佃农风行

从五代十国至元代是我国历史上的近古时期。这一时期的农业特点，是以生产为中心，带动农艺及各种农产品加工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并不断提高生产的效率。

这一时期农业的主流仍然是传统的精耕细作，但各地区各民族发展不均衡，呈现出以种植为主的农区与以游牧为主的牧区同时并存、农林牧副渔商诸业共同发展的态势。

而各王朝旨在发展生产的土地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近古时期农业和经济的发展。

宋代农业经济与土地制度

宋朝的建立，结束了长期的战乱，百姓休养生息，人口增长很快，两宋时期的农业经济取得了较快的发展。

宋代扩大了耕种的土地，创制了不少高效农具，还大力发展栽培技术，这些都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并由此带动了林业、牧业、渔业及农村副业的发展。

这一时期的土地制度是授田和限田，旨在遏制大地主籍没和购买大量土地。

宋代农业的发展趋势超过了以往。宋代注重对农业土地的合理使用。王安石变法推行农田水利法，实行淤田法，在黄河中下游推行淤灌，颇有成就，规模空前，放淤的范围遍及陕、晋、豫、冀。

《宋会要辑稿》记载了当时开封境内淤灌后，每年增产几百万石。由此可见，宋代淤灌的效果相当显著。

宋代由于人口增加很快，平旷的土地不够用，除了用淤田法扩田外，还开垦山、泽地进行耕种。土地利用范围扩大，主要表现有与山争地的梯田和与水争地的圩田和围田。

梯田是经人工蹬削而成，采用等高线法进行耕种，将作物在沿山横向的等高线种植一二条，苗出以后就可耘锄。后来发展到多条等高线种植，造成山坡层叠的梯田，既方便锄草，又便于蓄水。宋代梯田分布很广，在川、粤、赣、浙、闽等地都有。

圩田是在低洼多水的地区筑堤，防止外围的水浸入的稻田，在宋代发展很迅速，是当时人们与水争田的主要方式。有围田、沙田、涂田等多种形式。

围田就是筑土作堤，捍御外水侵入，并设置圩岸沟河闸门，平时可以蓄水，涝时开闸排出圩内的水，旱时开闸引入外面的水灌溉。这样就能做到排灌两便，旱涝保收。

沙田则是利用长在河畔出没无常的沙淤地来工作。涂田是海边潮水泛滥淤积泥沙生长碱草，由于年深日久形成大小不一的地块。

宋代新农具大量涌现，农具应用专门化，不同作物使用不同的农具，如割荞麦用推镰，割麦用麦绰、麦钐，割水稻用钹等。

而且从利用人畜力为动力发展到利用水力，由水磨、水碾、水锥进而发展到翻车式龙骨车、筒车等，利用水力运转以输水灌田。这对我国一年二熟农作制的改革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南宋时翻车式龙骨车及筒车在江南一带应用很普遍。翻车式龙骨车就是翻车，又称踏车，是由连串的活节木装入木槽中，上面附以横轴，利用人力踏转或利用牛力旋转，也有利用水力旋转者，活节木板连环旋转，沟溪河川的水随木板导入田中。它起水快，搬运方便。随地可用，深受南宋农民重视。

北宋时人应用水磨、水碾，利用水力运转的原理，创造了自转水轮的简单装置，吸水、运水、覆水都用一轮。到南宋时为提高其载水量，用若干竹筒系在轮上，增加输灌水量，这时才有筒车的名称。元代进一步发展为上轮、下轮，可适用于田高岸深或田在山上的情况。

筒车，在岸上立一转轮为上轮，在河中立一转轮为下轮，两轮间用筒索连起来，筒索装许多竹筒或木筒，水流激动转轮，轮上的筒就依次载水注入岸上的田里。覆水后空筒复下依次载水而上，循环不止。

