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学生热爱祖国教育故事推荐

1.岳飞精忠报国

岳飞，出身农民家庭。少年时，他爱读《春秋左传》和《孙子兵法》。他曾经拜名师学习弓箭和枪法，由于虚心求教，勤学苦练，练得一身好武艺，不满20岁，就能拉开3百斤的硬弓了。

当时，正值国家多灾多难，金兵灭了辽国，一直打到宋朝的京城汴梁，到处烧杀抢掠，连皇帝、太上皇及大臣等三千多人也被俘虏了。

国难当头，为了保家卫国，岳飞毅然应募，参加了抗金的队伍。临行前，岳飞的母亲在他背上用钢针刺了“精忠报国”4个大字，对他说：“不要挂念家里，希望你永远为国效忠，誓杀金贼！”母亲的希望，岳飞牢记心中。

从军后的岳飞英勇善战，立了许多战功。南宋政权建立后，岳飞以下级军官身份，上书反对宋高宗南迁，要求北伐。不料触怒了主和派，他们以“越职言事”的罪名，革掉了他的军职。“欲将心事付瑶筝。知音少，弦断有谁听？”岳飞一腔爱国热情，换来的只是无情打击！但是，岳飞毫不气馁。他所记挂的不是个人的进退荣辱，而是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存亡。他相继投奔在张所、宗泽手下，带领队伍转战黄河南北，深入到太行山下，屡建战功。

懦弱无能的南宋小朝廷，坚持妥协投降的政策，金兵则乘机南进，跨过黄河，打到了江南。时局的混乱，使岳飞的军队和朝廷失去联系，成为孤军。岳飞不畏艰险，主动出击，在广德六战六胜，打的金兵闻风丧胆。在常州四战四捷，金兵死伤惨重并相继收复了建康（今南京）和襄阳六郡，使“岳家军”声威大震。赵构特赐岳飞一面军旗，上面绣着四个赫赫大字“精忠岳飞”。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岳飞念念不忘抗金收复失地的大业。1140年，岳飞率军挥师北上，岳家军以锐不可当之势，连克数城，“精忠岳飞”的战旗所向披靡。7月，岳飞亲自率领一支轻骑进驻郾城。金将兀术则纠集了一万五千名精兵进逼郾城，并拿出了他的王牌军——铁浮图（三骑一组人和马都披上厚重的铠甲，看起来像铁塔）、拐子马，企图一下子吃掉“岳家军”。

岳飞观察了形势后，先命令儿子岳云带领一支骑兵闯入敌阵，冲乱了敌人的阵脚，然后派步兵和骑兵一齐出击。步兵手拿麻扎刀，低着头，专砍敌军的马腿。骑兵专门对付马上的金兵。他们先用长枪挑去金兵的头盔，再用大斧砍掉金兵的脑袋。马上马下紧密配合，把金兵打得人仰马翻。这就是有名的郾城大捷。之后，岳飞乘胜追击，在朱仙镇，把金兀术的十万大军打的作鸟兽散，狼狈逃窜。金兀术感叹地说：“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喜人的抗金形势，使人民欢欣鼓舞，岳飞也非常兴奋“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夙愿，就可以实现了，他充满信心地对部将说：“直抵黄龙府（今吉林农安），与诸君痛饮尔！”可是，正在这时，朝廷在一天内连下12道金牌，要岳飞“立即退兵”。

原来，高宗和秦桧害怕岳飞继续前进，会阻碍他们的投降计划，也害怕胜利后更加强大的“岳家军”会威胁他们的统治。因此，就在岳飞取得胜利的时候，他们先通知其他各路宋军停止前进，又以“孤军不可久留”为借口，下令岳飞退兵。望着抗金义士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中原沃土，岳飞泪流满面，他愤愤地说：“十年之功，废于一旦！所得诸郡，一朝全休！”

秦桧为了投降卖国，竟诬陷岳飞造反，把他和他的儿子岳云，部下张宪逮捕入狱。1142年，宋高宗和秦桧以“莫须有（也许有）”的谋反罪名杀害了岳飞，年仅39岁。

岳飞虽然被奸臣害死，但是，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并没有死，岳飞的名字已深深刻在世代中国人民的心中，而秦桧等人，却被铸成铁像反剪双手，长跪于英雄的墓前，千秋万世受到人们的唾骂。这正表达了我们民族鲜明的忠奸是非观念和爱憎之情。正如精忠园园门两侧的对联所写“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不辜铸佞臣”。

