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彻底清除五毒

• 周恩来愤怒地说：“如果不把‘五毒’去掉，腐朽黑暗的一面不但会在资产阶级本身发展，还会侵入国家工作人员中，侵入共产党内部。”
• 毛泽东说：“凡准备不足，条件不成熟的，一律不得仓促上阵。”
• 林金华十分感慨地说：“当我接到这个通知时，心中的一块石头这才落了地。我感觉政府对待资本家是公平的。”

中央发出五反指示

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决定在大中城市，发动反对资产阶级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五反运动就此拉开序幕。

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开展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开展五反是为了配合三反，他说：

在全国一切城市，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

中央政府之所以会发动这场主要是针对资本家的五反运动，还要从1950年中央政府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说起。

1950年5月，正值盛夏，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处于刚刚建立的十分困难的时期。

中央政府为理顺公私、劳资、供销等方面的关系，开始对工商业进行合理的调整。政府采取多种措施，积极扶持私营工商业。这一年，私营工业取得了可喜的进步，民族工商业者也因此获利颇丰。

许多资本家都意识到这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情不自禁地欢呼这是他们的黄金时代。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中也有一些居心叵测的人，非但不感激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反而丧心病狂，不择手段地为自己谋取不义之财，极大地损害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一些民族资产阶级，开始感觉不满足，他们唯利是图的本性开始暴露，并加倍地增长。

上海私营梅林罐头厂全部价值只有几十亿元，但在上海解放后的3年中，罐头厂老板仅偷工减料一项就非法获利250亿元。

一些居住在大城市的不法资本家，他们表面上安分守己，却在暗中不断串连，互相勾结，发起所谓“聚餐会”、“座谈会”、“联合生产处”、“联营社”等秘密的非法团体。他们以此为阵地，或散布谣言，制造混乱；或哄抬物价，扰乱市场。

1950年10月，中国出兵朝鲜后，全国各界人民群众踊跃支援志愿军，他们有物捐物，有钱捐钱，有力出力，但少数丧尽天良的不法资本家，却趁承制军用物资之机，大发不义之财。

天津私营震中橡胶厂经理乔铭勋，在承制军用雨衣时，利用抬高成本、虚报冒领、扣留定货款存银行生息等方法，盗骗国家财产80多亿元。

1951年1月，中南区人民为支援志愿军，向汉口私营福华电机药棉厂定制了66亿元的救急包和三角巾。该厂经理李寅迁利令智昏，竟用坏棉花盗换好棉花1万斤，这些棉花中有1000斤是他派人从拣破烂的人那里收购来的。他承制的12万个救急包，不仅分量不足，而且都未经漂白、脱脂和消毒，含有大量化脓菌、破伤风菌和坏疽菌，他又把这些带有大量病菌的救急包以高价卖给志愿军，从中牟利18亿元。

1951年2月，华东工业部益民公司承制支援志愿军的牛肉罐头，急需大量新鲜牛肉。上海奸商张新根、徐苗新等看到有机可乘，就以行贿的手段买通益民公司经办人员，承担了代购牛肉的任务。他以每斤3200元至4100元的价格购买，再以平均6600元的价格卖给益民公司，从2月至7月就获利30亿余元。

更为恶劣的是，张新根、徐苗新等人经常以廉价的水牛肉、马肉冒充牛肉，还到小摊贩那里收购次牛肉、死牛肉，甚至收购已变绿发臭的牛肉，冒充合格牛肉送交到益民公司。有时臭牛肉被退回，他们就把牛肉上发霉的绿斑刮掉，再用硫酸水浸泡后，再涂上一层新鲜牛血，冷冻后再送到益民公司，从中牟利。

此外，随着三反运动的深入发展，揭发出的党政军内部的贪污分子，多数与资本家有关系。这些资本家利用建国初期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间的联系，通过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手段，向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进攻。

还有些资本家采取“打进来”和“拉出去”的手段，来腐蚀拉拢政府工作人员。

所谓“打进来”，就是指使自己的亲信和朋友等伪装进步，假造历史混入政府机关和经济部门，充当“内线”；所谓“拉出去”，就是以行贿、美人计、物质引诱等手法腐蚀、收买机关或经济部门的工作人员，让他们充当“坐探”。然后里应外合、刺探、盗窃和出卖国家的经济情报，或从事非法经营活动，扰乱市场，从中混水摸鱼，牟取暴利。

中国百货公司物价科科员郭中慧，把该公司有关白糖的情报出卖给北京、天津的奸商，结果造成京、津两市的糖价严重波动。后来，她又把该公司碱价及库存情况的情报出卖给北京的碱商，又造成1951年北京碱价的大幅波动，这不仅让国家遭受巨大损失，也严重地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生活。

