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亚当·斯密的经济学

在1971年出版的《一般竞争分析》这本非常成功的经济学教科书的开头，作者肯尼斯·阿罗和弗兰克·哈恩 [1] 这样评价亚当·斯密的重要性：

从亚当·斯密到现在，已经有一大批经济学家试图证明，以自我利益为动机、以价格信号为指导的去中心化的经济模式可以带来协调的经济资源配置。我们已经明确，这种模式比其他可能的资源配置模式更好……

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是对最基本的经济平衡关系的一种诗意表达……但斯密也觉察到了一般均衡理论的重要含义……因此可以认为，斯密是一般均衡理论的创造者，尽管他在这方面论述的连贯性和一致性可能会受到质疑。

这种说法很有分寸，措辞克制，也不完全学术化。但它的含义很直白：亚当·斯密是第一个提出这一观点的人，即在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个人追求自我利益可以在不同类型的市场中发挥作用，从而产生更高的经济效益。虽然斯密说得有些模糊，没有直接这样表述，但是我们仍要赞美他的天才。

这个观点在过去和现在都可以说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核心见解。但对《一般性竞争分析》的主要作者，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的肯尼斯·阿罗来说，认定经济学起源于亚当·斯密还有另一个更私人的原因。1954年，阿罗与杰出的法国数理经济学家热拉尔·德布勒一起完成了对一般均衡理论存在性的证明，这个理论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学的点金石。同时期的莱昂内尔·麦肯齐也完成了类似的工作。他们通过严格的数学方法证明了在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中可以存在一般均衡：即存在一组或者多组价格，在此价格水平上，市场上所有的供求数量将同时相等。

换句话说，严格的数学方法证明了在无数的、混乱的经济决定中，买入、卖出、投资、储蓄或者消费，总是不经意间产生了经济秩序。而宏观秩序的实现源于每个人都追求自我利益的魔力，或者用行话说，“根据一组给定的偏好，使效用最大化”。十分简单地，人们基于已知的价格和自己的偏好进行买卖，在没有总协调者、监督者、监管者、中央计划者或者一个指导组织的情况下，就可以产生一个大规模的协调结果。事实上，自我利益的运作使混乱让步于秩序，它的运作方式既创造了最大的效率，又在一定意义上创造了最大的公共福利，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经济能使身处其中的人的效用或利益最大化。达到这样的状态——没有人能够在不使别人变得更坏的情况下变得更好，这种状态被称为帕累托最优，由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提出。根据这一观点，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不仅创造了最大的总体效率，也创造了最大的总体效用。

这一发现让那些自由放任的追捧者感到兴奋。他们认为这一发现为不受干预的理想市场提供了佐证，至少是一个关键的警告。但矛盾的是，阿罗和德布勒的证明也激励了潜在的干预主义者，因为人们发现，帕累托最优原则上与各种不同的分配途径都是相容的，通过在个人之间进行一次性转移支付，然后允许他们自由交易，也可以达到一般均衡点。这些发现被称为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至今仍然是非凡的理论成就。

1954年的相关论证奠定了一般均衡理论的地位，这是现代经济学的里程碑之一。于是，阿罗与德布勒的合作研究以及《一般竞争分析》的陈述，使《国富论》的关键论点在数学上拥有了令人信服的现代式的解决方法，这些成就使两人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不过麦肯齐并没有获得诺贝尔奖。阿罗和哈恩的读者看完书后也许会认为，亚当·斯密的天才并不在于《国富论》或《道德情操论》或其他著作说了什么，而在于他确定了一条思想路线，预见了阿罗的一般均衡理论。他们认为，斯密的工作并不十分连贯或一致，但他仍可以被认为是一般均衡理论的创造者之一。

然而，有一个小问题，阿罗和哈恩所著的伟大教科书对亚当·斯密的解读有很大的误导性。他们引用斯密的名字显然是为了使一般均衡理论具有背景和历史上的合法性，这表示阿罗和德布勒的著作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斯密思想的顶峰，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的论证工作无疑是经济学的一个里程碑，但斯密本人提出的讨论范围实际上更广阔，而且在许多方面也更有趣。

“严格界定的问题，预先选择的假设”

让我们快进30年。20世纪80年代末，弗农·史密斯和一群雄心勃勃的年轻经济学家在一所不太知名的美国大学里从事一个在许多年长的同事看来既无关紧要又具有颠覆性的项目：在实验室条件下，或者尽可能接近实验室条件的模拟环境下，测试主流经济学的许多关键假设是否真实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实验的形式多种多样，包括“信任博弈”“最后通牒博弈”和“独裁者博弈”，以及一系列其他形式。

实验者的发现令人费解。根据标准的主流观点，个人行为被定义为“理性经济人”，即一个纯粹自利的效用最大化者。这个观点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经济理性的典范，也是一般均衡理论的核心，实际上也是整个现代经济学的核心。由于经济学倾向于解释所有人类行为，在这个程度上，它可以被认为是理性的最终答案。然而，弗农·史密斯和他的同僚们却发现，这一假设并不能解释人们在实验室条件下的实际行为，这项研究成果后来帮助他和丹尼尔·卡尼曼一起赢得了诺贝尔奖。例如，按照理性经济人理论，匿名的陌生人在只进行一次互动，没有历史参考也没有未来期望的情况下，应该做出完全自利的选择。由于只有一次互动，又不可能有互惠的利益，如果他们选择获得最大回报，即使对方因此利益受损，他们也不会有任何损失。然而，在一次又一次的游戏和情境中，相反的结果总是会顽强稳定地出现。人们以牺牲个人利益为代价选择了与对方合作，他们尊重公平、信任和互惠的准则，他们受到对所有权的恰当性和合法性的认知以及其他一系列道德、行为和文化因素的影响。而且，即使只有少数几个不了解情况和不完全理性的参与者，他们也能达成一种有效的平衡。用弗农·史密斯的话说，这“对市场表现来说是个好消息，但对科学界来说却不是好消息，因为它表明我们并不了解市场为什么会这样运作”。 [2]

实际上，实验者的结果对主流经济学一些最深刻的假设提出了质疑。 [3] 问题并不在于数学模型本身不够现实，因为所有模型在某种程度上都有简化；也不在于人类是否能够以自利的方式行事，没有人怀疑这一点。这是对理性经济人的自我利益这一核心假设的直接挑战。这个假设并非是一个有用的附加条件，而是标准理论的核心。它看起来可能有破绽或者不完整，因为即使在所谓人类经济行为的更小范围内，实验结果也表明，自我利益只说明了一个更广泛、更多样化的图景的一部分。这反过来又强调了另一点，在实验室进行的测试说明主流经济学已经变得形式化。事实上，主流经济学越来越脱离经济活动的混乱细节，越来越专注于模型本身，正如另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曾经指出的，过度专注于“对预先选定的假设提出的问题的答案的准确性” [4] 。人们实际上是如何生活的，他们实际上是如何交易和对待彼此的，他们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道德生活是如何相互影响的等等，这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被遗忘了。