2.虞允文奋勇抗金

虞允文，字彬甫，隆州仁寿人，生于北宋末年。慷慨磊落有大志，以抗金收复中原为己任。在他的青少年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尖锐，金国大举入侵导致北宋灭亡，沦陷地区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宋高宗南逃临安建立偏安的南宋小朝廷，宋金对峙局面形成。宋高宗对金屈辱妥协，向金贵族纳贡称臣，人民群众的经济负担越来越重，民怨沸腾。岳飞被害，抗金处于低潮。完颜亮称帝后，野心勃勃，妄想“立马吴山第一峰”，攻占临安，灭亡南宋。

1160年虞允文向宋高宗的上疏中分析敌情，希望朝廷早做准备，防止金兵入侵。同年10月，他奉命出使金国，金人盛气凌人，欺他是个文弱书生，与他比试箭法，虞允文镇定自若，张弓射箭，一发破的，使骄横跋扈的金国官员惊心动魄，不敢怠慢。回国后，他把金国的备战状况一一奏明，再次给宋高宗敲警钟，防止金兵突然入侵。

1161年秋，完颜亮征调60万士兵，组成32个军，兵分四路，水陆并进。完颜亮亲率主力军30万人，叫嚣“多则百日，少则一月”灭掉南宋。宋人军心涣散，士气不振，宋高宗吓破了胆，想“散遣百官，浮海避敌”。11月初，虞允文奉命往芜湖催促武将李显忠速至采石接管逃将王权军队，并代表朝廷慰劳采石守军。虞允文虽一介书生，却有满腔的报国热忱，他没有坐等李显忠到来，自告奋勇挑起抗金重担。他深知要想赢得抗金的胜利必须安定军心，鼓舞士气，他立即召集诸将，晓以民族大义，为保卫祖国献身份，只要立下战功，国家不吝封赏。并庄严申明“今日之事，有进无退，不敌则死之，等死耳，退而死，不若进而死。死，吾节也。”在虞允文爱国热情鼓舞下，全体军官士兵都愿意在他领导下，与金兵决战。

虞允文安抚将士后，直至采石江边视察地形，同诸将研究沿江的军事部署。分析敌我双方兵力情况，采石宋军仅有一万八千多人，和金兵相比，相差悬殊。但金军的弱点是不明地形，不善水战，士兵厌战。而宋军士气高昂，官兵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虞允文在分析敌我利弊，知己知彼的基础上，决定以逸待劳，后发制人，水军攻坚，陆军配合。把步兵与骑兵隐蔽在岸边高地后面，水军分成五队，每队均由“海鳅船”及“蒙冲”大战船组成，一队停泊在大江中游，藏有精兵，作为应战的主力，两队分做东西两翼配合主力，另外两队隐蔽港内，发挥袭击敌船和援助前阵的作用。全面部署后，宋军严阵以待。

完颜亮派出一小部分水军试探性向江面发起进攻，未见宋军，他误以为宋军怯战，他亲自挥动小红旗，亲率几百艘战船从杨林渡口出发，由于水道生疏，在江中飘摇不定，难以前进。部分金兵登陆，突然见到隐伏的宋军大吃一惊。虞允文抓住战机，对身边的猛将时俊说：“你的胆略四方闻名，还立在阵后更待何时！”时俊闻言立刻挥舞双刀进击，宋军发起猛攻，消灭了登陆的全部金军。此时在中游担任主攻的战船猛冲，敌舟燃烧，沉没多艘。敌军半死半战，日暮未退，战斗非常激烈。这时正好有一队从光州退回的宋军路经采石，虞文允立刻把他们留住发给军鼓，让他们从山后绕到江边，充当疑兵。敌兵产生错觉，以为宋军援兵来到，仓皇逃窜。虞允文命劲弓尾随追射，大败金军，射杀四千余人，擒俘五百余人。

虞允文料定金军损伤惨重，不会罢休，第二天他亲率战船封锁杨林渡口。不出所料，金军重整旗鼓再次发动进攻，于是他命令部将带领大批射手猛射金军，还派人到杨林渡口上游焚烧金军剩余船只，再次挫败金兵。

进退两难的完颜亮率残兵至淮东企图躲过宋军追击，从瓜州渡口南犯，虞允文要求李显忠拨兵一万六千步兵、水军增援，金兵受阻，败局不可挽回。

这时金军厌战，士气低落，逃亡者与日俱增。完颜亮恼羞成怒，大力镇压，杀戮士兵，人人自危，无心作战。11月26日完颜亮严令明日渡江，后退者格杀勿论。金兵将领忍无可忍，当夜密谋，于27日黎明杀死了完颜亮，残军北退。宋国收复两淮州郡，士气大振。

采石大捷是一次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战役，挽救了南宋王朝的危机，使南宋人民免遭女真贵族的蹂躏，鼓舞了南宋军民的抗金斗志。战后虞允文出将入相，虽然得到重用，但南宋最高统治者的根本目的是为缓和舆论，无心北伐，忍辱苟安，因此不可能真正改变南宋小朝廷腐败没落状况。

