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海初航

每个人应该有这样的信心：人所能负的责任，我必能负；人所不能负的责任，我亦能负。——亚伯拉罕·林肯

最大的问题是奴隶制问题

1836年12月5日，伊利诺伊州新一轮的竞选又拉开了帷幕，林肯再度参加竞选。经过了一番起起落落，最后他终于当选了。两年后他又再度当选，从26岁到34岁的连续八年期间，林肯一直都是伊利诺伊州州议会的议员。

在这几年当中，林肯并不染指政党内的阴谋诡计和明争暗斗，而是集中精力思考伊利诺伊州的几项重大问题，从而创立了本党派的办事原则并奠定了它的思想基础。

在当时，占据林肯心中的最大问题就是奴隶制问题。他再一次觉得有一只拳头打了过来，那是命运之拳。

关注奴隶制问题，那是年轻合众国的一块心病，在其成立之初就曾困扰过它的创始者们，但被他们巧妙地避开了，现在两种对立的力量愈演愈烈。

奴隶制尽管邪恶，而攻击这种邪恶也不太明智。在力量不够之时，林肯是极为理智的，他一方面谴责奴隶制，却又不主张激进的废奴方式。

在林肯刚刚担任伊利诺伊州议会议员的时候，他明显地感到奴隶制问题越来越明显地成为了关系到美国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南部一次又一次地面临崩溃。

关于这个问题，林肯研读了很多历史方面的书籍，他了解到，当年的“五月花”号轮船是如何载着19个黑人漂流到这里，他们是如何满怀着喜悦和忧虑，希冀和恐惧在美洲登陆的，但是他们来到这里的结果却是若干年白人和黑人的刀兵相见，浴血以对。

林肯知道，人们曾经就是否在宪法当中写入奴隶制进行过争论，其结果是，议会驳回了将其记入宪法的议案，最终只是用这样一段模糊不清的话提到了奴隶制：

各国的公民人数应加入其他五分之三定期在本国服役的人员数目。

林肯心里非常清楚，这些所谓其他的服役人员无疑便是奴隶了，而通过这种人口普查得出的结果，无疑也会增加南方奴隶主进入内阁的名额，南方派借此在内阁中占据了多数。

与此同时，属于美利坚合众国的西北诸州却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奴隶制将在这个地区的所有州份以及即将出现的所有州份中被永远禁止。”这又是何等尖锐的内部斗争！

蓄奴州主张的自相矛盾显而易见，林肯对此非常愤慨：一个崭新的国家，一个同样建立在人人平等基础上的国家，竟允许就连古老欧洲的等级社会中都不曾有过的对人性残酷的束缚在自己疆域内滋生蔓延，把自己的一部分公民变成另一部分公民的私有财产。而国家的经济恰恰就建立在这成千上万毫无权力的人们艰辛劳动的基础之上。

在肤色面前，道德失去了本色，除了用妥协换来锁链以外，这群无依无靠的人又能够怎样来自救呢？

在合众国建立之初，这块土地上只有六个蓄奴州，虽然宪法中写得清楚明白，将禁止任何新蓄奴州产生，但是林肯那个时代，美国国土上还是又顽固地建立起了14个这样的奴隶制州份。

当年，人们要把刚从法国购买来的广袤的路易斯安那划分成几个新州，并在密苏里河口建立一个奴隶制州份时，冲突爆发。一场人民战争似乎一触即发。

当时，年迈体弱但仍旧德高望重的杰斐逊预言说：“这是黑夜里响起的警钟！”为了拯救整个合众国，克莱明显违背了宪法的意志，向密苏里做出了让步，他决定：“路易斯安那州北纬36度30分以北的所有地区禁止实行奴隶制，但即将建立的密苏里州除外。”

在此之后的15年里，奴隶制问题日益突出。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特别是德国人来到了美国，他们辛勤的劳作，凭借更加精良的机械种植棉花，在灌木林的周围开垦土地，并在密苏里和其他地区代表西部与南部展开了较量。此外他们还种植烟草和小麦，而且不久就把产量提高了四倍。

这些外国人当然也反对奴隶制，他们中的一些人加入了辉格党，并在当时和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了林肯的忠实选民。

新形成的西部壮大了，借助它的力量，北部代表顺势在内阁中提出了要提高保护税额的建议，这一提案在南部引起了轩然大波。

南卡罗来纳人声称将以武力反对政府所作出的任何一种企图提高税收的举措，并断然宣布这一税制永不生效。面对这种情况，美国政府该作何处理呢？下令挺进南方，拘捕那里的暴乱头领吗？万万不可！

于是，人们开始调解矛盾，对南部酌减税额，冲突结果是：南部取得了胜利，暴乱头领在那里被当作英雄受到拥戴。

在冲突中，南方奴隶主们的自我优越感起了不小的作用。这也许是因为绝大多数的总统来自南方或者为南方效力的缘故吧！那时，谁想在社会上出人头地，那么最好是能靠上一个满世界都知道的南部高贵荣耀的古老家族，给自己撑腰，而无须去理睬北方那些终日无所事事的理想主义者，或者斤斤计较的小企业主们。

