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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二、探测无人区
- 有的战士实在走不动了，就由其他人架着走；有的人看到别人高山反应比自己还严重，就挣扎着先爬到山顶，再往返多次帮助体弱多病的人背东西。
- 正当吴仕杰小组走投无路的时候，远远听见了隐约传来的骆铃声，这无疑是一种人间最为动听的音乐，它让迷途者听到了生存的希望。
- 显然，沱沱河的源头并不在祖尔肯乌拉山的北麓，它发源远在该山脉之南的格拉丹冬雪山。
测量队出发去青藏高原
1950年4月2日，测量队随入藏先遣支队从雅安出发。
当时，测量队唯一的资料就是清末赵尔丰的记忆测绘图路线，比例尺为1比300万，粗略且不准确。
测量队为了整顿作风，提高大家的政治和业务素质，他们在乐山驻地进行了一个月的政治、业务短训。
3月29日，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在先遣部队誓师大会上作动员报告，他说：
西藏是我国神圣的领土，任何想要侵占、分裂西藏的企图或阴谋，必须予以坚决粉碎。人民解放军一定要解放西藏，统一祖国……
出发时，他们受到当地党政军民的热烈欢送。战士们敲起了激昂的锣鼓，人民放响了鞭炮，大家呼喊着口号。测量队精神振奋，步伐整齐，歌声嘹亮地列队走过夹道欢送的人群。
无数双手纷纷把糖果、鸡蛋、香烟硬塞到行进中的入藏部队战士们的口袋里。
出城后，测量队一边行军，一边测图，他们的主要任务是：
1、为保证后续部队和公路工程的需要，在行军中测制路线图。
2、调查和选择修筑公路的最佳路线。
3、注意沿途可供修建机场、空投场和建立兵站的适当地点。
雅安是西进公路的起点。为了满足雅安至甘孜段的急用图，测量队在全队挑选了吴仕杰、张其光等5名业务熟练的地形测绘人员，以每天25公里的速度，测绘1比20万路线图。
为了保证测绘任务的完成，进藏部队前方指挥部给测量队配属了一个运输连，战士50名，以及牲口60多匹。牲口大都是兄弟部队支援来的，主要是驮运测绘器材和粮食给养。
当时，绘图的方法采用空盒气压计测量高程，立体视距仪测量距离，小平板仪测绘地形图。用天文测量法定位，以控制长距离所产生的误差。
全队其他人都背上自己的武器和衣被，另加25公斤大米。
大家第一天只走了10多公里，干部、战士负重25至50公斤不等，牲口驮载达100公斤，人畜都很吃力。晚上，他们早早就休息了。
第二天，大家还没有走出多远，就到了飞仙关。关前横着一条大江，桥已经毁坏了，岷山的雪水开始融化，浪高水急，没有办法经过。
大家经过当地老乡指引，知道上游有座铁索桥，虽然已经多年不用了，但勉强还可以过人。
于是，人马沿着江岸走了一段山路，来到被当地人称为“仙人桥”的铁索桥畔。只见两山耸立着，6条铁索从山腰凌空飞过，下面4条铺有稀疏的木板，左右两条用作扶手。桥长约50米，人走在桥上，东摇西晃，个个胆战心惊。
4月，虽然川西平原已经是花红柳绿的时节，但这里却依然是春寒料峭，寒气袭人。湿冷的江风从峡谷中穿过，打在人脸上又硬又疼。
为了防滑，战士们在潮湿的桥板上铺了一些稻草。
指挥部的师长吴忠命令部队就地安营，他亲自走到江边巡视地形，确定渡江方案。
吴忠先让通讯员牵过一匹马，上桥试过。为了让马克服恐惧，他们还在马的眼睛上蒙上两块黑布。
但是，通讯员刚把马拉上桥，马便在晃动中失去平衡，前蹄滑出桥板，随着一声嘶鸣，马就栽进了翻滚着浊浪的江水中。
坠落江中的那匹马，落入宽阔的江面中，就像一片轻巧的小树叶一样，只发出一声沉闷的回响瞬间浪花就把它吞没了，江中又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一样。
幸亏通讯员及时松掉了手中的马缰绳，否则一场灾难就在所难免了。
后来，又有一名战士骑马过桥，但还没到江心，又是人仰马翻，但结果却是马奇迹般地游到了对岸，而那名战士却被江水冲得无影无踪了。
面对这种情况，大家只好用人扛着东西过桥，再让牲口从浪里渡过去。
测量队大多数是学生兵，但大家一个个咬紧牙关，扛着沉重的驮子在东摇西摆的铁索桥上顽强地搬运。
大家弯着腰，流着汗，在江风中喘息着，走一步停一下，尽管肉体很苦很累，但大家的心灵中却有种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的光荣感和崇高感。
马匹也在哄打驱赶下走到了江里，大家合力拉缰，大声吆喝着，将马匹从浪里拉过了江。
经过半天的艰苦奋战，将士们终于强渡过了仙人桥。
行军第五天，测量队来到了二郎山脚下。
二郎山位于四川、西康交界处，海拔3200米，是横在由川入藏道路上的第一座大山，当地老乡有一首民谣说：
二郎山，顶破天，
狂风四处窜，
乱石满山岗，
夏天下大雪，
冬天没太阳。
当时天空中正细雨霏霏，道路又陡又滑，泥泞难走。上山小路要走20公里，如果走公路则要40公里。
测量队决定牲口和作业人员沿公路上山，其余人员抄小路攀越。
这一天大家3时起床，4时吃饭，天还没亮就出发了。
早晨的山道雨雾弥漫，衣服都被雨水和汗水浸湿了。由于观测时看不见目标，只能画出迂回曲折的道路，破旧的桥梁和涵洞等。
路上，天空时断时续地下着雨，道路打滑，丛林茂密，不时遇到几米高的冰坎，无法攀登。
战士们用菜刀在冰上砍些脚窝，然后像登山运动员一样再向上攀登。
大家来到半山腰，已经是14时了。这时偏偏天空又下起了大雪，气温降到了0度以下。大家被雨水浸湿的衣服结了一层薄冰，穿在身上，就像穿了一身坚硬的铁皮一样。
为了赶时间，大家连午饭也没顾上吃，就继续赶路，虽然又冷又饿，但好在路上的雪已经结成冰，比起一步三滑的泥泞路来，反而好走了些。
当他们到达3000多米的山顶时，天色已经黑了下来，雪花还在黑暗中不断地落下来，大家一个个都变成了雪人。又没有吃饭，都感到头发晕，腿发软，眼发黑，甚至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到了22时，作业组的人还没到达宿营地，吴忠放心不下，他忙叫救护队抬着担架去接，发现他们已经冻倒在山顶了，大家急忙把他们抬上担架，到达二郎山南麓的甘海子宿营地，已经是24时了。
第二天，天色放晴了。相比，下山就轻松多了，一队人马在烈日下蜿蜒而行，远远望去，颇为壮观。
阳光灿烂，风景优美，部队的士气也高涨了许多，一股劲地往山下冲，不到14时，就全部到达了泸定。
泸定桥是红军在长征途中战斗过的地方，也是红军在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围追阻截中打出威风、创造奇迹的地方。
许多战士在来泸定之前，就对充满传奇与辉煌的这座横跨在大渡河上的泸定桥，非常之神往。部队刚安好营，许多人便迫不及待地拥到泸定桥头，争先一睹泸定桥的风采。
临河而望，97米长的泸定桥横空飞渡，13根碗口粗的铁索高悬半空，桥下的大渡河水急浪高，波涛汹涌，涛声发出千军万马般的轰鸣，真是又惊险，又雄伟。
