的优势不能很好地发挥。于是，毛泽东指出：“沿海的工业基础必须充分利用。”
当时许多人害怕战争爆发影响沿海工业，就采取消极态度发展沿海工业。对此，毛泽东说：“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10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这样，如果还不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那就不对了。不说10年，就算5年，我们也应当在沿海好好地办4年的工业，第5年打起来才搬家”。
毛泽东还批评不敢在沿海搞工业建设的同志说：“好像原子弹已经在3000公尺的上空了”，“不要说3000公尺的上空没有原子弹，就是1万公尺的上空也没有原子弹”。
当时虽然随时准备应付战争，但更多注意工业的发展，国家投资重点也开始转向基础好、见效快、效益高的沿海地区。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正确处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关系的谋略：“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
在这一时期，由于国家仍然重视沿海工业的发展，工程项目不多，进展十分缓慢。到1962年，由于全国经济处于困难时期，建设项目只有调整，西南内地的基建项目也进行了“关、停、并、转”。德阳重型机器厂、电机厂等大型厂不得不缓建，攀枝花钢铁厂只进行了选点，而没有定点开工，成昆铁路和西昌地区的工程项目开工后都停了下来。只是对国民党留下来的军工厂在旧有基础上，恢复了生产。
因此，从整个战略意义上说，当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建设项目，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
1964年，战争气氛骤然紧张，建设战略大后方的问题又显得十分突出了，战争一旦降临，沿海工业首先就会受到摧毁，整个国民经济就会陷入瘫痪状态，十分有限的内地工业根本难以为继，难以持久战和防御战。
50年代新建的一些国防工业，大部分分布在东北、华北一带，由于当时与苏联友好，大多又是苏联援建的，对于苏联可以说没有秘密可言。特别是中苏交恶后，苏联重兵压境，分布在东北、华北的工业在地理上是处于前线的。
当时，美国如果侵犯，那么沿海地区就是前线；如果苏联侵犯，那么东北、华北就是前线。
出于这种战略意义的考虑，毛泽东在总体战略布局上又进行了一次重大转变：这就是提出先集中力量搞内地大三线建设的战略设想。
我国本着调整经济布局和加强国防建设为着眼点，致力于战略大后方建设，力争在战争爆发之前，做到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当战争爆发，建设战略大后方付出的小小代价就会赢得最后的大胜利。
毛泽东准备巩固后方
在我国面临腹背受敌的情况下，毛泽东坚持制定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随时准备痛击来侵犯之敌。
毛泽东“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他深谋远虑，历来重视充分准备，多手准备，从最坏处着想，向最好处努力，防患于未然，争取战争最后胜利。
毛泽东在1957年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上发表讲话指出：“我们要争取15年的和平”，但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
其实，毛泽东早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就指出：“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但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的一个条件”。
这就是毛泽东谋略决策的一个最大特点，站得高，看得远，想得也更深。他历来重视有备无患，不强调“御敌于国门之外，”主张“诱敌深入，关起门来打狗”。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写道：“优势而无准备，不是真正的优势，也没有主动。懂得这一点，劣势而有准备之军，常可对敌举行不意的攻势，把优势者打败”。毛泽东提出十大军事原则第五条规定：“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力量对比有胜利的把握”。
毛泽东指出：面对强大的敌人进攻，面对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我们首要是保存军事实力，稳定战略大后方，待机打破敌人。这就必须实行战略退却，躲开敌人的致命打击。这在土地革命时期在四川叫“收紧阵地”，在江西叫“诱敌深入”。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者反对战略退却，理由是退却丧失土地，危害人民，即所谓打烂坛坛罐罐，对外也产生不良影响。战史已经证明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我军主力如不退让一步而被敌围歼，一切都无从谈起。
1956年4月，毛泽东在谈到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时，他谈到苏联在苏德战争初期失利的历史教训。
当时，苏联的大部分工业基地分布在西部地区，当战争突然爆发时，面对德军的突然进攻和强大攻势，苏军只好边打、边撤、边迁，搬不及的工厂全部落到敌人之手。搬迁需要大量时间，建设投产也需要大量时间。当时，工厂成了苏军的沉重包袱，苏军一边打仗，一边还要撤迁工厂，严重牵制了战斗力。
