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重点打击老虎

• 毛泽东说：“各级党委应把三反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
• 毛泽东说：“每个省、每个大城市及各大军区单位都有100只至几百只大老虎，如捉不到，就是打败仗。”
• 毛泽东十分严肃地说：“大贪污犯是人民的敌人，已经不是我们的同志或朋友。”

毛泽东接连发出打虎指示

1952年1月23日，毛泽东亲自起草《关于三反斗争展开后要将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的电报》。毛泽东所说的“大老虎”，就是指大贪污犯。他在电报中指出：

党政军民学各系统都必定有大贪污犯，有些人认为党的机关，宣传和文化教育机关、民众团体，用钱不多，必无大老虎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因此。各个系统的每一部门、每一地区三反斗争激烈展开之后，就要将同志们的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不要停留、不要松劲，不要满足于已得成绩。在这方面，要根据情况，定出估计数字，交给各部门为完成任务而奋斗。在斗争中还要根据情况的发展，追加新任务。

第二天，毛泽东又对打虎运动作出更为具体的要求。他指示各地：

每个省、每个大城市及各大军区单位都有100只至几百只大老虎，如捉不到，就是打败仗。

1952年1月30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富春在中财委党组会上作打虎总结报告时，提出判定“大老虎”的六条标准：

个人贪污一亿元以上者；

贪污不满一亿元，但对国家经济损失很大者；

满一亿元以上的集体贪污案的组织者、主谋者；

贪污5000万元以上，但性质严重，如扣救济粮，侵吞抗美援朝捐款者；

坐探分子，与奸商勾结盗窃经济情报，或利用职务自肥，使国家损失在一亿元以上者；

全国解放时隐瞒各级国家财产或官僚资本未报，价值在一亿元以上者等。

此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但是毛泽东与周恩来，以及中央的许多领导，都同时感觉到一种腐败之气从四面袭来，这使他们产生了一种忧虑。这种忧虑既有来自内部的，也有来自外部的。它像白蚁一样迅速繁衍，啃噬着共和国的肌体。毛泽东等领导人深感忧虑的就是李富春在报告中提到的“大老虎”。

当时有一首被改编的儿歌，表现出广大人民群众对干部贪污行为的强烈气愤。歌中唱道：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饭，专吃大坏蛋，大坏蛋，贪污犯……

2月3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中共中央关于“三反”运动和整党运动结合进行的指示》，指示指出：

事实证明：“三反”运动是一个更加现实与深刻有力的整党运动。如果不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三反”运动，则党内许多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现象就不能尽情的被揭发出来，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分子就不能得到适当的惩处，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与危害，也就不能彻底克服和肃清。所以，整党工作必须与“三反”运动相结合，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进行党员八项标准的教育，进行登记、审查和处理。

《中共中央关于“三反”运动和整党运动结合进行的指示》发出后，全国各地纷纷结合三反工作开展整党运动。各级党委纷纷在党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活动，积极清除党内残留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余毒。

据退休干部高晓阳后来回忆说：

1952年3月初，我们单位按照上级的指示精神，召开结合三反整顿党风的党员大会。

单位党委书记姚松明首先在大会上讲话。让人感动的是，姚书记主动在发言中作了自我批评。他说自己平时跟群众的接触不是很密切，工作起来就犯了脱离群众的错误，这是官僚主义作风，以后一定要认真改掉这个错误。

在姚书记的带动下，很多人都做了自我批评，还对其他同志进行诚恳的批评。当时的气氛很热烈，大家的态度都很真诚，很友好。

当时，我入党还不到两个月，还是个新党员。我平时有爱倒剩饭的坏毛病，这显然属于浪费。我就主动承认错误，在会上做自我检讨，还说今后一定要积极追求进步，严格要求自己。大家都用热烈的掌声鼓励我……

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很多地方都对打虎运动作了周密安排。但也有个别地区尚未制定具体计划，这让毛泽东有些不满意。