宋代农具在改进中，为提高效率，根据不同的作物创造出许多新的类型，以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整地农具有踏犁、铡刀和耥。《宋会要辑稿》中说踏犁可代牛耕之功半，比镬耕之功则倍。宋代因缺少牛，曾多次推广过踏犁。铡刀又称裂刀，宋代用它开荒。其形如短镰，刀背特厚，一般装在小犁上，在犁前割去芦苇、荆棘，再行垦耕；或将它装在犁辕的头上向里的一边，先割芦苇，再行垦耕。

此外还有耥、秧马、耧斗、耧锄、推镰等。耥是金代为适应东北垄作特点而创制的，能分土起垄和中耕。

秧马是用来拔秧的农具，可以减轻劳动强度。苏轼曾在《秧马歌》及序中记叙人骑在小船似的秧马上，两脚在泥中撑行滑动的情景。

耧斗是施肥工具，耧斗后置筛过的细粪和拌蚕沙，用耧播种时随种而下覆于种上，同时还有施肥的功效。

耧锄是北方沿海地区出现的畜力中耕器，形如木屐，长1尺余，宽3寸，下列推列铁钉20多枚，背上装一长竹柄，可用手持着在稻苗行间来往松土、除草。

推镰用来收割荞麦，是当时的新创，推镰是在顶端分叉的长柄上装上2尺长横木，两端又装一小轮，两轮间装一具半月形向前的利镰，横木左右各装一根斜向的蛾眉杖，可以聚割下的麦子，用大力推行，割下的麦子倒地成行，工效较高。

宋代在土壤肥料理论和技术方面有着重大的突破。以陈旉为代表的农学家提出了地力常新论，扩大了肥源，改进了积肥方式，出现了保肥设备，提高施肥技术。

两宋时期旱地耕种技术的提高主要表现在犁深、耙细、提出秋耕为主，以及套翻法的创始等方面。浅耕灭茬和细致耕耙，可以保墒防旱，提高耕作的质量；随耕随耢，就能减少耕种过程和土壤水分损耗；反复耙耢，能使土壤表层形成一个疏松的覆被层，减少水分的气态扩散；强调秋耕为主，有利于大量接纳秋雨，蓄水保墒等。

