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装备发展

• 高方揉了揉干涩的眼睛，又仔细地看了一眼，“美国专利2910979号”，他连忙把那页纸小心地翻开，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着。
• 车间负责同志听了，很慷慨地说：“不要钱，随便拿。”
• 研制组冲了过去，顺手拉过一把梯子，焦急地打开机务舱盖，向黑洞洞的舱内瞥了一眼，绿色的荧光管亮了。

研制成功新型防毒面具

1962年，防化学兵部提出要研制一种新的轻型防毒面具的任务。这个任务交给了防化研究院第一研究所。

防化学兵部之所以提出这个任务，是因为我国在1960年前后研制的六四型防毒面具过重，不适合机械化程度不高的步兵使用。

所以，接到这个任务之后，科研人员就考虑，怎样进一步减轻重量呢？

科研人员从资料上得知，美国人于1959年设计定型了一种没有滤毒罐的防毒面具，命名为M-17型防毒面具，全重仅1公斤左右。由于面具的重量分布比较均匀，所以它的舒适性和气密性都比较好。

这种面具的关键技术是采用了一种新的“蒸气——气溶胶过滤板材”，可是这一板材到底是什么东西，除了美国人，没有人知道。

科研人员意识到，如果不能很快研制出一种类似美国M-17型面具的“蒸气——气溶胶过滤板材”，就很难完成任务。

那么，从哪里去寻找这一板材的线索呢？

买一个实物样品是不可能的，从新中国建立开始，美国就对中国实行封锁，他们不可能把新装备的军用器材卖给中国。

科研人员去问苏联专家，苏联专家两手一摊，摇摇头，耸耸肩，说：“不知道。”

科研人员又去查资料，他们翻阅了多年的科技期刊书籍，可还是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没有资料，没有实物，科研人员要做的是“无米之炊”，其难度可想而知。但是，科研人员并没有被困难吓倒，他们怀着坚定地信念在科研道路上艰难地探索前进着。

开始时，科研人员希望在六四型防毒面具的基础上进行改进，但是研制出的防毒面具只相当于美国40年代定型的M-9型防毒面具。科研人员对这个结果不满意，心想一定要赶上美国M-17型防毒面具的水平，给部队装备上令人满意的轻型防毒面具。

但是，怎样才能揭开美国人的“蒸气——气溶胶过滤板材”的秘密呢？

1962年8月底的一天，防化研究院的高方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里翻阅资料，从一大捆一大捆的美国专利说明书中寻找材料。

突然，一个标题牵动了他敏感的神经，“没有滤毒罐的防毒面具”。

这是否就是美国人M-17型防毒面具申请的专利呢？

高方揉了揉干涩的眼睛，又仔细地看了一眼，“美国专利2910979号”，他连忙把那页纸小心地翻开，一个字一个字地看起来。

凭借积累的丰富知识，高方立即判定，这就是美国刚刚发表不久的M-17型防毒面具的专利。在这份专利说明书中，对“蒸气——气溶胶过滤板材”这一核心部分只作了一小段极为简单地说明。

但就是从这极为简单的说明中，高方了解到，它是采用了当时国外发展不久的“无纺织布”新技术，将活性炭细粒分散到棉纤维间，再用热压法将混有热熔纤维“维索”的化纤加以粘合成型的板状材料。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高方立即高兴地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同志们。同志们听了这个消息，高兴得几乎跳起来。大家立刻开始研究这份材料。

但是，人们喜悦的心情很快就被冲淡了。

这种材料上显示的制造技术远远超过了我国20世纪60年代的工业水平。

当时，“的确良”刚刚初露头角，“无纺织布”对不少人来说是听都没听说过的“新名词”，而要纺织部门专门为一个科研所发展一个新的化纤品种，确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而且，即使做出了过滤板料，如何能把过滤板制造成过滤元件，仍然是一道难关。

