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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三、严惩两个巨贪
- 毛泽东坚定地说：“我们坚决不做李自成！我不想做李自成，谁想做刘宗敏、牛金星，刘青山、张子善便是前车之鉴。”
- 毛泽东说：“他们在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 河北省一位科员说：“这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无比伟大，人民政府空前廉洁。全国人民对这样的党，这样的政府，完全信赖，衷心拥护。”
毛泽东接到刘、张案件报告
1951年11月29日，在中南海丰泽园内的毛泽东办公室里，毛泽东正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前，在台灯下批阅来自全国各大局、省、市的报告。此刻，一份十分特殊的报告，却牢牢地吸引住了毛泽东的眼睛。
这份报告是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和第三书记的薄一波、刘澜涛呈报上来的。他们在报告中向中央和毛泽东报告了华北局关于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的调查情况。
这份报告上写道：
最近，我们发现了河北省天津地委和专署有严重的贪污浪费和破坏国家政策法令的行为，据初步检查材料证实，现任地委书记兼专员张子善和前任地委书记刘青山，先后动用全专区地方粮折款25亿元，宝坻县救济粮4亿元，干部家属补助粮1.4亿元；从修潮白河的民工供应站中，苛剥获利22亿元；贪污修飞机场节余款和发给群众房地补价款合计45亿元；冒充修建名义，向银行骗取贷款40亿元。总计贪污挪用公款约200亿元左右投入地委机关生产，作投机倒把的违法活动。
报告还说：
张子善、刘青山日常生活铺张浪费，任意挥霍。只有账可查者，二人私用四五亿元，并向上下级及其亲友送礼达1.3亿元。张子善为消灭证据，曾亲手焚毁约计1.5亿元的单据和其他单据178张，由于我们最近派人到天津检查和逮捕了与张、刘等勾结的私商，张子善已十分惶恐不安。根据其所犯错误和罪状，经华北局讨论，报请周总理批准，决定即将张子善逮捕法办，刘青山归国后亦予逮捕。
毛泽东看着看着，眉头越皱越紧。刘青山和张子善这两个党的高级干部的可耻罪行让他感到震惊和痛心。刘青山和张子善无疑是建国后最大的贪污犯。
毛泽东看完报告以后，没有马上批示，他还需要斟酌考虑。
午夜时分，窗外下起纷纷扬扬的大雪。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陷入沉思。他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那份已阅而未批的材料上。
毛泽东没有想到建国才两年多，七届二中全会开了还不到3年，就有如此之多党员、干部在“糖弹”面前打了败仗，真让人触目惊心。
毛泽东的目光又一次盯在了刘青山、张子善的罪行材料上。他沉思片刻，终于提起笔来，在这份报告上写道：
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肃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此后，毛泽东又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薄一波等人就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理问题进行多次谈话。
毛泽东认为，对于所谓“手上不干净的”，还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区别轻重大小，经过深入的调查，实事求是地分别处理，但是对于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影响恶劣的大贪污犯，不管他们曾经有多大的功劳，都是不可饶恕的。对于这样的叛徒和毒虫，有多少就必须清除多少。
毛泽东双眉紧皱，意志坚定地大家说：
我们坚决不做李自成！我不想做李自成，谁想做刘宗敏、牛金星，刘青山、张子善便是前车之鉴。
毛泽东爱雪、赞雪，他写过许多诗词咏雪。他不让卫士扫去庭院中的落雪，自己也不忍心踏踩。正因为如此，他对于清正廉明的风气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渴求，对那些贪污腐败的行为也异常痛恨。对于刘青山和张子善这些败坏党风和社会风气的“苍蝇”，毛泽东深感痛心。
刘青山、张子善案件，是新中国建立初期在党的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三反运动中揭发出来的一起震惊全国的大贪污案，对全国的影响十分巨大，不仅对新中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也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考验，更关系到当时三反运动能否深入发展的大问题。
毛泽东都感到问题的严重性。
刘青山、张子善的问题如此严重，那么，他们是怎么一步步走向堕落的呢？
刘青山和张子善走向堕落
1950年，中央确定成立天津地委和天津专区，地委和专区机关设在天津市西南方的杨柳青镇。刘青山和张子善犯下的罪行大多数是他们在任职期间发生的。
当时的天津专区行政区域经济条件落后，人民群众生活困难。而杨柳青镇只有近万户人家，与当地其他小镇一样，条件十分艰苦，房屋破旧，街道狭窄。天津地委、专署机关就设在这样一个环境简陋的小镇上。
天津地区的群众对刚来天津任职的刘青山和张子善都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在地委书记和专区专员的位置上，艰苦奋斗，努力带领本地区的群众尽快脱贫致富。
然而，刘青山和张子善的灵魂深处却滋生出自私自利和贪图享受的思想。他们身为专区的主要领导，上任后并不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也没有积极组织生产自救，而是将主要精力放在如何为自己捞好处谋利益方面。
刘青山和张子善上任后很快发现，开展机关生产能够捞到好处，因此，他们对机关生产表现得异常热情。
新生的共和国，百废待兴，国民经济十分困难。为解决刚刚建立起来的各级政权机关的财政经费支出，以及工作人员生活困难的问题，减轻国家财政的负担，中共中央和各级党政组织做出关于开展机关生产的规定。
