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攻克难关

• 爆轰试验队离开17号工地的那天，55岁的王淦昌拔下几根白发，悄悄地放在古长城的石缝中，留作永久的纪念。
• 王淦昌的儿子王德基后来回忆说：“我父亲去了哪里我们全家都不知道，也再没见过他，他的名字也改了，叫王京。”
• 面对当时极端艰苦的生活条件，聂荣臻元帅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以革命的名义向大家募捐，请求你们立即搞一点粮食和副食支援我们的试验基地。”

搭建帐篷用做爆轰实验

1957年夏天，随着九局的组建，大批风华正茂的中青年科学家被调到这个研制原子弹的第一线。

在这些人当中，有“两弹元勋”邓稼先、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著名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

科学家们认为要让原子弹爆炸，首先必须摸清原子弹的内爆规律，并掌握爆轰实验技术。

于是，在北京古长城脚下的17号工地上，九局搞起了爆轰实验。

爆轰试验队的生活和工作场所极其艰苦，就是一座碉堡、几排简易营房和十几顶军用帐篷。但试验队里年轻人那股忘我、拼命的劲头儿却让人感动。

面对如此简陋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条件，看着这些热血方刚的青年人，九局局长李觉默默地想：

有这种不怕苦不怕累的工作精神，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还有什么难题不能解决？有这些愿为祖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年轻人，就一定能造出“争气弹”来。

工作是艰苦的，生活更为艰苦。17号工地的气候条件极其恶劣。严冬酷暑，科学工作者们在这里经受着严峻的考验。

试验队住的都是工程兵提供的军用帐篷，大大的屋顶与中国古代建筑的大屋顶有相似之处，不过住在里面的感觉却大相径庭。

古建筑的大屋顶冬暖夏凉，而住在帐篷里正好相反，冬冷夏热。夏天的烈日晒得帐篷像个蒸笼，人在里边就像烤在火炭盆上，汗流浃背；冬天朔风呼啸，帐篷被吹得又像冻透了心儿的冰窖，虽然生着火炉，依然伸不出手来。

不仅如此，有时候夏天遇到暴雨，半夜里会把帐篷冲垮，大家的铁锅脸盆牙缸鞋子木凳都会随水漂走，不知去向。

冬夜的暴风雪能掀翻帐篷围布，大家的头上被子上，便都是雪土，弄得一个个早上起来花头土脸的。王淦昌打趣地说：“一个个都成了土行孙了。”

在17号工地上，几乎所有的人都养成了这样的一种习惯：白天，全身心投入紧张的工作；晚上，集中精力钻研业务书籍和文献资料。从专家到一般科技人员都是在干中学，学中干。

王淦昌和郭永怀等专家和领导，虽然不可能一天到晚盯在17号工地上，但在他们的时间表上，蹲工地的时间最多，并且经常会提出一些方式，想出一些办法，指导试验员们去实践。

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订购的熔药炉没有到货，工地人员就用普通锅炉代替。在基地最困难的时候，陈士渠司令员亲自来看望，并带来了他们急需的用品和食物。

搅拌爆轰实验所需用的炸药，为了防止日光照晒而引起爆炸，因此只能在军用帐篷里进行。帐篷内的通风不好，雾气腾腾的炸药粉尘充斥了室内每一寸空间，古怪难闻的气味冲鼻而入，搅拌者还要快速地搅动着，这种工作苦不堪言，但越是苦差事，大家越争着去做。

