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建立保障

• 毛泽东目光停留在“力争在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这一行字上，最后欣然提笔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 严峻时期，周恩来向有关部门下达指示：“自己动手，从头搞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 在当时基地里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穿一样衫，吃一样饭，知道你姓啥，却不知道你干啥！”

张爱萍为研制途径搞调研

1961年深冬，由刘少奇主持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一次特别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军委的老总和国务院一些部门领导。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关于中国核导弹工业的建设和发展，实际就是中国还有没有能力、要不要马上发展导弹核武器。

会议刚进行不久，一些同志认为，目前正艰难地支撑着一个6亿人口大国的吃饭穿衣，国家急需“输血”，他们担心再拿出大笔资金发展导弹核武器，无疑会增加国家负担，影响经济的复苏，因此建议“暂缓”。

而周恩来的态度则非常明确也非常坚决，他坚持要搞下去。周恩来提出：“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搞出原子弹来。”

毛泽东也同意这种观点，认为不能放松，更不可以下马。

老帅们坚决要上。他们认为，只有尽快拥有原子弹和导弹，才能早日确立我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中国说话才能有分量，也才能从根本上冲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的封锁及核威慑。

因此，老帅们建议中央：

即使卡紧脖子少吃几口，也要继续干下去。

性情豪爽的元帅外交家陈毅直截了当地说：

干！就是当了裤子，我们也要搞核导弹。有了这个东西，我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子就硬了！

尽管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可在第二次会议上是干还是停的两种看法仍然没有形成统一意见。

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认为，应该先将中国核工业起步的现状了解清楚，中央再按实事求是的原则做最后的决定。

经征询聂荣臻元帅的意见，决定由时任副总参谋长的张爱萍将军承担这一重大调研任务。

关于这一任务，据张爱萍回忆，是他在华东军区的老上级陈毅专门找他交待的调查任务。对于研制原子弹，张爱萍的态度也很明确，再穷也要有根“打狗棍”。

但他对陈老总说，自己只知道皮蛋、鸡蛋、山药蛋，不懂原子弹。这就是张爱萍的性格，实话实说。

张爱萍当时主抓的是核基地建设，核研究的事有人在抓。再说毕竟知根知底，说话也随便些。

陈毅的话说出来也很直接：不懂你不会学啊？谁一生下来就会？言下之意，你不能光为原子弹研制搞后勤，该你出头的事，你得出头啊。

说归说，下级服从上级是部队的传统，张爱萍不能拒绝。再说了，陈毅也不仅代表他个人，他是代表中央在点将。也许，事先就考虑到张爱萍有可能拒绝，所以才由他的老上级陈毅出马点将。

张爱萍接受任务后，先找到了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的刘西尧、刘杰等人，后来又找了核物理学家、核武器研究所的副所长朱光亚等组成了调查班子。

紧接着，张爱萍就率领着调查班子远赴大西北，展开了深入地调察研究。考察队踏遍大漠戈壁，对西部一些工厂、矿山、研究所进行扎实的调研，同核工程专家和技术人员进行深入地交流，回来之后，张爱萍向国防部作了汇报。

1961年11月14日，张爱萍等人向中央送上《关于原子能工业建设基本情况和急待解决的问题》这份长达5000字的报告。

得出如下结论：

原子弹研究关键不在于投入，而在于组织协同；不在于再投入多少，而在于如何挖掘各部门的潜力；不在于争论上马下马之利弊，而在于如何行动，才能搞成。

这项重大工程，看起来盘子很大，但实际上很多东西都蕴含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之中。这也是之所以得出关键不在投入多少，而在于挖掘各部门潜力判断的原因。这也就是说，在对各部门的投入之外，并不需要增加太多的投入。报告说，共需人民币787万元，折合为110万卢布、120万美金。

报告认为：

我国的核工业已有了相当的基础，只要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亲自负责，亲自领导，各项保障跟上去，1964年制造成功原子弹并进行核爆炸是可能实现的。

报告为原子能工业的发展定下了一个基调。这对于平息上马、下马之争无疑是一个好消息，更令人振奋的是，有了一个兼顾各方的新途径。

毛泽东批准二机部核报告

1962年10月19日，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听取罗瑞卿关于国防工业的汇报。刘少奇表示，中央要有专门的机构来抓。

10天后，罗瑞卿提交了《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领导问题的报告》。

在典雅明净的办公室里，毛泽东审阅总参谋长罗瑞卿3天前写的这个报告，在阅读过程中，目光停留在“力争在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这一行字上，不禁思绪万千。