3.陆游报国至死不渝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是南宋著名的爱国诗人。还在襁褓中的陆游就随家人颠沛流离。他亲身感受到被侵掠、受欺凌的痛苦。陆游的父亲，是具有爱国思想的正直士大夫，所结交的也多为爱国之士。父亲经常与朋友在家中聚会，谈论国事，每当说到金人入侵，他们无不咬牙切齿，痛哭流涕，父辈们的爱国思想和高尚情操，对陆游耳濡目染，熏陶默化。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在他心里生了根，使他从小就决心献身抗金事业，立下了“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爱国壮志。为了实现这一壮志，陆游不仅习文，而且学武。他曾研读兵书，还花了很长时间从师学习剑术。从剑术的学习中，培养了他英勇豪爽的气概，锻炼了他刚健强壮的体魄。

长大以后，陆游积极投入抗金救国的斗争。在他做官期间，做了许多爱国、爱民之事，曾为收复失地、统一祖国积极出谋划策；也曾身着戎装，跃马横戈，卫戍在大散关口，往来于前线各地；还曾在大灾之年，开官仓赈济饥民……因为陆游始终坚持抗金救国的主张，多次遭到了投降派的陷害、打击和排挤，但他对自己的理想始终坚信不移。直到晚年病重时，报国信念和爱国热情仍然不减当年。

1210年春，这位85岁高龄的爱国老诗人病在床上已经有一百多天了，吃药也不见效，病情越来越严重。他的亲朋好友知道他将不久于人世，都纷纷前来探望。

在最后几天里，陆游已茶饭不进，不能说话了。全家人围在他身边，满含热泪，悲痛万分。一天，他忽然示意他要坐起来，家人只好扶着他坐好；他又让家人把窗户打开。大家怕他受风，承受不了，不肯开。陆游显出十分急躁痛苦的样子，家里人只好给他开了窗户。此时，他透过窗口，翘首北望，眼含热泪，思绪难平。他生活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时代，亲眼看到金兵蹂躏中原人民，曾多次表示要挥戈跃马收复失地，统一祖国，但都被软弱无能的南宋朝廷拒绝了。国仇未报，一腔爱国热情只好倾注笔下。“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他的强烈的爱国热情，有增无已；“壮心未与年俱老，死去犹能作鬼雄”，他的报国壮志，老益弥坚；“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他的收复中原的信念，至死不渝。几十年过去了，山河依然破碎，百姓仍遭涂炭，自己壮志未酬，所有这些，怎能不叫他“悲歌仰天泪如雨”？诗人明白自己就要离开人世了，他又看了一会儿窗外，忽然指指书案，家里人明白，他要写诗。儿子端来了笔砚，跪在他身边。他那颤抖的手拿起笔刚刚写了“示儿”两个字，便喘成一团。但他不肯作罢，用尽最后的力气，哆哆嗦嗦地写道：“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意思是：个人生死原是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可悲的是不能再看到祖国山河的统一；等到有一天朝廷的军队收复了中原失地，家里举行祭祀时，千万不要忘了把好消息告诉你们的父亲啊！这就是千古传诵的《示儿》诗篇，这就是一位伟大爱国诗人留下的最后的心声，这就是陆游用血和泪以至整个生命谱就的华章。

陆游，这位伟大而杰出的爱国诗人，直到临终，心里念念不忘的，仍然是祖国领土的完整，国家的统一。这种至死不渝的报国信念，这种炽热的爱国激情，多少年来同他那不朽的诗作一样被人们传诵，直到今天还激发着千百万中国人的爱国热情。

4.辛弃疾金戈铁马抗金兵

1161年的一天，在郓州通往金朝军营的山路上，只见两团黄尘滚滚向前。一匹马载着一个和尚模样的人在前面飞跑，后面，一个英俊的年轻人策马紧追。终于追上了，和尚慌了手脚，满脸堆笑地对年轻人说：“我兄貌似青兕，勇猛过人，还望看在往日情分，饶我一回。”年轻人毫不理会，怒睁双目，挥剑将和尚斩于马下。

这个年轻人，就是南宋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

辛弃疾（1140—1207），原字坦夫，改字幼安，号稼轩居士，历城（现山东济南）人。他成长于金人的统治之下，金朝统治者推行的一系列种族歧视政策给广大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深深刺痛了他的心，使他从小就对这种野蛮的民族掠夺痛恨已极，他的祖父辛赞虽作金朝小官，但没有忘怀祖国，经常对辛弃疾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所以，辛弃疾很早就立下了恢复中原，统一祖国的壮志。为此，他勤奋读书，刻苦锻炼体魄，二十几岁便文才出众。