首都的气氛也仍旧绝对有利于南方，如果当时没有人在各处宣传南方奴隶们悲惨命运的话，那么人们几乎会给那些优哉游哉的奴隶主们歌功颂德了。

在伊利诺伊也是这样，虽然全世界人民都在声讨奴隶制的罪恶，但是若有一个富有的过路人带着几个黑仆走进旅店的话，这里的女人们还是会伸长了脖子艳羡地瞅上老半天。

举行每届州议会会议的万达利亚又被挤得满满的。81位议员先生分坐在两个大厅里。万达利亚是一座旧式殖民风格的小型建筑，具有木质的讲台和木质的墙壁，还有一个类似首都华盛顿，美国国会大厦的拱顶，因此被人们戏称为“国会大厦”。

在这些人当中，刚刚借钱买了套新衣服的州议会议员林肯正穿着崭新的蓝色西装坐在这个简陋的大厅里，沉默不语。

在议会会议期间，林肯每天能拿到3美元的补助，以及一些墨水和纸笔。现在，他在想些什么呢？

林肯是在专心地听着律师和政治家们的演说吗？虽然只是个土地测量员和邮政局长，他也曾走南闯北颇有些见识，而且在过去的日子里他学会了所有他能够学习的东西，这帮演说家未必比他更博学。对他来说，那些讲话的确不怎么精彩，他也没有发现什么出色的大师，换句话说，这些演讲根本引发不出他的灵感和激情。

因此，每次会议开始的时候，年仅26岁的林肯总是静静地一言不发，只有当他们回到客栈，其他议员都摘下自己傲慢的假面具时，他才开口给大家讲些有趣的见闻。

可就这样，林肯的名气越来越大，一些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酋长”；另一些人则以一种怀疑的态度观察着他的沉默。总之，不会有人忽视这个大个子了。

就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个小伙子对林肯观察得特别仔细。他和林肯可谓是截然不同：矮矮的，胖胖的，宽肩膀，阔胸脯，大脑门，精力充沛，愿意到处溜达，这里听听，那里聊聊，就像是在仔细感受着每一点风吹草动。

他是个公务员，民主党人，同样的贫穷，比林肯还略小几岁，他就是斯蒂芬·道格拉斯，来自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

斯蒂芬·道格拉斯做事有韧劲，能屈能伸，头脑灵活，善于交往，处世圆滑。其性格与做事直率、与独来独往的林肯恰恰相反。有时候，林肯和他也会坐到一起聊聊，但林肯很少像道格拉斯那样认真地注意他。道格拉斯则完全不同，他关注着每一个人，因为他有野心，他希望自己能平步青云，他的眼睛总是盯着那个最高的位置，所以这里所有人都是他的对手。

在伊利诺伊州议会的所有活动当中，斯蒂芬·道格拉斯在心里估计着每个人的分量。最后他自以为是地确认，林肯这个大个子肯定不会危害他的前程。

州议会休会之后，林肯又返回了纽萨勒姆村。

开设联合律师事务所

1837年4月15日，林肯背着简单的行囊，离开了纽萨勒姆村，来到了规模较大、拥有1400名居民的斯普林菲尔德市。

林肯在他的马鞍袋子里装进他的全部财物。他仅有的东西便是几本法律书籍和几件衣服。他同时也带着一只旧的蓝色短袜，里面装着一些铜板。

林肯是骑着借来的马到达斯普林菲尔德的。他在公共广场的西北角勒住马，走进了约书亚·斯庇德开的百货商店里。

林肯此刻需要的家具得花17美元，那的确不贵，但他没有现金。于是他便说：“如果你能让我赊账到圣诞节，同时我在此地做律师开业顺利的话，我会在那时如数偿还。万一我不走运，那就只好继续欠下去了。”

约书亚·斯庇德听到这么哀伤的声音时，不觉抬起头来。他看见了他这一辈子从来不曾见过的一副忧郁哀伤的面孔，他便起了恻隐之心。

斯庇德后来不胜感慨地说道，林肯问话时的“可怜兮兮的声调使我油然生起了恻隐之心，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如此忧伤的面容”。

斯庇德当时就向林肯说：“假使这么小的一笔债都能如此地影响你，我想我能够提供一个建议，使你不致招来任何债务，而且也能够达到你的目的。我有一间很大的房间和一个很大的双人床，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尽可与我共床。”

林肯问道：“你的房间在哪里？”

“在楼上。”斯庇德边说着，边指着那个通至斯庇德卧房的楼梯。

林肯二话不发就将马鞍皮袋子放在手臂上，然后走上楼去。他将它们搁置在地板上，再下楼来，高兴地叫：“实在太好了！斯庇德，我太感动了！”

就这样，林肯从此便和斯庇德一起睡在商店的楼上，而且不付任何房租，直到斯庇德五年后卖掉他的商店。他同斯庇德抵足而眠，抵掌而谈，莫逆于心，长相为友。这是他在定居斯普林菲尔德时结交的第一位好友。

而后，他的另一个朋友是文书威廉·巴特勒，他接林肯到他家里去，不但供给他四年食宿，并且还替他购置了好多衣服。

志同道合是林肯结交朋友的基础。他到斯普林菲尔德后除了结交斯庇德和巴特勒之外，还与欧文·拉夫贾伊成为患难中的一对好友。拉夫贾伊成为林肯终生不渝的“最忠实的朋友”。

林肯与朋友新开设的联合律师事务所恰好和巡回法庭的审判室同在一幢楼里。这栋两层楼房坐落在斯普林菲尔德市的霍夫曼路，审判室设在楼下，楼上是联合律师事务所。

联合律师事务所因处于草创阶段，资金匮乏，一切设施从简。那时林肯的这位朋友正忙于竞选国会议员，事务所的工作大多由林肯全权处理。在负责办理诉讼案件的间隙，林肯仍然保持与选民们的广泛接触，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的支持。

