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测量最高峰

• 周恩来在病中的得知此事后很气愤，他多次找有关部门的领导询问情况，并责成他们尽快组织测出珠峰精确高度。
• 冯旭东走着走着，他感觉双脚不是变重，而是变轻了，神智也恍惚起来，眼前的路开始发虚，意识像头顶的热气一样，发散、升腾。
• 中国政府授权新华社向全世界公布：珠穆朗玛峰峰顶的精确高度是8848.13米。

进驻珠穆朗玛峰山脚下

1975年3月4日，珠峰测量分队来到了珠穆朗玛峰北坡的山脚下。在一处名叫绒布寺的空旷坡地上，开始建造测绘大本营。

这里的海拔已近5000米，但在整个测量珠穆朗玛峰的过程中，这里就是往山上运送物资、供测绘人员休息和补充体力的“大后方”了。

珠穆朗玛峰位于中国、尼泊尔交界处，为喜马拉雅山脉的主峰，也是世界公认的第一高峰。

然而，直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英国和印度的版图上却还把珠穆朗玛峰称之为“额菲尔士峰”。它的确切高度，还是一个谁也没有解开的谜。

相传，在远古时期，这里曾是一片一望无际的大海。海子周围花团锦簇、莽林成荫。林中珍禽异兽形成一个动物的王国，使这块美．丽富饶的宝地充满了生命的活力。

后来，突然窜出了一群妖魔，搅得这里海啸林毁、禽兽无处栖身。渐渐地这片原本美丽富饶的土地变得荒凉而恐怖。

有一天，东方飘来了一朵五彩祥云，化作了5位法力无边的女神。她们劈波斩浪，把妖魔镇压在雪山下面。

5位女神应众生的叩求，欣然同意留在人间，并喝令大海退去，使东边变作繁茂的森林、西边变作万顷良田、南边生出奇花异草、北边化为无垠的牧场。

从此，姐妹们就变成了喜马拉雅山脉的5座山峰，最高的翠颜峰就是最娇美、最勇敢的三妹的化身，后人便亲切地称她为“珠穆朗玛”，藏语中的意思即为“第三女神”。

珠穆朗玛峰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

早在1717年，清朝的康熙皇帝就派两个学过测量的喇嘛楚尔沁藏布和兰木占巴，与理藩院主事胜位从西宁到拉萨，再从拉萨到恒河源，“测量地形，逾河源，涉万里如复阶闼，一山一水，悉入图志”。

后来因为战乱，许多地方不能前往，只能得之于传闻，但毕竟他们做了大量的测绘和实地考察，并绘出了世界第一高峰的大体位置，依据调查结果，将其命名为“珠穆朗玛山”。

1852年，曾在印度测量局工作的英国测量员额菲尔士对珠穆朗玛峰的高度进行了测量，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和恶劣的自然环境，没有获得成功。

1902年，印度又派测绘人员对珠穆朗玛进行了测量，经英国测量人员在1907年计算，得出了8882米的高度。

从此，中国境内的珠穆朗玛峰便被英国和印度命名为“额菲尔士峰”。之后，因旧中国无力对其重新测量，也一直沿用了8882米这一高程数据。

1921年至1938年的17年间，英国探险家先后7次试图从珠穆朗玛峰的北坡登峰，结果除了留下10多具尸体，均未获得成功。由此，世界探险家又把这座以它危险的高度诱惑着人们去探索的世界最高峰，称之为不可逾越的“死亡之谷”。

1956年，我军在青岛建立了黄海平均海拔水面高程系统以后，就着手测量从青岛以青岛黄海水准原点为基准点，到珠穆朗玛峰山脚的高程数据。从青岛水准原点到珠峰山脚下的定日县，距离5000余公里。

1966年至1968年，我国测绘人员在喜马拉雅山脉地区建了正规的较高水平的测量控制网，并首次对珠穆朗玛峰的高程行了实地测量。那次测量由于没有在珠峰峰顶竖立觇标，也没有量测峰顶的覆雪深度，因此，其结果不是很精确。

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一次国际性测绘会议上，某发达国家的代表问中国代表：“贵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想必珠峰还是测绘的‘处女地’吧，是否需要我们的友好支援？”

对这种别有用心的“援助”，我方代表给予了坚决的回绝。

周恩来在病中的得知此事后很气愤，他多次找有关部门的领导询问情况，并责成他们尽快组织测出珠峰精确高度。

1975年，中国国家测绘局在中国国家登山队第二次攀登珠峰之际，组织军队和地方8个测绘单位共49人，组成珠峰高程测量分队，再次对珠峰的高程进行测定。

从内地来到珠峰脚下，海拔一下子升高了近5000米，虽然能够争取到测量珠峰任务的人员，心里都憋足了一股劲，但是短短的几天里，每个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反应，还有的人生了病。

人员还没有完全到齐。为让后来的人有个好的住处，先到的队员开始像施工队一样地建造大本营的帐篷群。

大本营总共要建50多个棉帐篷和大大小小的其他帐篷。建营任务很重，本来就不多的人员又病倒了一些，所有病员们也在带病坚持工作。

队员安兴国到这里的第二天就病了，早上起来头痛得像是要炸开一样，脸色白得吓人。他早饭也没吃，还是坚持和大伙一起挖土、抬土、垒灶，一直干到吃午饭。

安兴国想：身体反应这么凶，再往上去怕是困难了，要是连第一个营地都没能留下汗水，那不是大老远的白来了呀，所以他觉得说啥也不能来了就躺下。

技术参谋王玉琨几次劝安兴国回去休息，他都回绝了。安兴国说：“到高原来谁会没点反应，要是有点小病就休息，人人都没法干活了，那帐篷怎么搭得起来。”

队员陆福仁与其他地方来的同志相比，他算是“少壮派”。打从拉萨出发，他就处处带头，样样抢着干。

建营第三天下午，往帐篷搬运箱子时，陆福仁用力过猛，左臂关节脱了臼，疼得满头是汗。

王玉琨把他扶进帐篷，又有人喊来了随队医生。没有麻药，随队的医生三番五次地使劲拉，还是复不了位。站在一旁的王玉琨急了，脱掉身上臃肿的鸭绒衣，把已累得满头大汗的医生换了下来。

在医生的指导下，王玉琨双手拽住陆福仁的左手，一只脚蹬着陆福仁的胳肢窝，猛的一用劲，只听咯噔一声，关节复了位。

陆福仁有些怀疑地站起来，先像钟表下摆似地轻轻地运动了一下左臂，没事；接着又大幅度让左臂转了一个圈，还是没事。

陆福仁脸上这才露出放心的笑容，走上前去，拍了拍王玉琨的肩膀说：“你这‘野蛮’治疗法还真灵。”

大大小小的帐篷搭建就绪了。5天前还杳无人迹的旷野上，现在已经出现一座帐篷的“城”了。

有了城，自然要编出号码和街区。

登山队的一位领导找到王玉琨说：“你们搞测绘的，数字写得好，帮我们写一下帐篷的编号。”

王玉琨欣然答应下来。于是他和陆福仁、还有水准组的小郑，3个人便先在每个篷帐门口的上方和出烟口的左侧，用红粉笔划上同样大小的圆圈，然后在里面整齐地写上阿拉伯数字。

编在1至4号的是登山指挥部，里面都是本次行动的“高层人物”。

一旁观看的体育报的记者小张灵机一动说，里面既然住的都是“高干”，就应该写上“高干楼”。

大家觉得这个提议既有意思又有道理，就一致同意了他的提议。

写到小张住的31号帐篷时，他说他们那儿住着两位老资格的新闻“将军”，王玉琨想了想，就说好吧，为了区别于“高干楼”，你们这儿就叫“将军阁”吧。

测绘分队在帐篷城的东南角，一顺摆开5顶帐篷。到了测绘分队的帐篷区，3个人连想都不用想，就给这里命名为“测绘街”。

3月12日，王玉琨、郁期青、黄诗全、次仁登珠等几名測绘分队的同志，离开绒布寺大本营；继续往高处打前站，到海拔5400米处建立测绘分队的指挥所。早上几个人马马虎虎吃了几口早饭，就出发了。

清晨的空气干冷干冷的。王玉琨刚走出帐篷，扑面而来的冷风就让他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测绘分队的队长老田、副队长王顺斌、王增藩等人也冒着寒风出来送行。参谋老胡的病还没有好，一早他也吭哧吭哧地咳着，帮王玉琨他们收拾行装。

从绒布寺大本营往南，汽车颠簸着一直开到5154米冰川舌的最北端。这里风很大，刮得人睁不开眼，气温也在零下30度以下。下了车，队员们活动了一下冻得发木的手脚，就背上物资开始艰难的行军了。