2月4日，毛泽东又向党政军各级党委发出《关于限期向中央报告打虎预算和县、区、乡开展三反运动的电报》。他在电报中指出：

凡至今尚未做出打虎预算的，限于电到三日内做出此项预算，报告中央。并须准备随时自动追加预算，随时报告中央。

2月10日，毛泽东在对《关于华北军区后勤部捉虎报告》的批语中再次强调：

大贪污犯是人民的敌人，已经不是我们的同志或朋友，因此，要增加打虎的勇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将他们肃清，而不应有丝毫的留恋或同情。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对各地打虎的计划、方法及进展情况，亲自审阅、修改和作出指示，他还细心地对各地报上来的打虎预算数字一一进行审核和计算。

在毛泽东的高度关注下，全国各地各部门都展开轰轰烈烈的打虎斗争。

退休干部田光明曾经是宁波市的打虎队队员，据他后来回忆说：

1952年1月26日，我们厂专门召开大会，认真学习毛泽东有关打虎的指示。在大会上，厂党委书记和厂长在讲话中都反复强调打虎运动的重要意义。

那天散会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天空中下着零星小雨。我的心情却很好，因为我被组织上选中，成为光荣的打虎队队员了。

第二天，我们厂的打虎队成员首次集合。总共有10几个人。除了队长，都是20出头的小伙子。队长是当时的厂办公室主任。他向我们宣布打虎队的工作纪律，还反复强调大家在打虎时，要大公无私，不要包庇自己的亲属。他的话音刚落，就有一个名叫牛小杰的打虎队队员主动揭发他的舅舅有经济问题。

我们都知道牛小杰的舅舅叫黄文华，是一家大工厂的领导。于是，我们打虎队就直接去黄文华家。经过仔细搜查，我们在黄文华家搜出许多金条、香烟，还有手表等。

打虎队第一次出动，就有这样大的收获。大家都兴奋极了。

田光明至今还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

北京市打虎运动蓬勃发展

打虎运动刚开始时，北京市委市政府就召集各单位领导开会，严肃认真地规定打虎指标，要求各级领导亲自动手打虎，限期具报，如果哪个单位的领导认为本单位没有老虎，应签字向党和政府负责保证，上级领导会立即派人复查。

在北京市政府的严格要求下，北京市各行各业都认真开展打虎运动，由此，北京市的打虎运动便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

据当时北京打虎队队员王雷后来回忆说：

1952年初，我加入打击贪污分子的打虎队，领导我们打老虎的是一位部队来的干部，名叫唐成。他来的时候穿着军装，人很和气。他很会演讲，时常给我们讲三反运动的重要意义，他总能针对我们的思想深入浅出地摆事实、讲道理。我们都喜欢听他作报告，听完他的报告以后都是心服口服，思想上的问题也彻底得到解决。那个时候，能经常听到他的讲话，我们都感觉很幸运。

王雷回忆说，开始打虎时，他们还做了一些宣传工作。有位姓刘的同志手持两片竹板，在街道上说唱“数来宝”。他对观看的群众说：

打竹板，迈大步，一步来到柳树铺。柳树铺里做什么，反贪污，反浪费，官僚主义我反对。

王雷回忆他们当时打虎的过程时，他说：

在打虎过程中，对于有问题的人，我们就先与他们进行谈话，反复严肃地向他们交待党的政策，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罪行，主动坦白交代。同时，我们还积极发动群众起来检举揭发。对有重大嫌疑的对象，还要采取行动，如查缴有关证据，清查财务账目等。

记得有一次，我们动员一个负责财务工作的干部坦白交待问题。但那位“对象”坚持说没有贪污，甚至痛哭流涕，形成僵局。唐成坚持实事求是，没有盲目使用“炮轰”和隔离禁闭的方式，而是耐心地对他讲政策，同时找他的同事、亲友以及他的家人做细致的调查分析。最后没有找到证据，便结束这场打虎工作。当时我内心十分佩服唐成的求实态度和负责精神。

