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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二、实践措施
- 德阳市委书记李永寿回答：“采用了兼并联合的办法，将亏损企业都装进优势企业的肚子里了。”
- 德阳市市长严如高常说：“好企业必有好厂长，要搞好国有企业，必须搞好企业领导班子建设。”
- 济南市市长张建国说：“以发展为第一要务，国企改革就是要改出生机、改出活力、改出后劲，将劣势企业改为优势企业，把不良资产变为优良资产。”
企业实行新的运行机制
在“七五”期间，我国工业经济体制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工业经济的宏观运行机制和微观运行机制，发生了显著变化，给大批企业带来了活力和生机。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工业格局，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在“七五”时期，非国营企业发展快于国营企业，导致所有制结构发生新的变化。
多种经济成份并存格局的进一步发展，使整个工业经济生机盎然，对于搞活城乡经济、方便人民生活、鼓励企业竞争，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七五”时期，工业品价格体系改革，由“六五”时期的以调为主，转为调放结合。
“七五”期间，通过简政放权，下放企业，扩大企业自主权，使全民所有制企业，开始由政府部门的附属物，向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转变。
国务院先后发布企业扩权10条、20条，企业在生产经营领域的自主权，逐步扩大到产品生产、销售、产品价格、职工工资和劳动管理制度、企业联营、投资等方面。
尤其是《企业法》的颁布，标志着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有了法律保证。
到1990年，全国已有90％以上的工业企业，实行了厂长、经理负责制，初步形成了厂长、经理对生产经营全面负责、党委保证监督、职工民主管理的新领导管理体制。
1986年以来，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工业企业全面推行了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面，已超过90％。对股份制以及多种形式的企业放开经营，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各种形式的企业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浮动的办法，也获得大面积推广。
到1989年底，全国实行“工效”挂钩的国营工业企业，已超过70％。许多企业实行了适合本企业特点的计件工资、结构工资、岗位工资、浮动工资等分配形式，对于打破平均主义、调动职工积极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此外，企业之间的兼并、联合，也有了较快地发展。企业集团不断壮大，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治理整顿的进展，经济环境相对宽松，改革面临新的机遇。
在我国450个城市中，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市、金融体制改革试点市、生产资料市场试点市占四分之一，改革势头正旺。
为了让企业这个“城市经济的细胞”充分释放活力，进一步完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成了城市深化改革的“主攻目标”。
针对企业外部环境不稳定的情况，一些城市大面积地推行全员风险抵押承包。通过建立和强化风险机制，形成了经营者与职工同包、同利、同险的利益共同体。
在1989年，南京市企业承包成功率达到86％。税后承包租赁制和股份制试点，也有新的进展。
各城市结合产业政策、整体效益、扶优限劣等整治目标，普遍地将企业兼并，作为调整结构的重要措施。
济南、沈阳、青岛、南通4个市，到1990年已有300多家优势工业企业兼并、合并了300多家亏损、微利企业。
同时，朝着多层次、规模化发展的企业集团队伍不断壮大，也为经济结构调整注入了生机，并形成一批出口创汇的“集团军”。
劳动工资制度的改革，也逐步向深层次不断推进。计件、计效、定额等多种工资的分配形式，已深深扎根于企业之中。
到1990年，江南工业明星城市无锡，有95％的职工实行工资与经济效益挂钩。青岛市在企业普遍推行退休费统筹的基础上，又有1100多家企业的32万职工，实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
横向经济联合出现新的发展势头，注重结构调整、外向发展、资源开发和产品销售，成为许多城市的共同追求。
北京市在邻近省区先后投资4500多万元，联合兴办了生铁、化工、饲料、建材、电力等一批原材料基地，使北京市的经济发展有了更多的“源头活水”。
金融体制改革方兴未艾，城市金融市场融通资金的作用明显增强。
到1990年，全国各大城市已普遍成立了金融市场，资金融通的数量、范围日益扩大，中心城市的功能得到了强化。
北京市委出台企改政策
1991年10月25日，中共北京市委工作会议提出，要进一步深化企业改革，加快建立“企业有生有死、干部能上能下、职工能进能出、收入有高有低”的竞争机制，真正使企业成为自负盈亏、自主经营、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
为了进一步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北京市正式出台15条政策，其主要内容是：
采取多种形式，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在一批企业、企业集团和行业，进行投入产出总承包试点；有的企业可以比照中外合资企业政策进行改革试点；与外商合资，引进资金、技术和管理；继续进行股份制改革试点；继续搞好利税分流、税后还贷改革试点；进一步完善“两保一挂”承包经营责任制，企业可以根据自身实际，任选以上一种改革形式或采取其他转变机制的改革形式，制定改革方案，经市有关部门审核、认定、批准后分期分批实施。
同时，选择一部分亏损企业，实行了减亏承包责任制。对扭亏无望和无发展前途的企业，实行关停并转，并在少数企业进行破产试点。
北京市还规定：
从1992年至1995年，市政府每年拿出一笔资金，用于建立国营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技术改造资金；适当提高企业折旧率；增加新产品开发基金；多渠道补充企业自有流动资金，对闲置的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企业可以租赁、有偿转让，其收入全部用于企业技术改造和补充流动资金；除国家定价和极少数关系人民基本生活的工业产品外，其余工业产品由企业自主定价；凡开发生产高新技术产品的企业，可享受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内新技术企业的优惠政策；给予有条件的国营大中型工业企业外贸经营自主权。
