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赋结合

明清两代是我国历史上的近世时期。

明清时期的农业在土地开发和技术利用等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农业的发展使手工业出现繁荣，私营手工业在明中后期占主导地位，并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全国仍居主导地位。

明清时期的土地所有制，与我国历代王朝一样，有官田与民田之分。官田属封建国家所有，民田属地主或自耕农所有。明清时期的土地制度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明代屯田制度与庄田

明代处于我国封建社会的晚期。这时期，全国的土地分为军屯、民屯和商屯，包括军垦田，地主所有的土地，自耕农所有的土地，此外还有皇庄、藩王占地和国家储备用地等。

在明代末年，正值我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小冰河时期，这时期的自然灾害达到高峰，明代的土地兼并日益膨胀，土地法制已经无从谈起。

明代的土地制度和其他典章制度一样，多因袭前代的旧制。当然也有自己的一些显著改进，显示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推进了农业的大发展。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命军队诸将种植滁州、和州、庐州、凤阳等土地。凡开立屯所，各设都指挥一员统领。

此后，他一方面反复告谕全军将士开展屯田的重要意义，要求他们从思想上明确，在行动上落实，务求实效；另一方面不断下令军队走出兵营，到边区和人烟稀少的地方开垦荒地，力争军粮自给，减少百姓负担。

明太祖还一再遣将四出，到屯田第一线严加督责。于是，从东到西，自北而南，都在兴屯种田。洪武时军队屯田总计89万余顷。

永乐帝即位以后，令五军都督府及卫所遵洪武旧制，继续大力命军兴屯，开垦土地，发展生产。令年终奏报屯田所入之数，以稽勤怠。从而使军屯之制在永乐朝得以坚持下去。屯田总计90余万顷。

明代军屯，集中于边区，尤其是辽东、蓟州、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太原、固原等9个边陲要地，史称“九边”。这9个军事重镇，既是重兵固守的要地，也是军屯的重点地区。

1404年，明政府定屯田官军赏罚条例，多者赏钞，缺者罚俸。并对洪武时创立的屯田布告牌重加详定，令每屯设立红牌一面，列则例于上。明代在实施屯田的过程中，首先强调军屯，并且在实施军屯的同时，发展民屯作为辅助。民屯之兴始于1370年，朱元璋接受郑州知州苏琦建议，决定移民垦田。明初轰轰烈烈的民屯就开始了。

明初民屯的中央高级管理机构为司农司，地方基层组织为里社制。当时的民屯有三种形式，即移民、招募和罪徙。

明初移民不仅有从南方移到北方，也有从北方移到中原、黄河南北的，还有从少数民族地区移到内地的。移民数量庞大，如徐达所徙的沙漠遗民，以每户五口计，就有十五六万人。这是因战争关系而被迁徙的例外情况。

从洪武至永乐年间，徙民屯田的数目，共有23.26万余户，如果每户以5口计，就有116万余人，恐怕实际数还不止于此。

此外，移民次数也不少，洪武朝大规模徙民就有15次，永乐以后，才逐渐减少，宣德以来，就没有徙民的事了。

明政府对应募的人，采取奖赏办法，如1393年，山西沁州民张从整等116户，告愿应募屯田。户部分田给张从整，又令他回沁州招募居民，然后往北平、山东、河南旷土之处耕种。当时，招募民人屯田的组织和移民一样，设有佐贰官员主持，仿地方里甲制度进行组织。

罪徙屯田是明代对犯法的人实行的屯田。罪徙屯田，主要集中弃凤阳、泅州和荒地较多的边区。

明代民屯的设置，是作为军屯的补充形式。民屯的推行促进了明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同时也成为国家重要的经济来源。

与民屯、军屯同时进行的，还有商屯。从总体上说，商屯是为了满足军需，但出发点各有不同。推行民屯是为了解决民食，推行军屯是为了解决边区及内地军队的粮饷。而推行商屯，目标则比较单一，就是为了资助边境军粮。