到了海拔5000米，坐着不动都要喘粗气，不要说再背上几十公斤的东西在凸凹不平的冰川上走路了。

几个人中，出生在广西海边的王玉琨自1962年从解放军测绘学院毕业后，响应党的“到艰苦地方去锻炼成长”的号召，主动要求到西南地区参加填补西藏测图空白的工作。

10多年来，王玉琨跑过最艰苦的藏北无人区，钻过丛林、吃过野菜、喝过脏水、睡过羊圈，苦没少吃，也算是“老西藏”了。但像这样零下30多度的严寒和刮得人东倒西歪的大风，他还很少见过。

尽管天气冷得出奇，行走了一会儿，王玉琨的脸上还是淌满了豆大的汗珠，呼出的热气也在胡子、眉毛、帽沿上结成了冰碴。

接近中午，王玉琨他们爬上了一处高坡。珠峰峰顶不断有向东飘浮的白色云团，像是一个巨大的烟囱在冒烟。

从肃穆的气氛中解脱出来，风趣的郁期青说：“看哪，咱们的第三女神刚刚起床，正在为远道而来的客人烧火做饭呢。”

这天，他们提前到达了目的地。

王玉琨翻开地图看了看，珠峰地区的3大冰川：东绒布、中绒布和西绒布，以及它们汇合后向北延伸的绒布冰川，像一株银色的巨大无比的树，一直伸向珠峰，把珠峰托在巨大的银树树冠上。测绘指挥所就建在这3大冰川汇合口的海拔5400米处。

到达的第一天，人们就被狂呼乱啸的大风“考验”了一个晚上。

夜里，几个人躺在小帐篷里，山风夹带着雪粒一阵阵地扑来，哗啦哗啦地击打着帐篷的布面，无休无止、整夜不停。

外面是雪粒的“打击乐”，里面是雪地不断向身体传递的寒气，再加上缺氧的干扰，王玉琨的大脑一直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似睡非睡、似醒非醒。

王玉琨等人到达海拔5400米营地的第三天，终于顺着那里的地势搭起了一片横七竖八的小帐篷群。

这天，他们要在坎坷不平的斜坡上开出一片10米见方的小平坝，用于支起一顶棉帐篷。这顶棉篷既是测绘指挥部的办公室兼会议室，又是将来来往于此的人们的招待所、休息室和茶水站。

这个看似简单的任务在5400米的营地却非同小可。零下几十度的低温把地面冻得梆硬梆硬的，他们也没有什么工具，每人只有一把小冰镐。

他们用冰镐把铁板一样坚硬的沙石一层层刨松，再坐在高处，用登山靴的硬底把刨松的沙石一层层往低处蹬。

干了一会，觉得这样子太慢了，干脆几个人站成一排、哼着歌，并按照歌声的节拍用脚整齐地往下拨。那样子既像是在做一种奇怪的体操，又像是生硬地在学某种少数民族的舞蹈。

5400米测绘指挥部建成后，测绘分队开始每天从绒布寺大本营向测绘指挥部运送仪器装备、帐篷炊具、主副食品等等各类物资。

物资有几吨重，没有路，汽车没法通行，全靠队员们一趟一趟地背。

测量分队的49个人，分别来自全国各地的8个大单位。大家都是抱着“揭开珠峰的神秘面纱，为国争光”这一共同愿望走到一起的。

三角、导线、天文、重力、水准、航测，各种测绘专业人员都是各方精选出来的“又红又专”的尖子，可谓是各路测绘英雄们的一次“群英荟萃”。

测量队开始攀登珠峰

1975年3月21日，各测绘组齐聚测绘大本营，听取测绘分队领导做出发前的动员。

第一阶段的任务是赶在国家登山队攀登珠峰之前，在东绒布、中绒布、西绒布3大冰川的两侧布测一条三角锁。一条微波测距导线，以及在尽量靠近珠峰峰顶的位置布测必要的天文点和重力点。

同时还要复测定日至绒布寺的水准路线，全面搞好山下的大地控制，为从多个不同方向交会珠峰的觇标和将来精确计算珠峰高度做好准备。

送走各作业小组，王玉琨也出发了。测绘指挥部分工他到东绒布冰川指挥作业。和王玉琨同在一个组的有部队的冯旭东和地方上的薛璋等。

王玉琨小组到达的第一个点是X点。王玉琨站在X点四处看去，雪山重重叠叠，险峻的银峰冲天而起，山壁陡峭，甚为壮观。

王玉琨所处的山窝里，犬齿般的巨石纵横交错，一块块冰坡发出耀眼的反光。大大小小的冰川结着镜面似的冰，在阳光的照射下，像明亮的蜘蛛网一样从这里伸向各处。

冰川里还有成片的冰塔林，这大自然鬼斧神工雕琢的作品，有数十米之高，千姿百态，晶莹剔透，简直美丽极了。

但自然界的美景奇观却给测绘工作设下了道道屏障。王玉琨知道，每个测量点都要跑个两三次，甚至更多次才有结果。

搞测绘的常年爬山，看一眼地形，就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什么滋味。

但此次测量珠峰的“苦”，差不多都是自己“找”来的，有的还找领导反复争取才争到手。

东绒布冰川是国家登山队的登山路线。登山队在5500米、6000米、6500米都设有营地。

6000米营地完全是一个冰雪的世界。冰山、冰川、冰坡、冰派河、冰裂缝、冰塔林，耀眼的白光刺得人两眼发痛。

这里倒是不缺水喝，随便凿一块冰化来就是水。这里的“测绘餐厅”，四周的墙壁也全是用冰砖垒起来的。在冰雪的世界里生活，很多用具的前面也加了一个“冰”字：开路的是冰镐，爬坡时鞋底绑的是冰爪，固定帐篷用冰锥。

到6000米营地没几天，一向很有韧劲的冯旭东就遇到了严重的高山反应。他不仅头晕恶心，吃不下饭，脸也肿了一圈。

那天新华社有一位姓韩的记者来营地采访。冯旭东姿势都摆好了，记者让他放松点，笑一笑，可他怎么也笑不出来。

冯旭东嘴唇干裂了，脸皮子肿得发木，眼睛也又红又肿。

最后，韩记者只好说，就将就这样吧，这也是一种真实。

虽然严重的高山反应折磨得冯旭东吃不香、睡不死，但他有股子死不认输的劲头。

他信奉的一句话是：高山反应不是病，就看思想过硬不过硬。

头痛时，冯旭东不但不躺下，反而把头抬得高高的；腿脚发软，他偏要走一走。

冯旭东还“以攻为守”，主动出击。每天他第一个起床，给大伙做饭，准备外出用品。

他主动“承包”的“测绘餐厅”让众口不再难调，赢得了大家的赞誉。

特高山区行军，对每个人都是严峻的考验。直面这种考验，除了体力，还需要坚强的意志。

光滑的冰坡上常有极深的冰裂缝，有的数十米，有的甚至有数百米。这些张着恐怖大嘴的冰裂缝，有裸露在外面的，也有被浮雪虚掩着的。若是不小心掉了下去，就只有活活被冰冻冷藏了。

挣脱了高山反应束缚的冯旭东，瘦小的身体焕发出了巨大的潜力。

一天，6400米的一个三角点需要检测，冯旭东主动要求，要去那个点。

王玉琨瞧着冯旭东那种认真的劲头，不由得有些心痛他，毕竟前几天还被高原反应折磨得不成人样，现在刚刚好一点。

冯旭东看王玉琨有些犹豫，就对王玉琨说：“你还不了解我？”

对冯旭东，王玉琨是很了解了。

这个1970年从四川南充入伍的小伙子，曾多次和他在藏北草原、阿里地区执行过外业任务，也算是老测绘了。

他虽然身体较为单薄，但那股死不认输的韧劲却给王玉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想到这，王玉琨的心动了，他决心批准冯旭东的要求，让他在困难中磨练提高自己。

