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作出决策
- 毛泽东在杨成武的呈报上指示:“罗瑞卿、杨成武同志:此件很好,要精心研究,逐步实施。”
- 毛泽东提出“三线”建设的原则是“小而分”,具体措施则是“山、散、洞”。
- 毛泽东说:“国民经济有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工业是一个拳头,基础工业是屁股。要摆好。要把基础工业搞上去,其他方面不能太多,要相适当。”
毛泽东批示总参报告
1964年4月25日,随着国内外形势的日益紧张,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表现出高度警惕的精神,对周边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对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进行了估计,对全国的情况进行了考察,提出了《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
这个报告由杨成武5月9日转报给罗瑞卿并中央军委其他领导人。罗瑞卿又报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彭真。
据当时估计,战争一旦爆发,敌人很可能首先对我国的经济建设进行突然突击,中央军委要对这个非常严酷的事实进行分析。
“报告”说:
杨副总长:
根据您的指示,我们对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专门进行了调查研究,从我们接触到的几个方面来看,问题是很多的,有些情况还相当严重。
一、工业过于集中。仅14个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就集中了约60%的主要民用机械工业,50%的化学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包括:飞机制造工业的72.7%,舰艇制造工业的77.8%,无线电工业的59%,兵器制造工业的44%。
二、大城市人口多。据1962年底的统计,全国有14个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20个50万至100万人口的城市。这些城市大部分都在沿海地区,易遭空袭。战时如何组织城市防空,疏散城市人口,保障坚持生产,消除空袭、特别是核袭击后果等问题,尚无有效措施。
三、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一般多在大、中城市及其附近,易在敌人轰炸城市时一起遭到破坏。同时,这些交通要点,都还缺乏应付敌人突然袭击的措施,战争初期,交通可能陷入瘫痪。
四、所有水库,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我国现有容量达1亿到350亿立方米的大型水库232个,其中52个位于主要交通线附近,有17个位于15个重要城市附近。此外,尚有不少中、小型水库位于政治、经济、军事要地和交通干线的要害位置。一般大型水库,要将蓄水降至对下游没有危害的程度,往往需要几十天的时间。这样,战时来不及处置,就可能遭敌破坏,酿成巨大灾害。
我们认为,上述问题,是关系到全军、全民和直接影响卫国战争进程的一些重大问题。建议由国务院组织一个专案小组,根据国家经济的可能情况,研究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积极措施,以防备敌人的突然袭击。
以上报告妥否,请指示。
总参谋部作战部
1964年4月25日
作战部将报告正式递交给副总参谋长杨成武,杨成武阅读报告后,觉得当时的情况的确十分严重,也十分危急,于是,杨成武立即决定将报告呈文上交党中央和毛泽东。
杨成武在呈文中说:
作战部关于国民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我认为很重要,现将该报告呈上请阅,望予指示。
杨成武呈报总参作战部的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在杨成武的呈报上指示到:
罗瑞卿、杨成武同志:
此件很好,要精心研究,逐步实施。国务院组织专案小组,已经成立,开始工作没有?
毛泽东
8月12日
从毛泽东这个批示可以看出,总参作战的报告与毛泽东的担心是多么的吻合,同时也表现了毛泽东对这件事件的关心和急切的心情。
毛泽东的批示连同作战部的报告很快转到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等人之手。根据毛泽东对总参谋部作战部关于国民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的批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建委主任薄一波、总参谋长罗瑞卿召集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进行研究,大家认为毛泽东的批示和作战部的报告极为重要,是我国战略防御的一项重大措施,认为必须认真对待,努力做好。
研究决定在国务院成立专案小组。建议由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罗瑞卿、杨成武、张际春、起尔陆、程子华、谷牧、韩光、周荣鑫组成,杨富春同志任组长,薄一波、罗瑞卿同志任副组长。