还有一次，我们通过调查，得知一个干部收受大量的古董类礼品。我们找他谈话，他却拒不承认。后来，唐成带着我们几个打虎队员冲进他家里，从床底搜查出不少古代瓷器，其中还有一个价值十分昂贵的宋代青花瓶，都没收充公了。

王雷最后十分动情地回忆说：

因为工作出色，我们这个打虎队受到上级的表扬。那天晚上，虽然下着雨，我们还是特别高兴，唐成特意让他妻子买了猪肉和面粉，带着我们到他家里包饺子会餐，祝贺我们取得的成绩。

此外，北京市的许多学校为了配合三反运动，也积极行动起来。

据当时清华大学的一个女学生后来回忆说：

当时，全国都在开展三反运动，都在打老虎。在清华，打虎队的对象是学校总务部门的人员。

1952年初，学校贴出通知，某月某日在同方部召开批判会，要批判的“老虎”是总务部门负责煤炭采购的一位管理人员，学生可自由参加。那天我与几个同学按时到了同方部。

同方部有一间非常大的会议厅，大门朝西，靠近东墙摆了一条长桌，后面端坐几位主审人，为首的是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我和几位女同学赶到同方部的时候，里面已经有很多人。到了规定的时间，由两名管理人员将“老虎”从大门带进来，从人群中间留出的通道向东边的主席台走去。

这时候，有人带头呼口号，还有少数人挥拳示意，极个别的人动了拳头。“老虎”很快走到主席台前，批判会就开始了。主要的内容是“老虎”在进行煤炭采购时，贪污受贿，侵吞国家财产等等。当时，“老虎”被专门看管，我们班有同学担当了这项任务……

毛泽东及时纠正打虎偏差

1952年2月9日，毛泽东在转发东北《关于打虎计划报告》的批语中指出：

个别单位已发现用逼供信的方法打虎，结果打出的不是真虎而是假虎，冤枉了好人。各地如出现这种情况请迅速纠正。

2月19日，毛泽东在转发习仲勋《关于西北地区打虎新预算报告》的批语中说：

你们在打虎斗争中关于“可疑错，不可打错，防止逼供信”的提法很好，在运动高潮时期，必须唤起同志们注意这一点。

毛泽东接连发出不要打假虎的指示，是因为他了解到全国各地在打虎斗争高潮中，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出现一些问题：各地不同程度地出现过一些过火行为，如在打虎斗争一开始，就定出打老虎指标，并不切实际地向下层下达过高的打虎数目，以致发生为了完成任务而强拉凑数，或逼供、诱供、假供的情况，因而伤害了一些好人。

有些地方在三反运动刚开始的时候，几乎将所有的资本家、业主都当作老虎来对待。为了取得明显成果，在有些干部的授意下，故意制造了一些紧张气氛，还对有的重点对象进行逼供，结果让有些资本家和业主十分恐怖。有人被过激行动吓破了胆，就喝硫酸、毒药等自杀。

某地一个药房会计，开始时还是运动骨干，参加了打虎队。后来打虎队领导查出他早年在东北当过日伪警官，而且有其他经济问题嫌疑，于是将他列为重点斗争对象，不分昼夜地对他进行批判斗争，使他惊恐万分，精神恍惚，最后上吊自杀身亡。

毛泽东在发现这些苗头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及时采取措施进行纠正。

毛泽东很担心广大干部群众在三反运动中会再次出现过激行为，便于2月22日，在转发华东军区党委《关于打虎情况和部署的报告》的批语中着重指出：

要注意调查研究，算大账，算细账，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

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在全国各地引起强烈反响。各地打虎队都认真学习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及时纠正在打虎过程中的失误。

退休干部吴敏曾经是邯郸地区打虎队队员，据他后来回忆说：

毛泽东下达清查真假老虎的指示以后，我们单位立即召开纠正打虎工作失误的座谈会。当时，大家纷纷发言，讲述自己在打虎过程中的种种表现。有几个打虎队队员主动承认了自己在打虎过程中的失误。有一个叫何运来的小伙子，曾经审查过一个有贪污嫌疑的财务科会计。在这次座谈会上，何运来主动承认，他在审查过程中，曾经采用过逼供的形式。

