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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六章
荣誉、事实和迷思
今天，如果你沿着爱丁堡老城的皇家大道，从修士门外亚当·斯密故居往上，向海关大楼的方向走，你会经过两座伟大的雕像 [1] 。第一座是由公众捐款集资建设的亚当·斯密塑像，高大而光辉，矗立在圣吉尔斯大教堂外。他的身后是一把旧式犁，身旁是一个蜂巢，象征着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和市场经济的过渡。他的左手捏着长袍，暗示他投入大部分时间的学术生活。他的右手不怎么显眼，也被称为“看不见的手”，搁在一个地球仪上，委婉地提示着观众他作为知识分子的野心和世界性的声誉。
再往上走几百码可以看到第二座雕像，那是大卫·休谟的雕像。它的形象非常不同，它描绘的休谟是一个罗马式议员，身穿长袍，背靠椅背，右腿向观众伸出来，上面平放着一本书。他的脚从讲台上探出头来，仿佛是一个邀请，学生和游客们喜欢触碰它，以祈求好运。雕像的态度是慵懒的，脸上却没有笑容。如果说斯密的雕像传达的信息是直截了当的，那么相比之下，休谟的雕像就是一个讽刺性的作品。雕像半裸着的胸膛几乎完全没有显示出他实际上的肥胖身型。在这个最幽默的人身上，没有一丝幽默的痕迹；而作为一个最鄙视迷信的人，他却被大众塑造成了一个迷信的噱头——人们相信抚摸休谟雕像的大脚趾头就可以获得好运。 [2]
不过很少有人注意到另一种讽刺。幸好还有18世纪苏格兰伟大的肖像画家艾伦·拉姆齐刻画了我们熟悉的休谟形象：有点肉感、有趣、有智慧，还富有一点妩媚的曲线感。然而爱丁堡的休谟雕像完全不符合上述特征。相比之下，我们可能会很喜欢斯密的雕像，但事实上，我们并不了解斯密的真实长相。在历史上只有塔西制作的肖像奖章是唯一与斯密同时代的资料，刻画了他的脸部细节。然而那也只是刻画了轮廓。无数同时代的苏格兰大人物的肖像 [3] 都流传下来了，比如亚当·弗格森、弗朗西斯·哈奇森、凯姆斯勋爵、约翰·米勒、托马斯·里德、杜加尔德·斯图尔特以及休谟等思想家，还有罗伯特·伯恩斯、詹姆斯·博斯韦尔和托比亚斯·斯莫利特等作家的肖像，甚至还有一幅由拉姆齐绘制的卢梭在访问英国期间身着亚美尼亚服装的惊人画作。然而，斯密的画像却都没有保存下来。而且，以斯图亚特的观点，斯密从来就没有过画像。斯密不喜欢被曝光，这一点再清楚不过了。
斯密的思想在今天耳熟能详，而关于他个人的信息却非常模糊，这形成了鲜明对比。更令人震惊的是，即使是现在，在整个世界上，斯密和他的思想真正被人理解的部分还是少之又少。有三个复杂的因素造成了这种情况。首先，虽然斯密是一个谦虚低调的人，但他知道自己成就不凡，并且很看重自己的名声，他把名声看成是一种个人财产。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他精心塑造了他的生活与工作在后世的呈现方式。其次，虽然《国富论》的成功给斯密带来了非同寻常的名声，但它也遮盖了如《道德情操论》等斯密的其他著作的光芒，有些作品直到最近才出版。并且《国富论》的盛名有时甚至扭曲了公众对他思想的理解，斯密可能也从未预料到这一情况。而且斯密也未留有简短的文摘或概述来澄清错误或帮助后世理解自己的作品。于是，今天的人对真实的斯密仍然知之甚少，而且他们了解的内容基本都是关于他的经济学思想。
第三，斯密著述颇丰，其多样性和它们被引用的不同方式造成了巨大的模糊性。过去两个世纪以来，几乎每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都声称受到了斯密的影响；几乎每一个主要的现代经济学分支 [4] ，从新古典主义到奥地利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从近期才开始），以及最近的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都可以追溯到斯密的学说。世界各地的政治家、学者和酒馆里的高谈阔论者都发现《国富论》的权威性和他核心思想的简洁性，并经常利用这些思想来美化和修饰自己的信仰或论点。其结果是斯密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被模糊化了，这使人们误解了斯密的思想涉及的范围和它的影响力，制造了很多迷思。
斯密的声望在整个19世纪大大提升。到19世纪20年代，他受到的赞誉不亚于伟大的人口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马尔萨斯赞同波诺尔早期的评论，认为《国富论》对政治经济学的贡献相当于“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对物理学的贡献”。但是，斯密的去世在当时几乎没有引起什么直接的讨论，在后来的几十年中一直如此。他的讣告很少，而且都是平淡而简短的：《社科年鉴》上的讣告只有12行，《苏格兰人杂志》上的讣告则只有9行。当时，《泰晤士报》 发表了一篇居高临下的文章，着重描写了斯密“对休谟禁欲主义”的“苦心孤诣的讴歌”，然后该报又发表了一篇较长的文章，评价《道德情操论》“巧妙而富于幻想”。这篇文章否认了《国富论》的独创性，并认为斯密“在宗教方面很早就成了伏尔泰的门徒”。
《国富论》出版后，其在美洲殖民地引起的反响比在英国本土热烈得多： [5] 《国富论》在美洲的销量很大，它在美国1787年的宪法辩论中被引用，并且在联邦党人几份敦促批准宪法的文件中被提及。在革命时期，法国人对这本书的反响更加热烈。在斯密去世后，《箴言报》评论说：“欧洲刚刚失去了一位著名的哲学家。”但是18世纪90年代初并不是一个适合做综合评价的时期。1789年7月14日巴士底狱被攻陷后，英国的激进分子、辉格派和知识分子都非常激动，许多人认为这代表了法国启蒙时代新政府的曙光。然而接下来又发生了一连串的事件。在1793年年初，英国陷入了道德恐慌之中，人们担心可能发生的叛乱和“法国式的叛变”：不仅是一个统治者被另一个统治者取代（这是“英国式的叛变”），而是推翻君主制。当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英国弥漫的这种恐惧感变得更加强烈。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容易误解斯密，或者我们很容易以今天非常熟悉的方式将他附和到某一特定的事业中去。特别是法国的护教者，把斯密与休谟的宗教怀疑论关联在一起，又将其归为无神论者，同时又把他当作自由贸易的革命先锋来颂扬。但这种情绪的高涨又产生了更微妙的影响——人们开始将政治经济学与政治本身分离开来。杜格尔德·斯图尔特在1793年1月向爱丁堡皇家学会宣读了由他所著的长篇传记，那是关于斯密生平的第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传记。当时正值臭名昭著的爱丁堡叛乱审判时期，斯图尔特小心翼翼地将“政治经济学的投机学说”与“政府的第一原则”区分开。他强调斯密对现有体制的抨击是指向商业而非政治，因此斯密给法国人带去的影响都是经济理论，而非关乎政治和政府。 [6]
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经济学的主题将进一步脱离政治。事实上，在19世纪，人们开始尝试将政治经济学设立为经济学的新学科，以科学的名义，将经济学与政治学区分开，使经济学从伦理学中分离出来。随着经济学变得更加科学化，它也变得更加数学化，因此也变得更加脱离日常生活、脱离人类制度和人文价值，甚至脱离价值理念本身。
接下来的章节将从斯密本人出发，更详细地考察他的思想及他对后世的影响。尤其是在4个领域的影响——经济学、市场、裙带资本主义、道德规范与价值观。斯密的思想在这4个领域中既深刻又具有巨大的当代意义。但是，我们首先要从整体上审视这一思想，拂去两个多世纪以来蒙于其上的尘埃。
人的科学
评估斯密的思想，最好不从斯密本人开始，而是先回溯早于斯密两个世纪的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年）的思想。在那个模糊而复杂的时代，培根是其中最复杂、最暧昧的人物之一。培根有句名言：“每一个成功的人都要走过一段迂回曲折的道路。”他自己跌宕的政治生涯完美地诠释了这句话。在争权夺利的欲望驱使下，在伊丽莎白一世和詹姆斯一世变幻莫测的宫廷政治风云中，经过激烈的斗争，培根最终成为大法官，最终又因受贿罪而蒙羞。但毋庸置疑的是，他帮助奠定了科学革命的基础。
中世纪哲学的范围远比今天要广泛得多，具有强烈的理性主义色彩。当时的哲学侧重逻辑学、形而上学和修辞学，而不是自然；侧重理性而不是经验（或者说实验）；侧重对宗教教义的阐述和辩护，而不是获取关于世界的知识。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哲学的主流变成了追随托马斯·阿奎那的经院派，对他们来说，天主教的信条（只要他们没有自相矛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是最重要的。对学院和更广泛的社会来说，重要的是承认今生和来世的神圣秩序，了解《圣经》典籍的知识，而对上帝的创造过于深入的探究是不虔诚的。在16世纪初，即使是伊拉斯谟和托马斯·莫尔这样的人文主义者对自然哲学也不怎么感兴趣。
在培根出生的时代，亨利八世与罗马教廷决裂并在英国发起宗教改革，培根的思想与时代主流非常不同。在他看来，知识的范围在不断扩大，这是一个探索的时代，麦哲伦绕过好望角，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这个时代也需要探索自然本身。而这种探索反过来又需要“破坏偶像主义”（iconoclasm）。破坏偶像主义主张粉碎虚假的偶像，摆脱错误的假设，培根认为这些假设抑制或阻止了知识的进步。
培根的目标指向了形而上学的理论化，以及学者狭隘的口头争论。他也反对当时炼金术士的玄学。在培根看来，科学研究是一项共同的、公共的事业，最好由专家在一所专门为此目的而设立的学院里进行，他在1627年发表的《新亚特兰蒂斯》中称其为“所罗门之家”。培根有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人应该理解自然、控制自然，从而推动物质文明的进步。他认为求知的理由不是因为学习的快乐、优雅性或内在价值，而是今天所说的技术效用，知识最终要转化为经济效用。
培根在其一系列著作中，依据知识的不同分支，为自然科学建构了一个极为广泛的知识体系。在保持对宗教教条的尊重的同时，他关于自然哲学的概念是独立于宗教的。与宗教不同，自然哲学是一种积累性的、渐进的、公共性的活动，它的方法强调非常细致的数据统计过程。这些都是为了证实或者证伪从个别到一般的归纳推理，而后形成对科学规律的推论基础。
培根批判形而上学，强调探索、归纳、技术和有用知识的增长，这与他同时代的笛卡儿的理性理论和对确定性的不懈追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里，我们很容易看到英国的经验主义与法国的帕斯卡式 [7] 的几何学精神之间经常出现的剧烈对峙。但是，培根试图引导一条中间的道路：他说，自然哲学家不能像蚂蚁，只是收集，也不能像蜘蛛，只是织出自己的网，而应像蜜蜂，它“提取某种物质……并且通过自己的努力改造和塑造它”。