商屯也称“盐屯”，是盐商为便于边境纳粮换取盐引而进行的屯垦。根据政府的需要，除用粮米换取盐引之外，有时也可用布绢、银钱、马匹等换取，但以粮换取是主要形式。

明初商屯东至辽东，北至宣大，西至甘肃，南至交趾，各处都有，其兴盛对边防军粮储备以及开发边疆地区有一定作用。

庄田是明代土田之制的有机组成部分。明代的庄田种类很多，有皇庄、诸王庄田、公主庄田、勋戚庄田、大臣庄田、中官即太监庄田、寺观庄田等。其中，于国计民生影响最大的是皇庄、诸王庄田、勋戚庄田和中官庄田。

皇庄，即由皇室直接命太监经营，并以其租入归皇室所有的田地。它是皇家的私产，是皇帝制度的产物。皇庄在我国已有长久的历史，汉代称“苑”，唐代称“宫庄”。明代起初亦称“宫庄”，最早建于永乐末年，地点在顺天府丰润县境内，名为仁寿宫庄。宣德时，又陆续建立清宁宫庄和未央宫庄。

1459年，因诸王尚未进封地，宫中供用浩繁，明英宗设立昌平县汤山庄、三河县白塔庄、朝阳门外四号厂宫庄为皇太子朱见深的东宫庄田；北京西直门外新庄村并果园、固安县张华里庄为朱见潾的德王庄田；德胜门外伯颜庄、鹰坊庄和安定门外北庄为朱见澍秀王庄田。

明宪宗继位以后，将原先朝廷所没收的太监曹吉祥的庄田改为皇庄。明代皇庄之名，由此开始。诸王庄田，即王府庄田，产生缘起于明朝分封制度。从1370年起，相继选择名城大都，正式分封诸子为亲王。因为古时称封建王朝分封地为“藩”，称分封之地为“藩国”，所以人们又称亲王为“藩王”、王府为“藩府”。由明太祖、明成祖至明神宗12帝，封亲王55国。亲王嫡长子嗣位为王者，凡321人。

勋戚庄田和中官庄田的性质与王府庄田无异，都是为了侵夺国家税粮。勋戚即勋臣和皇亲国戚。中官庄田为太监而设。除上述皇庄、王府庄田、勋戚及中官庄田之外，明代还有为数不少的公主庄田、大臣庄田和寺观庄田。

清代农业技术及农学

清朝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来提高农业生产率，不过清朝的农业发展还是比较缓慢的。

清朝农业在农具的使用、农田水利的建设、耕地技术和柞蚕放养技术的改进、作物构成、施肥和病虫害防治以及植树造林等方面，都有些局部的改进和提高，体现了时代的特点。

清代的农学著作约有100多部，这些农学成果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清代人口大增，乾隆时期已达3亿，这就需要粮食作物的产量更加提升。在清政府鼓励发展生产的政策下，清代农业的生产工具、水利建设、耕地技术及植树造林等方面较之前代有所发展。

清代出现了一种深耕犁，有大犁、小犁和坚重犁之别。深耕犁的发展，反映了耕作技术的提高。小型农具在清代进一步完善，如稻田整地灭茬的农具辊轴，作用是把田间杂草和秧苗同时滚压入泥，过宿之后，秧苗长出，而草则不能起。

贵州遵义一带有一种名为“秧马”的农具，其形制和作用，与宋元时记述的秧马不同，而类似辊轴，用以掩杀绿肥和杂草。以上农具在双季稻地区作用尤为明显。

塍铲、塍刀是清代南方丘陵地区水田作业的两种农具，用以整治田埂。这种农具灵巧轻便，能提高作业速度和质量。

清代有一种水稻除虫工具，灭虫效果很好。适应于北方旱作地区的一种中耕除草工具漏锄，其特点是锄地不翻土，锄过之后土地平整，有利于保墒，而且使用轻便。

清代的农田水利工程一般是以水道疏浚为主。1570年，经海瑞主持的一次水利工程后，吴淞江下游基本形成今天的流向。清时为便于节制黄浦江，在江口建大闸一座。

京都周围附近地区的农田水利工程，自元以后时举时废。1725年，京都附近发生特大水灾，清政府曾用较大力量兴修水利，农田水利有较大发展，公私合计先后垦出稻田59.7万多亩，并分设京东、京西、京南和京津四局加以管理。到乾隆时，因为南北自然条件不同，北方水少，且过去所办水利收效不大，所以明令禁止以后再在京都周围从事水利营田。