桥头两端各有一座高大门楼，上书“泸定桥”3个字。铺在桥面的木板又厚又宽，人马均可安全通过。
当远在北京的朱德总司令得知进藏先遣队顺利通过泸定桥，特地题赠一幅对联：
万里长征，犹忆泸关险；
三军远戍，严防帝国侵。
距泸定桥15公里，便是当时的西康省会康定。康定是汉、藏、回混居的地方。测量队员全都是第一次进藏，见到藏民的装束服饰，听见他们的语言，都十分新奇。
测量队在康定休整了3天。西出康定，就要翻越4400米的折多山了。山上空气稀薄，人烟稀少，风沙大，十分荒凉。
测量队携带的大米大部分已经吃完，沿途又很难供应粮食，所以在康定每人又补充15公斤包谷面，学当地人的样子，烤包谷饼吃。
对于高山反应，虽然在翻越二郎山时已有所感受，但那毕竟只有3200米，一咬牙也就过去了，到了4000米以上，大家才算真正体验到了它的厉害。
一些平时铁打一样强壮的汉子，开始头痛胸闷，嘴唇干裂、发乌，双腿像踩在棉花上似的没有力气。有些身体弱的人则开始恶心、呕吐，并被胸闷折磨得脸色发青，食欲不振。
有的战士实在走不动了，就由其他人架着走；有的人看到别人高山反应比自己还严重，就挣扎着先爬到山顶，再往返多次帮助体弱多病的人背东西。经过10多个小时的拚搏，测量队终于翻越了折多山。
进军西藏的先遣部队经过半个多月的步行军，于4月26日到达了甘孜。
由甘孜继续西行，翻过雀儿山，就是隔着金沙江与藏军对峙的德格和岗托。
先遣队上千人马的粮草已经消耗殆尽。后方补给线受大雪封山交通阻塞的影响，中断供应已达一个月之久。藏民生活苦，粮食少，使用的又是银元和藏币，人民币在这里还没有流通。
甘孜一个月，生活虽苦，大家思想稳定，工作积极性也很高。
不久，军副政委王其梅、参谋长李觉和藏族中央委员天宝等领导同志也随前线指挥部抵达甘孜。
他们说：
全国都在支援进军西藏，两个师和两个工兵团以及数千民工已在入藏测量队选定的路线上，从雅安到甘孜全线铺开，日夜抢修川藏公路，争取赶在当年国庆节前通车。
1950年5月，人民解放军空军突破了西藏“空中禁区”，飞到甘孜，空投了一批粮食和银洋，解决了先遣部队的给养供应问题。
测量队向拉萨艰苦进军
1950年9月，公路已通过甘孜，进军主力集结在金沙江一线。
同月，测量队抽调王献章、孙家驹、崔熙成、许永福、陈庚予和藏语翻译李俊等6名技术人员随一五四团正面进军昌都，沿中线直指拉萨。
翻雀儿山那天，6个人刚到山顶，天就黑了，不能继续测图，只好在山顶避风的地方搭起帐篷。
夜晚温度急剧下降。带的固体燃料都点不燃，没办法，把一双好端端的胶鞋底都当燃料烧了，还是没烧开一杯水。冻得睡不着，大家差不多是在半梦半醒中熬到了天亮。
第二天，测图到半山以下，才烧开了水，吃了顿“早”饭。测量小组配有6匹牲口，驮运粮食、仪器、行李和银洋，每天测图20公里左右。
在德格的岗托，他们乘羊皮筏子渡过金沙江。
为更好地保障部队用图，前线指挥部又派测量队副队长吴仕杰回重庆去，购置了一批新的测绘器材，并把部分家属接到甘孜，在康藏高原渡过了一个新年。
1951年7月，先遣部队在充足给养后，全速向拉萨进发。
测量队分3路进军，主要是寻找比较适宜的运输路线和选择修筑公路的最佳方案。
当时西藏整个是一片地图空白区，找不到一点资料可供参考，一切全靠自己想办法解决。
崔熙成率领一个组勘测中路，吴仕杰和张文光各率领一个组，勘察北路和南路。
北路全是4000米以上的高原，山比较平缓，几乎每天都是日暖风和，阳光普照，美丽的青草一直铺到天边。就是空气稀薄，水烧到60度就开了，饭煮不熟，牛羊肉炖不烂，还吃不上蔬菜。
小组以每天10公里左右的速度前行，代用食粉快吃光了，前面还没有设兵站，只好过怒江前去嘉黎，取道中路的兵站，补充了粮食再向北走。
正是冰雪消融的季节，怒江的水面宽达百米，没有桥，用羊皮筏子渡江，一次可乘坐3人。渡江一次约两小时，江面风大水急，尽管划筏子的人在尽力逆水而行，但是待皮筏子到达对岸，已在下游1000米处了。把筏子背上岸，再到上游2000米处划回来，方可再运人过江。
吴仕杰小组10多个人，加上牲口，整整忙了两天，才算顺利渡过了怒江。
10月中旬，吴仕杰小组又在嘉黎补充了干粮，折回北上，经张日松多到黑河，那里已经绕过了怒江源头。
他们在一个冰湖里又走了10天。气压计超过海拔6000米已经失灵。10月应是金色的秋天，这里却已是银白色的世界。
没有草，没有树，连牛粪都找不到。冰雪覆盖的湖面死一般的荒凉，途中又遇上了大风雪，刮得人睁不开眼。
因为四周都是白色，辨认不出方向来，仿佛是走在地球之外的某个星球，连一丝生命的痕迹也感觉不到。
好在大家带了不少糌粑、酥油，固体酒精还可以烧些开水，勉强可以维持生命最基本的需要。
风雪太大，夜里搭不起来帐篷，只好在雪地上露宿，伴着呼呼的大风入睡，早晨醒来，觉得被子又厚又重，原来上面已经积压了一尺多厚的雪。
正当吴仕杰小组走投无路的时候，远远听见了隐约传来的骆铃声，这无疑是一种人间最为动听的音乐，它让迷途者听到了生存的希望。
大伙像是一下子从恶梦中苏醒了过来，沉闷与焦虑一扫而光，欢欣地奔跑过去，一看，原来是班禅大师从青海回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先遣人马。
吴仕杰小组幸运地跟随班禅大师的牦牛和骆队，走出了可怕的冰湖，一路同行，一直到当雄。
当雄海拔4200米，除高度显得太高些外，长度、宽度、土质、空中视野等都很适合作机场。测量小组在当雄调查了10天，才启程去了羊八井。
羊八井以温泉著称，自离开昌都后，测量小组3个多月还没洗过一次澡，大家身上早已又脏又痒，衣服也被反复浸透的汗渍积满了盐花，自己都能闻到身上散发出刺鼻的异味。羊八井的天然温泉，正好为测量小组准备了理想的浴场。
大家美美地在温泉中免费洗了个够，走出温泉，一个个干干净净，年轻了10岁。
羊八井过后的下一站便是拉萨。随进藏部队前线指挥部行进的中路测量小组，10月份已经到达拉萨，比吴仕杰带队的北路测量小组早到了一个月，而南线去波密、山南方向的测量小组，一直到12月份，才到达拉萨与大家会师。
1954年12月25日，川藏公路、青藏公路同时通车，改变了数千年来艰苦、原始、漫长的进藏方式，开通了“世界屋脊上的苏伊士运河”，为古老的西藏连接起了文明的大动脉，也提供了测绘西藏的物质通道。
1952年春至1955年，测量队对拉萨—黑河—格尔木以及拉萨—阿里等公路的勘测、选线工作做了多次测量，为西藏多条公路的开通付出了辛勤劳动。
经过近3个月的跋涉与奋战，测量小组的7个人终于用双脚踩出了一条大路。前藏、后藏和阿里地区被以前从未有过的交通工具汽车连在了一起，使一段人迹罕至之地百日之内变成了通途。
1958年，年轻的国家测绘总局组织派出了青藏测量考察队，深入青藏地区，进行了700多公里的路线考察。
考察队搜集了当地各种自然地理资料，研究了克服高原地势、气候等各种困难的测量方法，提出了测绘青藏地区的初步方案。
随后，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召开会议，做出了决定和分工：
