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雄师过大江

在三大战役以后，国民党部队的主力大部被人民解放军消灭，剩下能作战的部队，只有 130 余万人，分散在西起新疆，东到台湾的漫长战线上。这

些兵力，基本上集中在几个中心城市。胡宗南掌握着 13 个军约 18 万余人，

扼守在西安为中心的几个孤立地区。张治中拥有 11 个军约 25 万人，分散在荒凉的大西北。这两个集团被我西北人民解放军紧紧地牵制着，无法相互协同构成有效的防御线。白崇禧拥有 11 个军约 25 万人，分散在长江两岸。

宋希濂掌握着 5 个军约 10 万人，配置在以宜昌、沙市为中心的岳阳至巴东的

长江两岸。程潜掌握着 4 个军约 5 万人，配置在长沙、衡阳、株洲地区。余

汉谋掌握着 5 个军约 8 万人，一个军驻在海南岛，其余兵力配置在以广州为中心、以五岭山脉为依托的广大地区。长江以南的华东地区，主要是汤恩伯集团。汤恩伯掌握着 74 个师约 50 万人。其中 54 个师配置在西至湖口，东至

江阴约 1000 公里长的长江沿岸和上海地区。另有 20 个师作为第二线兵力配置在浙赣线沿线。敌人的兵力部署有这样几个明显的弱点：第一，敌人的兵力少，而且很分散。第二，敌人已经没有完整的战线，不能构成有效的防御体系，只是盘踞着孤立的几个据点。第三，敌人各自为战，集团之间失去协同。张治中集团有明显的亲共倾向，和反共的胡宗南不可能联合作战。白崇禧和胡宗南的防区靠近，但矛盾尖锐。白崇禧和汤恩伯的防区互为毗邻，同样存在矛盾。第四，此时敌人不仅兵力分散而且战斗力弱。胡宗南的部队已成惊弓之鸟。白崇禧的部队随时准备逃跑，几乎不敢与解放军作战。汤恩伯的部队不少是从东北战场、华北战场和淮海战场上逃出来的残兵。敌人的武装力量从战略上讲，已经不是人民解放军的对手了，既不能组织进攻，也不能进行有效的防御，彻底失败的命运已经注定。为了挽救失败，唯一指望是组织长江防线，阻止解放军过江，实行南北分治，然后待机卷土重来。

在军事上遭到巨大打击的同时，国民党在政治上也面临着空前危机。这时候，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进一步高涨起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遍及南京、上海、武汉、杭州、南昌、广州等地。知识界人士都参加了这一斗争。4 月 1 日，南京地区 11 所大专学校的学生 6000 余人游行示威，高喊“反饥饿”、“求生存”、“要民主”、“要真和平”等口号，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国民党统治区广大农村民变峰起，在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四川、云南、广东、广西和陕西等地，斗争达到高潮。有的地区组织人民革命军或游击队，南方游击队迅速发展壮大，到 1949 年上半

年，江南游击队已发展到 5.3 万人，活动于 10 个省的广大地区，建立了苏南、皖南、闽浙赣、湘鄂西、川西、桂东、琼崖等革命根据地。

与此同时，各民主党派和中间阶级的代表人物、社会贤达、有名学者和知名人士络绎不绝地奔向解放区。1949 年 1 月，李济深、沈钧儒等 55 人先后奔赴解放区，表示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献计献策共同努力，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早日建立。

在军事、政治失败面前，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更加激化，高级将领对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公开表示不满，认为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的失败，是蒋介石用人不当和指挥无能的结果。1948 年 12 月 25 日，我党公布了第一批头

等战犯 43 人的名单，并声明全国人民要惩办这些战犯。这些战犯都是蒋介石的高级将领，因此，当这批名单公布以后，在国民党政界和军界引起极大惶

恐。这种情况，加之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市场混乱，经济崩溃以及美帝国主义对蒋介石的压力等等，加速了国民党的政治危机。在这种形势面前，蒋介石除了提出“和平谈判”试图喘息之外，别无良策。

国民党军队遭到惨败，蒋介石威信扫地。不得已，他在 1949 年元旦发表了求和声明，说愿意和中国共产党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办法。可是他又说：“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证⋯⋯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蒋介石是想在他统治的基础上求“和平”，然而，这是办不到了。

毛泽东写了新年贺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宣布解放军要渡过长江，解放战争要打到底。谈判也可以， 1 月 14 日，毛泽东发表声明，提出了谈判八项条件：（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