办事踏实，不务虚名，是林肯的最大特色，也是他广泛交友的成功所在。这正合了“土帮土成墙，穷帮穷成王”的古谚语。而两袖清风，克己奉公，则是林肯事业有成，在政治上逐步崛起，成为出类拔萃人物的先决条件。

1838年，林肯在斯普林菲尔德的青年学会发表了一篇题为《永葆美国政治制度之青春》的演说，阐述了一些极其重要的思想精髓，表达了他对美国的未来、人身自由和个人义务的热爱。他向年轻一代听众指出：

不管什么时候，听任一小撮歹徒滋事生非，听任他们烧毁教堂，抢劫仓库，破坏印刷机，枪杀编辑，随心所欲地吊死或烧死他们所讨厌的人，听任他们逍遥法外，那我就可以断言，这个政府必定短命。

林肯呼吁大家行动起来，保卫革命先驱者用生命所赢得的权利，不让这一权利受到侵犯。

这是林肯29岁时所持政治观点的倾情直露，演说的内容是精辟的，扣人心弦，言近旨远。

1838年夏天，林肯再次参加州议员的竞选。8月6日投票结果表明，林肯在17名候选人中名列榜首。同年12月，州议会在万德利安开会时，辉格党人提名林肯为州众议院议长候选人，结果落败，林肯仍然担任州议会中的辉格党领袖。

1839年3月4日，州议会休会，林肯从万德利安返回斯普林菲尔德，重操他的律师旧业。

在感情与理智的激流中挣扎

1839年，有一名女子来到城里追求林肯，还决意和他结婚。她就是玛丽·托德。玛丽·托德家世显赫，她的祖上曾出过将军和州长，父辈中有一位后来做过泰勒总统的海军部长。她的父亲当过肯塔基州参众两院议员，做了20年肯塔基州列克星敦银行总裁。

玛丽比林肯小9岁，是个急脾气的人。尽管曾在列克星敦一所贵族学校受过教育，却只使得她举止高傲，目中无人，自信心过度膨胀，总以为自己有一天必定会做总统夫人。

在林肯面前的这个女人美丽大方，高度适中而略胖，圆圆的脸蛋，深褐色头发，蓝灰色的眼睛，说话则时常带点法语，因为她的法语很好，并且是正宗的巴黎口音。现在，她面带微笑，和蔼而迷人。

年轻的林肯自从结识了玛丽小姐，就被她的风采和妩媚所吸引。这位泼辣而又有才的少女在“上流女校”受过教育，会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她体态丰盈，容光焕发，性情活泼，善于交际。

1840年，在林肯和玛丽认识一年之后，双方订了婚。这时，她的姐夫和胞姐双双反对，认为她和林肯出身不同，不是门当户对的佳偶，还指责妹妹屈身下嫁，是自暴自弃的表现。玛丽听了大不以为然，她理直气壮地说，林肯很有前途，是她所接触到的人中“最中意的对象”。

玛丽有做总统夫人的野心，她要使林肯成为举止讲究、风度翩翩的绅士。她的心中常常浮现父亲的影子，那个衣着整洁、头戴礼帽、脚套长靴、手执金杖气度超卓的绅士，她希望林肯也能如此表现。穿上那身新衣服的林肯先生多么神气呀！玛丽陶醉地看着，仿佛自己在总统夫人之路上又更近了一站。

林肯的确没有辜负她的期望，虽然林肯在社交场合常常不知如何是好，在女性面前他的长胳膊、长腿也成为他的累赘，常令他不知所措，不知所云。

然而，当林肯站在大众之前，在大众的烘托之下，他的长腿使他显得如同鹤立鸡群，他的长胳膊有力地挥动，指引着大众的激情，他们被他才华横溢的演讲所打动，他们吹着口哨、抛着帽子，向他表示欢呼及拥戴，他们使林肯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

玛丽·托德和亚伯拉罕·林肯订婚后不久，她就想改造他。因为林肯在热天时从来不穿上衣，通常仅穿一条背带吊着的裤子，若有纽扣掉了，他就削一根木钉把衣服缀起来。他还在帽子里摆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玛丽像是一匹马，希望能迅速的抵达目的地，她的急躁脾气也使她快人快语毫不留情，而林肯像牛一般慢吞吞的反应令她发狂。林肯开始收回他恍惚的目光，手执他仅剩的一根背带，安静地说不出话，他难以理解她为什么会莫名其妙地发火。

玛丽小姐是怎么了？林肯觉得她越来越没有耐心，而他也逐渐对她失去了爱意。他的牛脾气使她的马脾气失去控制。

经过这番举动，解除婚约看来是不太可能了，林肯看着结婚日期渐渐逼近，真正体会到爱尔兰人怕绞索的滋味。

林肯解除不了婚约，而他又不想和她结婚，但他此时已无法再拖延了，使他陷入更深的忧郁之中，即使他久经风霜的神经也难以忍受那时光飞逝的重压，而那一天终于来了。

1841年1月1日，爱德华兹的私宅焕然一新，房间里鲜花烂漫，壁炉里火光熊熊，孩子们嬉笑追逐，大人们谈笑风生。

这新年的第一天天气格外晴朗，阳光分外灿烂。这一天，斯普林菲尔德最有前途的辉格党领袖的婚礼正在如期举行。玛丽·托德等待着新郎前来迎娶。大蛋糕摆上了桌子，客人们纷纷前来致贺。