为了避免争执，大家索性轮流进去搅拌。

领导这一试验的王淦昌自然也坚持要做这项工作。

看着他那利索的运作和搅拌频率，没有人会认为他已是50多岁的人。

在这种环境中对身体有相当大的危害。大家怕影响王淦昌的健康，总是劝他赶紧离开现场，有时甚至把他硬推出去。

可一会儿不注意，他的身影又出现在烟雾蒸腾的帐篷中。“你们就不要劝我了，我是不会离开的。我要和大家一起做。”王淦昌诚恳而又固执地说。

听着这话，看着决心已定的他，大家真的不知再说什么好，只有一个心思：拼命工作，争取提前完成任务。

就这样，经过大家共同的努力，通过一次次的试验改进，终于成功地进行了爆轰实验，基本上掌握了内爆的规律和实验技术。

17号工地的日日夜夜，为中国首枚核装置的研制和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作了组织、技术、物质、精神上的准备。没有来自四面八方的奉献与协作，原子弹是不可能这么快搞出来的。

17号工地的爆轰试验，在王淦昌、郭永怀等专家的组织领导下，取得了优异的科研成果。

王淦昌先后提出过“炸药透镜法”、“真空浇注法”、“泡沫法”和“综合颗粒法”等，在爆轰驱动和特态方程的爆轰试验上，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通过大家的努力，突破了测试工作的技术难关，基本上掌握了内爆的规律和实验技术。

王淦昌激动地对大家说：我们付出的心血和汗水是值得的，因为我们靠自己的力量和智慧，闯过了研制“争气弹”的第一关！

莽莽的燕山可以作证，巍峨的古长城可以作证：燕山脚下的隆隆炮声，是新中国核武器事业爆轰实验的第一乐章！

爆轰试验队离开17号工地的那天，55岁的王淦昌竟拔下几根白发，悄悄地放在古长城的石缝中，留作永久的纪念。这件事让在场的每一个人深深感动。

高精度计算完成理论设计

1958年８月，九局任理论部主任的邓稼先和在几所名牌大学招募的28名新毕业的大学生，进行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工作。

由于原子弹在我国还属于空白，因此谁也没有见过原子弹的样子，更不用说搞原子弹的理论设计。针对这种情况，邓稼先办起了“原子理论扫盲班”，他找来了与此有关的外文原版经典著作，边阅读，边翻译，边油印。

就这样，邓稼先和他的28名大学生很快进入了角色。他们一周工作７天，每天三班制，运用手摇计算机和算盘这样的古老计算工具，进行最现代的理论计算。

到了1959年，科学家们把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计算的轮廓初步勾画出来。与此同时，以祝麟芳任厂长、姜圣阶任总工程师的核工业企业的建设也初获成效。

1960年4月，九局全面展开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工作。邓稼先领着几位年轻伙伴，在4台半自动电动计算器上进行特征线法数值计算。

20多天之后，取得了第一次计算结果。由于缺乏经验，差分网格取大了，没有体现出几何形状的特点，从中却发现了一些新的物理现象。

大家分析后认为，这些新问题出现是合理的，又提出了3种解决方法，为此又进行了3次计算。

参加过这项工作的傅樱在一次回忆中具体描述了当初的研究过程：

用特征线方法进行一次物质运动全过程的数值计算，工作量是十分庞大的。以中等粗细的网格来说，从启爆到碰靶，全区要分成上千个网格，每个网格点要计算很多个参量，解很多个方程。

其中有三分之一个点需要算两套参数，有些网格点还要进行多次迭代，除此之外，对每个网格点还要计算1至2个检验方程。

为了保证计算正确，我们还采用两人对算的做法，因此一次就要算出好几万个数据。如果算到中心，那工作量就更大了。

这时，领导看到我们人手实在不够，就又从中子组临时抽调了3位同志支援。

通过多次的精心细算，最终使得3次计算所得结果十分接近，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数据却和苏联人讲的技术指标不符合。

经过反复验证和讨论，又提出了3个重要的物理因素，建立了3个数学模型，形成了第五、六、七次计算，结果出来，和前3次的结果一样，这就促使我们进一步怀疑原数据的正确性。

清晰的物理图像，多次重复的数据，都说明我们的计算毋容置疑，但是我们却缺乏理论上的论证，没有足够的论据来否定苏联专家所讲的那个指标。

这就再次引发了我们之间的激烈争论。这时搞方程的同志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我们又不厌其烦地进行了第八次、第九次计算，结果仍然一样。