（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上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这八项条件和蒋介石的愿望正好相反，蒋介石只好在 21 日宣布“引退”，不再当“总统”，而由李宗仁“代总统”。李宗仁和蒋介石有不一致的地方，他想通过谈判达到分江而治，阻止解放军南下。所以，他一上台就同意在八项条件基础上谈判，并采取了一些缓和矛盾的办法。

蒋介石虽然不是“总统”了，可仍然是国民党的主席。他躲到老家奉化溪口，继续操纵南京政府，根本不把“李代总统”放在眼里。一次，李宗仁和政府要员们会晤商谈，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先后三次离席去接溪口打来的电话，接受蒋介石的指示，把李宗仁气得没办法。李宗仁派代表去北平谈判，蒋介石就派空军轰炸解放区，还下令各路军队必须作战到底，宣布要征兵 200 万，积极备战，弄得李宗仁左右为难，无法进行和平谈判。

尽管国民党谈判是假，求和备战是真，我党为了把假和平变成真和平，也认真、积极派出代表团和国民党谈判。我党参加谈判的首席代表是周恩来，代表为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国民党的首席代表是张治中，代表为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釗、刘裴、李蒸。

国共和平谈判从 4 月 1 日开始，经过了 15 天的往返切磋，双方代表团通

过了《国内和平协定》，约定 4 月 20 日为签字日期。但是，南京是否同意签字，将取决于美国政府及蒋介石的态度。中国共产党首席代表周恩来表示，这个协定，充分表达了两个代表团的意愿，希望国民党当权派拿出诚意，在协定上签字，以亲如一家的精神搞好国共合作的伟大事业。可是由于国民党南京政府缺乏诚意，企图通过谈判争取时间，一面谈判，一面加速在长江两岸和江南部署兵力，企图和共产党再次较量。李宗仁认为共产党很快过江是不可能的事。白崇禧则认为共产党顶多只有 60 万军队过江，而这 60 万军队国民党是顶得住的。国民党首脑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在溪口的蒋介石拒绝在协定上签字。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能够实现。在南京政府拒绝签字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以不可阻挡之势，于 4 月 20 日午夜，发起了渡江作战，仅以

30 分钟的时间，就摧毁了敌人吹嘘的长江“立体防线”，打过了长江。

为了进行渡江作战，在围困杜聿明集团期间，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在前线继续指挥作战，刘伯承和陈毅前往西柏坡党中央，领受渡江作战任务。

淮海战役胜利后，1949 年 1 月中旬，我军开始休整。中原野战军在河南

休整，华东野战军在苏北、皖北等地休整。在休整期间，我中原野战军开始改称第二野战军，华东野战军改为第三野战军。该两野战军在休整后，参加渡江作战，仍由淮海战役的总前委继续指挥。

经过一个多月的整训后，1949 年 3 月 5 日，第二野战军从河南漯河、周

口店等地出发，先头部队于 3 月 28 日到达长江以北的望江、安庆地区。第二

野战军的指挥机关和后续部队，于 4 月 5 日以前，到达宿松、黄梅湖、安庆

等地。第三野战军自 3 月 2 日开始，分路南下，于 3 月 12 日前后，到达江北无为、巢县、滁县、扬州、泰州等地。总前委从徐州移驻合肥。第二野战军司令部从商丘移驻桐城，第三野战军司令部从贾汪移驻苏北白马庙。

我军到达长江北岸后，长江北岸有敌 7 个师的主力，守备着江北大小 20 余处桥头堡。为了有利于我军渡江准备工作顺利展开，我先头部队对江北桥头之敌，发动了一次清扫，至 4 月 19 日我军渡江作战开始前，江北沿江岔口的大小市镇，均被我军占领。

我两大野战军主力到达江北后，进行了三大准备工作。一是继续对广大指战员进行以形势教育为中心内容的思想教育，进一步提高政治觉悟，结合学习“新年献词”，对广大指战员进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教育。二是作好渡江的物资准备和技术准备，主要是筹集船只，培训水手，了解长江水情和演练撑船划水技术。三是了解和侦察长江南岸的敌人的江防情况。发起渡江战役时，我军的准备基本就绪，对敌人的部署情况也基本摸清。