不少意志薄弱的党员干部禁不起不法资本家用请客、看戏、送礼、送佣金，甚至用“美人计”的方式引诱，在“糖衣炮弹”面前吃了败仗，蜕化变质。

针对上述令人触目惊心的严峻现实，周恩来愤怒地说：

如果不把“五毒”去掉，腐朽黑暗的一面不但会在资产阶级本身发展，还会侵入国家工作人员中，侵入共产党内部，侵蚀整个社会，毒害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毒害人民民主政权。

周恩来所说的“五毒”，就是指资本家所进行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经济情报五种不法行为。

1951年12月20日，华东局在给中央的《关于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中说：

鉴于党政内部的贪污往往是由非法商人从外部勾结而来的，因此，必须注意调查奸商并发动群众检查控告不法商人的运动，对证据确凿的不法商人，亦应严加惩处，以便内外配合，彻底肃清贪污分子。

这份报告引起毛泽东的重视。

12月23日，毛泽东在批转华东局报告的批语中称：“这个报告很好，请在党内刊物上发表。”

12月31日，薄一波向毛泽东汇报三反运动情况，他讲到资本家往往用给回扣的办法收买拉拢我们的采购人员时，毛泽东插话说：

这件事不仅要在机关检查，而且应在商人中进行工作。过去土地改革中，我们是保护工商业的，现在应该有区别，对于不法商人要斗争。

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很清楚地认识到：进入1951年，“五毒”行为不仅腐蚀了一批国家干部，引发和助长了贪污、浪费、官僚主义，而且在经济上、政治上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后果。

于是，毛泽东果断地决定，在全国开展大规模的五反运动！

毛泽东强调正确对待资本家

五反运动开始时，一些共产党员、机关干部及工人对五反运动认识有些模糊。

有的说：“资本家既然发起‘五毒’进攻，就已不存在两面性了，必须彻底打倒。”

还有的说：“干脆趁‘五反’彻底消灭私人资本。”

反响最强烈的自然是资本家。他们对五反运动充满恐惧，不少人哀叹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

有不少资本家持观望、抗拒、甚至破坏的态度。有的说：“资产阶级一无军队，二无枪炮，如何进攻？”根本否认“五毒进攻”的存在。有的说：“今天‘五反’，明天来个‘七反’、‘八反’，今天消灭资产阶级，明天就该消灭小资产阶级了。”借以煽动不满情绪。有的还说：“共同纲领不明明写着四个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搞统一战线吗？共产党又变卦了呢？”故意恶语中伤党的政策。

党中央和毛泽东充分认识到：在五反运动中，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十分敏感又十分重大的政策问题。

针对一些人对待五反的过激行为，中央反复强调：

犯有“五毒”的轻重是惩处资本家的根本依据，不应乱提斗争口号，随意扩大斗争范围。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决定在运动发起之后，迅速组成和不断扩大“五反”统一战线。为此，中央反复强调：

不仅要广泛宣传动员和组织依靠广大工人、店员，而且要积极耐心地做好高级职员、资本家家属的思想工作，动员他们协助政府做好资本家的工作。同时要求各城市在运动开展后，要先以主要精力调查和处理95％以上的“五毒”行为较轻的工商户，尽快做出结论，取得他们的拥护或中立，以孤立5％左右的严重违法和完全违法户；即使对后者也要严格区别情况给以不同处理，如补税、退财、罚金、没收、捉人、取保释放等；只对极少数才予以判刑或处决，继续进行分化瓦解，最大限度的孤立和打击罪大恶极者，以形成广泛的“五反”统一战线。

1952年2月15日，中央在《关于五反中对各类资本家的处理意见指示》中再次指出：

对“五毒”行为不太严重者，应采取“只退不罚”的政策，以安定绝大多数资本家，可以组成广大的五反统一战线。

在运动的指导上，毛泽东则一再强调要按照“共同纲领”办事，要掌握一条政策界限，就是违法不违法。民族资产阶级在“共同纲领”范围内的发展，是合法的；离开了这个范围，就是不合法。

毛泽东发现几个理论界的同志在中宣部主办的《学习》杂志上发表文章，否定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还存在两面性以后，严厉地批评他们，中宣部也专门为这件事做出检讨。

毛泽东明确指出反击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进攻，决不意味着就是要立即消灭资产阶级，他说：

搞五反，这不是对资产阶级的政策的改革，目前还是搞新民主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是削弱资产阶级，不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是打它几个月，打痛了再拉，不是一直打下去，都打垮。