理性经济人

这提出了一系列重要问题。主流经济学与《国富论》的政治经济学有何关系？在这两个世纪中，经济学发生了什么变化？亚当·斯密是“理性经济人”这一概念的创造者吗？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先回顾一下历史，然后再转向经济学的现状。我们不仅要审视主流，还要审视哪些事、哪些人被排除在了更广阔的视野之外。这些问题的结论令人惊讶，并且十分重要。

我们从1790年斯密去世的时刻开始讲起。边沁在此前一年出版了《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他在书中提出，根据“效用原则”，对一个行为道德善恶的判断不应该以该人的意图、美德或责任感为标准，而只应该以其对他人的幸福或快乐的影响为标准。边沁认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可以按照“快乐计算”的七个维度来衡量快乐和痛苦：强度、持续性、确定性、远近性、繁殖性、纯粹性、广延性。这种方法的吸引力在于它显然具有客观化和科学化的潜力，它将模糊的道德直觉简化为原则上可以检验的人类心理的客观事实。“效用”成了一个关于满足人类欲望或偏好的无所不包的指标，把个人对商品的消费映射到他们所获效用之上的“效用函数”概念也萌芽了。

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托马斯·马尔萨斯发表了他著名的《人口原理》（1798年）。他在书中预言，如果不加以控制，世界人口将以几何级数增长（如同数列1、2、4、8、16……），而粮食产量只能以算术级数增长（如同数列1、2、3、4……），两者间的差距会导致巨大的粮食缺口，可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这不仅仅是一个警告，还是将经济模型与具体的政策制定相联系的开拓性尝试。对马尔萨斯来说，他作为亚当·斯密的忠实学生，这一预言否定了无法证实的激进的关于人类完美性和乌托邦的思想，同时也指出了可以限制人口增长的经济因素和政策措施。确实，人口增长可能会导致工资降到仅可维持生计的水平，给贫穷工人造成压力并带来经济波动。关于晚婚和教育的公共政策可以比其他政策更好地缓解或调和压力。 [5]

关键是，马尔萨斯故意缩小了他的分析范围。在他的理论中，他认为人类只受制于两种基本的驱动力。一个是自我利益，另一个是显然根本不属于经济范畴的驱动力——性欲。在他的论述中，这些驱动力压倒了理性，使人类的其他属性与他的基本分析无关，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补救措施。缩小范围使得分析更加简单易行；通过对深层人性做出激进的假设，并从偶然的特征、逸事和个别案例中抽离出来，马尔萨斯实现了更普遍的理论化。在亚当·斯密去世后不到10年的时间里，他就向我们现在所认为的“经济人” [6] 迈出了第一步。

20年后，大卫·李嘉图又迈出了更远的一步。李嘉图在今天最著名的理论，是一个非常天才又反直觉的理论——比较优势原则 [7] 。如果两个国家在不同的生产领域各自拥有较低的成本，那么它们都可以从贸易中获得利益，这是斯密的一个基本观点。但是，李嘉图把这一思想推进了许多。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年）一书中，他指出，至少理论上，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可以是互利的，即便其中一个国家每一种产品的生产成本都比另一个国家低。在他列举的简单例子中，如果英国生产布匹比生产葡萄酒的效率高，葡萄牙生产葡萄酒比生产布匹的效率高，那么，即使葡萄牙事实上能够以比英国更低的成本生产布匹和葡萄酒，它们之间的贸易也是合理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贸易释放了两国资源，可以生产更多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生产布匹，葡萄牙生产葡萄酒，两国的生产得以最大化。李嘉图采用了斯密的交换理论，更仔细、更系统地研究了它对生产的影响。

同样，李嘉图的思想也是通过两个层面的抽象过程来运作的。令人惊讶的是，他作为一个商人，却对具体的事实或个别案例非常不关心。事实上，他似乎是第一个自觉地把阶级分析的思想引入英国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思想家，再次概括了斯密以及在他之前的重农主义学派的观点。由于利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工资，因此，地主和工厂主作为同一个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天然存在冲突。这一点以及其他更广泛的分析，卡尔·马克思都有沿用。其次，李嘉图更多地从政治经济学的必然规律出发，而不是从灵活的一般原则出发，用他的话说，这“比万有引力法则还要确定”。市场机制不分地点和环境，是一种固定不变的经济规律。其结果是，斯密提出的谨慎的、经验性的、有限的“自然自由体系”变成了“完全自由的商业体系”。这种激进的概括能力是李嘉图思想力量的重要来源，难怪政治家亨利·布鲁厄姆曾说李嘉图是从另一个星球落到地球上的。

然而，直到1836年，“经济人”这个概念才第一次在公共舞台上正式亮相，而且那时也没有那么直接。这个概念第一次出现是在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讨论政治经济学定义的文章中。密尔后来说：“《国富论》在许多地方已经过时，而且总的来说是不完善的。”他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在他自己的时代才出现的，他也很清楚人类生活的多样性。他延承李嘉图的精神，从一系列细节中抽象出了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政治经济学并不认为人的全部本性或人在社会中的所有行为，都为社会状况所影响。与政治经济学相关的，只是人渴望占有财富的本性，以及人们判断获取财富之手段的比较优势的能力”。那这种本性又从何而来？密尔抛弃了马尔萨斯对性欲的关注，而代之以一种更狭隘的、完全经济化的观点，“它把人类所有其他的激情或动机完全抽象化了，除了那些可被视为与财富欲望永远对立的原则，即对劳动的厌恶以及对奢侈放纵的渴望”。

转向数学

密尔的功利主义思想和边沁一样，注重结果和后果，注重效用最大化，而不考虑责任和义务，它反映了政治经济学家对物理学和数学的日益关注。亚当·斯密虽然奉行牛顿主义，但他也敏锐地意识到，人并不像物体一样遵循固定的轨迹行事，而是以一种动态的方式对激励和环境做出反应。在某种程度上，《道德情操论》的目的就是以一种规律性术语阐述对这些现象的理解，但这种阐释一定是能够说明其动态特征的。这些关于形式化方法的强调在马尔萨斯和密尔的工作中找到了共鸣。19世纪，有一批人反对将数学方法引入政治经济学，认为它具有误导性、异化性和混淆性。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19世纪90年代出版《经济学原理》时，为了不使一般读者望而却步，他小心翼翼地把数学计算过程排在了最后。

然而，随着政治经济学在19世纪中叶正式确立其地位，一些人对将其数学化变得更加雄心勃勃。在19世纪70年代，一套新的思想汇聚在一起，这在后来被称为经济学的边际革命。有三个核心人物：英国的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奥地利的卡尔·门格尔和在瑞士的莱昂·瓦尔拉斯。他们各自的工作是独立的，但他们被一种思想统一起来，即商品的增量价值或“效用”随着商品数量的增加趋于下降，即所谓的边际效用递减原则。正如杰文斯所说：“交换将……继续下去，直到每一方都获得了所有可能的好处，且再进行更多的交换就会造成效用的损失为止。此时，双方的交易行为都停在满足和平衡中，效用已经达到了目标水平。”但这意味着，在竞争性市场中，价格不是由工资或其他生产成本决定的，而是由边际价格决定的，此时，所供和所求的数量是相等的。用杰文斯的话说：“这个均衡点的衡量标准是，达到一个无限小的商品交易增量水平，当以同样价格进行交易时不会导致效用的增加，也不会导致其减少。”而且他能够从原理上说明，如何用微积分来计算出这种情形下的均衡点。 [8]