刘青山、张子善却把开展机关生产当作捞取个人好处的好时机，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打着“机关生产”的名义，大肆搜刮聚敛钱财，手段卑劣无耻。
刘青山到任后，逢会必讲机关生产。他不仅要求专区本级要大搞机关生产，还要求各县镇也要把机关生产当作大事抓紧抓好。他反复指示各级机关，要有专人负责，要建立相应机构，要大见成效。
在刘青山的鼓动下，有的县镇的机关生产搞得“红红火火”。一时间，机关生产成了个别县镇的中心工作，个别领导一门心思扑到机关生产上，拼命拉关系，找财路，搜刮民膏，贪污钱粮。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与人民群众的生计息息相关的救灾度荒工作却冷冷清清，无人问津。
刘青山本人，则更是紧紧抓住机关生产不放，为自己的部属做出了“表率”。
因为大肆挥霍，刘青山需要大量的金钱。看着机关生产的“效益”一天天地好起来，刘青山不禁心花怒放，机关生产搞好了，他能支配的钱就多了，他自己花钱也就方便了。
在刘、张二人的“亲自领导”下，天津专区的机关生产，从表面上看有声有色，但实质上从一开始就违背中央的精神，并一步一步地走上背叛党和人民的歧途。
在刘青山和张子善二人掌握操纵的机关生产活动中，上至中央明令禁止的军需物资，下至市场紧缺的走俏产品，只要有利可图，有钱可赚，有油水可捞，机关生产部门什么都敢干，全无顾忌。
马口铁是当时国家的紧缺物资，因此，国家三令五申禁止买卖马口铁，违者严惩。可利欲熏心的刘青山不以为然，一听说经营马口铁能赚大钱，就怦然心动，立即拍板，组织机关倒买倒卖马口钱。结果，仅1951年3、4月间，仅仅“倒买倒卖马口铁”一项，刘青山一伙就给国家造成了几十亿元人民币的损失。
1951年4月，天津市木材价格上涨，刘青山、张子善一伙见有利可图，立刻打起了买卖木材的坏主意。
他们全然不顾国家有关木材管理的规定，指示生产管理处派一名干部，打着为灾民造船的旗号，冒充天津司令部的军官，一次就在东北骗购木材4000立方米，运回天津市搞商业投机活动。当时东北木材价格，每立方米价格72万元，而他们运回天津卖给宝抵县灾民时，每立方米作价竟高达200多万元。
此外，他们还胆大包天，采取高薪贿赂的手段，从国营企业抢走人才，扰乱了国营工业技术人员管理秩序。
1951年3月，生产处成立建筑公司，因为缺少技术人员，刘青山竟然无视国家关于国营工业企业工程技术人员管理的有关规定，亲自指示下属人员，想方设法去国营工业企业搜罗工程技术人员，并且满不在乎地说：“不要怕花钱，工资一定要优于一般。”
在刘青山的操纵下，生产处先后出高价拉拢几个国营工业企业的31名工程技术人员“跳槽”。既破坏了有关部门的生产，也严重影响了其他技术人员的工作情绪。这件事当时报纸就有所揭露。由于高薪利诱，致使有关单位的许多人不安心工作，纷纷要求领导增加工资，有的甚至提出辞职，严重影响了有关企业的正常运转。
更让人震惊的是，刘青山和张子善还私下勾结不法奸商，破坏国家经济建设。
刘、张二人及其生产管理处的生产经营活动，几乎没有一件事情不与违法乱纪有联系，没有一项业务不与违法乱纪有关系。他们吸收那些旧社会横行霸道天津卫的地痞流氓做为自己的得力助手，还把那些“五毒”俱全的不法资本家、大奸商看成是自己的亲密朋友和座上宾。刘青山倒卖资马口铁时，就是与女奸商张文仪等人联手所为，结果使国家蒙受21亿多元的损失。
刘青山和张子善非法敛财的第二种方法是利用手中职权，苛剥政府发放给各部门的各种粮款。
1950年秋及1951年春，针对当时严重的灾情，河北省决定以工代赈修治天津专区境内的潮白、海河、永定、大清、龙凤等五道河流，以达到救灾治河的双重目的。这本是利国利民的善举，刘、张二人却不顾国家的困难和群众生活的艰苦，将此做为捞钱的大好机会。他们将机关供应改为“机关生产”以后，挖空心思，要将国家和人民的财产据为己有。
在1950年前华北水利工程局主办的潮白河第一期工程中，天津专区供销社在供应工作上获取暴利达24.5亿元。当时因民工不满，被迫叫供销社吐出5亿元给民工，但结果却被刘、张投入了自己的机关生产。从此，刘、张看中了河工油水大，一心一意要当河工的包工头。
因专区供销总社有它的直接上级，不能完全满足刘、张的要求。他们又伪装从政策出发，借口合作社为社员服务，不是代办一般民工供应，就把这个买卖抢到手里。
在民工供应的过程中，先后从民工身上剥削了22亿元。他们以低价收买粮食，高价卖给民工，每斤赚60元至150元。其中有10万斤是600元1斤买来的坏米，却以850元1斤的高价卖给民工。
他们还自做大批咸菜，因用盐太少而长霉，却仍然以高价卖给民工吃。他们供给民工的煤，质量很坏，但价钱比市价还高。他们让民工不但吃不好，有的还造成终生残疾，还病亡数十人，自己却心安理得，十分高兴地数着自己手中那些沾着民工鲜血的钞票。
此外，为了能够榨取更多的好处，他们甚至不惜破坏国防建设。
1950年10月，中央指示修建武清县杨村飞机场，拨款29亿元。为了加强对修建工作的组织领导，由天津市一位市长、天津专区地委副书记张子善、武清县县长李沁组成了筹建委员会。
刘青山得知此事后，喜笑颜开，认为又一个生财机会来了。他擅自决定将国防建设20亿巨款投入搞机关生产，用于开办天津市电线厂，对飞机场占地赔款则采取拆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零星拨付。
1950年11月，张子善借口民工粮食供应不足，找粮库主任，擅自提调国库粮50万斤，加上他于同年春天责令合作社退回但实际根本未退的治河工民工粮50万斤，才付清了杨村飞机场占地赔款。待飞机场竣工结账时，人们发现，实际开支仅为21.6亿元。其余资金有些用于机关生产，有些下落不明。
刘青山私自动用国防建设中的巨款开办天津市电线厂，张子善也不甘落后。1950年7月和9月，张子善以机关生产需要为由，违法动支水利专款30亿元。他还非法动用干部家属救济粮。
解放初期为解决干部家属生活困难。1951年，河北省人事厅给天津专区干部家属救济粮17.5万斤（折款1.75亿元）。张子善从财政科骗取1.4亿元折款，投入机关生产。
1951年7月，新建的天津市电线厂向张子善报告说“买钢没钱”，申请拨款。张子善先到银行贷款，银行不同意；张子善又与专署建设科商量，以“买电线”为名，于7月17日亲笔批示：“可无息借款，限八月十日归还。”就这样，10亿元水利建设专款被挪作他用了。结果电线厂借款后，迟迟不能偿还，后经专署建设科反复交涉，才分四次到10月还清。
刘青山和张子善的腐化
刘青山和张子善采用非法手段聚敛起惊人的财富后，就大肆挥霍，尽情享受。他们对所谓“机关生产”所得的非法收入，随意支取，过着极度腐化的生活。“机关生产”成了刘青山、张于善自我毁灭的坟墓。