整个清代农田水利是向小型化方面发展。康熙时，有专家力主在陕西凿井防旱，并指出应该注意的一些技术问题。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等地利用地下水凿井灌田，蔚然成风。

河北井灌和植棉有关，植棉必先凿井，一井可灌溉棉田40亩。山西省蒲州和陕西省富平、澄城等地由于地形、地质不同，井水量大小不同，每井灌溉田地数量也不同。水车大井和一般大井每井可灌田20亩，橘橰井可灌六七亩，辘轳井可灌二三亩。

南方井灌较少，但利用山泉灌溉种稻却较普遍，闽、浙、两广、云贵、四川等地，随处都有蓄储涌泉或壅积谷泉的塘堰。山泉来自高处，便于引流灌溉，为了合理用水并减缓冲击，人们就在下流修筑塘堰加以蓄存，并用栅、闸以及瓦窦、阴沟等启闭宣泄，再随时引入田。

当田面高于山泉，除了筑堰壅水外，还用筒车来提水灌田。在山泉为叠岭涧壑所限时，则用竹筒、架槽来渡越，使山泉能从上而下，由近及远地使用，大大提高了泉水灌溉效益。北方各省也有引用泉水灌溉的，但总的面积不大。

在具体耕作技术的基础上，杨屾的《知本提纲·农则》概括出农业生产的一般耕作程序和一环套一环的原则：耕垦、栽种、耘锄、收获、园圃、粪壤、灌溉之次第，如果能一一详明，自然善于耕稼，产出倍增。这七项是《知本提纲》讨论耕稼的内容。

前四项为粮食作物生产的4个环节，园圃为农家不可偏废的生产项目，最后两者则为粮食作物和园圃生产共同应该注意的环节。并指出一个环节要紧扣另一个环节，对每一环节还提出了质量要求。对播种、田间管理、收获等也同样提出了要求。

掌握技术关键是农业生产中应予以重视的又一原则。当时的农学著作中辑载了不少农谚资料，提出了播种时期、前后作的关系、耕地深度、操作时间等问题，对实际生产有很大指导意义。

如说“小满花，不到家”，意思是棉花迟种则不收；“荞麦见豆，外甥见舅”，意思是去年种荞麦之地今年不宜种豆；还有“麦子犁深，一团皆根；小豆犁浅，不如不点”、“天旱锄田，雨潦浇园”等。

当时的农学家认为北方的生产技术关键是“粪多水勤”；南方则是“深耕”、“早种”等。

土壤耕作是农业生产首要的一个环节，《知本提纲》已有系统认识，指出前作物收获后，土壤板结，通气不良，经过耕耙和风化作用，板结状况可以改变；但“日烈风燥”，水分又损失过多，因之必须“雨泽井灌”补充水分，土壤经过这样的耕作使水、肥、气、热达到协调程度，才对作物生长有发育之功。

耕地技术在清代已达到相当完善的地步。北方旱地土壤耕作不论夏耕或秋耕都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耕作法，即浅、深、浅。

初耕宜浅，破皮掩草；次耕渐深，见泥除根；转耕勿动生土，频耖毋留纤草。

南方水田耕作技术的进展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深复耕。深耕在明、清时通常都在八九寸，不超过一尺。二是冻土晒垡。即将表土翻挖，熟化土壤。

清代农作物保持着传统的稻麦和杂粮等，自明代中期玉米、番薯等新作物引进后，对我国作物结构产生很大影响。玉米引进后，清代中、后期推广普及较快，到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基本上已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传播，尤其在云、贵、川、陕、两湖、皖、浙等省山区种植更为普遍，甚至在粮食作物中渐占主导地位。