青藏高原的测绘任务，除新疆的少数部分地区由国家测绘局承担外，其余全部由军队承担。
由此，总参、成都、乌鲁木齐、兰州、武汉、昆明、福州、空军等8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制序列中的一个特殊的兵种测绘兵，开始了风雪高原20年的传奇与苦难历程。
重新测量青藏高原北部
1970年4月，一小队人马越过由昆仑河和郐尔干河汇流而成的格尔木河，正走在通往青藏高原的路上。
新中国成立以后，青藏地区有了较正规的测绘工作。随着青藏公路与川藏公路的开通，20世纪60年代，我军测绘部队与地方测绘部门分工协作，沿青藏高原几条主要交通线布设了大地控制点，在西南边界地区、四川西部地区、青海格尔木以东地区、新疆大红柳滩以西地区，开展了第一代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测制工作。
然而，直到1970年，新疆南部、青海西部、西藏中部北部的广大地区仍为大地控制和测图的空白区，其面积约为青藏高原的五分之三，约占全国领土的七分之一。
总参测绘局在第四个五年计划规划中，对测绘青藏高原无图区的任务作了具体部署，并于1970年指示成都、兰州、新疆军区分别派出勘察组，深入实地进行测前勘察，以便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施测方案。
这次勘测的重点地区是被称之为“生命禁区”的青藏高原北部无人区。
解放军总参测绘局派俞兆祥、赵俊如、李玉瑚、宋光中4人分别参加有关军区的勘测组。
为了尽可能多地获取第一手资料，兰州军区组织了两个勘测组。第一组从新疆东南的木那布拉克出发，翻越昆仑山脉，至两组约定的会合点，后折向东北，再次翻越昆仑山脉，到达青海茫崖石棉矿。
第二组由青藏公路上的温泉兵站出发，西行至长江源头，然后折向西北到位于岗扎日雪山西北侧的一、二组会合点，再折向东南到达位于青藏公路上的沱沱河沿兵站。
两个勘测组的总领队是当时第六测绘大队的参谋长杨兴龙，总参测绘局的宋光中为勘测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编在第二组。
从兰州出发的青藏高原勘察小组是1970年4月中旬到达格尔木的。按惯例，初上高原的人都要在这里进行一段适应性锻炼。但对于经常跋山涉水的测绘兵来说，来到这里并无明显不适之感。为了争取时间，勘测小组只停留了3天，办妥有关事宜后，就启程了。
汽车从格尔木出发，沿青藏公路往西南行进。行走160公里到达昆仑山口时，海拔已高达4700余米了。
时值阳春4月，昆仑山依然看不到春天的影子。这里海拔比格尔木高了近2000米，缺氧已经成了人们行走的一个障碍，它无形，却处处可见。加上气温的急剧降低，所有的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高山反应。
汽车由于供氧不足，也跟人一样地喘息起来，无法充分燃烧的汽油散发出剌鼻的臭味，发动机挣扎似地吼叫着。
一些人开始头痛，像要炸裂一样的痛，还有人晕眩和呕吐。有限的氧气袋只能照顾反应最厉害的同志。
宋光中把一根氧气袋的胶管插到一位脸色腊黄的同伴的鼻孔中，更多的人都咬着牙，用坚强的意志渡过这最初的难关。
过了昆仑山口向南，苍茫的青藏北部大高原便展现在宋光中的眼前。它北起昆仑山，南至唐古拉山，东西向横列其间的可可西里山、风火山、乌兰乌拉山、祖尔肯乌拉山等山脉，青藏公路两侧是宽阔的草滩。
尤其是霍霍西里草原，这里是水的故乡，10多条河流横卧其间，有的名驰遐迩，有的名不见经传。
楚玛尔河、通天河这些优美的名字以及高原开阔的视野也给勘察小组一种初上高原的兴奋。
沿青藏公路继续行进，先后经过五道梁和沱沱河等兵站，勘察小组于4月20日来到了位于唐古拉山口北侧的温泉兵站。
温泉兵站的海拔高度为4700米，与昆仑山口基本相同。勘察小组接受了过昆仑山口时的教训，在这里进行了进入勘察地区前的适应性训练。
这里严寒干燥，空气稀薄，气压仅为海平面的60%，空气中的氧含量还要低些。虽然已是4月下旬，白天的最高气温仍在零下10度以下，呼出的气像是白雾一样。
勘察小组为了御寒，把带的衣服全都穿上了，还是觉得寒气袭人。
由于高山反应，大家整天觉得胸闷、头晕，头上像是箍了个紧箍咒一样，疼痛难忍。高原对身体的综合影响也完全显露了出来，小肠胀气，肠胃功能紊乱使得人人食欲大减。
这晚宋光中刚刚入睡，便迷迷糊糊地进入一种似睡非睡的奇异状态。他觉得有块大石头就压在他的胸脯上，憋得他脸上青紫，却又醒不了。
宋光中似乎清楚这是在睡眠中，但用尽了全部的力气也挣脱不了可怕的梦魇。
等宋光中终于精疲力尽地醒来时，汗水已湿透了内衣。他看看了四周，同屋的人呼吸的声音明显很吃力。月亮和星星的光辉从窗帘的缝隙里照进来，斜射在床头，让人不禁想起了李白那首著名的诗句：床前明月光……
宋光中换了一个睡姿，汗水已经凉了，汗湿的内衣冰冷地贴在身上，把他又从优美的诗意中拽回现实。
借着床头的一点点亮光，宋光中看了看手表，才2时多。现在他完全平静了下来。
宋光中用左手扣住右手脉膊，暗暗数了一下心跳，半分钟刚好50下，就是说在完全静止的状态下，人的脉搏每分钟也在100次左右，而在内地，他才60多下。
由于被类似的似睡非睡、似醒非醒的梦魇折磨了多次，宋光中觉得进入睡眠几乎是一种冒险，再不保证睡眠，就更加支持不住，况且明天还要带领大伙做慢跑、爬坡、搬运东西等适应性训练。
宋光中想到这，便强迫自己把四处飘飞的思绪收了回来，闭上眼睛，定下心来呼唤睡意。
初上高原时，勘察小组就听到了许多带有强烈恐怖色彩的疾病，令人胆战心惊。
经过10来天的高原适应性训练，大家既领教了高原的“恐怖”，也学到了治疗“高原恐怖症”的药方，他们准备用人类的体能和智慧与神秘莫测又喜怒无常的高原对话了。
4月25日晚，无线电波传递出了一个激动人心的特大喜讯：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它标志着我国在航天事业中已经跻身于世界极少数的几个国家之列，而列居于世界的前茅。
这个喜讯，在勘察队员心中转化为巨大的精神力量。
测量确定长江的源头
1970年4月28日，兰州军区青藏高原测绘勘察小组经过充分准备，于从温泉兵站整装出发。
全组共38人，其中电台、机要人员6人，警卫11人，民工、翻译16人，专业测绘勘察人员5人。
他们赶着200多头牦牛和40多匹马踏上艰辛寒冷又神奇莫测的漫漫旅途。牦牛和马的蹄子在雪地上荡起的蔚为壮观的雪尘远远就可以看见，纷杂的足音踏在尚在沉睡的高原上，发出沉闷而遥远的回响。
勘察小组以每天20公里的速度前行。已经是5月。阳光照在冰雪覆盖的银白色的高原上，显得那样柔弱无力。
在白云的映衬下，天格外的蓝，也格外的低，空旷的原野静悄悄的。全部的世界，好像只有这一队人马。
在这片陌生的高原，勘察队员们几乎每时每刻都沉醉在对于陌生不断深入的认识和发现上。