培根并没有任何科学发现，他的思想也有缺点：他没有认识到数学在科学进步中的中心地位，他对科学方法的具体论述在今天后继无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牛顿所著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无论以何种标准来衡量，都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进步之一，它结合了数学的精确性与富有想象力的理论，但它并非培根思想的范例，反而部分说明了培根的思想在科学性上的不足。但在今天被称为应用科学的领域，培根的思想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事实上，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培根的思想，他的知识体系、分类法和测量法迎来了空前的发展，为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
亚当·斯密在大约40年的时间里建立了自己的“人的科学”，他借鉴了培根的许多基本假设。像培根一样，斯密也希望构建一种自然主义的、经验主义的理论。事实上，他的野心似乎是，对人类生活的主要方面，包括道德、社会、艺术、政治和商业，进行一个统一的一般性叙述。像培根一样，斯密认识到人类的专业化与合作的重要性。他也像培根一样提供了一套思想体系，它是公开的，容易被理解的，并且基本独立于宗教之外。
但是，他们的思想也存在许多差异。斯密在许多方面都继承了休谟的思想，他追寻休谟的因果论观点，坚持认为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作为自然规律的那些“看不见的链条”。此外，在《天文学史》一文中，斯密对科学发现的逻辑的看法比培根要复杂得多。这种看法将人类的想象力和假设置于一系列渐进的尝试的中心，“将秩序引入这混乱的杂糅的不和谐的表象之中”，从而使我们混乱喧嚣的想象恢复“平和与宁静”。
最重要的是，斯密的理论是动态的，而培根的理论是静态的。尽管培根自称已经超越了亚里士多德，但他仍然从本质而不是从变化的角度来思考科学。他思考的问题是事物是什么，而不是问它做了什么。相比之下，斯密敏锐地意识到了变化，而且更注重自己的知识体系的传承性。亚里士多德以他形而上学和逻辑学著作《工具论》为其伦理学和政治学奠定了基础。类似地，斯密以《天文学史》作为《道德情操论》的基础，后者又是《国富论》的基础。同样，在斯密未完成的作品中，他“关于文学、哲学、诗歌、修辞学不同分支的哲学史”和“关于法律和政府的历史与理论”也将呈现一致的脉络。
斯密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一种牛顿式的科学程序。斯密在其早期的修辞学和文学讲座中明确表示他很钦佩牛顿的研究方式，“（牛顿）以某些已知的或已证明的条件为初始原则，以此为基础就可以解释相同的现象，用同一逻辑链条将所有的现象连接在一起”。在同一部著作中，他强调说，这一过程可以超越物理学和天文学的范畴，扩展到人类思想和行动的领域：“后者，我们可以称之为牛顿的方法，那无疑是最有哲理的，而且在各种意义上，无论是对道德哲学还是自然哲学来说，都比其他的方法更巧妙，因此也更吸引人。”值得注意的是，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沿用了这种方法。
但这是呈现结果的方法，而不是发现结果的方法，《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明显是开放式的。用牛顿的学生科林·麦克劳林的话说，牛顿提出“我们应该从现象或表征出发，研究自然界中运作的力量或原因。我们的研究从追寻特定的原因出发，推演到更一般的原因，直到找到最普遍的原因”。通过归纳法得到的结论应该被认为是有待进一步的数据修正的真实结论，因此科学家应始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例外情况或更有力的证据保持开放态度。这不是几何证明的封闭世界，而是现代科学探究的临时的、假设的世界。
1720—1721年的南海泡沫事件让牛顿在股市损失了一大笔钱，他说：“我可以计算出星星的运动，但却算不出人的疯狂。”同样，斯密的牛顿主义并不天真，他并不主张可以像预测无生命的原子、行星或台球的运动轨迹一样，通过科学规律完全预测人的行为。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他明确拒绝把人的行为视为与棋盘上的棋子一样的可控的乌托邦式教条。正如他指出的，“每一个棋子都有自己的运动原理”，当它们以一种动态的、并不完全固定的方式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时，就会产生现在所说的反馈回路。因此，斯密提出的“人的科学”并不是教科书上物理学意义上的科学或技术。相反，在18世纪的标准用法中，科学的意义是一个有组织的思想体系，其目的是将一系列可能存在着广泛而巨大差异的现象，呈现为一个可以被理解的整体。这套科学体系创造的解释和理解或许可以作为建立未来期望的基础，甚至可以像物理学那样，让预测变得可能，但那是另一回事。值得注意的是，斯密在他的任何作品中都很少进行预测。这不是偶然的，这表明他很清楚地意识到，面对人类行为的不可预测性，他的研究主题是复杂和不确定的。
进化论
我们可以更进一步。斯密提出的“人的科学”不只意识到了变化，它也是以变化为前提的。在某种程度上，“人的科学”是对人类进步原因的考察。这是一种原生理论，但事实上，它还是归属于进化论的范畴。斯密关于天文学的论文不仅仅是对科学发现逻辑的研究，更是对人类心智的一种进化论式的叙述。他的修辞学讲义主张对语言进行动态的、复杂的理解，充分承认了在语言的相互理解过程中，不断变化的实际应用与标准之间的潜在矛盾。《道德情操论》则对人类社会和道德规范进行了进化论式的阐述，社会规范与道德规范就像语言一样，通过同情心或同胞情感产生作用。《国富论》则关注人类互动的一个特殊方面，即市场交换。斯密将对其的解释置于从封建社会向商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渡中，并说明了这一思想如何可用于解释经济发展和全球贸易秩序的演变。有学者认为，斯密的法学，特别是由他的门生，格拉斯哥大学民法学教授约翰·米勒发扬光大的部分，其影响之一就是促进了苏格兰法律体系中以判例为基础的普通法传统， [8] 这样的发展路径非常符合进化论。斯密最终决定毁掉他尚未完成的作品的深层原因，也许是无论那些作品的思想多么丰富，都未能够像这两部伟大的著作那样，成功纳入一套统一的进化理论之下。
但是，斯密的“人的科学”并不仅限于进化论的范畴，不过几乎可以肯定它是进化论的核心部分。我们有切实的理由可以推断，斯密的著作对达尔文产生了强烈的间接影响。 [9] 1825年，达尔文在爱丁堡的医学院度过了两年相当不愉快的时光。同样在爱丁堡的医学院，斯密的朋友和他后来的遗稿保管人，约瑟夫·布莱克，在那里教了30年书。达尔文在爱丁堡的那两年，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之间的矛盾正逐渐成为这个城市重要的公众辩论话题。1829年，在剑桥大学，达尔文在一封信中曾说：“我的研究包括亚当·斯密和洛克”。通过家庭关系，他也经常与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詹姆斯·麦金托什见面。而麦金托什正好成长于启蒙运动时期的苏格兰，是比斯密更年轻的一代人。在“贝格尔号” [10] 上，达尔文看到了法国博物学家亨利·米尔恩·爱德华兹将斯密的劳动分工思想应用到描述人体器官上，并迅速地将这套理论应用于说明生态系统中的物种多样化和特殊化。19世纪30年代，达尔文开始小有名气，他与杰出的作家哈里特·马蒂诺走得很近，马蒂诺的畅销书《政治经济学解释》（1832年）介绍了亚当·斯密的思想，使其在更广泛的公众中产生了巨大影响。所以斯密很可能对这位伟大的自然科学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斯密的思想究竟是如何体现进化论的呢？在现代意义上，达尔文式的进化论被表述为一种“遗传变异”：一个物种的不同性状，在一代又一代的遗传过程中，通过适者生存的机制，自然选择淘汰了不太成功的形式。斯密的理论也落脚到了两个主要机制。第一种是文化机制。在《修辞学讲义》中，斯密解释了新的语言实践和应用方式如何不断涌现，“那些最初树立榜样的人并没有任何意图或预见性，也没有打算建立任何一般性的通用规则”。在《道德情操论》中，他进一步描述了这种机制：人们学会了通过他人的行为来对自己的行为进行部分反思，形成对自己行为的判断，即这种行为会产生何种实际的或可能的现实影响。同时，在“公正的旁观者”的调和与影响之下，人们开始客观地看待自己的行为，摆脱个人过度的激情或偏见。斯密认为，这种机制的结果是个人可以对自己行为带来的影响进行审慎把握，而且一旦当这种机制内化，就会形成一种道德原则。也就是说，从进化的角度看，实际的和可能的行为模式会通过社会模仿而自发地出现，然后其中的一些行为模式会被传递或被选择；被选择的行为模式成为规范，并通过进一步的行为和选择继续传递给其他人。整个过程就这样循环往复。这种模仿和选择的过程通常是有益于社会的，但并不总是如此。有时，就像我们对富人和名人的崇拜一样，它在道德上是可疑的，但在经济上是有价值的。有时，通过这种机制人们可以选择对某个小群体有利的规范，但这可能对更广泛的社会没有好处。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如何，它的总体趋势是让对整个社会有利的规范得以传播。
这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有一个重要的不同点。在自然选择中，被选择的属性，例如更快的速度、更大的力量、更好的伪装等，一般来说，都是同时适合于个体以及整个群体的。速度快的猎豹比速度慢的猎豹活得更好，它们被自然选择青睐，速度的基因会遗传给它们的后代，诸如此类。但这里有两个重点。斯密认识到，人的生活为对个体有利的行为提供了巨大潜力，这可能会产生消极的而非积极的社会效应。那么关键问题就不只是自然环境中的进化论中所说的，个人行为为什么会对群体有利，而是能有效地约束和惩罚个人不良行为的道德规范是如何产生的。斯密给出的答案是，就像生物进化一样，这是通过“遗传变异”实现的，其效果是动态的：道德秩序是自下而上，自发产生的，虽然不一定立即生效。由此形成的规范和价值观念也会演化成人类社会的制度。正如斯密的朋友亚当·弗格森在1767年所言，“即使是在被称为开明的时代，大众的每一个步骤和每一个动作，都是在对未来同样盲目的情况下进行的。而国家历经困难建立起的制度，虽然是人类行为的结果，却不是人类设计好的结果”。 [11] 休谟在1779年写的《自然宗教对话录》中，有力驳斥了所谓世界必须是神意的产物的观点。但在此之前20年，即1759年，斯密部分受到休谟的影响，勾勒出了一种文化机制，证明道德和社会规范可以完全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中产生。
看不见的手
在斯密的思想中，第二个进化机制更著名——“看不见的手”。正如他在《国富论》第四卷中所说：
因此，每个人都尽可能地把自己的资本用于支持国内工业，于是这种工业朝着最大化其产品价值的方向发展；每个人都努力使社会的年产值尽可能地增加。实际上，个人一般都不以促进公众利益为目标，也不知道自己促进了多少公众利益。当人们选择支持国内工业而不是国外工业，他们只是为了保障自己的安全；而促进工业向最有价值的方向发展，他们也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这种情形，与许多其他情况一样，个人被一双看不见的手牵着鼻子走，无形中推动了一个与自己的目的无关的目标的达成。对社会来说，人们不把自己视为社会的一分子并不一定会带来更坏的结果。当人们追求个人利益，往往比他们直接追求公共利益时更能促进社会的利益。
