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培养骨干

  • 冬日里明媚的阳光透过宽大的玻璃窗,在地板上投射出几个明亮的方块。萧克伏在桌案上,时而奋笔疾书,时而掩卷凝思。
  • 萧克开门见山地对他们说:“毛主席已经批准我们建立一所化学兵学校。这次把你们两位请来,是想请你们去筹建化学兵学习。”
  • 举目四望,人们看到,这里有一个小村子,没有农作物,位置偏僻,砂砾成堆,树木稀少,狼群和野兔出没其间。

萧克建议成立化学兵学校

1950年4月,萧克被中央军委从中南军区调到北京,出任军训部部长。到任前,周恩来、朱德和聂荣臻交给萧克三个任务:

一是组织制定全军年度训练计划;

二是规划、整顿全军军事学校;

三是编写军队共同条令。

萧克结合世界军事发展的历史和一般规律,回顾我军战斗、建设的历程,分析了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得出了必须积极促进防化兵建设的结论。

1950年11月的一天,萧克正在军委办公室里给中央军委起草报告。

冬日里明媚的阳光透过宽大的玻璃窗,在地板上投射出几个明亮的方块。萧克伏在桌案上,时而奋笔疾书,时而掩卷凝思。

他在想什么呢?他想起了化学武器给人类、给新生的共和国带来的灾难与威胁。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用化学武器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1915年春天,德军在比利时境内的依普尔运河河畔向英法联军发射氯气炮弹,黄绿色的毒气立刻笼罩了英法联军的阵地。英法联军措不及防,顷刻间,1万多人受伤,5000多人死亡。失去战斗力的英法联军士兵蜷缩在阵地上抽搐、呕吐,完全无法抵抗头戴防毒面罩的德军,德军轻松地占领了阵地。

化学武器一登场,就使所有人目瞪口呆。

从此,化学武器成为战场上最令人恐怖的武器,各发达国家纷纷投入巨资研制,一大批威力巨大,杀人于无形的化学武器被研制出来。

但是,因为敌对双方都掌握了这种武器,所以,没有人敢轻易使用它。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在进攻苏联期间,曾经准备使用化学武器,英国首相丘吉尔及时发表声明,如果德国对苏联使用化学武器,那么英国就对德国使用。

慑于化学武器的巨大威力,当时的德国元首希特勒最终未敢使用。

可是,没有化学武器的国家在战争中,就没有这种威慑力。

1942年5月27日,侵华日军一○一师团一六三联队在扫荡我河北根据地时,对保定北疃村的抗日军民使用毒气弹,造成近千名隐蔽在地道内的无辜群众死亡。

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北疃惨案”!

作为我军优秀的高级指挥员,萧克不会忘记这血泪写就的战史。所以,他认为,大力加强海军、空军、防空军、炮兵、装甲兵、通信兵和工程兵固然十分重要,但创办防化兵更要抓紧。

特别是,1950年10月,以美军为主力的侵朝军队,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投入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崛起的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美国拥有规模巨大的核武器和化学武器,中朝军民随时都有遭到化学武器袭击的可能,而我军却没有任何反化学战的准备。

所以,培养防毒人才,为部队开展防毒训练,进而为建立专业兵种创造条件,已经成为我军建设的当务之急。

想到这里,萧克深感肩上的责任重大,他在办公信笺上急速地写着:

……在对美军为首的侵略军集团作战中,我军随时有遭受敌人毒气攻击的可能,而我军在这方面几乎完全没有精神和物质准备。因而,必须成立化学兵学校,培养防毒人才,学习化学战知识,然后进一步加强防化兵建设。

这份报告还对学校的干部来源、三年内防化学人才的训练计划、招生规模、对象和开学时间等,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12月2日,这份写有“紧急”二字的报告被放到了周恩来的办公桌上。

看完报告,周恩来沉吟片刻,提笔批示:

请毛主席批示,交聂、肖办。拟原则同意,第一年人数可少点,定为800名,200名由各大军区抽去年参军的南大工作团学生,600名征调志愿学生。

这里的“聂”指的是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聂荣臻,“肖”则指萧克。

12月11日,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

同意,照周所拟办理。

从此,人民解放军防化兵的创建工作揭开了序幕,共和国开始铸造坚固的“化学盾牌”。

化学兵学校在江津成立

1950年12月12日,中央军委军训部的刘君杰正在办公室里忙碌。这时,一阵电话铃声响了起来。

刘君杰抓起电话,听筒里传来一个急促的声音:“刘君杰同志,请立即到萧克部长办公室来一趟,有重要事情交待。”