由于两宋时经济重点转向南方，南方水田地区施行一年二熟栽培，不但能杂植北方的粟、麦、黍、豆，而且引入新作物的产品的制造技术，并发展了南方原产作物的栽培技术。

当时南方经济作物发展极为迅速，茶、蔗、棉栽培扩大。茶、蔗、棉都实行直播，而茶多种在丘陵地、倾斜地，不做畦，采用穴播丛植法。蔗、棉要做畦，不需移栽。

当时国内外大量需求蚕丝制品，丝出于蚕，蚕依于桑，而桑的生苗生产需3年，这就出现了营养繁殖快速成苗的方法。以前的压条法得到更进一步的充实，并创造了插条法、埋条法。

压条法就是将植物枝条压入土中，使土中的部分产生不定根，然后将它从母株切断独立成株，优点在于切断前，压条能接受母株营养，易于成活。

插条法则是将植物斫下的枝条插入土中，使它入土的部分不定根自行生长。

埋条法是将树的干或其萌条留其树身或条身有芽的埋入预置的坑内，一方面使其根系发育，另一方面使其身不出土，但周围的芽成长成条。

南宋时盛行桑的嫁接，技术水平已相当高。另外，湖桑是南宋时由鲁桑南移到杭嘉湖地区，通过人工和自然选择，高产优质。它的出现是蚕桑业的一件大事。

宋代的蔬菜、花卉、果树也已成为农业的重要行业，不仅表现在种类增加和优良品种不断大量涌现，栽培技术也有很大发展。

宋代蔬菜种类增加不少。据《梦粱录》记载，南京杭州就有蔬菜30多种，丝瓜最早记载于宋《老学庵笔记》，菠菜在宋已发展为主要蔬菜之一，而南宋时白菜品种多，品质好。

蔬菜的栽培技术也有不少发展。最早见于宋元间《务本新书》，其中谈到茄子开花，削去枝叶，再长晚茄，就是用整枝打叶来控制生长发育，可使之分批结果而增产。

花卉的发展也是空前的，北宋首都汴梁、南宋首都临安都有花市，洛阳和成都的牡丹、扬州的芍药都是当时的名产。

果树的佳种在宋代大量出现，据宋韩彦直《橘录》记载，仅温州一地就有橘14种，柑8种，橙5种，并对它们一一作了详细的性状描述。

宋蔡襄的《荔枝谱》中记载福州荔枝有32个品种。《梦粱录》记载了当时杭州的柿子就有方顶、牛心等10多个良种。这说明宋代果树已出现大量良种。

果树的栽培技术有嫁接、脱果、除立根、套袋等。脱果法是一种无性繁殖方法。据宋温革《分门琐碎录》介绍，农历八月用牛粪拌土包在结果枝条像宏膝状的弯转处，状如大碗，用纸袋包裹，麻皮绕扎，任其结实。到第二年秋开仓检视，如已生根就截下再埋土中使其持长。这在当时是重大创造。

两宋时期，由于江南经济的发展，人口增殖，在木材、役畜、淡水养鱼、农产加工等方面的需求进一步增加，促进了林、牧、渔等副业技术的改进和提高。

南宋的林业生产、造林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是借鉴了农业的许多生产技术创造出来的，造林、树木移栽的方向、时期和方法，苗圃育苗及嫁接法等。

在我国古代，耕牛一直作为主要的动力。因此耕牛饲养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农田的开垦数量和耕种及产量的增加。如果耕牛病弱或死亡，将极大地影响农业生产。因此，宋代从耕牛的卫生、饲养、使用、保健、医疗几方面进行改进，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宋时浙东多凿池塘养鱼，投放的鱼苗不到3年就能长到尺余长。宋代还发展了多种鱼混养的技术。周密在《癸亥杂识》中就曾记叙，浙江渔民春季从江州鱼苗贩子处买来鱼苗，放入池中饲养。

按池搪的大小环境，放入一定数目的青、草、鲢、鳙鱼苗进行混合饲养，综合利用天然水体中的天然食料，并按鱼苗的生长期分期予以不同种类的饵料，至第二年养成商品鱼出售。当时人们对草鱼食草、青鱼食螺已有认识。

两宋时期农村的副业生产主要有养蚕、猪、牛、羊、养蜂等。在农产原料加工方面的，如做豆豉、做酒、做醋等，还有就是纺织原料加工，有缫丝、剥麻、纺织原棉等。

宋代的航海业、造船业成绩突出，海外贸易发达，和南太平洋、中东、非洲、欧洲等地区50多个国家通商。在土地制度方面，宋代以国家“授田”为主要形式。这是古代专制社会中生产关系的一次调整。

北宋统一全国后，鉴于当时有很多土地弃耕撂荒，急望人们垦田务农，以求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宋太宗根据太常博士陈靖的建议，实行“授田”。

据《宋史·食货志》记载：

田制为三品：以膏腴而无水旱之患者为上品；虽沃壤而有水旱之患者，确瘠而无水旱之患者为中品；既确瘠而又水旱者为下品。

上田，人授百亩；中田，百五十亩；下田，二百亩。五年后收其租，亦只计百亩，十收其三。一家有三丁者，请加授田如丁数。

五丁者从三丁之制，七丁者给五丁，十本者给七丁，至十十、三十丁者，以十本为限，若宽乡田多，即委农官裁度以赋之。

这就是宋太宗时期颁布的“计丁授田”政策。

由于两宋的大地主多系皇族、贵戚、达官、显贵、富商、巨贾、地主、豪强，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具有优越地位，他们获取土地的方式有官府的赏赐和赠与、巧取豪夺和购买兼并。

为了限制土地兼并，宋仁宗时曾下诏“限田”：公卿以下不得过30顷，衙前将吏应服役者，不得过15顷，而且限于一州之内，否则，以违律论。

宋代时期的农业，有几个主要特点。一是高效。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功效较高的农具，如中耕用的耘荡和耧锄，收刈用的推镰和麦钐、麦绰、麦笼，灌溉用的翻车和筒车等，这些工具中，不少应用了轮轴或齿轮作为传动装置，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二是省力。这是指减轻劳动强度或起劳动保护作用的农具，如稻田中耕所用的耘荡、秧马、耘爪等。