当时苏军搬迁工厂需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搬迁后还要重建恢复生产，以满足战争所需的大量物资。但搬迁需要时间，重建恢复也需要时间，前线的战争消耗不能及时得到补给，更不能组建、装备新的部队开赴前线作战，造成前线节节败退，丧失大片国土，人民处于敌人的践踏之下。来不及搬迁的工厂全部落入了德军之手，有的工厂遭到重大破坏，有的落入德军之手的，德军利用工厂组织生产，满足其战争消耗，达到其以战养战的目的，为德军站稳脚根长期侵略提供了保障。
毛泽东批评了斯大林所犯的错误：“那里的红军，由于肃反扩大化削弱了干部，由于战略指导思想是要御敌于国门之外，国内不修工事，有攻无守，结果希特勒打进来，抵抗不住，只好按照诸葛亮的办法，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一直退下去”。
毛泽东同一位主管工业的负责同志谈话时说：“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现在沿海工业这么宏大，不搬家不行，要好好研究斯大林的经验教训。他们一不准备工事，二不准备敌人进攻，三不搬家，这是教训。”他认为，由于斯大林重视东部地区工业基地建设，致使在卫国战争初期，惨遭巨大的破坏和严重损失。即便如此，这片工业基地在战争中发挥了较大作用。联系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如果战争打起来，没有强大的后方工业基地怎么行？
我国近代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事实证明了战略后方基地建设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由于我国有西南作为大后方基地，对战争一线给予了持久的军事和经济支援，保证了抗战能够持继下去。尽管日军对我国后方基地也实施了一些轰炸破坏，但比较前方来损失就小得多，能够保证正常生产和军需供给。
不论入侵敌方武器多么先进，只能破坏地面的目标，没有占领地面的能力，这给自己调整战略，由守转攻提供了调整的时间空间和取得最后胜利提供了根本保证。
我国情况与当时苏联的工业布局有许多相似之处，大部分工业都集中在沿海地区，而这些地区又是战争爆发的首要战场，首当其冲，工厂企业难保不落入敌手。
这些问题随时在毛泽东脑海中回旋，战争随时都可能爆发，这一问题就愈显得十分突出。
根据毛泽东一贯的谋略，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东西夹击”下，面对强大的敌人，我军当然不能主动进攻，只有采取积极防御的办法，做到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加强战略大后方建设，如果强敌真要来犯，毛泽东决定实行“关门打狗，瓮中捉鳖”。
1963年2月19日，毛泽东听取张国华将军的汇报时说：“我们要准备打仗，不要以为天下太平。”
1964年夏，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出决策：“注意国际形势的发展，准备打仗，在长远规划中首先要搞好战略布局，加强三线特区建设”。从此吹响了中国大三线建设的号角。
“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五六十年代，全国上下人人高举着拳头整天高喊着，也是那个时代我国政府喊得最多的外交口号。
“对帝国主义要斗、对修正主义要斗、对各国反动派要斗，要多援助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的和马列主义的政党和马列主义派别”。
这就是1960年毛泽东提出了“三斗一多”思想。
我党我国本来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一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就向全世界宣布：
任何外国政府，只要他愿意断绝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和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他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于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
我党对敌对势力的斗争向来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策略。
这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来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策略。就是说，绝不可无故进攻人家，也绝不可在被人家进攻时不予还击，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对于顽固派的军事进攻，绝不能做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我们应该适可而止，使斗争告一段落，不把斗争扩大化。
坚持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就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并使顽固派不敢轻易向我们进攻。
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坚持这一斗争策略，在解放战争时期也坚持这一斗争策略，使得我党取得了积极的胜利，在建国后与世界反动势力进行斗争仍然坚持这一策略，必将取得更大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