毛泽东还在对统战部《关于各民主党派三反运动结束时几项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指示》的修改稿中再次指出：

对待资产阶级，只要他们不违反共同纲领，就不能拿共产党的尺度去要求他们。如果要求他们拿工人阶级的立场与思想去行事，其结果不是造成混乱，就是逼出伪装。这对统一战线不利，也是不合逻辑的。对一些党员中的这些错误思想应予纠正。

稍后，毛泽东在给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黄炎培的回信中说：

在现阶段既然允许资产阶级存在，只应责成其接受工人阶级领导，须经营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事业，不犯“五毒”，亦即接受共同纲领，而不宜过此限度，超过这个限度，而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或者说，不许资产阶级想剥削赚钱的事情，只许他们和工人一样想“没有劳动就没有生活”的事情，只想社会主义，不想资本主义，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

毛泽东提出对五反的要求

1952年3月23日，毛泽东在批转《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加强私营厂、店工人、店员工作的指示》中，把这次五反斗争的任务及其必须达到的目的，又进一步具体化。他在指示中明确提出八条要求：

1、彻底查明私营工商业的情况，以利于团结和控制资产阶级，进行国家的计划经济。

2、明确划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肃清工会中的严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清除资产阶级在工会中的代理人。

3、改组同业公会和工商联合会，把那些“五毒”俱全及其他完全丧失威信的人们开除出这些团体的领导机关，把在五反中表现较好的人们吸收进来。

4、帮助民主建国会的负责人整顿民主建国会，开除那些“五毒”俱全及大失人望的人，增加一批较好的人，使之成为一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主要是工业资产阶级的合法利益，并以《共同纲领》和五反的原则教育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各部分资本家的秘密结社，例如“星期四聚餐会”等，则应设法予以解散。

5、清除“五毒”，消灭投机商业，使整个资产阶级服从国家法令，经营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在国家划定的范围内，尽量发展私营工业，逐步缩小私营商业；国家逐年增加对私营产品的包销定货计划，逐年增加对私营工商业的计划性；重新划定私资利润额，既要使私资有利可图，又要使私资无法夺取暴利。

6、要使资本家废除“后账”，实行经济公开，并逐步建立工人、店员监督生产和经营的制度。

7、从补偿、退赃、罚款、没收中，追回国家及人民的大部分经济损失。

8、在一切大的和中等的私营企业中建立党的支部，加强党的工作。

毛泽东的这个批示，基本明确了五反运动的政策界限，为全国的五反工作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原则。

据退休干部周宏伟回忆：

1952年3月底，政府组织全县五反工作小组的成员学习毛泽东主席关于五反工作的八条要求。县政府的有关领导还到会讲了话，要求我们在五反工作中认真遵守中央的有关指示，努力完成中央交给我们的五反任务。

通过学习，我们比较深刻地理解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对于五反运动的指示精神。许多在平时工作中深感困惑的问题也迎刃而解了。我们对于完成五反任务充满了信心。

1952年1月5日，毛泽东在北京市委《关于三反运动开展情况和继续开展这一运动的意见的报告》的批语中指示全国各大、中、小城市：

一律仿照办理，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违法行为，特别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沈阳及各省省城，用大力发动这一斗争，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一个重大的打击，争取在两个月至三个月内基本上完成此项任务。请各级党委对此事进行严密的部署，将此项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

北京和天津号召违法者坦白

1952年1月8日，北京市召开工商各行业公会负责人会议，号召一切有违法行为者主动坦白，争取政府宽大处理。

据当时参加过会议的蒋诗梅老人后来回忆：

当时，市政府的几个领导都在会上发言，要求那些有违法行为的人主动坦白，并说政府会对他们进行宽大处理。

大家听完领导的讲话以后，思想上都受到很大的触动。当时的气氛很热烈，有不少人主动讲述自己做过的错事。有些人说着说着还流泪了。

与此同时，市节约检查委员会组织机关干部，民主党派、大学教授、文化工作者、大学生等3000余人，组成检查小组，继续深入工商户进行检查，并限不法资本家1月31日前彻底坦白交待一切违法行为，将拒不交待的70多名奸商予以逮捕法办。

天津市1月12日由税务局和工商联联合开会，动员工商界开展“反欺诈、反行贿、反偷税”运动，号召违法者坦白和检举。

据曾参加过这次会议的退休干部徐春风后来回忆：

在大会上，几个工商界的领导都讲话了，都要求有违法行为的人主动坦白，还要求大家积极检举身边的不法资本家。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工商联副主任委员毕鸣歧带头检讨自己的错误。毕鸣歧主动讲述自己做过的偷税、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的事情，态度十分老实。