三是专用。这就是分工更为精细，更为专门化。以犁铧而论，有镵与铧之分，“镵狭而厚、唯可正用，铧阔而薄，翻覆可使”，故“开垦生地宜用镵，翻转熟地宜用铧”，“盖镵开生地着力易，铧耕熟地见功多。北方多用铧，南方皆多用镵”。王祯《农书》把镵与铧的特点、适用范围说得很清楚。

四是完善。如在犁辕与犁盘间使用了挂钩，使唐代已出现的曲辕犁进一步完善化。又如在耧车的耧斗后加上盛细粪或蚕沙的装置，可使播种与施肥同时完成，即所谓下粪耧种。

五是配套。北方旱作农具，魏晋南北朝时期已基本配套，此时进一步完善。南方水田耕作农具，唐代已有犁、耙、碌碡和礰礋，宋代又加入了耖、铁搭、平板、田荡等，就形成了完整的系列。此外，还有用于育秧移栽的秧绳、秧弹、秧马，用于水田中的耘荡、拐子，用于排灌的翻车、筒车、戽斗等，南方水田农具至此亦已完整配套。我国传统农具发展至此，已臻于成熟阶段。

在传统农具日益完备的同时，人们还在动力上作文章，以应付各种自然灾害带来的不测。自春秋战国时期发明“牛耕”以来，牛就成了农民的宝贝，同时也与上层统治者有着密切的关系。于是，人们在积极保护耕牛的同时，同时又积极研制一些在缺乏耕牛的情况下仍然能够进行耕作的农具，如唐代王方翼发明的“人耕之法”，宋代推广的踏犁和唐宋以后开始流行的铁搭等。

元代农业经济的全面发展

蒙古族首领忽必烈于1271年建立元朝，定都于大都。元代推行了许多重视农业的措施，推动了农业经济的全面发展。

元代农业的发展，表现在生产工具的改进、生产技术的提高和农产品产量的增加等方面。此外，手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也有相应的发展。

元代的土地制度，根据当时政府法令的规定，主要为官田、民田和屯田三种。屯田的设置和当时的军事、财政密切相结合，也和当时的移民政策或民族政策有密切的联系。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设立管理农业的机构司农司，指导、督促各地的农业生产，推广先进生产技术，保护劳动力和耕地，兴修水利等，使元代前期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

元政府加强了农业技术的总结和普及工作，管理农业的机构司农司编辑的《农桑辑要》，是我国古代政府编行最早的、指导全国农业生产的综合性农书。

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是我国月令体农书中最古的一部，王祯的《农书》是我国第一部对全国农业进行系统研究的农书。

宋真宗时推行的占城稻在元代时已经推广到全国各地。农业生产继续发展，1329年，南粮北运多达350多万石，这说明粮食生产的丰富。

元代前期，经济作物也有较大发展，茶叶、棉花与甘蔗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江南地区早在南宋时已盛产棉花，北方陕甘一带又从西域传来了新的棉种。

1289年，元政府设置了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等省木棉提举司，年征木棉布10万匹。1296年复定江南夏税折征木棉等物，反映出棉花种植的普遍及棉纺织业的发达。

元代水利设施以华中、华南地区比较发达。元初曾设立了都水监和河渠司，专掌水利，逐步修复了前代的水利工程。陕西三白渠工程到元代后期仍可溉田7万余顷。所修复的浙江海塘，也对保护农业生产也起了较大作用。

元代农业技术继承宋朝，南方人民曾采用了圩田、柜田、架田、涂田、沙田、梯田等扩大耕地的种植方法，对于生产工具又有改进。

元代的农具，在王祯的《农书》中有不少详细的叙述。比如翻土农具镫锄、浙碓、耘杷、跖铧，水田中除草松泥的农具耘荡，除草和松土用的耘爪，插秧和拔秧的工具秧马，收麦工具麦钐刀、麦绰、麦笼等。