杰文斯的工作说明了数学形式化在新经济学中的潜在力量，它比普通语言更精确，并能以简单的形式表达复杂的思想。与杰文斯同时代的法国人莱昂·瓦尔拉斯则更进一步。瓦尔拉斯用他认为的牛顿式的术语来思考经济学和均衡问题。他曾受教于安东尼·奥古斯丁·库尔诺，后者是在政治经济学中应用数学方法的先驱。正如库尔诺认为的那样，个别市场可能处于平衡状态，供求相当，这一点没有争议。但是，是否能证明整个经济体系可以同时在所有市场处于均衡状态呢？瓦尔拉斯认为“可以”，并且他提供了一连串指向该结论的推测性的渐进证明。这些证明在当时和后来都引发了很多争论和反对。但是瓦尔拉斯基于此制订的研究方案并没有引发争议，即系统地调查和发展不同的一般均衡理论，被证明是非常有意义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思想融合、扩展和发展，成为后来现代微观经济学的主流。然而，从一开始，关于市场如何运作以及市场如何达到平衡的问题，一直存在不同的观点。其中成就最突出的是弗朗西斯·伊西德罗·埃奇沃思。埃奇沃思拒绝了瓦尔拉斯的理论，即人们与“市场”进行交易，而不是相互交易，埃奇沃斯认为这过于形式主义。相反，他定义了一个谈判的过程，或者用斯密的话说叫作“讨价还价”，即市场参与者达成一致的过程。在人数较少的情况下，这是一个不确定的过程，使得讨价还价的效率很低，但随着人数的增加，市场作为一个整体将逐步走向最大限度的经济平衡。埃奇沃思的方法的独创性在于，它合理地将关于实际上人们如何讨价还价的描述与数学上理想化的完美竞争结果联系在了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更接近斯密而不是瓦尔拉斯。他的思想被忽视了几十年，但在20世纪下半叶，随着约翰·纳什和其他人研究工作的发展，他的思想被重新发现并得到了振兴，他的思想对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博弈论是数学被应用到经济学中的又一个例子。不过，人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行为人的核心概念（即经济人的概念），仍然是这些工作的核心。随着经济学越来越数学化，经济人的概念也逐渐变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如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是从一般规律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的，这些规律可能存在许多例外，事实上，自由贸易的基本原则本身也可能存在例外。对他们来说，经济人永远是独立的个人，是一个逐利者，但他并没有失去与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的联系。政治经济学中的理性只是人类理性行为的一种。政治经济学本身就包含了政治和经济之间的联系，并在寻求经济解释时为历史和社会因素留下了空间。带有各种目的性的人类活动都被视为包含在伦理学范畴中，这是行动，而不仅仅是行为。

不过，在瓦尔拉斯的时代，政治经济学家已经在退缩了。 [9] “政治经济学”一词开始被“经济学”取代，“经济学”既放弃了“政体”或政治共同体的提法，又带有一种与数学、美学、伦理学和政治学并列的，在智力上自给自足的学科的气息。事实上，经济学的目标更大：它渴望成为一门以物理学为原型的精确科学。 [10] 也就是说，它的目的是要成为一种完全通用的理论体系，关注“普遍规律”，超越任何特定的环境或环境组合，以及任何特定的社会类型或时代。经济学开始被定义得很规范、很精确，而且越来越数学化，以至于非专家都无法理解。它是关于个人的理论，而不是关于阶级或群体的理论。与物理学和其他“硬”科学一样，它认为自己是无价值倾向的，是描述性和经验性的，而不是规范性的。在超越文化背景和历史的过程中，它没有留给制度存在的空间，因为如果要使利益最大化，边际成本必须等于边际收益，所有降低成本的机会和所有有利于交换的机会都必须被抓住，所有的技术改进都必须被采用。由此产生的资源配置将是有效率的，这纯粹是一个数学问题。 [11]

在其基本形式上，这种理论从来没有探讨过公司、家庭或其他机构的性质，在它的模型中，它们并不存在，文化、历史和传统等由人类的认知构建的产物都不存在。 [12] 与物理学一样，它不屑于心理学和社会学，认为它们与自己的关注点和方法论无关。与物理学一样，它声称自己是没有历史性的，因为在一门硬科学中，当现代的结果取代了过去的结果，旧的记忆或历史又有什么意义呢？

同时经济人的概念也发生了变化。随着一般均衡论进入思想舞台的中心，个人越来越多地被视为单纯的经济行为者，而不是一个人，每个人都是与他人隔绝的原子，完全理性，在拥有完美信息的无摩擦市场中以不存在例外的方式运作。该理论本身是高度抽象的，并不能说它是乌托邦式的，因为自然界中不存在、也永远不可能存在这样的状态，所以它不是直接从自然界推理得出的，而是以完美的市场条件为出发点，而且它的特点是静态的。一般均衡论是这样运作的，在理论上，哪怕是一个行为者对某一产品的边际欲望的任何扰动或变化，都会影响到它对该产品的需求，并可能影响到既定经济体系中每一个产品的价格，因为不同的等价物在整个体系中以数学的方式发挥作用。

当肯尼斯·阿罗和热拉尔·德布勒在1954年给出了他们广为人知的关于一般均衡论的证明时，这一证明就在这种广泛的新古典传统的范畴中，并且加强了该学派在现代微观经济学中的核心地位。政治经济学早就变成了经济学，而经济学则孕育了“经济人”。因此，难怪亚当·斯密不仅仅被视为经济学之父，也常常被认为是“经济人”这一概念的创建者之一，甚至是唯一的创建者。

显而易见这很讽刺。数学原本是分析的工具，却被搬到了舞台中央，越来越多地左右了经济学可以提出什么问题，并且成了经济学家在牧师般的大学内部的专业等级制度中抬高自己地位的手段。“经济人”最初是作为一种有用的虚构概念发展起来的，它的目的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化为一种基本的数学结构，也就是说，能有一个抓手实现应用数学方法解决问题所必需的简化。可是实际情况却相反，它被功利主义的思维和边际主义的数学所挟制，转化为一种重要的文化模因，影响了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后来又引发了那些关心“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如何影响政策制定的人的广泛的政治反应。 [13] 于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经济人”形象总是呈现出以下特征：追求财富最大化、追求享乐、贪婪、算计，并且总在被利益触发时才行动起来。

此外，阿罗和德布勒的工作也被卷入了这一过程，尽管他们工作的一个关键内容是要澄清实现一般市场均衡所需的条件究竟有多苛刻，对此阿罗不厌其烦地进行了很多说明。换句话说，正如马尔萨斯用经济学的思维模式来反对人类完美的乌托邦思想一样，一个多世纪以后，阿罗也用它们来强调市场的不完美性。事实上，他论及的条件是如此苛刻，以至于这种均衡永远不可能出现。换句话说，数学证据表明，市场永远不能保证在一个经济体中实现经济产品和福利的最佳配置，或对再分配的效果进行最佳调整。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政治和政府总会有发挥作用的空间，这种作用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