在防备措施方面,大家认为除了作战部提出的主张外,还应包括大专学校、科学研究、设计机构、仓库、机关、事业单位等,以及城市、矿山的人防措施等有关方面,都必须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的“精心研究,逐步实施”的原则,尽快进行研究,同时提出了六点应当注意的问题。
一是一切新的建设项目,不准在第一线,特别是14个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建设;二是第一线,特别是14个大城市当时的续建项目,除了在一、两年即可完工投产见效的以外,其余一律要求缩小规模,不再扩建,尽早收尾;三是在第一线的现有老企业,特别是工业集中的城市的老企业,要把能搬的企业或一个车间,特别是有关军工和机械工业的,能一分为二的,分一部分到三线、二线。能够迁移的,也应当有计划的有步骤的迁移;四是建议从1965年起,国家不再新建大中水库;五是要求在一线的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设计机构,凡能迁移的,应有计划地迁移到三线、二线地区去。不能迁移的,应一分为二;六是要求今后一切新建项目不论在哪一线建设,都应贯彻执行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不得集中在某几个城市选点。
大家研究了各项工作的分工。由经委、计委负责工业、交通系统的安排;由铁道部负责铁路枢纽的防备措施;由国防部负责国防工业的安排;由总参负责对全国性一、二、三线的划分,以及负责国防工事、战备动员的安排;由潭震林同志负责水库的防备措施;由张际春和韩光同志负责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设计机构的安排;由周荣鑫同志负责城市建筑和机关、事业单位的安排。
研究决定各方面的工作用9月和10月两个月时间进行筹划,提出逐步施行的具体方案,经专案小组研究以后,然后报告中央,分别纳入1965年的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
大家研究决定建议恢复全国防空委员会,仍由周恩来任主席。日常工作由公安部负责。建议恢复北京地下铁道建设筹备处,积极准备北京地下铁道的建设。同时考虑在上海、沈阳两个城市进行地下铁道建设,并建议由铁道部负责实施。
同时研究决定,如果中央同意大家的建议,就还建议连同总参作战部的报告和毛泽东的批示一起批转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党组参照执行。
研究会后,由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负责起草一份《关于落实毛泽东对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批示的报告》。
8月19日,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向毛泽东和党中央上交报告,待批准后,准备分别纳入1965年计划和三五计划。
毛泽东进行战略布局
1964年,国际形势越来越紧张,毛泽东密切注意时局变幻,随着战争气氛越来越浓烈,毛泽东在全国摆开了战场。
面对美苏两国气热汹汹的战争威胁,为了新中国的安全,对于强加给我们的战争,只有针锋相对,以牙还牙,别无他途。为取得反侵略的战争伟大而彻底的胜利,必须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建设可靠的战略后方基地。
可以设想,毛泽东站在新中国的版图前,望着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他双手叉腰,凝神静思,不知有多少次,也不知有多么久,他都这样凝视着中华大地,凝视着,凝视着……
他在思考着一个重大的问题,那就是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着强敌入侵,如何保卫这块土地,如何保卫这块土地上几千年来生生不息的人民。
烟蒂在他手里烟雾燎绕,他眼前仿佛出现了那变幻莫测、扑逆迷离的国际形势,仿佛出现了带着蘑菇云的美国原子弹和带着熊熊烈焰的苏联导弹,仿佛出现了那炮火连天、硝烟四起的战场,仿佛出现了他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身影。
曾几何时,他都这样,指挥若定、叱咤风云,领导全国人民,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打败了美帝国主义。
现在,他又面临着一场大的战争,面临着美、苏两个强大的敌人,他又开始运筹着,打败强大的侵略者,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随着他的视线慢慢移动,他的目光停留在地图上的西南地区。他轻轻弹掉手中燃烧着的烟蒂,烟雾在倾刻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的眼前显出一片清亮,他仿佛看见了大西南那山清水秀的云、贵、川。
毛泽东对全国进行战略布局,他从战略角度进行考虑,将全国划分为前线、中间地带和三类地区,分别简称为一、二、三线。