1961年，周光召被调到九局，出任理论部第一副主任。

他仔细分析了9次计算结果，利用在大学学过的最大功原理，从理论上证明了苏联数据出现的不可能性。

周光召圆满解决了原子弹内部所有关键力学问题。

同时，部分数学专业的同志在周敏麟指导下，编出了第一个反应前的总体程序，进行了9组模拟计算，所得结果都与手算结果很接近，误差在5%左右。

随后，邓稼先又采取了一项重大措施：组建高级理论班子，专门研究解决原子弹设计中的重大技术问题。

这一举措，使原子弹的理论研制工作，又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与此同时，又与另外两位在流体力学和数学上有很深造诣的副主任密切合作，成功地解决了不定向流体力学的计算方法问题。

邓稼先自己则亲自主持高温高压下物质状态的研究，确定了有关理论计算的模型和方法。

计算工作完成后，邓稼先等人经过反复思考，创造出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外推法”。

“外推法”从能够模拟的环境和条件入手，经过逆向推算，再将结果与国外同类试验的数据对照。最后发现，结果完全吻合，从而证明了这种计算方法是正确可行的。

原子弹研制中另外一项最重要的课题是研制点火中子源。它是原子弹的引爆装置，也是原子弹的心脏。

这项任务由原子能所副所长、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江德熙教授负责。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在1961年冬得到了令人满意的结果。

经过几年的努力，1963年3月，我国完成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

获取和加工粗铀原料

关于铀矿的勘探早在1955年已经着手，解放军第4521工程团以牺牲十几名官兵的代价，历经艰难险阻，终于在西部的独龙山区发现了第一条铀矿地带。

后来，地质学家们又发明了新型的找矿仪器和先进的探矿技术，相继找到了一批相当丰富的铀矿，为研制原子弹立下了大功。

与此同时，西北核武器试验场和研制基地建成，为全面突破原子弹技术创造了条件。

于是，党中央集中北京的国防科研人员陆续迁往大西北，开始进入研制原子弹的总攻阶段。

在理论研究的同时，原子弹原料的研制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并且取得很大的进展。

要制造一颗原子弹，就要使用一二十公斤铀235或钚239。要生产一二十公斤铀235或钚239，就要消耗10来吨天然铀；要生产10来吨天然铀就要加工近万吨铀矿石。

为了早日取得粗铀原料，国家一边加快建设大工厂，一边组织进行土法炼铀。

从1959年开始，云南临沧地区，当地群众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用石臼子破碎、箩筐筛选、豆腐包过滤、铁锅烘干等办法，在大厂未建成之前就得到了150吨粗铀原料。

这些原料经过进一步加工后，完全满足了我国头两颗原子弹所需要的核装料，从而为整个工程争取了一年的宝贵时间。

196４年，一颗完整的原子弹在工厂被组装起来了，并于8月份运到了试验场。

邓稼先隐姓埋名潜心攻关

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

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

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

邓稼先就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先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

1959年6月，苏联政府终止了原有协议，中共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和人造卫星。邓稼先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后，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自己也带头攻关。

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关系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

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

中国研制原子弹正值3年困难时期，尖端领域的科研人员虽有较高的粮食定量，却因缺乏油水，仍经常饿肚子。邓稼先从岳父那里能多少得到一点粮票的支援，却都用来买饼干之类，在工作紧张时与同事们分享。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日夜加班。

“粗估”参数的时候，要有物理直觉；昼夜不断地筹划计算时，要有数学见地；决定方案时，要有勇进的胆识和稳健的判断。邓稼先在关键性的方案上签字的时候，果断坚决。

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

他冒着酷暑严寒，在试验场度过了整整8年的单身汉生活，有15次在现场领导核试验的经验，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

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

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在邓稼先回北京时强拉他去医院检查。

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被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

随后，邓稼先仍坚持回核试验基地。

在危险艰难之时，他坚持要自己去装雷管，并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

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的设计方案。

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八个月试验成功，从而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艰辛攻克原子弹弹芯