什么时候爆炸原子弹，这是全国人民也是毛泽东十分关心的问题。1957年，三机部提出了可能在1962年爆炸的设想。

那个时候，核工业建设尚处在勘查选择厂址阶段，虽说八字还没有一撇，但由于苏联答应提供援助，这种希望也不是一点儿根据没有。

苏联毁约停援后，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困难重重，二机部把爆炸时间推迟到1964年。有了这么一个设想，便于规划工作，有个奔头，其实大家心里并没有多少底。

1960年初，周恩来召集一些部长在广州学习政治经济学。学习结束时，毛泽东约见了几位参加学习的部长，其中有二机部部长宋任穷，搞理论的同志也去了。

“老宋，什么时候爆炸原子弹呀？”有人见宋任穷就问。

“原来想在1962年，现在苏联拒绝给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爆炸时间可能要推迟到1964年。”

“1964年爆炸迟了，还是1962年好。”有人接着还讲了许多不着边际的话。

宋任穷对此话感到很恼火。你不管这方面的工作，不了解也不懂，就这么信口胡说。平时说说也罢，偏偏当着主席说。要是主席点头了，实际做不到怎么办？

宋任穷一再说明，1962年是根本不可能的。

对原子弹爆炸的时间问题，毛泽东是有考虑的。1958年6月，他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说：“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10年功夫完全可能。”

次年7月，在得知苏联食言拒绝援助后，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商定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时间推迟到1967年。

毛泽东在原子弹问题上头脑是冷静的。此刻，他见有人还在那儿喋喋不休，就对那人说：“你去当二机部的部长吧。”

那人一听势头不对，哑口无言了。

宋任穷这才放下心来。他嘴没说，心里说：“你明知办不到硬说办得到，不怀好意。”

现在，二机部明确提出了“力争在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目标，并且详细分析了实现这个目标的依据。

毛泽东看着看着，不由得频频点头，欣然提笔批示：

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经毛泽东批示的报告批下来后，各有关部门和地区抽出力量，协同二机部，在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领域里发起了总攻势。

周恩来全力保障研制工作

1944年，周恩来和中央军委情报部门的负责人就拟定了一份长达200多人的名单，打算一旦时机成熟，就将有关海外华裔科学家安排回国，发展原子能事业。

1949年春季，周恩来在筹建新中国时就开始考虑核工业建设问题，他批拨一笔外汇，让有关的科学家们在国外采购一些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带回国内，以便筹备和发展中国的核工业。

1955年1月15日，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听取了地质学家李四光，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和地质部负责人刘杰关于原子能问题的汇报后，决定开始发展中国的核工业，并加强核科学技术研究。

会后，周恩来即作了五项部署：加速培养专业人才；及时统筹调整各类留学人员，以济急需；成立中央3人领导小组，加强党和政府对原子弹研制工作的领导；组建第三机械工业部，成立原子能核科学委员会；建立我国第一个综合性原子能核科学技术基地。

在中美日内瓦谈判期间，周恩来巧妙地用美国战俘人员换回钱学森，并批准成立国防部第五院，开始正式研制原子弹。

1956年，周恩来亲自主持制订了我国第一个科技发展12年规划，把发展原子弹放到重要的战略位置上。

1958年，毛泽东预言中国可以用10年左右时间搞成原子弹，周恩来进一步确定了到1968年以前完成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战略决策。对于这项尖端科技事业的攻关，周恩来指示试验人员要“边干边学，建成学会”。

1960年8月，苏联在单方面撕毁了所有援助中国的核科研协定后又撤走了全部专家，并断言罗布泊只会生出鹅卵石，“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来”。严峻时期，周恩来向有关部门下达指示：“自己动手，从头搞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经过1961年和1962年上半年的努力，我国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许多重大技术难关还没有突破。

在这种情况下，二机部部长刘杰于1962年8月代表二机部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了争取在1964年迟至1965年进行第一次原子弹试验的奋斗目标。10月30日，总参谋长罗瑞卿向中央呈送了发展我国尖端事业的报告。

11月2日，邓小平总书记批示：“拟同意，送主席，刘，周，宋，彭核阅。”

11月3日，毛泽东主席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随后，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表示赞成这项规划目标，提出“这件事要请总理出面才行。”

政治局几位同志都表示赞成。

于是，为加强对核试验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主任，由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聂荣臻，陆定一，罗瑞卿7位副总理和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7位部长组成的15人专门委员会，负责核武器研制工作。

这15人中，除了专抓工业与核武器研制工作的部长外，还有分管计划，经济，财政的副总理和军队领导人。应该说，这是一个精干的便于协调的具有高度权威性的组织机构。

为了全面地组织核武器研制，加快各部门各单位的运作，周恩来亲自主持各种专门会议，研究与制订核武器研制的各种具体方案，并大力统一组织和协调26个部，委（院）和20个省，市，自治区的900多个工厂、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的研制工作。