“三线”这一概念出自毛泽东关于三线建设的战略构想。“三线”在具体表述和范围划分上,一般有三种提法:一种是按地理区域划分,所谓一线是指沿海和沿边地区的东北各省,沿海地区主要是美国首要侵略之地,东北地区主要是苏联首要侵略之地。
“一线”作为战略前方,广大人民早已提高警惕,在毛泽东同志“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凭借大小三线的各种优势,准备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二线”是指介于“一线”与“三线”之间的中部地区,这是前线与后方的缓冲地带。
“三线”地区指全国战备大后方的省区。“三线”地区又分两大片,一是包括云、贵、川三省的全部或大部分及湘西、鄂西地区的“西南三线”;一是包括陕、甘、宁、青四省区有全部或大部分,及豫西、晋西地区的“西北三线”。“三线”又有大小之分,西南、西北为“大三线”,各省又都划分了自己的一、二、三线,其中中部及省区的腹地为“小三线”。
另一种提法说“三线”地区,是相对于一、二线地区而言。从广义上看,“三线”是指长城以南、广东省韶关以北、京广铁路以西、甘肃鸟鞘岭以东的广大腹地,包括川、黔、滇、陕、宁、甘、晋、青、豫、鄂、湘、粤、桂等13个省、自治区的全部和部分地区,称为“大三线”。从狭义上看,“三线”主要是指以四川为主,包括云、贵、藏在内的西南地区,称为“小三线”。
“三线”不论在表述、划分范围和提法上有所区别,但在大的方面是基本一致的,也就是说大同小异。
“三线”地区的省区离沿海海岸线最近也有700多公里以上,距离西南国土边界最近有上千公里之远。这些地方分别有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太行山、大别山、贺兰山、吕梁山、秦岭等大山作为天然的屏障,这些地区大多是丘陵与山地,地形复杂,出产丰富。但由于西部边疆地区特殊的地理因素以及历史原因,经济发展都非常落后,在准备打仗的特定形势下,当时认为这一带是理想的战略大后方。这是任何侵略者都难以攻占的深远后方。
特别是青藏高原,号称“世界屋脊”,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面积230万平方公里。西起于帕米尔高原,东及横断山,北及昆仑山、阿尔金山和祈连山,南抵喜马拉雅山,大部分都位于西藏自治区、青海省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甘肃省、四川省与云南省等部分地区,面积约占我国陆地面积的25%。青藏高原是我国的主要背靠和坚强后盾。
云贵高原的云南高原,属长江与珠江水系的分水高地,东缘止于云南省境内,南缘抵达广南,海通、峨山一线,西缘到大理、丽江附近,北缘则以北纬28度为界;贵州高原则起于广西丘陵和四川盆地的亚热带喀斯特化高原,处于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分水岭地带,面积有17.636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约1000米。除分布于北部的大娄山、东北的武陵山,西部的乌蒙山和东南部的苗岭都高达1500米至2600米以上。整个高原呈现由东向西逐渐升高的梯级状和由中部向南、北逐渐倾斜,地面起伏较大,地势复杂险要。云贵高原是我国腹地的天然居身之所。
云、贵、川、藏诸省区,有两亿多人口,物产丰富,地形险要,易守难攻,这些地方导弹打不到,原子弹都没法。把这些地区建设好,一旦战争爆发,就能人力物力保存下来,并能源源不断地供应前方。
毛泽东选择这些地方作为战略纵深和战略后方,充分体现了他的军事思想。
在60年代中期我国面临强敌入侵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才未雨绸缪地作出建设“大三线”的指示。为了落实指示,积极备战,全国上下很快行动起来,立即确定了“三线”建设的布局。
在60年代,“三线”建设主要重点在放在西南,西南的重点又主要集中在四川。
四川作为“大三线”建设的重点省份,自有其天然的地理优势。四川四面环山,因此称为“四川”。四川位于中国西部偏西的长江上游,西为青藏高原所扼控,东有长江三峡之险,北有秦岭巴山作为屏障,南为云贵高原拱卫。与鄂、湘、黔、滇、藏、青、甘陕等省区相邻,是联结中国西部的纽带。
四川大部深处腹地,因此称为四川盆地,有山险作为屏障,易守难攻。四川盆地是中国各大盆地中海拔最低的盆地。位于四川省东部,长江上游,面积达到26万平方公里,几乎是四川省面积的一半。四川盆地西面依靠青藏高原和横断山地,北靠秦岭山地与黄土高原相对,东接湘鄂西山地,南连云贵高原,简直就是一个安全的“摇篮”,历来为兵家的退守之地。
四川拥有“天府之国”的称号,矿产资源、能源资源、农业资源以及人力资源等都十分丰富。特别是矿产种类多,达到130多种,名列全国前三位的钛、钒、锶、硫铁矿等达到几十种,而且储量较大。水力资源分别占全国的17%和22%,均居全国的首位。植物种数逾万种,是中国植物资源丰富的省份之一。四川的农业较发达,农副产品丰富多样,粮、油、蚕丝、柑橘、茶叶以及桐油、生猪等产量均列全国的前列。
四川在过去曾经非常落后,但经过建国后10多年的建设,特别是成渝、宝成铁路的建成通车,交通状况大大得到改善。在工业建设方面,国家在一五和二五期间,在四川建设了一些大型骨干项目,逐渐成为了四川的工业支柱。
四川经济经过1962年调整,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到1964年底,全省工农业生产、商业以及文教、科技事业,有的已经恢复和超过了1957年的水平,初步具备了大规模的建设条件。