座谈会结束后，在单位领导的督促下，打虎队对从前打击过的贪污犯进行复查，结果发现有两个人是被冤枉的。

单位领导经过协商，决定立刻召开大会，为他们平反。单位的几个主要领导还在大会上给他们赔礼道歉。

经过这次教训，我们在开展打虎工作时变得更加谨慎了，再没有出现过失误。

由于中央及时调整政策，打虎斗争中出现的偏差得到及时纠正，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三反在金秋胜利结束

全国各地在打虎运动中，取得了显著成绩，也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

在当时，有些工作队总结出了打虎经验，认为要找“老虎窝”，在下列地方一定有老虎：

1、经手建筑与营造厂来往的；

2、负责采购与商人来往的；

3、公私合营的企业，兼职职员又是股东老板的；

4、本人是机关职员兼有经济职权而家里开商店的；

5、解放前后掌握接收物资的；

6、掌握经济情报，与商人来往密切的；

7、掌握仓库调拨物资的；

8、掌管捐款账目不清的。

确定“老虎窝”之后，就要大胆推理，作出假设，认真搜集各种材料。然后再对材料进行分析，找出矛盾。找出矛盾之后，就要在小会大会上进行揭发检举，然后进行个人谈。每一个“老虎”都给他开一个“户头”，登记材料。不管“老虎”如何老奸巨猾，都是怕死的。只要肯动脑筋，就一定能让“老虎”交待罪行。

在当时，广东有一首很有名的顺口溜，就是专门描绘如何审查贪污犯的：

贪污分子你睁开眼，两条道路由你挑。

一条活路，一条绝路；

一条光明，一条黑暗。

想想吧，看你走向哪一条？

彻底坦白，从宽处理，拒绝坦白要严办。

这首顺口溜曾经在中国大地上广为流传，成为三反运动的最好宣传品。

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打虎运动取得了巨大胜利。

到1952年3月，大部分地区的三反运动进入审理、定案、处理阶段。

为了慎重而严肃地处理揭发出来的“三害”问题，特别是准确而及时地处理贪污分子，重点打击大贪污犯，1952年3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处理贪污浪费问题的若干规定》，提出处理贪污浪费问题的原则：

对绝大多数情节较轻又彻底坦白，立功自赎者，从宽处理；对少数情节严重恶劣或隐瞒欺骗、拒绝坦白者，应从严惩治；对浪费问题应以严肃的态度，分别情况，给以适当解决，以教育干部，团结群众。

3月11日，政务院颁发了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规定”按照“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对贪污、浪费问题规定了具体而明确的处理办法。

“规定”对贪污分子的处理作出如下规定：

凡贪污未满100万元者，只要彻底坦白，真诚悔过，保证不再犯，不当贪污分子对待，也可以免予处分和追缴贪污款物；凡超过100万元未满1000万元者，只要情节不严重恶劣，彻底承认错误，可以免于刑事处分，但应视情况给予行政处分，并酌退贪污款物；对情节恶劣又拒不坦白者予以刑事处分。凡贪污超过1000万元，未满一亿元的贪污分子，可依其情节轻重，坦白认罪程度，退赃及检举主动情况，分别给予适当的刑事处分，或免刑给予行政处分，应尽可能追缴贪污款物。凡贪污一亿元以上的贪污分子，一般按其情节轻重，给予不同刑事处分，追缴贪污款物。但自动坦白退出赃款赃物，有检举立功者，也可免于刑事处分，给予行政处分。

为了防止虎头蛇尾，草率收兵，周恩来在签发“规定”时明确指出：

《规定》下发之后，对于所有尚未坦白或坦白尚未彻底的贪污盗窃分子，仍应彻底检举、揭发，不得因大多数问题已转入处理阶段而稍有放松，以致影响反贪污、反盗窃斗争任务的彻底完成。