辛弃疾22岁那年，金主完颜亮带领大军，南下侵宋，金军后方空虚，中原地区的英雄豪杰趁机“屯聚纷起”进行反抗。辛弃疾也毅然投笔从戎，组织起二千多人的队伍参加了耿京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并以其文才当上了起义军的“掌书记”。掌管起义军的大印和书檄文件。为了扩大力量，他说服了一个叫义端的和尚，带了一千多人马来投耿京。不料义端不怀好意，在一天晚上偷了起义军的大印逃奔济南投降金人去了。辛弃疾得知消息后，怒火从心起，立即骑上耿京的乌龙马去追义端，果然，人在半路上截杀了义端，夺回了印信。辛弃疾以自己的行动，在义军中赢得了威望。

义军在发展。而辛弃疾却忧虑地看到，义军人数虽有二十多万，但由于是孤军作战，又缺少训练，一旦与金军铁骑进行大战，势必难以取胜。因此辛弃疾劝导耿京南归宋朝，和官军共同抗金。耿京采纳了这一建议，并派辛弃疾代表义军去和宋朝联系。任务顺利完成，辛弃疾立刻策马北归，要把这一好消息向耿京传述。不料，行至海州（今江苏东海附近）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在敌人的诱降政策挑动下，义军中发生了哗变。叛徒张国安杀了耿京，劫持义军投降了金人，并被封为济州（今山东巨野）的州官。听到这一消息，辛弃疾怒火中烧，他决心除掉叛贼为耿京报仇。他带了50名勇士，快马加鞭直奔济州张国安的营帐。看见张国安同金将正在宴席上喝酒作乐，气得他眼睛都红了。他们趁其不备一拥而上，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杀了金将，把张国安捆绑在马上，同时向其部下声言，朝廷10万大军随后即到，张国安的部下不少是义军旧部，所以当场就有上万人起来反正。于是，辛弃疾等押着张国安，率领这上万人马，迅即掉头南下，一路上战胜了金兵的围追堵截，终于回到了南宋。辛弃疾惊人的英勇爱国行为，使昏庸的南宋朝廷大为震惊。这时，辛弃疾才23岁。

辛弃疾抱着抗金的理想南归，但南归后却是那样地不如意。他非但不能跃马横刀于疆场，运筹策划于帷幄，反而不断受到投降派的打击、排挤，42岁便被罢官。有心报国，却报国无门。辛弃疾茫然、痛苦、无限悲愤。“愤怒出诗人”，慷慨激越的辛词，正是这种愤怒的艺术结晶。辛弃疾的词充满深厚的爱国热情和挽救国家危亡的雄心壮志，“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平戎万里，整顿乾坤”。辛弃疾的词也表露了他壮志未酬的忧愤之情。“长安故人问我，道愁肠殢酒只依然，目断秋霄落雁，醉来响空弦”，“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辛弃疾的爱国词章，慷慨悲壮，不仅真挚动人，而且热情澎湃，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辛弃疾词以豪放著称，历史上把他和苏轼并称“苏辛”，在我国文学史上也有很大影响。

一支熊熊的火炬，燃烧到了尽头，1207年，辛弃疾终于怀着忧愤的心情与世长辞。临终前，还连呼数声“杀贼”，显示出爱国词人的心始终没有离开抗金的战场。

5.文天祥浩然正气

文天祥（1236—1283），字宋瑞，又字履善，号文山，青州庐陵（今江西青安）人。他从小就喜欢读书，尤其爱读忠臣烈士的传记，这些传记给他很大的教育。他21岁时考中了状元。

文天祥的时代，正是蒙古统治者向南方不断进犯的时代。面对强悍的蒙古铁骑，文天祥力主抗元。在元军攻陷襄、樊二城，沿江东下，直逼京城临安的危急关头，文天祥在江西变卖家产充作军费，组织义军入卫临安。元军很快打到临安附近，南宋朝廷中的官员纷纷逃跑。这时，文天祥任右丞相，去元军营中谈判，不料被元军扣留。在押往北方的路上，文天祥乘元军不备，在镇江逃脱，他历尽难艰险恶，走扬州，过高邮，经泰州，渡海到了福建，和张世杰、陆秀夫等联合起来继续抗元。接着，他又到江西一带，招兵买马，并收复了一些州县。可是，双方力量实在相差太远了，不久他就被元军打败，在海丰附近的五坡岭被俘。

元将张弘范看见文天祥，连忙上前相迎，文天祥却转过身体，以脊背相对。张弘范恬不知耻地说：“文丞相，你的为人，我一向敬佩。古人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只要你写一封信给张世杰，叫他投降，那么，你还可以当丞相。”

“无耻之尤！”

“文丞相，刚者易折啊！”

“宁折不弯！”