1962年11月17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根据中央关于加强原子能事业领导的决定，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正式成立中央专委会。

中央专门委员会是一个权力机构，主要任务是加强我国原子能工业建设和加速核武器研制、试验工作以及核科学技术工作的领导。作为日常办事机构，附设在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这是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的总指挥部。

同时，周恩来在会上提出了“三高”的指导思想，即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

专委会的成立，标志着原子弹的研制由国家战略上升到了国家行动。从此，原子弹的研制步入了快车道。而原先在原子弹研制过程中牵头的国防科委也转变成为主要的组织协调机构之一。

11月29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第二次会议。针对我国核工业的薄弱环节，决定加强负责核工业建设和发展工作的二机部的科技力量及其党政领导力量。限令各有关部门、部队和高等院校、科研单位于12月底前，为二机部选调各方面优秀人才500名。

在选调的这些人员中，许多领导干部和科技专家都是周恩来亲自提名或审定。这批力量和二机部原有队伍一道，立即投入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中去。

12月４日，周恩来又主持召开了中央专门委员会的第三次会议。会议听取刘杰关于两年计划的汇报原则，并同意两年计划。会议还听取了朱光亚对原子武器理论设计的介绍。在会上，周恩来要求努力争取实现1964年目标。并提出：

要实事求是，循序渐进，坚持不懈，戒骄戒躁，质量第一，安全第一，认真抓紧，踏踏实实地努力工作。

他还要求大家尊重并掌握科学规律，要不怕失败，争取多次实验求得成功。

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周恩来连续三次主持召开了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使这一特殊机构的工作迅速有效地开展起来。

在中央专委的直接领导下，核试验的步伐大大加快。实验科研人员进行了上千次的爆轰试验，1963年5月至11月，已成功进行了7次分解爆炸试验。

12月24日在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进行的聚合爆轰中子试验，获得了成功。

1964年1月14日，兰州铀浓缩厂拿出了可以作为原子弹装料的合格的高浓铀产品。

对此，毛泽东批示：“很好。”

周恩来批示秘书：“请转告刘杰同志，庆贺他们提前完成关键性生产和解决了关键性的技术试验，仍望他们积极谨慎，坚持不懈地继续完成今后各项任务。”

为了加强具体领导，形成系统管理合力，在方案实施过程中，周恩来选聂荣臻具体抓，副总参谋长张爱萍负责试验基地，二机部（原子能工业部）负责实施计划。

在分工上，委员会设立总设计部和总调度部两套班子，技术方面由总设计部负责，组织管理、协调生产与试验保障服务方面由总调度部负责，千军万马拧成一股绳，委员会则负责总决策和督促执行。

周恩来作为总负责人，他亲自进行调查研究，抓计划制订、论证和试验进度，并赞成顺排计划，倒排措施的办法；抓试验难点的攻克，抓数十万人的协作配合；甚至细小的生活问题也不放过。这些都极大地鼓舞了试验人员的士气，激励了指战员们的斗志。

在整个试验阶段，周恩来对试验的进展情况和把握程度是了如指掌的。对于二机部提出的“两年规划”，周恩来的要求是“实事求是，循序而进，坚持不懈，戒骄成躁”。“两年规划”实施半年左右，周恩来已在考虑核装置与武器生产的配套问题。1963年底，他明确指示：“核武器的研究方向，应以导弹头为主，空投弹为辅”。这一决策使核装置武器化的周期大大缩短，节约了许多经费，加快了配套研制的进度。

这次协同攻关的特点是计划方案顺排，措施落实倒排，因此，核燃料生产和核武器研制每个环节的进展抓得比预期的好。

周恩来亲自主持对气象等有关爆炸试验时间的问题研究以后，1964年10月14日，下达了核武器装置就位的命令。

此后，到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这段时间里，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过9次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和若干次专委小会，及时解决了生产、科研和建设中的100多个重大问题。

10月16日，我国成功地进行了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试验。首次核试验的成功，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

聂荣臻说：“中国从事原子弹和导弹技术都应归功于周恩来。”

张爱萍说：“应该说，原子弹是周恩来一手抓出来的！”

钱学森说：“我国搞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都是周总理领导的。”

这些都是当事者的知人之论，充分肯定了在周恩来领导下的专委会对原子弹研制的作用，以及周恩来本人对我国核事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建立健全严格保密制度

进行核研究工作，首要任务是需要做好保密工作。因此，一调入九院，首先进行的是保密工作教育，严格的保密制度下工作人员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