毕鸣歧的话讲完后，大家思想上都受到震动，不少人开始坦白自己做过的一些不光彩的事儿，还有人主动检举自己身边的可疑分子……

１月17日，天津各界3万多人举行检举贪污、行贿分子大会。许多未能参加大会的天津市民在家中收听实况，收听的人数超过了100万人。

这次大会效果显著，广大人民群众焕发出极大的热情，会议期间就收到检举贪污分子和不法资本家违法行为的材料3万多件。

毛泽东看到北京和天津的五反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感到十分高兴。他又在一次讲话中进一步强调五反运动的重要性：

资产阶级过去虽然挨过一板子，但并不痛，在调整工商业中又嚣张起来了。特别是在抗美援朝加工订货中赚了一大笔钱，政治上也有了一定地位，因而盛气凌人，向我们猖狂进攻起来。现在已到时候了，要抓住资产阶级的“小辫子”，把它的气焰整下去……

郑重对待上海的五反

1952年1月31日，毛泽东在给东北局的电报中，就曾经语重心长地指出：

对付资本家须有准备，准备不好，不要动手。各城市准备条件不一致时，不要同时动手。

2月23日，中央在转发中南局《关于五反斗争策略和部署的报告》的批语中也指出：

各省委对各城的“五反”斗争必须加以精密研究，以便正确指示省城及全省城市的“五反”斗争；对省城以外的中等城市如何进行“五反”，目前尚无经验，各省区党委要责令地委精心研究，有计划地去做，只许做好，不许做坏。

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考虑到五反运动关系重大，那些不法资本家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而大中城市是政治、经济、文化的活动中心，也是私营工商业最集中的地方，如果对五反斗争组织不严，领导不力，一旦出现混乱，必将对各个方面都造成不良的影响，因此一再强调，各大中城市的五反运动必须有计划、有准备、有领导、有步骤的进行，凡准备不足，条件不成熟的，一律不得仓促上阵，以免造成混乱，陷入被动。

党中央和毛泽东适时调整五反部署，采取措施，加强控制，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转。在运动的部署上，决定适当缩短持续的时间，全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不发动五反，县以下的五反，推迟到春耕以后，中等城市尚未开展运动的也要视情况进行安排。

与此同时，毛泽东对上海的五反工作极为重视。

毛泽东深知上海做为当时中国工业、商业和金融中心，其生产与税收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影响极大。再加上上海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大本营，集中了中国当时最大数量的统战对象，五反运动的成败，对中共的统战效果也影响重大。

毛泽东也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上海的五反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其实也是中共中央与中国最具实力的工商业资本家之间的一场最直接的较量。因此，依靠上海市委，包括华东局来指导这场以整个上海私营工商界为斗争对象的五反运动，他感到不能放心。为此，他明确提出：“上海迟一点发动五反对整个经济有利”。

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派处事稳重的薄一波到上海考察和帮助抓五反运动。

2月25日，薄一波刚到达上海，就向华东局、上海市委传达了中央关于上海推迟发动五反斗争的指示，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当即决定，暂把五反停下来，对已抓起来的人分别情况加以处理，以缓和紧张局势，待准备工作做好后，于3月20日后再开展。

2月27日，薄一波怀着沉重的心情，将上海五反斗争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报告，他不无忧虑地说：

现在的情况是指挥官已进入阵地，散兵式的各自为艰战，领导上自顾不暇，运动是在没有领导和半有领导的情况下进行的。工人、店员的每一斗争，报纸上的每一宣传鼓动，都使领导的被动性越陷越深。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是很危险的。

2月29日，毛泽东电复薄一波：

你和华东局、上海市委诸同志的决定是正确的。这样既有利于现在的三反，也有利于3月20日以后的五反，也有利于全国的经济形势。

上海各级领导于是开始认真做五反斗争的各项准备工作，他们组织人员搜集不法资本家的材料，进行分类排队，确定保护及打击的重点，广泛宣传五反的方针政策，组织轮训骨干队伍。

薄一波经过反复考虑，他认为选择恰当的斗争方式，对于保证五反运动的健康发展极为重要。针对在斗争不法资本家时出现的戴高帽子和体罚，致使少数资本家跳楼自杀的现象，他决定采取果断措施，及时改变这种斗争方式，避免激化矛盾，以免产生不可估量的严重后果。