1964年迎春的钟声，传送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我国核燃料生产取得了可以正式制造原子弹弹芯的成果。

我国核部件的研制工作是1961年春天开始的。那时，在北京西郊的几间破旧小平房里，原子弹研究院和核部件加工厂的同志们，勒紧裤带，开始探索核部件冶炼铸造的科学途径。他们从兄弟单位借来了一个扩散泵，用一个普通的玻璃钟罩装配成一个真空试验设备，开始学抽真空，摸索熔铸核部件的真空参数。

以后，上级从兄弟单位调给一台进口的真空感应电炉。但是，它是冶炼普通合金钢的，用来冶炼核工业用的特种金属却不适用。怎么改造？核部件加工厂的技术员张同星成天围着炉子转。一天深夜，张同星躺在床上琢磨这个问题。突然，他心里一亮，办法有了。他赶紧翻身起床，叫醒同屋住的一位老师傅。连夜钻研、试验。不等黎明的到来，他们就找到了办法。在这台炉子上，进行了大量试验，取得了许多宝贵数据。

然而，前进的道路不是平坦的。跑专用设备的同志从上海带回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核部件加工车间的运输通道，一二年内试制不出来。这样，厂房的设计、施工都无从谈起。即使核部件的研制技术全部过关，核部件也无法加工。怎么办？最发愁的莫过于主管生产技术的车间副主任祝工程师了。他经过日夜的思索，终于琢磨出一个门道：第一个核部件可以简法上马，从实验室式的厂房里拿出来。他的想法，得到一起攻关的大多数同志的赞同。但在科研、设计和生产人员中，持不同意见的人也不少。有人说：“按原设计还怕搞不成呢！你那样搞行吗？”祝工程师心中有数，没有因这些议论而退却。他的简法生产方案，经过总厂讨论后报到部里，部领导很快就批准了。经过设计、施工和安装部门的协同奋战，仅用十个月时间，就把简法生产车间一十八号厂房抢建起来了。它的建成，不仅为国家节约资金两千万元，更重要的是为两年规划的实现赢得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从此，核部件的研制在戈壁滩上进入了实地攻关战。

在北京攻关时，核部件铸造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金属中存在的“气泡”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核材料在浇铸时出现“气泡”，说明它的密度不够，质地疏松，这是一个直接影响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能不能打响的大问题。在核工业各条战线捷报频传的形势下，小小的气泡竟成了“拦路虎”。这多么叫人着急啊！

为了消灭这只“拦路虎”，二机部主管生产的副部长来到现场蹲点，部里的冶金专家和总厂总工程师也亲临车间指导；原子弹研究院搞冶金的同志，也来到核部件厂和同志们并肩战斗。

为了消灭这只“拦路虎”，摸清气泡产生的原因和冶炼方案，祝工程师与张同星等同志一起，改一周一炉为一天一炉：上午分析前一炉的试验情况，总结经验教训；下午或晚上再开炉，每天要干十几个小时，甚至是日夜不停。祝工程师格外劳累，他一直跟班，盯在岗位上，同志们见他极度疲劳，劝他休息。厂领导知道后，不准他下班后再进车间。他的回答是：“只要拿出产品，我累死也情愿！”果然一天晚上，他昏倒在车间，不省人事。大家赶紧把他送到医院。第二天上午，祝工程师才从昏迷中醒过来。大夫要他住院治疗。他说攻关那么紧张，哪能躺得下去呢！趁医务人员不在，他悄悄溜出医院，又回到了火热的车间。

就这样，攻关的人们在冶炼炉边度过了这一年的春节。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百多次反复试验，积累了大量的数据资料。产生“气泡”的隐患，在数据资料编织成的密网中显露出来了。经过讨论，集思广益，形成了七个方案。主攻手张同星带领铸造班的同志日夜奋战，智取力夺。终于，按第一方案，试验取得了成功。