黄昏来临，夜幕降临，该来的都来了，只有新郎没有来。寻找的人们找遍了斯普林菲尔德的大街小巷却不见他的踪影。客人们告别了爱德华兹的房子。玛丽跑进了自己的房间，她伤心落泪扯掉婚纱，扑倒在床，羞愤而绝望。当人们最后找到林肯时，发现他在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内喃喃自语。他立即被宣告精神失常，用以解释他为什么不去迎娶新娘而为玛丽挽回脸面。

林肯的内心在挣扎。他是一个言出必行的人，而事实上他食言了，他在最后一步抽身而使整场戏因缺少主角而失败。林肯在感情与理智的激流中挣扎，理智告诉他，他必须兑现承诺，感情告诉他，他丝毫不喜欢她，而且与其结婚而忍受她的火暴脾气还不如逃掉。最后他分不清到底哪是理智哪是感情，他感到极端压抑，濒临崩溃。

逃婚后三个星期，林肯在收到斯图尔特的信后回信给他，这封信写得悲惨至极。林肯写道：

我现在是世界上活着的最不幸的人。假如将我所有感受平均分给全人类，那么地球上再也找不到一张笑脸。要我保持现状是不可能的。在我看来我不是选择死亡，就是要把自己的精神控制好。

斯庇德怕他去寻死，所以林肯就被带往路易斯维尔附近的斯庇德母亲家中。

在这里，林肯得到一本《圣经》并被安顿在一间幽静的房子里，窗户朝着一湾清溪。溪水蜿蜒地流过草原，通往一公里以外的森林。

在此后的两年内，林肯完全不理会玛丽，只希望她把他忘了，并希望她能改嫁别人。但她始终不肯改嫁，主要是因她的自尊心所使然。

玛丽决定要对她自己和那些轻蔑或怜悯她的人们证明，她是能够并且一定会和林肯结婚的。而林肯也是下定决心不和她结婚的。事实上，林肯心意非常坚定，所以在一年之内就向另一个女子求婚了。她叫萨拉·李卡德，是巴特勒夫人的妹妹。

一天，林肯跟她谈论《圣经》，说在《圣经》里亚伯拉罕跟萨拉结婚，现在他们的名字正意味着天意，于是林肯向她求婚。

萨拉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理由很简单，他们的名字也许天造地设，但是他们的年龄却天差地别。她才16岁，根本很少考虑结婚这类事。而林肯32岁，他迫切需要结婚，只要不是玛丽，谁都行。

林肯为当地的《桑加芒报》写社论，主编西蒙·法兰西斯是他的一位密友及支持者。法兰西斯的妻子常爱管闲事，以月下老人自居。一天，林肯应法兰西斯夫人之邀前往她家，他不知她同时还邀请了玛丽小姐，于是冤家路窄，两人再次有了接触。

林肯无法逃避，硬着头皮再次向玛丽求婚。她终于等到了挽回脸面的一天，她一直不肯嫁人，一直希望他回心转意，并曾说只要林肯先生愿意随时可再次向她求婚。

玛丽知道林肯出于维持他的名誉不得不和她结婚，他这头牛被安上了辔头，在她的牵拉之下不吃回头草才怪呢！而她作为马却从来不曾离开那片草地。

1842年11月4日，这天是星期五，在林肯有点迷信的心中是个不吉利的日子。这是个秋日的上午，当33岁的高大的林肯和24岁娇小的玛丽走向圣坛时，林肯感觉似乎毫无幸福可言。在这之后，他曾以一种绝望的口吻说过一些稀奇古怪的话。在那张小小的婚礼宴席桌前，他也兴高采烈地讲了些故事，因为那天是“灰色的星期五”，而且新婚夫妇都很迷信，他想活跃一下气氛。

一切都匆匆忙忙地进行，而匆匆忙忙烤做的蛋糕上的奶油却不能匆匆忙忙地冷却。林肯匆匆忙忙地穿上新衣、擦着皮鞋，巴特勒家的小儿子以为他要出门，问他上哪，林肯冲口而出：“我想是到地狱去罢。”

想到婚后的恐怖，林肯不禁有些颤抖。他脸色苍白地出现在婚礼上，无法掩饰内心的紧张，看上去简直像去屠宰场。婚礼终于结束了，他和他的新婚妻子住进了环球酒店，食宿费每周需要四美元。

不久后，林肯在一封商务信件中写下了这样几句话：

这里除了我的婚礼以外没有什么其他新鲜事，结婚对我来说纯属意外。

除了这封信外，林肯还写过其他很多关于他这次婚姻的信件。这些信件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他内心的不安，字里行间也暗示了他的绝望，死亡问题带给他的苦恼，以及活在现实中所受的地狱般的煎熬。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婚礼进行曲响后的一年当中，在充斥着市民气息的圈子里！

玛丽既然成为林肯太太，她就得夺回她的尊严。她不停地抱怨他的衣冠不整、仪容欠佳，他的手太大，他的腿太长，他有时竟然一条裤管扎在靴内，而另一条则套着靴子。

斯普林菲尔德有11名律师，而他们不能全在那里谋生。于是他们常常就骑着马从一个乡镇转到另一个乡镇，总是随着大卫·戴维斯走遍第八司法管区里许许多多不同的地点出席法庭。