番薯至道光年间已在各地普遍栽种，并逐渐成为我国的主要辅助粮食之一。明代引进的马铃薯在清代也被广泛种植。

清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新作物的引进与广泛传播，人口的繁衍，特别是进入18世纪以后，我国人口不断大幅度的增长，大大增加了对粮食的需求，因而也促进了清代多熟制的迅速发展。在当时，“一岁数收”具有提高单位面积年产量的积极意义。

18世纪中叶以后，我国北方除一年一熟的地区外，山东、河北、陕西的关中地区已经较为普遍的实行三年四熟或两年三熟制。南方长江流域一般一年两熟，再往南可以一年三熟。

自实行复种制，周年之内的种植和收获次数就有了增加，而从始用于蔬菜生产中的间作、套种等技术运用于大田生产后，“一岁数收”的多熟种植技术逐渐提高，农作制也相应地更加复杂化了。其中，套种是解决多熟种植的关键技术。

套种的原则，一是除主种作物外，套种作物应选择生长期比较短，相互间有亲和力的作物，经济作物和蔬菜都可以参加进去；二是通过套种争取多收，最主要的技术措施就是要多施肥料。此外，桑间、果间，通过间作、套种、复种等技术，也可增加种植和收获次数。

有的地区为了解决上、下两熟作物收获和播种季节上的矛盾，清代创造发明了几种特殊的栽培技术。这些技术至今在农村中仍有沿用的。

一是小麦移栽法。小麦人工移栽始于何时，尚无明确的文献可证。但到明末清初，对小麦育苗移栽的时间、方法等已有较详细的记述。有人认为农历八月初，先下麦种。张履祥在《补农书》中进一步指出：

中秋前下麦子于高地，获稻毕，移秧于田，使备秋气。虽遇霜雨妨场功，过小雪以种无伤。

《知本提纲》指出：麦苗等皆宜先栽后浇，如水中栽，就不发旺，每科栽亩十余根，行株距4寸左右，而且要纵横排直成行，以便中耕、壅根、除草和通风透光，这样就能“苗盛而所获必多”。

小麦移栽不仅可以克服晚稻晚收和冬麦早播季节上的矛盾，而且可以减轻或避免虫害、节省种子和使茎秆粗壮不易倒伏。二是冬月种谷法。此法是针对秋季因某些原因而错过种麦时期所采取的一种补救方法，使农民在麦季无收的情况下仍可以收到早谷子。河南有些地方农民冬月种谷的方法是，于冬至或冬至前一天直接把谷种播入田中，结果和在瓮内埋入土中处理14天没有差别。

北方旱地抢墒播种。我国北方旱地由于春旱或秋旱影响而不能及时整地下种。针对这种不利自然条件，农民创造和积累了不少抢墒播种和抗旱播种的经验。清代农书中记载的方法有：趁墒种麦；抢墒种豆，留茬肥田；晚谷播种；干土寄子。

趁墒种麦的方法，即在秋茬地上种麦，如果有秋旱趋势，必须抢墒下种等雨，不能等雨再种。

抢墒种豆，留茬肥田的方法，即在小麦收割后，于麦茬行间开沟种豆，这样既可利用麦茬护苗，又可利用残茬肥田。此书还提出且割麦且种豆的办法。

干土寄子抗旱播种法也是农书中提出的。北方旱地夏收夏种季节，如雨水不及时，可采取抗旱保墒的措施以适时播种。种晚谷播种办法是，在麦收后浅耕灭茬，即先耪一遍，然后骑垄种之，但断不可耕垄，以免耕后跑墒。

干土寄子办法是，实在无雨，将前墒过之地，或用耧，或用撒，干种在地内候雨。干土寄子法的优点在于比雨后才播种的出苗要早。

清代对通过施肥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认识更深刻了，如《知本提纲》提出了“垦田莫若粪田”之说。

施肥经验进一步丰富的表现，一是积肥方面，要多施肥就必须多积肥，肥料种类和来源比以前增加和扩大了许多。《知本提纲》将它们分为10类，称为“酿造十法”，也就是积肥的10种方法：