美国采用的是“塑料注射封边”的方法，这一技术当时在国内是个空白。因此，要在较短的时间里，突破这些难关，谁都感到心中没底。

是“上”还是“不上”？大家觉得很难下这个决心。

化学兵部的首长听说了这个消息，立即让科研人员汇报，张迺更主任还邀请相关负责人一起参加汇报会。

会上，高方详细地汇报了工作进展情况和美国专利的内容。

高方在最后说到：“如果要采用美国的技术途径，确实有很多难点，目前我们的把握不大，但是如果不走这条途径，从半年多的工作进展情况来看，又很难设计出一个让人比较满意的防毒面具来。”

“有哪些难点呢？”张迺更主任问道。

“第一，要研究一种新的无纺织布工艺。据了解，这是当前国际上纺织工业的一种新工艺，国内还没有开展这方面工作，连机器设备都没有。”

“第二，要研究一种由氯乙烯和乙酸乙酯的共聚物制造的低熔点化纤材料，名叫“维索”。这种纤维在其他工业上用途不大，国内没有做过这种纤维，主要是供我们专用。”

“第三，要研究新的塑料注射封边技术，这种技术目前在国内也没有成熟的经验。”

高方实事求是地进行了介绍后，在场的首长们详细地询问了为什么维索在其他工业上用途不大，还询问什么叫“无纺织布”，它和传统的纺纱织布有什么不一样，等等。高方一一作了回答。

张迺更主任沉默了好一会后，突然问道：“你觉得美国这个材料可靠吗？”

“根据各方面的分析，应该说，这个资料的内容大体上是可信的。当然，所有的专利都不会把全部技术秘密写得很清楚，真正做起来，肯定会有许多问题，特别是关键部分。何况这份资料主要是讲防毒面具，对过滤材料只有一小段。”高方谨慎地回答说。

高方的话刚说完，张迺更主任就以果断的语气说道：“我觉得前一时期我们找不到资料，只好自己摸索，现在找到了资料，虽然只是一些线索，但这是一个重要的线索，我们应该立即改变原来的技术方案，下功夫马上着手研制新方案。”

张迺更主任稍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外国的资料，不可全信，但也不可不信，研制我们的面具时，一定要有自己的观点，要结合我们自己的特点，还必须要有我们自己的发展。”

另一个首长说：“这个题目面很宽，涉及到许多过去我们没有接触过的新专业。”

“因此，科研人员在工作方法上一定要搞大协作，特别要和纺织部门和化纤部门搞好协作，还要特别注意发挥防毒面具工厂的经验，考虑他们的具体生产条件，以便充分发挥各个工业部门的技术优势。”

部领导的果断决策，极大地鼓舞了科研人员攀登科学高峰，攻克技术难关的勇气和信心。

这样，在化学兵部领导的决策下，1962年11月，一个由地方三个工业部门参加的“轻便防毒面具研制协作会”在北京召开了。

会上确定，由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负责关键材料过滤板的研制，北京化工二厂负责共聚物的研究，北京合成纤维研究所负责“维索”纤维的工艺研究，太原九○八厂负责防毒面具整机的试制，防化研究院一所负责面具的总设计和论证、评价、鉴定，同时负责各协作单位之间的协调工作。

六五型防毒面具的研制工作，就这样全面展开了。

在研制过程中，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把一台20世纪30年代的纤维分析机进行改造，居然奇迹般地搞出了能制造无纺织布的“土机器”，最后，还在这台机器上用美国人也未搞成功的技术，制造出了在组成、性能上具有中国特色的过滤板。

后来，纺织部还根据这台机器上的实验参数，为九○八厂设计了专用的生产车间。九○八厂巧妙地将一台车床改造成能进行非平面不规则形状卷边的滚边机，将美国人的塑料封边工艺改变为金属包边，改进了过滤元件的生产工艺和技术性能。