但是，亮亮堂堂的天空眨眼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狂风大作、飞砂骤起。顷刻间，除了空气中狂舞的雪花是白的，天地像重新换掉了一张脸，变得一派昏暗。
宋光中正与他的队友们无奈地顶着强劲的西北大风前行，刚刚轻松愉快的心情已经荡然无存，空气中原本就稀薄的氧气似乎又被西北大风吹走了一些，肺叶徒劳地收缩和扩张，空气把肺都胀痛了，还是闷得喘不过气来。
雪粒不断地涌进被迫大张着的嘴里，冰得人腮帮子生疼，憋得人们脸色青紫。
一匹马倒在了雪地上。一个人，两个人，3个人……整整5个人齐心协力，才把它从绝望的心情中拉回来。它终于又重新站了起来，低垂着曾经高昂的头，回到与人相依为命的行列。
每到一个驻地，大家虽说疲惫不堪，却仍要紧张地忙碌一番。
按照分工，有的架帐篷卸行李，有的到周围拣牛粪，有的架灶做饭。
开始大家还觉得牛粪有些脏，但在高原生活一段后，才发现牛粪可以称为高原之宝。有了它，荒凉的旷野也就有了人间烟火，有了热气腾腾的饭菜和温暖。
一天艰难的行进之后，大伙围坐在牛粪火堆旁，看着大半截都埋在火苗里的高压锅，让疲惫和寒冷一丝丝地从身上跑掉，真是有种恍如做梦的快乐。
常常是朝火一面都烤烫了，背火的地方还没有恢复知觉，但比起在路上的感受，已经是幸福得要死了。
大家围坐火旁，天空慢慢地黑下来，高压锅里的米饭“嗤嗤”地发出诱人的香气，爱说话的人被火光映红的表情忽明忽暗，牙齿一闪一闪反射着晶莹的白光。
尽管有高压锅，饭也常常是夹生的，有时甚至煮两三个小时还是不熟。哪怕是夹生饭，也不能吃慢了，往往是热气腾腾的一碗饭，刚吃的时候直烫嘴，还没等吃完，靠碗底的那部分已经结了冰碴。
夜里，躺在为这次勘察特配的鸭绒睡袋里，棉衣、皮大衣都盖在身上，只在鼻孔处留下一个小孔与外界相通，仍觉得寒气透心。外面的风呼呼地乱刮，好像从来没有疲倦的时候。
大家胡乱想着入睡，早上醒来一看，鸭绒睡袋上供呼吸用的小孔周围冻得硬邦邦的，帐篷里面的布上也结着厚厚的一层白霜。
每日行军，大家体力消耗很大，许多人的手脚上都生了冻疮，嘴唇也因为寒冷和干燥裂开了一道道血口子，走起路来双脚像是踩在棉花上一样，摇摇晃晃地。
然而，他们是在走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一种开拓者的使命感和自豪感激荡着内心，使得他们锐气不减。
1970年5月6日，在勘察小组从温泉兵站出发的第十天，他们来到了一座雪山脚下。
宋光中手搭于眉间，举目向山上望去，山顶是一片千姿百态、晶莹夺目的冰峰，像仙界一般美丽；山下则是一片广阔的沼泽草甸。
继续西行，宽宽的河滩横在了眼前，河滩的边缘上布满了砾石，中间有水的部分结着明晃晃的冰。由此南望，冰川广布，冰塔林立，一片银白色世界；北望则是数股河流汇成一股巨流，将横在前方的祖尔肯乌拉山拦腰斩断，水在看不见的冰层下由南向北奔流。
根据他们所带的那份百万分之一的草图来判断，这里并没有大的雪山，更没有向北横向穿过的东西延伸的这条属于祖尔肯乌拉山脉的河流。
以往各种地图上显示的沱沱河，都是在祖尔肯乌拉山脉北麓，自西向东流。
这条由南向北的河流是否与沱沱河相接呢？
经询问藏族向导得知，这座雪山名叫“格拉丹冬”，藏语的含意是“尖尖的山”。
这条河流穿过确实是与以往图上表示的沱沱河相接。
显然，沱沱河的源头并不在祖尔肯乌拉山的北麓，它发源远在该山脉之南的格拉丹冬雪山。
这样，沱沱河的长度，远比以往各种地图上所绘的要长得多。
这一有关长江源头的新发现令全体勘察组的成员兴奋不已。长江这条哺育了中国民族5000年文明史的大江，多少年来我们竟然错误地记录和说明着它的源头，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历史的误会啊！
而这种误会将在此次测绘勘察中，在小组人员的手中得以更正。
早在2000多年的战国时代，我国最早的一部地理书《禹贡》中就有“岷山导江”之说。
其后西汉、三国、北魏的古人也一直把嘉陵江或岷江当成长江的正源，汉代还有把金沙江当成长江之源的说法。到了唐代，人们了解到金沙江的上游还有一条通天河，文成公主进藏时就途经了通天河。
后来的明清两代政府，虽多次派人到青藏地区考察、测量，但终因条件所限，都没能考察出长江准确的源头。
勘察小组按照实测的经纬度确定了站立点在图上的位置，并将这一新的发现标在了图上。
后来勘察小组从有关资料上得知，直到近代，我国的地理学家及一些外国探险家，虽然先后到过青藏高原，但因交通险阻、气候恶劣，均未能到达长江源头。
因此，长期以来关于长江源头的记载其实仅是一种推断。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尚未对远离公路的这段地域进行考察和测绘，各种地图上仍沿用着旧地图上的表示。
这次勘察之后我军测制的1比10万地形图才第一次精确显示了长江源头地区的山脉、水系的实际情况。
告别长江源头，勘察小组按原定计划，绕过祖尔乌雪山，再转向西北，进入青海、西藏两省区交界的无人区。
勘察小组沿西北方向，继续往羌塘地区的纵深挺进。
这天，勘察小组宿营在一个多日难见的草滩下。刚架起帐篷，就有人突然发现数百米之外尘土飞扬，隐隐约约还有一大片低矮的“黑树林”在奔跑。
等到这位队员把这一发现告诉大家时，快速奔跑的“黑树林”已经接近了驻地。仔细辨认后方才发现，原来会奔跑的“黑树林”是一群头上长着又长又黑的犄角的藏羚羊。
几个战士举枪要打，被警卫排长制止了，因为忙乱中容易伤着自己人。
自进入羌塘无人区后，勘察小组的行进速度在不断减缓。
勘察小组的牛和马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要用来驮运东西、走路，即使沿途遇到一些草，也难于在短时间内填饱肚皮。
行程尚不到一半，牦牛已经累垮了三分之一，马也没有几匹能骑的了。所有的人都只好与牦牛、马匹肩并肩地徒步行走。
1970年5月29日，领导小组冷静地分析了人员和牛马的综合情况。按当时每日的行进速度估计，再用20天也到达不了出发前与第一勘察小组商定的会合点。
时间拖得越久越不利，一旦粮食耗尽、牛马死光，不仅完不成这次勘察任务，人员也极有可能牺牲在荒凉无际的无人区里。
但后退对于军人来说是一种莫大的耻辱，要前进，就必须加快速度。
于是，领导小组商定了一个组织突击小组的方案。他们将这一方案电告指挥部后，获得了批准。
6月1日，由17人组成的突击小组在杨兴龙的率领下出发了。
他们挑选了40匹牦牛和19匹马携带20天的食品，继续前往西北方向的勘察终点。
余下的大部分人，原地稍事休整后，转向东偏北，行进约100公里后若遇水草，就停下来，等待与从勘察终点向东南方向返回的突击小组汇合。
按照出发前掌握的那份粗略的1比100万的地图分析，位于青海、西藏、新疆3省区交界的地方，最为偏僻。所以在这个区域内取了一点；确定了此点的经纬度，作为此次勘察的终点，同时也是一、二组的会合点。