他与陈毅同志和华东局的负责同志仔细商量以后，决定把上海采取的这种易于激化劳资矛盾的“面对面”的斗争方式改为“背靠背”的斗争方式。让全市72家较大私营企业的资本家集中起来开会、学习，先从思想上对他们进行改造。这些资本家几乎包括了上海工商界的全部头面人物，而且大多都有比较严重的违法行为。

与此同时，上海市委也积极配合这种做法，派遣得力干部参加这种活动，利用群众揭发出来的材料，促使他们在学习中坦白交待违法行为。其他中小私营企业也仿照这样的办法。

这样一来，上海就通过采取合情合理的斗争方式，分期分批地解决问题，大体上做到了斗而不乱，有效地避免了前一个阶段发生的偏差。

一直担心上海会出乱子的薄一波这才放下心来。

春风轻拂上海的大地，上海呈现出平和稳定的氛围。

3月3日，薄一波针对上海五反的情况，又一次向毛泽东和党中央作专题报告。他在报告中谈到，当时上海的私营工商业16.3万户，都根据已经掌握的材料进行了分类排队，确定了应予保护的和着重打击的名单。报告还提出，运动展开后，必须加强领导，规定纪律，严密控制。

毛泽东看后，特地在报告上加了一段批注：

严密控制，非常需要。有些城市控制不严，出了乱子。

毛泽东还把报告批转各地参考。

3月25日，上海的五反斗争正式开始。

这一天，宽广繁华的上海市万人空巷。人们纷纷走向上海市五反全市动员大会的会场。当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同志在大会上作动员报告。

陈毅语重心长地劝说广大干部和市民，在五反中要防止过火现象，并且全面交待了党的政策。

这次大会召开后，群众的情绪稳定下来，对五反的精神也理解了，上海的资本家也稳住了，跳楼事件的影响也很快消除了。

薄一波等领导同志在对上海72家较大的工商户定案处理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如果都定为违法户，就谈不到继续同他们合作，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也有在很大程度上落空的危险。薄一波和陈毅商量之后，一致认为，可视他们的政治表现，适当从宽处理。

一位在五反期间曾经见过陈毅的资本家，在后来的回忆中说：

1952年6月，我被推选赴北京出席中华全国工商联筹备会议。上海市长陈毅亲切接见我们这些会议代表。

陈毅市长穿了一件短袖白汗衫，拿一把芭蕉扇，看到大家就打哈哈，十分亲热地说：“朋友们受惊了，我今天备便宴为你们压压惊！”

陈毅市长还说：我们要消灭的是资产阶级，而不是资本家本人。对民族资本家，我们共产党人是团结、教育、改造。只要跟共产党走，前途是光明的。

陈毅这些亲切的话语让这位资本家感到十分温暖，他终生难忘陈毅的这一番话。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在上海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上海五反进展十分顺利，收到良好的效果。

上海的五反运动已近尾声，薄一波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告别上海，踏上前往广州的征程。

据薄一波后来回忆：

我离开上海时，陈毅同志对我说，这一段工作上我们合作得不错。你就要走了，虽不是“西出阳关”，怎么样，一块吃顿饭吧！我来掏腰包，反正我是馋得不行了。但有言在先，你回去报告不报告？不报告的话，我就请。我笑着说，你陈老总愿意破费，我当然要吃的。东西吃下去了，大概不会报告了。在场的同志也都笑起来。

薄一波忆及往事，深有感触地说：

当时，我们党的纪律是严明的，党政机关从领导到一般干部是廉洁奉公的。吃喝的现象很少，动用公款请客更在严禁之列。那时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很高，政声很好，我想是同这种为政清廉的作风密切相关的。对一个执政党来说，这优良作风任何时候都丢掉不得，丢掉了就会脱离群众。

区别对待私人工商户

五反运动开始时，也出现过一些让人担心的问题。有些地方混乱地提出“反暴利、反剥削、反压迫、反资本家腐化生活”等口号。

在中南海里，毛泽东和周恩来时常收到一些知名民主人士对五反表示担忧的信件。因为有些地方已经闹出人命，一些没沾“五毒”的资本家也被列入“五毒”分子的名单。

1952年3月5日，周恩来来到毛泽东办公室，在谈了有关五反中出现的问题后，周恩来分析说：

我看对私人工商户要分类排排队，区别对待，发现问题，确定重点。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话很感兴趣，让他再具体地谈一下这个问题。

周恩来说：

对基本守法户，以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为主，指出他们的错误所在，要求他们以后不再重犯，一般不予追究，并采取团结和保护的政策，打消他们的顾虑，减轻他们的思想负担，鼓励和支持他们照常营业。对问题不大的违法半违法户，除令其补税一年，退回侵吞盗窃的财产外，宣布免予罚款，并尽快作出结论。这样，可以安定绝大多数的资本家，使罪大恶极的少数资本家陷于孤立。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意见表示赞同。