就这样，在克服种种技术难点的过程中，用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搞成了许许多多的技术创新点，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问题。

1965年底，科研人员仅用了3年多一点的时间，就走完了六五型防毒面具的材料研制和整机设计试制、评价等全过程，由防化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通过设计定型，开始进入生产环节。不久，就拿出了生产样品。其研制速度是国内外历史上少有的。

新型防毒面具的重量只有0.65公斤，是各国军用面具中最轻的一种，产品一出来试用，就受到部队指战员的欢迎。

新型防毒面具的生产工艺简单，适合我国情况，因此成本低廉。经过不断改进，一直成为我军防化装备中最基本的防护器材，还支援过阿尔巴尼亚、越南等国家。

在1977年“全军防化科技大会”和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新型防毒面具获得奖状。

国产发烟罐装备部队

1954年春，化学兵学校交给学校研究室有机合成研究组一项任务，让他们研制出发烟剂，以配合教学进行烟幕演示。

有机合成研究组的成员几乎都是刚由北大、清华、协和医学院等院校借读毕业的学员，工作经验少，专业知识浅，而且大家所学的知识与发烟专业的基本学科相差较远，谁也不知道军用烟幕是个什么样子，该从什么地方着手。

研究组组长把问题提到全组面前，经集体讨论，一致认为：领导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对我们的信任，一定要接下来，不能往外推，有困难大家一起想办法解决。而且发烟剂与毒剂在西方国家，习惯上统称化学战剂，属于同一专业范畴。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任务也是分内的工作，而且，通过完成这项任务可以推动本组科研工作的全面发展。

意见统一后，确定准备工作从两个方面进行：

一是收集资料。主要是外文资料，系统收集期刊文献及有关化学战的书籍。

二是收集器材。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外国军队遗留的。有美军、日军使用的发烟罐、水上发烟筒及发烟手榴弹等；还有一部分是国民党军撤离大陆时留下的器材。

这样，通过解剖器材及阅读文献资料，就可以对外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发烟剂和发烟器材有综合性的了解。

但是，因为新中国刚刚建立，能收集到的可参考的东西不多，有价值的技术资料比器材就更少，虽然科研人员下了一番功夫收集整理，但最后基本上没有成熟的系统性资料。

虽然困难很多，但科研人员决心迎难而上，千方百计完成课题研究，保证教学任务的完成。

科研人员在器材堆里寻找，在资料海里查阅，发扬蚂蚁啃骨头的精神，一点一点地积累信息，终于形成了设计思路。通过资料分析、器材解剖，科研人员进行综合比较之后认为，配制发烟剂以选用氯化铵-粗蒽为主体的技术途径最合适。这类发烟剂仅由三种原料成分组成，工艺简单，点火简便，原材料容易得到，能较有把握地在短期内完成实验。

发烟剂另一种原料——氯酸钾，如果到市场上购买，价格昂贵，而且还要进行加工，碾成细粉，才能使用。其工艺过程具有一定危险性。

到哪里去买到既经济又安全的氯酸钾呢？科研人员从平时使用的火柴上找到了灵感。火柴厂大量使用氯酸钾，其规格能满足发烟剂使用要求，同时考虑到点燃发烟剂使用的擦火棒，就是扩大了的巨型火柴，因而从技术上完全可借鉴日常用的火柴。于是，科研人员去火柴厂学习。

科研人员联系了天津的大中华火柴厂。厂方一听是军队需要就非常热情，不但愿意提供科研所需的氯酸钾原料，而且欢迎科研人员参观。在参观时，技术工人把制造工艺的各个工序都详细地向科研人员讲解，这样，他们很快便掌握了制造火柴的基本技术。

科研人员要制造的是军用的“巨型火柴“，所以，在掌握了火柴的制造技术之后，他们就想办法将民用技术“嫁接”到军品中去。在一段时间里，科研人员频繁地来往于北京和天津之间，直到他们选定满意的原料，并做出适用的擦火棒为止。