刘君杰放下电话,立即来到萧克的办公室。

办公室里,军训处的张锦荣正在和萧克谈着什么。刘君杰进去后,向张锦荣点了点头,然后在萧克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来。

没有寒暄,萧克开门见山地对他们说:“毛主席已经批准我们建立一所化学兵学校。这次把你们两位请来,是想请你们去筹建化学兵学习。”

刘君杰和张锦荣听了,心中一阵激动。虽然对此早有耳闻,但这次是从部长那里得的确定消息,他们心中禁不住为我军即将走向正规化和现代化而感到兴奋。

萧克接着说到:“任命刘君杰同志为校务部长,张锦荣同志为政治部主任。校舍嘛,听说四川江津有国民党一个旧兵营,略加整修,就可暂作校舍。”

“明年1月接收北京、南京、上海3个城市第一批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学习的青年学生,有600到700名。你们到江津后即在那里开始训练,并要向西南军区首长汇报,请求他们对建校工作给予指导和支持。”

萧克目光炯炯地看着面前两个坐得挺直的下属,心里对他们满怀希望。国家刚刚成立,军训部也有许多工作需要专人处理,但建立化学兵学校刻不容缓,只好从自己的身边先抽出人来干这项工作。

接下来,萧克给刘君杰两个人作具体的指示:“张锦荣到南京、上海接收入伍学员,然后从南京赴江津;刘君杰负责接收北京入伍的学员。”

任务交代清楚后,萧克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军突然大量地使用了毒剂,使对方受到相当大的损失;在抗日战争中,日军也不止一次地对我军使用毒剂,贺老总就曾深受其害,但至今我们的部队还没有化学兵的编制,这会使我军在将来对敌作战中受到不应有的损失,为了组建我们自己的化学兵,首先就要办学校,培养干部。就拜托二位了!”

为我军组建新兵种,这是个重要而又光荣的任务。刘君杰两人感到了肩上责任的重大。虽然他们也知道,在一片空白之上建设一个自己几乎一无所知的兵种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是,作为我军培养出来的忠诚干部,刘君杰两个人毅然地挑起了这个重担。

他们俩站起来坚定地说:“请部长放心,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两个人领受任务后即开始分头行动。张锦荣赶赴南京接收学员,刘君杰则在北京组织入伍的学员准备启程南下。

1951年春节前后,刘君杰率领100多人的队伍到达江津。船刚开到码头附近,学员们就看见码头上人头攒动,红旗招展,顺着江面,还传来阵阵锣鼓声。

原来,江津地委的负责人知道“化学兵团”要来,特意组织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刘君杰看到码头上“欢迎化学兵团到江津”标语,回头看了看身后100多人的队伍,不禁笑着摇了摇头。

到江津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勘察校址。

原来听说的营房在离城50多里远的大山中,房屋破旧不堪,不能使用,我军野战部队也只暂时住过。

看过营房,人们觉得营房已经不能修复使用。于是决定,把江津第一小学及女中校舍和在城里购买的若干民房作为临时校舍,同时又购置了一部分营具。

1951年2月15日,南京和上海的学员们在张锦荣的带领下抵达江津。

学员在江津集中后被编成两个大队,并配备了干部。学校又从一大队的一中队抽调少数学员充实到机关,并从当地招聘一批青年学生,担任卫生员和打字员等职务。

这样,有关开学的各项准备工作完成了。

3月7日,化学兵学校举行首届学员开学典礼,西南军区首长特意到会祝贺,并发表讲话。江津地委、分区、县委都派人来祝贺。

至此,我军第一所专业防化学校正式开始教学。

化学兵学校迁址北京

1951年春天,第十兵团政治部秘书长张迺更接到总政治部通知,要他出任化学兵学校校长。

张迺更是燕京大学化学系毕业生,是建国初期军队高级干部中少有的几个懂化学的人之一,所以,中央军委决定,让他去筹办化学兵学校。

总政治部的领导告诉张迺更,创建化学兵学校是军委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和中央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在全军第一次军校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是军队现代化建设和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