至于斯密本人，他没有提出一般均衡论，也没有提出协商理论或是比较优势理论。在他的著作中没有提到理性经济人或经济人，在许多方面，这种思想对他来说是陌生的。此外，对当代经济学的许多批评并不适用于斯密本人，许多批评事实上在他的著作中已有回应。斯密的天才之处在于，他以一种令人震惊的方式，阐述了以市场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领域，而且在说明的过程中，使用了公认的经济思想模式，围绕对制度和历史的感悟在这一领域内提出了丰富而深刻的见解，这些观点至今仍激励着各个领域的经济学家们。

主流经济学

然而，在我们评价斯密的成就之前，我们需要深入了解主流经济学的本质。究竟什么是“主流经济学”？

因为“主流”这个词可以出于意识形态或专业目的而被用于定义和排挤其他非正统、狭隘或不相关的观点。习惯上，主流经济学总是与保罗·萨缪尔森的著作关联在一起。他的畅销书《经济学》第三版（1955年）提供了一个在数学上很严谨但易于理解的综合体系，将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公司和市场）与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GDP、通货膨胀、就业等）中提取的更广泛的图景结合起来，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成为有史以来最畅销的经济学教科书之一。但这种传统的说法大大低估了凯恩斯的成就。凯恩斯认为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提供了一个真正的通用理论，而古典经济学则只讨论特例，凯恩斯与均衡主义学者的理论完全不同。是的，凯恩斯认为，经济中可以有均衡点，但这可能恰恰是因为市场，特别是劳动力市场没有出清：一个经济体可以长期陷于高失业率和低总需求之中。而让这情况发生的原因正是影响实体经济的关键因素——最重要的是，激进的不确定性、囤积以及凯恩斯所说的影响信心与士气的“动物精神”。 [14] 而这些关键因素在标准经济模型中根本没有出现。

凯恩斯标榜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打破了所谓的“古典传统”。但他并没有把这一传统的起源追溯到斯密，而是准确地指向了李嘉图和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对凯恩斯来说，斯密比他们都更高明。他在《传记随笔》中写道：“经济学家应该把亚当·斯密和他辉煌的著作放在一边；他们应该鼓起勇气，将前人的著述抛在脑后，关注当代时事，这样他们可能会偶然收获不朽的名声，如果真的有名声能不朽的话。”由于凯恩斯坚持把人看成一种动物，并把市场嵌入社会和规范的背景下，凯恩斯可能比他自己宣称的更接近斯密的观点。保罗·萨缪尔森后来建构了非常重要的、不同的“凯恩斯经济学”，融合了凯恩斯的观点和约翰·希克斯的部分观点。但是，在许多方面，所谓的“新古典综合学派”更应该被描述为凯恩斯综合学派，甚至这样表述也不足以公正地评价凯恩斯的创造力、现实主义，以及他对一些被认为是经济上不合理或数学上难以解决的人类行为的探索。

无论如何，这种广泛的观点仍然是经济学的主流。可以说，近几十年来，它在政策上遇到了一些麻烦，但贬低它的成就是荒谬的。事实证明，它在理解人类行为、分析经济活动，以及解释、制定和指导个人、家庭、公司和政府的决策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主流经济学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也在不断提高，但是导致其地位提升的三个关键特征却与这个理论的内在优点没有太大关系。第一个特点是，经济学常常被呈现为一个公共智慧和社会选择的自主领域。这反过来又提供了一种强大的道德理由去合理化市场机制，因为在市场中，人们通过交易表达了自由选择，个体的交易行为又汇聚成了大众的集体智慧，而这种集体智慧达成了意想不到的、非预期的、有益的社会结果。

第二个特点是，经济学常常被看作是一种实质上关于一切的理论。从几十年来经济学不断扩充的定义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15] 1844年，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将政治经济学定义为“调节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规律的科学”。大约90年后，莱昂内尔·罗宾斯在1932年更笼统地将经济学描述为“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研究给定的目的与有其他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关系”。最近，畅销书《魔鬼经济学》的作者们则表达了现在流行的定义，即“从根本上说，经济学是研究激励机制的：人们如何获得他们想要的或需要的东西，特别是当其他人需要同样的东西的时候”。这种变化的惊人之处在于，经济学从对行为创造和分配财富的研究扩展到了最大限度的对激励机制的一般性研究（大概还包括那些看起来与经济学毫无关系的激励机制）；而且，经济学越来越多地被定义为一种方法论而非一门学科主题。这在学术和政策方面似乎都是不寻常的，也许也是独一无二的。历史学家研究历史，化学家研究化学，律师研究法律，经济学家研究的是激励机制如何运作。这使经济学成了一门通用的研究。

认为经济学是（或者可能是）一种（或者唯一的）关于人类行为的通用理论的这种观点，极大提高了它的威望。以至于当前在全世界许多政治家和官员的心目中，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政策分析和政策工具中占有无可置疑的主导地位。而这又得到了其第三个特点的支持：这个学科在技术上的森严要求。虽然也有一些值得欢迎的举措使经济学进一步向公众监督和辩论开放，但这个学科作为一个整体，对非专业人士来说仍然是非常难以接近的。这种趋势因主流经济学的术语、核心理论假设，特别是数学形式主义而大大加强，极大地阻碍了更广泛的大众理解和参与。这些特质反过来又阻碍了非专业人员的审查，使整个学科具有某种神秘感，从而塑造了一种充满学术争论和知识逻辑混乱的学科文化，阻碍了外部挑战、跨学科研究和对自身假设的自省。

这三个特点共同塑造了某种有利于经济学而非其他学科的先决条件。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规划学、设计学，甚至是历史、文化和艺术等学科，都不得不经受这样的暗示：它们至少有一部分是从经济学派生出来的，或者是一直以来“真的”与经济学相关。这些领域发展出来的传统和实践、概念和思想模式，都可以用纯经济术语来重新解释。经济学并未主张自身为一门纯粹的描述性科学，也没有提供中立的政策工具，而这种主张可以把经济学从业者和专家推向一种特殊的、狭隘的、个人主义的、追求利润的世界观，似乎他们的理想化模型本身就是应该的，且可以在实际市场中实现。

超越主流

为什么这很重要？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回答主流经济学的假设是什么，以及它忽略了什么。

首先，它遗漏了经济学其他方面的内容。不同的经济学教科书在如何对不同的现代经济思想流派进行分类上存在分歧。冒着过度简单化的风险，笔者认为至少有6个可识别的、成体系的、尚在活跃的分类可以作为主流经济学的替代者。按照粗略的时间顺序，它们包括：马克思主义，关注生产、阶级冲突、资本积累、商业周期和技术变革；奥地利经济学，强调人类理性的局限性、规范的重要性、自发的秩序、作为信号的价格、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后凯恩斯主义，强调不确定性和“动物精神”、停滞、失业和政府进行积极财政干预的空间；发展经济学，分析阻碍或帮助提高生产力的产业联系，以及保护主义和政策在培育新兴产业方面的作用；制度经济学，探讨制度如何塑造个人和集体行为，以及最近提出的交易成本的具体作用； [16] 货币主义，强调货币供应的重要性和货币因素对通货膨胀、经济绩效和国民产出的影响。这种分类是漏洞百出的，例如，许多人会认为，制度经济学或行为经济学现在应该被视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