周恩来走后，毛泽东沉思了一会儿，他便提起笔，将过去所定的划分私人工商户的四种类型改为五类，即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和半违法的、严重违法和完全违法的。

党中央很快发出毛泽东的这个决定。

毛泽东的这个决定在民族资产阶级中产生很大影响，大家都认为毛泽东这个决定是英明的。

有一个叫林金华的资本家，他后来回忆说：

1952年除夕的前一天，这一天我们全家上上下下都记得非常清楚。下午我难得清闲，独自一个人到街上去买鞭炮。我家有一个习惯，农历初一那天特别热闹，我的亲朋好友、甚至工厂里的许多老职工都会上门来贺岁拜年。我也依照老习惯，每个人都会大大小小地发一个红包。拜了年放鞭炮也是“传统项目”，孩子们都会从我这儿拿了鞭炮在弄堂里放，爆竹声声，喜气洋洋，一直要闹到晚上吃团圆饭才会结束。

我走到东湖路新乐路口的“马和记”牛肉面馆门口的时候，不由得吃了一惊，只见四周墙上都贴着醒目的大字标语“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我意识到五反运动开始了，政府要清算一些不法资本家的罪行，心情顿时沉重起来。虽然我平时遵纪守法，老老实实做生意，但我毕竟也是资本家呀，我开始为自己的前途担忧。我神情恍惚，三步并作两步急忙朝家里走去，结果不知道在哪儿绊了一下，将左脚也扭伤了。

林金华深情地说：

我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说是脚病，其实更多的是心病。我真担心自己的公司会在五反中遇到麻烦。很快，我听说我的不少同行都被划为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受到严厉惩处，我心中更加害怕了。虽然我和他们相比，算得上是一个老实正派的老板，可政府会公正地对待我吗？

后来的事实证明，林金华的担心是多余的。根据毛泽东对私人工商户要分类对待的指示，政府根据林金华的表现，将他划为“守法户”。林金华对政府的公正处理十分满意。

林金华后来回忆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十分感慨地说：

当我接到这个通知时，心中的一块石头这才落了地。我感觉政府对待资本家是公平的。

当时，党和政府要求参加五反的工作人员依法办事，不许为自己的亲戚和朋友开后门，不准徇私情。因此，五反工作人员在工作过程中，能够做到大义灭亲，严格依照国家法规办事。

下面是重庆市退休老干部于文海对他在五反运动中一段心路历程的回忆：

1952年4月，我在经历了轰轰烈烈的县级机关的“三反运动”之后，被调任城区税务所任所长，接着上级又通知我率领全所的稽管人员去参加即将在全城区工商界开展的五反运动。工作队是从各单位抽调来的，连同税务所的人员共有五十余人，由县委组织部长领导。我被分在城区山货土产业组任组长，领导该行业开展学习。

我大姐家住城里，经营收购茶叶，也属我分管的行业。当时，大姐夫在重庆一个茶庄当店员，每年春茶上市，茶庄老板给大姐夫一部分资金让他寄回家，由大姐在家代茶庄收购茶叶。

茶叶是由农民一家一户自行种植。大姐收购来茶叶以后，还要雇请几个妇女进行选择、分级、去杂质，然后打包运去重庆交货。

此外，大姐家门口常年摆一个小桌，桌上有一个像装奶粉一样大的玻璃瓶，瓶内装有做甜酒用的曲药出售。这种曲药是大姐夫家的祖传小手工艺，很有名气，城乡许多人都要到他家里买。

大姐家每年靠收购茶叶的手续费和卖曲药的所得维持生活，生活还算富裕。

我们那里的五反运动声势浩大、轰轰烈烈，历时3个月才结束。

于文海说：

那时没有实行回避制度。我在这个行业搞运动，很快全行业的人都知道我和大姐家的关系，眼睛总是盯着我，同工作组的3个干部更不例外。

于文海接着回忆说：

为了回避，我自觉地采取了几个措施，譬如，我不参加有大姐在场的那个组的讨论、揭发和评议，在听取汇报时有关大姐家的问题我不参言和表态，在运动期间不去大姐家，在途中遇见大姐时也不打招呼，以免有人怀疑我维护她家。尽管如此，仍有闲言碎语，仍有人向工作队反映我有徇私舞弊的嫌疑，我经受了工作队的检查，才算过了关。