主要原料——粗蒽是炼焦工业的副产物，在市面上是买不到的，只有到具有炼焦能力的工厂去找。科研人员决定去北京近郊区的石景山钢铁厂求援。

车间负责同志听了，很慷慨地说：“不要钱，随便拿。”

于是，科研人员和车间有关人员一起在油池边上掏、传送带上刮，虽然有些脏，味道也刺激得人直淌眼泪，但完成任务的喜悦之心，使他们忘掉了劳累……

原料备齐后，就开始加紧试验。

军品生产有一定危险性，有时还会发生意外事故。有一次，当科研人员做擦火棒时，由于用药量较大，手上都不同程度地沾上一些药，一不小心，一个科研人员的大拇指碰上了明火，火立刻就在手指上烧了起来，由于药粘得很牢，甩也甩不掉。在场的人一时不知所措，眼看着燃完为止。被烧伤的手指肿得很厉害，比平时大了好几圈。

但是，科研人员没有因此而停下，受伤的人简单地包扎了一下，就继续工作。

由于烟火药品容易着火，甚至会引起爆炸，具有一定危险性，因而试验地点选在学校西部的独立小平房内。试验条件很差，也没有辅助人员，什么都得自己动手。

由于大家共同努力，团结合作，在很短时间内，研究组便完成了器材准备和烟幕演示等保证教学用物，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当看到自己配制出的发烟剂腾起滚滚的烟雾，科研人员高兴极了。

学员对烟幕施放效果反应良好，于是学校进一步下达了试制较为正式的器材的任务。新任务要求，除保证教学外，还可用于配合部队演习、合练，并能贮存一定时间随时使用。

根据前一阶段试验的经验，科研人员提出了仿造苏军发烟罐的总体设想。由于仿制制式装备有明确的战术指标，其工作量和技术难度比前一段要大得多。

如为确定发烟剂原材料规格，须反复进行筛选比较试验。除粒度、水分外，影响较大的因素是粗蒽。

由于这种化合物不是正式产品，规格很不规范，其含油量的变化幅度大，需要通过一系列试验，求得合适的含油量范围，为下厂试制创造条件。

在试验中，还发现初步试制的器材在发烟过程的最后一段时间内，尾烟拖得过长，这不符合使用要求，为此专门设计了凹面引燃药的燃烧方案。这样，调整了发烟剂的燃烧阵面，使药剂能达到均量燃烧，消除了尾烟过长的缺点，保证了烟幕的持续、稳定。

为评价试制的发烟罐是否达到苏军器材的战术技术指标，验证其发烟性能是否良好，在化学兵学校机关及研究室的全力支持下，1954年，在没有参考资料的条件下，动员了30人用了好几天的时间，作了一次较正规的野外评价试验。

通过组织这次试验，对发烟罐的战术技术指标作了全面考核，得出了可靠的肯定性结论。

鉴于这种发烟罐的技术参数齐全，工艺比较成熟，1955年初，总军械部决定下厂试制，扩大生产，装备部队。具体任务落实在武汉市郊的总军械部直属的七五四厂。

工厂热情很高，抽出有经验的技术人员积极配合，共同解决了试制生产中的技术问题，如均匀发烟，将有效发烟时间控制在较小的变动范围内等，完成了全套生产图纸、资料，当年即批量生产出我军第一代制式发烟器材——55-l型发烟罐，又称小型发烟罐。它不仅保证了教学、演习的需要，而且可以直接为作战服务了。

在此基础上，充分利用工厂条件，进而研制成功了发烟手榴弹，并投入批量生产，为我军提供了又一项发烟装备。

当时，在工厂中还没有建立军代表制度，所以不仅产品试制、生产中所发生的技术问题，需要科研人员及时下厂解决，其他如产品验收等，亦要他们参加，因而在这两年多时间内，他们频繁地往返于武汉与北京之间。