因此，主流经济学代表了从《国富论》中脱胎而来的一套观点。但我们并不清楚斯密是否会赞同主流经济学的每个部分。他对市场中心地位的独创性见解的力量是如此之大，他的观点涉及的范围如此之广，以至于每一个现代经济学派别都可以公正地称他为鼻祖。事实上，其中有两个学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奥地利经济学的主张可以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相提并论。

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例。卡尔·马克思既是亚当·斯密才思敏捷的学生，又是他的尖锐批评者。 [17] 乍一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从斯密的思想中衍生出来的想法似乎很荒谬。但马克思主义一定是自由市场的对立面吗？《共产党宣言》的基础学说怎么会有《国富论》的影子？这些问题太大，在这里无法好好辩论，但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些相似之处和联系点。在马克思想象的未来中，历史只能导致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废除私有产权，实现生产资料和交换方式的共同所有制；到那时，为了支持集体所有制和商品的行政分配，任何形式的市场都将不复存在。但是，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历史的进程（实际上是历史本身的演进）最终是由经济决定的。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分阶段的理论，是唯物主义的，而且具有更广泛的决定性，但同时也是一种非常广泛的斯密式的理论。

对马克思来说，历史的逻辑在根本上是一种经济逻辑，在几个关键方面，他的经济学思想也与斯密一致。在马克思看来，经济主体不是个人，而是阶级，他把斯密对地主、工人和商人的分类框架扩展为一个完整的阶级理论。他承认斯密对工人权利的重视，并采纳和发展了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他接受了斯密关于市场如何运作的大部分分析，但他认为市场有一种趋势，不是走向均衡，而是走向不可避免的不稳定和自我毁灭。而且他极大地扩展了斯密关于专业化和分工导致异化的思想，对19世纪中叶的快速工业化进行了猛烈的攻击。马克思的阅读范围非常广，他的基本哲学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的政策建议来源于他自己以及他的合作者恩格斯。他的许多经济分析直接或间接来自对亚当·斯密理论的反思。马克思的现代继承者们也是如此。

奥地利学派的情形也类似。它的奠基者卡尔·门格尔是边际革命的缔造者之一，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他与他伟大的继承者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理论重点，与倡导一般均衡论的新古典理论家非常不同。均衡论者关注完美信息和理性条件下，处于理想假设之下的经济状态，他们用数学来分析在特定市场中和整个经济体系中供求数量相等的条件。

奥地利学派拒绝了这种方法。他们的研究对象包括：市场的动态；价格作为一种信号如何体现相对稀缺或丰裕；人们如何利用有限的信息和理性成功地进行交易；人们如何在没有硬性规定的情况下，不去不断地寻求效用最大化，而经常去接受不理想的结果；在没有硬性规定的情况下，“启发法”（心理捷径）如何通过经验法则和直觉行动来指导人的行为。此外，他们还研究制度，这些制度似乎在塑造经济和社会成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研究创业和创新；最重要的是研究了冯·米塞斯和哈耶克所说的耦合秩序：在混乱的个人关系和个人交易中，秩序如何自发地出现。这与斯密关于道德和经济秩序自发形成的观点的关联是显而易见的。

可以说，《国富论》的特点更趋近奥地利学派，而不是新古典学派。事实上，在许多方面，恰恰是主流经济学误解了亚当·斯密。它视个人为固定的、孤立的、有偏好的个体，而不是像斯密那样，视个人为变化的、动态的和社会性的存在。主流经济学把个人的偏好视为既定的，而不是像斯密那样，认为个人的偏好在交易过程中是持续变化、被不断要求和塑造的。主流经济学中的竞争是交易双方最终的平衡状态，而不是一个争夺优势的持续过程。也就是说，在主流经济学中，这是一种封闭的、静态的理论，而斯密的观点是一种开放的、进化的理论。因此，主流经济学，尤其是一般均衡理论，远非如阿罗和哈恩所说的那样，是亚当·斯密理论的核心，实际上正好相反，一般均衡理论与斯密理论的许多核心要旨在更深层次上是相冲突的。

忽略了半个世界

还有一些东西是被主流经济学及其传统忽略的，比如一些非常基本的东西：女性的角色。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经济人”（homo economicus）说的是一个男性，因为拉丁语中的“homo”和“man”这个词，就像“mankind”（人类）一词一样，虽然是一个阳性词，但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物种词。也不是说要忽略经济学与希腊语“oikonomia”（家政管理）之间的词源学联系，因为与这个词相对的是对市民或者城邦的管理，这削弱了女性在历史上的贡献。实际问题比这更加深刻，即整个经济学的架构，包括“经济人”假设、主流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都倾向忽略传统上与女性相关的观念和期望。这些观念例如：人从根本上说是社会性动物，而不是相互割裂的原子；人的行为往往不是竞争、自我追求和攻击性的，而是从根本上说是合作的和利他的；人不是不断算计的机器，而是受直觉驱动和充满同情心的。这些联想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不正确的，但这指出了主流经济学缺失的东西。在强调这些问题时，女性主义经济学 [18] 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学科分支，更不是一个古怪或深奥的旁门左道，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经济学基本原则的一种批判。

事实上，与所谓的“经济人”文化相去甚远，在前现代的几个世纪里，自然界作为一个整体的主流代表是女性化的。在古希腊神话中，代表大地的是盖亚女神，乌拉诺斯（天空之神）从她的指端诞生，她还生出了众神、巨神和独眼巨人。在古罗马，与生产性的自然元素有关的神（即与庄稼生长有关），几乎都是女性：克瑞斯女神（农业和丰收女神）、费罗尼亚女神（野生动物女神）、芙罗拉女神（花神）、俄普斯女神（播种和生产女神）、波莫娜女神（果树女神），特拉女神（大地女神）。通过生育、养育、丰饶、繁殖以及季节性和生命周期的概念，自然和女性气质联系到了一起。宇宙被视为有生命的、有活力的，有自己的思想和灵魂，能够对那些试图伤害它的人做出反应。 [19]

与此相对应，科学的兴起及其在技术中的应用伴随着这样一种思想，即自然界并不是至高无上、强大的或包罗万象的，而是从属的：它是可以而且应该被管理的东西，或者说是可以被征服、驯服，可以被支配和可能被利用的东西。因此，应该对自然现象进行观察和测量，但要通过一种独立的、科学的方式。自然界是女性化的、不羁的、任性的和主观的，而科学是客观的、有序的、冷静的和阳刚的。正如弗朗西斯·培根在他的《男性时代的诞生》 （1602年）中写的：“我带着大自然和她所有的孩子来到你们这里，把她捆绑在你们的身边，让她成为你们的奴隶。”短短的一句话，就把科学、理性、理智和男性气质相提并论，却把女性渲染成感性和非理性的。由于科学宣称自己是无价值倾向的，因而这似乎不是一个可以被评判或批评的结果，而是世界的本来面目。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科学的专业化，并与许多西方国家的学术、政府和军事机构联系在一起，其影响主要是排斥或边缘化女性。当古典政治经济学转变为主流经济学时，情况也是如此。人们可能会期望该学科脱离密尔对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关注，向更广泛的主题开放；再加上边际主义者提出的新的数学工具的力量，将更推进这一过程。然而，事实上，经济学进一步脱离了现实生活。经济学仍然专注于传统上属于男性的公共市场的交换领域，后来又关注宏观经济，但经济学从关注生产转向了关注消费。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越来越忽视真实个体的实际经验，或者说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真实的家庭和企业在做出选择时的实际经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将经济学定义为“关于人们日常生活、行动和思考方式的研究”。 [20] 这句话隐藏着双重讽刺：经济学确实如其所说，不仅仅是关于个人的一门学科；但哪怕他曾许下豪言，也有自己真正思考的内容，他的书根本没有讨论任何具体意义上的日常生活事务。