北京市委一系列企改政策的出台，为进一步深化企业改革，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1993年1至6月，北京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实现260.6亿元，增长幅度达到28.7％，商业发展进入了历史的最好时期。
分配制度的改革，激发了广大商业职工的积极性。西单商场实行联销、联利奖励计酬的分配办法后，市商委及时总结，并在国有大中型企业中进行推广。
商场职工说：“我们不去外面找第二职业，要想多挣钱，在商场好好干就行了。”
消费品市场进一步向统一、开放、通畅、活而有序的方向发展。
继1992年底肉、蛋、菜价格放开后，1993年5月10日，又全面放开粮油购销价格，同时取消了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粮油票证。
至此，除个别商品和服务项目价格外，实现了按照价值规律和市场供求关系，由生产者和经营者自行定价。
国有、集体、私营、个体商业一起上，在竞争中提高了消费市场的生机与活力。
结合贯彻《条例》，把改革的重点，由争取外部环境的宽松，转移到促进企业内部经营机制的转换上。
一是积极稳妥推进商业股份制改革。到1993年上半年，全市有36家企业在进行筹建股份制试点，其中百货大楼、西单商场、隆福大厦，被批准正式改组为股份制企业。
二是继四大商场实行“单列”经营后，对有一定知名度的区、县属大中型企业，实行“单列”经营，促使企业脱颖而出。
三是发展商业企业集团，增强在市场中的竞争实力。百货大楼集团和西单商场集团，创下了月销售超亿元的历史最高水平。
新成立的全聚德烤鸭集团，按照新企业新机制的要求，立足北京，面向全国，走向世界。
四是对小型企业，普遍推行以“国有民营”为主的多种形式的改革。到1993年６月底，全市60％以上的小型企业，分别实行了“租、包、股、并、连、卖”等方式的改革。
在推动转换企业内部经营机制中，山东省潍坊市委、市政府把调整企业结构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探索结合起来，在全市工业企业大力开展盘活资产改革，推动企业加快转换经营机制。
海南大胆推行股份制
逐步放开价格、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关键。
海南在建特区时决定：除了国家指令性供应海南的生产资料实现计划供应外，其他渠道的生产资料全部由市场调节。
到1991年底，海南全省市场调节的生产资料，占社会总需求量的72％。
1992年，海南抓住贯彻邓小平南巡谈话精神的有利时机，进一步放开了16种主要生产资料的价格，使全省生产资料的市场调节量，占到社会需求量的87％。
在1992年，海南省决定将煤炭、成品油的价格全部放开，年底前把化肥的价格放开。这样，海南就在全国省一级率先完成了生产资料价格改革的任务。劳务价格、外汇调剂价格、房地产价格等都已放开。海南初步形成了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
价格机制的杠杆作用，带来商品市场和各类要素市场的繁荣。以金融为例，海南建立了全国第一家外汇调剂市场。
此外，资金市场也异常活跃，1988年至1991年间，拆借资金达440亿元。
放开的价格、活跃的市场，为企业转换机制提供了压力和动力。海南按市场经济的要求，努力创造企业竞争的环境。
为把企业发育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经济实体，海南抓住企业经营机制转换这个中心环节，大胆推行股份制改革。
1991年6月，新能源、珠江等分别代表不同经济成分的5家企业，进行规范化的股份制改组。
改组一年来，这些企业严格按国际惯例运作，经营规模和效益，都比改革前翻了一倍以上。
崭新的经济体制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海南经济发展日渐加快，各项经济指标都稳步增长。
推行股份制改革，使企业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海南岛从建省办特区开始，便成为国内外投资的“热点”，经济发展的高速度颇令海南人自豪。但是，这里的能源交通却处境尴尬。就说电力部门，建省伊始，省政府就千方百计筹集资金发展电力，结果三年多时间装机容量由38万千瓦增加到81万千瓦，缺电省迅速变为电力富余省。谁知不到两年，停电现象又频频发生，使省电力局长许晓民在四面八方的责问面前十分尴尬。
其实，许晓民何尝不知道海南低水平的电力富余根本经不住经济高速发展势头的冲击呢？他早已制订好超前发展电力的规划蓝图，却由于政府筹资困难拖住了脚步。
许晓民计划到2000年，全省平均每年需增加30万干瓦的装机容量才能保证经济发展的需求；每年建电厂需投资10多亿元。然而实际上，1991年全省对电力建设投资才3亿元。
投资严重不足，致使电力建设干着急也上不去。面对日益严重的“瓶颈”形势，逼迫省政府改革投资体制，将重点基础性工程由国家和地方政府统借统还的方式，改为用股份制形式向全社会募集资金。
这一改果然奏效。即将上马的南山电厂，通过股份制迅速募集到4亿多元法人股金，加上当年国家的投资，全省电力投入一下子超过10亿元！
许晓民愁眉顿展了，他专程到国外考察，打算从日、美、英等国家选择先进电厂设备；新电厂用的392亩地也征集到了。
按常规建设期算，南山电厂需1年半以上时间。而由于资金迅速到位，为了对股民负责，必须加快筹备步伐，8个月就建成投产了。
许晓民对进一步依靠股份制超前发展电力充满了信心，电力不足的尴尬局面也就很快结束了。
说起海南基础性建设投资体制的大胆改革，大家都异口同声地夸起省委书记兼省长的阮崇武。
阮崇武初到海南一上任，就来到中外关注的三亚国际凤凰机场调查研究。这个机场动议比深圳机场还早，但深圳经济实力雄厚，早已建成使用了，而凤凰机场一再拖期。按国际级机场标准建造，凤凰机场投资概算逾10亿元。自从1990年5月动工，国家拨款3000万元，省财政拨2700万元，加上银行贷款，仅完成总投资的16.8%。
若实现按时通航的计划，须完成技资6亿元以上，时间紧迫不说，巨大的资金缺口怎么办？公司总裁陈建威寝食不宁，整日为资金奔波。
阮崇武目睹停工待资的机场工地，他心想：国家和地方财政没有钱，国内外投资者有钱却又不投向能源交通，这完全是不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造成的。由于机场属国家重点工程，只能由国家“独资”，别人想投资也无望。这是造成海南“瓶颈”现象的根本原因。不改变单纯依赖国家拨款的传统体制，就难以适应经济高速发展的需要。
阮崇武当即要求凤凰机场革新观念，打破禁区，迅速按股份制方式加快筹建速度。体制一改天地宽，“冷点”很快变“热点”。新组建的海南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便向社会募集5.7亿股本，按1：1.5溢价发行。结果很快吸引800多家法人踊跃认购。