刘青山和张子善手里的“活”钱多了以后，享受的档次也越来越高。
刘青山在担任天津地委书记的两年中，很少在地委所在地天津杨柳青镇居住，多半时间都称病在天津市的小洋楼里休养。他虽然嫌弃杨柳青镇条件简陋，在杨柳青镇极少露面，但他在杨柳青镇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忘记追求个人享乐。
1950年他上任天津地委书记，带来两名警卫员和一名厨师。下车伊始，刘青山就要求机关专门为他起小灶，并扬言：“我在哪个地区都是单独起灶，单独做饭！”
刘青山从来不与工作人员一起吃食堂，而是单独起小灶，专门有人为他一个人做精致可口的美味佳肴。
山珍海味也有吃腻的时候，为了吃好玩好，刘青山自有“学问”。有一次，他对厨师提出一个十分奇特的要求：饺子不要韭菜馅，但要有韭菜味。
在没有暧室栽培的时期，北方的冬天很少见到韭菜，物稀则贵，即使在天津这样的大城市，冬天吃韭菜馅的饺子，也是十分奢侈的享受。那时候，机关干部生活都很艰苦，很少能够在冬天吃上韭菜馅的饺子，但刘青山却经常在冬天吃味道鲜美的韭菜馅饺子。
刘青山经常吃韭菜馅饺子，就发现一个问题，冬天的韭菜馅虽然鲜美可口，但吃多了不好消化。于是，刘青山指使自己的炊事员，饺子要有韭菜味，但不能有韭菜馅。
炊事员感到很为难，恐怕“狗不理”、“鸭子楼”的名厨也没做过这种水饺。
炊事员经过反复琢磨，终于找到一种办法：猪肉、虾仁、炒鸡蛋和白菜心剁烂搅馅，包时每个饺子里放几根洗净挑好的茎粗叶宽的韭菜，茎根包在饺子皮褶外，捏好后下锅，煮熟后捞出，趁热捏住露在外面的韭菜根茎，将包在饺子里的韭菜叶一起抽出来。炊事员把这种饺子盛盘端上去，刘青山尝了一个，连声叫好。
刘青山花钱大手大脚，机关许多干部对此都有意见。
一次，刘青山让手下人去支款，财务科负责人没说不给，只说是否经秘书处批一下，这样才合乎手续。刘青山知道后就火冒三丈，大发雷霆。他跑到财务科大骂“机关干部不懂事”，还不依不饶，直到当场把款支走才算罢休。
刘青山屡屡向组织伸手硬要，张子善每每以组织之名让他得到满足，3800多万元公款就这样到了刘青山手中。
了解刘青山的人都知道，刘青山有一个生活哲学，就是干什么不讲究实惠，只追求高级和精美，什么都要高标准，要最好的。
50年代初期，轿车极为罕见，连战争时期缴获的破旧的美式吉普也很少，天津地委机关只有一辆，供处理紧急事务时使用，平时很少有人坐。刘青山一到天津上任，就把这辆美式吉普霸占了，机关用车几乎成了他私人专车。
刘青山独霸汽车，有两个目的：一是个人乘坐方便；二是他嫌杨柳青这个地方的生活条件太简陋，吃用不方便，要常去天津拉东西，什么鸡鸭鱼肉、啤酒香烟，每次总得花上一大笔钱。这样一来，汽车在他眼里身价倍增，成了他追求享乐的得力工具。
没过多久，刘青山一家到天津市马场道“刘公馆”居住，他又借口机关生产工作需要，把这部车带到天津。
天津是个热闹繁华的大城市，刘青山看到有人坐高级轿车，就感觉自己坐一辆破旧的美式吉普出门，实在不够体面，就挖空心思想弄到一辆新车。
1950年夏，刘青山搬到天津不久，就不顾国民经济困难和机关经费紧张，擅自动用巨额资金从香港进口两辆最新样式的美国高级轿车。一辆做为礼物赠送给天津市某一领导，一辆则留给自己使用。
刘青山坐在美国高级轿车里，看到街上行人惊羡的目光，感觉自己的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
刘青山被捕后，工作人员从他家中查抄出许多贵重物品。其中有13盒鹿茸精，3个高档皮箱，1件水獭皮大衣，2斤海参，9条高档香烟，5块高档手表，2支金笔。
让人更为吃惊的是，刘青山家中居然还有5个吸毒用的注射器。
张子善在生活腐化方面，丝毫也不比刘青山逊色。
张子善是一个工于心计的人，他不像刘青山那样大摇大摆，他很善于掩饰自己。因此，他在专区实际主持工作，表面上工作勤勤恳恳。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私下里的生活也十分腐化堕落。他每月吸高级香烟8～10条，还擅自动用地方粮款9亿元买了5辆汽车。
刘青山和张子善这两只蛀虫，仅在半年内就贪污挥霍“特支费”3.78亿元，其中刘青山1.839亿元，张子善1.942亿元。
1951年3月，鞍山钢铁公司来到天津人民法院，控告刘青山和张子善出高薪拉拢他们公司的工程技术人员“跳槽”，并在天津日报上予以揭发，天津市几家企业也随之揭发。
此时，刘青山和张子善不但不思改悔，反而确立了“硬对鞍山，软对天津”的方针，以请客、贿赂，向报纸投稿颠倒黑白、逼迫私商代之受过等手段，将风波掩息下去。
此外，为了给他们的贪污腐化提供合理依据，掩饰其罪恶企图，刘、张二人又采取一系列卑鄙的手段。
首先，他们在政治上极力营造一种“唯我独尊”和“挥霍有理”的气氛，以掩饰自己内心的空虚与恐惧。
刘青山性格外向，办事干练，快人快语，但他灵魂深处有着极深厚的狭隘而落后的农民意识，因而，在他手握重权时，很快就变得独断专行。他认为自己由奴隶一下子变成了主子，手中的权力比天还大，因而，他变得忘乎所以，以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专区的大事小事都要执行他的“思想路线”。无论专区机关还是各县、镇，只要违背了他的意志，轻则呵斥，重则痛骂，他认为只要自己摆出一幅严厉的派头，就能恐吓别人，别人就不得不接受他的思想了，“刘青山思想”就可以全面地深入人心了，他也就可以安然无恙了。
在刘青山的日常口头禅中，有一句天津地委机关人人皆知的并时常挂在他嘴边的话：就是“老子怎样，怎么样。”“现在革命胜利了，老子该享受了！”“老子拼命打天下，享受些又怎么样？”
正是在这种“老子天下第一”的思想支配，刘青山在任地委书记期间，拿党和人民的事业当儿戏，置党纪国法于不顾，拿手中权力当棍棒，到处吃喝、玩乐，横行霸道。最后终于腐化堕落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自己也因此走上了断头台。
与刘青山相比，张子善从外貌上看文雅得多，在工作中也不表现得那么张扬，但他骨子里也是充满着领袖欲的，整天想着成为天津专区唯一的头号人物，让大家都唯他马首是瞻。他的策略是通过自己的“工作成绩”，让人们自觉地把他当成天津专区的“英明领袖”。于是，欺上瞒下，成了他指导工作的主要方法。
他时常别有用心地说天津地委内只能有“一个头”“一个领袖”。在纪念“七一”大会上，有人高呼“向我们英明的领袖张专员致敬”，“在英明领袖张专员的领导下前进”，他不但不批评制止，反而心花怒放，对这种不当之举大加赞赏。
