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爆炸成功

• 周恩来指示：“一定要保证第一颗原子弹装配、运送和爆炸的安全。”
• 张震寰一声令下：“起爆！”主操作员韩云梯有力地按下了牵动人心的最后一个按钮……
• 郭洪礼代表机组人员在誓师大会上宣誓：“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只要飞机螺旋桨在转，就要坚决完成任务。”

原子弹安全运达基地

随着原子弹的研制完成，爆炸试验成为整个基地压倒一切的任务。

为保证试验的顺利，做好原子弹试验的保卫保密工作，由解放军总政治部、国防科委、公安部3家抽调干部组成了21号任务保卫保密小组，在国防科委办公楼办公。

保卫保密小组组长是总政保卫部部长蔡顺礼中将，副组长有史进前少将（总政保卫部副部长）、程诚（公安部四局局长）、郝苏大校（总政保卫部副部长）。

办公室主任由郝苏兼任，下设3个组：一是人员政审组；二是保密组；三是安全警卫运输组。

小组的主要任务是对要参加试验的人员进行政治审查。要经常到各军、兵种去检查了解参加试验人员的政治思想情况，保密范围的控制和对参试人员的保密教育情况，进场参试的物资准备情况，物资包装防震和运输过程中的安全警卫措施，何日起程进场，在哪个火车站装车，伪装保密措施如何，各单位装车出发时间等。这些事情负责人都要到现场去检查了解情况。

这年8月，随着炸弹在酒泉装配厂的组装完成，关于原子弹及装配人员将要到来的消息传遍了罗布泊试验基地。

作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总指挥的张爱萍，加强了同周恩来总理领导的15人专门委员会以及在青海的第九研究院领导之间的联系。

运送原子弹到新疆的罗布泊实验基地。由九院领导王淦昌和吴际霖负责。

为了安全起见，工程师们决定将炸弹分拆成两部分。一部分用火车运送，另一部分由飞机运输。周恩来指示：

一定要保证第一颗原子弹装配、运送和爆炸的安全。

为此，九院的高级领导干部吴际霖竭尽全力地遵照总理的指示去完成任务。

一辆由中国最优秀的司机驾驶的专列已经准备就绪，它将运送设有核爆炸装置的部分。一位主要负责人向吴际霖保证：“分配给一号特别机车的所有煤都有专门管理，以便从中挑选出在煤矿中可能混进的雷管或其他任何爆炸物。”

这意味着工人们要把100多吨煤检查一遍。而在沿甘肃到新疆铁路线上的行进过程中，沿途各站检查这趟火车的工人都发了一把特殊的铜锤，以防止敲击检查时产生火花。所有行进火车都要为这趟列车让路，同时，横越在线路上的所有高压输电线都切断电力供应。

其实，在特别列车装上设备出发之前，所有的铁路人员和安全工作人员已经对所有可能发生的偶然事故进行过多次演习。

为保证产品中转运输的安全，还特地从兰州军区选调来一个排的战士，搬运装产品部件的箱子。为做到轻抬轻放，战士们早在几个月前就用木箱装上石头，进行模拟搬运试验，在摄氏40多度的高温下进行训练。

8月底，一列火车披着夜幕徐徐地离开酒泉车站，车上除了装有原子弹组装部件外，还坐有将要参与第一次试验的第九研究院的专家们。

在甘肃到新疆的铁路线上，两省的公安局的领导在各自的管辖范围内加强了对列车的保卫工作。他们提供给与王淦昌一起去罗布泊试验基地的吴际霖一份详细的预定行程表和关于采取安全保卫措施的具体条目。

在两省交界处，他们“被窗外站台上移动的景象吸引住了”。当火车通过时，他们看见一行行铁路干警和安全保卫官员像“雕像一样笔直地站立着，坚守在岗位上。”

公安部队的领导说：“从昨晚起他们就站在这里了。”在甘肃和新疆的每一站，吴际霖都要参加安全部门对爆炸装置的安全检查。

负责安全的官员和技术人员仔细观察各部件和专用的控制台。每当列车重新启动时，吴际霖都要求不断向他报告关于整个路段的天气情况，列车的震动状况以及关于铁路上每一处“危险”拐弯的情况，他还亲自检查设备容器的放置稳定状况。