如同往常一样，冯旭东认为：是药就治病。为了预防在途中突然晕倒，他牛头不对马嘴地吞下一片“去痛片”，甩甩胳膊，做了几下扩胸，算是做好了出发前的身体准备工作。

从6000米到6400米，虽然只是上升了400米的垂直高度，但为了这400米，冯旭东却在银妆素裹的冰峰之中爬了5个小时。

到了实地，果然三角点的标位移动了3厘米。

冯旭东校对了标位，已经是15时了。他这才想起还没吃午饭呢。简单地吃了几口干粮，啃了几个雪团，他就开始往回赶。

都说下山的路好走，但此刻在冯旭东看来，下山的路也是一样的艰难。

下午天气已经降温，山风也大了起来，路比上山时又滑了许多。冯旭东已经爬了大半天的山，体力也比上山时下降了许多。

冯旭东走着走着，他感觉双脚不是变重，而是变轻了，神智也恍惚起来，眼前的路开始发虚，意识像头顶的热气一样，发散、升腾。

冯旭东知道这样走下去是很危险的，但也不能坐下来休息，因为一旦坐下来，他可能就再也站不起来了，要永远长眠在这里。

路上除了白茫茫的冰雪旷野和渐紧的山风，一无所有，四周空旷寂静得可怕，天色已渐渐黑了下来，若有若无的月牙儿已经高悬在灰暗的天边。

冯旭东想到了死亡这个词，气温又下降了许多，他身上的汗变凉，贴在皮肤上又湿又冷。

他打开手电，巨大的黑暗中一束小小的光柱在他的手中握着，随着他的行进不断晃动。

在寒冷和黑暗的刺激下，冯旭东的神智清醒了些，迈动的步子也比先前实在了。

他感到，危险尽管依然伴随着他，但已经不是那么可怕了。

回到6000米驻地，已是22时多了。因为担心着他的安全，王玉琨还没有休息。看到他安全返回了驻地，王玉琨悬着的心落了下来。

王玉琨端给他一杯热开火，让他暖暖身子。

冯旭东接过热水，捧在冰凉的手里，说：“三角点的标位果然移动了3厘米，我把它校正好了。”

王玉琨看着仅离开了一天就瘦了一圈的冯旭东，他对这个为了完成工作不要命的战士真是又喜爱又心痛，王玉琨于是十分关切地说：“你先喝口热水暖暖，喘口气再说。”

冯旭东说：“6400米，是我这一辈子爬山的最高记录，感想太多了，今晚上我一定得写一篇日记，把它们都记下来。”

王玉琨说：“你就把那点暖被窝的劲留下吧，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睡觉！”

……

又是一个让测绘兵心花怒放的艳阳天。

在这种天气里，测绘队员是不敢掉以轻心的。他们知道，高原上的天气变化无常，上午晴空万里，下午可能就是阴云密布；白天阳光明媚，夜晚可能就是狂风大雪了。

这天一早，王玉琨小组的同志们就整装外出了。测绘人员外出作业还要携带仪器设备和生活物资，重量甚至超过了自己的体重。脚下的路也不能叫作“路”，比起陡峭的冰坡来，最好走的要算是舒缓的雪坡了。

但雪坡也是崎岖坎坷的，一会儿上坡，一会儿又下坡，一会儿雪深没膝，一会儿又乱石挡道。汗在背上是干了湿、湿了干，东西越背越重。有时累得真想坐下再也不起来了，想想自己来之前的誓言和肩上背负着的使命，便又咬着牙坚持、坚持、坚持……

1975年3月24日，6000米营地上，登山运动员全都下撤回大本营了。他们的第一次高山适应训练已经结束。营地只剩下测绘小组的队员们了。

暴风雪是深夜来临的。比以往几次都要猛烈，这次暴风雪刮得小帐篷像飘飘摇摇的气囊，随时都会拔地而起似的。

因为帐篷在强烈地摇动，感觉就像是坐在巨浪中的船上或是发生了强烈地震一样。

深夜至凌晨，固定帐篷的尼龙绳一直与冰锥摩擦得吱吱作响。一会儿这个角被风暴扯松了，一会儿那边的冰锥又被风暴连根拔起了，弄得大伙像救火似的，不断到帐篷外面加固冰锥、拉紧绳索。

好不容易捱到天亮，探头出去一看，“测绘餐厅”已埋在雪里大半截，饭是做不成了。再顺着“测绘餐厅”往远处看，飞雪与冰塔林混搅在一起，昏天黑地的，分不清哪是冰塔林、哪是飞雪。

无法做饭，早上同志们都集中到王玉琨住的小帐篷里，吃藏胞称之为“北京糌粑”的压缩干粮，风越来越猛，雪也越来越大，气温又降了许多。吃完早饭，大家仍在王玉琨的帐篷里，相互依偎着取暖。因为昨夜没睡好觉，有人开始打盹。

王玉琨不时探头看看外面的情况，哪里帐篷的绳子断了，就赶快派人去接上。

到中午时分，王玉琨的小帐篷也被雪埋了一大半，朝向冰塔林那面的小门，已经完全被封住了。

被狂风掀了10多个小时的帐篷，早已不是完全密封的了。讨厌的雪粒无孔不入，这边堵上，它便从那边进来，一股一股地往帐篷里灌。

虽然头顶上不漏，但也是外面大下，帐篷里小下，帐篷内侧周围的铺盖卷上、鸭绒被里、鞋筒子里，总之不该有雪的地方全都灌满了雪粒。

贴在人身体上的雪先化后冻，使衣服硬梆梆地像块冰甲。

进驻珠峰后，大家都没有理过发、刮过胡子，脸也很少洗。

平时行军的工作，辛苦得够呛，谁还有精力去注意这些。

现在，一场大风雪使他们长时间面对面地坐着，想不相互“参观”都困难了。

不用细看就可以发现，他们的脸变化都很大。

强烈的紫外线照射在每个人的脸上都晒出了大水泡，鼻尖、颧骨等突出部位水泡破后，老皮已经脱去，而鲜嫩的新皮还没有完全长好，脸上低洼的地方被汽油炉子的油烟熏得油黑。

整个脸上黑一块、紫一块、红一块，像炼钢工人一般。要不是大家平时很熟悉，猛然相见真难以辨认谁是谁了。

饥饿和寒冷折磨着每一个人，但经过了昨夜的“考验”，大家都有点“任凭风吹浪打都不怕”的劲头了，都“泰然处之”地说着、笑着，还有人不时唱上几句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

测绘兵战胜巨大暴风雪

1975年3月25日清晨，暴风雪还在持续。为了了解一下兄弟小组的情况，王玉琨打开了步话机。没想到他还没有说话，三角组和微波组6个人的声音就先传递了过来。

原来他们在5500米的营地刚支起帐篷，就开始刮起了风，风中还夹杂着雪花。

富有野外经验的组长何镜明知道，一场凶猛的暴风雪马上就要来临了。

偏偏何镜明的支气管炎这时发了。为了赶在暴风雪前先完成一个布点任务，他不顾病情，一路咳着爬到作业点。

但何镜明也没有料到，珠峰的风比他的步子更快，等他到达作业点时，那里的风已吹得人都难以站稳。既然赶到了作业点，他还是试着顶风作业。

结果，何镜明刚竖起一根测旗，旗杆就“咔嚓”一声在强劲的大风中拦腰折断了。再换一根，用铁丝把顶端捆牢、固定，拴在一个兀立的巨石上。

测旗在狂风中哗哗地迎风招展，在大雪中傲然挺立。

这天，何镜明一睁眼就欣喜地告诉大家：“昨夜我做了一个好梦，梦见一面测旗在暴风雪中升起，还越升越高，一直升到云端里。这像是一个好梦，今天的天气一定差不了，说不定还会彩霞满天呢。”

6个人迫不及待地爬起来，认真检查仪器器材，准备干粮、水壶。东西准备得一应俱全，就等着天气转晴，可暴风雪不仅没停，反而更大了。

就这样，6个人又在帐篷里窝了一整天。

入夜，大家在暴风雪的伴奏下睡熟了。到半夜时，一阵狂风把帐篷扯开了一个角。雪粒子呼呼啦啦地泼在他们熟睡的脸上。他们被冻醒了，起来一看，尼龙绳断了一根，帐篷也塌了一角，冒着风雪，出去重新固定好帐篷，才又入睡。

天亮了。因为遍地都是白得刺眼的雪，所以无论阴晴，天都不会太暗。帐篷里边都积了17厘米厚的雪，更别说外面的雪会有多大了。鸭绒睡袋上的积雪由于人体热气的烘烤，化成了水，水滴在鞋子上，鞋子便与地冻在一起，硬得像石头一样。帐篷里面的顶上也悬挂着一根根晶亮的冰凌。

早上起来，连帐篷的门都打不开。门被外面厚厚的积雪封死了。他们用冰镐刨了半天，才打开一个窄窄的通道。“厨房”也被冻在了地下，汽油、食品都无法取出来。

上午，队员安兴国冲出去了，想刨出汽油炉，给大伙烧水做饭。暴风雪刮得他睁不开眼，喘不出气，刨了半天，也没刨出炊具来。

中午，微波组组长武飞勋又冲出去，还是无功而返。

下午，6个人全体出击，用冰镐、拚命地挖和刨，但刚刚刨出一个小坑，马上就被风暴卷来的雪粒填满了，再刨，还是一样。

为了生存，他们还是咬着牙，坚持着和暴风雪作顽强的搏斗。刨着刨着，手麻木了，力气也用尽了，四肢像是别人的一样，不再听从指挥。

他们又一次败给了暴风雪，无奈地撤回帐篷。

3次出击，虽然没有大的胜利，但也不是一无所获。他们刨出了两个200克重的山楂罐头。罐头冻得像铁砣子似的，无从“下口”，大家看着两只罐头发愁。

突然有人灵机一动，想出了办法。于是他们找出4根照明用的蜡烛并起来，点燃后加热罐头。

蜡烛烧完了，罐头却还是半化不化，但比起原来，总算有点热气了。

两个200克的罐头，6张两顿没沾米面的嘴轮着“品尝”，真是杯水车薪。加上山楂又是开胃食品，每个人都是胃口大开。但想到别人也是一样的饥饿，只好刚尝出滋味，便传给了下一个人。