长久以来，人们对“看不见的手”这一观点褒贬不一。 [12] 对一些人来说，这是一种基础概念，即市场是一种平衡机制，通过竞争将个人的贪婪转化为普遍的福利。对另一些人来说，这只无形的手象征了一种赢家通吃的经济体系，它利用一种非人的市场力量，合理化了整个体系对没有经济实力的人的压迫。对前者而言，政府充其量只是阻碍了高效市场和普遍福利的实现，但对后者而言，政府是防止不公平和不平等的重要保障。后世对“看不见的手”的理解还有很多种，有的嘲讽它，有的把它奉为天意。因此，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明确，“看不见的手”对斯密来说到底是什么、不是什么，它是否重要，为什么重要。首先要注意的是，在斯密的全部著作中，仅三次提到这句话。“看不见的手”这个隐喻并非《国富论》的核心，它只在《国富论》中出现过一次，并且没有具体的阐述。即使在《国富论》中，它也未称颂不受约束的市场和一些人宣称的对自我利益的有益影响。相反，它是在讨论投资者对安全的渴望时提出的：斯密的主张是，从常识性的、狭义的角度来说，国内资本是一个国家国防的宝贵资源，而资本管制是不需要的，因为外贸的额外成本和风险给了人们自然的经济刺激去投资国内市场。
在斯密的著作中，还有两次提到了“看不见的手”。一次是在《天文学史》的文章中， [13] 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语境，我们不需要关注。另一次更有意义，出现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认为，对财富和地位的渴望鞭策了自我完善。一旦富人获得了财富，他们的消费不会比穷人多多少，他们可能会把自己的财富看成是虚幻的。但是，“正是这种自我欺骗，让产业不断发展，促使他们开荒种地、建造房屋，建立城市和联邦，发明和改进所有的科学和艺术，使人类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完全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因此，他们集体努力的效果带来巨大的进步，使全人类受益”。斯密认为，“尽管人们出于天生的自私和贪婪，做这些事情只是为了自己的方便”，但富人通过提供投资和就业使穷人受益。因此，“他们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同等分配了生活必需品，这将使地球上的所有居民都同等地享用地球的一部分，从而在不经意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们促进了社会的整体利益，并为物种的繁殖提供了方法”。无论人们如何看待这个含糊的表述，它再次明确了所谓的“有益的溢出效应”，以及“制度……是人类行为的结果，却不是人类设计好的结果”。
在斯密的著作中，除了这三处之外，再没有关于“看不见的手”的论述了。虽然他还讨论了许多不同的市场，而且在《国富论》第四卷中的延伸篇“关于谷物贸易和谷物法” [14] 中还详细探讨了市场的运作，但再也没有提及“看不见的手”这个词汇。不过，正如斯密在上面的引文中所指出的，“看不见的手在许多其他情况下也在发挥作用”。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这个词汇所表达的思想确实是斯密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从那时起就成了社会科学的基础概念之一。因为在许多情况下，由公开竞争和自愿交换达成的市场可以发挥类似自然选择的作用。一般来说，这一理论认为，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个人和公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存活下来，而无法实现这一点的个人和公司则会失败。用达尔文的话说，这是一种“遗传变异”。其结果是秩序自发地形成（在此场景中，指的是政治经济秩序，而不是特指道德秩序），这种秩序并非是由上向下强加的，而是自下而上产生的。正如斯密所说，这可能是个人选择的意外结果。那些参与其中的人不需要知道其原理或了解其目的，如果他们刻意行事，反而可能无法产生类似的效果。这种现象无处不在，堪称一种奇迹。
这使我们能够更清楚地认识斯密所谓的“人的科学”。这一理论的范围非常广泛，有潜力将语言、个体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道德政治经济学以及关于法律和政府的内容，都以一种连贯的、概括的方式联系在一起。不仅如此，它还具有动态的、进化的特点。实际上，它是一种集体思想理论，以自由的人际互动和开放的交流为前提。以这种方式来理解，我们会发现，即使在斯密去世两个多世纪后的今天，虽然现在的语境和时代背景都和斯密的时代存在巨大差异，但他的理论仍然具有惊人的现代感。 [15]
这也使我们看到了斯密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巨大成就。18世纪末的世界，尽管有时看起来很熟悉，但在很多方面都与今天的世界大不相同。 [16] 那时大多数人都在从事农业劳动，拥有工厂的一般都是个人、家庭或小型合伙企业，而且都是个人参与的，并且工厂主之间往往相互认识。那时雇用童工是很普遍的。当时大部分银行都自己发行纸币，商业组织不多，而且它们一般都负有无限责任，如果它们像艾尔银行一样倒闭了，企业主就必须偿还相关债务，否则就得坐牢。现代社会的科技、金融和商业景象，例如跨国公司能够随意筹集资本，在不同大洲的多个地点雇用数万甚至数十万人，这些都是不可想象的。要在这些杂乱的现实中辨析出私有制、商业利益、市场交换、劳动分工、资本、利润创造和工资性就业等抽象原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并且，不将这些原理归结为某个贵人的开明行为，而是总结出一个普遍的经济秩序演变的理论，以及“集体利益在不经意间达成”的理论，这是很了不起的。
要说明的是，斯密明显也弄错和忽略了一些事情， [17] 这也是他没有预见到的现代经济学的关键领域。他没有预见到19世纪的快速工业化，尽管他有举过例子（唯一的例子），提到在他住处附近的福尔柯克有规模很大的卡伦钢铁厂。他也没有完全把握住技术变革的重要性，尽管他是詹姆斯·瓦特的朋友，还赞助他在格拉斯哥大学建立了一个工作室。他很可能会对股份公司的快速发展感到惊讶，或许也会感到沮丧。他对货币起源的推测很有意思，但也是错误的。他关于价值的论述令人困惑，他的生产成本理论和劳动价值论，被大多数19世纪的理论家证明是一个死胡同，除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之外，今天几乎没有什么人认同这些理论。现代经济理论的一些核心领域，例如需求、边际效用、货币政策、大规模失业、商业周期等，《国富论》几乎没有什么直接的讨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意料之中的，因为《国富论》是在前工业时代末期写成的。
此外，尽管斯密在他关于道德、历史和法学的著作中经常有令人惊叹的独创性的内容，例如公正的旁观者、动态的发展理论，以及对商业社会的许多详细分析，但他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独创性并不突出。 [18] 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他的《经济分析史》中写道：“事实上，《国富论》中没有一个分析思想、原则或方法在1776年看来是完全创新的。”这一大胆直白的断言的准确性有待商榷，不过熊彼特仍然是斯密的崇拜者，并且相当够资格。他的这句话抓住了一个更广泛的事实：在《国富论》中，斯密的诉求是对思想不究来源的整理、发展和综合。他的独创性体现在他促使经济学思考进入了一个令人出乎意料的领域（例如他对奴隶制的分析），甚至成为政治学的一部分。在这一点上，他又一次预见到了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也许更让人惊讶的是，尤其是对斯密这样一个深具历史眼光的人，他似乎没有意识到，或者他忽略了早期政治经济学著作中许多有价值的东西。特别是他使用了“重商主义制度”作为一个概括性的术语，虽然在修辞上很方便，却模糊了前代思想家彼此之间的区别，并将他们都归入了“斯密之前的政治经济学”的范畴。然而，早在18世纪50年代，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领域的思想和著作蓬勃涌现，包括费迪南多·加利亚尼、乔赛亚·塔克、理查德·坎蒂隆以及魁奈和休谟的著作。休谟在自己的书中预见到了斯密讨论的许多关键主题，包括“人和商品（而不是金银财宝）才是一个社会的真正力量”的观点，政府干预带来的许多不利影响，自由贸易的互惠性，以及试图向邻国乞讨的行为在经济上的愚昧性。但是斯密在《国富论》中声称，“据我所知，休谟先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注意到商业和制造业与‘个人的自由和安全’之间的联系的作者”，这句话充其量只能被了解内情的他的同时代读者们以嘲笑的口吻来看待。 [19]
詹姆斯·斯图尔特爵士是斯密对前辈们的选择性描述的一个受害者。他是一个詹姆斯党人，也是《政治经济学原理探究》（1767年）一书的作者。斯密在1772年写给议员威廉·普尔特尼的信中驳斥了斯图尔特的书：“我不想提这本书，我认为书中的每一条错误的原则在我的书中都会得到明确而直接的驳斥。”这就有点过分了。确实，斯图尔特的作品经常是冗长、沉闷、枯燥的，读起来很无聊。但是，他强调了政治经济学的一些方面，比如说就业、不确定性和无知等，这是有用的，而这些主题在斯密的著作中或是部分缺失，或是完全未涉及，但这些内容后来变得很重要。然而，《国富论》的成功导致斯图尔特的著作几乎完全被忽略了。
指出这些缺点是必要的，尽管比起《国富论》的宏大篇幅和丰富内涵来说它们微不足道。在一个问题上，斯密保证了他不朽的地位，他在《国富论》中讨论了一个基础性问题，即人们通过文化和市场交换来追求个人利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产生经济增长和社会效益。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标志着经济学开始走向成熟。
在提出这个问题时，斯密强调了劳动分工——人类社会中最非凡、最重要的现象之一。更确切地说，他也是第一个把市场、竞争和市场交换视为经济学核心问题的思想家。在他之前的其他人已经注意到了供过于求对价格的影响，在一定条件下的均衡趋势，以及市场交换对资本积累和繁荣的作用，但只有斯密将这些思考概括成了一个理论，即“自然自由体系”，并且探讨了它对单一市场和整个商业社会的影响，他的思想还应用到了解决当时的一些关键经济难题上。而且，在斯密去世两个多世纪之后，他的分析仍然是主流经济学的绝对基础。微观经济学家仍然在斯密建立的对市场动态的分析框架中运作，而宏观经济学家则在他的利润、储蓄和投资理论中运作。斯密在今天被誉为经济学之父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五大迷思
这一理论十分宏大，但也只是斯密整个思想体系的一部分。要更清楚地了解斯密的思想和他的成就，我们也需要清楚他不是什么。这看起来要更加困难得多，因为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围绕着亚当·斯密产生了一些巨大的迷思。学者、经济学家、政治家、意识形态评论者、经济学爱好者，有很多人坚定地捍卫着这些迷思，他们试图将斯密思想的智慧，更多的时候是将他的名字所附带的威望，应用于自己个人的项目上。这些迷思需要在5个关键领域中解决。
迷思1：“亚当·斯密难题”