经过竞争，只有300家如愿以偿。认购股金如期到位，强大的资金注入使凤凰机场工程顿时有了活力。长达3400米主跑道很快合拢，进场公路和现代化大型候机楼很快竣工，总面积达9万平方米停机坪工程很快完工了。
与此同时，股份制企业的新机制还吸引了内地一大批民航技术专业人才纷纷而至。总经理陈建威对按时通航就不再担心了。
海南东线高速公路是国家重点工程，从1989年动工，中央和地方财政只投资1亿多元，只建成了海口、三亚市出口及府城至黄竹段65公里，按此进度，全线268公里修通至少需要10年。
海南环岛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两个多月，就筹资10多亿元。按新修订的建设计划，只要一年多全线就可建成通车。
这些国家重点基础建设工程，实行股份制改造后，国家股仍占50%以上，处于控股的绝对优势，并且随着投资周期缩短综合经济效益的提高，国家资产还在快速增值，人们大可不必为之忧虑。
山东试点转制与股份制
在1993年初，潍坊市在总结过去企业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加快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思路，即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调整企业组织结构，明晰企业产权关系结合起来，制定了“抓住抓好大的，放开放活小的”的“两头战略”。
潍坊市在企业组织结构调整优化中要求：
发挥原有优势，培育再造优势，组织企业集团，壮大规模经济，形成新的产业，开拓占领市场。
潍坊重点规划组建了10家年产值过10亿元、利税过亿元的企业集团。
通过有偿兼并、投资参股、承包租赁等方式，以资产为纽带，把集团内各企业紧密联结起来，强化了核心企业的影响和约束力。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潍坊市的“同心柴油机集团”、“华光电子集团”、“盐化集团”三个大型企业集团，基本完善。
在1993年，三大集团完成产值、实现利税，均占潍坊市本行业的70％以上，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大大增强。
此外，潍坊市烟草和化纤两个集团的组建，初步形成了潍坊市的“五朵金花”，成为潍坊市的支柱产业。
潍坊市对众多中小企业的改革措施，主要是“两改一联一拍卖”，即把一部分企业改造成股份制企业，把部分企业改造成合资企业；一部分企业联合成集团公司，对微利、亏损企业实行兼并、拍卖。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潍坊县市以上企业有200多户改组为股份制企业，110户被兼并，30%以上的企业组建了合资企业，还有一大批小型企业实行了拍卖和租赁经营。
一系列的改革，大幅度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技改投入也大大增长。企业内部经营机制的转换，让企业重新定位，促进经济进入发展的快车道。
淄博市是山东省股份制试点，起步较早的市地之一，也是山东省股份有限公司，数量较多的市地之一。
截至1998年底，淄博市经省政府批准的股份有限公司129家，总股本39.2亿元。
其中，经规范确认以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121家，以发起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8家。有5家企业6只股票，分别在上海、深圳和香港证券市场挂牌交易。
通过一、二级市场，共发行和配股融资6.3亿元，有力地促进了全市经济的发展。
1988年，国务院批准淄博市周村区为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后，国家体改委又相继批准淄博市为“国家体改委股份制试点联系城市”，并确定淄博市乡镇企业制度建设，为国家体改委改革试验项目，淄博市的股份制改革开始起步。
在邓小平南巡发表重要谈话和“十四大”召开后，淄博市把推进股份制发展，作为深化企业改革的重点。
自1995年下半年，淄博市又紧紧围绕股份公司规范化运作，对照《公司法》要求，严格规范，不断完善，使淄博市股份制试点工作，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党的“十五大”召开后，淄博市上下，进一步解放思想，以产权制度改革为突破口，以机制转换为目的，进一步深化股份制改革，使全市股份制经济，逐步走上健康发展之路。
1988年，淄博市国有企业山东农药厂和中国第四砂轮厂，被山东省体改委批准，分别改组为山东农药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和山东泰山磨料磨具股份有限公司，拉开了淄博市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序幕。
1988年12月，“山东农药”、“四砂”作为全国第一批股份制试点企业，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
当时，在国家尚未出台试点规则的情况下，淄博市率先创立两家股份制企业的目的非常明确，一是探索政企分开，理顺产权关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途径；二是探索企业直接融资的渠道。
尽管当时对股份制的认识还不统一，法律上缺乏配套的文件，各地推进股份制试点的标准不一。但是，淄博市还是迈出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第一步。
1989年，华光陶瓷股份有限公司，又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
1992年，由国务院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国务院研究中心、国家体改委等五部门专家，组成的股份制试验联合考察组，对淄博的股份制经济发展情况，进行了深入考察，充分肯定了淄博股份合作制试验工作的成绩，并指出要加强企业规范化，巩固试验成果，适应证券市场发展要求，发挥好股份制转换企业机制的作用。
1992年3月，淄博市政府出台了《淄博市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规范化试行办法》及有关资产评估、企业登记、财税制度、股票管理等5个文件，在工作中提出了“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的指导思想。
1992年5月，国家体改委发布了《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以及“两个规范意见”，即《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和《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同时还相继发布了12个配套文件，包括财会、税收、土地、劳动人事等方面，从而使淄博的股份制试点，从无法可依，走向了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的阶段。