……

深夜，暴风雪像是吼叫得疲惫了，软绵绵地平静了下来。

持续数日的饥寒和劳累，消耗掉了测绘队员们大量的体力，疲惫的身躯在这喧啸过后的宁静里，睡得格外的香。

王玉琨却翻来覆去老也睡不着。奇怪，像今天这样的天气应该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的。

王玉琨索性起了床，打着手电，细细地检查一遍器材、物资。天色还早，他又到老薛的床前，帮他掖了掖睡袋。

紧靠在老薛身旁的是冯旭东，他睡得很沉，都打出了轻轻的鼾声，借着手电的余光，还可以看到冯旭东的上下唇间还贴着白纸。

王玉琨知道，高山作业不仅缺氧，还因长期吃不到绿色蔬菜，缺乏维生素，加上气候干燥，嘴唇很容易出血。夜晚，嘴唇出的血凝固后，把上下唇牢牢地粘在一起，早晨醒来时一张嘴，就会把嘴皮撕裂，血流不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老战士吴寿喜灵机一动，想出了这个办法。这样临睡前上下唇各贴一张白纸，白纸上再抹点儿酥油，早晨醒来后，热水一泡，纸条轻轻松松就撕了下来。

王玉琨忙完了这些，又回到铺上躺下来，重新入睡。现在，他心里踏实，睡意也随之而来。不一会儿，他也安然进入梦乡。

连续数日的暴风雪停了。王玉琨，看着终于放晴的天空，长长地地松了口气：“老天爷，你总算是歇口气了。”

这场雪可把大家给急死了，整整4天，都在帐篷里干坐着，虽然人在帐篷里，可心里却牵挂着这几天耽搁的测绘工作。

这天的任务是探路。说是探路，是因为这路原本就没有。准确的说，是从没有路的地方寻找路。

按布点方案，东绒布冰川的东3点必须布于大冰川东侧山上较高的位置，使视线跨越冰川，通过北峰南坡，擦着北坳鞍部与珠峰通视。

这样，珠峰峰顶竖起觇标后，此点就可以作交会珠峰高度使用。而与它连结的东2、东4点都在冰川西侧，要完成这些点的布设，必须来回穿越东绒布冰川。

打开布满冰塔林的大冰川西部的通道，是进行下一步测绘的前提和关键。

他们从5900米偏南的位置进入冰川。在如银似玉的纯白色的世界里，他们拿出了测绘兵走、攀、爬、登、钻、跳、趟、滑等等各种看家本领，耗费了两个多小时，才翻过了一处冰塔林的鞍部。

冯旭东，虽然个小精瘦，外表文文弱弱，却有股子让人惊讶的干劲。体重只有45公斤的他，倒背了超出体重一半的仪器、物资。

老薛的身体差些，一路上冯旭东还时时记着照顾老薛。遇到陡峭的冰坡，冯旭东总是在前面开路，然后接应老薛。

刚滑下一个冰坡，又一道笔直的冰墙挡在了面前。已经记不清今天是第几次在冰墙上凿冰梯了，王玉琨、老薛、冯旭东挥动着手中的冰镐，往坚硬的冰墙上猛力地凿着。

小小的冰镐在他们的手里越来越沉重，他们像拉风箱似地喘着气。

老薛的身体最差，过度的劳累使他眼里的冰墙像是蒙上了一层雾一样虚幻。他用早巳磨出了血泡的手揉了揉眼睛，视力好了一点。不一会儿，那片虚幻的迷雾又罩在眼睛上。

王玉琨看他实在难以坚持，就劝他说：“老薛，你就歇会儿再干吧。”

老薛说啥也不肯，他觉得自己是受党多年培养的老同志，到珠峰又是坚决要求才争取到的，说什么也不能在这关键时刻丢脸。

冯旭东体重较轻，冰梯开好后，被下面的人保护着，他先爬了上去。接着，他在3米多高的冰墙上，用冰锥把尼龙绳固定死，再将另一头扔下来。

下面的人托着，上面冯旭东拉着，把老薛也拉了上来。有两个人在上面拉，下面的人就好上多了，不一会儿，这道冰墙就被他们翻越了过去。

暴风雪过后，冰塔林之间的积雪很深。越过冰墙之后，接踵而来的是一道积雪齐腰深的冰谷。在这样深的积雪里，是无法行走的。他们在积雪上，像在积雪中游泳一样，向前爬行。

5个小时，8个小时，他们在各种各样的冰雪中攀爬着、前进着。天近黄昏时，王玉琨和冯旭东爬上了又一座冰塔。

几米见方的塔顶，光滑得像一个泼了油的大玻璃球。两人在冰塔顶上四下观看，除了他们上来的那一边，其余全是直上直下数十米的冰陡坎。

王玉琨对冯旭东说：“这上面可真够滑的，我们得小心着点。”

两人正想在冰塔顶上凿个小坑，以便站稳脚根。谁知王玉琨一脚没踩稳，身子一歪，滑向塔下的深渊。

冯旭东猛地伸手一抓，抓住了王玉琨的鸭绒裤。可他也没站牢，下滑的王玉琨把他也带了一个踉跄，两人滚到了一处，一块向冰塔林的边缘滑去。

就在将要掉下数十米高的冰陡坎时，王玉琨挥动手中的冰镐，死死地扣住了冰塔顶的一处冰凌。他们终于停在了可怕的死亡边缘。

在冰塔顶上愣了好一会儿，冯旭东才发出一声感叹：“啊呀！刚才真够险的。”

王玉琨也刚缓过神来：“是啊，差一点就吃不成今天的晚饭了。”

这一天，他们花了9个小时，才“走”了250米的路。

第二天，总结了昨天的经验，王玉琨小组采取了新的战术。

走过冰塔林后，每翻越一道冰墙，进入一个冰谷，他们都先不忙着往下一道冰墙上爬，而是先沿冰谷往往是冰谷与冰谷之间一般都有冰洞、冰隙缝相通。这样就可以直接从冰洞、冰隙缝中穿过冰墙或是冰塔，比起凿冰梯的办法来，大大节省了力气，还减少了许多危险。

在冰谷中前进也是相当危险的。宽33厘米左右、深有上百米的冰裂缝，被刚下的新雪埋着，就像伪装过的“死亡陷阱”。为了避免这种恐怖的“灭顶之灾”，他们每前进一步，都先用冰镐探明虚实。

穿过了两个冰隙缝，王玉琨小组又来到了一个冰漏前。

王玉琨弯下腰来探头一看，冰洞虽然曲曲折折，还是可以看到那一头透过来的亮光。面对“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冰洞，几个人高高兴兴地往里钻。

这时候，冯旭东又发挥了他个头小的优势。他一马当先，敲冰凌、刨冰碴，三下两下，就钻了过去。

冯旭东出了冰洞朝前一看，嘿！前面开阔多了，再翻过一道小冰墙就到山坡了。

王玉琨在冰洞里问：“喂，那边怎么样？”

冯旭东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对着仍在洞里的人们大喊：“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听冯旭东在洞外一喊？后面的人情绪顿时高了起来，连身体最不好的老薛腿脚一下子也灵便了许多，大家像是“百米冲刺”般地爬出洞外。

终于闯过了这片500米多宽的冰塔林，大家有一种从死亡中再生的感觉，兴奋的不得了。

测量队穿越北坳天险

1975年3月底，测绘指挥部电话通知王玉琨小组：珠峰北坳重力测量任务要提前。

大家从口音听得出，打电话的是测绘指挥部的陈顺斌副队长。

听说北坳地区的测绘任务要提前，连一贯沉着的王玉琨也坐不住了。他急急忙忙地间：“北坳小组几个人？”

陈顺斌说：“7个。”

王玉琨急急地问：“有我吗？”

陈顺斌反问道：“你的身体咋样？”

王玉琨的身体本来是没得说，但偏偏在前几天的那场特大暴风雪中感冒了，现在还没好，说话都有些闷声闷气的。

现在，在北坳小组将要成立的关键时刻，如果说出了病情，肯定不会让他加入7人小组中去。

王玉琨强打起精神装出一副底气很足的样子说：“我身体很好，没问题。”

陈顺斌说：“那你来吧，具体人员支委会上定。”