很多人在九院工作了好几年，家里面的亲人及朋友都不知其工作单位的性质，只知道是保密单位，邮政地址是×××信箱。

九院原副院长、世界知名的物理学家王淦昌从1961年4月3日起，名为王京。别人向他老伴打听王淦昌哪里去了，他老伴回答说到信筒里去了，因为她只知道一个信箱代号。

王淦昌的儿子王德基后来回忆说：我父亲去了哪里我们全家都不知道，也再没见过他，他的名字也改了，叫王京。那时候我和父亲通信，他就是用的这个名字，所以我妈妈说，你爸爸调到信筒里了。

九院院长邓稼先调来时只跟家里人说“调到保密单位”，其他的什么也不讲。等家里知道都是很多年以后的事了，并且都是由于其他原因才知道的。

1962年3月，在基地建设期间一直集中于北京攻克原子弹理论设计的科研人员，先行进驻基地。九院的总部自然也设到了金银滩，因保密需要，对外称“221厂”。

紧接着，从祖国各地抽调的科技骨干和各路大军怀着对祖国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奉献精神，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万里征途。

这些人当中，有的人刚刚结婚就得与新婚的妻子依依惜别，有的人把还在襁褓中的婴儿稍做安顿后就随军远行，有的人挥泪离别年迈的父母，为祖国核事业奔赴风雪高原。出于保密需要，所有的人员调动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

有一对夫妻，各自在接到秘密调令后，都说要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而相互保密，分头上路。当他们不约而同地来到罗布泊的一棵大树下等车的时候，才发现双方都是来这里执行核试验任务的。

后来，罗布泊核试验现场总指挥张爱萍将军在听了这个故事后，指着这棵大树说：“就叫它‘夫妻树’吧！”从此，这儿就有了这个动听的地名。

还有一名年轻人参军来到了221基地工作，他随战友先是乘火车走了一天一夜，后又转坐汽车，然后又步行，走了几天几夜最终才到达目的地。

他在基地工作了几十年，退役后，这名老兵惊奇地发现，原来他工作的地点离他家只几公里远。当年入伍时与战友乘火车、转汽车，绕来绕去，都是出于保密的考虑。

在基地工作的保密制度也是非常严格的，即使同住在一个宿舍里，互相也不知道对方是干什么的。曾在“原子城”基地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干部回忆说，在当时基地里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

穿一样衫，吃一样饭，知道你姓啥，却不知道你干啥！

有一对夫妻，他们在221基地工作3年，可互相没见过一次面，谁也不知道对方在什么地方上班。有一次，夫妻在一条路上相遇了，两人面面相觑，他们才知道原来夫妻同在一个分厂上班，而且车间相隔才几十米远。

曾在221基地一分厂105设计部大楼从事可靠性研究工作的唐信青，在晚年的回忆中提及保密制度，他举了这样一个生动的例子：

1964年10月16日，当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传到青海湖畔金银滩草原时，他的一个同事，一个投身原子弹研制工作并于此坚守多年的人竟然问：威力这么大的武器，是在哪里制造的？

原子弹就是在这样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研制的，爆炸成功后这个保密制度还一直延续。

大批科技人员，就是在这样严格的保密制度下，以高度的责任心和忘我的奉献精神，在几年的时间内，成功地研制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

李觉在研制现场保护专家

1963年4月中旬，国务院办公厅通知基地领导，中央决定“五一”前后组织一批科学家到广东的从化温泉疗养一段时间。

李觉与吴际霖商量，拟定了名单，第一批请王淦昌、彭桓武、陈能宽、俞大光等年纪大一些的专家们去，李觉同时请吴际霖带队一起去。

吴际霖说：“这几年你一直在高原上，心脏也不好，该休息休息，广东的医疗条件好，顺便检查一下。”

李觉拿起部里的电报说：“上级指示得很清楚，中央是请科学家去，我还没有这个资格，你有资格，你是科学家。”

见吴际霖不为所动，李觉又说：“你还有任务，王老他们年纪大，你还得照顾他们。再说，你们还可以趁这个机会商量一下今后的工作，边疗养，边开一次高级的智囊团会议。你知道，我们这些科学家任何时候都不会闲着，不会休息，总会想着原子弹。我在这里把基建搞好，你们回来，就大干快上。”

吴际霖也不肯改变主意：“好！你抓基建，我抓科研，基建科研两不误，就请王老带队，办公室再派一个干部，照顾他们。”

李觉指着吴际霖，一副无奈的表情：“你呀！你！”

不但困难时期的1963年是这样，在平时的日子里，他们也总是把疗养和休假的机会让给科学家和其他平时没有机会的同志。

国务院和部领导对基地和研究所的同志们很关心，每年都给一定名额，安排他们到北戴河、杭州、广东或其他地方去疗养。

李觉1958年调到二机部，直到现在，从来没有疗养过一次，海边长大的他爱游泳，但没有去过北戴河。李觉的做法，也影响到夫人魏霞。

这位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又在卫生部工作，条件是很好的，她也总是把机会让给别人，更没有沾过李觉的光。