群众评议的结果，大姐家要补税款约数百万元，并且要在一个月内交给政府。我心中感觉很对不起大姐，却又无可奈何。我是五反干部啊！

严厉惩处不法资本家

1952年3月以后，如何处理违法资本家，成为五反工作中最为关键的问题。

中共中央对于这个问题十分慎重，先后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要求对不法资本家按不同的情况，分别做出正确和适当的处理。

北京市政府经过广泛征求意见，率先制定《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方法》，提出处理工商户的五条基本原则：

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

他们还根据这五条基本原则，将工商户划分为五类，并规定具体的处理办法：

对守法户经审核后发给守法通知书；基本守法户，一般免退免罚；半守法半违法户，补退不罚；严重违法户，退出违法所得，并按其情节酌处罚金；完全违法户，退出违法所得，按其情节从重处以罚金，并给予法办，或判刑，最重者可以处以死刑，没收其财产一部或全部。

党中央和毛泽东认为北京市的这个文件很好，经批准，由政务院于3月8日通过并颁布实施。

3月24日，政务院公布《关于“五反”运动中成立人民法庭的规定》，要求违法工商户较多的城市，应在市政府的领导下成立人民法庭和市辖区分庭，并对两级法庭的职权范围作出明确规定。还规定：

对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和半守法半违法户的审查处理，一律由市节约检查委员会直接审理；只有严重与完全违法户才提交人民法庭处理。

中央的这些措施，为各地处理不法资本家统一了标准，制止和纠正了草率行事与乱批乱斗乱打的偏向。

经过激烈斗争，不法资本家企图破坏五反运动的阴谋纷纷破产，“攻守同盟”相继瓦解，大多数坦白交待了“五毒”罪行，极少数顽固不化，罪大恶极的反动资本家、大盗窃犯被揭发出来，受到应有的惩罚。

余海珍老人讲述了她在五反运动中的一段经历。那时候，她还是一个小学生。她这样回忆：

一天晚上，父亲从城里回来。他一进门，就对我说：“阿珍，害死你二叔的那个资本家被政府枪毙了”。我听后也很惊喜。

我二叔是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在一次战斗中腹部受伤。本来是可以治好的，因为误用了上海一个奸商送去的劣质纱布，结果伤口感染，3天后就死了。

二叔的死，让我们全家都很难过。年过六旬的奶奶因为伤心过度，半个月后也追随二叔而去。父亲从此恨死了那个卖劣质纱布的资本家。

那天晚上，从来不喝酒的父亲，平生第一次喝醉了。他带着醉意说：“五反真好，那些没良心的奸商早该枪毙了！”

审理定案和补税退财

1952年5月以后，全国的五反运动已基本转入审理定案和补税、退财、罚金、没收阶段。

五反斗争，沉重打击了资产阶级，但是，中共中央在发出的关于调整商业的指示中提出，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仍然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力量，我党团结资产阶级是一个长期的政策，要充分利用私人资本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使之服务于国家建设。

毛泽东在给一位民主人士的复信中指出，做为一个阶级，在现阶段，不宜要求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我们只应责成他们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亦即接受共同纲领，而不宜过此限度。在现阶段，允许资产阶级存在，但不犯‘五毒’，这就是工人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领导，也就是共同纲领规定的。”

为了达到团结教育广大工商业者、集中打击严重违法资本家，继续利用私人资本主义有利于国计民生积极作用的目的，党和人民政府在运动后期定案处理的阶段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

中共中央为了缓解民族资本家的压力，相继做出一些十分富有人情味的指示。

5月9日，中央发出《关于五反定案补退工作的指示》，指出：

对资本家违法所得算得过高的必须合理地降下来；补退时间要适当延缓，除少数确能和确愿早日补退者及少数应没收者外，大多数资本家的补退时间一律推迟到9、10月开始；数额大者可分多年补退，一部分可做为公股不要交出罚金。

5月20日，中央又发出《关于争取五反斗争胜利结束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再次明确定案处理的原则：

斗争从严，处理从宽，应当严者严之，应当宽者宽之，务必做到实事求是，合乎情理；工商户分类标准，应以违法所得数目和违法情节做为同等重要条件；对违法工商户一般只退财补税，少数才予以罚款；除对国计民生有极严重危害或破坏作用者、违法行为属于罪大恶极者，确系非法窃取敌伪产业者外，一律不予接管或没收等。

中央的这个指示让不少民族资本家受到鼓舞，他们开始振作精神，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贺静雅老人的父亲是五反运动中受到过查处的资本家，据她后来回忆：