其次，刘、张二人特别善于逢迎和蒙骗，对上报喜不报忧，经常编造假情况，以骗取领导的信任和舆论的支持。在组织上，他们极力压制民主，竭力要把天津地区变成他们可以为所欲为的“独立王国”。他们把党委制变成家长制，重大问题不拿到党委会讨论，不实行民主协商，而是擅自作主。对那些敢于坚持原则、维护群众利益的同志，他们又恨又怕，挖空心思打击、排挤、陷害。对那些与他们气味相投、共同作弊的人则大加拉拢，拼凑小集团，施展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封建、反动伎俩。
他们做贼心虚，深恐自己的贪污腐化行为败露。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他们经常行贿送礼。他们经常用公款购买手表、钢笔、皮衣、皮鞋、雨衣、布匹、自行车，药品等实物，送给那些与他们狼狈为奸的朋友。他们还以关心照顾干部生活的名义，大搞拉拢腐蚀活动。上至省领导，下至政府办事员，都成为他们拉拢的对象。他们对同级干部也搞贿赂拉拢。
刘青山、张子善的犯罪活动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不仅使他们自己走向了罪恶的深渊，而且腐蚀了一批干部。据不完全统计，仅张子善送给10名地委委员的现款及物品折款就达2399万元。这些受贿者，有的成为刘、张的保护伞，有的成为他们的同伙帮凶，还有的被“封”住了嘴巴。
因为刘青山、张子善是本地的父母官，所以他们的行为在当地产生了很恶劣的影响。一时间，天津地区歪风邪气盛行，干部之间不是比工作比贡献，而是比阔气、比享受、比生活水平。不少干部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都想方设法捞钱，以供个人享受和摆阔气。当时天津地区的党风和社会风气都降低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群众对此怨声载道，敢怒而不敢言。
刘青山和张子善东窗事发
刘、张问题的被揭露，始于他们两人的内讧。
由于张子善颇有城府，平时对飞扬跋扈的刘青山一直采取恭维和忍让的态度，因此，平时二人倒也相安无事，甚至是关系亲密的好朋友。当需要勾结共谋时，他们显得同心协力，相互扶持；但凡刘青山讨要的，张子善总是投其所好，极力满足。据统计，张子善前后共给刘青山提供赃款3800多万元。当然，这些钱都不是张子善自己的，张子善从未在自己的腰包里掏过一分钱。
然而，刘青山和张子善这种建立在肮脏的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友谊终究是苍白的，脆弱的。两人之间一旦发生利益之争，就必然会反目成仇的。
1951年夏季，河北省委决定调动刘青山和张子善的工作。两人都知道天津地区大有油水，谁也不愿离开天津地区这块可供他们随意贪污、挥霍、享受的“安乐窝”，都希望自己留下，对方调走。由此，原本互相勾结的刘青山和张子善开始互相争斗起来。
后来，根据省委指示，刘青山调石家庄市工作，任市委副书记。刘青山临走时，以张于善为首的天津地委慷慨赠送他1000万元，外加买收音机的500万元。这些钱均从机关生产管理处支取，其他零星开支还不算。刘青山调到石家庄市时，实际带款2800万元，汽车1辆。
临走时，刘青山犹豫起来，他做贼心虚，自知贪污浪费罪行严重，也知道他的老搭档张子善的人品很差，他想找一个万全之策，既可以将公款据为己有，又要确保将来经得起检查，不会在政治风浪中翻船。因此，他挖空心思，想出了一个自以为很高明的办法。
他在6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离津前把所有之账弄个一清二白，不留后事……决不留空叫他们钻。”
“他们”，显然指的是张子善等人。
刘青山看透了张子善的为人，临走时他特意留下3000万元，嘱托心腹看风使舵，预防后事；假如没有风吹草动，没有危险，他还可以再收回这笔钱。刘青山调走后，张子善接任地委书记。从后来刘青山所写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刘青山走后，张子善真就做了一些“出卖朋友”的事。
当刘青山和张子善为了能留在天津专区，各自在上下左右竭力活动、互相排挤时，他们那些丑恶的秘密逐渐暴露出来。
当时的天津行署副专员李克才在同刘青山、张子善2人共事的过程中，逐渐了解了他们的为人，掌握了他们的一些犯罪事实，并先后5次同他们进行过不妥协地斗争。
李克才的这些正义行为自然惹恼了已经腐败堕落的刘青山和张子善，他们对李克才极力排挤和打击。当李克才最终认识到刘、张已经完全变质，不可救药了，他决定采取果断行动，向上级反映他们的罪行。
1951年10月4日，李克才在参加华北县长会议后，向省政府的一位副主席反映刘青山、张子善私自动用地方粮、修飞机场节余款及银行贷款搞机关生产的问题。
让李克才感到意外的是，这位副省长不但不重视李克才反映的情况，反而有意无意地泄露了李克才的底，使李克才的处境极为被动。
李克才并没有因此懈气。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同刘青山、张子善这些贪污分子斗争到底。
此后，李克才又通过多种途径，先后向省委的一些领导反映了刘青山和张子善的问题。当时省委主要领导对刘、张的问题略有所知，但是未认识到其严重性，还想通过批评教育的方式，挽救和保护这两位党的高级干部，或将二人调开，一走了之。
在这种情况下，李克才知道自己必须掌握更多的材料，才能彻底击败刘青山和张子善。于是，他又做了一些调查，更充分的掌握了刘、张的犯罪事实，然后毅然决然地向省委组织部长、省纪检委副书记薛迅正面揭发刘、张的问题，从而引起了省委的重视。
1952年元月初，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在全国公开，李克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述说他和刘青山、张子善进行斗争的详细经过：
1950年9月，刘青山、张子善要挪用地方粮10亿元投入地委机关生产。李克才找到张子善，对张子善说：“我区连年灾荒，学校垮台的很多，河渠又必须修治，无论如何不能把地方粮用到机关生产上去。”张子善回答说：“很快就抽出来。”过了些日子，李克才再问地方粮的事，刘青山和张子善则说“上级已经批准了，地方粮可以投入机关生产”，并且再次表示“误不了地方开支”。
1951年1月，天津专区筹备治河工程。李克才根据省政府会议精神安排合作社作供应河工的准备。刘青山和张子善却说合作社任务大，他们应该面向社员；并提出要单独组织供应站。
李克才说：“供应河工是义务，把供应民工当成机关生产去赚钱是错误的。”
刘青山和张子善事后却阻止了合作社供应河工的准备，另从地委党校抽调80多个干部组织了河工供应站。刘青山和张子善亲自布置，要求在供应工作中赚30亿元。