在行进过程中，吴际霖同列车司机保持着直接联系，以便命令列车以较低的速度前进来减小震动。

经过漫长的铁路运输，当专列到达新疆境内指定的停靠站后，新疆军区和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公安厅的领导亲自守夜查岗。

当天晚上，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在接见运输核弹的全体同志时，只是向全体同志问候辛苦了，涉及核弹的字眼一句都未提及。

在非核部分被运到罗布泊试验基地的几天后，聂荣臻命令飞机运送核芯体。二机部一位助理研究员和二机部保卫部的高副部长担任押送任务。

空军某部选择了最佳天气时段将核弹运往马兰临时机场。为了将核弹运往马兰中间还发生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小插曲。

空军某部为了将核弹安全无误地运抵马兰，空军的一位首长乘机往返乌鲁木齐到马兰航线多次进行查看。一次查航中遇到老鹰，飞机差点遇险，如果是运输核弹问题就大了。

在正式的运送途中，当了解到所押送的货物是什么以后，保卫部的高副部长十分关心核装置是否可能会过早地发生链式反应的问题。

在整个飞行过程中，高副部长反复提醒要测量宇宙射线的剂量。当飞机降落在罗布泊试验基地后，他才长长松了一口气，显得很轻松，因为他能够把核装置交给第九研究院的领导李觉和吴际霖了。

即使飞机安全着陆在基地后，在装卸过程中，也得把安全放在首位。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卸下装有铀芯的密封容器，并将它放置在一辆卡车上。

当它被运到试验场后，在实验场的领导和几名工程师及保卫部门官员的监督下，才由胡助理打开保险锁，取下核装置。当这些人员核查无误后，他们便代表装配队接受并承担保管核组件的任务。

随着原子弹部件的到来，在张爱萍的全面领导下，基地司令员张蕴钰和科学家程开甲全力以赴地为整体试验做最后的准备工作。

全力准备原子弹爆炸工作

随着爆炸日期的到来，基地展开了紧锣密鼓的准备工作，同时，各级军事领导和视察人员也陆续来到基地。第九设计院的领导李觉、吴际霖、朱光亚和王淦昌仔细地检查了整个试验场区、铁塔和靶心区的其他设施。

准备期间，在一次试验区空中检查过程中，发现了意外的情况。图像中显示出附近有人居住。负责安全的官员马上命令进行仔细的调查。

几天以后，一支小分队发现了一个露营地。搜查继续进行，直到晚上，搜索人员偶然发现了一群衣衫槛楼的国民党残兵。

他们自1949年起一直逃亡在此。“他们都是男性，面容憔悴，衣服破烂，步履蹒跚。一个小孩拼命地哭喊，大人们粗鲁地咒骂着”。这些人是骑马逃跑的。小分队总共花了3天多时间才跑遍靶心区周围的200个隐居处。

张爱萍作为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委员会和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现场指挥部的领导，对现场的试验工作负主要责任。

他和刘西尧副部长（现场副总指挥）亲自视察了铁塔。在和李觉一起登上塔顶时，张爱萍问道：“你能保证安全可靠地把炸弹从地面送到塔顶吗？”

李觉作了肯定的回答，并说那些自愿参加核试验的人员早就多次空手爬到铁塔顶部。

在确有把握的情况下，张爱萍命令用模拟弹对预定的所有程序进行最后一次演习。

正当演习进行之际，一场强烈的暴风忽然袭击了靶心区。少有的、异常凶猛的狂风冲击着还在铁塔上的工作人员。

尽管环境恶劣，但李觉命令演习继续进行。在铁塔角下的一顶帐篷里，李觉、吴际霖以及其他人员用电话与继续工作的技术人员保持着联系，并命令他们在整个狂风之夜严密监视各种仪器。

一阵无情的大风把铁塔上的卷扬机吹坏。为了解决塔上工作人员的饮食，李觉命令从技术部队中精选出的几名战士带上食物和水爬上塔架顶部。

拂晓时分，随着暴风的停息，模拟演习也结束。张爱萍检查后宣布：除了卷扬机发生事故以外，这次演习非常成功。

到了这个时候，只有两项准备工作仍需要进行：检查计算数据和确定爆炸零时，前者在爆炸前一天进行。由于张爱萍十分担心点火失败的可能性，所以他又给二机部发了一份“紧急电报”，要一份最后的计算资料。