曰人粪、曰牲畜粪、曰草粪、曰火粪、曰泥粪、曰骨蛤灰粪、曰苗粪、曰渣粪、曰黑豆粪、曰皮毛粪。

并分别记述了积制方法和效果。就农家粪肥而言，这10大类已是无所不包了。

还有对肥效的体验进一步加深。《知本提纲》在介绍“酿造十法”中对粪肥等级所表达的方式：一种是用“可肥美”，“可肥田”，“可强盛”的词语；另一种是“一等粪”，“肥盛于诸粪”，“最能肥田”，“更胜于油渣”，“沃田极美”等字句，也反映出农民体会到这些肥料在肥效上有差别。只有肥料种类增多，人们在使用中通过比较试验，才会体会到它们的肥效不同。

在施肥技术上，清以前对施肥的时间、不同土壤应施哪些不同的肥料以及哪种作物最需要哪类肥料，即所谓施肥中的“三宜”问题已有所论述，但到清代通过《知本提纲》一书的总结，使人们对施肥“三宜”的认识就更为明确系统了。

所谓“时宜者，寒热不同，各应其候”，即在不同时期，施用种类不同的肥料；所谓“土宜者，气脉不一，美恶不同，随土用粪，如因病下药”，就是说对不同的土壤，施用不同的肥料，以达到改良土壤的目的；所谓“物宜者，物性不齐，当随其情”，即对不同作物施以适合的粪肥。

清代对作物虫害的防治比较重视，认识到害虫不是神虫，而是“凶荒之媒，饥馑之由”，必须消灭之。在虫害防治技术上，也汇集前人经验并加以发展：

首先是人工防治。如蝗蝻、豆虫、虸蚄之类用人工加以捕打，或用炬火驱逐。

其次是药物防治。清时采用的灭虫药有砒霜、烟草水、青鱼头粉、柏油、芥子末等。蒲松龄的《农桑经》记载说种谷“用信乾”，“信乾”就是用砒霜和谷子煮透晒干制成的毒饵。

再次是农业防治。比如耕翻冬沤，调节田间温湿度，轮作换茬，合理间作，种子处理，选育抗虫品种，调节播植时间，中耕除草等。

最后是生物防治。岭南地区用蚁防治柑橘害虫，当地人把大蚁连窠采归饲养，果农则向养蚁人买来放养于柑橘、柠檬等果树上。

果农们还创造了在树与树之间用藤竹、绳索沟通引渡，以便大蚁在各树之间交通往来的方法。此外，四川临江的果农也买蚁防治柑橘害虫。

作物病害，到清代逐渐被人们所注意，农书中有关记载多了起来，如祁寯藻《马首农言》中就有“五谷病”一章。

用药物治病，直到清末的冯绣《区田试种实验图说》中才介绍了“用雪水、盐水浸种”和“用黑矾当做肥田料”以防治霉病之法。

清代记载涉及植树造林材料的书约有40种左右。这些著作反映了当时的植树造林技术，不过其中大部分是关于果树的，一般林木仅有片断零星的记述，但由此也可窥见其概貌。

一是育苗造林。首先必须采收成熟树种。成熟的种子，含水量较低，贮藏不易发热腐烂。成熟种子用来育苗发芽率较高。什么树的种子，何时成熟而应该采种，清代人们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二是转垛法造林。于霜降后到春初树木尚未发芽前，在根旁又宽又深地将土挖开，再从树根侧面斜伸下去截断主根，保留四周侧根，刨成一个圆形的根盘；然后在掘开处仍把土盖上筑实。

不太大的树掘断主根一年后即可移栽，很大的树要经过3年。每年掘树根的一面，最后把树起出，用稻草绳捆扎根盘，以固定泥土。

此时暂勿移动，掘土处仍用松土填满，并用肥水浇灌，待至明年二月，运到预定地点栽种。这种方法因准备工作经过时间长，操作又十分细致，因而树木移植后成活率就比较高。

三是插条造林。这一方法无须培育种苗，方法简单易行。扦插的插穗，在清以前的农书中一般都说在早春季节采取插穗。但清代有的农学家认为初冬时枝条中含有养分比较充足，我国是世界上生产柞蚕茧最多的国家，也是人工放养柞蚕最早的国家。明末清初，我国的柞蚕放养技术已逐步进入成熟的阶段，但到乾隆初年才有论述放养柞蚕技术的专书问世。根据清代一些著作来看，柞蚕的放养有两种：一是放养春蚕；一是放养秋蚕，两者放养法基本上近似。