股份制试点，在淄博市全面展开。到1992年底，全市进行股份有限公司改制试点的企业达51家，总股本8亿元，新发行股票2亿元。
1992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了国内第一家公司型封闭式投资基金，即淄博乡镇企业投资基金，其基金总规模为3亿元人民币，1992年首期发行一亿元。
在1993年后，淄博市股份制试点工作，按照“点上抓规范，面上抓发展，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的指导思想，始终把股份制试点工作，作为经济体制改革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大举措来抓。
同时，出台了《淄博市关于加快推进股份制试点的意见》，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和统一部署下，全市股份制试点进入一个蓬勃发展时期。
在具体工作中，坚持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分层推进。一是积极推荐符合条件的国有企业，进入“国家队”，争取异地上市；二是选择一批经济效益好，有发展后劲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按照国家规范化意见的要求，通过内部持股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三是在乡镇企业中，推行股份合作制，并将周村试验区的经验推广到全市。
全市试点工作步入快速发展阶段，试点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
1993年8月20日，淄博乡镇企业投资基金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这是全国第一支上市基金。
淄博基金的挂牌交易，不仅极大地提高了淄博的知名度，而且增强了全市搞好股份制试点的决心和信心，促进了股份制试点进一步的规范和发展，也为众多的股份有限公司明确了前进的方向和目标。
1994年初，我国国内最大的火柴生产企业，一个有3000多职工的济南火柴厂，被一家创办不到10年的小公司兼并。
创下这一“小虾吃大鱼”纪录的，是山东渤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渤海集团公司当时只有200多职工，公司充分发挥股份制优势，以参股、兼并等方式，先后将长新石材厂、潍坊纯碱厂等一批企业，归入旗下。1993年，公司实现利润逾千万元。
渤海集团创办于1984年11月，是山东省最早的股份制企业，也是我国最早向社会发行股票的股份制企业之一。
渤海集团公司从创办之日起，就全面实行聘任制、合同制，坚持走股份制道路不动摇，使企业稳步、健康发展。
从创办伊始的一家小型贸易公司，发展成为以第三产业为主，包括能源、建材、化工等行业，资产达1.08亿元的集团公司。
渤海集团兼并的济南火柴厂，生产的双喜牌火柴，曾获国家银质奖，是出口创汇骨干企业。
但是，由于市场供求关系变化，以及管理机制等原因，济南火柴厂自1989年后，就开始连年亏损，累计亏损达1300万元。
时任渤海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李甫田表示，兼并后，把火柴厂由现在所处的市中心地区迁出，通过全新的股份制机制，使其起死回生。
与此同时，利用火柴厂位于济南市市中心的40多亩场地，发挥渤海集团多年发展第三产业的丰富经验，建设现代化国际商城。
兼并后，企业活了，产品重新找回了市场，集团公司进而也拥有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黑龙江实行股份制改造
1994年新年伊始，黑龙江两家国有大企业改制的股份制企业：哈尔滨天鹅实业有限公司和北满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先后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
至此，黑龙江省已有100家国有大企业，改组为股份制企业。
黑龙江省是我国老工业基地，国有大中型企业达500多家。其中，国家“一五”156项重点项目，就有22项。
黑龙江省省委、省政府针对这些国有大企业经营机制不活、缺乏活力的状况，提出从推进企业股份制改造入手，重振“国家队”雄风。
省里专门成立了由主管省长牵头、省直有关负责人参加的省股份制协调领导小组，统筹协调解决股份制改造中出现的问题。
到1994年1月底，已完成股份制改造的100家国有企业筹集到股金25.2亿元，企业数和股金额，分别占全省股份制企业总数、股金总额的16.1％和84.6％。
股份制改造明晰了产权关系，企业开始步入市场经济轨道。在国内同行业举足轻重、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佳木斯造纸厂、桦林橡胶厂、黑龙江涤纶厂、哈尔滨轴承厂等一批企业，经过股份制改造后，加快了经营机制的转换，募集资金，加速技术改造。
牡丹江桦林橡胶，是一家名牌老国企，在过去的几年间，政府先后投入12亿元巨资，但由于不触动体制机制，企业始终不见起色。
牡丹江市改变思路，毅然与新加坡佳通轮胎公司合资，实行股权多元化。新投资者带来了新项目、新资金，更带来了新体制、新机制，人员能上能下，分配拉开差距，以严格的制度管理人。短短一年多，桦林扭亏为盈，起死回生。
这是实行“开放式改革”、引进战略投资者的一个范例。
时任省国资委主任的胡鼎祥认为：“这样可以变‘输血’为‘造血’，让企业走出一条自我积累、自我融资、自我改造的新路子。新项目不仅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也成了新体制新机制的生长点。”
黑龙江涤纶厂，多年亏损，经营困难。在引进北京一家民企进行股份制改造后，从此重获新生。
齐齐哈尔钢厂改制成北满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后，对企业办社会的包袱进行剥离，将募集到的４亿多元资金，全部用于国家级项目Φ114无缝管生产线建设项目，使企业焕发了青春。
鲜活的事例启示着人们：涉浅水者得鱼虾，探深水者得蛟龙，改革固然有风险，不改革风险更大。
黑龙江人终于想通了、想开了，“不求所有，但求所在”，“国企改制，靓女先嫁”，一批大型国企开始面向国内外，积极地引进战略投资者。
曾被周恩来总理誉为“掌上明珠”的北满特钢，曾经辉煌过，后来衰落了、停产了。
2004年9月，北满特钢厂与辽宁特钢重组改制，成立东北特钢集团。现在的北钢，机器轰鸣，钢花飞溅，生机盎然。变化的奥秘在于，重组改制后的北钢，建立了符合市场规律的现代经营管理机制。
黑龙江省在重点抓好股份制企业规范运行的同时，继续抓好能源、交通、原材料行业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股份制改造，以便使更多的国有企业重新焕发生机。
吉林深化国企股份制
股份制是现代经济的产物，有很强的兼容性和多重性。股份制适应了现代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已成为市场经济国家的主要企业组织形式。