张爱萍想让在北京工作的第九研究院的理论物理学家保证，依据他们的计算结果试验成功的概率在99%以上。

虽然大多数技术数据已送到试验基地，但刘杰部长还是立刻指派周光召和另外两位数学家来完成这项工作。

数据上的差异使得以周光召为首的3人小组必须凭借记忆对早期的工作进行重新计算核实。为此，有关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地工作，终于在第二天清晨，把数据送到靶心区。

周光召和他的组员们在中央委员会的备忘录上签上了各自的名字，证明试验成功的概率能够达到99%的要求。

1964年10月8日，经中央军委批准，“首次核试验委员会”正式成立。张爱萍任主任委员，刘西尧任副主任委员，成钧、张震寰、张蕴钰（兼秘书长）、李觉、朱光亚、程开甲、毕庆堂、朱卿云等任委员。

与此同时，中央还首次成立了核试验委员会，张爱萍为书记，刘西尧为副书记，成钧、张震寰、张蕴钰、李觉、朱光亚、毕庆堂、朱卿云（兼秘书长）、张志善、程开甲等11人为常委。

爆炸前李觉感到沉重压力

10月15日，基地发出起爆最初的代号“投篮”密码命令。这一代号是基地的篮球运动员们提议的。它的意思是：把铀部件和点火装置放进爆炸装置中。

在此之前，从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运来的部件已经放在试验基地的装配车间里。在开始装配时，只有5个人被允许呆在这个地下车间里。

李觉认为他应当是这5个人中的一个，“以便使那些从事危险工作的人员心里更踏实一些”。

两天前，技术人员已经把爆炸装置装配起来。现在，他们中的4人正把核部件安放进去，用螺栓把整个装置连结起来。李觉称赞他们的工作做得完美无缺。

当天下午，周总理下达核装置就位的命令。

19时，组装好的原子弹被送到102米高的铁塔顶部，并安装到位。

晚上，茫茫戈壁突然刮起大风，风力达到每秒18米。又是一次黄尘蔽天，沙石飞舞。所幸的是有预演时的经历和各项预案，没有影响试验准备。

再过10多个小时就要试爆了，李觉心里思绪万千。几年的辛苦付出，明天就要验证了，是激动，同时更多的是担心。这一晚，李觉是在铁塔下度过的。后来，李觉在回忆这天晚上的情形时这样记述：

那天晚上风很大，大风吹得钢丝绳打得铁塔口当口当口当直响。这要是不安全可不行，我不放心，就又去铁塔下，一看，哟，这油机的盖布怎么变样了，一块大帆布下面鼓鼓囊囊的，推也推不动，不对呀！我一揭盖布，老天爷，一个叫王振禄的工人在底下！还戴着帽子，穿个皮夹克。我说：“你怎么在这儿？怎么还不回去？”他说：“我不能回去，明天是我的班，今天晚上油机万一出了事，明天我不能把产品送到塔上去，这个责任可就大了，得在这儿守着。”我一看也就不好说什么了，只好说：“好吧好吧，你要休息好，风太大，盖好，别感冒了。”我同意这个工人不回去，他在油机旁守了一夜，第二天开油机卷扬机把我们和产品送到塔上。

16日凌晨，李觉向试委会报告，原子弹塔上安装和测试引爆系统第三次检查完毕，请示6时30分开始插接雷管，张爱萍等签字批准。

李觉在报告中写到：

试验委员会：

产品塔上安装和测试系统第三次检查均已完毕，安装质量符合试验技术要求，系统动作正常，插接雷管前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拟于十月十六日六点半开始插接雷管，特此呈报，请批准。

第九作业队李觉

写好报告，李觉庄重地交给总指挥张爱萍。

张爱萍审阅后，又凝视着李觉，好像在问：没有问题吧？张爱萍写了“同意”两个字，然后庄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又交给身边的刘西尧。刘西尧签了字。依次审阅、签字的有试委会成员成钧、张震寰、朱光亚、朱卿云、张蕴钰。