中央对西藏的同志非常关怀，每年都安排他们到北戴河、海南岛、大连、青岛等地去疗养，一些老同志路过北京，先去看望李觉和魏霞，顺便问起这些地方有什么特色，要带什么东西之类的话，魏霞总是一问三不知。这使西藏同志十分惊讶，又十分敬佩。

他们疗养回来，还时常给魏霞带一些海鲜。魏霞说：“西藏同志来，给我们带一些土特产，已经够麻烦的，还要他们带海鲜来，真是过意不去。”

李觉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对科学家和其他同志却关怀备至，周到细心。他知道王淦昌最近身体不太好，又一门心思搞科研，怕休息不好，就决定让夫人吴月琴陪他去。

李觉熟知王淦昌的脾气，这次疗养是多年来的第一次，规格很高，人数有限，很多科学家都去不了，他更不会同意自己的夫人一起去。

李觉打电话到北京，让九局安排吴月琴与研究所的科学家们一同前往。王淦昌夫妇在从化疗养院相见，两个人都感到很意外，也很感动。

这是国家对这些“国宝”们的关心和爱护。当然，这不是一次纯粹的疗养，在从化温泉，王淦昌见到了朱德、陈毅、聂荣臻等国家领导人。他们对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寄予了如此大的期望，这对王淦昌的触动太大了。

那天，王淦昌午饭后在外边散步，刚好碰上了外交部长陈毅。陈毅很高兴地与他并肩同行，看着身边这位历经百战的元帅，一种敬意在王淦昌心中油然而生。

因为是在公开场合，陈毅不能直接提原子弹的事，就把手攥成了拳形，然后又放开，侧过头来用浓重的四川话问王淦昌：“你们这玩意儿什么时候造出来呀？”

王淦昌明白陈毅问的是什么，简短地说：“快了！”

“明年行不行？”陈毅又关切地追问。

“差不多！”

“噢，”陈毅深深地舒了一口气，“希望你们赶快造出来。不然我这个外交部长不好当啊！”

王淦昌点点头，此刻，他觉得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

第二天，朱德做东，请几位科学家吃饭。席间，朱德对王淦昌说：“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原子弹，我们要自力更生。”

聂荣臻举杯，向王淦昌、彭桓武、陈能宽等人一一敬酒：“今天我借花献佛，等我们自己研制的原子弹响起来，我们一起喝庆功酒。”聂帅又语重心长地说，“别人是靠不住，也靠不起。淦昌同志，我们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科学家身上。”

老帅们对中国科技人员的关怀和期望，让王淦昌感动不已。他觉得自己举着酒杯的手有点颤抖，他想，一定要尽快让这杯壮行酒变成庆功酒。

核武器研制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1963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李觉独自一人，来到王淦昌的宿舍，看到王淦昌披着军大衣，在台灯下聚精会神地伏案工作。

李觉事先没有通报，推门而入，王淦昌抬起头，透过深度镜片，看了一下这贸然来访的客人，见是总指挥，略显惊讶。

李觉平时不打搅他，就是要来，事先也会通知、商量，问有没有时间？方便不方便？今天却没有。李觉随手把门关上，然后回过头，严肃地对王淦昌说：“淦昌同志，今天我是来向您负荆请罪的。”

这一声“淦昌同志”使王淦昌更感到吃惊，自打他到核武器研究所以后，就隐姓埋名，化名“王京”，再没有人叫他王淦昌，他几乎都已忘记了自己的真实姓名。

听到总指挥亲切地这样称呼自己，王淦昌既感到陌生，更感到温暖。这时他的脑子还没有完全从桌子上的一大堆数据里出来，没有站起来，也没有给李觉让座，用手里的铅笔，指着李觉，疑惑地问：“您何罪之有？”

李觉自己把仅有的一张椅子搬过来，坐在王淦昌旁边，将一瓶白酒放在桌子上，然后诚恳地说：“今天我当着那么多年轻人的面，批评您，向您发脾气，都是我不对，我向您检讨来了，向您赔不是。”

王淦昌微微一笑，挥了挥手，说：“不！不！今天是我不对，让您生那么大的气，我应该检讨。”

事情是这样的：无数军工民工正在抢建办公楼和宿舍楼，工地上热火朝天，风沙也很大，吹得人睁不开眼。李觉到工地检查，突然看到王淦昌在一个平房的屋顶，与一群年轻人一起铺柳条，钉马口铁，满身的尘土，笨手笨脚的，也使不上劲，却还在拼命帮人家打下手。

李觉一看就急了，着急地说：“老王，下来，快下来，这里没有你什么事。”