张弘范“嗖”地抽出寒光逼人的宝剑说：“你硬还是我的剑硬？”文天祥神色坦然，大步向剑尖撞去。张弘范吓得连连退步，祈求地说：“文丞相，何必轻生呢？你给张世杰写封信吧！”

文天祥站住，说：“拿纸笔来！”

张弘范以为劝降成功，喜形于色，赶紧递过纸笔，只见文天祥挥笔疾书：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沉浮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写完，文天祥冷笑一声说：“你拿去吧。我兵败被俘，再不能捍卫父母之邦，已深感无地自容。怎能写信去叫别人背叛国家呢？只有你这样的软骨头，才甘心做元军的奴才！”

元军灭掉南宋后，张弘范又向文天祥劝降说：“现在宋朝已亡，你的责任尽到了，如果你投降元朝，仍然可以做宰相。”文天祥气愤地说：“国家灭亡不能救，我已死有余辜，怎么还敢苟且偷生呢？”他决心以死报国。

元朝统治者看到劝说无用，就把文天祥上了刑具，关在一间阴暗潮湿的监牢里。那里一年到头透不进阳光，冬天冷得像冰窖，夏天臭气熏天，蚊虫成群。就在这样的牢房里，文天祥被关了四年，受尽了各种各样的苦难和折磨，但丝毫没有动摇他一死报国的决心。在这里，他写了许多诗篇，《正气歌》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篇。这首五言长诗表达了文天祥反抗元朝统治的思想感情，同时歌颂了春秋战国以来许多忠君爱国的勇士，他决心要向他们学习，保持自己的浩然正气，决不贪生怕死，屈膝投降。

元朝统治者看到文天祥不肯投降，还是不死心。最后，元朝皇帝忽必烈决定亲自劝降。见到忽必烈，文天祥不肯下跪，忽必烈的左右强行要他下跪，文天祥坚立不动，从容地说：“宋朝已经灭亡了，我应当赶快死！”忽必烈劝诱说：“你只要用对待宋朝的心来对待我，我就封你做宰相。”文天祥仍不理睬。忽必烈又说：“你如果不愿做宰相，就请你做别的官，怎么样？”文天祥斩钉截铁地说：“我只求一死就够了！”

1283年1月，文天祥被押赴刑场。临刑前，元朝官员问他说：“你有什么话说，告诉皇帝，还可以免死。”他回答：“死就死，还有什么话可说！”他又问身旁的人：“哪一边是南方？”身旁的人告诉了他。他没有忘记南方的祖国。向南方下拜说：“我能够报国的机会，也已经完了。”说完，从容就义，年仅47岁。

文天祥遇害后，文夫人在收殓他的遗体时，发现他的衣袋里写着下面一段赞词：“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文夫人向文天祥的遗体志哀，含着眼泪默念：“夫君，你的死，重于泰山；我一定把你的遗言传给子子孙孙……”

6.王著除奸

元代，元世祖忽必烈时期，朝廷中有一位极其阴险狡猾的奸臣，他的名字叫阿合马。这阿合马，原来是个回回商人，因极善理财之道，被朝廷指定为总理财政的大臣。此人上任后不久，便凭着机敏狡猾，为皇帝和朝廷搜罗了大量钱财，皇帝为表彰他理财有功，不久便任命他为宰相。

阿合马当上宰相后，更加肆无忌惮地盘剥百姓。他常常利用手中的职权，强占民田，搜刮民财。在政治上，阿合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结党营私，打击异己，使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日益激化。阿合马不仅是个极其贪婪的人，还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他经常在民间抢男霸女，妻妾达四百余人。当有人敢反抗他时，他便野蛮地将反抗者杀掉，还要将人皮剥下，藏在柜中，以显示他的威势。

面对阿合马的倒行逆施，朝中一些正直的官吏极为愤慨，宰相廉希宪、太子真金等都对他的暴行予以斥责，可是由于阿合马很狡猾的利用了元世祖忽必烈这个保护伞，这些人的反对都对他没有丝毫损坏。相反，由于他自感有皇帝撑腰，更加猖狂。朝中官位低一点的人反对他，他就利用职权，对人家进行迫害。大臣崔斌由于陈奏了阿合马的罪行，受陷害身死；卫士秦长卿请求杀了阿合马，以平民心，却先遭阿合马毒手身亡。这样，尽管朝中官吏对阿合马恨得咬牙切齿，却只敢怒不敢言。

也就在当朝官吏个个都大气不敢出一声的时候，朝中有一名叫王著的小军官，决定挺身而出，为国杀贼。

王著，字子明，是山东益都人。他从小胆略过人。早年，他曾在益都担任过小官，后来弃官从军，因在军中作战英勇，被提为千户。为了杀死阿合马这个奸臣，王著首先偷偷备了一个大铜锤，想有朝一日亲自杀了阿合马。王著准备好了杀阿合马的武器后，便私下里和几位朋友商定：决定利用世祖忽必烈和太子真金北去上都巡视的机会，刺杀阿合马。