春蚕的放养，首先是选择种茧，选出优茧作为种茧，并按雄雌为100与110或120之比穿成茧串，送温室进行暖茧。“暖茧”系为促使种茧适时羽化而采取的措施。

在暖茧的三四十天里，什么阶段应升温，什么时间温度应保持平稳，又要随着自然气温的变化而调节。这是柞蚕放养技术上的一大进步。因为暖茧工作必须有丰富经验，所以清代有些蚕农以暖茧为职业，开设“烘房”和“蛾房”。

关于放养蚁蚕采用“河滩养蚁法”，清代中叶以前就有了。其法是在“活水河边”沙滩上开挖浅水沟，把从柞树上摘下的嫩柞枝密插沟内，用沙培壅，这样柞枝几天内不致蔫萎。然后将蚁蚕引上柞枝。

“剪移”是放养柞蚕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即蚕儿将柞叶吃到一定程度时，或因叶质老硬，蚕儿厌食时，把柞枝连蚕剪下，转移到另一柞场的柞枝上去。

从蚁蚕上树到结茧，一般要移蚕六七次。蚕儿渐老熟，开始移入窝茧场。采收的春茧准备作种用的，经挑选后，穿成茧串，挂在透风凉爽而日光直射不到之处，以待制种，放养秋蚕。

蚕农在实践中认识到蚕病是要传染的，所以特别强调蛾筐等工具每年都须用新制的。他们又发现改善蚕儿生活条件，可以减少蚕病的发生，所以特别注意保种、保卵和加强饲养管理。对危害柞蚕的虫蚁，采用人工捕杀和用红矾、白砒等做成毒饵诱杀。为了驱散或捕杀为害柞蚕的鸟兽，蚕农们还创造了一些捕杀工具，如霹、机竿、排套、网罩、鸟枪、鸟铳等。总之，放养期间，蚕农们十分辛苦。

清代的农书约有100多部，尤以康熙、雍正两朝为繁盛。大型综合性农书仅有一部《授时通考》，是1737年由乾隆帝召集一班文人编纂的。全书规模比《农政全书》稍小。因是皇帝敕撰的官书，各省大都有复刻，流传很广，国际上也颇有声名。

《授时通考》全书布局，依次分为：天时、土宜、谷种、功作、劝课、蓄聚、农余、蚕桑八门。该书把天时、地利的因素和“劝课”提到了空前高度，成为主题所在，而生产技术知识却退列附从地位。

全书引用的书籍总数达到427种，远远超过了《农政全书》，但作为农书的意义来说，没有作者的亲身体会，没有什么特殊的新材料。

从清初到道光时，专门讨论一个小地区农业生产特点和技术，而由私人著作的小型农书出现不少。如专论河北省泽地农业的吴邦庆的《泽农要录》、山西祁寯藻的《马首农言》、陕西杨屾的《知本提纲》和《修齐直指》等，都是根据地区需要和特点写成的，在当地有较大的生产指导意义。

清中叶以前曾出现了多种专论某种作物、蚕桑或兽医的专业农书，其中有《棉花图》、《金薯传习录》、《养耕集》、《抱犊集》等。

花谱、果谱的种类更多，比较有名的两种花谱，一是《秘传花镜》，一般称之为《花镜》，流传较广，作者陈淏子。

全书共分花历新栽、课花18法、花木类考3个主要部分。书中内容有不少是作者自己的心得和询问得来的经验，甚至有“树艺经验良法，非徒采纸上陈言”的第一手记录。

1708年，康熙帝下令组织一班大臣将明代《二如亭群芳谱》改编成为100卷的《广群芳谱》。这部书内容庞杂，体裁也有所改进，但农业生产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