1957年，七五四厂改为专业兵种维修厂，发烟产品转到七五一厂。这时，我国由苏联引进了发烟罐和烟手榴弹生产图纸、资料。在消化吸收苏联资料的基础上，科研人员对原生产工艺作了局部补充及修订，并协助工厂试制了海上发烟筒。

这样，在加上新装备的新型消毒、发烟两用车，到60年代中期，研究组已基本上完成了发烟专业分队及合成军、步兵分队第一代发烟装备的研制任务，从而，使我军具有一定的烟幕保障能力。

研制成功空气再生药板

1958年6月，海军司令部军械部同军委防化学兵部商定，由海军派技术人员、防化研究所提供试验条件，成立潜艇用空气再生药板研制小组，以解决我国不能自行生产再生药板的问题。

之所以在国家初建，各方面都很紧张的情况下，两个兵种联合起来研制一种装备，是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的03型潜艇使用的空气再生药板完全依赖从苏联进口。而空气再生药板是一种极为重要的装备。

空气再生药板是潜艇在水下作战时必须使用的装备。潜艇在水下航行时大气隔绝，不能实时换气，而艇员的生理活动会引起密闭舱内的空气性质和成分发生变化，主要是二氧化碳含量增加，氧气浓度降低。

为了保障艇员的正常呼吸，确保潜艇战斗力，潜艇舱内必须装备空气再生装置，不断制造氧气，清除二氧化碳，以保证艇员维持生命的必需。

可以说，没有空气再生药板，海军的潜艇就不能下潜，不能下潜的潜艇当然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研制小组成立后，首先对能收集到相关资料和器材进行整理。整理后发现，除了苏联B-64型药板实物，研制小组没有任何可供参考的技术资料。针对这个情况，研制小组决定对实物进行解剖并进行理化分析，以弄清楚药板的组成成分和理化性能。为了测定药板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的性能，还特地研制出专门的试验仪。

从那时起，研制小组实验室里的灯就彻夜不熄。科研人员为了拿到一个准确的数据经常一干就是一个通宵。

年轻的同志更是个个争先，抢着看守试验仪器，观察、记录实验数据，谁也不愿回宿舍休息，常常困了就在实验室里打个盹，就算是睡了一觉。年龄大的同志整天查资料，想办法思考着如何将药剂的纯度提高。为了提高药板的生氧能力，他们的眼睛都熬红了，人也瘦了许多。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斗，研制组终于在实验室制成了纯度超过百分之九十四以上的药剂。以后，研制组为了摸清空气再生药板的使用效能，多次随潜艇部队出海，观察实际使用情况。

潜艇舱室里又闷又热，加上各种味道，置身其中，比最闷热的夏天还难受。但科研人员一待就是十几小时，大汗淋漓地记录数据，亲身感受再生药板的使用效果。

为了拿到最准确、最有实战效用的数据，他们还分别在潜艇的多个舱室进行比较。潜艇里狭窄拥挤，通道和入口差不多都是刚刚能过一个人，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不经过训练就会磕着碰着。科研人员们顾不得这些，常常是碰得鼻青脸肿地进行工作。

潜艇在浅水里航行时会摇晃，晕船在所难免。所以，从没下过海的科研人员常常是一只手拿着呕吐袋，一只手继续工作，看得潜艇上的水兵们心疼。

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科研人员坚持连续观察，摸索出药板开始作用的适当时机是舱室二氧化碳的浓度达到0.88%时，药板最佳使用效能是64人每小时。

拿到了数据，科研人员又马不停蹄地回到实验室，经过反复试验，最终确定了药板的压制成型工艺。

1959年，海军司令部军械部向国家化工部提出试制生产空气再生药板的要求，化工部随即向北京西四化工厂下达试制任务。

北京西四化工厂刚由公私合营发展起来不久，技术、设备条件有限，但工厂的领导、技术人员和广大工人听说为海军潜艇生产配套装备，劲头都很足。尽管缺乏技术资料，设备简陋，厂方还是积极创造条件开展了试制工作。