李觉后来回忆说：

他这一生写过不少报告，签过不少次名，但唯有这一次，不同寻常，既兴奋、激动，又有点担忧，心头沉甸甸的，真有一种责任重于泰山的感觉，握惯了的那支钢笔，也有千钧之重。

为了保密，北京二机部刘杰部长办公室的代号为“20号”，核试验基地的代号为“177”。此时，经周总理批准，20号办公室电告177办公室：“邱小姐在梳妆台，8点梳辫子。”为了确保试验成功，中央做出了严格的保密规定必须用暗语。

李觉后来解释说：

“邱小姐”，指原子弹；“梳妆台”，指试爆铁塔；“梳辫子”，就是插雷管。原子弹有30多个雷管，吊起来，像牧区姑娘的辫子，我们就起了这么个暗语。

这是原子弹装配的最后一道工序。

紧接着，各单位进行最后自检、互检和领导检查。李觉与张蕴钰陪同张爱萍、刘西尧、张震寰等亲自到各关键岗位检查落实。

想不到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发生了一件出乎李觉意外，又在他意料之中的事，他接到从北京发来的一封加急电报。

在中央决定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前几天，李觉接到山东老家发来的电报，说：母亲病危，母亲希望儿子能回家看看，最后见上一面。

接到电报，李觉很为难：离家多年，本应回家看望老母，但是，现在正处在这么个关键时刻，我怎么能离开岗位呢？

李觉立即给家里发报，说现在任务紧急，等工作结束，立即回家，望她老人家多保重，并嘱弟弟、妹妹好好照顾。

李觉又全身心地投入试爆的准备工作。那时，“基地”的工作极其保密，几乎与外界隔绝。李觉作为基地负责人，也不能直接与家里联系，他的信件和电报要通过北京二机部办公厅转交。

16日清早，离试爆时间只有几个小时了，指挥部接到来自北京的一封电报，是给李觉的，上面有“加急”字样，工作人员以为与试爆工作有关，不敢耽误，立即送到在铁塔下检查工作的李觉。

李觉一看，是来自老家的，只有几个字：母亲去世，盼速回家。

看完信后，李觉顿时感到心情十分沉重，这几天来，他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是在这样的时刻，这样的地方。

此刻，久经锻炼的李觉将军想到，责任重于泰山，忠孝难以两全，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首先应该坚守岗位。

李觉忍着巨大的悲痛，镇定自若，把电报装进口袋，与张蕴钰继续检查准备情况。张蕴钰发现李觉的神情有点异样，不知出了什么事，关切地问：“老李，什么事？”

李觉平静地说：“没有什么。”张蕴钰后来说：当时他们的全部心思都集中到试爆上，根本没有想到老李家里会有什么事，连一句宽慰的话也没有说。

当检查完核心部位的工作后，所有工作人员包括警卫战士立即撤离爆心区。李觉和张蕴钰的车是最后离开的。走出几百米，他又让车停下来，向铁塔看了最后一眼。

按照程序，已安全地插上雷管，这时，只要一按电纽，火龙就能直冲云霄，震天撼地。回望巍巍铁塔，李觉的心情并不感到轻松，反而变得更加沉重。

这时，他的耳边仿佛又响起了周总理的谆谆叮嘱：“万无一失。”能够做到“万无一失”吗？

当李觉和张蕴钰来到白云岗观察所的时候，离0时已不到20分钟。

一切工作准备就序后，总指挥张爱萍最后一次往北京打电话，向周恩来总理报告：

最后安装工作已经结束，请指示。

周总理平静地说：

中央批准0时定在15时，祝你们成功。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6日14点50分，张震寰在主控站发出启动引爆程序命令。起爆的密码命令采用的是体育用语“投篮”。

14时59分40秒，主控站操作员按下了启动电钮。10秒钟后，整个系统进入自控状态，记数器倒记时开始。当它从10倒转到0时，张震寰一声令下：“起爆！”主操作员韩云梯有力地按下了牵动人心的最后一个按钮。