在经济学的职业圈中也是如此。2014年，美国的经济学教授中只有12%是女性，只有一位女性诺贝尔奖获得者，即已故的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几十年后，经济学家才开始关注那些为公众所关注的，主要与女性相关的重要领域。即便如此，如同加里·贝克尔的开创性工作，许多研究都借鉴了主流经济学的方式或是加强了其影响。那些被忽略的主题包括很多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核心问题，例如家庭本身作为一种制度，家庭生活、婚姻、工作的性质（特别是无偿工作），护理和护理职业、歧视以及女性在工作场所的经历。

对市场交换的关注也意味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流经济学倾向于忽视许多单向的人类活动，例如个人捐赠和慈善事业，以及非政府组织的工作。这些主题显然被视为是“软”的（一个很形象的词）或者仅仅是“社会学的伪装”。与此相伴的一种观点是将经济视为“唯一的经济”：经济作为一个独特的实体，独立于社会和许多常规的社会规范之外。经济是独立的、自给自足的，是一个由法律（包括经济和法理层面的）制定规则的商业场所，而且在这里没有道德存在的空间。事实上，有人认为，几乎只有最低限度的道德才适用于商业行为。市场遵循着自己既定的逻辑，是无法抗拒的。在这种狗咬狗的竞争环境中，最重要的是适者生存。任何对他人、对自然或对道德原则的责任感，如果超出了适用于所有人的法律要求，都会带来不必要的成本，从而削弱个人或公司的竞争力和效率。而随着效率的降低，经济增长率也会降低。这些论点在金融业和银行业被大肆宣扬。

相比之下，正如经济学家朱莉·尼尔森所认为的那样，人们对家庭的看法与旧时看待环境的观点很类似：它是人类价值的无限源泉，是养育和爱的地方，不受贪婪和利益最大化的支配，而被合作、关怀和利他主义的规则统治。这种经济与家庭、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对立，有时似乎被经济统计数据强化了。举个臭名昭著的例子，在英国、美国和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计算总是基于衡量支付交易的数量和规模，因此，它没有将家务劳动、照顾老人和其他仍然主要由妇女承担的无偿工作计算在内，这进一步强化了对性别的刻板观念。最近的研究发现，排除了种族和性别因素的经济行为主体的标准模型假设实际上存在严重缺陷。 [21]

于是尼尔森没有采用教科书上常规的经济学定义，而是提出了她自己的定义：经济学的范畴是“关于社会如何组织起来以支持人类生活及社会繁荣，或者说是关于其为何未能达成这一目标”。这就把经济学完全置于社会之中；它是以主体为导向的，而不是以程序为导向的，并且包含了前面提到的隐蔽的主题；它也不回避关于稀缺或丰裕、市场或非市场互动、交换或单向活动，或政府角色等问题。除此以外，尼尔森还在经济学中倡导了一种古老的畜牧业的思想，即“精心的耕种、照料和管理”，并且对男性、女性同样适用。“当家”（Husbandry） [22] 这一概念所指向的，不是符合单一理性和效用最大化模型的经济主体，而是嵌入社会之中并尊重周围自然力量的人。正如她所指出的，“当家”的反义词包括，“随意浪费、虚耗、耗损、滥用、乱用，耗尽、挥霍、浪掷、耗费。”用她的话说，“‘经济人’是消耗的，而‘好的当家人’则不会……好的当家人无论是管理他人还是亲身工作，他们都在进行照料和培育。好的当家人负责任地工作一天，就会得到一天好的回报”。总的来说，“忽视了自己的照顾能力的人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思想。

斯密关于女性的观点

亚当·斯密和这一切有什么关系呢？答案是，理性经济人的观念不仅塑造了现代经济学，而且深深地扭曲了公众对经济学以及对斯密本人的理解。近年来，斯密受到女权主义作家和经济学家的攻击，他们认为他的作品是导致在经济学的范围内外女性都被边缘化的重要根源。例如，记者凯特琳·马歇尔在她最近出版的《谁煮了亚当·斯密的晚餐？》一书中提出，斯密是经济人思想的鼻祖，他是一个严格的牛顿主义者，把个人看作独立的粒子，由自然法则以机械、发条的方式驱动。根据马歇尔的说法，斯密认为爱情是一种稀缺资源，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将女性边缘化，并鼓励把家庭和工作分开，这种观点从那时起就损害了女性的地位。而且他是一个伪君子，因为在说这些话的同时，他几乎一生都在依靠他的母亲和珍妮特·道格拉斯。

马歇尔在书中提出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观点，说明了“女性的工作”的重要性，说明了在历史上女性工作地位低下的原因，以及女性在经济学和其他方面被边缘化的原因。但不幸的是，她所描绘的亚当·斯密的形象是无望而草率的。这些说法并不可靠。确实，斯密并没有详细讨论女性，并且偶尔会用今天会被认为是父权的语言来谈论她们。他有时用相当不同的术语来分析女人和男人，特别是在《道德情操论》中。然而，人们可能本就期望在一部道德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著作中，有这样的尝试来认识男女之间的差异。确实，他几乎不写人们的私生活，也不写家务，在他自己的时代，他也不是激进的女性投票权和政治权利事业的倡导者。但总的来说，令人惊讶的不是斯密的观点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传统女性观，而是他在多大程度上背离了当时和此后的传统女性观。而斯密对母亲和道格拉斯夫人浓浓的爱意和尊敬之情，从他的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正如杜格尔德·斯图尔特在谈到斯密的母亲时所说的那样：“在长达60年的时间里，他用尽了一切应尽的孝道来回报养育之恩，他因为可以回报母亲而感到无比满足。”这与斯密在其他地方关于女性的说法并不冲突。

在《法理学讲义》中，斯密明确表示了他对男性权力与女性待遇之间联系的看法：“大多数国家的法律是由男性制定的，往往对女性非常严厉，女性对这种压迫没有任何办法。”事实上，斯密完全没有支持男女不平等，而是具体地把他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理论中的不同阶段与妇女地位的提高联系起来，从狩猎时代到牧羊人时代、农业时代、商业时代，他把社会的完善和成熟与对妇女的尊重程度的提高直接联系起来。他对在基督教诞生以前妇女的待遇，人们对通奸法的双重标准，以及潜在的权力关系的不公平提出了高度批评。在被问及为什么女性因不忠受到比男性更严厉的惩罚时，他说：“真正的原因（不是男人担心的“后代不纯”，而是）……在这方面制定法律的是男性；他们一般会倾向于尽可能地遏制女性，并更多地放纵自己。”