开始研制时，采用了铅法生产超氧化钾，得到成品后工厂的同志高高兴兴地送给科研人员看。当科研人员知道成品中含有微量的铅后，认为这种工艺不能用。因为在密闭环境中铅会在人体骨髓中积累，将会对艇员的身体健康带来严重威胁，工厂的同志并不气馁，决心从头开始，采用转炉氧化法。但用这种方法生产是间歇操作，生产效率低，产品有结块和氧化反应不完全的现象。

针对这些问题，工厂不断改进工艺，改革设备，很快就完成了相关试验。

由于厂小设备有限，生产条件差，有些技术问题过不了关，特别是药板的成型工艺上不去。这样，就上不了生产线，拿不出合格的产品，这个问题成了拦路虎。

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许多贸易协定被苏联单方终止，空气再生药板也停止了供货，潜艇的战备、训练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中国人民在困难面前并没有被吓倒。一方面部队积极想办法，搞就便器材，节约每一块进口的药板。另一方面，海军首长非常关心再生药板的研制，指示报请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向工业部门提出建议，要求建设专门生产潜艇空气再生药板的工厂。

1963年5月，海军司令肖劲光又亲自给国务院领导同志写信，汇报有关再生药板研制和海军潜艇部队急需的情况，要求作为国家重点项目给予安排。

国务院领导很重视这一问题，立即批给了化工部。工业部门的领导在国家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决定投资1200万元为北京西四化工厂在房山县建设新厂，专门生产再生药板，并正式改名为北京化工四厂。

海军司令部的首长还亲自和科研人员一起到化工部、北京市化工局进行落实，并协商派驻厂军代表。

化工部的决定鼓舞了北京化工四厂全体职工，他们决心发扬自力更生、发奋图强的精神，积极研制空气再生药板。工厂的一部分同志在原厂址继续搞研制，一部分同志立即投入新厂址的基建工程。

20世纪60年代，国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工厂技术人员和广大工人在“中国人民要争气，要建设强大海军”的号召鼓舞下，克服重重困难，许多同志患了浮肿病也不肯休息，加快了研制、基建工作进度，药剂研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1964年初，再生药板开始小批量试生产。军代表在工厂里积极协助工厂试生产。他们深入车间、班组，与技术人员、工人交朋友，在生产第一线与工人一同操作，一块摸索生产工艺。

再生药板生产出来了，工人和军代表高兴地拿着产品到实验室进行最后的密闭舱室对药板性能活性试验。

走到实验室门口，有的工人却不敢进去了。这个实验要有人在舱内模拟艇员生活二三天，万一再生药板不能发挥作用，人就会在里面窒息，甚至可能有生命危险。

看到这里，军代表毫不犹豫地第一个迈进密闭舱室，工厂的技术员一看，深受感动，也紧跟着走了进去。

3天后，密闭舱室里的人走了出来，实验成功了！

1965年，北京化工四厂在新厂址又研究成功用喷雾氧化法代替转炉法的新工艺，实现了药剂生产连续化，提高了生产效率，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也非常好。

1965年一季度，北京化工四厂制造出52箱药板样品，提供评价试验。由海军装备部、北京化工四厂、海军驻厂军代表和七院十八所第一八一研究室等单位组成试验小组，对产品分别在陆地上模拟潜艇密闭舱内作再生效能试验和海上潜艇实际试用，与苏制药板进行性能比较，证明国产药板吸收二氧化碳和释放氧气的速度能够满足潜艇使用要求，完全可以代替苏制药板。

报经化工部批准，于1965年4月生产定型，并命名为“65型一钾空气再生药板”，从此结束了我海军潜艇使用的空气再生药板依赖进口的历史。

机载核当量测试仪诞生

1976年春节前，沈空核爆炸自动观测仪研制组来到西北核试验场效应二大队，在这里对核当量自动观测仪进行检测。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终于完成了这个任务。