企业为扩大规模、吸引与留住高素质人才、创造良好的企业文化等需要，必然进行股份化。通过职工持股，特别是企业骨干持股的形式，解决凝聚力和向心力问题。股份制还可将个人利益、领导利益、企业利益三者紧紧联系到一起，并与责任紧密挂钩，可以很好的理顺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企业、领导和职工之间的关系，这样才能使企业能够有效地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也只有进行企业改制，企业才有生命力，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和不断进步。
为此，吉林省对已有的国有企业，进行更加积极的推进股份制、公司制改革，积极吸引民营资本、外国资本等非国有资本，参与到国有企业改革改组中来，真正实现企业的管理和决策的科学化、合理化。
自党的“十四大”以来，吉林化学工业公司围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深化内部改革。
吉林化学工业公司首先从明晰产权入手，理顺集团体制。在对企业实行清产核资和资产评估、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的前提下，对集团原核心企业中的部分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对原核心层中未进行股份制改造的企事业单位，按分公司管理。
吉化公司不是简单地更换牌子，而是重新界定职责，明确各自的责、权、利，让二级企业单位，按“四自”原则进入市场。
在改组前，吉化集团对所属的北方化工总公司，虽然实行了保护政策，但1993年上半年，该企业却亏损了70多万元。改组后，北方化工总公司实行了法人财产所有制，完全按市场机制运转，1994年上半年就赢利1200多万元。
吉化集团深化“三项制度”改革，实行干部聘任制和全员劳动合同制，建立公平的用人机制。
1993年，有55名厂部级干部落聘。1994年，又有16名厂部级干部，被解聘或免除职务；有11名职工通过“一推双考”，聘为厂部级高级管理人员；工人实行考试考核上岗，1.8万富余人员重新开辟就业门路，创造新的效益。
优化企业组织结构，合理组合生产要素。以前吉化有一大一小两个炼油厂，大的吃不饱，小的成本高。改组后，成立了石化公司，将小厂的炼量由大厂承担，大厂的下游产品交小厂做原料。这样，一年效益将增加近4000万元。
过去，各单位都有汽车队，长期吃补贴饭。现在把这些汽车队集中起来，成立了公路运输公司，实行专业化管理，每年可节约500万元。
吉化公司还注意加强企业的各项基础工作。在管理上，他们参照国际标准，修订了安全、质量、生产、机动、环保等管理制度，强化了制度的约束力和规范作用。
同时，建立新的营销制度，将各企业建在沿海地区的销售点连成网络，实行统一管理。成立集团营销中心，做到销售、结算、运输一条龙服务。建立新的财务管理制度，加快了资金周转。
经过一系列的调整，吉化公司呈现出一派崭新的气象。
“开门改制”是新一轮国企改革过程中，各地所采取的主要方式。在2005年，吉林省实行集中改制的816户重点企业中，有40%的企业采取的就是这种形式。
吉镍集团拥有国内第一大的镍盐生产基地，与加拿大CVMR公司和广东华创集团重组。CVMR公司拥有全球领先的金属冶炼技术，华创是亚洲规模最大、产品最齐备的电镀化工原料供应商和金属镍供应商，分别是吉镍集团生产经营的上下游企业。
重组后，形成国有股、民营资本、外资等混合所有制，真正实现了强强联合，提升了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对外的抗风险能力。
在2006年，吉林镍业集团重组改制，形成国有、民资、外资各占一定股份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原定董事会由7人组成，其中国有股东委派2名董事。经过吉林省国资委据理力争，最后确定国有股东委派3人，增强了在董事会的发言权和表决权，从而使董事会决策能够充分体现国有股东的意志。
吉林镍业改制过程中，国有股东人数增加的现象，反映了国资管理部门，作为出资人对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和组成方式的主导作用。
产权改革必然关系国有股权的变更，针对企业的不同类型，各地在股份制改革中对股权比例的设置，也分外精心。
考虑到森林资源储备的战略意义，吉林省在森工集团的股份制改革过程中，对其采取了国有控股65%、经营者和职工参股35%的改制形式，这样既有利于调动经营者和职工的积极性，筹集改制成本，也有利于保证国家对森林资源的绝对控制权。
时任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的邵宁，这样描述央企股份制改革的特殊路径：“由于中央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引入战略投资者往往遇到控股权的障碍，因而实现股权多元化的主要途径是重组上市。”
央企上市，不仅拓宽了融资渠道，而且使企业的管理更加透明化、规范化，强化了对管理层的约束，提高了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
安徽加大企业改革力度
安徽抓住宏观调控机遇，加大改革力度，加快发展，使全省国民经济继续快速增长，并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
时任省委常委、副省长的汪洋说，1993年1到10月，全省工业、外贸出口净增额、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均高于全国平均增长水平，为安徽历史上最好年份之一。
农业、国民生产总值、城乡人民纯收入，也将为历年来增加最多的一年。对外开放，成果喜人，前所未有。
安徽经济之所以能够保持健康快速发展势头，首先是从实际出发，落实中央各项宏观调控措施，保主、保重落到了实处。
从1993年开始，在宏观环境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安徽省委、省政府在调查研究、冷静分析之后，认识到作为距沿海最近、以生产原材料为优势的内陆省份，宏观调控后的有序经济，正是自己加快发展的好时机。
安徽省坚持该控则控，能快则快，力争在调控中快发展。对各地蜂拥而起的开发区，全省重新审查，撤改了50多个；对效益好、有市场的乡镇企业，则加大投资。
对牵动全省发展战略的“一线、两点”的投入，更是不断升温。
1993年1到9月份，沿江4市全民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一倍，占全省投资的30％以上，大大改善了投资环境；农业上重点落实政策，减轻农民负担，增加抗灾专项经费，确保丰产丰收；工业力保重点企业上得去、转得快，从而避免了经济上的大起大落。
其次，下大力气抓金融秩序整顿，多方搞活资金融通，迅速扭转被动局面。各银行、各地方，积极盘活资金存量，收回到、逾期贷款。
到1993年10月末，各专业银行的各项存款比年初增加64亿元，储备达53亿元，备付率由６月末的4.42％上升为12.31％。为经济飞跃，提供了弹性很好的撑竿。