按事先的设计，原子弹进行爆轰、压缩、超临界、出中子、爆炸的全过程。

在短暂的寂静之后，突然，铁塔那里迸发出强烈的耀眼的闪光，顿时，金光喷发，火球凌空，达3秒钟，接着升腾起一个巨大的太阳般的火球，冲击波如同飓风般席卷开来，随后，传来了惊天动地的爆炸声。

7秒钟后，形成了一朵极为壮观的蘑菇云，上升至7000至8000米高空。

看到徐徐上升的磨菇云，整个指挥所里的人们都欣喜若狂。张爱萍、刘西尧和张蕴钰激动得浑身颤动。李觉和吴际霖始终一言不发。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朱光亚和陈能宽等人为经过多年试验终于成功而激动得不能自控，都默默地哭了。

张爱萍要求人们科学地证实发生在眼前的奇观：“这是一次核爆炸吗？”

王淦昌肯定地回答：“是的。”

然后，张爱萍给北京的二机部挂了电话：“我是张爱萍，请刘杰同志。”

在二机部原子弹试验办公室里，刘杰正和几名高级干部焦急地等待着。电话铃响了，一名干部太紧张了，以至把电话筒掉到了桌上，刘杰一把抓起来。

电话那边传来张爱萍的声音：“请报告周总理和毛主席，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了！”

刘杰冷静地说：“再说一遍。”

“原子弹爆炸了，已经看到了蘑菇云！”张爱萍用极为肯定的语气回答。

“我马上报告！”

刘杰抓起了专用电话，“我是刘杰，请周总理讲话！”

“我是周恩来！”

“总理，张爱萍同志从试验基地打来了电话，原子弹已经爆炸了，看到了蘑菇云！”

“好，我马上报告毛主席。”

几分钟后，周总理给刘杰回了电话：“毛主席指示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是不是核爆炸，要让外国人相信！”

刘杰立刻把主席的指示传达给张爱萍。

张爱萍回答说：“现在蘑菇云已经上升到1万多公尺了，探测人员已经看到铁架子上都完全熔化了，下部也坍塌了，而且测量辐射的情况证明，确实是核爆炸成功。”

这时，刘杰又给周总理打了电话，激动地说：“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已经爆炸成功！”他告诉周总理说：“这是一次成功的核试验！请党中央和毛主席放心。”

周恩来把这一消息立刻报告给了毛泽东。

这以后的几分钟里，刘杰一直都很激动。他在第九研究院时就开始规划，历经千辛万苦，现在爆炸终于成功了！

毛泽东得到了确定的报告是核爆炸成功时，让周恩来向参加大型歌舞《东方红》演出的同志们提前宣布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这天下午，欢乐情绪笼罩着北京城。几千名男女文艺工作者聚集在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在进行完一场《东方红》大型歌舞表演后，等待着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16时，周恩来总理接见了大家。总理做手势请大家安静，然后宣布：“同志们，毛主席让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已经爆炸成功了！”

起初，人群依然沉默着，甚至有些发愣。接着，欢呼声响遍整个大会堂。周总理风趣地说：“大家可以尽情地欢庆，但可要小心别把地板蹦塌了！”

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播放了我国第一次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新闻公报》。无数人涌上街头，如同庆祝盛大的节日。

上千万居住在海外的炎黄子孙记得：在这一天，周围的人投来的尊敬目光以及心中腾起的无限自豪。此时，寓居美国的李宗仁向来访者说：“西方人终于将我们视为一个智慧的民族。”李宗仁也就是由此才下定了回到祖国怀抱的决心。

10月17日，周恩来以国务院总理名义向世界宣布：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

中国政府郑重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第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标志着我国国防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此，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世界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采用的是“地爆”方式，因此还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核威慑、核反击能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使用飞机投掷原子弹，实现“空爆”，被提上我国核试验的议事日程。

1965年5月14日和1972年1月7日，我国先后进行两次机载原子弹空爆试验，均获得成功。

首次空爆原子弹成功后，我国又进行了小型原子弹的研制。经过5年的风风雨雨，我国自行研制的小型原子弹空投试验获得圆满成功。

郭洪礼带领机组穿云取样

14时59分40秒，历史性时刻到了。担负穿云取样任务的机组人员听到女播音员清晰而又略带机械性的读秒声：“10、9、8、7、6、5、4、3、2、1，起爆！”霎时间，强光闪亮、天地轰鸣，一股庞大的蘑菇状烟云，旋转升腾，直上蓝天。