张迺更原本是一心一意准备奔赴朝鲜战场的,听了总政治部领导的话,他立刻被这个新任务吸引住了。

在这次谈话不久,萧克又和张迺更谈话,希望他把学校办成一个有抗大传统的、适合现代战争需要的正规化学校。

1951年5月,张迺更遇到了从江津来北京汇报工作的化学兵学校副政委张一琦。

张一琦向张迺更介绍了江津化学兵学校的情况。他说:“学校教职员工的热情很高,但办学条件很差。江津不通铁路,全校教职员工的吃粮、烧柴全靠船只运输,饮水都要人背肩挑。学校的干部和学员大部分分散住在地方中学和破庙内。因为没有校舍和训练场地,所以那里不具备进行本科教育的条件。”

张迺更迅速将这个情况报告给萧克,并建议将学校迁到北京。没几天,中央军委就同意了这个建议。

这样,化学兵学校迁到北京的事情提到了张迺更的日程表上。

1951年6月,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张迺更为化学兵学校校长,他到任后就开始考虑学校搬迁、选校址等问题。

为选好校址,张迺更派出南北两路人马,在北京周围的区县寻找。

最初,校址选在德胜门外的土城,后来,又看中了清河镇马路东的一片开阔地,再后来,勘察组又把目光投向了万寿山和温泉之间的冷泉村以北地区。

勘察组把初步情况报告给张迺更,张迺更便和苏联顾问亲自到现场勘察。

在实地勘察时,苏联顾问强调,化学兵学校必须有较大的演习场地,驻地地形和主要风向应有利于烟幕和有害气体扩散,保证在作业时不致影响首都居民的健康。

看过青龙桥等地区,苏联顾问认为,这些地方有的不够开阔,有的不利于气体扩散,普遍离居民稠密区太近,所以,这些地方都不适合建化学兵学校。

向南勘察的人在房山没有找到合适的校址,就在北边的昌平附近继续寻找。

勘察组找到昌平县教育局的同志,对他们说:“在抗美援朝的时候,粮食也很要紧,我们不要生产粮食的好地方,最好是在大山脚下,找一块开阔又较平坦的地方。”勘察组让教育局的同志推荐一个地方。

教育局的同志推荐了昌平西南不远处一座荒山脚下的一块地,“你们不妨到那里去看看。我看那里西北有大片荒地,可以进行飞机布洒实验,也可进行较大的部队联合演习。”

接到消息的第二天,张迺更带领勘察组由昌平火车站向西走,根据教育局的同志推荐,他们来到阳坊镇西石鹰头下的一大片荒滩薄地上。

举目四望,人们看到,这里有一个小村子,没有农作物,位置偏僻,砂砾成堆,树木稀少,狼群和野兔出没其间,一刮大风,飞沙走石,置身其中的人举步维艰。

苏联顾问看了,觉得这里比较合适。张迺更采纳了苏联顾问的意见,并提交校党委会讨论。

最终,校党委决定选这里为校址,经中央军委批准,化学兵学校定址在石鹰山下。

校址选定后,即着手建设校舍。

首先,从现有的干部中抽调一些同志组建了营房科,营房科的同志找到政务院财经委员会所属的中南建筑公司,请他们设计和施工,由学校负责提出设计条件和审查图纸,并协助保证建筑用材。

校舍从1951年下半年开始设计,到1954年上半年,一所教学、生活设施比较配套,公用设备自成体系,绿树成荫的防化专业军事学校,在一个砂石弥漫和荒草丛生的山洼里建成了。

在兴建校舍的同时,学校的搬迁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9月初,全校教职员工乘船东下,途径重庆、武汉,再乘船北上,于9月中旬到达北京昌平县,散住在阳坊镇附近方圆40多里的农村里。

在这里,学校再次进行了整编。至此,学校机关各部充实了干部,又先后成立了供给处、卫生处和干部处。从此,学校初具规模,在组织上正式建成了化学兵学校。

第一期化学兵学员毕业

1951年3月7日,化学兵学校在江津大戏院举行第一批学员开学典礼,我军第一所化学兵学校开始授课。

开学后,首批学员700多人集中学习政治、军事和三大条令。不久,学校为学员们举行了隆重的授枪仪式。

在军乐声中,校领导将一支支三八步枪郑重地交给学员,学员们双手接过,紧紧攥在手里。

“记住你的枪号。记住,枪在人在,枪亡人亡!”校领导带着学员们在军旗前庄严宣誓。

“枪在人在,枪亡人亡!”数百个喉咙里喊出山摇地动的声音。

学员们心里激动地想,我是一个兵了,要为祖国奉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学校初建时,没有教室,也没有操场,学员们就用树林当课堂,膝盖当书桌。人人克服困难,努力学习,认真听讲,认真学习。