在《国富论》中女性的缺位是非常明显的，但斯密仍承认妇女的工资收入和她们的无偿工作都有价值。他说，女纺纱工和女编织工必须经常在工作间隙进行家政服务来贴补家用，但她们的工作“从来没有进入公共制造业登记册”。可见斯密在当时已经考虑到了今天低工资和国内生产总值的计算问题。总的来说，“到目前为止，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为了养家糊口，丈夫和妻子共同的劳动所得，即使他们做的是最低级的普通劳动，也能够挣得比刚好维持自身生活所需多一些的收入”。斯密并未像许多他同时代人和后继者那样否认女性的地位，他承认她们作为经济和道德主体的作用。

斯密也因其所谓的资产阶级女性教育观而受到指责。他说：“女性教育的每一部分显然都倾向于某种有用的目的：提高她们的自然魅力，或者是培养她们的心智，使她们懂得矜持、谦虚、贞洁和节约；使她们既能成为家庭的女主人，又能在成为女主人后表现得恰如其分。”这些话在现代人听来非常刺耳。但是，斯密是出于实用主义而不是高傲说出这些话的。他认为这种实用性正是使女性所受的教育优于男性的原因。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在两个方向上都带着一丝苛刻，“没有任何公共机构教育女性，因此，在她们普遍的受教育过程中，没有接受任何无用的、荒唐的或幻想的东西。她们所学的都是父母或监护人认为对她们有必要或有用的东西，除此之外，她们什么也不学”。而当他主张国家支持公共教育时，他一般不说“男人”，而是说“普通人”。因此没有理由认为他对公共教育的政策建议是把女性排除在外的。

事实上，正如一些女权主义作家争论的那样，斯密并没有边缘化女性，反而可以说他奠定了道德转向的基础——抑制了女性的边缘化。斯密主张的道德世界是一个极度平等主义的世界，他敏锐地意识到了压迫的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23] 在写她的《女权辩护》一书时就借鉴了《道德情操论》。斯密主张的，是一个哲学家和街头搬运工可以处在同一个水平，惺惺相惜、互相理解的世界，它承认伤害、尊严以及自尊在其司法体系中的重要性，它强调社会交往的私德和爱。

回到现实

因此，马歇尔的批评并不成立。在一个影响广泛且巨大的体系中，将亚当·斯密视作“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先驱，这是非常错误的。首先，正如我们看到的，斯密并不是“经济人”观点的始作俑者，他对人类贪婪的态度是很严厉的。事实上，斯密并未采用现代自利的经济理性范式，在《国富论》中，他指出了一系列在现代行为经济学中人们很熟悉的领域，在这些领域中人们的行为并不符合所谓的经济理性。这些领域包括，损失厌恶，即人们对失去某样东西的负面反应比对获得该东西的积极反应要严重得多；人们对短期收益的偏好非常明显，对长期收益则不然，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对未来收益的双曲贴现；以及人们在评估风险选项时的过度自信。这正是我们应该预料到的，因为当出现明显的观点错误和判断错误时，斯密体系中公正的旁观者的职能就是纠正这些错误。而正如有些人指出的那样，沿着斯密提出的思路，现在的行为经济学还有很大的发挥空间，包括人们希望被后人尊重的愿望、人们对被误判的消极反应、人们错误地相信品味的客观性、人们对富人和大人物的同情等等，都有进一步的研究空间。所以斯密不仅对经济学整体的建构有很大贡献，他也是行为经济学之父。 [24]

其次，任何这样简单的动机说明都违背了斯密对人类心理的细致理解。斯密根本没有把人当作单个的原子。与现代的描述相反，一个人作为某种“给定”的、独立于他人的存在的观点对他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事实上，在斯密的思想中，这是不可理解的。相反，在他构建的体系中，个人不能被赋予独立的定义，个体在与他人关系的动态中被定义和重新定义。

最后，斯密的方法是经验主义的，而不是理性主义的。他一般不喜欢抽象的东西，而且特别反对在制定经济政策的过程中使用高度理想化的和人为的假设。他坚持认为在政治经济学中，实践经验比抽象的理论化更有价值。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完美的自由和完美的正义就不能实现繁荣的话，那么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实现繁荣”。用“市场”代替“正义”，这是肯尼斯·阿罗会引以为傲的观点。

当弗农·史密斯和他的实验经济学同事在实验室条件下检验关于经济理性的主流假设时，成功地挖掘出了斯密在这一方面的探索。他们发现，“效用最大化”的简单假设并不能充分解释受试者的行为。相反，他们的行为深受互惠和公平等具体规范，以及习惯的力量和维护声誉的愿望的影响。换句话说，他们所研究的人是居于现实世界中的，这个世界融合了合作信任的规范与竞争对立的规范。

事实上，他们发现，规范并非经济活动的附属品，而是使经济活动成为可能的根本原因。这与斯密的观点很接近，他特别指出了公平和正义的规范在人类交往中的作用，“自然界在人类的心中植入了对于报应的认知，在违反规则时害怕受到惩罚的恐惧，这种意识使人类联合起来，保护弱者、遏制暴力、惩罚有罪的人”。只有这种集体规范或正义感的存在，才使市场交换的结构得以维持：“如果它被取消，那么伟大的人类社会和构成社会的浩瀚结构……一定会在一瞬间崩溃为原子。”

对亚当·斯密来说，经济学与历史、社会学、哲学的反思密不可分。他的政治经济学思想是宽广而包容的，而不是高度归纳的。这一思想体系并不试图将一种单一的思维模式应用于它涉及的每一个领域，它预期的受众是所有能够阅读《国富论》的人。同时，对斯密来说，政治经济学的理念本身就涉及一种自觉，即经济理论的过程是嵌入社会中的，并且承载了很多价值观念。公平、互惠和正义的规范渗透到所有的人际交往中，包括个人的和非个人的，与交易相关的和与交易无关的。从市场到工作场所再到家庭，这些规范可能会有所不同，在个人、机构和社会的不同层面上，它们的运作方式也可能不同，但它们始终存在。在商业社会里，这些规范在法律上得到执行，在文化上得到强化，揪出并惩罚违规者，并促使他们回归恰当的行为。由于人们喜欢像交换商品一样交换信息和传播流言蜚语，从公司饮水机旁到猫途鹰网站，这些规范在各种地方流传，通过这些便捷的途径，实现了对社会成员行为的惩罚或奖励。由此，信任得到普及，社会走向繁荣。这就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世界。

[1] 肯尼斯·阿罗与弗兰克·哈恩： General Competitive Analysis, Holden-Day 1971. I owe this example to Mark Blaug, ‘No History of Ideas, Please, We’re Economist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5.1, Winter 2001。