四川被列为建设战略大后方的重要基地,一旦战争发生,既有利于保护生产力免遭破坏,凭借新增加的工业生产的科研能力,带动区域经济,包括四川境内少数民族地区和边远地区经济的较快发展,独立地支撑战争,完成战略防御,进而转入战略反攻。
四川“三线”建设的重点又放在攀枝花。
毛泽东与党中央对于建设攀枝花非常重视,在他们的讲话中“攀枝花”有时具有不同的含义。狭义地讲“攀枝花”只代表当时的渡口市,广义的讲,“攀枝花”代表了当时整个“西南三线”。
“西南三线”建设的工业布局是以“两基一线”为中心,当时“三线”建设也是以此为重点的。“两基”即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和以攀枝花为中心的钢铁工业基地,“一线”即成昆铁路。
攀枝花地区作为“三线”建设的可靠后方战略基地,党中央和西南局把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与邻近的贵州六盘水煤炭工业基地和成昆铁路联结在一起,形成了“两点一线”的工业布局。因此,攀枝花有时代表“西南三线”的“两点一线”都包括在内的更大规模的综合项目,主要包括冶金、机械、化工、燃料等工业门类,主要目的是在我国的大后方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这一战略布局,毛泽东早在50年代就提出来了,以后又不断丰富和发展,表现了毛泽东的深谋远虑和高瞩远瞩。随着60年代国际形势的紧张,毛泽东的设想果真派上了用场,他非常迫切地把设想变为现实,以利于战争爆发后有可靠的战略后方,保证赢得最后的胜利。
毛泽东提出三线建设
毛泽东提出“三线”建设本身是出于战备的需要,因此,一切建设都从战争角度考虑。他提出“三线”建设的原则是“小而分”,具体措施则是“山、散、洞”。
所谓“小”,就是所有建设项目的规模要小,小不会引起注意,不会成为原子弹袭击的目标,而且具有机动灵活性,战争爆发时便于搬迁。
所谓“分”就是分散,用不着许多项目集中在一块,这样容易成为被袭击的目标。把许多相关的厂矿集中建设在一起,连成一片,显得很大规模和气势,在投资、生产、生活方面的确存在许多方便之处,但容易引起注意,经不住敌人的集中攻击,一旦遭到轰炸,就很容易被全面摧毁,导致经济命脉中断,亟待生产的不能生产,前方的战争消耗也得不到及时补给,后果不堪设想,也就失去了战略后方基地的意义。
所谓“洞”,就是工厂要建在山洞之中,即便敌人轰炸或者使用原子弹,对工厂也没有多大损失。在现代战争中,把兵工厂建立在山洞中,这是保存实力战胜敌人最有效的方法。
从世界各国建立兵工厂的情况看来,凡是有山的都尽量依靠着山,没有山的也建立了地下工程,以便战争爆发后照样能够生产,确保战争供给。
战争自从使用枪炮、坦克、飞机以及导弹核武器以来,战场上面对面的撕杀格斗已经不存在了,军队首先在战场转入地下和天上,以对对方战场造成重大破坏为攻击中心,因此战场上已经没有立锥之地了,军队不得不打山洞和钻坑道,以地下射击对付天上轰炸。
我国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在飞机、坦克等现代进攻性武器方面占有绝对优势,他们把延安城炸得片瓦无存,地面可以说是断垣残壁,烟薰火燎,但几百米外的窑洞却安然无恙。可以说,窑洞保护了党中央,窑洞保护了人民群众,窑洞保护了革命。
我军在抗美援朝期间,由于我军武器落后,在参战时,也是大量挖掘地下坑道,阻止了敌人的从天上的狂轰滥炸和从地面的强大进攻。特别是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美军调动了一师的兵力,182个重炮营,300多门重炮,还有轰炸机,对志愿军坚守的不足1平方公里的小山头,轮番地进行了炮击、轰炸,掩护步兵冲锋,苦苦战斗了43天,两座小山被炮火削去了两米多厚。但隐蔽在山头下坑道的志愿军,每天都打退了敌人的冲锋,寸土未丢,并获得了战争的最终胜利。当时如果我军不注意挖掘地下坑道,在地面与敌人作战,在当时的情况下,就是再多的兵力,再好的常规武器装备,也是难以与强大的敌人相抗衡的。
前线战场是这样,后方也是如此。在后方的地下工厂,不仅能够保障职工的安全和设备的完好,还能够有效地组织生产,能够顺利地支援前线作战。
美国也意识到地下战备设施建设的重要性。早在美苏关系非常紧张的时期,在核武器战争一触即发的情况下,美国耗资1400多万美元,在地下修筑了一座城堡,又称国会山庄。拥有可供800多人居住和工作的空间设施,足够参众两院议员及工作人员使用。在这个地下城堡里,拥有非常现代化的设施,有电讯中心,可与世界各地美军指挥官联系,万一总统战死,众议院议长代替总统后,在地下城堡能够正常工作,在必要时能够从地下国会发布发射核武器等命令。同时,美国还在其他许多地方秘密地修建了地下战备工事。
毛泽东发动“三线”建设,其着眼点主要是反对侵略战争和防备核战争,其本身不是用于和平时期。因此在安排兵器工业的建设项目时,当然应该考虑到靠山、分散以及进山洞的问题。
毛泽东发布总动员令
毛泽东对全国的战略进行布局的同时,也对经济发展的战略进行了深入研究,争取把经济建设与战略防御很好地结合起来。
1964年5月10日至11日,在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的前夕,李富春等同志向毛泽东汇报三五计划的编制情况时,毛泽东提出了加速内地建设的问题。
毛泽东插话说:
国民经济有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工业是一个拳头,基础工业是屁股。要摆好。要把基础工业搞上去,其他方面不能太多,要相适当。