3月28日，政务院作出《关于在三反运动中成立人民法庭的规定》，要求采用人民法庭的形式，便于集中时间和力量，严肃、慎重、适时地审理重大贪污案件，以免延误时日，影响各项工作和经济建设。

3月31日，政务院批准颁发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追缴贪污分子赃款赃物的规定》，对追缴贪污分子赃款赃物的范围、办法及处理作了更为具体的规定。

4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条例”对什么是贪污罪作出具体的界定：

一切国家机关、企业、学校及其附属机构的工作人员，凡侵吞、盗窃、骗取、套取国家财物，强索他人财物，收受贿赂以及其他假公济私违法取利之行为，均为贪污罪。

与此同时，中央还对构成贪污罪者的处罚种类、量刑标准等作了明确规定。

各地根据中央颁布的一系列法规，普遍开始了审理定案工作。

1952年５月９日，毛泽东在代为中央起草转发罗瑞卿《关于华南军区纠正三反定案中右倾思想的报告》的批语中指出：

必须将一切真正的贪污犯、贪污嫌疑分子和弄错了的人按照中央历次指示和政府法令认真地如实地加以判处和审查清楚，不得放纵一个人坏人，不得冤枉一个好人。各级党委注意掌握，务使三反斗争完全胜利结束，不受虎头蛇尾的右倾思想所影响。

在运动后期，由于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使真正的贪污犯罪分子受到了应有惩罚，使绝大多数冤假错案得到了纠正。这不仅达到了团结争取多数，孤立打击少数的目的，也教育了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而为三反运动的彻底胜利奠定了基础。

1952年10月25日，正值丰收的季节，秋意很浓，神州大地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中共中央在这一天批准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关于结束“三反”运动的报告》，宣告三反运动胜利结束。

1952年，薄一波在华北局纪念党诞生5周年大会上所作的《为巩固“三反”“五反”运动的伟大胜利而斗争》的报告中，曾经谈到他对三反的看法。他认为，三反斗争是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关系到中国革命前途的决定性的斗争。他还认为，三反斗争所得到的胜利，是十分辉煌的，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一个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运动。它改变了人们的传统的观点，过去认为钻营、吹拍、偷窃是才干，现在认为是可耻了。

薄一波还十分欣慰地说：

大批贪污分子被清除之后，大批的积极分子涌现出来了。去腐而后生肌，在组织上我们也比过去健康了。

薄一波还十分深刻地指出：

“三反”运动中最大的教训之一，是有些共产党员在进入城市后，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经不起考验、羡慕统一战线中的资本家。

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之所以大批发生，而又长期得不到克服，主要原因是缺乏党章上所规定的应有的民主生活，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许多领导干部官僚主义作风甚为严重，高高在上，虚浮骄傲，死气沉沉，因而得不到群众的教育和监督。

“三反”斗争经验中最可贵的一条，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的决心与魄力，真正做到了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

薄一波还深有感触地说：

后来，我们党也多次下决心惩治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但往往失之过宽，未能收到应有的效果。这就更加证明了，在清除腐败现象的斗争中，必须坚持这一条宝贵的经验。

许多参加过三反运动的人，后来对当年的情景时，仍然记忆犹新。

高晓春当年参加三反工作时，只有23岁，据她后来回忆说：

三反工作结束后，我所在的县三反工作小组也宣布解散。我们在三反工作中的表现受到上级的肯定。县武装部长亲自给我们戴上大红花，还给我们颁发了奖状。大家还在一起照相留念。

那天晚上，大家在一起聚餐。我们都喝了酒，还唱了当时流行的三反歌。后来，我们都喝醉了，以庆贺三反运动的胜利。

高晓春老人忆及当年，依旧十分激动，她说：

那时候，我们都很年轻，能够为三反运动出力，是我们一生中最值得自豪的事情。我们为新中国的健康发展贡献了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