第一个迷思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个数字上的问题。在19世纪，德国学者们曾就“亚当·斯密难题” [20] 展开辩论。这个问题是，只有一个亚当·斯密，即只有一套总的理论，还是有两个？这其实是在问，《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理论体系是不同的吗？前者的内容似乎是关于利他主义和人类的善良，而后者则是关于自私和人类的贪婪。如果是这样的话，其二者间肯定存在根本的矛盾？有人推测，斯密在18世纪60年代访问法国，见到魁奈和重农主义者的时候，他的心态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位心地柔软的年轻道德哲学家一定是在那个时候臣服于这位年长的经济学家。然而，这种说法只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因为斯密怎么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两本书之间有如此明显的分歧，尤其是他在晚年修订《道德情操论》时，怎么可能没有注意到呢？为什么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缓和或减少这种矛盾呢？这么说来，斯密也许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但他是一个哲学上的傻瓜，甚至可以说，他是一个怪人。
人们一直对这些问题争论不休，关于“两个斯密”的观点以不同的方式吸引着一些解读者。当时缺乏对引文的规范，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斯密在这两本书中未进行交叉引用，以揭示它们之间的联系，以及他的思想演变。例如，他晚年在《道德情操论》的修订版中讨论了人们对伟人和权贵的崇拜是多么的强烈又虚妄，这里本可以进行交叉引用。
然而这场讨论是没有希望的。在思想上，“两个斯密”的观点严重地误解了斯密的思想，以及他不同思想之间的契合度。在《道德情操论》中，“同情心”这一关键概念与利他主义并不是一回事，事实上，同情心根本不是行动的动机，而是使人能够形成道德判断，在一定程度上形成道德自我意识的机制的一部分。因此，没有必要将之与利己主义进行对比。同样，从事实的角度看，这个观点也是完全无法成立的。杜格尔德·斯图尔特（再提醒一下，他写的传记是我们所拥有的关于斯密的最权威、最独立的资料）在他所著的斯密传记中指出，至少从1755年起，斯密就在构思《国富论》中的主要思想，并引用了他当时的一篇论文，“要把一个国家从最落后的野蛮状态带到最高级的富裕状态，除了宽松简易的税收和包容的司法管理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其他必要条件。其余的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这番言论比《道德情操论》的出版早了4年。斯密的《法理学讲义》也强调了这一观点，这表明，在1762年，在完成《道德情操论》第二版的修订之后，斯密已经在教学中发展出了《国富论》内容的雏形。事实上，《国富论》的早期草稿，显然是斯密试图将教学讲义的一部分写成一部单独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这些草稿很可能是在斯密前往法国前，即在1763年4月之前完成的。
因此，并不存在“两个斯密”。在《国富论》出版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关于《道德情操论》的广告，而《道德情操论》后期的版本中也有关于语言最初形成的文章。考虑到斯密发展其理论的广泛的进步性和系统性的方式，这是在我们预期范围内的。在生命的最后10年里，斯密经常同时对这两本书进行审阅和修订，两本书的修订版交替出版。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斯密回到他的第一部著作，在完全没有引用《国富论》的情况下，对其论点进行了扩展。毋庸置疑，斯密希望他的两部伟大作品被并列阅读，希望它们被看作是自成一体的，同时也是一个统一的哲学体系中深度互补的不同部分。这个体系建立在一个思想基础之上，即持续的、不断发展的相互交换：沟通时的语言交换，道德和社会心理学中的尊重交换，政治经济学中的市场交换。
这并不是说斯密的思想没有变化和发展，也不是说他的两部作品之间没有不一致的地方或者是不同的侧重点。其两部作品讨论的主题不同，在语言和风格上也有很大差异。《道德情操论》几乎没有触及商业生活，而《国富论》则几乎没有谈到同情心、义务、谨慎或前者中的任何重要主题。因此，在一些人看来，这两部作品似乎是不同作者的产物，这也就不足为奇了。事实上，一些现代作家认为这两本书划分了人类生活的两个不同领域 [21] ：一个是关于爱和信任的有严密界限的领域，与朋友、家庭和亲近的社区相关；另一个是更广阔的合作的领域，在其中我们匿名地、间接地从广阔的文明中获取经济和社会利益。基于这种观点，我们的道德规范没有也不可能延伸到我们不认识的人身上，我们与陌生人交往只是为了自我利益，也因此而接受他们与我们交往。是自我利益，而不是爱，支撑着交易体系。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种诱人的解读方式，但它并不是对斯密思想的正确解读，因为它让斯密的“人的科学”的核心逻辑变得不自洽了。《道德情操论》并没有划定一个具体的道德互动空间，它的目的是要建构一个笼统的理论，说明社会中的道德规范和共同的道德承诺是如何产生的。没错，斯密确实认为，基于“自我利益”或者说“自爱”，就可以解释运作良好的市场利益机制了，不太需要通过别的要素来解释。但没有证据表明他认为道德价值不适用于他在《国富论》中描述的更广泛的交易秩序。如果他有这样说过的话，那就与他之前的书相矛盾了，也就违背了他的总体理论，即市场是在规范和信任的背景下运作的，而规范和信任本身支撑着司法和法规的运行机制。之所以人类可以进行用一种东西换取另一种东西的“公平且刻意的交换”而狗不行，正是因为这种交换是建立在公平的共识之上的，并且人类具备判断力，知道可以拿什么去交换、换来什么，以及什么东西对方会接受。毋庸讳言，相关的道德规范可能会发生变化，而且基于心理机制的特性，在非人情化的交易环境中，相关的道德规范通常会变得淡化，不再具备强烈的约束性。在伦理学上，斯密并不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但是，斯密并不认为商业世界是一个无道德的世界。他也不认为政治经济学是，或者应该是，或者可能是，一门与价值观无关的科学。他的观点恰恰相反，这一点在后文中将会阐明。
迷思2：亚当·斯密推崇自私自利
理解这两部伟大著作之间的真正联系非常重要，因为这不仅揭示了斯密的整体观点，而且有助于避免把《国富论》视作他的定论，仿佛他认为经济学总是凌驾于道德之上。这里所说的第二个迷思即斯密在某种程度上推崇自私自利。他那句著名的格言经常被引用：“我们期望的晚餐不是来自屠夫、酿酒师或面包师的好心，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我们不求诸他人的人性关怀，而是求诸他人的自利心，永远不要对他人倾诉自己的需要，要告诉他人有何利益可图。”用诺贝尔奖得主，芝加哥经济学家乔治·斯蒂格勒的名言来说，“《国富论》是建立在个人利益基石上的一座巨大宫殿” [22] 。但是传统上一直认为，经济学是且应该是“真正”只考虑自我利益，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人的理性本身就是追求自我利益的。
毋庸置疑，《国富论》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商业和资本积累的合法性，并为其对公共利益的重要性进行辩护。同样，“自爱”的概念对斯密来说也确实是至关重要的，这是斯密的基本思想之一，它与同情心、劳动分工、交易的本能等其他理论一起，支撑着他的自然自由体系。虽然斯密有一种牛顿主义的倾向，想要把“人的科学”建立在少数几条基本原则之上，但是他并没有局限在唯一的理论上。在另一语境下，他曾批评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过于保守，因为他的道德体系仅建立于审慎之上，而其物理学仅建立于原子论之上。实际上，斯密宁可他的假设中存在一定程度的复杂性，即便这可能会不利于实现他想要对全部政治经济现象提供公正解释的目标。他希望他的理论体系不止有一根琴弦，这样他才能奏出更丰富、更有价值的旋律。 [23]
事实上，斯密认识到，也讨论了人类情感的多重性，其中有些情感，例如惊奇、骄傲和虚荣，与个人利益本身几乎没什么直接关系。此外，这些情感在行动的过程中有可能，而且确实曾以新奇而又出人意料的方式结合在一起。他在《修辞学讲义》中说：
不同的激情都是以同样的方式从不同的心态和外在环境中产生的。但是，如果以这种方式去研究所有不同的情感和激情，那将是无止境的，也是无用的。因为虽然激情的种类并不多，但这些激情往往以不同的方式混合在一起，它们的组合方式几乎是无限的。而且虽然我们已经经历了所有不同的情感，但人的性格、年龄和环境的差异，会使我们提出的任何通用规则都不适用。
同样，斯密的描述是动态的和复杂的。斯密不认为有一个固定的或本质的东西叫作“人性”，尽管他把某些本能和欲望看作人的基本特性，但他接受人可以有多种身份。人有共同的特征，但这些特征是由社会内部的选择和环境塑造的。这些因素，以及这种情感的复杂性，使得任何关于人的科学都难以做出准确预测，甚至让预测变得根本不可能。
此外，个人利益的概念，以及相关的自私的概念，实际上与自爱的概念是相当不同的。 [24] 斯密只在《国富论》中提到过一次个人利益，即在解释天主教神职人员的“敬业和热心”时，因为他们与新教的神职人员不同，他们必须依赖教友的馈赠。斯密明确指出，公共利益应该高于个人利益：“聪明而有德行的人在任何时候都愿意牺牲自己的私人利益，以维护他所属的秩序或社团的公共利益。他们随时都愿意牺牲这个秩序或社团的利益，以维护更大的国家或主权的利益，因为相对于后者来说，前者只是其中的一个从属部分。”斯密还攻击霍布斯和曼德维尔提出的基于个人利益的思想体系。而《道德情操论》在开篇就明确反对将自私视为人类动机的唯一来源：“无论一个人有多自私，在人类的本性中都存在一些原则，让他对增进他人的幸福感兴趣，使他看到他人的幸福对他来说是必要的，尽管他除因看见他人幸福而感到快乐之外，什么也得不到。”
这一思想是斯密对道德和社会心理学进行分析的基石，而且它是以同情心为基础的，与个人利益的理论针锋相对。前文提到的斯密关于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观点，并不是说这些人缺乏道德敏感性，不是说他们没有或不应该调动自己的情感，也不是说他们应该被私利所驱使，或者说仅基于这一点就形成了他们的理性行为。斯密的意思是，不需要提供更进一步的动机来解释他们实际的行为方式了。以自我需求为导向的行为可以提升共同利益，这可能会限制美德的范围，但这并不是说这种行为是必需的，也不是说这种行为在某些条件下可以被合理化。