别的律师们总是设法在每个星期六赶回斯普林菲尔德，与家人共度周末。唯独林肯没有这样，因为他害怕回家，所以总是在春季的三个月，以及秋季的三个月里一个人逗留在外边巡回，从不走近斯普林菲尔德。

玛丽总是在抱怨，因为当她的朋友们走进房子时，林肯从不起身相迎，也不会走过去接她们的外衣表示欢迎，甚至当访客离开时，他也不会到门口送客。

林肯喜欢躺着读书。下班回家后，他就即刻脱掉他的上衣、皮鞋以及领带，并把他前边的背带解开，再把走廊上的一把椅子翻倒在地，在它斜背上放枕头，然后将他的头和肩头靠过去，四肢舒展地躺在地板上。

一位妇人曾和林肯家人同住两年，她说：有一天晚上林肯正好躺在走廊上读书，恰巧有客人来。不等仆人去开门，他就跳起身来，穿着衬衫就走过去，把客人们引进客厅里，还说他愿意为她们引路。

林肯夫人在隔壁房间看见妇女们走进来，又听到她的丈夫如此开玩笑的话后，她便大发雷霆，说要给他好看，他却高兴地溜出屋外。直到夜深人静时才回来，而且是由后门悄悄地溜进来。

林肯夫人常常因为花园里没有花草树木而抱怨。于是林肯就种了一些玫瑰花，但他一点也不关心它们，不久它们便因失去照料而枯死。即使后来她催促他布置一个花园，其结果也还是长满了野草。

虽然林肯不大喜欢劳动，但他还是喂养并刷洗一匹名叫“老白”的马。他也喂养自己的牛并亲自挤奶而且也锯家用的木材。林肯时常心不在焉，总是沉溺在出神的状态中，看起来就好像已经忘却了这个世界和其中的事物。

在星期日，林肯总是把婴儿放进一部小推车里面，然后在家门口那崎岖不平的人行道上推着来回地走。有时小孩子会突然跌出车外，但是林肯还是依然推着，而他的一双眼睛盯着地上，一点都听不见他背后那号啕大哭的声音。

林肯根本不晓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直到林肯夫人从门口探出头来，以尖锐的声音向他大骂。

有时林肯在办公室劳碌了一天，回到家来，看到她却视而不见，也不说话。他对食物很少感兴趣，她将菜肴准备好后，经常要费一番力气才能把他叫进餐室。尽管她叫着，他却好像没有听见。他总是坐到餐桌边，望着天花板直发呆，直到她再催促他。

夫人常批评林肯从来不管教孩子。因为过分疼爱他们，所以就看不见他们的过失。但他却从不忽略称赞他们的好行为。林肯曾说过：“我喜欢我的孩子们自由快乐，且不受父母专制的管束。爱才是把孩子和父母连接起来的原动力。”他纵容他的孩子们有时又显得太过度了。

一次，当林肯和最高法院的一位法官在下棋时，罗伯特来通知他的父亲吃饭时间已到。林肯回答：“好，好。”但是因为下棋太专注了，所以他又忘记了，然后又继续下棋。

孩子第二次来，说母亲已催促他们。林肯又答应说快好了，但仍然忘记。第三次罗伯特又来喊，而林肯也第三次答应了，但仍然继续下棋。于是，这孩子突然一下子把棋盘踢得比玩棋人的头还高，棋子到处乱飞。

但事后，林肯显然还是未曾想到要教训他的儿子。有时在星期天的早晨，林肯就带着小孩子到自己的办公室去。在那里，他们被获准可以捣乱，所以他们就在书架上乱翻，接着搜抽屉，又乱倒盒子，还把铅笔丢进痰盂中，甚至把墨水瓶翻倒在纸上，也将信件散落一地，并在上面乱跳。

林肯却从来没有责怪过他们，也没有向他们露出一个父亲常有的厌烦表情。夫人难得一次到办公室去，但当她去时，总是会被吓一大跳。

因为那地方可以说是没有秩序的，到处堆满了东西。甚至将好多文件卷成一束，并在上面写着“如果在别处找不到，请翻翻这一束吧”。

玛丽很轻视长辈们，也十分瞧不起托马斯·林肯一家人，她以他们为耻辱。所以林肯怕即使他们来了，她也不肯接待他们进门。

所以23年来，林肯的继母住在离斯普林菲尔德120公里以外的地方，只有他去看她，而他的继母却从来没有到过他家。

在林肯结婚以后，唯一到过家里来的一个亲戚，是个远房的堂妹，名叫哈烈·杭克斯，是个性情温和且头脑清晰的女子。

林肯本着基督一般的忍耐来容忍着这一切，很少去责难夫人。她越闹越厉害，次数也愈频繁。

林肯的朋友们都为他难过。他没有家庭生活，也从不邀请他最亲近的朋友来家里吃饭，就连横登或戴维斯法官都没有请过，而他自己也是尽可能地避开玛丽，晚上就在律师图书馆和其他律师们闲聊，或是在迪勒药房里跟大家讲故事。

林肯的夫人是一位泼妇，林肯曾多次被她用扫帚赶出家门，只要林肯对别的女人多看上一眼，她就必定大吵大闹。

有一次，林肯夫妇在一家旅馆里和客人们一起吃早餐，林肯不知讲了句什么话惹恼了太太，她不由分说，立即端起一杯热咖啡，当着众人的面，劈头盖脸地向林肯泼去。在20多年的婚姻生活中，林肯一直扮演着忍让克制的角色。