学员们首先学习队列和社会发展史,接着又学习射击、军事地形学、土工作业、刺杀、步兵战术等军事课目。几个月下来,学员们在举手投足间已经显现出军人的风度。

在教学中,教员们言传身教,身体力行,将“延安精神”和“抗大校风”教给了学员们,从而使学员们懂得了,为谁扛起枪,为谁来打仗和人民军队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在生活上,学员们学习人民军队的三大民主的优良传统,每月上街挑米、扛煤,跟随司务长买菜、管理伙食,做病号饭。

娱乐时,学员们和教员们同打一个球,同唱一首歌,官兵们上上下下打成一片。

学员们为老同志们勤勤恳恳、埋头苦干的优良品德所感动,树立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理想;老同志们对学员们的热情和干劲深感欣慰,纷纷将自己掌握的技术倾囊相授。

化学兵校园里就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1951年下半年,化学兵学校决定选调一批从大学参军的学员去北京各大学借读,完成大学毕业的课程,为化学兵建设培养一批高级防化技术人才。

消息传来,大家都非常高兴,说做梦也没想到,参军后还能再到北京去上大学。

被选调到北京去借读的100多名学员再次经过三峡顺流而下,从武汉乘火车北上,9月来到北京,集中在北京西直门外华北农科所篱笆房村附近。

学员们到北京没几天,张迺更校长就来看望他们,并在农科所的礼堂里召开会议。在会上,张校长勉励他们:“好好学习,将来为化学兵建设服务……时刻不忘自己是革命军人,是普通一兵。”

化学兵学校根据工作需要和每个人的情况,分配学员们到清华、燕京、北大、协和等学校学习不同的专业。各院校也专门给学员们设置了班级,安排最好的教授给他们上课。而且,为了使学员们能更好地生活、学习,各院校还单独拨给他们宿舍。

良好的学习环境,更加激发了学员们的学习热情,他们为了提前完成学业,主动利用暑假集中到清华园补课,放弃休息时间加班加点地学习。

就在借读的学员们在北京各院校努力学习的时候,在江津的教职员工们也来到了首都北京,在新的校园里学习。

校园还在建设之中,教室和训练场地都没有。但是,教职员工们依然坚持教学。

没有教室和训练场,就以场院和席棚充当;没有课桌和椅子,就用膝盖和背包代替。虽然条件艰苦,但全体教职员工们心情振奋,情绪高昂,为自己充实的生活,由衷地感到高兴。

教学上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缺乏人才、器材和教材,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没有可用的训练器材。

在学校的器材库里,只有解放战争时期我军缴获的国民党撤退时扔下的一些破旧装备。如,M-3头带式防毒面具,修二式喷火器、嗅样盒、简易侦毒器等。

为解决装备不够用的问题,这些破旧的但又很少的装备被人们利用起来,轮换着使用,做到人休装备不休。

除了发挥已有装备的作用,教员还开展了自制土器材的活动。

他们把麻袋片制成了防毒靴,把竹筐改成消毒筛,给双链球安上侦毒管改成侦毒器;没有喷洒车,他们就用马车改装,驭手成了“汽车”驾驶员。

在解决训练装备不足的同时,学校领导一方面充分发挥老教员的作用,另一方面抽调几十名学员,经过短期培训,提前走上教学工作岗位。

与此同时,学员队开展了官教兵,兵教兵的群众性教学活动。学员们就凭着几本自编自印的教材和为数不多的器材,努力探求知识。

就这样,经过两年多的学习,1953年5月,化学兵学校第一期二大队的学员们毕业了,他们唱着“雄赳赳,气昂昂”的战歌奔赴朝鲜战场和各野战部队。

1954年5月,经过部队实习、毕业演习和国家考试之后,在四川地区参加军事干校的青年学生们毕业了。这些毕业生除部分人留校工作外,其余的都分往野战各部队。

在这期毕业生中,有相当一部分学员到各部队担任防化主任,充实和加强了防化兵的基层领导,为我军野战部队建立起初步的防化机构,为兵种建设提供了基本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