他们的科研成果得到了上级的肯定，并决定把新的任务交给他们。

1976年的新年过后，空军司令部科研部霍凤坡副部长来到效应二大队看望科研人员。在听取科研人员关于自动观测仪的研制情况及效应准备工作汇报后，霍副部长肯定了研制工作取得的成绩，并指出：

我们不仅要研制地面机场用的自动观测仪，还要为核载机研制类似仪器，给核载机装上耳目，使它在对敌实施核反击后，马上就能确知反击效果。

霍副部长说：“沈空核爆炸自动观测仪研制组几年来已积累了这方面的经验，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们是合适的，请你们考虑。”

经过研究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这个任务很重要，下达得也很及时，应该领受，于是决定立即上马。

春节刚过，研制组立即召开全体会议，总结经验教训，制订自动观测仪的改进方案，论证机载探测仪器的战术技术要求，调整人员部署，重新分配力量。

时间紧迫，距下半年的核试验任务只有半年多时间了，研制组必须在这之前拿出机载当量仪，好赶在核试验时测试仪器的性能。

而在这半年时间里，既要完成6台最新自动观测仪的研制，并在执行核试验任务中进行仪器的系统试验；还要做好新上机载当量仪的论证、调研、试验、试飞工作，力争下半年拿出样机，参加实地效应；而且，机载当量仪的研制工作实际上是从零开始。所以，科研人员的工作量非常大。

当时，没有任何资料表明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有类似的装置，科研人员自己有的也仅仅是在地面上进行核爆探测尝试。至于到空中进行测量会有什么结果，谁也说不清楚。

任务定下来后，当务之急是了解飞机上的具体情况。

虽然研制组的同志们在空军已工作了多年，但限于工作性质，对飞机的了解还是很少。为此，他们先走访了空军第一研究所。

空一所同志热情地给科研组介绍了核载机的使用情况，并建议他们去航空兵某师具体了解。

4月初，科研组的同志来到航空兵某师。说明来意后，李师长指示机务处主任具体负责与研制组协同。

机务处王主任是一位老机务工作者，待人很热情。王主任首先带研制组到外场登上飞机参观，以便建立起整体概念。

在这之前，研制组的科研人员一直以为飞机那么大，里面一定很空，放点什么东西不会有问题。上了飞机才知道，那么大个飞机，舱内竟被各种仪器设备挤得满满的，居然难找到适合使用的空间。

由此，科研人员得到启示，今后若为飞机设计什么仪表设备，体积重量应是头等重要的。否则，再好的东西装不上去也是白搭。

之后，王主任结合飞机飞行训练，安排科研组把一台自动观测仪固定到机务舱内，以试验飞机起飞、降落、航行过程中的振动及气压、温度剧烈变化对各种元、器件的影响和对整机结构设计的要求。

通过几天试验，为以后设计仪器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这下，研制组心里有了底，回到沈阳后，研制组的人们便一头扎进机载当量仪的研制中。

经过几个月的苦干，到8月份，终于突击研制出4台机载当量仪样机。

为了进行机上改装，8月中旬，研制组再次来到航空兵某师。

8月的关中，气温炽热。中午时分，骄阳似火。外场停机坪简直就像个大饼铛，把一块和好的面放在水泥地上都能烙熟。

研制组的人员在高温中和烈日下坚持工作，几天下来，一个个都晒得像黑人一样。早晨起床洗漱时，人们对着镜子里看，几乎都不敢认那就是自己了。

1976年7月底，科研组工作结束，准备从西安返回沈阳。此时正赶上唐山大地震，西安的各大医院已有伤员运抵。从铁路客运售票处那里得知，北京到沈阳的火车已不通。

因此，研制组决定经石家庄绕道青岛从海路回东北。青岛已住满了等船回东北的人。不用说旅馆、招待所，就连学校的教室也都腾了出来。

经过几天的奔波，科研组终于搞到了几张老式客货两用轮的五等舱船票。所谓五等舱，就是从甲板上一个洞口攀着笔直的梯子下去的货舱，没有窗子。先进来的人随便坐在地板上，东西胡乱地堆放在身边。