毛泽东还认为:
工业要为农业服务。建设要按客观规律办事,只能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搞多了,要少而精,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留有余地。
毛泽东提出,制定计划要考虑备战,要搞攀枝花、酒泉后方基地建设。
毛泽东在这期间多次对有关负责同志的谈话提出:
第三个五年计划,原计划在二线打圈子,对基础的三线注意不够,现在要补上,后6年要把西南打下基础。
要在西南形成冶金、国防、石油、铁路、煤、机械工业基地。
我们的工业建设,要有纵深配置,把攀枝花钢铁厂建设起来。
5月28日,中央书记处开会进一步研究三五计划。大家认为,国民经济经过几年的调整,形势虽然有所好转,但各方面仍有不少困难,加强国防建设的重点和规模以及同解决吃、穿、用的关系,必须安排得当。
邓小平在会上说:
这次计划按农轻重、解决吃、穿、用和两个拳头、一个屁股进行安排,是建设的完整方针。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第三个五年计划打基础。按低方案摆计划,5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不能超过1000亿元。
周恩来说:
计划方法要总结经验,不能再搞苏联那一套。我们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如果不注意布局,发展下去更不平衡。1964年的基本建设要重新排队。
刘少奇也指出:
大家要多搞基本建设,但不能过多,只能办几件事,一切要保持过去几年的做法,不能一下放松。
6月6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集中讲了两个问题。
一个是改变计划方法。毛泽东说:
过去制定计划的方法基本上是学苏联的,先定下多少钢,然后根据它来计划要多少煤炭、电力和运输力量。再计划要增加多少城镇人口、多少福利。钢的产量变小,别的跟着消减。这是摇计算机的办法,不符合实际,行不通。这样计算,把老天爷计算不进去,天灾来了,偏不给你那么多粮食,城市人口不增加那么多,别的就落空。打仗计划不进去,国际援助也计划不进去。
毛泽东还强调指出:
要改变计划的方法,这是一个革命。学上了苏联的方法以后,成了习惯的势力,似乎很难改变。这几年我们摸索出了一些方法,我们的方针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按照这个方针制定计划,先看可能生产多少粮食,再看需要多少化肥、农药、机械、钢铁,还要考虑打仗的需要。
二是进行备战。毛泽东明确提出:
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只要帝国主义存在一天,世界性的大战就绝对不可避免。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他什么时候要打仗。决定战争最后胜利的不是原子弹,而是常规武器。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
毛泽东同时提出了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要下决心搞“三线”建设。在搞“三线”工业基地建设的同时,一、二线也要搞军事工业。各省都要有军事工业,要自己造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子弹、炸药。有了这些东西,全国就可以放心了。
毛泽东认为“三线”建设的开展,首先要把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交通、煤、电建设起来。
毛泽东说:
攀枝花是战略布局的增强力量,要尽快在我国纵深的攀西地区建设起一个新的大型钢铁工业基地。
攀枝花不是有铁矿吗,为什么不建设钢铁厂?
不建设钢铁厂,打起仗来怎么办?
攀枝花搞不起来,我睡不着觉。
建设攀枝花,要有紧迫感,这是和帝国主义争时间的问题。
建不建设攀枝花,不是钢铁厂的问题,是战略的问题。
攀枝花建设要快,但不要毛草。
毛泽东还风趣地说:
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子去那里开会。
不搞攀枝花建设,这是没有道理的。如果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
现在到解决问题的时候了。抢时间,抢在战争爆发之前。
毛泽东就像曾经多少次做战争动员令一样,激起了全体参会同志的强烈共鸣与热烈掌掌。大家一致拥护他的主张,认为应在加强农业生产、解决人民吃、穿、用的同时,迅速展开“三线”建设,加强备战。
毛泽东的讲话,表明他强烈的忧国忧民心情和建设“三线”的坚定决心,也表明了他对攀枝花开发的重视。
会议作出决策,全国按一、二、三线进行战略布局,国家集中力量进行“大三线”建设。根据中央决策,由国家计委对“三线”建设的目标和要求作出具体规划。
自此,全国备战的气氛日趋浓烈。
6月8日,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反复强调说:
要搞第三线基地,大家都赞成,要搞快一些。但不要毛草。只有那么多钱,那些地方摊子要少铺,中央的摊子也要少一些。最好从攀枝花铁路的两头开始修。还有以大区或省为单位搞点军事工业,准备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有了那个东西我就放心了。