事实上，按照当时的用法，对斯密来说，自爱既不是不道德的，也不是一个特殊的负面词汇。是的，它可能会让人迷惑，关于这种情况，“自爱的自然表现可以通过公正的旁观者来纠正”。 [25] 但是，休谟在其《道德原则研究》（1751年）的附录中抨击了“自爱是人类行动的深层的隐藏的动机”这一观点。休谟认为这是一种不必要的、过于复杂的解释人类日常行为的方式。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斯密不赞同这种观点。但对斯密和当时的人来说，自爱也有一个积极的道德维度。它恰当地包括了很多其他方面，远远超出了狭隘的经济自我利益，包括一个人对自己的福祉，以及对自己的财产、家庭、受养人、朋友和名誉的关注。作为一个独特的斯多葛式的思想，它还带有道德内涵，即人有责任照顾好自己，培养个人美德。这与斯密坚持的立场是一致的——人民而非政府才是最适合对自我利益做出判断的一方。最后，虽然自爱有其弊端，但斯密认为，自爱驱动的商业行动本身就是一种文明力量，它可以改善习惯，把人的精力引导到交际、节俭、勤劳和投资上。即使是那句关于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名言，也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对他人利益的认同和满足，强调了交换的互惠性。
迷思3：亚当·斯密为富人说话
《国富论》出版时，苏格兰刚进入有史以来国民经济增长持续时间最长、最快速的时期。苏格兰的商人和工业家们正在创造巨大的财富。《国富论》的作用不仅仅是解释，更是在维护和捍卫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商业体系的新兴思想。因此，斯密的名字在今天经常被用来为财富和收入的极端不平等辩护，认为这是自由制度的自然结果。
的确，《国富论》确实赞扬了“普遍富裕”的可能性，鼓吹社会各阶层的物质进步。但事实上，斯密远非大富大贵的信奉者。他在《国富论》中写道：“只为自己，不为他人。这样的观点，在世界历史上的每一个时代似乎都是人类主宰者的卑鄙格言。”如同他在《法理学讲义》中表达的，斯密对允许合并财产的制度，如继承法、长子继承制和田产制等用来捆绑几代人的土地制度，提出了极端的批评。他也不向富人看齐。在《道德情操论》中，我们已经指出，他鄙夷人类崇拜富人和权贵而轻视穷人的本能，并批评了这样的现实：“财富和伟大往往收受了只有智慧和美德才配得上的尊敬和仰慕；而对贫穷和弱者的鄙视是最不公正的，因为鄙视本应该针对恶习和愚蠢。所有时代的道德家都在批评这样的现象。”不过斯密也看到了这种情形蕴含的价值，因为这种自欺欺人的行为“推动并保持了人类产业的持续运转”。 [26]
斯密也很清楚，财富不一定能带来幸福。事实上，他对消费和物质财富的价值持怀疑态度。“有多少人因为把钱花在各种花哨的小玩意上而毁了自己？”他忍不住重复这句话，在讲述民间传说中的富翁如何在晚年反思自己的人生时，他写道：“于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身体被劳累和疾病摧毁，他回想起敌人的不公对待、朋友的忘恩负义，他的心灵被无数次伤害和失望的记忆侵扰，他终于才发现，财富和伟大仅仅是花哨的小玩意，并不比玩具爱好者的小匣子更让人感到身体的轻松或心灵的安宁。”相比之下，“在身体轻松和心灵安宁的层面，所有不同阶层的人处在同一个水平上。在路边晒太阳的乞丐已经拥有了君王们争相抢夺的安全感”。 [27] 财富对一个人的幸福感确实有一定影响，但平衡的人生观可能更重要。
从这段描述来看，令人惊叹的是，斯密是一个平等主义者。当富人和穷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他的本能和理论几乎毫无例外地站在穷人一边。他所谴责的措施，都是用于限制穷人而不是富人的。当议会决定设置工资的上限而不是下限时，受损的是工人而不是雇主。按照斯密的说法，商人利益集团对政府的操控意味着，在法律上，对工人的诉求必须始终给予基于同情的听证。事实上，对斯密来说，价值本身最终并不是由金钱或土地代表的，而是由劳动代表的。但是，在谈论“工人”“主人”和“生活的等级”时，他并没有采用马克思主义式的阶级分析。他所描绘的景象更富于变化和动态。相比富人更偏向穷人是符合道义的，也是符合经济原则的：给穷人一个更公平的竞争机会，让他们获得成功。
迷思4：亚当·斯密反对政府
今天许多市场自由主义者喜欢把亚当·斯密看作伟大的自由主义预言家，是政府和国家干预的敌人。那些试图批判斯密的左派也是如此 [28] 。因为对他们来说，曲解斯密的观点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易于攻击的“稻草人” [29] 。双方都以这样的典型文本解释斯密的观点，“每个人，只要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就可以完全自由地以自己的方式追求利益，使他的产业和资本与其他任何人的产业或秩序去竞争”。 [30]
然而，事实却大相径庭。斯密的确在许多地方都对政府的负面影响不满，特别是在对贸易的干预和监管方面。正如杜格尔德·斯图尔特记录的那样，1755年，斯密说过：“所有阻碍这种自然的（贸易）进程的政府，试图把事物强行引入另一个方向，或试图在某一点上阻止社会进步，都是不自然的。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得不进行压迫和推行暴政。”这不仅是在说中央政府，18世纪英格兰和苏格兰教会以及地方政府在更小范围也时常存在干涉及滥用官方处置权的情况。《国富论》“对大不列颠的整个商业制度进行了非常猛烈的攻击”。而且，我们也看到，对政府通过殖民化在国内和国际上暗许或教唆推行垄断权力和“公司精神”的行为，斯密认为是很残酷的。
但总的来说，认为斯密有反政府倾向的观点是严重误解了他。如果“自由放任” [31] 指的是市场应该完全独立运作，政府干涉应该压缩到最小甚至完全不必要，那么斯密绝对不是“自由放任”的信徒。魁奈和重农主义者采用了“自由放任”一词，而斯密从没有使用过这个词。他对重农主义者的乌托邦式经济政策表达了明确的拒绝。他明确指出，市场，以及整个社会，一般是靠信任和信用来维持的，而这和某些事务的存在依赖于外部机构，尤其是法律和政府。反之，如果商人任意而为，一定会带来有害的结果。正如我们指出的那样，斯密断言：“同行业的人即使是为了娱乐和消遣也很少见面，但他们谈话的结果往往是对公众不利的阴谋，或是共同提高价格的诡计。”仔细阅读过斯密著作的人都没有理由认为他是一个自由市场主义者。
斯密也很清楚，市场可能会表现不佳，市场的失败会造成经济不景气，这与凯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强调的观点相似。在《国富论》第一卷中，斯密想象了如果劳动力市场出现这种情况，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每一年，在所有不同的职业类别中，对仆人和劳工的需求都会比前一年少。许多在上等阶层长大的人，由于无法在自己的阶层找到工作，而愿意到最底层去工作。于是最底层不仅有自己阶层的工人，还有来自所有其他阶层的工人，就业的竞争非常激烈，导致工人的工资降无可降，只能勉强糊口。即使条件如此艰苦，许多人也找不到工作，他们要么挨饿，要么乞讨，要么被逼着去做最糟糕的事情维持生计。短缺、饥荒和死亡四处蔓延……
这几乎完美描述了后来凯恩斯所述的次优均衡的状态。对那些误解斯密，认为他支持市场总是最有效的，能够使人类利益最大化的观点，我们就无须多言了。
此外，斯密的“自然自由体系”的重点并不是绝对的市场自由，而是清除贸易的特殊障碍，例如补贴和关税。他的重点不是讨论完美的市场，而是指出市场的不完美。即使是在上述经典引文中，斯密也明确表示，他认为有必要取消的是“优惠制度或限制制度”。当一种管制有这些负面作用时，他本能地拒绝接受这种管制。但他也意识到监管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也强调了政府在保障财产权、维护法治、提供信任和可预测的制度环境，使市场蓬勃发展等方面的重要性。正如他在《国富论》中所说的那样，“那些对小农有利的法律和风俗习惯，对英国目前的辉煌成就的贡献，也许比商人们吹嘘的所有商业法规加在一起还要大”。 [32] 也就是说，具体的法规可能有价值，例如在银行业方面，但真正重要的是习惯和法治。
人们很容易忘记，虽然斯密在书中抨击的政府干预所涉及的政策非常广泛，但是在他的时代，政府的权力范围远小于今天的发达国家。斯密提到的干预政策包括：《航海法案》；对烈性酒征收比啤酒更多的税，以减少酒精的消费；在偏远地区或敌对地区授予临时垄断权，以刺激海外贸易；在法律上规定雇主有义务用现金而非实物支付工人工资，以防欺诈；对实物租金征收比货币租金更高的税；强制登记抵押贷款；强制执行建筑标准；要求用白银制作钱币，用布料制作邮票，以保证质量优良；对银行和货币实行特别管制；甚至对利率设置5%的上限，以防止“败家子和投机者”的浪费行为。斯密对适度征收羊毛出口税和对外国制造业适当征税的做法表示赞同，认为这可能会增加公共收入，同时给国内工人带来“在国内市场上的优势”。当然，斯密也承认政府能发挥更广泛的作用：不仅仅是履行国防和司法行政等传统职能，还包括运营造币厂等特殊机构，促进商业和教育的发展，承担街道清洁和预防疾病等职责，组织公路、桥梁、运河和港口等公共工程的建设，以改善大众福利。
最后，认为斯密反对政府的观点严重误解了斯密政治经济学的整体观点。他是一个务实的而非理论化的，具体的而非乌托邦式的，归纳型的而非追求普世规律的理论家，他关注的是具体的补救措施，而不是最大和最小的问题，也不追求一刀切的解决办法。他对市场是如何出错的问题抱有浓厚兴趣，例如沟通不畅、缺乏安全感、经济上的非理性行为和信息或权力的不对称等。与许多现代经济学的作品不同，《国富论》充满了事实和历史材料。尽管斯密采用了现代经济学特有的“让我们做出假设”的思想实验方式，他在一般情况下避免抽象的讨论。相反，他总是从历史上或其他社会和文化中寻找一些有说服力的例子来证明他的观点。他的风格更接近大卫·休谟：如果一个人“试图在政治、贸易、经济或生活中的任何商业活动中制订计划，他永远不应该把论点描绘得太精细，也不应建立太长的因果链条。否则，一定会发生什么让他的推理变得混乱，让整件事变得不符合他的期望”。 [33]
迷思5：经济学家是亚当·斯密的首要身份
最后的这个迷思在某种程度上最能说明问题。亚当·斯密是经济学之父，但他个人最首要的身份并不是一个经济学家。当然，在18世纪，“经济学家”并不指经济学的理论家或实践者，而是寻求“经济”的人，即节约开支的人。但是，即使在现代意义上，斯密也不完全是个经济学家。这并不是因为他没有写学术论文，或在研究作品中没有用数学公式，也不是因为他没有掌握今天成为受人尊敬的经济学家的先决条件——积分和微积分， [34] 事实上，他很擅长这些科目。真正的原因是，斯密是一个哲学家，并且他也认为自己是一个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及其思维模式对他来说只是更广泛的“人的科学”的一部分。即使是这种科学在斯密那里也更多的是历史性的，而不是科学性的。他做的工作更多的是解释性的，而不是像现代经济学那样预测性的。
与他同时代（包括其后数十年）的人一样，斯密并没有把政治学和经济学分割开来，这与现代的做法很不同。在斯密看来，没有纯粹的政治政府，也没有纯粹的经济市场。他认为，国家政策走向是被“局部利益的强烈要求”影响的。当时，国家和市场并非像今天这样被视为独立的领域，而是被看作是相互依存的。 [35] 也许，在一个企业城镇、特许市场和特许公司存在的时代，这并不令人惊讶。在《国富论》中，斯密对既定的不公正现象进行了一系列的抨击：反对教区委员会和教会管理人的琐碎规定；反对阻碍穷人自由流动的定居法；反对公司和行会的限制性做法，特别是对学徒的限制性做法；反对东印度公司和其他大型公司的腐败；反对重商制度的补贴、关税和赏金。这里面可能只有最后一条会被认为主要与经济相关。此外，我们还忽略了政治游说在斯密提供的解释中的核心地位。