放下话筒，王玉琨朝四周看了看，正好看到藏族战士朝他微笑的脸，那一脸的微笑有些神秘莫测。

4月1日，王玉琨一大早便爬起来打好背包，奉命返回5400米营地，今天，他的头不太痛了，身体像是也有劲些了。王玉琨出门时想：真是老天保佑。

珠峰北坳测点的高度为7000米，是珠峰地区此次测量的一块硬骨头，也是一处气候无常、难以攀登的天险。

王玉琨在西藏工作了10多年，背着测绘标材、标石上过6400米的高山，但7000米的高度，他还没上过。

但无论从业务上、经验上、体质上，王玉琨都自信比较适合参加北坳测量任务。因此，昨晚上得到消息后，他就下定决心，要力争参加北坳小组。

昨晚，王玉琨小组的藏族战士普布也一直缠了他一夜，直到他保证了要好好推荐，普布才罢休。

“北坳小组”成立了。

测绘分队指挥部指定分队副队长陈顺斌带队。组员共有6人：吴泉源、郁期青、普布、徐东升、大扎西、王玉琨。

除了提前就在指挥部的陈顺斌、吴泉源、王玉琨外，其他几位是接到通知后，紧急集结到这里的。

4月4日下午，北坳小组召开了建组后的第一次小组会。大家在会上集思广益，共同商讨了行动方案，结合前一段执行任务的情况，对北坳地区可能出现的情况和可能性的问题，研究了一些对策，制定了相应的措施。

夜深人静，躺在5400米测绘指挥部的帐篷里，王玉琨难以入睡。

加盟北坳小组的愿望成为了现实，下一步就要向北坳天险迸发了。执行这样一次特殊行动的前夕，他这个“老测绘”的心里，也是难以平静的。

7000米，这样一个数字写在纸上是轻而易举，但要到实地去走一遭，可不是开玩笑的一件事。北坳天险在王玉琨10多年的测绘生涯中，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是“破记录”的一次冒险。

每个真正的测绘战士，都希望向前所未有的“空白”发起挑战，用自己的体能、智慧和双手干出一件事，干一件待到老年向子孙们说起时值得自豪的事。

现在，这个历史的机遇已经握在了王玉琨的手里，他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什么，也不知道在将要开始的测绘途中，他的命运将会怎样……

王玉琨起身坐起来，想在这重要时刻至曲来前写一封家书，让家人和他一起，共同为执行一个神圣的使命而幸福。

王玉琨的另外一种考虑是，这次行动的危险性较以往任何一次都大得多，万一他在此次行动中遇到不测，也不至于没给家人留下只言片语。

一阵夜风从帐篷的缝隙里吹来，王玉琨感到一种彻骨的寒意。他把披在肩上的鸭绒衣穿好，点上床头的蜡烛，准备把刚才的思路记录在纸上。

但手中的自来水笔在这个夜晚很不流畅，信写了几个开头，都不太满意。这时他猛然醒悟，这封信即使写好也是无法邮寄的，一是这里没有邮局，二是测量珠峰当时还是一次保密的行动，纪律要求是不能向外界透露消息的，包括自己的家人。

原计划4月6日抵达6500米营地后，要在这里休息一天的，让北坳小组的7个人在进发“天险”前好好恢复一下体力。因为一旦出发，就极少再有休整的时间了，除非遇上无法工作的坏天气。

但一到营地大家就坐不住了，一是对于北坳这块硬骨头，大家这一段心里一直憋得痒痒的，恨不得一下子就把它拿下来；二是各小组的任务都很重，完成北坳任务后，大家还要赶回去，参加本小组任务的完成。

所以在6500米营地安营后，大家就商定了：今天一早就上北坳。

北坳，早在北京集训时就听国家登山队的队员们说过。这是举世闻名的“天险”，是“登临珠峰山顶的第一难关”。解放前许多外国探险家就是在北坳这个“恐怖地带”遇难的。

连经过专业训练的国家登山运动员说起北坳这个名词时，都无不神色肃穆。现在，对于正要踏进北坳这块“恐怖地带”的7人测绘小组来说，既有将要征服北坳的兴奋，也有对于北坳诸多传闻的些许不安。

为了确保北坳测量任务的完成，指挥部还给北坳小组配了一名登山技术指导。

指导名叫彭树力，年龄约四十五六岁，一副典型广东人的干瘦身体，布满疤痕的脸上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

彭树力一到北坳小组，他就得意地向测绘队员们炫耀他作为“高山动物”的辉煌业绩，外表上看，他也确是一副饱经风霜的样子。训练中，他风趣、幽默，不时用些诙谐的话把大家逗乐。

按照“往返测”的要求，4月6日早上一起床，北坳小组就把6500米营地的重力点观测了。吃过早饭，他们在彭树力教练的指导下，绑好冰爪，结好了胸绳，向天险北坳进发，行军中，王玉琨排在彭树力的身后，走到危险处时，彭树力就对身后的王玉琨说；“注意安全！”然后王玉琨就像在深夜行军中传口令一样，再把他的话传给身后的人。

出发不久，神秘莫测的北坳的“真面目”就展现在了測绘队员们的眼前。

这是一处像银色巨龙般亘卧在珠峰和北峰之间的鞍部，也是从北坡登珠峰的必经之路。

它东侧的下方，是一块约400米高的大冰坡，就如同是斜嵌在珠峰与北峰之间的一面大镜子，坚硬光滑。上午的阳光照在上面，熠熠的反光耀得人睁不开眼。

冰坡的上半部，分布着众多大小不一的冰裂缝，远远望去，像沧桑岁月为冰坡留下的皱纹，让人对时光的力量发出无声的感叹。

靠近鞍部的地方，则是巨大的雪崩砸下的一堆堆冰雪残迹，不用说明，这里肯定是经常发生雪崩的地区。

中午，北坳小组来到了光滑如镜面的冰坡上。在这里行走，可真得“一步一个脚印”，稍不留神，一脚踩不稳就会滑出老远。这时其他人就得叉开八字步，将冰镐砸入冰坡，不然的话，一摔就是一大串。

这天天气很好，高山大谷令人体味到一种真正的宁静。除了呼哧呼哧的喘息声和鞋底的冰爪刺进冰坡的咯咯声，空旷的四周一切都静稍稍的。

爬了一段冰坡，大家都累了，头上开始冒出袅袅上升的热气。

突然，队伍尾部的一位队员滑了一下，拖得前面的人都跟着趔趄了一下。

王玉琨向后看了一眼，喘着粗气学着电影“平原游击队”里日本鬼子松井的腔调说：“慌什么，一个李向阳就把你吓成了这样？”

大伙都笑了，因为每个人都在忙着喘气，所以所有人的笑都是无声的，只是把笑容写在了脸上。

爬完冰坡，就来到雪崩区了。

爬到这里，一路上有说有笑的彭树力教练变得严肃起来。他极为认真地告诫大家，走路要尽量放轻脚步，要少说话，不能大喊大叫，也不能放声大笑。因为一切细小的声音的振动都可能导致后果不堪设想的大雪崩。

四处特别寂静。尽管尽量放轻了脚步，脚踏在冰雪上的声音还是显得很大。当声音成为一种诱发灾难的因素时，你会发现它是那么不可避免，平时很难听见的呼吸声，这时都大得令人惊心动魂。

幸运的是这一天风和日丽。频繁的雪崩在风和日丽的这一天并没有发生。

越往上，行走越困难，总感到没把空气吸进肺里去似的。休息的时候，大家都测了测心跳，最快的已经到了200次。

大扎西猜测着说：“200次，跟百米运动员的心跳次数差不多了吧？”

郁期青说：“在这里走路比在平地跑百米都难受。”

普布说：“我倒觉得不是太明显。”

王玉琨说：“那你也天生就是‘高山动物’。”