安徽省委、省政府还特别注重深化改革，用改革的办法，解决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
新的省政府班子第一次常务会，研究的就是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省委书记也就此深入调查，著文推荐典型，引导企业在改革中找出路。
到1994年，安徽省大中型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取得突破性进展，有267户企业兼并了291户企业，87户工业企业、5700多户国合商业实行了国有民营或公有私营。
一批企业集团、股份制企业，扬起了风帆。美菱、皖能、马钢Ａ股及Ｈ股股票，刮起新的改革潮。
2003年，股份制理论取得新突破，国有大中型企业开启了改革攻坚的破冰之旅。
2003年12月30日，国内第三大冰箱生产商安徽美菱公司宣布：当年他们的销售量比去年增长30%，创下150万台的历史最高纪录。
这样的成果，得益于美菱2003年进行的股份制改革。2003年5月，世界第三大制冷公司格林克尔，收购了美菱20%的国有股份，美菱由国有资本的一股独大，实现了产权多元化。
改制后，美菱引进格林柯尔的市场成本倒推法等管理经营方法，产品成本降低了20%，生产效率提高了30%。
作为安徽首批发起上市的国有大型企业，皖能集团边学边干，率先吃了“螃蟹”，走出一条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新路子。
多年来，一些上市公司在市场经济大潮中，黯然褪色，而皖能始终以自己良好的业绩和诚信屹立不倒，在多次上市公司评比中，获得一项项桂冠。2003年度，在中国上市公司100强评比中，皖能再度名列其中。
有所为有所不为，让皖能集团资源配置不断优化。企业加速企业资产整合与重组，适时增加对马鞍山万能达、淮北国安电力、安庆皖江发电等公司的投资，提高投资比例，实现了控股目的。
而在另一些项目上的“战略撤退”，则让企业的力量更为集中。通过大胆有效的项目投资与回收，能源建设资金得到保值、增值，皖能集团电力主业建设步入快车道。
截至到2003年底，皖能集团累计投入电力建设资金65亿元，拥有发电装机权益容量220多万千瓦，可控容量300多万千瓦，在安徽电力市场份额中三分天下有其一。
安徽国企股份制改革的成功，也为安徽省各地的市场体系建设、住房制度改革、社会保险等配套改革，起到了推动作用，从而推动了安徽经济全面的腾飞。
德阳国企全方位重组
在不少国有工业企业经营困难、亏损面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四川省德阳市属预算内国有工业企业，自1987年之后，却连续7年保持了无亏损的纪录。
在这7年里，这些企业的经济效益持续增长。1988年至1994年11月，市属预算内国有工业企业销售收入，从近7亿元增加到近16亿元，实现利税从8500多万元增加到1.6亿元，国有资产净值由6亿元增加到14亿元，都翻了一番。
一种好的环境，往往能成为活跃一方经济的沃土。走进德阳，宽阔的马路、整洁的街道和鳞次栉比的高楼，就给了人们一个朝气蓬勃的印象。
德阳在1983年建市后，11年间，用于交通、能源、通信三大基础设施的投入，超过8亿元。
乡乡通了公路，县县通了铁路，全市电网与国家电力主网联网，邮电通信实现了国内、国际长途直拨和市话自动化。这一切，为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条件。
然而，比“硬”环境更为宝贵的，是以人为中心的“软”环境。
德阳市委书记李永寿说：
前些年社会上流传的“国有不如集体，集体不如个体”的说法，在德阳始终没有市场。这是因为：第一，站在地方的角度看，德阳市72％的财政收入来自国有企业，不搞好国有企业，地方财源成问题，等于自己砸自己的饭碗。第二，站在国家的角度看，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稳定发展，国家实现宏观经济调控和解决地区间不平衡问题等，都离不开国有企业。第三，站在个人利益的角度看，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收入差距的调节，也要靠国有企业。第四，站在农村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乡镇企业的“师傅”是国有企业。德阳市国有工业是机械、化工、建材、食品、医药五根支柱，乡镇企业从烧砖烧瓦到现在的规模，也形成了这五大产业，靠的就是国有企业人才、技术、管理的优势。
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多年来，凡是中央和省下放给企业的权力和搞活企业的优惠政策，德阳市都坚决落实，一点不打折扣。这里几乎所有国有企业，都得到过政府各种形式的让利扶持。
让利扶持壮大了企业的实力，特别是使一些老企业得以喘息、重振。这样，当企业改革由放权让利，转入改制阶段时，德阳的企业已长硬了翅膀，有了更强的应变能力和后劲。
“多在生产力发展上做文章”，是德阳市始终如一的方针。他们有这样一个观点：由于交通、能源、原材料价格的大幅上涨，各种费用和工资、福利不断增加，企业销售收入年增长幅度如果低于10％，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亏损。
所以，德阳一直坚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工业的较高增长，使企业在消化全部增支因素之后，仍能有较高利润。
创造有利于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离不开改革。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德阳市先行了一步。
1985年，德阳市属国有工业企业，就取消了指令性计划，勇敢地走向市场。在市场竞争的实践中，企业全面推行三项制度改革，在机构设置、员工进出、工资分配、经营决策、产品开发、市场营销等方面，逐步形成一整套适应市场竞争的内部机制，企业员工也逐步实现了思想观念的更新。
这样，当指令性计划大幅度减少，所有企业都面向市场的时候，德阳市属国有工业企业已占据有利地位，掌握了市场竞争的主动权。
德阳耐火材料厂总经理夏传弟，讲了这样一件事：几年前，他们瞄准高档耐火材料项目搞技改，建成一条滑动水口砖生产线。1993年这条线一投产，企业在税收增长1倍多、职工收入增长25％、生产成本增加较多的情况下，实现利润竟比上年增长近13倍，从而避免了企业的亏损。
在德阳国有企业中，这类事例并不鲜见。兼并了7家企业的四川金路股份有限公司，仅1994年就向这些兼并厂投入技改资金5300多万元。从而，使兼并过来的企业，迅速成为公司新的配套支柱产业和利润生长点。
四川石化集团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只有两种产品。在短短的10多年间，他们建成了10多个新的较大规模和较高层次的项目，使产品形成了以磷复肥为龙头，有精细化工、建材、饲料、电力等五大类，20余种的新格局。
一个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市场前景好的产品，往往能成为一个企业新的利润生长点，甚至成为一个企业扭亏和新生的契机。