王淦昌抬起头，笑嘻嘻地说：“没有事。”

李觉说：“么叫没有事？赶快给我下来。”

王淦昌还是不下来，若无其事地说：“马上就完了。”

李觉真的急了：“你怎么不听指挥？再不下来，我让战士把你架下来。”

在王淦昌的心目中，李觉是个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领导干部，对他们这些科学家更是体贴入微，关怀备至，对自己更是十分尊重，也许是因为自己年长几岁，从来也没有犯过急。乐呵呵地说：“指挥，你别管，再钉几下就完，马上收工。”

李觉严厉地说：“指挥就要管。”对着一个排长说：“小张，赶紧把王京给我送回去。”

战士们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们也早就劝过，但王淦昌就是不听，他们也劝不动，现在有总指挥撑腰，几个年轻人连扶带抬，把王京从房顶扶下来。

看着王淦昌满身满脸的灰尘，连镜片上也是一层灰，看不清眼睛，李觉指着他大声说：“以后你再到这里来，我就关你的禁闭！”

王淦昌从来也没有见李觉生那么大的气，也不知这气是从哪里来的，自己也没有干错什么，便笑嘻嘻地说：“好！好！我走就是啦！”

这一天，李觉整天心里感到不安，他不严厉一点儿，王淦昌不下来；但对这么一位大科学家，像训斥年轻战士一样，还要关人家的禁闭，觉得自己太冲动。

李觉诚恳地说：“淦昌同志，您的心情我理解，但您的岗位不在那里。在那里您发挥不了什么作用。”

王淦昌说：“我知道我起不了什么作用，可是你们指挥部的同志和上万名战士民工住在帐篷里，天气一天天冷了，又是风，又是雪，零下十几二十度，不少同志都冻病了。我们却睡在温暖舒适的楼房里，睡不着啊！总希望把宿舍楼早点盖起来，大家都搬进来住，我们睡着也踏实。我知道，自己年纪大了，手无缚鸡之力，的确起不了什么作用，但为工程添一块砖，加一片瓦，铲一锹土，也算尽我一点儿心意啊！”

李觉说：“您的心意我理解，但您在工地干一个月，不如年轻战士和工人干一个小时；您干一年，不如他们干一天。”李觉加重语气，说：“搞基建、当泥瓦工，我比您强十倍、百倍。”

王淦昌点点头，坦诚地说：“这我相信。”

李觉说：“而且您干这种事很危险。”

王淦昌不解地问：“有什么危险？”他想，我不就干得少一点儿，慢一点儿，还能有什么危险？

李觉说：“这些都是粗活，我们的材料更粗糙，木材、柳条，都是从现场刚砍来的，到处都是刺，扎人。马口铁，更容易划破手。您居然爬到房顶跟青年人一起钉马口铁。您说，叫我怎么不着急？”

李觉告诉王淦昌，前几天一个战士在屋顶钉马口铁时，不小心划破了手，他怕影响工程进度，没有告诉别人，让卫生员随便包扎了一下，又继续干。没有想到，伤口感染，得了破伤风。

王淦昌担心地问：“抢救及时吗？”他深知破伤风的危险性，在高原缺氧的情况下，危险性更大。

李觉摇了摇头，沉痛地说：“死了。”他告诉王淦昌，当发现病情恶化，赶紧派车送到省军区医院，但海晏到西宁，有100多公里，路况也不好，一路颠簸，还没有到西宁，就不行了。

李觉说：“这件事也暴露了我们、尤其是我的工作中的许多毛病，我们的工作不深入，不细致，制度也不健全，管理不严格。昨天从西宁回来，党委连夜开会，我做了自我批评。又定了几条，从今天起，第一，要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尽可能避免工伤事故。第二，生了病，负了伤，一定要及时治疗，不允许带病、带伤工作。更不允许隐瞒病情、伤情，要逐级向上汇报，实行责任制。上午，指挥部向各个工程队下了死命令。第三，就是专门针对你们说的，不允许你们到工地参加劳动。”

李觉说：“上午刚下达命令，中午你就跑到工地来了，还上了房顶，钉铁皮，这有多危险。我一看就急了。”

经李觉这么一解释，王淦昌更加理解了总指挥。自己本来是要帮忙，结果却添了乱。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李觉说：“您是党中央点名调到基地来的。总理和聂帅对您十分关心，经常问到您。刘部长把您交给我时说：‘第一，保护好您的安全；第二，尽可能给您创造较好的工作条件，安排好您的生活’。您要出点什么事，我怎么向党和人民交代，怎么向总理交代？怎么向部领导和基地几万职工交代？”

王淦昌在核物理研究领域是旷世奇才，成就卓著，有资格、有能力向诺贝尔奖冲击，但平时却不善言词：“没……没有那么严重吧！”