突击小组出发后，白天边走路边绘行军草图，夜里根据观测星象确定方位。
王贵廷、蔡述职两位技术人员最为辛苦，除了白天照常工作外，每隔两三天就在夜间依照星象、天文测定一次经纬度。
第一勘察小组也是按照此种方式行进的。
高原生态原始，没有任何污染，加上降水量少，空气常净洁干爽，使得大气能见度大大提高。整个羌塘无人区的地势又极为开阔，通视良好，这对测绘人员野外测绘，倒是一个有利条件。
但高原的日照时间长，太阳辐射量也大大超过了内地，阳光直射在皮肤上，竟有种针扎似的痛感。
尤其是进入6月，高原转入暖季，阳光对皮肤的灼伤就更为强烈。
天气转暖后，天气更是变化莫测，时晴时雨让人捉摸不定。高原的雷电很低，差不多是紧贴着地面炸响。
这天，突击队正在天气晴好的原野上行军，突然间就云从远处飞飘过来，刹时间集结成为大片的乌云，天空转黯，正在路上的人马被笼罩在翻腾的云海之中。
接着，闪电钻出了云海，直射地面，打得背在身上的枪口都直冒火星。
为了躲避电闪雷鸣的“空袭”，突击小组迅速卧倒，趴在较为隐蔽的地面，刚躲过闪电的危险，大如元宵的冰雹又从天上劈头盖脑地砸将下来，比飞机上机关炮的扫射还要密集。
幸好队员在6月仍然穿着皮大衣、戴着皮帽子，才没有被砸得遍体鳞伤。
冰雹打在皮帽、皮衣上，噗噗响，隔着厚厚的皮毛都有种被击打的钝痛。大家顶着强劲的狂风跑出了冰雹区。
进入青藏北部无人区的腹地后，最大的困难是燃料难找。
这里水草奇缺，即便是野生动物也很少涉足这里。偶尔发现一堆野牛粪，高高兴兴地走过去捡，却是被雪水泡湿了的，不能点燃。
高原的植物生存艰难，为了抗拒风沙和干旱，高原植物都具有发达的根系。
在较长的干河道上，有时可以捡到上游冲过来的粗壮的草根，这当然是难得的好燃料。只有到万不得已时，队员们才会用所携带的固体化学燃料做饭。
减轻了负荷的突击小组，每日的行进速度较以前快了许多。6月8日，他们来到了一座雪山的西北侧。
眼前的地形大家觉得既陌生又熟悉，虽然谁也不曾到过这里，但这些天来他们经过的其他地区与这里并无明显的区别。
根据当夜测定的数据判定，这里距离勘察终点只有两公里多了。
他们跋涉了一个多月，日夜盼望的终点已经近在眼前了。
6月9日清晨，突击小组激动得一夜未能安睡的队员们，像是忘却了连日来的奔波和疲惫，一大早就争先恐后地向勘察终点奔去。
在来之前就已确定的点位上，他们树起了青藏高原北部无人区的第一座测量标志，上面还挂了一块经大家民主商议确定的地点名“向阳滩”，北侧那座狭长的湖则命名为“向阳湖”。
此外，在钢标下的标石上，他们还埋下了一封致勘察一组同志们的信。
在钢标旁，他们树起了一面红白相间、迎风招展的测旗。
虽然抵达了勘察终点，但勘察小组的征程并没有结束。勘察小组突击队只在“向阳滩”停留了一天，就又出发了。
为了扩大勘察面积，尽可能多地了解青藏高原北部无人区的情况，他们没有重复来时的路线，而是取道东偏南的方向返回。
1970年6月12日，他们离开勘察终点后的第三天，一场暴风雪又突然袭击了他们。
当时他们正向南翻越一座雪山，天空一块块棉絮状的云朵迅速结成低沉厚重的天幕，天色一下子像是进入了傍晚。
宋光中凭着一个多月来在高原生活的经验，知道一场大风雪又要不可避免地到来了。果然，他刚刚系好皮帽护耳的带子，疾风就从皮帽护耳和面颊的缝隙间嗖嗖穿过，宋光中赶忙用一只手在下巴处拽紧皮帽的护耳，用另一只手捏住领口，以免冷风灌进胸脯里去。
夹杂着冰雹的大雪在疾风中扑面而来。宋光中朝四周看看，风雪和冰雹把大家打得抬不起头来。他对同行的杨光龙说，看来是不能再走了。
吸取了前次的经验，杨兴龙让大家看好牦牛和马匹就地休息。
风不停地刮着，带着让人心悸的哨声。冰雹倒是停了，但雪还是无休无止地下着，从白天一直下到晚上。
气温又下降了许多。宋光中哈了口气，使劲搓着冻僵的双手，对着仍在落雪的夜空说：“这该死的6月雪！”
因为风大雪厚，无法架起帐篷，也无法生火做饭。狂风怒号、雪花飞飘的荒野上，10多个人挤在一起，把帐篷当被子盖在身上。
黑暗中，看不见的嘴唇早已冻得乌紫，像是相互传染一样，每个人的身体都在瑟瑟发抖，又冷又饥，胃里咕咕地叫着，一双手僵硬得握都握不拢，想吃个罐头都开不了。
大雪一直连续下了四天四夜，宋光中几天来一直在感冒发烧，由于风雪中又吃了些半生不熟的死牛肉和食物，每天还要拉七八次肚子。近两个月的野外奔波已经让宋光中瘦了许多，再被肚子这样一折腾，他都瘦得没人样了，行军中有几次他都晕倒在地。
暴风雪中，为了尽可能省下寥寥无几的食品和固体化学燃料，身体较好的人便以死牛肉充饥、以雪水止渴。
看到宋光中上吐下泻，一个藏族同胞拿出自己都舍不得用的麝香，让宋光中服下。战友们还用剩下的一点面粉为宋光中做了一碗滚烫的汤面。为了做熟这碗汤面，战友们在固体燃料燃尽时，把菜刀把都劈烂当柴烧了。
大雪填满了沟壑，改变了山体的形状，世界再没有别的颜色，只剩下白茫茫的一片雪原，与人的生命相比，别的都是身外之物。除了必须携带的东西，其他的只好边走边扔了。
找不到任何可以用于判断方向的标志，只能依据高原上惯有的西北风来辨别方向，确定行动路线。顺风东南行进，既省力，又不至于走冤枉路，可谓一举两得。
6月16日，持续5天的暴风雪终于停了。
微风揭开灰蒙蒙的云幕，久违的太阳又露出了圆圆的脸庞。接近中午，压抑人们心情的云雾散尽，天空又变得湛蓝湛蓝的。
宋光中对着湛蓝的天空做了几个深呼吸。连日来病痛的折磨，使他的身心一直处于一种“收缩”状态，能够这么畅快舒展地呼吸，这还是第一次。
不知是麝香还是意志的作用，他的烧退去了，肚子也基本好了。
因为在暴风雪中耽搁了时间，仅够20天的食物所剩不多了。根据测定的天文数字和每日缓慢的行进速度计算，到达与大组约定的会合地点至少还要15天。
突击小组没有携带电台，无法与指挥部取得联系，万一再遇到恶劣天气，后果不堪设想。
虽然没有人抱怨，只要看一眼那些因营养不良而灰扑扑的脸和凹陷的腮帮子，杨兴龙就知道，他们的胃里是多么需要粮食。
对突击队面临的困境，几名藏族民工心里也很清楚。像是看透了杨兴龙的心思，其中两名藏族民工主动提出了去找大队的请求。
他们说自己习惯于高原生活，善于识别道路、记忆地形，白天走路，夜间就地露宿，一定可以尽快找到大队的。
在他们的再三要求下，领导小组经过慎重考虑，同意把这一艰巨重要的任务交给了他们。为了确保他们顺利找到大队，领导小组还帮助他们制定了行动方案。
杨兴龙把仅剩的一点食品亲手交到了两名藏族同胞手上，对他们说：
从现在起，你们就是突击小组成员全部的希望了，我们等待着你们的好消息。
因为没了口粮，剩下的人只能在原地休整，等待增援。藏族民工每天赶着剩下的牦牛和马到较远的有水草的地方去放牧。其余的人员编成两个小组，分头四处去打猎、寻找燃料。
到天色将黑的时候，外出的人员陆续回来了。一个小组的手里空空的，又一个小组的手里也是空空的。整整一天，大家除了奔波和劳累，没有打到任何猎物。
杨兴龙看大家的情绪都极为低落，就对大伙说：“同志们，不要急，天无绝人之路，大风雪都没有把我们打垮，说明我们命大福大。”