这年三月的一天，元世祖和太子北上巡视去了。王著和朋友到郊外，把一位模样长得和太子真金极像的人找来，把他装扮成太子的样子，然后，声称太子要返京做佛事，趁着夜色让假太子混入城中。

第二天一早，阿合马便接到指令，说太子回京要做佛事，请他晚上去迎接太子的乘舆。

宫中宿卫长官高沘听说这事后，觉得有些奇怪，他想太子与皇上去了上都，距这千里之遥，怎么这么快就返回来了呢？于是，他命令把太子周围的几个人抓起来审问。审问结果，没有发现破绽。但高沘仍不放心，命令立即加强警戒。

宫中白天发生的事情，给王著的刺杀计划带来了很大麻烦。这时王著朋友中有人开始动摇，怕招来杀身之祸。王著义正辞严地对朋友说：“阿合马是一位罪大恶极的奸臣，我王著就是冒死也要杀了他，为民除害。并一再表示，一人做事一人当，决不连累朋友。王著的胆量激励了更多的朋友，大家一再表示，一定配合王著杀掉阿合马。

这天晚上，天刚刚黑，王著等人的刺杀行动便开始了。王著先单独策马到达阿合马府第，通知他速迎太子乘舆回宫。这阿合马怕是有诈，狡猾地让王著先走一步，称随后自己就到，可王著走后，阿合马命令自己手下一行人前去接驾，而自己跑到皇宫中观察动静。

假太子一行在宫外等了半天，也不见阿合马人影，正当人们焦急的时候，发现了阿合马派来的迎驾官员，假太子一见厉声喝道：“为什么阿合马不来接我！”来人慌慌张张地说了声：“他，他在宫中迎候。”话未说完，就见假太子一行中突然冲出一个人，阿合马的人还没来得及吱一声便个个倒地，送了性命。

王著等人听说阿合马躲在宫里，怕出什么意外，慌忙加快速度到皇宫东门外。但东宫大门守卫，早接到警戒的命令，不敢贸然开门，宿卫长官高沘登上角楼，张望半天，没看出什么破绽。但他依然不肯开门，便对人马盘问道：“往日千岁不走此门，今日怎么变了章程？”王著没想到这点，怕耽误大事，便拨马向南门走去。

王著等人这样一走，使本来就怀疑的高沘更加警觉，他立即调动卫队跟在后面，准备见机行事。

说来也巧，正当王著等人担忧事败时，阿合马在皇宫待不住了，他亲自率一队人马由南向北向王著一行赶来。不一会儿，两股人马相合，假太子急速传令：要阿合马下马接驾。

阿合马觉得来意不善，但又不敢违命，只好向乘舆走来。他人刚站稳，只听一声厉吼：“阿合马，你可知罪！”阿合马刚要张口，被当头一锤，打得扑倒在地。接着王著又是一锤，把阿合马打死了。

这时，高沘等人闻声赶来，王著一边激战，一边掩护同伴撤退，然后对着元兵说：“杀贼者是我王著！把我抓走吧！”

几天之后，王著和几位朋友被判死刑。临刑前，王著视死如归，痛骂奸贼。这一年，王著才二十九岁。

王著怒杀阿合马的消息传出后，百姓们都拍手称快，赞颂王著除奸的勇敢精神。后来，忽必烈见阿合马这样不得人心，为了表明自己的清明，决定杀掉阿合马的儿子，没收其全部家产，并将阿合马剖棺戮尸示众。

7.袁崇焕保国卫民战沙场

袁崇焕（1584—1630），字元素，广东东莞人。明末著名的爱国将领。

明万历年间，女真领袖努尔哈赤建立了后金。后金建立后，努尔哈赤便以“七大恨”誓师告天，兴兵反明。后金军队剽悍善战，仅用几年时间，就毁抚顺，拔清河堡，在萨尔浒山大败明西路军，使八万明军全军覆没。后金军乘胜步步逼近，占沈阳，陷辽阳，攻下辽东多处城寨。在后金强大的攻势面前，军事重地广宁（今辽宁北镇）的明军守将惊慌失措，弃城逃入山海关。东北全境陷于完全失落的危急之中，明朝的安全受到极大的威胁。