元代的畜牧政策以开辟牧场，扩大牲畜的牧养繁殖为主，尤其是繁殖生息马群。元代完善了养马的管理，设立太仆寺、尚乘寺、群牧都转运司和买马制度等制度。

元朝在全国设立了14个官马道，所有水草丰美的地方都用来牧放马群，自上都、大都以及折连怯呆儿，周围万里，无非牧地。

元代牧场广阔，西抵流沙，北际沙漠，东及辽海，凡属地气高寒，水甘草美，无非牧养之地。当时，大漠南北和西南地区的优良牧场，庐帐而居，随水草畜牧。江南和辽东诸处亦散满了牧场。

内地各郡县亦有牧场。除作为官田者以外，这些牧场的部分地段往往由夺取民田而得。

牧场分为官牧场与私人牧场。官牧场是12世纪形成的大畜群所有制的高度发展形态，也是蒙古大汗和各级贵族的财产。

大汗和贵族们通过战争掠夺，对所属牧民征收贡赋，收买和没收所谓无主牲畜等方式进行大规模的畜牧业生产。元代诸王分地都有王府的私有牧场。元世祖时，东平布衣赵天麟在《太平金镜策》说：

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

可见，当时蒙古贵族的私人牧场所占面积之大。岭北行省作为元代皇室的祖宗根本之地，为了维护诸王、贵族的利益和保持国族的强盛，元政府对这个地区给予了特别的关注。畜牧业是岭北行省的主要经济生产部门，遇有自然灾害发生，元代就从中原调拨大量粮食、布帛进行赈济，或赐银、钞，或购买羊马分给灾民；其灾民，也常由元廷发给资粮，遣送回居本部。

元代手工业生产也有些进步，丝织业的发展以南方为主，长江下游的绢，在产量上居于首位，超过了黄河流域。

元代的加金丝织物称为“织金锦”，当时的织金锦包括两大类：一类是用片金法织成的，用这种方法织成的金锦，金光夺目。另一类是用圆金法织成的，牢固耐用，但其金光色彩比较暗淡。

棉纺织业到宋末元初起了变化，棉花由西北和东南两路迅速传入长江中下游平原和关中平原。加上元代在5个省区设置了木棉提举司，每岁可生产木棉10万匹，可见长江流域的棉布产量已相当可观。

在棉纺织技术方面，由于当时工具简陋，技术低下，成品尚比较粗糙。1295年前后，妇女黄道婆把海南岛黎族的纺织技术带到松江府的乌泥泾，提升了纺织技术，被尊称为“黄娘娘”。

元代的瓷器在宋代的基础上又有进步，著名的青花瓷就是元代的新产品。青花瓷器，造型优美，色彩清新，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元代透过专卖政策控制盐、酒、茶、农具、竹木等一切日用必需品的贸易，但元代幅员广阔，交通发达，所以往往鼓励对外贸易政策，因而对外贸易颇为繁盛。

元代土地，大致可分为屯田、官田、寺观田和民田四大类。屯田和官田都是国有土地，统称“系官田”；寺观田和民田为私有土地。“系官田”的显著增多是元代土地制度上的一个重要特色。

屯田，实际上就是由封建政府直接组织农业生产，元代屯田十分发达，其规模之大，屯田的方式，主要有军屯和民屯两种。军屯是元代最重要的屯田方式，其类型有二，一是镇戍边疆和内地的军队屯种自给，二是设置专业的屯田军从事屯种。