最后，杨兴龙学着苏联电影中的一句台词说：“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杨兴龙用他的风趣和乐观把大家都逗笑了。
第二天，真的猎到了两只野黄羊。队员抬着黄羊回来，像打了个大胜仗似的，全队的人无不兴高采烈。
生火、支锅、扒皮、切块，忙碌的人群脸上都有了光彩。不一会儿，羊肉的香味便从大锅里面丝丝缕缕地飘了出来。
肉煮得半生不熟，也没有花椒、八角什么的调料，但吃起来还是格外的香。围着大锅，大家你一块我一块地捞着热气腾腾的羊肉。肉很烫，但每个人的腮帮还是被很烫的羊肉填塞得鼓了起来，牙齿费劲地咀嚼着，满足得话都不愿意说了。
看大家伙吃肉时的那份馋样，杨兴龙开玩笑似地提醒：“别吃得太饱，撑着的滋味并不比饿着好受。”但当晚还是有不少人撑得难以入睡。
羊肉没吃完，剩下的还晒制了一些肉干。
有一点“储备粮”后，他们又开始向前行走了。
派出的两名藏族民工不负众望，两人风餐露宿，日夜兼程，在出发后的第八天，就带着大队的代表与突击小组相遇在行程中。
7月1日正值党的生日这天，突击小组终于和大队的同志会合了。
虽然分别才30天，但是各自的外表已变得使对方不敢贸然相认了：强烈紫外线的照射，使大家的裸露的皮肤变得又粗又黑；浮肿的脸上泛着青光；雪盲症使一些人的双眼泪流不止，眼睛肿得只剩下一条缝；被沙尘染成土黄色的军服从破损处露出一块块棉絮。
他们互相感动着，也被自己所感动，一双双手长久地握一起，没有言语，却又感慨万千。
7月24日，勘察小组胜利到达了青藏公路上的沱沱河兵站。三天后，与他们同时出发的兰州军区某测绘勘察组，也圆满完成了这次考察任务，按计划抵达青海茫崖石棉矿。两个小组历时3个月，各自行程均约1000公里。
根据兰州、成都、新疆军区分别派出的勘测组深入青藏北部地区所了解的情况，以及我军测绘部队历年来在青藏高原积累的作业经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测绘局于1970年10月在兰州召开了会议，研究制订了《青藏高原无图区作业测绘方案》。
测量海西高原的大地
1969年秋天，福州军区某测绘大队党委，专题讨论了贯彻落实解放军总参测绘局赋予的1970年海西高原的大地测量任务。
海西是青藏高原著名的高寒地带，人烟稀少，气候恶劣，交通困难。这也是该大队1954年建队以来领受的最艰巨的一次测绘任务。
1970年2月，福州军区大地测量队王洪升政委带领7名人员，赴兰州军区接受任务，并借此向有较多高原测绘经验的兰州军区兄弟部队的同行们学习取经。
王洪升一行到达兰州军区的第二天，兰州军区的皮定均司令员和高锐参谋长便接见了他们。
皮定均说：“你们到特别困难的地区去测量，一定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不能发生事故。不要听信那些吓唬人的传言，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
皮定均还风趣地说：“要有杨子荣打虎上山的劲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随后，皮定均还向王洪升等人询问了装备情况，并对作战部的领导说：“他们有困难就直接找你们，一定要帮助解决。”
兰州军区作战部副部长王锡坤告诉王洪升，配属他们作业的两个步兵连、汽车连、电台，都是青海省军区的，他们可从兰州直接赶赴西宁，与青海省军区联系。
当天晚上，兰州军区作战部测绘科的陈参谋通知王洪升，兰州军区大地六队的参谋长带着一个勘察组将赴海西可可西里地区调查测区情况，他们长期工作在高原地区，有关情况可以找他们了解一下。
次日，王洪升等7人登门取经。
通过一天半的情况介绍，他们了解到高原地区作业的工作经验是：
做好思想动员工作，树立“两不怕”的革命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垒作用和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尤其是在无法预测的困难中，干部更要冷静地分析情况，提出处理问题的方案。
另外，御寒装备和生活物资要备足，如鸭绒被、狗皮褥子、皮背心、皮大衣、皮帽子、皮毛鞋、尼龙手套、棉帐篷、行军床、高压锅、汽油炉等。
要重视预防疾病，特别是防感冒、肠胃炎、雪盲症等高原多发病。一般一个小组要配一名医护人员。
供应站的布局要合理，物资必须在4月底前地面未解冻时到达供应站。特别是部队至少在5月初就要进入测绘区域，以争取在寒季到来之前完成任务，并赶在大雪封山前撤出测区。
担负本次任务的福州羊罹某测绘大队三、四、五队的全体干部战士，在毕可昌、王学敬副大队长的带领下，乘军用专列离开桃花盛开的江南，从鹰潭沿浙赣、京广、陇海线，经过5昼夜的长途行军，安全抵达了青海省省会西宁。
经过短期休整，部队3月底从西宁出发，计划4月10日前赶到格尔木集结。
这支由70多辆汽车组成的车队，走出西宁几十公里就遇上了漫天的大雪。
短短的半个月里，从暖洋洋的春天又回到了天寒地冻的严冬，使福州军区的测绘官兵们既新鲜，又难以适应。
因为路滑，车开得特别慢。到达日月山的山口，王洪升从车上跳下来，想看看当年文成公主由此进藏时留下的石碑。山口空空荡荡，原来石碑早被破坏掉了。
风雪越来越大。汽车走得很吃力，王洪升他们在日月山山口等了一个小时，后面的车队才陆续赶上来。
从日月山到青海湖，一路全是下坡。由于路很滑，汽车开得很慢。
21时，部队才到达青海湖边的江西沟兵站。这是离开西宁后的第一个兵站，蔬菜只有萝卜白菜，米饭也有了高原特有的夹生的“特色”。
从江西沟兵站启程，一路都是大雪。部队以每天200公里的速度前行，当时的兵站还没有配高压锅，沿途一过日月山，便踏上3000米以上的高原，大米饭总是半生不熟的。
经历了6天的艰难行程，部队于4月初抵达了格尔木。由于饭食和气候上的不适应，许多人在路上得了肠胃炎，有些人还得了感冒。
经过短期休整，部队从格尔木继续向测区海西高原进发。3名大队领导分头随部队出发。毕可昌副大队长随五队到海西沱；王学敬副大队长随三队去柴达木盆地西南的布伦台；王洪升政委随四队到五道梁。
五道梁在昆仑山南麓的青藏公路线上。王洪升所带领的福州军区测绘四队，刚好与成都军区去西藏的两个地形队同行。
过了昆仑山，到五道梁宿营时，狂风四起，风雪交加。安顿下来后，成都、福州的两位带队领导相约而行，去看望一下部队的同志们。
刚走出不远，王洪升感到四肢无力，天旋地转，胸口闷得喘不过气来，随即开始恶心呕吐。
成都军区的王副大队长见状，赶忙把王洪升扶回驻地。闻讯而来的军医把氧气瓶也搬了过来。
那是王洪升政委平生第一次体会吸氧的滋味。他吸了约5分钟的氧，才感到缓过气来。
福州军区的四队有5名队员由高烧引起了肺水肿。成都军区两个地形队的许多人也躺下了，女兵更为严重。
5名患肺水肿的严重病人，4名送回了昆仑山下的野战医院治疗，剩下的一名是配属福州测绘队执行任务的海西独立营二连战士钱生荣。他高烧烧到39度，口中吐血。