科研组本想也找一块栖身之地安顿下来，但人越来越多，且闷热难受，呼吸也有些不畅。他们就到甲板上找了个位置安顿下来。就这样经过近30个小时的海上航行，终于在临近午夜时分到达了大连。

大家决定不再停留，在车站捱到天亮，就乘上北去的列车直奔沈阳。回到沈阳后，离进场时间已不远了，大家抓紧时间做进场前的准备工作。

这次参试可谓盛况空前。光不同型号的自动观测仪就有十几台，要进行远、中、近不同距离的系列试验。

另外，新研制的机载当量仪也要进行空中实际测量。

按计划4台样机有2台要安装在核载机上做投弹后的适时探测，1台充作备用，还有1台要带进内场，放置在地面上测量，进行空、地对比试验。

这样，试验提供的将不单是空中探测得到的数据，而且将从实践的角度说明空、地探测的内在联系和异同。

研制组一行人于9月初到达马兰。然后兵分两路，一部分留在机场负责机载当量仪的效应试验，其余人全部开赴内场，对自动观测仪做全面、系统观察。

按照原订计划，结合“0时”前飞行训练，研制组对机载当量仪做了几次试飞检查，没有发现什么大问题。但为了万无一失，每当飞行日，研制组都和地勤的同志一起去外场进行检查，生怕出现问题。

9月26日，所有参试者期待的一天终于到来了。4时，研制组各效应组及机组成员都按时来到外场，做“0时”前的最后准备。

研制组首先检查了安装在飞机腹部的探头和天线是否牢固，然后爬进机务舱打开机器，再下来用模拟信号源对仪器进行测试。这样，上下反复几次，直到确信一切正常后，才暂时关机，回到汽车上耐心等待。

此刻，天还没有亮，放目戈壁深处，黑洞洞的，依然寂静。但近处，却是灯火通明，人们都在紧张而有秩序地工作着。

不一会，核弹在一辆汽车的牵引下缓缓驶来了。等到核弹吊装完毕，天也快亮了。至此，所有的准备工作才算告一段落，剩下的就是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

“0”前2时，研制组再次把仪器电源开关打开，作最后检查，一切正常，人们才离开了飞机。

飞机开始启动了。顿时，周围的一切都淹没在喷气发动机的怒吼声中。飞机缓缓离开停机坪，向跑道尽头滑去。飞机在跑道头上停了几秒钟，喷气发动机的吼声逐渐加大，突然，像一支离弦的箭迅猛向前冲去。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了，研制组的人们始终感觉时间走得似乎比平时慢。终于，从指挥所传来试验完全成功的消息。

机场上的人们绷紧的神经一下子都松弛下来，可以舒心地喘口气了。而研制组还不能松懈，飞机没回来，机载当量仪测试结果还不得而知，他们的心仍提在嗓子眼放不下来。

飞机终于着陆了，没等它完全停稳，研制组便冲了过去，顺手拉过一把梯子，焦急地打开机务舱盖，向黑洞洞的舱内瞥了一眼，绿色的荧光管亮了。

研制组的人们心头为之一震，迅速爬进舱内。两台仪器均测到了数据，人们连忙把它抄下来，反复核对了几遍。这时，机务中队的钟队长也来关心地询问结果，研制组人员高兴地请他上来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

第一台机载当量仪终于诞生了。研制组工夫没有白费。以后，中国的核载机不再是简单地把核弹投下去了事，它也可以“听”到响声，“看”到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