五反运动刚结束，被关押3个月的父亲就突然回来了，全家人又惊又喜。父亲说，因为认罪态度好，政府对他宽大处理，他被提前释放了。

第二天，派出所的同志到我家来，送来父亲的选民证，告诉我们说，父亲因为表现好，脱帽了。

那天，我们都很高兴。母亲特意包了饺子，全家在一起吃了一顿团圆饭。

6月11日，中央又就退财补税问题提出两条原则：

一是“先活后收”，让资本家先开工、开业，有了利润再收，二是“先税后补”，让资本家先交税，然后随着收入的增加再逐步收缴退补款，以保证其正常生产和经营。

6月13日，周恩来批发政务院《关于结束“五反”运动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提出要注意防止和反对两种倾向：

一种是虎头蛇尾，草率结束，特别是对处理从宽的原则产生误解，以致对违法工商户缺乏应有的严肃性，引起工人和店员的不满，导致一些不法工商户再施“五毒”；

一种是不愿意根据实际情况，对原来计算较高的工商户违法所得的数目认真加以核实，以便正确定案。

政务院要求各地在五反结束阶段，必须本着宽大与严肃相结合的精神，实事求是地做好定案处理工作，做到合情合理，使之既有利于清除“五毒”，又有利于团结工商业者发展生产和营业。

6月19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统战部长会议上明确指出：

如果我们只说朋友，五反斗争就会轻轻过去，将来“五毒”又会严重起来，又要进行五反。反过来如果只说阶级矛盾、思想矛盾，对立、限制，现在就要把资产阶级打倒，就会发生“左倾”。因此，应该全面地说。现在反对他们的“五毒”，联合与改造他们，都是为了将来便于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为消灭资产阶级准备条件。

毛泽东对五反运动产生的效果十分满意，他说：“打击要适可而止，不能走得太远；走得太远，就要发生问题。我们已经对资产阶级打了一下，现在可以在新的基础上和他们讲团结了。”

落实中央指示，使资本家重新靠拢我们，关键是要实事求是，既要对揭露出来的资本家的违法行为进行严肃处理，防止一风吹，又要敢于把计算过高的资本家违法所得数目降下来。

陈云当时有针对性地指出：

现在我们算资本家的“五毒”账，是不是算多了一点，是否有点像在农村曾经有过的那种苛刻算法；一只老母鸡下了很多蛋，蛋又孵了鸡，鸡里面又有多少公鸡多少母鸡，母鸡又下了多少蛋，蛋又孵了多少鸡……我看是有的……蚌埠有一百五十家工商户，资本只有一万五千亿元；要退补的就达三万亿元。浙江省有几个工厂，“五毒”账超过了加工订货的全部收入。算的太多了，恐怕站不住脚，也会把真正的“五毒”放过去。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把它核减下来，核减到恰当的程度。

在定案中，由于各地坚持实事求是的作法，而且允许资本家申诉和进行复查，工作做得比较稳妥，资本家也比较满意。

10月25日，党中央批转中央政治研究室关于结束五反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参加五反运动的工商户只有极少数受到刑事处分。被定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和半守法半违法户的工商户占总数的97%以上。

1952年10月25日，波澜壮阔的五反运动在全国结束。党中央和毛泽东在五反运动中发挥出高超的领导艺术和斗争策略，始终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有力地保证了五反运动的顺利进行。

五反斗争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五毒”经济违法行为，严惩了罪行严重的资本家，进一步限制了私人资本主义的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清除了私营企业后账，摸清了私营工商业的底细，有利于加强对私营企业及整个国民经济的管理和之后进行有计划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在许多企业中提高了工人的地位，加强了工人的团结，有利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新型劳资关系；进一步显示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威力，使资本家认识到与人民政府对抗是没有前途的，服从政府的领导与法令。

经过五反运动，工人阶级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领导地位更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更加巩固；私人资本主义的消极作用进一步受到限制，可以更好地发挥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以国营经济为领导，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各种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秩序进一步得到巩固，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繁荣。

五反运动的顺利开展，有力地配合了三反运动的进行，有效地清除了不法资本家对我党政府机关干部和工作人员的拉拢腐蚀，打退了资产阶级利用糖衣炮弹做为武器，对我党发动的猖狂进攻，从而严肃了党纪国法，纯洁了党的队伍，建立了清正廉明的党风和社会风气，也及时有力地推动了当时正在大力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使当时中国的党风和社会风气都呈现出清新良好的面貌。

薄一波认为，这次五反运动不仅体现了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体现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在对不法资本家的处理上也体现了严肃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而且还体现了政治斗争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的原则。所以，这次运动是进行得比较健康的和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