总的来说，斯密反对片面的解释，反对将经济活动从政治、心理学和社会学、伦理学中分割出来。他的“人的科学”也具有广泛性。不过他也常常以经济学的方式来分析问题。毕竟，他试图通过发现或阐述一般原则，如互通有无、以物易物、互相交易的本能，来解释更广泛的人类行为。他结合这些原则、数据与自己的观察，使之达到反思性的平衡，思考例如分工、专业化及其与市场规模的关系等问题。他还将自己的理论应用到分析市场过程中，例如对谷物贸易的讨论。斯密并没有运用现代风格的数学模型 [36] 来简化和阐明经济问题中的利害关系，这样的模型在当时并不存在，不过法国哲学家和数学家孔多塞的杰出工作表明，至少在投票制度的相关领域，那个时代距离形成这样的模型并不遥远。但是，他并不怕质疑现有的经济理论，也不怕把明显的经济学思维扩展到新的领域。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亚当·斯密肯定会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许多成就感到惊讶。他一定会惊叹于其理论的复杂性和解释力，也一定会很高兴看到《国富论》在19世纪产生了出乎意料的，但在很大程度上是有益的结果——推动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他或许也会对现代经济学产生严重的忧虑：19世纪和20世纪经济学变得狭隘化，其专业的自信与知识和实践的局限性之间形成反差，其取得的成就牺牲了公众的尊重。现代经济学的世界是一个理性经济人的世界，其核心的“一般均衡理论”和“有效市场假说”非常有选择地借鉴了斯密的理论。现代经济学对斯密的思想进行挖掘，不仅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解释经济现象，也是出于适应其专业和意识形态的目的。在此过程中，它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斯密世界观的核心特征——将市场活动嵌入规范的道德和社会框架内。
真正的斯密，其理论范围涉及历史学、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我们还可以从他那里学到许多东西。从更大的范围来看，从市场到裙带资本主义，从不平等到我们生活的社会基础，都可以从他的思想中汲取深刻教益。在下一章中，我们将讨论他对经济学的影响。
[1] 两座伟大的雕像：休谟像在1996年竖立，斯密像在2008年竖立，均是亚历山大·斯托达特的作品。
[2] 传说抚摸休谟雕像的大脚趾头就可以获得好运，通过考试。因此雕像的大脚趾头被抚摸太多次，精光发亮。——译者注
[3] 苏格兰大人物的肖像：see especially Mungo Campbell, Allan Ramsay： Portraits of the Enlightenment, Prestel 2013。
[4] “主流经济学”从肯尼思·博尔丁之后分离出一条不同线路，但是两者都起源于斯密：see Peter J. Boettke, Stefanie Haeffele Balch and Virgil Henry Storr, Mainline Economics： Six Nobel Lectures in the Tradition of Adam Smith, Mercatus Center,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2016。
[5] 《国富论》 在美洲殖民地的早期反响：see Samuel Fleischaker, ‘Adam Smith’s Reception among the American Founders, 1776–1790’,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59.4, 2002.As Fleischaker notes, ‘Smith wrote extensively, after all, on some of the central issues debated in America during the 1780s – the role of banking, the relative merits of militias vis-à-vis standing armies, the adverse effects of slavery and primogeniture, the proper relationship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 as well as tax policy and the regulation of commerce’。
[6] 斯密之死、斯图尔特以及区分政治和经济：cf. Emma Rothschild, ‘Adam Smith and Conservative Economic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45.1, 1992。
[7] 布莱士·帕斯卡是法国著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他在自己的著作《思想录》中提出了“几何学精神”和“敏感性精神”这两个相对的概念。几何学精神指以几何学为代表的严谨的逻辑推理方式，而与之相对的敏感性精神指依靠直觉、心灵敏感建立观点和判断的思维模式，是宗教信仰中常见的思维模式。——译者注
[8] 斯密与苏格兰普通法的发展：see John W. Cairns, ‘Legal Theory’, in Alexander Bro-adie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and ‘The Influence of Smith’s Jurisprudence on Legal Education in Scotland’, in John W. Cairns, Enlightenment, Legal Education, and Critique,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5。
[9] 斯密可能影响了达尔文：see Matt Ridley, ‘The Natural Order of Things’, Spectator, 11 January 2009。
[10] 达尔文曾跟随英国皇家海军的“贝格尔号”军舰周游世界，这趟旅行对他后来写成《物种起源》有重要意义。——译者注
[11] 虽然是人类行为的结果，却不是人类设计好的结果：Adam Ferguson,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 n.p. 1767, III.ii。
[12] 对“看不见的手”的不同解读：see William D. Grampp, ‘What Did Smith Mean by the Invisible Hand?’,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8.3, June 2000; for its history and uses prior to Smith, especially in Calvinist and generally providential theology and in natural science, see Peter Harrison, ‘Adam Smith and the History of the Invisible Hand’,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72.1, January 2011. As Mark Blaug points out, Smith’s idea of competition is ‘a process conception, not an end - state conception’. Blaug,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5th ed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593。
[13] 第一次提到“看不见的手”：in his History of Astronomy essay, Smith says, ‘Fire burns, and water refreshes; heavy bodies descend, and lighter substances fly upwards, by the necessity of their own nature; nor was the invisible hand of Jupiter ever apprehended to be employed in those matters. But thunder and lightning, storms and sunshine, those more irregular events, were ascribed to his favour, or his anger . . . And thus, in the first ages of the world, the lowest and most pusillanimous superstition supplied the place of philosophy’ (EPS III.2). In this case, the invisible hand is being invoked as an external force within a putatively pre-scientific and personalized explanation for individual, often adverse, events. The contrast with modern views of the invisible hand as a scientific, law-like, iterated and collective explanation for benign market phenomena is evident, and reinforces the suggestion that Smith has no overall theory of the invisible hand. See Eugene Heath, ‘Metaphor Made Manifest: Taking Seriously Smith’s “Invisible Hand”’, in David F. Hardwick and Leslie Marsh (eds.), Propriety and Prosperity: New Studies on the Philosophy of Adam Smith,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p. 169 ff。
[14] 谷物法： Avner Offer, ‘Self-Interest, Sympathy and the Invisible Hand： From Adam Smith to Market Liberalism’, Economic Thought, 1.2, 2012. There is a very thoughtful analysis of Smith’s views in relation to the corn supply given the prevailing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text in Donald Winch, ‘Science and the Legislator： Adam Smith and After’, Economic Journal, 93.371, 1983。