刘青山、张子善利用隆顺营造厂收买鞍山等地的技术人员，鞍山有关部门向天津市人民法院起诉，并在《天津日报》上公开抗议。刘青山与张子善联系，准备通过请客解决这个问题。交换意见时，李克才不同意请客，主张把工人退回，赔偿损失，向对方道歉，并把全部真相报告上级，请上级研究处理。
张子善既不反对刘青山提出的请客，也同意李克才的意见，他提议李克才去找刘青山谈他的意见。李克才见到刘青山以后，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刘青山当时很生气，怒气冲冲地说：“我个人负责，这摊子弄不清我不走，不让你们擦屁股。”
当时刘青山已被调动，将任石家庄市委副书记。李克才走后，刘青山与同伙大肆咒骂李克才。
省委很快派出检查组到天津地委，调查了刘青山和张子善的问题，两个蛀虫的真面目因此才暴露出来。他们的滔天罪行让省委检查组的同志深感震惊。
11月下旬，河北省委召开第三次党代会，贯彻落实中央和华北局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斗争的部署。会议气氛庄严肃穆，参加大会的代表们踊跃发言，纷纷揭发、检举刘、张的罪行。
河北省委把刘青山和张子善的罪行认真整理后，上报华北局，同时也报告周恩来总理。
在中共河北省党的第三次代表会议上，省政府接受省委建议，下令逮捕刘、张二犯。
会议进行到第九天，即1951年11月29日17时，省公安厅依法将张子善逮捕。
张子善做为天津地区出席省党代会的代表及负责人，正在他下榻的保定市西关一家饭店里吃饭，看到公安人员亮出逮捕证，他一下子全懵了。
张子善在大庭广众之下，几乎是从餐桌上被押走的。
12月2日，刚从国外访问归来的刘青山也被逮捕归案。
逮捕刘青山、张子善的命令是同时发出的，可执行时，刘青山不在国内，而是做为中国青年友好代表团的正式成员、农民青年的代表，出席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友好理事大会去了，因此对刘青山只能是暂缓逮捕，等其回国后再执行。
经主管部门批准，河北省公安厅做出了决定，并进行了布置安排。
刘青山在参加世界和平友好理事大会期间，到处受到欢迎与款待。他走在风景秀丽的蓝色多瑙河畔，坐在世界音乐之都金碧辉煌的大厅里，感觉十分得意。
年仅35岁的刘青山，能以一国代表之身份置临这种场合，无疑是一种莫大的荣耀，这让所有的同龄人羡慕不已。
可是，刘青山脸上在笑，心里却不时冒些冷气。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刘青山乘坐火车归来时，列车刚在天津站停下，就上来两个穿便服的陌生人，走进代表团的软卧车厢。
心怀鬼胎的刘青山，一瞥见来人走向自己，顿时变了脸色。
“刘青山同志，请您下车。”
“不，我要随代表团一块进京。”刘青山看上去镇定自若，内心却非常紧张。
来人十分严肃地盯着刘青山，声音不高，但异常威严坚定：“你必须下车，这是组织的决定。”
刘青山愣了片刻，垂下眼睛。他一切都明白了。
天津车站月台上，停着一辆中型吉普。
刘青山刚走下火车，一名执法人员就走上前去，将逮捕证一亮，大声说：“刘青山，经河北省人民检察署批准，你被逮捕了！”
两名武装战士立刻将呆若木鸡的刘青山押入吉普车内，接着便向河北省省会保定急驰而去。
当晚，刘青山、张子善二犯被分别关押在河北省公安厅机关后面的一排灰砖平房里。
毛泽东要求慎重处理
1951年12月4日，河北省委决定开除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的党籍。
随后，根据华北局的指示，河北省成立6人调查处理委员会，会同天津市，对刘、张贪污案进行彻底调查和侦讯。在弄清他们主要犯罪事实的基础上，河北省委于12月14日向华北局提出处理意见：
刘青山、张子善凭借职权，盗窃国家资财，贪污自肥，为数甚巨，实为国法党纪所不容，以如此高级干部知法犯法，欺骗党，剥削民工血汗，侵吞灾民粮款，勾结奸商，非法营利，腐化堕落达于极点。若不严肃惩处，我党将无词以对人民群众，国法将不能绳他人，对党损害异常严重，因此，我们一致意见处以死刑。
20日，华北局向中央提出对刘、张的处理意见：
为了维护国家法纪，教育党员和人民，我们原则上同意，将刘青山、张子善二贪污犯处以死刑（或缓期二年执行），由省人民政府请示政务院批准后执行。
由于刘、张都是党的高级干部，影响很大，一些干部对刘、张问题的认识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党中央和毛泽东在决定对他们量刑时，态度十分慎重，反复征求各方面的意见。
1951年12月下旬，华北局通过河北省委征求天津地委及所属部门对刘、张两犯量刑的意见。结果是，地委在家的8个委员一致同意判处刘青山、张子善死刑。
党中央和毛泽东看到材料后，经过慎重协商，同意了河北省委的建议，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据当年看守审讯刘青山的人讲，刘青山自从被逮捕关押，直到最后被枪毙，总的表现是比较沉闷，不爱讲话，常常一个人坐在灰房子里，面壁发呆。被审讯时倒不怎么隐瞒逃避，不时有痛快之举，但需有吗啡针注入提神，否则便无精打彩。他自知罪孽深重，独处时发长叹，总是翻来覆去地自语这样的话：“以我做个典型吧，以我做个典型吧……”
张子善则不同，自从被捕关押那天起，他就一直在讲，在写，在坦白交待，为今日留下为数可观的书面材料。虽然其中有的地方或避重就轻，或推脱责任，但毕竟是亲口所言，亲笔所记，可信度较高，仍可视作一个蜕化变质分子的忏悔录，一面警示后人的历史之镜。
据人介绍，刘青山和张子善被捕关押后，监审人员没动他们一指头，他们在生活上也没有受到虐待，元旦和春节时，伙食更好一些，但不给酒。有关部门对刘青山和张子善的审讯是异常严肃认真的，对刘青山和张子善的吃、住都实行隔离。
在临刑前的1952年2月9日，刘青山和张子善被安排在一起共用晚餐，菜肴十分丰盛，还破例有一瓶酒。
此时，张子善被押72天，刘青山入监69天。刘青山和张子善一看见这种场合，心中全明白了，顿时变得脸色苍白。
监管人员说：“明天省里开公审大会，对你们进行宣判。组织上希望你们能表现好一点，不要再给共产党丢脸。”
刘青山问监管人员：“你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监管人员没正面回答，只是说：“你们还有什么话，有什么要求，尽管讲。”
刘青山和张子善都沉默了。
过了一会儿，刘青山提出要见一见中央来的人，张子善也说有此要求，并说要见省委领导。
刘青山见监管人员不说话，又催促监管人员转达他们的要求。