消息传到北京，朝野震恐，文武大臣议论纷纷，但都拿不出一个主意。这时，刚从福建调来兵部的袁崇焕站了出来，充满信心地说：“只要给我兵马和钱粮，我就可以把关外的防御责任担当起来！”其实，袁崇焕当时只是兵部的一名小官，对此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他既无责任，也可以不冒风险。但他有一颗忧国忧民之心，他想到国家的安危，想到人民生活的安定，自己作为一朝武将怎能袖手旁观，无动于衷！袁崇焕自愿戍边，受到群臣称赞，于是提拔他为佥事（到地方上巡视军事的官员）到山海关外监督军事。

一到关外，袁崇焕便立刻与将士商议守备计划，安抚无家可归的百姓，修筑军事要冲宁远（今辽宁兴城）的城墙，以巩固边防。正当宁远城墙告成的时候，袁崇焕的父亲去世了。按当时的制度，官员丧父要卸任回家守孝三年。但此时袁崇焕早已把全身心都投入到东北的边防上，他怎能为了家事而放弃国事呢？袁崇焕眼含热泪，朝南三拜，表示对父亲的悼念之情。

1626年，努尔哈赤率13万大军，西渡辽河，兵临宁远城下。这时宁远城中，只有一万多兵马。面对如此悬殊的敌我力量，人心惶惶。为鼓舞斗志，袁崇焕集合全城将士，当众刺破手指写下血书，誓与宁远城共存亡。战斗打响了，后金军顶着盾牌，冒着明军的弓箭和石头，蜂拥而上，企图掘开城墙攻进城去。袁崇焕沉着应战，用西洋大炮对准敌兵密集的地方频频开火。炮声一响烈焰腾空，后金军血肉横飞，成片成片地倒下。战斗进行了二天，后金军发动了无数次进攻，但在袁崇焕的指挥下，宁远城岿然不动，而后金军却死伤无数，四员将领阵亡，努尔哈赤本人也负了伤。大势既去，后金兵纷纷逃窜，袁崇焕乘胜追击30里，歼灭后金官兵一万多人。宁远大捷使后金军胆战心寒，身经百战的努尔哈赤，也叹息道：“我从25岁带兵作战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谁想到这个宁远城却打不下来。”

努尔哈赤死后，其子皇太极又率兵攻打锦州和兴城，但都被袁崇焕的部队所击败。于是后金军改变战略，1629年，皇太极率军几十万，绕过袁崇焕的防区，突破长城，攻入关内，进逼北京。袁崇焕得到警报，立即挥师入关，在北京城下，与后金军展开了激战。袁崇焕身披铠甲，亲自上阵督战杀敌。在他的带领下，明军士气高涨。将士奋勇杀敌，从中午血战到晚上，终于打退了后金军，皇太极感叹地对部下说：“我打了15年的仗，从来没遇到过这样厉害的对手。”

袁崇焕横戈戍边战沙场，为保国安民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为官清廉，刚直不阿，深受广大将士和百姓的爱戴，这也遭到了朝中奸党的迫害打击。形势一有好转，朝中奸党便以“谋叛欺君”的罪名将其杀害了。

袁崇焕的一生，不为名，不为利，不为权，唯有保家卫国，正如他写的《边中送别》一诗所言：

五载离家别路悠，送君寒浸宝刀头。

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问去留？

杖策必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

故园亲侣如相问，愧我边尘尚未收。

8.戚继光驱逐倭寇

戚继光（1528—1587），字元敬，号孟渚，山东蓬莱人。他出生在一个世代担任武职的将门之家。由于家教的影响，他从小就接受了抵御外侮的爱国思想。

明世宗的时候，日本的一些封建诸侯，纠集武士、商人和海盗经常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骚扰，杀人放火，抢劫财物，闹的人民不得安宁。沿海居民非常痛恨，称他们为倭寇。

戚继光17岁那年，担任了登州卫指挥佥事，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这个具有爱国思想的年轻人，看到沿海不平静，曾慷慨赋诗说：“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表达了他保卫祖国海疆的志向。

1555年，戚继光调到浙江，担任参将。他到任不久，就在温州、台州一连几次大败倭寇，成了远近闻名的勇将。在军事实践中，他深感当时军队素质太差，缺乏训练，战斗力弱，军纪又坏，无法战胜倭寇。于是他编练了以农民和矿工为主的3000新军，并根据南方地形特点，创造了“鸳鸯阵”的新阵法，这种阵法可攻可守，作战灵活，特别便于近距离作战，大大增强了战斗力。他还招募渔民，组成一支水军，从海陆两方打击倭寇。戚继光非常重视部队的军纪。一方面，他经常给战士们讲述杀敌卫国，保护家乡，爱护人民的道理，使战士齐心合力，刻苦练兵；另一方面，他制定了严格的军纪，赏罚严明。他规定，擂鼓该进，就是前面有水火，也要奋勇前进；鸣锣该退，就是前面有金银，也要坚决后退。经过戚继光的训练，一支作战勇敢，纪律良好的军队形成了，被人们称之为“戚家军”。