无论外界怎样责怨和嘲讽玛丽，林肯仍然在内心肯定着她的价值，就像他肯定千千万万个美国民众身上的积极面一样。并且，十分难得的是，在痛苦的慢慢煎熬中，他学会了保存能量，在内心深处沉重的压力下，他天生具有的耐心、容忍、克制和原谅都得到了锤炼和提高。

当选国会议员挺身发言

1839年12月，根据林肯的倡议，在斯普林菲尔德举行了全州辉格党首届代表大会，林肯在这次会上被选为州的辉格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大会还提名俄亥俄州前国会众议员、参议员威廉·亨利·哈里逊为美国总统候选人。

林肯对哈里逊深表赞赏。原因是哈里逊代表了俄亥俄州、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密执安州等西北部人民的利益，更主要的是哈里逊曾挺身而出，投票反对过蓄奴州的密苏里州加入联邦，结果失去了他在国会中的席位。

1840年的总统竞选运动进行得十分激烈。以民主党的在职总统马丁·范·布伦为一方和辉格党总统候选人以威廉·亨利·哈里逊为另一方的两派展开了猛烈的角逐。

1837年美国的第一次经济大萧条，使范·布伦的声望一落千丈。辉格党人攻击民主党执政时间太长，造成美国经济恐慌、市面萧条，要求快快下台。

大选揭晓，威廉·亨利·哈里逊以234票对马丁·范·布伦的60票的绝对优势轻取白宫宝座，成为美国第九任总统。可惜好景不长，这位68岁的哈里逊只当了一个月的总统，就因病去世。时为1841年4月4日。

在1843年，林肯力图使辉格党能提名他为国会议员，后来这一努力没有成功。

1844年，林肯选定一位比他小9岁的威廉·赫恩登作为新开业的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赫恩登是一个激进的废奴主义者，他向往光明，对自由和正义充满着无比的热情，深受普通百姓的喜爱。他以洁身自好、上进心强而赢得了林肯的信任。

林肯对奴隶制观点一直十分鲜明，也总觉得激进的废奴主义者煽动立即解放黑奴的主张弊多利少，无助于奴隶制度的尽快废除。

一次，林肯曾问到赫恩登：“是什么东西促使你认为必须根除奴隶制呢？”

赫恩登爽然答道：“我是从内心深处觉得必须这样做的。”

1846年5月1日，自由党人提名林肯为国会议员候选人。

他的竞争对手是民主党人彼得·卡特莱特牧师，他曾在1832年击败林肯而当选为伊利诺伊州议员。

卡特莱特的手下散布流言，大造舆论，说林肯是基督教的公开嘲笑者，甚至还讲过“耶稣是私生子”，指责他对信仰有偏见。

为此，林肯在一份传单中说：“我不属于任何基督教教会，这是事实，但我从来不否认《圣经》中的真理，在我的谈话中也从来没有有意亵渎宗教的地方，更没有冒犯过任何基督教教派。”

在这份传单中，林肯还说：“我只觉得任何人都无权去伤害他可能生活于其中的公众的感情和伦理。”

站在大众这一边，尊重他们，至少不冒犯他们，可以说是林肯一贯奉行的信条，除非不得已。

有一次，林肯专程前去聆听卡特莱特牧师的布道。只听牧师喊道：“那些愿把心献给上帝的人，那些想进天堂的人，请站起来。”但见一些人站了起来。

牧师又喊道：“所有那些不愿下地狱的人，请站起来。”

这次只见除了林肯外，全体都起立。

于是卡特莱特牧师说话了：“林肯先生对上天堂和下地狱都没有作出反应，那么请问，林肯先生你想到哪去呢？”

林肯没料到会被点名。

他站了起来，郑重地说道：“我认为对待宗教问题必须严肃。对于卡特莱特牧师所提的问题，我承认都很重要，但我觉得我并不需要像其他人那样回答问题。卡特莱特牧师很关切地问我要到哪去，我必须坦率地回答：‘我要到国会去。’”到投票日那天，林肯落选了。

两年后，林肯又去竞选终于得到了胜利。进入国会时，美国早已和墨西哥交战20个月了，这是一场不体面的侵略战，全是由国会中那些主张蓄奴的人们有计划地闹出来的，为的是要国家多取得一些蓄奴的地域，并且多选举一些赞成蓄奴制度的议员出来。

在那一次战争中，美国成就了两件事。得克萨斯州以前是属于墨西哥的，而后脱离了墨西哥。

美国便强迫墨西哥放弃对得克萨斯的一切权益，并且处心积虑地抢夺了墨西哥原有领土的一半，并划分为新墨西哥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及加利福尼亚州。

格兰特说过，那是有史以来最邪恶的战争，而自己曾经参战是永不能宽恕的。

林肯在国会上挺身发言，他抨击总统发动了一场抢掠谋杀的战争，一场强夺和不义的战争。

同时又声称天上的上帝居然忘记保护弱小无辜的人民，竟然允许这些强悍的杀人者和地狱里上来的魔鬼尽情地杀戮，使得正直人的土地荒芜且遭受浩劫。

林肯的讲话尽管在国会并没有造成太大的震动，却在他的家乡伊利诺伊州激起了巨大震荡。卑鄙、怯懦、无耻、叛徒等恶意称呼全被加在林肯的头上。

1849年，林肯失去了公职，从华盛顿又回到家乡斯普林菲尔德，将全部精力重新倾注在律师事务上。他又在第八审判区巡回，成为全伊利诺伊州中最凄惨落魄的人。他决心要把政治全盘放弃，专心从事自己所热爱的律师工作。