敌江防特点和兵力配置情况是：国民党守军把长江防线划分为两大战区，即湖口以西至宜昌段为一个战区，由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指挥，湖口以东至江阴段为一个战区，由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敌江防的意图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京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以淞沪为核心，以浙赣闽为第二防线和第二战区，采取持久作战的方针。国民党于 1 月成立了京沪杭警备司令部，由汤恩伯统一指挥。在汤恩伯指挥之下，敌江防准备不但加快了，而且形成了一套深浅防御系统。到 4 月初，敌人的江防准备基本完成。敌人以为江防准备完成，可以和我军作战了，便拒绝在和平协议上签字。

敌人的整个长江防线，重点防守地段，是汤恩伯指挥的湖口至江阴一线。武汉至宜昌地区，敌人也作为防守准备，但不像汤恩伯指挥的这个地段兵力集中和大兴土木。在汤恩伯战区里，把防守重点又集中在南京两侧。为了确保南京的安全，敌人在长江南京段的江北和江南地区，进行前进配备、直接配备和后退配备。这样使用兵力，是为了节节抵抗我军渡江和渡江后的追击。敌人兵力有限，战役纵深和战术纵深都很浅。在芜湖以西，战术纵深只有 10

余公里。南京两侧，是敌人的重点防守地段，战术纵深 20 公里至 25 公里。

这个纵深也在我军大炮的射程之内。战役纵深达 150 公里至 250 公里的地区，也只相当于我军三天四天的行程。再往后，敌人只有一些杂牌部队和少量主力部队。敌人的沿江防御，并不是什么“固若金汤”。

汤恩伯集团所辖兵力相当于 6 个兵团，有 18 个军、52 个师，还有 7 个空军大队和 45 艘兵舰、81 艘战艇。空军配置在南京、上海和武汉。南京驻扎 4 个空军大队，一个独立中队，计有飞机 161 架。上海驻扎两个飞行大队，

计有飞机 86 架。武汉驻扎一个飞行大队，计有飞机 38 架。海军舰队包括江防舰队和海防第二舰队，在长江南京两侧和吴淞口江面和海面上游弋。

为了保证一举突破长江天险，我总前委提出了一整套渡江作战计划。这个计划把整个战役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胜利渡江后，消灭当面敌人，

站稳脚跟，接应友邻登陆，迅速扩大和巩固阵地，向纵深推进；第二阶段，控制浙赣线，对敌包围，断敌退路；第三阶段，消灭被围之敌。对我军参战部队的具体作战任务，作了明确规定。总前委将两个野战军划分为西集团、中集团和东集团等三个作战集团。西集团辖第三兵团、第四兵团和第五兵团，约 35 万人，在湖口至棕阳镇之间渡江。中集团辖第七兵团、第九兵团，约

30 余万人，由谭震林组织指挥，在裕溪口至姚沟和姚沟至棕阳镇之间渡江。

东集团辖第八兵团、第十兵团约 35 万人，由栗裕指挥，在南京东侧渡江作战。

渡江后，和中集团协同作战，包围南京。第四野战军的先遣兵团约 20 万人，一部分进占白崇禧集团的防区，牵制九江方面的敌人，一部分进占孝感、黄陂等据点，造成夺取武汉的态势并准备在武汉东侧渡江。

4 月 20 日午夜，21 日凌晨发起渡江作战，我军在东至江阴西至湖口的沿

江 1000 余里的江面上，对敌展开了猛烈的攻击。我中集团首先发起进攻，一举突破敌军防线，我军第二十七军军长聂凤智是率先冲过长江的第一位军长。紧接着我西集团和东集团也胜利渡过长江。4 月 23 日，我各路大军作战部队渡江完毕，横渡长江的任务胜利完成。4 月 24 日凌晨 3 点，我军占领南京总统府，国民党政府至此宣告垮台。

我东北野战军在取得平津战役胜利后即进行休整。3 月下旬开始研究准备南下的进军和作战方案，并将东北野战军改为第四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奉党中央的指示，为配合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派出第十二兵团 12 万余

人为先遣兵团，在兵团司令员肖劲光的指挥下南下，从 3 月 23 日起，轻装前进，摆着进攻武汉的架势，威胁和牵制武汉地区的白崇禧集团，给敌人造成我军要先夺取武汉的错觉，迫使武汉之敌不敢向东援助汤恩伯集团，也不敢对我渡江部队轻举妄动。同时还能麻痹汤恩伯集团，使敌两大军事集团彼此不相顾，达到分割、孤立敌人的目的。