德阳市的国有工业企业，紧紧扭住新的利润生长点不放，不停顿地搞技改，从而保持了盈利状态。
当时，国有企业的一大致命弱点是设备老化，技术落后，产品无市场。从一定意义上讲，谁先进行技术改造，谁就能获得新生。但是，问题的难点在技改要花钱。
那么，德阳是如何解决这一难题的？德阳市市长严如高说：“我们是割了政府的肉，救了企业的急。”
前些年实行财政递增包干时，德阳市的做法是国有工业企业完成承包上交任务后，企业增加利润部分，政府只作适度收取，把相当大的一部分留给了企业。
在1994年实行新税制后，在确保增值税75％交给中央后，地方应得的25％的税，仍有相当一部分返还给了需要扶持进行技术改造的企业。
严如高说：
把有限的资金先用于发展，企业发展了，大家才好过，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放长线钓大鱼”。
由于德阳市政府和企业，在技改上下了真功夫，新项目、新产品成了该市国有企业的主导和利润的主要来源。这便是德阳市属国有工业连年无亏损的根基所在。
市场经济，优胜劣汰。企业经营，有盈有亏，德阳也不例外。国有企业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后，迅速开始了大分化。
转轨快的企业生机勃勃，优势日益凸现；转轨慢的企业步履维艰，短短几年下来，有的甚至到了破产的边缘。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场伟大的变革，也是一个企业优化的过程。
那么，德阳市属国有工业的亏损企业到哪里去了呢？
李永寿回答：
采用了兼并联合的办法，将亏损企业都装进优势企业的肚子里了。
对于亏损企业，不外乎三条可选之路：一是破产，二是政府“输血”，三是兼并联合。
德阳选择第三条路是，从实际情况出发的。德阳市属工业由五六十年代的老企业和建市后扩建、新建的企业两部分构成。经过这些年的市场竞争，两极分化的格局基本形成。但是，两类企业面前，都有自身难以逾越的障碍。
德阳市常务副市长杨友发说，市委、市政府经过反复地调查、研究、论证，认为如果把优势企业的扩张需求和劣势企业的闲置资产，结合起来，既可盘活闲置资产，使国有资产不致流失，又可优化资源配置，适应优势企业的扩张需求，还可给劣势企业带来新生的契机。
因此，1987年市委、市政府决定，大规模推动兼并联合。
德阳市搞兼并联合的主要做法是，第一，未雨绸缪，在劣势企业没有到资不抵债时就搞兼并，这样一般被兼并企业的资产与债务相抵略有余，不会过多加大接收企业的负担。
第二，对确实资不抵债和负债沉重的，政府从政策上给予补偿，即企业合并后，应该上交的新增利润，政府返还一部分给企业；对被兼并企业所欠税费、贷款实行停息挂帐，待效益好转时再逐步归还。
第三，强调兼并双方有互补性，一般不搞跨行业兼并。
第四，不搞“拉郎配”，实行企业自愿和政府推动相结合。
第五，实行完全合并，将被兼并企业改组为优势企业的分厂，由优势企业派出厂长，被兼并企业的全部资产和职工都由优势企业统一安排，分配也同优势企业政策一样。
第六，在企业兼并过程中，仿照股份制企业的做法，将非生产部分从企业中剥离出去，成立服务开发公司。对剥离部分先给予一定补贴，然后逐年递减，三五年内实现独立，走向社会。
在此期间，对企业新增利润部分，政府核定一个基数，超基数部分仍返还企业。这样，逐步将企业办社会的包袱卸掉。
这些措施的实施，使德阳市的兼并联合未引起大的社会震荡，优劣企业的互补性得到了较好的发挥。
德阳市市长严如高常说：
好企业必有好厂长，要搞好国有企业，必须搞好企业领导班子建设。
德阳市将选拔能人治厂放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总的原则是：能打胜仗者上，即有壮大企业、提高效益、改善职工生活业绩者上。
市长及有关部门，每半年就对企业领导班子考察一次，能者继续干，业绩平平者下，不讲情面。
从1986年到1993年，德阳市属企业中，因不能胜任工作或兼并后被免职和降职使用的正副厂级干部有60多人。
一批锐意改革、发展意识强、有才干、不谋私利的实干家被选拔到领导岗位，为企业高速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
在1994年，德阳市又改变过去那种行政干部从优秀企业领导人中选拔的做法，一般不再从企业选拔党政干部，以保持优势企业领导班子的相对稳定。
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全方位的重组。德阳以城市为依托，发挥城市的综合配套功能，将企业内部改革与企业外部环境改革综合进行，通过环境、产品、企业、班子的优化重组，使国有企业稳步走上了良性循环的发展之路。
泉州市力促经济发展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对发展资本市场做了明确的部署。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加快推动企业境内外上市，是各地解决企业融资难、促进企业制度创新、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途径。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国际化的进程加快，如何结合地方的实际，更好地利用国内外资本市场，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增强企业综合竞争力，成为泉州市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
1984年11月，中国首家股份公司，即上海飞乐音响股份公司成立，标志着股份制作为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开始进入并影响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
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重要谈话以及党的十四大提出“积极进行股份制试点工作”后，股份制突破了多年的思想桎梏，重新焕发活力。
泉州作为改革开放地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城市和“民营经济集聚区”，1991年8月，首家股份有限公司，即福建石狮新发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揭开了泉州股份制改革与上市的序幕。
从1991年至1996年底，先后有7家股份公司成立，改制企业涉及国有、外资和民营企业。两家企业上市，即福建豪盛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福建石狮新发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在此阶段，由于对企业改制上市及资本运作缺乏认识，以及受其他客观环境等因素的制约，泉州市设立的股份公司数量少，股本规模小。
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