从这段时间起直至去世为止，亚伯拉罕·林肯最显著的特征，是那深刻又无法以笔墨形容的忧伤形象。有时他在街上走着，也会因为他太消沉，而忽略了在路上碰见或向他打招呼的人们。偶尔他会和人握手，却不知自己在做什么。

熟知林肯的人们都承认，他那无底的忧伤是有两个重要原因的：他在政治上的失败和他不幸的婚姻。

母亲的早逝，父亲的不理解和责难，缺少故乡的感觉，过去一系列的失败，这种种遭遇令林肯的情绪披上忧郁的色彩。

正如赫尔顿所言：“他走路的时候，忧郁仿佛马上就会从身上抖落下来一样。”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即便经受重重磨难，即便忧郁总是如影相随，林肯都不曾仇视过他人，并很容易受到情绪上的感染。如果他在音乐会上听到了忧伤的歌曲，准会迅速地把歌词记下来。

忧郁使林肯常常迷失、流连在自我的世界里。林肯曾经在芝加哥的一个家庭里度过一夜，事后这家的主妇回忆说，林肯先生似乎完全陶醉在美丽的夜色中了。

陷于忧郁和遐想之中的林肯，他飘游的思想在这个美丽的夜晚仿佛忽而飘上了星座，又忽而降回到陆地，就在飘忽不定之间，他不断地整理自己的思绪，从清晰到游离，又从游离到清晰。

有一次，他去纽萨勒姆给一个老友扫墓。在那里他见到了许多多年不见的老朋友。

当人们注视着林肯并等他讲话的时候，就在那一刻，他脑子里是一片空白，说不出一句话来，于是他只好打个手势，而后就一言不发了。

显然，身陷忧郁之中的林肯并不是总能控制住自己的神经，他个人非常清楚，只有不断地调侃才能使他在抑郁之中保持精神平衡，因此，笑话成为调剂他生活的重要成分，尤其是那一大堆荒诞不经的故事简直成为调节他身心的一味良药。

也许是令人难以想象，林肯甚至经常随身携带一本幽默大全，就像别人随身携带着威士忌和嗅盐，时而需要补充一下能量一样，他也需要幽默时常来排解一下自己忧郁的情绪。

林肯自己也不喜欢忧郁，甚至想把这种忧郁“连根拔起”，为此，他曾长期服用一种蓝色的药丸，不过在他入主白宫后就停止服用了。

后来据美国的一些杂志报道，退休医师兼医疗历史学家希尔施霍恩在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后说，这些药丸含有水银成分，若长期服用足以致一个健康的人死于非命。

一家杂志说：“如果林肯没有意识到那种小药丸使他‘脾气暴躁’并停止服用的话，他就不会那么沉着稳健地指挥军队，取得内战的胜利了。”

后来，科学家们复原出美国19世纪，也就是林肯那时候常用来治疗忧郁症的那个药方，该药方中包含高达750毫克的水银，这一数字远远超过安全线。

即便是人们按照惯例每天服用两次或者三次，也极可能中毒。

林肯担任总统以前脾气极为暴躁，与药丸中含有的水银不无关系。

实地考察黑奴生活

林肯对奴隶制一贯是深恶痛绝。他曾经说：

劳动是我们人类的共同负担，而有些人却竭力要把他们分内的负担转嫁到别人头上，这是造成人类连续不断的灾祸的根源。

大量的黑人从事着繁重的劳动，然而令林肯惊讶的是，这些黑人没有愤怒、没有怨言，他们只是安安静静地接受被奴役的现实。

林肯对这种现象百思不得其解，他想弄清楚是谁在用道义做幌子，从上帝的“福音”里捞更多的好处。

看到奴隶主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想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欺世盗名，他疑惑地问自己，难道上帝的使者们，还能拿出什么正当理由来解释黑人们的悲惨命运吗？

南方奴隶主们有一套冠冕堂皇的理论来为这种现实进行辩护，他们唱着高调说：“对黑人们来说，难道这样的生活不比流浪好许多吗？”

为了避免直接提到臭名昭著的“奴隶制度”的字眼，这些顽固的南方奴隶主们“亲切”地称之为“我们的体制”。

在奴隶主们看来，“奴隶们的自由是令人费解的麻烦事”，如果奴隶们获得了自由，世界将会为之崩溃。

在这些白人奴隶主的观念中，对黑人奴隶的控制、奴役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

他们认为让白人们在田间辛苦耕种、操作机器、砍柴伐木、追捕野兽，是无法想象、违背常理的。

他们甚至认为，奴隶制度是他们从祖辈那里，经历了几个世纪继承下来的精华所在，也是他们最明智的选择。

林肯对奴隶主们的谬论大为不解。

林肯认为，没有黑人的艰辛劳作，美利坚合众国怎么能有今天的繁荣景象？就拿棉花的生产来说，黑人种植、收获了棉花，而后这些丰收品被当作原材料源源不断地被输送到英国的工厂。

没有黑人的劳作，那些道貌岸然的大老爷们在英国如何保持“体面”的生活？谁能想象那些满嘴仁义道德的奴隶主们，愿意起早贪黑地在毒太阳底下种植麦子？

强壮的黑人奴隶在白人奴隶主的役使下艰苦劳作，然而可笑的是，他们的劳动换来的是比白人小姐、太太佩戴的项链更为“精致”的锁链，也许这些黑人的父辈们是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此情此景的。