监管人员命令刘青山和张子善坐下，然后才沉稳地说：“这是中央的决定，是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你们应该向人民低头认罪。”
刘青山和张子善浑身一震，都愣住了。过了好一会儿，刘青山才闭上双眼，长出一口气；张子善却呆呆地看着面前的酒菜，眼中流出泪来。刘青山长叹一声，端起茶杯一饮而尽，接着又自己斟满，说声：“老张，喝！”
张子善没动酒杯，偏过脸去擤了一把鼻涕。他拿起桌上一盒前门烟，手指却颤抖不止，好不容易才抽出一支。刘青山两眼发红，仰脖又喝下一杯酒……
此时，持枪监守的战士站在门外，密切注视着刘青山和张子善的一举一动。
1952年2月3日，华北局召开常委会研究河北省的三反工作。会议布置了有关公审刘、张大会的事宜，决定在省会保定对刘青山和张子善执行枪决，要求组织好公审大会，并且把公审过程拍摄成电影，做为教育广大干部的资料。
河北省委在接到中央和华北局的指示后，对公审大会有关事宜进行具体的安排。考虑到刘青山和张子善曾经为革命做出过贡献，对处决刘、张之事，做出以下几条指示，交由行刑人员及善后单位执行：
子弹不打脑袋，打后心；敛尸安葬，棺木由公费购置；二犯之亲属不按反革命家属对待；二犯之子女由国家抚养成人。
当刘青山和张子善听到决议时，对党和政府的公正处理都无话可说，这两个罪大恶极的腐败分子都放声大哭。
毛泽东拒绝黄敬求情
刘青山、张子善案件的出现，清楚地表明党内的个别干部在全国解放以后，经受不住各种诱惑，因而出现腐败变质现象。这自然引起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关注和思考。
其实，早在全国胜利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告诫全党：
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刘青山和张子善的贪污腐败，证明毛泽东的这些话确实是高瞻远瞩。取得全面胜利之后，党内确实出现了一些被弹衣炮弹击中的人。刘青山、张子善就是其中的典型。刘青山、张子善都出生于贫寒的家庭，并且都有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正如中共河北省委在关于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议中的评价：
刘青山、张子善参加革命斗争均已二十年左右，他们在国民党血腥的白色恐怖下，在艰难的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多的人民解放战争中，都曾奋不顾身的为党和人民群众的解放，进行过英勇的斗争，建立过功绩。
刘青山1916年出生于河北省安国县一个雇农家庭，他的童年是灰暗的，很小就为地主当长工。1931年，经人介绍，对地主阶级怀有刻骨仇恨的他毅然入党。入党后，他曾参加过1932年高阳、台县的农民暴动，起义失败后，他在突围时被俘，同战友一起被绑赴杀场，因年龄尚小，被敌人侥幸放过。由于他战功显赫，能力出众，党组织对他委以重任。他曾经担任过冀中区任河县委书记、地委组织部长、地委书记、天津地委书记，被捕前任石家庄市委副书记。
张子善是河北省深县人，1914年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由于他幼年聪颖，两个当长工的哥哥节衣缩食供养他上学，他后来考入县立乡村简易师范。1933年，张子善在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组织抗日救亡活动。翌年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反动政府逮捕入狱，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坚贞不屈，曾作绝食斗争。“七七”事变时，趁乱越狱。后历任献县县委书记、地委组织部长、地委书记、天津地委副书记兼专员，被捕前任天津地委书记。
毛泽东在全面掌握刘青山和张子善的贪污案件的情况以后，十分果断地同意判处刘青山和张子善死刑。
对于刘青山和张子善的自取灭亡，人们都拍手称快。但也有少数过去与他们一起并肩战斗过的同志，为他们深感惋惜。这其中就有黄敬。黄敬在冀中担任过区党委书记，是看着刘、张成长起来的。他不忍心看着刘、张二人落此下场。
在公审大会召开之前，当时担任天津市委书记的黄敬，找到当时还兼华北局第一书记的薄一波，说：“刘、张错误严重，罪有应得，当判重刑。但考虑到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大，是否可以向毛主席说说，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
薄一波说：“如果一定要反映，我陪你去向毛主席说。”黄敬摇了摇头，只是要薄一波把他的意见转报毛泽东。
薄一波如实地向毛泽东转达黄敬的意见。毛泽东听后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黄敬同志应该懂得这个道理。”
公开审判刘青山和张子善
1952年2月10日，正值农历壬辰年正月十五，这是中国传统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节日，即元宵节。虽然风中还残留着寒冬的凉意，然而人们在草木和阳光中却可以感觉到春日美好的气息。
这一天，河北省会保定市体育场人山人海，却丝毫没有喧闹之声，人们的神情都是严肃的，也是充满期待的。
今天，公审刘青山、张子善的大会将在这里举行。保定市的人民群众都无心在家中团聚，许多节日传统的娱乐活动也没有举行。人们都怀着激动的心情从四面八方赶到了保定市体育场。
参加这次大会的人来自社会各界，不仅有党政机关的领导人员和工作人员，还有群众代表和特邀的因受刘青山、张子善剥削而遭受灾难的天津专区的灾民代表。两边看台及中心场地，满是密密匝匝黑压压的人群。在淡白的阳光下，刮着时柔时劲的小北风中。人群中的每一张面容都十分严肃。
宽大的主席台上，拉起巨幅蓝灰色的衬幕。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用白纸黑字写成的横幅醒目会标：“河北省人民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大会。”主席台正中央悬挂着毛泽东主席的巨幅画像，画像两边各斜插着一面崭新的五星红旗。主席台的前沿两角上，各架起了一部当时极为罕见的摄影机，这是北京电影制片厂新闻摄影队的同志特地赶来，准备记录下会议的全过程。