[15] 斯密之前的政治经济学：see William Letwin, The Origins of Scientific Economics, Methuen 1963, and Terence W. Hutchison, Before Adam Smith： The Emerg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 1662–1776, Basil Blackwell 1988. Angus Maddison, Contours of the World Economy 1– 2030 A 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contains a fascinating personal survey of econometricians before and after Smith’s time。
[16] 18世纪末的经济生活：see e.g. Ha-Joon Chang, Economics： The User’s Guide, Pelican Books 2014。
[17] 斯密弄错和忽略的事情： failure to foresee industrialization:Charles Kindleberger,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dam Smith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omas Wilson and Andrew S. Skinner (eds.), The Market and the State: Essays in Honour of Adam Sm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the same collection of essays contains a vigorous defence of Smith by R. M. Hartwell; see also Hiram Caton, ‘The Preindustrial Economics of Adam Smith’,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5.4, 1985. For a defence of Smith on monetary economics, see David Laidler, ‘Adam Smith as a Monetary Economist’,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14.2, 1981。Smith considers inflation, the contrast between money and real prices and what would later become known as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at some length at the end of Book II of W N in his ‘Digression Concerning the Variations in the Value of Silver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Four Last Centuries’。
[18] 斯密貌似缺乏独创性：Joseph Schumpeter,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Routledge [1954] 1987. A far more dismissive, and indeed manifestly unfair and inaccurate, critique is offered by Murray Rothbard, for whom ‘The mystery is the enormous and unprecedented gap between Smith’s exalted reputation and the reality of his dubious contribution to economic thought . . . The problem is that he originated nothing that was true, and that whatever he originated was wrong.’ Rothbard, Economic Thought before Adam Smith: An Austrian Perspective, Edward Elgar 1995. An interesting specific counterclaim is that Smith was the first economist to argue that a normal rate of profit on ‘stock’ was a necessary constituent of price; cf. Ronald L. Meek, Studies in the Labour Theory of Value, Lawrence & Wishart 1956. For a much more detailed and balanced overall assessment, see Hutchison, Before Adam Smith. Jacob Viner’s verdict still stands: ‘Smith’s major claim to originality . . . was his detailed and elaborate application to the wildernessof economic phenomena of the unifying concept of a co-ordinated and mutually interdependent system of cause and effect relationships.’Viner, ‘Adam Smith and Laissez Fair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35.2, April 1927。
[19] 斯密对前辈思想家的态度：one notes Karl Marx’s acid comment,‘The Scottish proverb that if one has gained a little it is often easy to gain much, but the difficulty is to gain a little, has been applied by Adam Smith to intellectual wealth as well, and with meticulous care he accordingly keeps the sources secret to which he is indebted for the little, which he turns indeed into much’, in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ed. Maurice Dobb, Lawrence & Wishart [1859] 1971。
[20] 亚当·斯密难题：there is a useful overview of the often rather labyrinthine debate on this issue, and its historical background, in Leonidas Montes, ‘Das Adam Smith Problem: Its Origins, the Stages of the Current Debate, and One Implication for our Understanding of Sympath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25.1, February 2003. For an important restatement of the problem following the 1976 Smith bicentennial, see Richard Teichgraeber III, ‘Rethinking Das Adam Smith Problem’,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20.2, Spring 1981. For a new Adam Smith problem, see James R. Otteson, Adam Smith, Bloomsbury 2011. For the modern ideological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of a ‘two Smiths’ view, see Matthew Watson, ‘Gordon Brown’s “Adam Smith Problem” ’, Renewal, 16. 3–4, 2008。
[21] 两个领域：Friedrich Hayek, The Fatal Conceit,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It is far from clear that Hayek in fact ever read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22] 个人利益的基石：George Stigler, ‘Smith’s Travels on the Ship of the State’,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3.2, Fall 1971.Stigler does not mention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or indeed any of Smith’s writings apart from The Wealth of Nations, in this article。
[23] 斯密反对乌托邦主义：Smith’s thoroughgoing resistance to views he considered overly generalized or utopian is borne out by recently discovered letters between him and the Count of Windischgr.te in 1785–8. The Count had written to solicit Smith’s support for a prize he was proposing to provide a unified–and as it appears mathematically tractable–account of property transfers. Smith replied courteously but firmly that in his view the range of property forms and types of transfer was far too wide to be captured in a formal theory; that there was no one qualified to undertake the work; and that a prize would merely encourage charlatans, so that the Count would do better to save his money. He also added, tellingly, ‘I never suffer my name to appear in a newspaper when I can hinder it, which, to my sorrow, I cannot always do.’ See José M. Menudo and Nicolas Rieucau, ‘A Previously Unpublished Correspondence between Adam Smith and Joseph Nicolas de Windischgr.tz’,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49.1, 2017。