李觉说：“根据中央批准的‘两年规划’，现在到了攻坚阶段。也就是最困难、最关键的阶段。而您和科学家们担负着最重要、最核心的任务，“两年规划”能不能实现，原子弹能不能响起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们的研究成果。我的工作，其他同志的工作，别人也能代替，同样可以做好。但您的工作，现在别人还不能代替，中国只有一个王淦昌，你知道吗？”

王淦昌挥挥手：“千万不要这么说，我们有很多优秀的科学家。我只是一个普通的……”

李觉说：“你们都是宝贝，我们都要好好保护。”

李觉又说：“淦昌同志，今天我们达成一个协议，好不好？您专心搞科研，我们进一步加强基建工程的建设，使全体职工尽快住进楼房，也好让你放心。您有时间，在休息的时候，可以到工地看看，若有什么想法和建议，可以提出来。但要定一个君子协议：要做‘君子’，只能动嘴，不能动手，不能动工地的一砖一瓦，更不能当‘梁上君子’，再不能上房顶，去钉铁皮。”

王淦昌憨厚地笑一笑说：“好！好！我听你的。”

李觉把王淦昌的搪瓷茶杯里的水倒掉，又拿了一个碗，打开酒瓶，斟了酒，说：“我敬您一碗，向您谢罪。”

王淦昌风趣地说：“荆条何在？你要以酒代罚？”

说完，两个人都爽朗地笑了起来。这酒是当地产的青稞酒，是青海省委一位领导同志送给李觉的，他一直舍不得喝，今天要与王淦昌痛饮一场。

李觉在生活中有两个嗜好：一是爱抽点儿烟，二是爱喝两口酒。但是，自从到基地以后，他就滴酒未沾过。

他知道，工地几万人，连饭都吃不饱，他这个总指挥怎么还能喝得下酒？他下定决心，形势未好转之前，他滴酒不沾，等原子弹响起来，再与同志们痛饮一场。

但是，今天为了向王淦昌表示深深的歉意，他拿出了珍藏了一年多的青稞酒。与李觉相反，王淦昌是个典型的书生，不会喝，也不爱喝。

在苏联工作时，他说最怕参加苏联同志的聚会。俄罗斯人不但爱喝酒，而且爱喝烈性酒。今天他也破例，喝了两口。

李觉知道，王淦昌的时间非常宝贵，不说分分秒秒，但每一天，每一个小时都有安排，他不能耽误。表示了歉意，做了检讨，又达成了“协议”，李觉就要告辞，王淦昌也没有挽留，他知道，李觉也很忙，彼此都不愿意、也不能耽误各自的工作。

走到门口的李觉又转回身说：“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请允许我再叫你一声淦昌同志，等门一打开，您还是王京同志，老王。淦昌同志，您可要做君子，不能撕毁协议。”他笑了笑说，“什么人才撕毁协议，您是知道的。”

王淦昌连声说：“好！好！”

在这之后，王淦昌以更大的热情，更高的积极性投入科研工作。

毛泽东说原子弹要尽早试验

1964年8月初，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总装开始。

在西北核武器基地，原子弹总装车间装配大厅的窗户用厚厚的垂帘遮住，原子弹的零部件静静地躺在装配台上。所有的零部件都已检查了一遍又一遍，等待下最后的总装命令……

此刻，负责装配的工程师和工人师傅们，像军人一样列队站立，他们穿着洁白的工作服，戴着薄薄的能看见肤色的胶皮手套，刮光了胡子，连头发也罩了起来。

副院长吴际霖用目光一一打量着这些年轻的工作者。

这个身板显得十分瘦弱，面容清瘦的技术负责人，鼻梁上架着的高度近视眼镜莹莹闪光，那是泪光，他比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心潮难平。爆轰试验之后，各种物理数据都拿到了手，对核试验的各种仪器设备心中有了底。

这时，电话铃响了。原来，张爱萍和刘西尧要来。其实，他们已经到了，此时正在安全线以外的电镀椅子上静静地坐着，等着这一历史时刻的到来。心情紧张的人们竟不知道他们就在身边。

张爱萍挥着手说：“是聂帅叫我们来的，他向大家问好，元帅信任你们，祖国信任你们！”

然后，为了调节气氛，他又轻松地调侃道：“除了小杨，你们都做过父亲，有经验了嘛！共和国是它的父亲，你们也是它的父亲嘛，紧张什么？”

命令下达后，装配人员开始组装。他们屏气凝神，一丝不苟，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零部件。就这样奋战了整整3天，直到把最后一个核心部件安稳地装配在原子弹的中央时，所有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来。