当时任河北省节约检查委员会委员的张庆春担任公审大会主席。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离正午12点越来越近了，在场的人们都屏息等待着那一刻的来临。终于，在人们期待的目光中，公审大会主席张庆春就位，宣布公审大会开始。
张庆春在大会致词中严肃指出：
刘青山、张子善这两个大贪污犯，已不是两个普通的大贪污犯，而是背叛党、背叛国家、祸国殃民的罪大恶极的大罪犯。今天参加大会的人，都是怀着愤怒的心情，代表着全省人民的意见来参加的。在大会上，我们要彻底地控诉与公正地审判刘青山、张子善的滔天罪行，使刘青山、张子善两大贪污犯得到应得的判处，同时要显示我们打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雄伟力量，和彻底剿灭一切贪污分子的决心与毅力。
张庆春的发言赢得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张庆春致词后，由省法院院长主持的临时法庭宣布开庭。
“将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押上来！”法院同志威严有力的声音充满正义。
会场上顿时鸦雀无声，两万多双眼睛都睁得大大的。人们都想看看昔日不可一世的两个“父母官”今天变成了什么样子。
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死期将至的刘青山、张子善分别在两名人民警察的押解下依次出现在会场上。
那时候，中国监狱还没有统一的狱服，因此刘青山和张子善依然是被捕前担任地委书记和专员时的打扮。
向来讲究服饰的刘青山，这时候的穿着依旧惹人注目：头戴一顶名贵的水獭帽，穿一件高档时尚的藏蓝色呢子大衣，一双锃亮的皮鞋显然刚刚擦过；张子善则穿着很体面的蓝呢子制服，脚上的皮鞋也是新的。和他们华贵的衣着极不协调的是，他们手上的手铐以及挂在胸前的亡命布条。两块一尺宽一尺长的白布分别从两人的下颌垂至腰际，上面分别用毛笔写着“大贪污犯刘青山”、“大贪污犯张子善”几个醒目的大字。
押解他们的人民警察没有像如临大敌那样死死地揪着他们，而是在两侧架扶着他们的左右臂，似乎生怕死到临头的他们会瘫软下去。
刘青山似乎早已料到会有今天，因此这时候还能强作镇定，走起路来并不失常态，上台后还扫视了一眼庄严的会场。他以前经常出席这种庄严盛大的集会。往日，他出席这种集会时，总是人们注意的焦点，人们是要为他欢呼的，然而今天，人们却都用愤怒和鄙视的目光看着他。刘青山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很快低下了头，避开了人们谴责的目光。
张子善始终没有抬起头，不知是不敢面对死亡，还是惧怕台下人们正义的目光。他走路的样子有气无力，如履薄冰，可以看出他的两腿已经发软。
刘青山和张子善在台上站定，全场一片安静。只有摄影机胶片哗哗的转动声、照相机快门的咔咔声清晰可闻。
薛讯是个颇具男性气质的中年女干部，时任河北省委组织部长、省政府委员、省纪委副主席，也是这次调查处理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件委员会的副主任，首先发言控诉两犯的罪行。
这位精干而又庄重的女书记在大会上以清晰而又激昂的声音控诉了刘青山、张子善这两个大贪污犯凭借党和人民给予的职权，为满足个人追求享乐的私欲，肆意盗窃国家财产的可耻罪行。刘青山直接贪污浪费1.8399多亿元，张子善直接贪污挥霍1.9426多亿元。
她的发言让与会人员都清醒地认识到：刘青山、张子善的罪恶行径，已经使党、国家和人民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虽然他们曾经为全国解放出生入死，曾经是革命的功臣，但是在荣誉、权力和金钱面前经不住诱惑，现在已被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引诱，成为罪不可赦的大犯要犯，严重侵蚀了党的组织，败坏了党的声誉，蜕变为党、国家和人民的叛徒。因此，在全国三反运动轰轰烈烈开展的时候，对这样两个身居高位的大贪污犯给予严惩，顺乎民心，合乎民意。
薛讯最后说：
我代表刘青山、张子善案件调查处理委员会，要求河北人民法院临时法庭判处他们死刑并立即执行。我要求参加这个大会的所有同志完全赞成我们的控告。
薛讯的话音刚落，全场立刻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许多人高呼：“坚决要求处决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刘青山和张子善听到这些口号后，头垂得更低了。
接着，天津专区宝低县农民孙树林代表受灾的人民进行控诉。整个体育场又归于平静，人们都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个朴实厚道的农民，都期待着他能讲出更多的实情。
孙树林是个典型的北方农民，中等身材，头上长满粗密的发茬，饱经风霜的脸瘦而结实，一身朴素的棉袄棉裤，两只布满老茧的手紧紧捏着发言稿。
这位朴实厚道的农民面对这宏大的场面，起初显得有些局促，但他很快镇定下来。开始满含悲愤地讲述刘青山和张子善的累累罪行，他在发言中说：
刘青山、张子善二犯，为了赚钱，搞了民工供应站，卖的都是坏东西，价钱愣贵，东折西扣，直到现在还欠俺村一百零四个民工四千多斤米……修河时他们捣鬼，把好粮食高价卖掉来赚钱，把坏粮食给俺们吃，发的棒子面和小米都是坏的。民工活又累，吃的又不好，病了许多人，光俺们村就病了十多个。
……
还有宝坻县黑狼口村农民王金发、王玉英，因为挖河吃食不当而吐血，落下个终身残废。
还有霸县信安镇农民刘继昌，跑了三百多里路挖河五十余天，实指望挣些米回家度荒，却不成想最后卖掉铁锨大镐才勉强凑够归程的盘缠。
还有霸县煎茶铺村农民王风，因挖河吃霉高粱米而患重病，悲惨死去。
还有……
孙树林说着说着，已是泣不成声。参加会议的人们深受感染，都用仇恨和鄙视的目光注视着刘青山和张子善，他们都认为刘青山和张子善是三反运动中最大的贪污犯。刘青山和张子善这两个罪大恶极的贪污犯都心虚地低下了头。
刘青山和张子善被枪决
在会场全体人员充满期待的目光中，河北省人民法院院长、临时法庭审判长宁志毅用洪亮的声音宣布对刘青山和张子善的判决如下：
综上所举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盗窃国家资财，克扣民工灾民，勾结奸商非法经营谋利，瓦解国家企业机关，贪污行贿等严重罪行，证据确凿，该二犯亦供认不讳。如此背叛国家背叛人民，实属罪大恶极，国法难容。奉最高人民法院令准，依法判处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收其本人全部财产。同案其他各犯另行审判。