休息了一会儿，又继续行军。由于大家都被一根红色的粗绳连在一起，尽管极累，但没有一个人愿意拖大家后腿。

强烈的紫外线照射在他们脸上，折磨着他们的皮肉，但他们的内心却无不洋溢着一种说不出的神圣、崇高和甜蜜。

经过5个多小时的奋战，他们终于登上了留下种种恐怖传说的北坳天险，完成了海拔7050米的重力测量，在航空摄影像片上精确地确定了北坳点的点位。

创造重力测量新纪录

1975年4月15日，珠穆朗玛峰东绒布冰川顶端宽广无垠的雪原上，孤零零地支着两顶小帐篷，像是两朵盛开的雪莲，又像是茫茫银海中泛起的两叶小舟。

帐篷的位置与尼泊尔也只有一山之隔。

天文组的苟本洋和李世泉带领小组，转战到这里已经一个多星期了。

连续多日的野外奔波和劳累使他们看上去都很疲倦，人也消瘦了许多。

入夜后，风声一阵紧似一阵，好像专门与夜晚才能工作的天文组作对似的。想观测吧，月黑星稀没有目标；想睡觉呢，风又呼呼地把小帐篷也掀翻了。

连续几夜了，工作也不成，睡觉也不是，朝风那一面的尼龙绳都刮断了好几根，帐篷也不能称其为帐篷了，叫盖在身上的“帐布”更合适些。

帐篷支起来虽小，一旦压在身上，还是蛮重的。篷布碰到脸上，又坚硬又冰冷。

这天夜里刚睡下不久，朦胧中就就听到当啷当啷几声响，大家都以为是石头打在脸盆上，谁也没在意。

睡前组里检查过，把一个倒汽油用的脸盆倒扣在冰上，上面还压了块石头。

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偏偏就是那个上面还压了石头的倒扣着的脸盆出了问题：原来狂野的山风把脸盆上的石头刮掉后，又把倒扣的脸盆也刮飞了起来，昨夜听到的当啷声，正是脸盆在风中飞滚的声音。

他们找了一圈，结果连脸盆的影子也没找着。

有人猜测：“肯定是吹到尼泊尔去了。”

回来时有人打趣地说：“就算是送给尼泊尔人民的一件小礼物吧。”

北坳小组和天文组在东绒布冰川的顶部不期而遇。像．经过了万里长征后的会师部队一样，两小队人员迎上前去，双手紧握许久，并使用了紧紧拥抱的大礼。

在城市生活得太久的人，都很厌烦城市的热闹和喧嚣，总渴望着有一天能够背上行囊，远远地离开城市、离开灯红酒绿和车水马龙，回到大自然的怀抱中去，去沐浴皎洁的月色，去品味原野的甘露。

但是，只有在艰苦的野外呆得太久的人，才知道野外不仅仅没有诗意，更多的是现实的生存的艰辛和磨难，以及无边无际的孤独和寂寞。

他们渴望相逢，渴望交流与倾诉，渴望用各自的见闻故事来相互交换，以排遣单调的时光和寒冷乏味的漫漫长夜。

为了庆祝北坳测绘任务的顺利完成，也为了庆祝难得的相遇，两个小组都拿出最好的食品，奢侈地会了一次餐。小帐篷也修复了一下，牢牢地支了起来。

连日的奔波和劳累使王玉琨没有好透的感冒又复发了。完成北坳任务的时候，浑身的神经都紧绷着，整个人处于高度的兴奋状态，也就暂时忘掉了病情。

一旦回到营地松驰下来，病才找到了发作的机会，身上像火炭一样的热。

晚上会餐时，他一点胃口也没有，那些平时难得开怀大吃的食品，今天嚼在嘴里什么滋味也没有。

为了不扫大家的兴，王玉琨还是强忍着吃了几口。一躺到铺上，身上的部件像是全散了架。头如同一个石头块子一般又重又胀，脖子和腰也又酸又痛。

王玉琨闭上眼，想着只要睡着了，这难受劲也就自然消失了，谁知越是想睡越睡不着。他翻了几次身，换了几种姿势，哪一种都不舒服。

他干脆睁开双眼，看看今天这身上的病痛到底想干什么。

感冒在内地不算什么病，到了高原上就不一样了，它不仅很难治，而且很危险。在海拔只有2000多米的格尔木，内地治疗感冒的药物已经失去了很大效力，要加大一倍以上的剂量才会起些作用。

而在4000米以上的地区，治疗感冒的基本方式，已经是输液了。因为感冒如不及时治愈，便很可能诱发肺水肿，那样这种常见的小病就有了生命危险。

王玉琨当然也知道这些。在外业，测绘兵的基本功就是晴天一身尘、雨天一身泥地跟大自然打交道，再好的身子骨，也免不了有个感冒发烧什么的。常常处在“危险”中的就像常在战场的人听惯了炮声一样。

王玉琨除了身上又酸又痛外，脸上也好像沾了一层什么东西，火辣辣的，怪不舒服的。

王玉琨看到旁边的普布正在照小镜子，他就想，不知自己的脸现在是什么样子了。

于是王玉琨也心血来潮，把普布的镜子借出来对着脸照一照。

虽然王玉琨知道自己的脸肯定好看不了，但是他从镜子里亲眼看见那张不再熟悉的脸，他还是微微有些吃惊：整个脸就像是墙壁上刚被雨水冲过的旧标语似的，不清不楚、破破烂烂的；旧皮脱了一半，新皮还没完全长好；鼻子和嘴唇都干裂了；胡子完全盖住了下巴，头发也一团团地乱成了麻雀窝。

才到珠峰一个月多一点，却像是苍老了10岁。王玉琨心里有些难过，但更多的还是在一种艰苦环境里磨练和奉献的自豪感。

王玉琨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这里生活是苦的，但人，有机会在这不为人知的环境中生活，体验体验，多么难得！何况我们还是为党的工作、为祖国的荣誉在此拚搏，“得”也就在其中了。我深知，上海的洋房、北京的马路、南国的田园、海滨的沙滩，风光之秀丽是很诱人的，但见多了，也就平淡无奇了。

唯有这珠峰的群山，一望无际的冰原，穿云刺天的银峰，更有那争奇斗艳的冰塔林才是稀有的，才算奇特。

许多人能纵情闲逛于公园广场，出入于楼阁店铺，但他们哪知道还有这冰雕玉琢的世界。

这也就是“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吧！

北坳天险攻克后，下一步就是向7790米的新高度冲刺了。

王玉琨的病情却在这个节骨眼上加重了。

看着王玉琨憔悴的脸和血丝密布的双眼，普布说什么也不让王玉琨再往上去了。他说：“有我在，你就放心养病，静等佳音吧。”

王玉琨相信普布有条件完成冲刺7790米的重力测量任务。但他没有马上答复普布。一是支部要讨论后才能定，二是自己是干部，在最艰难的时刻理应身先士卒，做好表率作用。

但王玉琨目前的身体情况，确实不便再往上去了。身体是一种客观条件，仅靠主观是无法改变的。如果硬往上去，他不仅不能正常完成任务，可能还要让别人来照顾他，那样还反倒影响了任务的完成。

晚上，“测绘餐厅”里吃饺子。在6000米的高山地区，这像是投放了一颗原子弹那样，产生了“爆炸性新闻”。

营地里的“家家户户”，包括正巧路过的登山队的同志们，说是“参观参观”，也都欢欢喜喜地凑了过来。摄影师曾树生笑嘻嘻地跑上来，对王玉琨说：“老王，我想搭个伙。”

王玉琨故意卖个关子说：“今天我可做不了主，这要看看咱们主厨的大师傅答不答应。”

王玉琨一边说着，一边煞有介事地大声问正用蜡烛当擀面杖，忙着擀饺子皮的冯旭东：“曾摄影师想吃你做的饺子，行不行啊？”

冯旭东说：“行。今天是共产主义，按需分配，有求必应。”

大家都加入了包饺子的队伍，像过重大节日似的，喜气洋洋。

普布终于争取到了向7790米冲刺的测绘任务与普布同时得到这个任务的还有另一名藏族战士徐东升。

4月17日4时，登山队的队员们一起，向7790米的高度进发了。

他们爬上北坳的韧绘点时，破晓的晨曦刚刚亮开，露出高原特有的明朗清丽的一角天空，但这里并非风和日丽，站都是临空的崖壁，从深谷刮来的狂风吹得人们像风中的玉米一样歪歪倒倒。

顶着狂风和严寒继续往上爬，普布终于按照预定方案，把重力仪架在了7050米的点位上。

这是一块像刀背一样光滑的斜坡地，东面是陡峭的冰坡，西部是悬崖，狂风畅行无阻地呼啸而来。

因为风力太大，架好的重力仪不断晃动，三角支架像在发抖似地敲打着冰坡。

刚调好的水平气泡，要读出测量数据的时候就又倾斜了。

精确无误，是测绘的第一要素。没有精度，就没有质量，获得数据无异于一张废纸。

所以在普布和徐升东出发时，测绘分队的领导才一再嘱咐他们：

千万要细致、要准确、要保证精度。

气压计的水银柱指示在零下40度的刻划上。

在这个点位上，多呆一分钟，身上就多一分冻伤的可能，脚下就多一分滑坠深谷的危险。

5分钟过去了，10分钟过去了，结果还没读出来。

普布的脸已被寒风吹得彻底麻木了，身上的血液也像是在渐渐地凝固，双手僵硬地抖动。

“要细致、要准确、要保证精度”，他的脑子里反复重复着这句话，想着怎么才能达到这句话的要求。

普布在心里这样问自己：“如果7050点的重力数据都拿不下来，还去冲什么7790米，还怎么测量珠峰？”