9月1日，核试验预演结束。却传来了一个让人不安的消息，国外可能有人正在策划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破坏，以阻止中国掌握核武器。这样，何时爆炸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便更加紧迫地提到中共中央和中央专委会的议事日程上来。

为此，周恩来于16、17日两天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第九次会议，听取张爱萍、刘西尧关于原子弹预演情况的汇报，综合分析国际形势，慎重研究正式试验的时机。

周恩来综合大家意见，提出两个方案：一是早试，将在本月下旬下决心；一是晚试，先抓三线研制基地的建设，选择机会再试。他说：“我们要设想一下原子弹炸响后的情况，再决定爆炸试验的时间，国庆前下决心。”

周恩来本人倾向于早试。无论早试还是晚试，准备工作不能有丝毫松懈。至于核试验具体时间，待报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作最后决定。

9月21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

主席：

瑞卿同志送给主席的这个报告，想已阅及。

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于本月十六、十七两日开了两次会，讨论了关天核爆炸及其有关问题，急需待主席回后，当面报告，以便中央早作决定，时间以不迟于二十四日为好。因为如决定今年爆炸，以十月中旬到十一月上旬为最好，而事前准备时间至少需二十天；如决定明年四五月与空投航弹连续试炸，也需要在十月作过冬准备；如需从战略上进行考虑，推迟爆炸，使之与第二套新的基地的建设和导弹及核弹头生产相衔接，也需要有方针上的决定。

同时，瑞卿同志拟于明（二十二）日出外视察，国庆节前回来，如主席能于明日约谈，可告他晚走一天；如明天分不出时间，他出去后，还有张爱萍、刘西尧、刘杰等同志可以报告。开会时，除常委外，还请彭真、贺、陈三同志参加。

究如何，请告林克或徐业夫以电话告瑞卿和我。

周恩来

九月二十一日下午七时

当晚，毛泽东在信上批示：“已阅，拟即办。”

9月22日，周恩来在毛泽东、刘少奇等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汇报首次核试验的准备工作和中央专委会的试验方案。会议作出了早试的明确决定。

9月23日，周恩来召集贺龙、陈毅、张爱萍、刘杰、刘西尧等开会，传达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他兴奋地向大家说：

我向毛主席和少奇等同志作了汇报，他们同意第一方案。原子弹的确是吓人的，主席更大的战略想法是，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这样，任务更重了，不是更轻了。试验的时间看来需在20天以后了。10月有4次好天气，中旬可能赶上也可能赶不上，还有下旬一次；11月上旬还有一次，到11月下旬就不好了。要把风向、放射性微尘飞散距离详细计算，搞出资料。原子弹响了，影响就大了。万一不响，后果如何，还要找参加核试验的专家进行专门研究。

周恩来还指出，为防备敌人万一进行破坏，由总参谋部和空军研究，作出严密的防空部署；由刘杰负责组织关键技术资料、仪器设备的安全转移；由陈毅组织外交部进行对外宣传工作的准备；张爱萍、刘西尧赶赴试验现场组织指挥；除他自己和贺龙、罗瑞卿亲自抓以外，刘杰在北京主持由二机部、国防科委组成的联合办公室，负责北京与试验场的联络；要规定一些暗语、密码。

周恩来还郑重地叮嘱：

一定要保护好我们自己的专家，东西要转移保存下一部分。不是破釜沉舟，一锤子买卖。

尽管进行了这样周到细致的准备，但仍有相当的风险。万一试验失败，消息泄露，将造成不利影响。为了绝对保守原子弹试验的秘密，周恩来向与会人员规定了严格的保密纪律。他说：

保密问题，不能假手许多人。我这次小病（注：指8月10日至20日因病住院做手术），传得很广。希望你们对家里人也不说，不要一高兴就说出去。

邓颖超同志是老党员、中央委员，不该说的我不向她说。任何人不该知道的，不要知道。前几天开会的人（注：指出席中央专委会第九次会议人员），不一定通知。

我们决定这件事也只是常委，军委两位副主席，彭真同志。这个时期就根本不要写信了。你们自己除公事以外，也不要为私人打电话。上梁不正下梁歪。

你们今晚要开个紧急会，具体规定几条，从现在起就搞好保密，什么消息也不要漏出去。你们两人（注：指张爱萍、刘西尧）从今天起不要接见外宾了，埋头苦干，是无名的工作，决定了松不得。

会后，张爱萍和刘西尧返回西北核试验现场，将周恩来的指示传达给现场上万人员。

根据气象情况，周恩来将核爆炸的时间选定为1964年10月16日15时，并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

10月14日13时，原子弹静卧在铁塔上那个纯金属构造的银灰色小屋里。这个铁塔由8467个构件组成，高102米，重70吨，在耀眼的金色阳光辉映下，傲然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