4 月 24 日，南京解放以后，我军渡江作战进入第二阶段，围歼逃敌。我军占领南京以后，汤恩伯在势不可挡的溃败面前，被迫下命令全线撤

退。各军撤逃时，马嘶人叫，乱成一团，溃不成军。

南京政府的撤退也乱作一团。4 月 22 日，蒋介石、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在杭州举行会议，决定总统府和行政院于 4 月 23 日撤到广州。代总统李

宗仁于 4 月 22 日从杭州回到南京。在国共谈判期间，毛泽东主席就曾希望南京政府不要散了，在联合政府成立以前，总统府的牌子也不要摘下来，可以继续挂着，将来挂个什么牌子，可以研究。当我军要进军南京时，毛泽东主席再次希望李宗仁不要走，和我党合作共事，共商国家大计，我党是欢迎的。张治中也同李宗仁通电话，希望他在解放军入城时不要离去。如果觉得在南京不够安全，可以飞到北平，共产党将竭诚欢迎。可是，李宗仁听不进去，23 日晨，坐飞机离开了南京。

敌人从南京和南京地区撤逃时，分成了两股，一股向西南，逃往皖南、浙西；一股逃往上海。鉴于敌人的遁逃方向，我第二野战军的 3 个兵团切断敌人西逃退路，割断汤恩伯集团和白崇禧集团的联系。第三野战军的东集团和中集团，分别从东西两个不同方向，对敌实行夹击，力求把敌人合围在广德以北、溧阳以南、吴兴以西的地区消灭。4 月 24 日，追击战开始，至 4 月

28 日，将敌追上，4 月 29 日，被围之敌大部被歼，小部分逃散。还有一部分

逃往上海。至 5 月 7 日，京沪杭三角地区，相继被解放，我第三野战军随即进军上海西北近郊。

与此同时，我第二野战军的 3 个兵团，过江以后，对敌展开了千里追击。

至 5 月 14 日，各兵团到达了浙赣线。3 个兵团切断了上海之敌向华南逃跑的陆上通道，使上海之敌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我第二野战军一方面准备协同第三野战军解放上海，一方面在此开始战备休整。

在第三野战军逼近上海、第二野战军切断浙赣线之后，上海成为国民党政府的最后一个重要据点。在这里，不仅集中了国民党反动派赖以维系其统治的各种特务机构，也集中了蒋家王朝的巨额财产。死守上海，是蒋介石在华东的最后一次赌注。为了死守上海，“引退”在溪口的蒋介石，直接插手上海的防务，到复兴岛上设立指挥所，严令上海守敌不惜一切代价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

敌人在上海的防守方针是利用碉堡群工事，逐级构成抵抗中心，实行步步抵抗，把整个上海建成钢铁阵地。

从 1949 年 1 月开始，至 5 月上旬，先后筑起了外围阵地、主阵地和核心阵地等三道阵地。除了构筑坚固的阵地外，敌人还采取了一些“强化治安” 的大破坏、大屠杀。在南京解放的第二天即 4 月 24 日，汤恩伯在上海下了十条屠杀令。根据屠杀令，敌人进行肆意搜捕和屠杀，对许多工厂和重要交通、工业设施，进行大破坏。敌人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企图增强其防守力量和削弱我军的进攻力量。

敌军将上海分成三个防守区即沪西北区、沪西区、沪东区。此时敌人在上海的总兵力约 8 个正规军、23 个师、5 个炮团和 4 个飞机大队约 25 万余人，

守备在上述 3 个防守区里。根据蒋介石的意图，上海坚守一年，如果上海守不住就退往台湾。

解放上海的任务，由我第九兵团和第十兵团担任。在作战任务的分工上，第十兵团在黄浦江以西、闸北和吴淞地区作战。这个地区属于沪西区，所以第十兵团也称西线兵团。第九兵团在黄浦江以东的地区作战，也称东线兵团。两兵团东西对进，进逼吴淞口，先断敌人海上退路，然后歼灭敌人。

在对上海之敌发起进攻之前，我军作了认真的准备，研究和确定接管上海的措施，组织广大指战员学习“入城守则”、“城市常识”，特别要求广大指战员既要迅速消灭敌人，又要保护上海的工业设施，以利日后恢复生产和建设。