普布越想越对自己的表现不满意：上来前测绘分队的领导对自己给予了多大的希望，自己又是怎样拍着胸口保证的。你准备就这样一直站下去，直到站成一座冰雕吗？

普布想到这里，急了，他完全忘记了这是在零下40度的严寒里，或者说他已经忘了在这样的严寒里冻伤是多么危险了。他干脆脱掉了右手那只操作起来碍手碍脚的鸭绒手套，只戴着薄薄的尼龙手套操作起来。

时间又过去了一个小时。保质保量的数据一个个测下了。

收拾仪器的时候，普布那原本灵巧的手指却怎么也抓不住东西，他这才知道，那只严寒中冻得太久的右手可能再也不能听他的指挥了。

因为还要往新的高度冲击，普布只是把冻伤的右手重新塞进了鸭绒手套里，用左手装好仪器和物品，跟随登山队的路线继续攀登。

又经过15个小时的艰难行军，终于达到了7790米的点位。

一路上，普布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右手上。他把最大的劲运在右臂上，想让这种力量运行到手掌、指尖，但是神经和血管好像都在手腕处断掉了，他每一次的努力都在手腕那里停住，然后折回。他又用左手捏了捏右手，像捏的是别人的身体一样，毫无感觉。

普布在途中这样祷告：老天保佑，千万别再僵下去啊，这样我在7790点可怎么工作。

然而，普布行军走了15个小时，右手的麻木也一刻不离地伴随了他15个小时。

在7790点架好仪器，天完全黑了下来。只好在此安营扎寨，等明天天亮后再观测。

吃晚饭的时候，普布想脱掉手套，利用碗沿的热气暖一暖右手。他先用牙咬着鸭绒手套的头，拽下了左手上的那只，再用左手拽去右手上的鸭绒手套，然后用左手拇指和食指捏着右手尼龙手套的手套口，撕了一下，没能脱掉，又用力撕了一下，还是没能脱掉。

普布把右手拿到蜡烛旁，借着跳动的火光看了看，手套像是长在了右手上一样，尼龙布与皮肤之间一点缝隙也没有。

普布吓了一跳，虽然一路上他都知道手冻得很严重，的结果。他又用左手捏了一下右手的掌心和手指，硬梆梆的，一点弹性也没有。

现在，普布觉得事情严重起来了，比他估计得还要严重。

要是这只白尼龙手套真的取不掉了，该是多么麻烦的一件事。冬天还好说，夏天呢，夏天也戴着一只白尼龙手套，那样子看上去可太古怪了。

普布没有把发生在他右手的事告诉别人。

他不想大惊小怪地因为自己的一只手，给处在艰难中的同志们增加麻烦，他更不愿意因为他个人的事，影响工作的进程。

普布左手端了饭碗，右手没法拿筷子吃饭。只好把筷子搁在一边，用左手把饭捏成团吃。

登山队的人看见了，还以为他是按藏族的方式进餐呢。

第二天普布早早就起了床。其实整整一夜他都基本没睡。

他盼着天快点亮起来，盼着风和日丽，盼着早点完成7790米的重力测量任务。

一路上吃了这么多的苦，受了这么多的罪，冒了这么多的险，甚至把右手也冻坏了，所有这些为的是什么，还不是为了这天亮后的观测，拿出了7790点的准确成果。

普布害怕因为睡眠错过了早晨测量的黄金时段，而在这风云莫测的珠峰，错过一次机会，下一次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来了。

普布想：一辈子当中，睡觉的时间还多的是，这次少睡点以后还可以好好补，在收测回去后，就是睡它个一天一夜也没什么大的关系。

但有一个问题普布自己没法解决。右手冻坏了，观测数据的记录他是无论如何也没法完成的。

架好仪器，普布只好把右手的事告诉了徐东升：“东升，有件事我得告诉你，但你不许对别人说。”

徐东升问：“什么事这么神秘？”

普布又叮嘱：“你不许告诉别人。”

徐东升说：“你说吧。”

普布这才说：“我的右手在测7050点时冻坏了。”

徐东升说：“我当时好像看你把鸭绒手套脱了。”

普布说：“对。”

徐东升说：“我本来想说你的，但我想你可能记完观测数据就会戴上，也就没说。你后来一直没戴鸭绒手套？”

普布回答：“一直没戴。”

徐东升问：“现在怎么样了？”

普布只好说：“还是跟木头似的没知觉。”

普布把右手上的鸭绒手套脱下来，让徐东升看了看他那只冻伤的手。那只手已经开始肿了，胀得白尼龙手套像是充了气似的。

透过尼龙手套可以隐约看见，里面的手已经变得乌紫。

徐东升埋怨说：“都这样了你还不让说，你想右手废掉了再说啊？”普布没有吭声。过了一会儿，普布双眼盯着珠峰的山顶说：“说什么我也要测下7790米的重力值。”

天完全亮了。普布和徐东升紧张而激动地测量着。当普布读完最后一个测量数据，徐东升也准确无误地记录完了每一组数据。

看着徐东升合上测量手册，普布疲惫地坐在了地上。徐东升也疲惫地坐在了地上。

此刻，两个人的心灵仿佛已被成功带来的巨大幸福感掏空了，意识空空荡荡地升腾着。

许久，普布才像是自言自语似地说：“我们测下了7790米的重力值，我们成功了。”

徐东升也自言自语地说：“是的，我们成功了。”

精确测出珠峰的高度

1975年4月20日，王玉琨回到了绒布寺大本营。接着，其他各小组也都陆续回到了大本营。

回到“测绘街”，有一种又回家的感觉。久别重逢，格外亲切，大家见面时的通用问候用语是：“辛苦了！”

这句话对他们来说，一点也不是溢美之词。但谁也没有居功自傲，只是相互谦虚地说：

不辛苦，不辛苦，为人民服务么，应该的。

地面控制的任务基本完成了。大量的测量成果等待着检查、计算、验收，大家来不及休息，就投入了珠峰第一阶段测量任务的收尾工作。

比起一个多月的野外工作来，室内工作也算是一种休息了。

普布也回到了测绘街。他的右手肿得老粗，5个指头水亮水亮的，有的地方已经变得紫黑。听医生说，普布手指的皮下细胞几乎全部坏死，截肢已成为必须面对的现实。

这天，王玉琨到普布住的帐篷里去看他。见到了普布，王玉琨说：“普布，我们的英雄，你辛苦了。”

见是王玉琨来了，普布赶忙从躺着的床上站了起来：“首长，我的任务没完成好，还有8200米的点没有……”

没等普布把话说完，王玉琨就打断了他，并抢先把要说的意思表达了出来：“你已经创下了世界重力测量高度的新纪录，你立下了战功。普布，我们都应该向你学习。”

王玉琨坐在了普布的行军床上，然后也示意普布坐了下来：“你的手冻伤的事我都听说了，测绘是一桩吃苦的事业，你经受了这种考验，你用你的行为证明了，你是一个优秀的测绘兵！组织上会尽快安排你到野战医院治疗，希望你不要为这里的测绘任务分心，争取早日康复。”

王玉琨犹豫再三，还是把最后这句难以开口的话说出了口：“另外，听医生说你的手伤得很重，希望你对此要有心理准备。”

吃饭要用手，穿衣要用手，写字要用手，测绘也要用手。手对于人的一生，实在是太重要了，重要到你时时事事都离不开它。

但现在普布的右手却面临着截肢的可能。对于一个只有20多岁的年轻人，也许测绘作为一种事业，对他索要的过多了。

况且普布又是藏族，藏族对于父母给予自己的肢体是看得极为神圣的。普布虽然很坚强，但是否能够接受将被截肢的现实，连对普布最为了解的王玉琨，心里也没有把握。

普布对王玉琨说：“其实在山上我就已经猜到了。我是翻身农奴的儿子，若不是解放，就根本不会有今天的普布，我的生命都是党给的，为了党的事业，缺几根手指头算什么？”

王玉琨的眼睛有些湿润了。一时间，王玉琨竟有些不知该说什么好了。他想到有一年在察隅地区作业时，普布在布满雪坑和冰裂缝的山峰间跑标尺，经常都是在冒着生命危险工作。

有一次，普布被困在了一处陡峭的山崖上，同去的战士正设法援救他，他却示意让对方不要动，因为危险让两个人承担就变成了两份危险。他硬是抠着滑溜溜的冰缝一点点从高处蹭了下来。下来后，两个手的指甲都抠出血了。

从普布那里回来，王玉琨的心中既有一种对普布不辱使命的欣然，又有种挥之不去的懊悔。

王玉琨觉得，也许不该让普布单枪匹马地去7790点。如果自己当时身体不是生病的话，能带普布一起上去也好些。凭他多年来的野外工作经验，他是不会让普布在零下40度的严寒里脱去鸭绒手套的，那么，普布的手也许不会伤得这么重。