[2] 弗农·史密斯的好消息和坏消息：overall, see his ‘Constructivist and Ecological Rationality in Economics’, Nobel Prize lecture, 8 December 2002, extended in Rationality in Economics: Constructivist and Ecological Form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Vernon Smith has himself been an extremely illuminating interpreter of Adam Smith; cf. e.g. ‘The Two Faces of Adam Smith’, Distinguished Guest Lecture, Southern Economic Association, 21 November 1997, and ‘What Would Adam Smith Think?’,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73, 2010. For the spillover effects of prosocial environments, and the importance of institutions in shaping persisting habits, see Alexander Peysakhovich and David G. Rand, ‘Habits of Virtue: Creating Norms of Cooperation and Defection in the Laboratory’, Management Science, Articles in Advance, 2015。

[3] 实验经济学：Robert Sugden has suggested that David Hume should be considered one of the originators of experimental economics. In the Treatise Hume argues that the workings of the human mind should be investigated by ‘careful and exact experiments, and the observation of those particular effects, which result from its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and situations’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ed. L. A.Selby - Bigge, rev. edn, P. H. Nidditc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xv – xvii). See Robert Sugden, ‘Hume’s Non- Instrumental and Non - Propositional Decision Theory’, 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22.3, 2006。

[4] 形式主义的危险性：参见Amartya Sen, ‘Rational Fools’,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6.4, Summer 1977。

[5] 19世纪的经济学：there is a large literature on this topic; a fascinating but idiosyncratic overview is Mark Blaug,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5th ed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See also his ‘No History of Ideas, Please, We’re Economists’. As Blaug notes, ‘Actually,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is in many ways more difficult, more subtle, less capable of being cloned on a master mold than standard mainstream economics.’。

[6] “经济人”概念的发展：see e.g. Mary Morgan, ‘Economic Man as Model Man: Ideal Types, Idealization and Caricature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28.1, March 2006. It is interesting to note that Michel Foucault associates ‘homo oeconomicus’ as a cultural phenomenon with Ricardo and not Smith, and with a post-Kantian awareness of human limitations and the fact of scarcity: ‘Homo oeconomicus is not the human being who represents his own needs to himself, and the objects capable of satisfying them; he is the human being who spends, wears out, and wastes his life in evading the imminence of death.’ 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repr. Routledge 2002。

[7] 比较优势原则：David Ricardo,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John Murray 1817, Ch. 7, ‘On Foreign Trade’。

[8] 杰文斯关于市场交换和均衡点的讨论：W. S. Jevons,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Macmillan 1888, Ch. 4。

[9] 政治经济学转向经济学：although Alfred Marshall is often credited with the shift in name,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he and Mary Paley Marshall had already scouted the change eleven years earlier, in their book The Economics of Industry of 1879。

[10] 数学模型和物理模型对经济学的影响：see Philip Mirowski, More Heat than Ligh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11] 政治成为附庸：the exact relations between politics and economics in Marx’s thought remain a matter of scholarly debate. In the words of Ralph Miliband, ‘Marx and Engels explicitly rejected any rigid and mechanistic notion of “determination” . . . But one must not protest too much. There remains in Marxism an insistence on the “primacy” of the “economic base” which must not be understated.’ See his Marxism and Poli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8. G. A. Cohen,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explores these issues in detail and with great clarity and sophistication。

[12] 制度和组织消失在经济学发展的过程中：see e.g. Peter Boettke, ‘Hayek’s Epistemic Liberalism’, Liberty Fund Review, September 2017. See also Murray Milgate and Shannon C. Stimson, After Adam Smith： A Century of Transformation in Politics an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Ch. 13。

[13] 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see e.g. Naomi Klein, The Shock Doctrine, Penguin 2008, and Paul Mason, Postcapitalism： A Guide to our Future, Penguin 2015. For a vigorous defence and reclamation of the word ‘neoliberal’, see Madsen Pirie, The Neoliberal Mind： The Ideology of the Future, Adam Smith Institute 2017. For initiatives to create a more inclusiv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capitalism, see the work of the Coalition for Inclusive Capitalism, www.inc-cap.com。

[14] 凯恩斯与不确定性：the fundamental impact of distinguishing uncertainty from risk and treating uncertainty as a radical part of nature is explored within Keynes’s work by Hyman P. Minsky in John .Maynard Keynes, McGraw-Hill [1975] 2008。

[15] 经济学的不同定义：as ‘the science which studies human behaviour as a relationship between given ends and scarce means’, see Lionel Robbins, An Essay on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 Macmillan 1932; as the study of incentives, see Steve Levitt and Stephen Dubner, Freakonomics: A Rogue Economist Explores the Hidden Side of Everything, Harper Collins 2005。

[16] 制度在经济生活中的中心地位：公司作为一个经济机构,参见Ronald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4.16, 1937. More widely, see e.g. Douglass North,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5.1, Winter 1991, which includes North’s own sketch of a stadial history of market evolution, and analysis of non-evolution. For an argument that economic ideology has corrosive effects on institutions, see Stephen Marglin, The Dismal Science： How Thinking Like an Economist Undermines Communi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17] 斯密与马克思：see e.g. Spencer Pack, ‘Adam Smith and Marx’, in Christopher J. Berry, Maria Pia Paganelli and Craig Smith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Adam Sm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Ch. 25

[18] 女性主义经济学：see e.g. Nancy Folbre, Greed, Lust and Gender： A History of Economic Idea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9] 人类生活与繁衍：Julie A. Nelson, ‘Poisoning the Well, or How Economic Theory Damages Moral Imagination’, in George DeMartino and Deirdre McCloskey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n Professional Economic Eth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It is notable how far mainstream economists have started to draw on this wider cluster of ideas, as e.g. in two recent books by Nobel laureates： Edmund Phelps, Mass Flourishing: How Grassroots Innovation Created Jobs, Challenge, and Chang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and Jean Tirole, Economics for the Common Goo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20] 马歇尔的定义：see Michèle A. Pujol, Feminism and Anti-Feminism in Early Economic Thought, Edward Elgar 1992, Ch. 8。

[21] 无种族和无性别的经济观点的缺陷：Margherita Borella, Mariacristina De Nardi and Fang Yang, ‘The Aggregate Implications of Gender and Marriage’, Journal of the Economics of Ageing, 2017；Tomaz Cajner, Tyler Radler, David Ratner and Ivan Vidangos, ‘Racial Gaps in Labor Market Outcomes in the Last Four Decades and over the Business Cycle’, Washington DC, Federal Reserve System 2017。

[22] 当家：Julie A. Nelson, ‘Husbandry: A (Feminist) Reclamation of Masculine Responsibility for Care’,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40, 2016. The inversion of values since Smith’s time is striking;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t was often commerce, with its connotations of luxury and consumption, that was contrasted with war and pejoratively seen as unmanly and effeminate. To base an account of commercial society on the social glue of human sentiment, as Smith did, might be thought to reinforce this view; cf. e.g. Karen O’Brien, Women and Enlightenment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esp. Chs. 1–2。

[23] 沃斯通克拉夫特与斯密：interestingly, Wollstonecraft refers to Smith as a ‘respectable authority’ (Ch. 8), engages with and sometimes echoes the arguments of T M S and also takes aim at Rousseau (and arguably Mandeville)。

[24] 行为经济学：see Nava Ashraf, Colin F. Camerer and George Loewenstein, ‘Adam Smith, Behavioral Economist’,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3, Summer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