这是元代军屯不同于以往历代军屯的显著特点。屯田军户，主要来源于汉军和新附军，他们专事屯种以供军食，一般情况下不任征戍。在元代统一之前，专业的屯田军便已出现。

民屯是组织民户进行屯种，其组织形式带有浓厚军事性质。从事民屯的人户另立户籍，称“屯田户”。内地屯田户，或来源于强制签充，或来源于招募。

边疆屯田户，则主要通过迁徙内地无田农民而来。屯田户的生产资料，如土地、牛种、农具等，或由政府供给，或自备。民屯的分布范围也很广泛，规模亦大。

元代屯田的管理，分属枢密院和中书省两大系统。军屯总隶枢密院，分隶各卫、万户府和宣慰司，各卫和万户府之下设立专门的屯田千户所和百户所以管屯种。

民屯总隶中书省，分隶司农司、宣徽院及各行省，具体管理由所在地的路、府、州、县，或由专门设立的屯田总管府、屯田署等。

元代大规模实行屯田，促进了荒地的垦辟，扩大了可耕地面积，对边疆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尤为有利。

元代官田，是指屯田以外所有的国有土地。元代官田的数量颇为庞大，超过了前代。官田种类不一，主要有一般官田、赐田、职田和学田四大类。

一般官田，即封建国家直接占有的官田。元代的一般官田主要分布在江南地区，元政府在这一地区设置了江淮等处财赋都总管府，江浙等处财赋都总管府以及多种名目的提举司，专责管理官田事务。

元政府在逐渐扩大官田的同时，不断地将官田赏赐给贵族、官僚和寺院，这便是“赐田”。元代赐田之举十分频繁，赐田的数量也很大，动辄以百顷、千顷计。元代赐田，是元代土地制度中较为突出的现象。

职田即官员的俸禄田。元代职田只分拨给路、府、州、县官员及按察司、运司、盐司官员，其他官员则只支俸钞和禄米，不给职田。官员职田的多寡，随品秩高下而定。

1266年，元政府定各路、府、州、县官员职田：“上路达鲁花赤、总管职田16顷，同知8顷，治中6顷，府判5顷；下路达鲁花赤、总管14顷，同知7顷，府判5顷；散府达鲁花赤、知府12顷，同知6顷，府判4顷；中州达鲁花赤、知州6顷，州判3顷；警巡院达鲁花赤、警史5顷，警副4顷，警判3顷；录事司达鲁花赤、录事3顷，录判2顷；县达鲁花赤、县尹4顷，县丞3顷，主簿3顷，县尉2顷。

政府规定的诸官员的职田数，只是一个给付标准，实际上，官员违制多取职田和职田给付不足额，甚至完全未曾给付的情况都是存在的。职田的收入归现任官员所有，官员离任须将职田移交给下任。

学田，即官办各类学校所占有的土地。元代在中央设置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在路府州县设置儒学、蒙古字学、医学、阴阳学等。

此外，各地还有大量的书院。除国子学没有学田外，上述其他学校都占有数量不等的土地，其中各地儒学是学田的主要占有者。

上述元代各类官田，基本上都采用租佃制的生产形式。大多数情况是出租给贫苦农民耕种，但元代一般官田和学田中包佃制兴盛，是这些土地上封建租佃关系继续保持其发展趋势的一种反映。

元代寺观土地名义上属于封建国家所有，但除去政府拨赐的土地外，寺观从前代继承来的土地及通过各种途径续占的土地，其所有权都在寺观，新增田土还要向政府纳税，所以，寺观土地一部分是私有土地。元代尊崇宗教，随着佛道二教社会地位上升，寺观的土地占有也显著扩张，尤其所谓“佛门子弟”更充当了土地兼并的突出角色。

许多寺观，在前代便占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入元后这些土地仍归其所有，并受到元政府的保护。元政府又把大量官田拨赐给一部分著名寺观，动辄数万甚至十数万顷，急剧扩增了寺观的土地占有。

寺观土地基本上采用租佃制进行生产，寺观佃户的数量很大。一般寺观的田地都分设田庄，派庄主、甲干、监收等管理佃户和收取田租。元代民田，包括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占有的土地，地主土地所有制在民田中占有绝对支配地位。金和南宋时期，大地主土地所有制已经充分发展，入元以后地主的土地兼并活动并未受到遏止，且有变本加厉之势。

由于地主占据了绝大部分土地，元代自耕农、半自耕农的人数甚少，所占土地亦十分有限。大部分农民没有土地，或只占有极少的土地，因而成了封建国家和各类地主的佃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