听完判决后，全场沸腾了。人们连声高呼：“拥护人民政府枪决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彻底肃清贪污分子！”“拥护光荣、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拥护廉洁奉公的人民政府！”
全省各地正在收听大会实况广播的几十万人，也都深受鼓舞。
全河北省震动了，全中国震动了。人人欢呼，民心大快。
刘青山和张子善的脸色却很难看。刘青山的眼睛里有着无法掩饰的对于死亡的恐惧；张子善则再也站立不住了，在两边民警的架扶下，才不至于瘫在台上。
刘、张二犯被押离会场后，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场秀峰作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
大贪污犯对国家对人民所造成的损失，除了他们直接贪污盗窃的数目外，其他政治上、经济上的损失，则更难以计量。
……
刘青山、张子善之所以堕落到如此丑恶的地步，不仅由于他们的品质恶劣，还更由于资产阶级对革命队伍的恶毒腐蚀和疯狂进攻……目前我省各级机关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在和工商界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正是当前十分重要十分迫切的政治任务。这是一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激烈战斗。
13时30分左右，公审大会宣布结束，人们怀着激动而又满意的心情离去。
押解刘青山、张子善的刑车平稳地驶出会场，拐上了大街。
刑车的前面有一辆吉普车，缓缓地引导着车队沿街向东行驶。紧接着的是分别载有刘青山和张子善的两辆敞篷吉普车，刘、张二犯的身边各有两名民警押解。最后是一辆大卡车，车上站满了全副武装的人民警察。
此时的保定城，喜庆的气氛还是很浓的。许多古色古香的店铺字号前都悬挂好彩灯，以待入夜点燃；胡同深处，不时传来爆竹声，火药的气味弥漫空中。这一天恰逢星期日，街市上人很多，他们手中大多拎着一盏彩灯或两包元宵。
街道两旁站满前来观看的群众。
沿途并没有多少公安民警维护秩序，街道两旁站满观者，但并不混乱。刑车所到之处，人群一片肃静，连小孩子们也不追逐嬉耍，很懂事地依偎在大人膝下，手中的风车发出轻脆而单调的转动声响。
此外，还有许多人不怕辛苦，或骑自行车、或跑步跟在刑车后面，他们想到刑场亲眼看一看这两个大贪污犯的可耻下场。
刑车上，刘青山低着头，似乎不敢再看一眼这熟悉的街道、熟悉的建筑和车两旁那一张张似曾相识的面孔；张子善则是一副魂不附体的样子，如果不是两边的民警用力架扶着他，他一定会软瘫下去。
行刑地点设在保定市东关大校场。提前到达那里的工作人员已做好了必需的准备。他们挖了两个不深的土坑，两口紫红的松木棺材并排摆放在离坑不远的地方。周围站立着前来维持秩序的警察。
刑车驶进了大校场中央，跟随而来的围观群众被警察挡在了刑场外边。
民警将刘青山、张子善从车上押下。刘青山一下地，就险些跌倒，他看上去很想站稳，想努力维持自己最后的风度，但他的脚步还是踉踉跄跄的。在民警的押解下，他走向土坑，自己跪下。这次他的头抬起来了，脸色铁青，目光呆滞。张子善几乎是被抬下车的，两名民警架拖着将他带到土坑前，这时候，他脸上满是泪水。
“伤痛，万分伤痛！现在已经来不及说别的了，只有接受这血的教训一条！”这是张子善的遗言。
“拿我作个典型吧，处理我算了，在历史上说也有用。”这是刘青山的遗言。
枪毙刘青山、张子善的枪声，犹如一阵讯疾的风，从神州大地吹过，荡涤了那些隐藏在共和国肌体深处的污垢。中国人的心灵被震动了，世界也为之震惊了。
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建立在半封建社会基础之上的大国，人们对刚刚执政的党的内部出现的腐败现象，特别是对刘青山、张子善这样功劳显赫而又身居高位的共产党干部，虽然他们已恶贯满盈，但多数人只是将愤怒压在心里。今天，党和政府严惩了以刘青山、张子善为代表的大贪污犯，表达了民众的呼声，人民群众怎能不扬眉吐气深受鼓舞？
处决刘、张次日，河北日报刊登了署名“彦文”的读者来信，其中写道：
按刘青山、张子善二人，过去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比较高级的负责干部，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看，从来没有像这样身居显要地位的人，因为损害了人民的利益，而受到国法制裁的。共产党就绝对不是那样，而是有高度的原则，决不宽恕任何损害人民利益的行为。不管是什么人，犯了国法，就要依国法治罪。
记者现场采访时，河北省沧州专署一位科员说：
刘青山、张子善都是比较高级的干部，都对革命事业有过贡献，但是当他们犯了严重的罪行之后，中国共产党毫不姑息地开除了他们的党籍，人民法院毫不手软地将他们判了死刑，这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无比伟大，人民政府空前廉洁。全国人民对这样的党，这样的政府，完全信赖，衷心拥护。
就在1951年12月30日，刘、张案件被公开披露的当日，河北省委即给全省各级党组织发出通知，要求所有接受刘青山、张子善贿赂礼物的干部要毫无例外毫无保留地进行深刻检讨，向党写出申请书，听候党的审查处理。
1952年1月4日，华北局发出了改组和加强天津地委领导的指示。
中共中央对于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的严正处理，极大地推动了三反运动的顺利进行。中央对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的公正处理成为三反运动的一大亮点。
中央严肃查处刘青山、张子善腐败案，对党员干部进城后注意反腐倡廉、拒腐防变起了很大的警戒作用。当年曾揭发刘青山、张子善罪行的李克才后来颇为感慨地说：“杀了两个人，管了几十年。”
党中央严惩刘青山、张子善，实际上是用行动向全社会表明，我们党绝不作李自成！绝不会放任腐败现象滋长下去！同时，也是再次告诫每一个领导干部，无论手中权力多大，资格多老，功劳多高，都必须加强学习，加强世界观的改造，克己奉公，正确运用手中的权力。否则，就会走向人民的反面，成为人民和历史的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