根据学到的知识，机组人员知道声音传来说明原子弹爆炸后的辐射已过去，带队的郭洪礼大喊一声：“上！”大家迅速地从离飞机10多米地方的掩蔽大坑中跳出来，冲上飞机。

原子弹爆炸后，地面有几十种手段收集样品，其中包括炮兵向空中发射取样火箭。但只有派飞机直接进入蘑菇云取样，才能获得评价和分析爆炸效果的第一手重要科学资料。为此，郭洪礼代表机组人员在誓师大会上宣誓：“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只要飞机螺旋桨在转，就要坚决完成任务。”

这时，距机场40公里的爆炸烟云清晰地呈现在面前，巨大的烟柱拔地而起，直插云霄，上部膨胀变大。

郭洪礼驾着飞机，当速度达到每小时240公里时，他轻轻拉起操纵杆，飞机离开地面迅速向空中飞去，用20分钟时间爬到了规定的7000米高空。由于时间充裕，他和领航员简单商量了一下，改变航向，保持着平飞的状态向目标飞去。

此时，从飞机上向前望去，绚丽的火球翻滚着缓缓地升上高空，席卷残云烟雾，不断地向外膨胀，不断变换颜色：橘红、橘黄、靛青、草绿、绒白、姹紫，然后凝结在空中，形成拔起的蘑菇云，就像是广阔的沙漠中长起的一朵巨大的蘑菇，景象十分壮观。蘑菇云中部棕褐色、墨黑色、深黑色，逐渐变淡。

当接近蘑菇云时，飞机忽上忽下，忽左忽右，驾驶非常吃力。郭洪礼和战友们眼中看到的是黑中泛红的浓烟，身上感受到的是巨浪般的撞击。郭洪礼和机械师耿君眼睛不停地观察着飞机上的各种仪表，努力保持着飞机的航向。由于蘑菇云中气浪翻滚，颠簸幅度大，驾驶员手脚并用，极力稳住野马似的飞机。

耿君在确定各种仪表运行正常后，向地面报告：“飞机工作状态正常！”

地面马上传来指令：“可以穿云！”

郭洪礼不由自主地咬紧牙关：“冲进去！”

飞机进入云中，周围的一切都模糊了。

飞机穿越蘑菇云的时间只有5秒钟。

空中取样是原子弹爆炸试验中一项非常重要的项目，人工驾驶飞机在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中取样，当时不仅在我国是第一次，在国外也没有先例，危险性极大，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为此，科技人员对空中取样的程序作过严密地可行性论证，指挥所也对飞机进云的停留时间作了严格的限定。

当郭洪礼正准备向指挥部报告穿云的情况时，在机舱监测的防化兵小高赶过来大声报告：“仪器上的红灯未亮，收集剂量不够。”

郭洪礼一听急了，便大声对同伴们说：“再来一次。”

说时迟、那时快，机组人员将飞机压了坡度后左转，迅速做好第二次冲锋的准备。

飞机再次冲入蘑菇云。这次刚钻进蘑菇云，监测仪器上的红灯就亮了。耿君和其他机组人员都高兴极了，那颗一直悬着的心，这时才算真正放到自己的肚子里。

飞机钻出蘑菇云，很快在吐鲁番机场着陆，飞机刚刚在机场上停稳，防化兵拿着专用的探测器对机组人员进行检测，随后，机组人员参加汇报会。

他们在飞机不远处临时搭起的帐篷里冲洗并换了衣服。第二天，他们被送到医院接受全面检查。在医院一个月的时间里，有专门的医生为他们进行各项指标测试。

飞行人员两次穿越蘑菇云，有效地捕捉到了烟云中的放射尘埃，使科技人员可以在最短时间内正确评估出首次核试验的成果，为以后核试验积累了极其珍贵、可靠的第一手数据。

试爆成功后，基地召开了表彰大会，由于郭洪礼机组的出色表现，机组荣立集体一等功，郭洪礼个人荣立一等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