相比之下，白人奴隶主们却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一切：在炉火旁品尝着威士忌，在教堂享受着神圣的洗礼，憧憬着自己死后能进入极乐天堂。

带着这诸多的疑问，林肯决定到现实世界中看看黑人的生活。他在考察中发现，平原上，低矮破旧的黏土小茅舍一间挨着一间，屋内空空如也。门前的小火炉旁，上了年纪的女奴们正在用破旧的锅煮着玉米糊糊，偶尔还会看到有的锅里零星地点缀着几粒豆子。

林肯深切地体验到，眼前的状况和奴隶主们吹嘘中的供给奴隶的“美食佳肴”显然是有着天壤之别。

林肯还听说，也有极少数的黑人奴隶在加班加点地劳作之后，会得到极为有限的几美元作为奖励，然后买些自己渴望已久的烈性酒。

但是很明显，这种情况实在罕见，如凤毛麟角，只有指望某一天高贵的奴隶主突然心情极佳，甚至是头脑一热，才能有这样的仁义之举。

走到田间，林肯细心地观察着这些黑奴的劳作状况。在夏天炽热阳光的无情照射下，只见这些大多用锁链拴着的黑奴赤裸着上身，而且他们每天必须干足14个小时。

即便是在风雪交加、寒冷刺骨的冬天，他们每天最少也得干10个小时，才能满足奴隶主们剥削的欲望。每一天，他们都是拖着沉重的步伐忙碌着。

即便如此，他们的劳动强度仍然不能满足奴隶主的胃口，为了得到更多的“剩余价值”，代表奴隶主们行使权力的监工们可谓“尽职尽责”。

在黑奴和马匹之间站着手持长鞭的监工，不时地大声吆喝着什么。一旦哪个黑奴稍有松懈，就会立刻招致他们的毒打。

长长的皮鞭子在空中飞舞着，继而落在黑奴的身上，这个奴隶顿时就会大声地惨叫，痛苦地蜷缩起来。

黑奴们艰难地熬过白天的劳作时间，在日暮时分，他们会带着沉重的锁链，一个接一个地排着队伍，疲惫不堪地收工。

然而，奴隶主仍然不忘在此时巩固自己的权威。在回到住地前，黑奴们必须先跟着监工到一处空地，接受肉体的再次洗礼。

黑奴们站成一个半圆，冷酷的魔鬼监工便阴森森地喊出几个黑奴的名字，命令他到体罚场上来。被叫出来的黑奴一定是在白天劳作的时候触犯了奴隶主立下的诸多规矩。

鞭打违规黑奴的监工，使用鞭子的技术已经炉火纯青。监工的职责就是既要把奴隶打得皮开肉绽，疼痛难忍，又不会伤及他们的骨头，确保他们在明天早晨还可以照常劳作。

经过在黑奴身上长期的训练，这些监工能够很好地把握鞭打的“技巧”，他们就像保护艺术品那样躲避着奴隶们的脑袋，却用皮鞭疯狂地抽打着他们裸露的脊梁。

经过这场暴风骤雨之后，黑奴们才被允许回到各自的茅屋。他们个个神情沮丧、表情呆滞，如果说还有什么是他们生活中的期待，似乎也只有那盛在破锅中的十分有限的玉米糊糊了。

对于黑奴们来说，感情是个奢侈品。即便是彼此情投意合的青年男女黑奴偷偷见面，被奴隶主或他们的爪牙们发现了，也难逃残酷的惩罚。

奴隶们的一切都由奴隶主支配，包括生与死，就更不必说感情了。倘若有不甘忍受折磨的奴隶想要逃离苦海，这会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情。

奴隶主们豢养着一批专门追捕奴隶的爪牙，他们会像围捕野兽那样把逃跑的黑奴围起来，把他逼到无路可退的地方，让他饱受痛苦之后再把他杀掉。

林肯在阅读过一本哲学论著后，就有关逻辑学写下了他那著名的推理，并将奴隶问题引入了这种思路：

既然甲确证他有权奴役乙，那么乙就不能抓住同一论据证明他也可以奴役甲吗？你说因为甲是白人而乙是黑人，那么也就是根据肤色了。

难道肤色浅的人就有权去奴役肤色深的人吗？那你可要当心。因为按照这个逻辑，你就要成为你所碰到的第一个肤色比你更白的人的奴隶了。

你说你的意思不完全是指肤色吗？那么你指的是白人在智力上比黑人优异，所以有权去奴役他们吗？这你可又要当心。因为按照这个逻辑，你就要成为你所碰到的第一个智力上比你更优异的人的奴隶。

你说这是个利益问题，只要你能谋取你的利益，你就有权去奴役他人。那么好吧，如果别人也能谋取他的利益，他也就有权奴役你了。

林肯对拍卖奴隶更是厉声诅咒。林肯曾在新奥尔良见到过奴隶主拍卖黑人的情景，以及奴隶主们怎样拍卖一户黑人之家的。

自从这次考察以后，只要有人提起黑人的事，林肯就变得表情十分严肃，随后便向人描述奴隶主们把黑人的丈夫卖给一个种植场主，把妻子卖给另一个种植场主，孩子们则分别被卖给出价最高的买主。每当此刻，他都觉得拍卖黑奴可恶至极，一个劲儿地厉声诅咒，他的脸色都变得苍白无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