毛泽东对于各省的小三线也非常重视,他说:
我们沿海各省要搞手榴弹,讲了几年了,没有搞起。打起仗来,不能等二、三线给你运,每个省都要有一、二、三线。
随着形势的越来越紧张,战争好像随时面临爆发,毛泽东产生了强烈的紧迫感,他感到十分焦急,就连一惯幽默风趣的说话也变得非常严肃了。
7月2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提出:北京、天津地区要搞三道防线,准备打仗。
7月15日,毛泽东又谈到:沿海、沿边有些省搞兵工厂,造轻武器,造子弹。平时学会制造,积累一些材料。新疆要逐步储备兵工材料。又会造,又有材料,需要时就可以造,武装起来,做到人自为战,做到有准备,就不怕。一有战争征候,工厂就要搬家,疏散到山里去。上海这么多工厂还能留给敌人吗?不能。
毛泽东对于西南三线的部署,他非常重视攀枝花、酒泉两个钢铁基地和成昆铁路的建设。甚至提出:攀枝花、酒泉两个钢铁基地,要一定落实,如果材料不够,其他铁路不修,集中修一条成昆铁路。必要时也可将内昆铁路的铁轨拆掉,先修成昆铁路。
8月中旬,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三线”建设的问题。在17日和20日,毛泽东两次讲话说: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工厂可以一分为二,要抢时间迁到“三线”去。各省都要搬家,都要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不仅工业交通部门要搬家,而且学校、科学院、设计院、北京大学都要搬家。成昆、川黔、滇黔这3条铁路要抓紧修好,铁轨不够,可以拆其他线路的。
毛泽东表情严肃地说: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内地建设不好,我就一天也睡不好觉。
攀枝花是战略问题,不是钢铁厂问题。现在抓是抓了,但要抓紧,要估计到最困难的情况,有备无患。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大家经过研究,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新建项目都要摆在“三线”,现在就要搞勘察设计,不要耽误时间,第一线能搬的项目要搬迁,在以后一、两年不能见效的继建项目一律缩小建设规模。在不妨碍生产的条件下,有计划有步骤的调整第一线,一、二线企业要有重点地搞技术改革。
“三线”建设进入初期部署和实施阶段。
与会领导同志在过去有不同意见,有的也曾提出过是否搞一点其他建设,多解决一些人民群众的吃、穿、用的问题。但听过毛泽东的多次动员讲话后,认为毛泽东是从国家的根本利益着眼,为了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也同意必须集中力量而不能分散力量,必须抓紧时间而不能延误时间,要扎扎实实的建设国家可靠的后方战略基地。
会议结束,大家都意识到形势的紧迫性,都立即行动起来。国家计委程子华同志等立即赴西南地区,具体部署西南“大三线”建设,特别是攀枝花钢铁基地和成昆、贵昆铁路的建设。薄一波主持国家经委和有关各部委具体研究需要搬迁的企业以及搬迁措施等。
9月5日,中央书记处发布关于计划工作的指示,制定了“三线”建设的行动计划。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作出的决定,标志着我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转向以“三线”建设为中心这一过程的完成,也是大规模开展“三线”建设的动员令。
1964年12月12日至1965年1月4日,召开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确定:1965年和以后一个时期基本建设的中心是集中力量建设“三线”,要采取多快好省的方法,在我国纵深地区建立一个工农结合的、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
从此,建设“三线”,积极备战,成为了全国人民的共识。全国人民都行动起来,积极投身到“三线”建设的行动中来。
国防工业部门上报文件
时任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的赵尔陆根据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和中央军委有关“三线”建设的方针,从“大三线”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写出了关于“三线”建设的布局、厂址选择、设计和施工等文件上报中央。
文件的主要内容是:
一是布局。最根本的着眼点是适应现代化战略特点,在热核大战下打不烂、炸不垮。平时、战时都能坚持生产和协作,以保证战时需要。“三线”建设必需认真贯彻“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
二是选厂。按建设方针布局,不占良田,少占耕地,不迁居民,支援农业。生产运输不能单靠铁路,充分利用公路、水运等条件。
三是设计、施工。设计和施工要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就地取材,保证质量,积极采用新工艺、新技术。重要工厂要因地制宜,可以用天然洞、也可以用人工洞,黄土层厚的山区可以依山挖槽,镶嵌进去,屋顶和侧壁加以掩盖、绿化伪装。