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
这为股份制企业的发展壮大，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制度保障。
1999年7月1日，颁布实施的《证券法》，以法律形式，规范资本市场运作和规范交易行为。社会各界及企业对股份制作用的认识与实践，逐渐深化。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和企业境内外上市，进入稳步的发展时期。
福建惠泉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石狮供水股份有限公司两家股份公司，加大资本运作步伐，实施增资扩股，筹集资金，扩大生产规模，提高企业竞争力，为企业上市打下坚实的基础。
2001年，我国股票发行制度，实施了一系列市场化改革。其核心内容是取消股票发行额度控制，采取股票发行核准制。股票发行从向国有企业倾斜，转向各种类优势企业。
股票发行实施核准制，将上市机会公平地赋予每个企业，为优质的民营企业发行上市、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创造了难得的机遇。
泉州市委、市政府，抓住机遇，顺势而为，适时加大对改制上市的扶持、引导力度，成立了泉州市企业上市领导小组，加大了对企业改制上市规划引导、上市资源培育、资本运作知识培训的力度。
先后出台《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扶持企业上市的若干意见》和《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利用资本市场发展经济的意见》政策文件，有力地推动了泉州市企业的股份制改制和上市力度。
泉州市企业改制上市工作，取得了实质性突破，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此阶段，泉州市企业改制上市力度加大，成效显著：一批规模较大、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国有企业、“二轻”集体企业、外资企业及其他民营企业等，各种所有制企业，相继进行股份制改制。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等14家企业，成立股份公司，总数占全市股份公司的40％，股本超亿元的股份公司有4家。
此外，福建恒顺洋伞股份有限公司等一批上规模、效益好的民营企业，也开始进行股份制改制工作。
福建惠泉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凤竹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3家企业，在境内上市。其中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是泉州市首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的企业。
非上市公司直接融资力度加大，福建华辉石业股份有限公司等5家股份公司，实施增资扩股，筹集社会资金近5亿元。筹资额占全市非上市公司增资扩股筹资额的74％。
股份公司运作规范：股份公司大部分都能根据《公司法》及有关股份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要求规范运作。
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科学规范的内部管理制度，形成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企业组织形式、运行机制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走上了现代化、科学化、民主化的经营管理之路。为企业上市做好准备，也为泉州市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此阶段，企业股份制改革和上市工作，出现了良好势头，股份公司与上市公司数量不断增加，直接融资规模进一步扩大，企业运作更加规范，在筹集社会资金、扩大融资规模、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结构调整、产权制度改革和提升企业知名度，乃至城市知名度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济南不断探索国有企业改革新路。时任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焉荣竹说：
解放思想见行动，理清思路求发展，服务基层解难题，边学边改重实效。我们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追求的是求真务实。
2004年，济南市国资委挂牌成立为标志，济南市启动新一轮国企改革，加快企业改革重组步伐。
坚持依法、规范操作，稳步实施困难企业的改革退出；立足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支持优势企业围绕做强做大主业，开展强强联合、上下游整合，使优良资产在优势领域中聚集发展。
驰名品牌“轻骑”，一度是济南人的骄傲。在上世纪90年代，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木兰、潇洒、大观、125等系列摩托车，成为泉城的一道景观。
有群众说：“‘轻骑’太有名了，以至于我小时候不认为它是商品品牌，而是小型摩托车的代名词。所以那时候，我就管可以载人的大型摩托车叫‘摩托车’，管任何品牌的小型摩托车都叫‘轻骑’。”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品牌，却在2000年前后，面临着在市场上销声匿迹的危险。原因在于，核心摩托车企业轻骑股份与母公司轻骑集团，关联交易重叠交叉、大股东占用资金等问题，导致企业负债累累。
济南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轻骑”改制重组工作。为帮助“轻骑”摆脱不利局面，市政府积极为企业寻找重组方，并注入资金，使轻骑股份在上市公司中保留了下来。
在改制过程中，政府部门和企业，在重组方选择标准方面不谋而合：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有雄厚的实力，产业必须相近或相关。
最重要的一条，从产业发展角度讲，对方看重的不能仅仅是“轻骑”这个壳，而是要实心实意发展产业。
在这样的选择标准下，2006年12月5日，轻骑股份成功实现战略重组，加入中国兵器装备集团。
经过短短两年的努力，2008年，轻骑股份产销摩托车超过56万辆。
救活一个轻骑，就是救活了济南摩托车产业。济南市市长张建国说：
以发展为第一要务，国企改革就是要改出生机、改出活力、改出后劲，将劣势企业改为优势企业，把不良资产变为优良资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