为了庆祝胜利，参加攻关的年轻人集体游了一次“小西湖”。多美的名字啊！其实，那不过是一片满地盐碱、几蓬枯草的洼地。当然，这在“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的戈壁滩来说，也算是难得的好地方了。他们像插上欢乐的翅膀，唱呀，跳呀，尽情地享受夺取胜利后的喜悦。

克服艰苦的生活条件

1959年7月，中共中央作出决定：

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８年时间把原子弹造出来。

这是苏联撕毁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加之正值我国3年自然灾害期间，为了研制原子武器，中央下定了这样的决心。当时主持国防科委工作的聂荣臻元帅指出：

靠人家靠不住，也靠不起，党和国家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本国科学家身上了。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工作却出现了奇迹，科研人员热火朝天，没有灰心丧气，没有消极沉闷，整个核武器研究院的人员，像蒸汽机车一样，加上点煤、水，就用尽全力向前奔驰。

在研制工作中，科研人员每天都吃不饱，但回到研究室立刻开展工作，两个多小时后，肚子提抗议了，于是有的人拿出酱油瓶冲一杯汤；有的人挖一勺古巴糖冲一杯糖水；还有的人拿出伊拉克蜜枣，含到嘴里。“加餐”后立即埋头工作，就这样坚持到下班。

大家自我鼓励和互相鼓励：喝一杯酱油汤或糖水，应坚持工作一个小时以上；吃一粒伊拉克蜜枣，应坚持工作一个半小时以上。

邓稼先时任该院理论部主任，他的岳父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德珩，有时给他一点儿粮票。他就拿这点粮票作为奖励，谁的理论计算又快又好，他奖励谁几两粮票。在场的所有技术人员，把能得到几两粮票，看作是一种最高的奖赏。

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朱光亚从长城外爆炸物理试验场回来，途中买了一点尚未成熟的青杏子，回到院内送了几个给时任院学术秘书的张开善，因快要下班了，正是饥饿的时候，张开善既没洗手又没有洗杏子，瞬间吃进肚里，是苦是涩是酸，不知道，但感觉有了点儿力气，又继续加了一会儿班。看着窗外还未落山的太阳，张开善说了一句话：“光亚同志今天真是雪中送炭。”

与此同时，远在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基地的百万大军，正在从事科研工作和基建工程，大戈壁的客观条件本身就很艰苦，又面临着自然灾害，因此基地人员的生活更是异常艰苦。

戈壁气候变化无常，白天还烈日炎炎，到了夜晚却寒风刺骨。狂风是这片土地上的霸主，一旦发怒，沉重的火车厢也能掀出铁轨。草绿色的车厢，风沙掠过，斑斑驳驳。

为抗击风沙，广大指战员发扬与天斗其乐无穷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打井取水，挖土栽树，改造自然；将帐篷支在地下，形成半阴半阳，四周用芨芨草和黄泥封实，遮风挡沙。尽管如此，帐篷时常被风沙掀起，睡觉还要戴上口罩防沙。　罗布泊本来植物就很稀少，可以吃的如榆树叶、沙枣树籽，甚至骆驼草，几乎都被他们拿来充饥了。

由于基地处于沙漠当中，因此水资源供应异常困难。在有的建设工地上，施工和生活用水都得到150公里之外去运。因此，往往是一盆水先洗脸，后洗脚，再洗衣服，最后浇花草。有时运水车没有及时运到，施工部队只好给每个战士发萝卜和菜帮子，既能解渴，又当晚餐。

面对当时极端艰苦的生活条件，聂荣臻元帅曾在一次军队工作会议上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以革命的名义向大家募捐，请求你们立即搞一点粮食和副食支援我们的试验基地吧，我们的科技人员太苦了，他们能不能活下来，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

然而，正是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一批忍饥挨饿的科技人员，经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拼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把原子弹研制成功。也正是有了他们艰苦奋斗的闪光精神，才有我们今天的强大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