该文件后来经中央正式批转。指出,这个文件很有参考价值,要求引起注意。
国防工业建设项目的选址、勘测设计和施工工作就是按照这些原则进行的。
航空工业的建设工作除按上述原则执行外,还根据发展引伸了如下原则:
贯彻“靠山、分散、隐蔽”方针,“以隐蔽为中心”的指导思想,要求工厂从设计到施工建设,要使敌机从空中看不着,即看不出是工厂,看着炸不垮。
贯彻执行因陋就简,生产从精,生活从简,先生产,后生活,生产生活区一律不搞水洗厕所,一律建干厕所。取消围墙,非生产性建筑采用低标准,造价控制在每平方米40元以内。
建厂建人,老厂包建新厂,新厂要搞好建思想、建厂、建人、建作风、建制度。实行“三包一保”,即包建、包投产、包学技术,保证老厂增产。
实行统一计划和统一物资供应,双方共同作好施工前的准备工作,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确保建设进度快,投产快。
为了尽快贯彻落实毛泽东关于加速“大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及中央军委有关“三线”建设方针,国防工业办公室党委于1964年9月8日决定组成10个选择厂工作组。另设一个中心组由负责选厂总指挥的国防工办负责人赵尔陆同志兼任组长。
工作组于当月先后出发去“大三线”地区选择厂址。其中第二组、第七组由第三机械工业部党组指派第三机械工业部基建局长范铭同志任组长。
1964年9月11日,选厂工作组相继出发去“大三线”进行选址,踏勘选址历时两个半月。在47个专区内,进行了踏勘工作,共踏勘了1499个点。从中初选了合适建设国防工业项目建设的628个点。
这些地点,基本都是符合靠山沟、远离城市、不占良田、少占耕地、不迁居民的原则的。
国防工业派出的选厂工作组,在“三线”地区的选址工作,是属初步踏勘性质,主要为了解决各国防工业部门之间的合理布局,区域划分,重大协作关系以及对一般建设条件,地理环境的考查了解。因而在具体定点前仍需在此基础上对每个厂址进行详细地可行性论证,具体研究落实,才能定点。
选址本来就是到远离城市偏僻地区选厂,困难是可想而知了。参加选址人员为了响应党中央、毛泽东关于加速“三线”建设的号召,他们在选址过程中披星戴月,风餐露宿,跋山涉水,不畏寒暑,日以继夜,辛勤忘我地工作着。为了早日完成选址和尽快进行下一步工作,他们加班加点,从来没人叫苦叫累。他们在“大三线”建设中立下了头等功。
1966年8月1日,人民解放军组建基本建设工程兵。
这是为了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备战工作的需要,也是为了“大三线”建设的需要,根据中共中央将国家基建施工队伍逐步整编为劳武结合、能工能战的队伍的决定而组建的。在基本建设工程兵领导机构组成前,国家建委内设立基本建设工程兵办公室。1978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即基建工程兵,领导机构正式成立,李人林任主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兼任政治委员。基建工程兵受国务院、中央军委双重领导。担负国家基本建设重点工程和国防工程施工,以及水文、铀矿、黄金地质普查勘探、生产等任务。在当时,主要是支援“三线”建设,成为“大三线”建设战线上的一支突击队,在完成各项任务中,取得了重大成就,为“三线”建设以及后来的国防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国家计委提出计划纲要
1964年7月31日,李富春就“三线”建设问题向中央建议提出了3点意见,并要求西南局和有关方面负责人认真落实。
8月24日,李富春、薄一波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建设攀枝花钢铁基地的报告。与此同时,国家计委组织西南工作组,会同西南局和云、贵、川三省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前往成昆沿线和攀枝花地区进行实地考察。
9月5日,中央书记处作出关于计划工作的指示,其主要内容是:“三线”建设要落实,一线调整要立即行动;基建投资要首先保证“三线”建设的需要,工业生产,“一线”、“三线”都要发展,“三线”建设的中心是成昆线。
中央工作会议和书记处会议后,国家计委紧急行动起来,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贯彻落实毛泽东提出的“三线”发展战略上,并逐步条理化、具体化。制订《1965年计划纲要(草案)》,并向中央和毛泽东汇报情况。
9月8日,计委召开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李富春代表计委在会上作报告。他说:
“三线”建设的目标,是要在我国纵深地区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后方工业体系。攀枝花建设的要求,是要用七八年时间,初步建立一个比较完全的包括冶金、机械、化工、燃料等主要工业部门的基地。
13日,李富春向毛泽东汇报计划工作,提出“三线”发展战略上,提出要争取7到10年时间改变全国工业布局的面貌。
1964年10月中旬,国家计委就制定完成了《1965年计划纲要(草案)》。这个计划的基本指导思想是:
争取时间,积极建设三线战略后方,防备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