但是，所有的后悔都已经晚了，王玉琨只能将内心的懊悔永远地存在记忆里了，他所能做到的只是祝愿普布尽可能恢复得好一点。

1975年4月26日，王玉琨随国家登山队第二次登上了北坳。

这是测量珠峰高度的最后一次练兵了。这次训练的任务包括：竖立觇标、采集标本、完成沿途剩余的重力测量任务、拍摄资料照片等，王玉琨除此之外，还要训练国家登山队登顶运动员上顶后的竖标方法。

1975年4月30日，国家登山队在8200米住了数天后，又撤了下来。他们要回到西绒布指挥部，为冲刺珠峰峰顶做最后的准备。撤到6500米营地时，王玉琨见到了登山队的人们。

曾做过测绘队的登山指导的彭树力也在其中。见到老彭，王玉琨吃了一惊。才分开短短的几天，老彭的脸、眉毛、胡子全没了，头上扎扎实实地缠满了纱布，整张脸上的皮肤都在溃烂，还流着黄水。

王玉琨问彭树力怎么回事，老彭表情淡淡地说：“人总是要吃饭的是不是？在8200米做饭时，煤气罐失火把我烧成了这个样子。”

指挥部指示王玉琨小组，和登山队一起赶回西绒布驻地。

下山的时候，走到一座怪石嶙峋的山边，彭树力笑嘻嘻地叫住王玉琨说：“老王，给我在这儿留个影。”

王玉琨也笑嘻嘻地说：“看你那狼狈相，打败的伤兵似的，一见就叫人心酸，有啥照头？”

“哈哈。”彭树力因为一动表情脸就痛，所以仅仅是用声音笑了两声：“这你就不懂了，蓝天，白云，雪山，怪石，再加上一张烧伤的脸，多么和谐和真实的一幅画面，你能想象一张小白脸在这里留影是个什么效果吗？”

王玉琨一时好像被彭树力的话给镇住了，但同时又不是很信服。

正在王玉琨不知说什么好时，彭树力又说：“哎！老王，快照呀，你到哪儿还能找到这么好的模特，过了这村可就没这个店了。”

王玉琨看拗不过彭树力，就给他照了。照完想想这确实挺难得、也挺有意义，还让冯旭东给他们俩来了个合影。

支部分工，王玉琨到西绒布，指挥这一线5个组的珠峰观测交会任务。王玉琨每天按约定的时间，通过步话机与各小组联系。每个观测点上，各小组都选定了最佳的观测位置，以良好的状态等待着“决战时刻”的来临。

从5月4日开始，每天晚上都有3颗红色信号弹从指挥部升起，这是吉祥的信号：按照预先约定，红色信号弹是告诉大家，第二天将有国家登山运动员冲击珠峰峰顶。

5月5日，两个登山小组从8200米的营地出发，缓缓向上，冲击顶峰。

王玉琨通过高倍望远镜，一刻也不离地跟踪着队员们的行踪。开始登山队员们攀爬得很顺，但爬到中途时好像出了点什么问题，两个组都停了下来，然后就折道向下，返回了8200米营地。

5月6日，王玉琨不用望远镜就能看到，珠峰峰顶飘扬着一些旗状的云，天空还有一些被大风吹动。

5月7日，一个登山小组从8200米出发，像5月5日的情况一样，到了下午，他们又折了回来。

黄昏前，王玉琨接到一个不幸的消息：登山队的邬宗岳副政委牺牲了。

5月7日夜晚，沉闷和伤感浓郁地笼罩着每一个人。曾经很远的死亡突然间很近了，曾经很近的胜利突然间又远了许多。

指挥部号召大家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完成烈士未竟的事业。

5月8日至26日，国家登山队又向珠峰峰顶发起了多次冲锋，但均未获得最后的成功。

5月27日9时，王玉琨像往常一样，按照命令到达指定位置。王玉琨打开步话机，西2、西3、西4、西5等各点也都分别报告准备就绪。王玉琨看了一眼天气，情况正常。

国家登山队出发了，他们下决心尽快拿下珠峰。

王玉琨和陆福仁、李孝成守在西1点上。这个点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通过测绘指挥部，这里可以了解到登山队的情况；这里也同时协调着其他4个小组行动，把登山队的情况和测绘指挥部的命令及时传递给各小组。

王玉琨、陆福仁、李孝成3人轮流着，眼睛一刻也不间断地通过高倍望远镜，追踪着登山队员们的身影。

负责跟踪登山队的人，及时地向身旁的两个人进行着实况转播：

9名登山运动员已经到了第二台阶。前面是一堵冰陡崖，队员们从行囊里取出了特制的金属爬梯。梯子像是短了一点，他们又接上了一截梯子。好，他们全部都爬上了冰陡崖……对，全部都上去了。他们现在前进的方向是偏南……一个队员滑了一跤，那里的路极不好走……起风了，雪坡上的雪在急速地下滑，好险，登山队员们避开了风口和下滑的积雪，拐回北坡上来了……

旁边的两个人也在心情紧张地听着，像是自己也走在登山队员们的行列里一样，一步一步地靠近珠峰峰顶。

离峰顶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了。

大家的心都提到了喉咙眼上了。成败在此一举，他们渴望欢呼雀跃的内心咚咚地跳着、企盼着、等待着。

突然，一块浓浓的黑云从西边飘了过来，罩住了珠峰的峰顶。登山队员们从高倍望远镜中消失了，目镜里只剩下浓黑的云。

浓云慢慢腾腾地环绕着珠峰，总也不肯散去。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王玉琨守着步话机，等待着盼望已久的喜讯。

14时50分，王玉琨把一个从步话机里刚刚传递过来的消息告诉了身边的两个人：我国9名男女运动员胜利登上了珠峰峰顶！

3个人无不为之欢欣鼓舞。他们多么想放声呼喊，只是这仍然不是最后的胜利。

王玉琨通过步话机向其他4个小组及时通报了这个特大喜讯，并命令他们：“密切注视珠峰目标，一旦目标出现，抓紧时间进行观测，天黑以前不许下山。”

登山队所应做的，已经做完了，剩下的事就看测绘兵的了。但浓浓的云依然笼罩着珠峰，在观测仪器里无法看到峰顶，更无法看到我国登山健儿们竖立在峰顶的红色测标。

大家急得恨不能飞上峰顶，伸开双臂把挡住测绘视线的浓云扯个粉碎。

17时、18时，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太阳好像也疲了，慢慢地就要坠入山影的后面。山风也大了起来，漫天也纷纷扬扬地飘起了雪雾。

大家在仪器前盯了近4个小时的眼睛，也累得又酸又痛。为了保证观测效率，他们加快了轮换观测的周期。

18时半，天空出现了转机：珠峰峰顶的云影开始下沉，映衬着珠峰的南天天幕由灰黑变成灰蓝，最后终于变成了迷人的湛蓝。

面对天气奇迹般的转变，王玉琨努力克制住内心的狂喜，立即接替了观测得双眼红肿的陆福仁。他轻轻地转动着经纬仪的微调螺旋，让视线擦着珠峰顶的轮廓仔细搜寻。

王玉琨屏住呼吸，他听见了自己的心脏在狂跳。觇标、觇标、觇标，王玉琨心中不停地默念着，用目光迎接着一个伟大的时刻。

终于，在经纬仪的目镜中，王玉琨找到了那座飘扬着红色国旗的觇标。他让陆福仁代他向西绒布的小组发出指令：“目标已经出现，抓紧观测。”

与此同时，东绒布的5个观测点也捕捉到了珠峰的目标。

指挥部一声令下：“注意，交会！”

分布在东绒布、西绒布两大冰川上的10部经纬仪从不同的方向，对珠峰开始了紧张准确的测量。大家都把欢乐和喜悦按捺在心间，抓紧分分秒秒，精确地照准零方向，开始读数。

一个测回、两个测回、三个测回，观测员不停地测着，记薄员认真地记着；眼痛了，腰酸了，手木了，但谁也顾不上这些了。

大家一直观测到日落西山，才情不自禁地击掌祝贺：“我们胜利了！”

……

1975年6月28日，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在庄严宏伟的首都体育馆，亲切接见了参加珠峰登山和测量的全体人员。

总参谋长邓小平来到大家面前时，战士普布正欲收回被截去4根手指的右手，却被邓小平一手攥住了：“你就是普布吧，我早已听说你了，你打破了重力测量的世界纪录，普布不普通哟！”

接着，邓小平又对大家说：“8848.13米，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数码，它是你们用热血和汗水谱成的奋斗者的音符，得来不易啊！”

1975年7月23日，中国政府授权新华社向全世界公布：

珠穆朗玛峰峰顶的精确高度是8848.13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