测绘队的领导动员钱生荣下山治疗，怎么说他都不下去。
王洪升被这位战士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感动了，他说：“你的精神确实值得大家学习，但留下来太危险了，我们要为你负责，也要对部队负责。”
钱生荣说：“我要实现我的誓言，倒要向前倒，牺牲了就埋在高原上，为消灭无图区贡献一份力量。”
王洪生和随队军医研究后，决定尽全力为留在五道梁的战士钱生荣治疗。
吸氧、输液、打针、吃药，经过一昼夜的紧急救护，钱生荣不吐血了，烧也退了一些。第三天，他终于能够起来走动了。
为了鼓励这种勇于向高原病魔做斗争的精神，在支委会上，王洪升提议给钱生荣记三等功，树为硬骨头战士标兵。大家一致通过了王政委的提议，并决定向部队大力宣传钱生荣的事迹，以他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教育鼓舞大家。
要适应高原，就要保持充分的体力和抵抗力；要有充分的体力和抵抗力，就要能吃饭。但对初上高原的人来说，吃饭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更谈不上是享受了。
因此，党支部发出了“共产党员带头吃饭”的号召。四队队长谢文才首先带头吃饭。他强忍住胃里一阵阵向上翻腾的酸液，像是表演一样夸张地往嘴里扒拉着米饭，脸上还努力做出一副不痛苦的表情。米饭在嘴里，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往下咽，咽下去就是胜利。
谢文才一顿饭，把许多躺在病床上的人吃得热泪盈眶。一个福建籍的战士流着泪说：“队长，别说这是碗米饭，就是药我也要把它吃个干净。”另一个战士接过谢文才端到床头的饭碗说：“你真是比我亲哥还好，我说什么也要把这碗饭吃下去。”
4月底，大部分物资送到了供应站。部队各测绘小组于5月10日开始进入测区。北线的5个测绘小组徒步行军6天到了库赛湖。
他们在那里的大队指挥所休息了几天，于5月22日各自奔赴测区作业。
指导员牛荣、副队长陈锦堂各带一个测绘区域最艰苦的小组，继续向库赛湖以西行进。他们还要行走250多公里，才能到达指定区域。
离开指挥所的头三天，行程还算顺利。到了第四天，天气突然起了变化。夜里，狂风呼啸，大雪纷飞，一夜间把帐蓬埋了33厘米多深。
一些南方籍的战士，过去只是听说过鹅毛大雪这个词，今天才算亲眼见到了这么大的雪。雪让整个大地变成了银白色，雪也像一个巨大的海绵垫，使他们原本就不轻松的行程变得更加艰辛。
越往西走，地势越高，空气越来越稀簿，气候也越来越寒冷。雪停了两天，便又下了起来。路上刚刚融化的雪，又结起了冰。
马和牦牛因找不到草吃，只能喂精饲料。大风雪一连刮了六天六夜，才停下来喘了口气。6天里，32头牦牛陆续倒下了三分之一，马也死了3匹。到了6月上旬，马匹全死完了，牦牛也只剩下5头可以驮东西。
牛荣清点了一下干粮，全部的口粮只够吃10天，而路程才走了一半。前望是白茫茫杳无人迹的荒原，后望也是白茫茫杳无人迹的荒原，真是到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晚上，牛荣召开了党小组会。他说：“如果我们后退，再进来还是一样的难，也会影响今年全队任务的完成；继续前进，还有100多公里路，途中断了粮怎么办？”
突然，有人想到了马吃剩下的精饲料，他马上建议说：“马死光了，牦牛也所剩无几了，这些饲料正好可以帮我们度过难关。”
牛荣听了也称赞说：“对，这是个好主意。”
最后，大家一致同意继续向前，绝不后退。粮食不够就用饲料来补。
再往前走，仅剩的几头牦牛也死光了。牦牛身上的驮子，只好由人来扛。背这么重的东西，在平地上走，都够费劲的，更不要说在空气稀薄、大雪纷飞的高原上了。
头几天，测绘小组每天还能走15公里，后来一天也就只能走三四公里路了。
250多公里的路，走了近一个月。
空投紧急救援测量队
1970年6月22日，福州军区大地测量队终于到达了测区。
进入测区之时，粮食已全部吃完了，只剩下一些脱水菜和一斤挂面。但在这冰天雪地的蛮荒之地，测绘小组意外地发现了黄羊。
一个战士举起了枪。“嘭！”地一声，枪响了。黄羊应声倒在了地上。
战士们欢腾着奔跑过去，似乎忘掉了连日来的饥寒交迫、奔波劳累。
这是进入测区以来第一次吃到野味。战士们一扫近日来的低落情绪，七手八脚地把黄羊抬回了营地，剥皮、宰杀，架起锅来，一边煮一边议论起黄羊肉的味道。
接连几天，顿顿全是黄羊肉。像高寒地区多数动物的肉一样，黄羊肉有种浓烈的膻味。头一顿，大家勉强还能吃下，连吃几顿后，别说吃了，一闻到黄羊肉的味，就直翻胃。不少人硬吃下后，又吐了出来。特别严重的，还泻肚子。
几天来，新战士高富华怎么也吃不下黄羊肉。每天他还是照样跟着小组，外出执行测绘任务。
这天回来的路上，高富华的身体再也支撑不住了，眼前一阵阵发黑，心打鼓似地咚咚地跳，脚也没了骨头似地发软。
但高富华还是咬着牙坚持，因为他知道，别人的身体也好不到哪儿去，他这么年轻，不能再给比自己年龄还大的同志添麻烦了。
意志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又饿、缺氧造成的大脑严重供氧不足，使高富华浑身一软，昏倒在了路上。
大家迅速围了过来。组长潘镇南单腿跪在地上，俯下身来，用手试了试高富华的鼻息。他说：“不要紧，他只是因为身体太劳累、太虚弱了，暂时昏了过去。”
有人提议给小高喂点水，这样他就会清醒过来。潘组长看看离宿营点不远了，就说：“把他背回帐蓬再说吧。”
回到帐蓬，喝了点热水，昏迷的高富华醒了过来。
潘镇南吩咐身边的战士：“小周，去把那把挂面给小高煮了。”
听到组长要把最后的一把挂面煮给自己吃，高富华一把拉住了潘镇南的手：“不能煮，组长，我还能坚持，挂面要留到最需要的时候吃。”
“真的还能坚持？”
“保证。”
晚上吃饭时，高富华像吃中药似地屏住呼吸，喝了一碗黄羊肉汤。为了补充身体所需的热量，他又强迫自己吃了半碗黄羊肉。结果吃倒是吃下去了，但吃完没多久，他又冲下床，蹲在帐篷外面吐了个干干净净。
吃过晚饭，组长潘镇南就一直想着这个问题：“小高又把胃里的东西吐了个干干净净，这样下去可不是个办法啊。还有民工戈里根，也病倒了。一定得弄点什么东西给他俩吃吃，不然他们会饿出问题的。”
黑暗中，潘镇南使劲地想，脑子都想痛了，除了满脑子被饥饿折磨得苍白削瘦的脸，还是没有想出好办法。
就在他准备放弃这个折磨人的念头时，他突然想到了一个地方。
潘镇南匆匆忙忙地赶回帐篷，他让炊事员把所有的面袋都找了出来。一条、两条、三条……潘镇商惊喜地数着，一共有14条。
面袋子上残留着一层薄薄的面粉。潘镇南把一只手伸进去摸了一把，手上粘了一层白白的灰面。他让炊事员又拿了两把菜刀来。两个人便借助蜡烛的火亮，把面袋一个个翻过来，往下刮灰面。14条面袋，反复刮了两遍，还真刮下了一碗面粉。
潘镇南端着那碗面粉像端着心肝宝贝似的，他亲自动手，在面粉里加了点脱水蔬菜，煮了一锅面疙瘩。起锅的时候，他还往里放了点盐和香油。