“三线”建设总的目标是:
要争取多快好省的方法,在纵深地区建立起一个工农业结合的、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
10月30日,中共中央批准并下达了国家计委提出的《1965年计划纲要(草案)》,要求根据这个《纲要》,安排经济计划工作。
为了进一步研究确定“三线”建设的总体规划,10月底至11月4日,李富春与薄一波受毛泽东、周恩来的委托,带领程子华、冶金部部长吕东和副部长徐驰,西南局书记阎红彦等,到攀枝花视察。
李富春一行20多人,先到昆明召集西南局和云、贵、川三省及中央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开会,传达毛泽东对钢铁厂定址在攀枝花的意见,统一思想认识。同时,初步议定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第一期工程的规模为年产铁矿石1350万吨、生铁160至170万吨、钢150万吨、钢材110万吨。
考察组从昆明乘汽车北行500余公里,前到攀枝花弄弄坪、兰家火山等处进行实地考察。
李富春对负责攀枝花建设的冶金部副部长徐驰说:“知道你们刚开始建设,还没有什么可以看的,但你们这里是毛泽东最关心的地方,我们必须先来看看,否则他老人家要骑着毛驴来”。
考察人员看到那里崇山峻岭、激流深谷、地势隐蔽,对于这样的地理条件,大家意识到虽然建厂初期交通差一些,但从长远和全局来看,特别是从战略地位来看,确是一个建设钢铁工业基地的理想场所。
李富春一行先去看了钢铁厂厂址弄弄坪,意识到在弄弄坪建厂方案的正确性,感到毛泽东决策是正确的;又到工地看望施工人员,参观搭建的工棚;然后又绕道河门口,参观发电厂厂址,再过金沙江,到宝鼎山煤矿参观,最后回到兰尖铁矿。
11月1日至2日,李富春、薄一波在仁和组织召开会议,听取攀枝花地质、冶金、交通、煤炭、电力等各建设小组的汇报,对需要解决的问题作具体指示,讨论如何保证“多、快、好、省”地建设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
最后,李富春作了总结:
一是将四川省会理、盐边两县各一个区和云南省永仁、华坪两县各一个区划出来,成立“攀枝花特区”,属四川省直接管辖,对外称渡口市,对内称攀枝花市;设中共攀枝花特区委。
二是成立攀枝花工业基地建设总指挥部,统一领导基地的全部工程建设。总指挥部下按专业设冶金、煤炭、电力、交通、建材、市政各分指挥部,分别组织其所属工程公司及加工厂进行施工。
三是设攀枝花基地政治部,各分指挥部设政治处,开展“学大庆”运动,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加强全体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
四是请国家计委考虑,攀枝花基地建设作为一个综合项目,单列计划。原属各部的单项建设一律合并为基地建设总项,建设资金和所需建设材料由国家直拨。建议物资部在基地设办事处及仓库,经常存钢材供随时调用。
五是商请四川省、云南省负责生活物资供应。攀枝花市所需粮食,由四川省供应;所需糖、茶、油、盐等副食品及小百货由云南省调给;猪肉及大路菜由四川、云南两省共同提供。
六是出于战备要求,渡口市的全部建设在施工次序上,采取“先生产、后生活”的方针。也就是争取生产性建设早完成、早投产,生活设施先用临时建筑,如干打垒、工棚,过渡几年后,再建设永久性办公室和正规宿舍。
李富春落实了这些具体问题后,于第二天便动身回京,向中央和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指出攀枝花的弄弄坪“现在虽然条件差一些,但是从长远和全局来看,确实是一个建设战略后方基地的理想场所”,“一定能够用不到10年的时间,把这个后方基地建设起来。”
中央和“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根据李富春的建议,为了加快攀钢和渡口的建设进度,成立了许多重要机构,采取了许多重要措施:
建立中共渡口特区工委员会,后改为市委,下设若干分指挥部,实行通力协作,密切配合,统一指挥,联合作战;
渡口特区以钢铁建设为主体,内外配套项目,市政建设的综合项目的长期和年度计划,报送国家计委和冶金部;
商业部副部长张永励同志多次到渡口协助川、滇两省筹划粮油及一切副食供应并规划建立渡口的蔬菜和副食基地;
冶金部技术装备力量较强的第19冶金工程公司从武汉开进了攀枝花担负起矿山建设的施工任务;
在贵州盘县成立以煤炭部领导为主和地方参加的工地指挥部,加紧施工;
攀枝花矿山先后在河北承德,四川西昌以及北京首钢进行了模拟大型多级试验,取得钒钛分离技术的成功经验,用在攀钢的建设中;
在成昆铁路通车前,由国家批给专款改造公路,将成都通往昆明的公路进行到渡口的延伸,加宽,并提高路面和桥梁的承重强度等;
国家建委城市规划局的同志到渡口协助地方对渡口市政建设规划进行了审编工作,将其所需投资,列入了当年的国家计划;
依次建起为钢铁厂建设配套的,在渡口市区的煤窑、水泥厂、电站以及金沙江南岸的林场。
李富春等根据攀枝花考察情况,又对《1965年计划纲要(草案)》作了适当补充和修改。
中央和地方根据计委的《1965年计划纲要(草案)》,安排1965年全国总投资134亿元,其中“三线”建设投资就达42亿元,初步确定了大中型项目690个,“三线”建设项目就达187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