[24] 个人利益、自私、自爱：see Pierre Force, Self-Interest before Adam Smith: A Genealogy of Economic Sci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Note that David Hume made a similar point about attributed motivation in relation to politics in his essay ‘Of the Independency of Parliament’: ‘It is, therefore, a just political maxim, that every man must be supposed a knave’。
[25] 自爱的自然表现可以通过公正的旁观者来纠正：TMS III.iii.4. This occurs alongside a wellknown passage in which Smith compares the natural concern someone might have for the loss of a little finger with their reaction to a disastrous earthquake in China: ‘The most frivolous disaster which could befall himself would occasion a more real disturbance. If he was to lose his little finger to-morrow, he would not sleep tonight; but, provided he never saw them, he will snore with the most profound security over the ruin of a hundred millions of his brethren,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at immense multitude seems plainly an object less interesting to him, than this paltry misfortune of his own.’ This has sometimes been read as underlining the centrality of self - interest to Smith’s worldview. In fact it is part of an argument to precisely the opposite conclusion: Smith’s point is that a sense of moral obligation is compelling enough to overcome the dictates of self-love: ‘It is not the soft power of humanity, it is not that feeble spark of benevolence which Nature has lighted up in the human heart, that is thus capable of counteracting the strongest impulses of self-love. It is a stronger power, a more forcible motive, which exerts itself upon such occasions. It is reason, principle, conscience, the inhabitant of the breast, the man within, the great judge and arbiter of our conduct.’
[26] 富人和穷人：see Deborah Boucoyannis, ‘The Equalizing Hand： Why Adam Smith Thought the Market Should Produce Wealth without Steep Inequality’,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11.4, December 2013. As Boucoyannis herself points out, there is an interesting parallel here with modern ideas of ‘predistribution’, in which policy changes are designed to inhibit certain inequalities from emerging in the first place, as opposed to seeking to rectify them once they have occurred; see Jacob S. Hacker,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Middle-Class Democracy’, Policy Network, May 2011。
[27] 晒太阳的乞丐：Thomas Martin has suggested that this is a concealed reference to a famous fictional encounter from Dio Cassius, in which Diogenes the Cynic dismisses Alexander the Great for blocking the sunlight. See ‘The Sunbathing Beggar and Fighting Kings: Diogenes the Cynic and Alexander the Great in Adam Smith’s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 Adam Smith Review, 8, 2015。
[28] 左派对斯密的批评：see e.g. Joseph Stiglitz, ‘Monopoly’s New Era’, Project Syndicate, 13 May 2016, where Stiglitz tries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wo schools of thought . . . about how the economy functions’: one emphasizing competitive markets, which he associates with Adam Smith and nineteenth - century liberal political economists, and one which, ‘cognizant of how Smith’s brand of liberalism leads to rapid concentration of wealth and income, takes as its starting point unfettered markets’ tendency toward monopoly’. But this argument misreads Smith as a laissez-faire economist, ignores the important differences between Smith and his nineteenth- century liberal successors and mistakes the thrust of Smith’s attack on monopolies and crony capitalism; for which see Chapter 9 below。
[29] 稻草人在这里意为假想敌，常用稻草人作为某人不支持的理论的代表。——编者注
[30] 每一个人……就可以完全自由：W N IV.ix.51。
[31] 自由放任：see e.g. Viner, ‘Adam Smith and Laissez Faire’。
[32] 那些对小农有利的法律和风俗习惯：W N III.ii.14。
[33] 一定会发生什么让他的推理变得混乱：David Hume, ‘Of Commerce’, in his Essays Moral, Political and Literary, ed. Eugene F. Miller, Liberty Fund [1752] 1985。
[34] 引入数学以前的经济模型：David Hume gives a clear early example of informal economic modelling in his essay ‘Of the Balance of Trade’, in his Essays Moral, Political and Literary。
[35] 国家与市场的划分：I am indebted for these points to Emma Rothschild, Economic Sentiments： Adam Smith, Condorcet, and the Enlightenme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36] 数学模型的应用：for a sophisticated and pluralistic modern treatment of the function, use and abuse of economic models, see Dani Rodrik, Economics Rul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and the very stimulating but more technical ‘On the Future of Macroeconomic Models’ by Olivier Blanchard, in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34.1–2, 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