潘镇南闻了闻，味道还真不错。但他到底还是没舍得尝一口，就盛了两碗，端给了高富华和民工戈里根。
两个人都不肯吃。
牛荣说：“这可是潘组长忙活了一晚上，从10多条面袋上一点点刮下来的，你们俩不吃，对得起潘组长的一片苦心么？”
高富华说：“大家吃我才吃。”
牛荣说：“就这么点面疙瘩，吃到大伙嘴里也起不了什么作用，而且你们俩养好身体，也一样是为了工作么。”
在牛荣的再三动员感动下，两人才各吃了一小碗，然后就说什么也不再吃了。
高富华说：“指导员，剩下的还是留给能干活的同志们吃吧，不然，我怎么能够心安？”
牛荣说：“好吧，大家都拿碗来，每个人分一点。”
马料也所剩不多了。测绘小组现在完全过着一种猎人式的生活，除了完成测绘任务，打猎也成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测绘任务才刚刚开始，时间还长，这样下去终归不是个办法。潘镇南决定派人回大队指挥部送信，请求给予物资支援。
10多天过去了，派回去送信的还没有音讯。
党小组经过研究，决定一方面号召大家立足现实，在斗争中求适应、求生存，一方面再次派人回去报告小组情况。
这次为了确保顺利到达，牛荣带着战士刘友根亲自踏上了征途。
两次回去报信的人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先后到达了库赛湖的大队指挥部。
指挥部首长经过研究，认为汽车现在进不去，牦牛又太慢，只有电告兰州，请示空投支援。
王洪升亲自拟了一份电文，大意是：我大队四队最西边的两个测绘小组，因大雪封山，导致马死牛亡人断粮已近一个月，情况紧急，望速空投物资。
第二天上午，库赛湖大队指挥部接到了兰州军区的回电，内容是：总参测绘局宋登华政委和兰州军区作战部王锡坤副部长带工作组来帮助解决，并让王洪升政委速回格尔木。
接回电后，王洪升立即启程出发，于第二天早晨抵达了格尔木后方供应站。
中午，总参测绘局和兰州军区作战部的首长们都到了，王洪升将情况向首长们作了汇报。
宋登华听后说：“福州测绘某大队同配属部队发扬了两不怕的革命精神，充分证明了思想工作做得有力，作风过硬，团结一致地战胜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我代表总部向战斗在一线的测绘官兵表示热烈的问候，至于工作中遇到了生活困难，我将与空军取得联系，尽快给予解决。”
王锡坤也代表兰州军区首长向福州军区某测绘队的同志们表示问候，希望大家总结经验，再接再厉，克服困难，圆满完成任务。
空投物资及时运抵了格尔木机场。
消息电传到库赛湖的大队指挥部，大家无不欢欣鼓舞，都说：“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上级首长及时送来了总部和兰州军区的关怀和温暖，这真是雪中送炭啊。”
空投那天，宋登华和王锡坤都亲自到了机场。王洪升和空军的一名股长，登上飞机执行空投任务。
从飞机上向下望去，雪山一座连着一座，相互之间都很相似，飞机绕着昆仑山转了好几圈，才找到了空投目标。可是地面的风很大，空投的不少物资都刮进了冰河里。7月初的冰河已经解冻，河面上只浮着薄薄的一片片残冰，沿着河水向下游飘移。空投箱砸在上面，薄冰发出清脆的破裂声，随后一朵白色的波浪就把箱子吞没了。
眼看着一箱箱救命的物资扑嗵扑嗵地“喂”了冰河，天上的人和地下的人都心急如焚。好在落在地上的那几箱物资够地面上的人对付几天的了。空投人员和地面指挥部研究后，决定返航，待天气好转后再实施空投。
第二天是个好天气。这次，空军的那位马股长亲自担任领航员，一箱空投物资准确地投放到了库赛湖以西250公里的两个作业组的驻地。30多名测绘战士长达一个月的断粮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三队二组的工作测区在昆仑山北侧。这里地形险峻，江河遍布，每年的6、7、8月，冰雪消融，急流泛滥。
测区中间有条最大的洪水河，河宽约80米。主河道波涛滚滚，水急浪高。
测区分布在河道两边，不过河是不可能的，可怎么过这条大河呢。
组长于守吉找来了蒙族向导官保桥登，他给于守吉的是一个“不要过河”的忠告，他并且说：“要过也得晚一段再过，现在正是洪水季节，水流太急，危险太大。前年我们牧业大队出来找丢失的牲口，就是这个季节，也是这条河，下去的5个人淹死两个，另外3个回到家里也大病了一场。”
于守吉想：“时间不等人，因为一条河，就拖全队测绘任务的后腿，这是他这个当组长的说不出口的一件事。青藏高原上有多少条河，要是碰到一条河就打退堂鼓，整个测区早就寸步难行了。”
于守吉对大家说：“灭无图区，怕担风险还行？你们在岸上看着，我先下去探一条过河的路。”说着他脱掉了身上的棉衣，牵过一头骆驼来，跃身骑上，往冰河里走去。
骆驼在冰冷刺骨的河水里艰难地走着。水面上强劲的河风把骆驼身上的毛都吹得竖了起来。水流慢慢地漫过了骆驼长长的腿。进入主河道后，水流越来越急，水哗哗地打在骆驼的肚子上，溅起的水花已经完全弄湿了于守吉的裤子。
水面还在不断地上涨，骆驼的身体要斜在水面上，才能保持平衡。远远望去，骆驼就像是在倾听上游流下来的水中的声音一般。
突然，骆驼的前蹄滑了一下，坐在骆驼上的于守吉被骆峰一巅，差点一头栽进了洪水河里。幸亏他及时抱住了骆驼那又粗又壮的脖子。
岸上的人也被这番变故吓得把心提到了嗓子眼上，大家齐声喊：“组长！小心！”
在最危险的地段快要走完的时候，上游飘下来的一块有几平方米的大冰砣子，猝不及防地打在了骆驼身上。冰砣与骆驼在水中相撞，发出一种硬物撞在皮毛上特有的闷响。强壮的骆驼几乎没有任何抵抗力，就被巨大的冰砣击倒了。于守吉也和骆驼一起，坠入了冰冷的激流中。
人们在水面上急切地搜寻着于守吉，急呼着他的名字，有的顺着河水往下跑着，等待着在于守吉露出头来时拉他一把。可是，宽阔的水面上只见波浪翻滚，不见于守吉的影子。
正当大伙眼睛都急红了时，于守吉在下游拐弯处的河滩上，抓住岸上的一棵红柳爬了上来。
大家只见他的脸冻得铁青铁青，被水浸湿的衣服贴在身上，风一吹又像盔甲一样地硬了起来。
尽管于守吉尽量在自己的部下面前保持着从容和镇静，但浑身上下都在哆嗦个不停。
战士尹志书又跨上一匹骆驼，抢先向河道走去。
河心里的水渐渐又淹到了骆驼的脊背上。机灵的尹志书使劲紧拉着缰绳，使骆驼的头高高地昂起来，这样骆驼就会看得远一些，不会再被流水弄得头脑发晕、心慌意乱。
尹志书终于顺利地到达了对岸。他把冻得颤巍巍的骆驼使劲拽上了岸，然后对着组长和大家兴奋地挥着手。
按着尹志书行走的路线，全组人员都骑上骆驼，带上测绘器材和背包，陆续过河。
7天后，他们终于拿下了测绘成果。
在海西高原实施测绘作业的福州军区测绘官兵们，经过近4个月的艰苦奋战，9月初各队先后都完成了当年的野外测绘任务，并按计划返回供应站。
10月上旬，部队全部收测，开始下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