上海战役分为两个阶段。5 月 12 日至 24 日为外围作战阶段，5 月 24 日

晚至 27 日为总攻阶段。5 月 12 日，第九兵团首先发起战斗，占领了松江、南汇、川沙等地之后，5 月 18 日逼近高桥。同时第十兵团占领了南翔、嘉定、刘行、月浦等地，和第九兵团形成了夹击吴淞口之势。高桥、刘行、月浦是敌人退往海上的必经之路，因此，敌我双方在此发生了激烈的争夺战。在经过反复冲杀，付出一定的代价之后，将敌歼灭，占领了上述各地。战至 5 月

23 日，我军完成了外围歼敌的任务，前锋攻击力量，进入到市区。汤恩伯被

迫于 5 月 24 日下午撤到吴淞口，在兵舰上设立指挥部。

5 月 24 日，我军向上海市区发动进攻。在市区作战，禁止使用炮火，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工厂企业和高层建筑。

在汤恩伯等人逃上军舰以后，上海市区的最高指挥官是第五十一军军长刘昌义。在我军向市中心进攻的压迫下，刘昌义率 4 万余人放下了武器。5

月 25 日，我第九兵团和第十兵团，最后封闭了黄浦江口，会攻吴淞要塞。吴淞镇是敌靠近海滨最大的一个据点，也是敌人向海上逃跑的出口。上

海临近解放时，大批的敌人拥向吴淞镇，从海上逃跑。截至 5 月 26 日为止，从此处逃跑之敌，计有第五十二军、第五十四军、第十二军、第九十九军以及特种兵等部。这些残敌有的先撤到舟山，有的直接撤往台湾。敌人逃跑时，重武器一律加以破坏或推入江中，骡马一律射杀，药弹行李等不能带走的一律销毁。许多部队营以上军官登船逃走，士兵被扔下不管，形成一种异常混乱、恐怖的局面。

月 26 日我军占领吴淞镇以后，外围作战全部结束。到 5 月 27 日，市区只剩下杨树浦地区少数残敌。这些是青年军中的一些死硬派。青年军拒不向我军投降，他们 8000 人以发电厂和自来水厂为据点，负隅顽抗。我军将这股顽敌紧紧包围，本可以一举歼灭，但我军考虑到如果武力攻占，可能造成停水停电，影响人民群众生活，出现混乱，因此决定仍然采取政治攻势，终于迫使敌人投降，当日我军解放了杨树浦，上海市全部解放。

在市区作战中，我军尽量不用炮火或迫不得已时少用，主要用轻武器消灭敌人。因此，尽管进攻上海是一场攻坚战，但在最大程度上减少了对城市设施的破坏，保证了居民的安全。我军入城作战取得胜利后，绝大多数部队都撤出城外，留了少量部队担任警备。留城担任警备任务的部队，也是露宿街头。我军这种严明的纪律，得到群众的普遍赞扬和热情欢迎。我上海地下党，为配合上海的解放作了很重要的工作，为顺利接管上海作出了重要贡献。

月 1 日，我军解放崇明岛。与此同时，青岛也获得解放。

上海解放后，人民解放军根本不让国民党军队有片刻喘息机会，分路向全国勇猛出击，打击蒋军残余势力。到 1950 年春季，大陆上除西藏以外全部解放。蒋介石势力从此退出大陆，只在台湾保存了一部分残余势力。

1949 年 9 月，除胡宗南、白崇禧残部尚在西南顽抗外，全国基本解放。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新中国的条件已经成熟。

9 月 21 日下午 7 时，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筹备会主任毛泽东在热烈的掌声中致开幕词。他无比振奋地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这次会议通过了四项决议：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平为北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纪年；三、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

9 月 30 日，会议选出政协委员 180 人，毛泽东为政协主席，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席；选举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

1949 年 10 月 1 日，这是中国历史划时代的日子。下午 2 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北京就职，并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会议选举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军委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上列人员，从速组成各政府机关。

同日下午，首都北京 30 万群众身着节日盛装，从四面八方列队来到天安门广场，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这一天，碧空万里，风和日丽，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锣鼓喧天，汇成了一片欢腾的海洋。3

时，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群情激奋，欢呼声、掌声响彻云霄。乐队高奏《义勇军进行曲》，54 门礼炮齐鸣 28 响。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并按动电钮，亲手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面国旗。朱德总司令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了陆、海、空三军和群众游行队伍。入夜，礼花齐放，灯火通明，盛大的庆典到晚上 9 时 25 分才结束。

中国革命的胜利，新中国的诞生，在我国结束了帝国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中国革命的胜利对国际局势和世界人民斗争的发展具有深刻的久远的影响。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