戚家军刚练成，倭寇大举侵犯浙江台州的消息就传来了。戚继光率军进剿。敌人一闯进戚继光摆的“鸳鸯阵”，刀、枪、藤牌就像一阵暴风骤雨，密密层层向他们压了过去。倭寇一部分被当场杀死，一部分被赶到灵江里淹死了。戚家军大获全胜，从倭寇手里，救回了被掳去的百姓五千多人。时隔几日，戚继光又在处州上峰岭布下天罗地网，以少胜多，歼敌两千多，充分显示了他出奇制胜的指挥艺术。接着戚家军又在台州地区与倭寇进行了十余次战斗，连战皆胜，把倭寇全部赶出了浙江。戚家军打出了军威，名震天下，老幼皆知。大军凯旋时，台州百姓官吏出城20里相迎。

倭寇慑于戚继光的威名，又把骚扰的矛头指向了福建沿海。戚继光又奉命出师福建。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戚继光巧施妙计，戚家军奋勇杀敌，在宁德、牛田、林墩接连打了三个胜仗，杀敌数千，捣毁敌人的大小巢穴数十座。但戚家军伤亡也不小。当地百姓出城远迎，慰劳品塞满街道。戚继光婉言拒绝了对他个人的祝贺，他想到牺牲的士兵，难过地说：“士卒伤亡，我何忍受贺。”他带着深切的感情下营帐看望伤兵，亲自抚恤阵亡将士的家属，穿上素服，声泪俱下地哭祭阵亡士兵。戚继光爱兵如子的将风，深深感动了全军将士，杀敌逐倭的士气越来越高昂。

“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经过戚继光等将领十余年来统率沿海军民，浴血疆场，英勇战斗，东南沿海的倭寇被彻底肃清了，人民又开始了安居乐业的生活。

戚继光平定倭寇，保卫海疆，在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的爱国思想和丰功伟绩，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直到今天，浙江、福建一带还流传着戚家军英勇杀敌的故事，保存着大量戚继光和戚家军的遗迹。

9.于谦清白留人间

“千锤万击出深山，

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浑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间。”

这首名为《咏石灰》的诗歌，托物言志，表达了作者要做一个纯洁清白高尚之人的远大志向。他就是明朝伟大的爱国民族英雄于谦。

于谦，浙江钱塘（现在杭州）人，生于公元1398年。他从小刻苦读书，志向远大，很崇拜文天祥，曾把文天祥的画像挂在自己卧室里，并题诗：“孤忠大节，万古修传，我瞻遗像，清风凛然。”表明他要以文天祥为榜样，把自己毕生精力献给祖国和人民。明英宗朱祁镇即位后，于谦任京城兵部左侍郎。

公元1449年，北方的蒙古族一支瓦剌部族，在首领也先的统率下，分兵四路，大举入侵明朝，明英宗偏听奸臣宦官王振之言，率50万大军到大同迎敌，结果在太监王振胡乱指挥下，全军覆没，王振被明军一将领杀死，明英宗成为也先的俘虏。

国不可一日无君。于谦支持英宗的弟弟朱祁钰出面代理国政，这就是明景帝。景帝即位后，任于谦为兵部尚书，指挥保卫北京的战斗。于谦指挥老弱残兵20万人，在9座城门外严阵以待，并下军令：“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于谦无私无畏的爱国热情和胆略激励了广大将士，士气大振。

也先取胜后，以为明军不堪一击，狂妄地围住了北京，直扑德胜门。于谦诱敌深入，将也先军队引进伏击圈，把瓦剌军打得落花流水。首战胜利大大鼓舞了明朝军民斗志。接着于谦指挥明军夜晚出兵劫敌营，各路将士全线反攻。在明军凌厉攻势下，也先丢兵弃帐，向北逃窜。于谦一直把也先赶到紫荆关外。北京保卫战胜利了，瓦剌军元气大伤，不得不主动送回英宗向明朝求和。

景帝因于谦保卫京师有功，奖励了他。但英宗回京后，景帝又担心宝座不稳。于谦军权在握，从稳定大局出发，支持景帝继续执政。景帝才放下心来。于谦一面创立团营，操练兵马，修筑城防，提高明朝军事实力；一方面整顿内务，反对贪官污吏，自己保持清正廉洁，他深得民心，却招来石亨等一些心怀反意的大臣、大将们的反对和忌妒。

1457年，景帝得了重病，元宵灯节的晚上，石亨等臣、将偷偷带兵拥簇着朱祁镇闯入皇宫，击钟召集文武百官上殿，宣布朱祁镇复位。朱祁镇重新掌权后，立即杀戮异己势力，马上把于谦抓了起来，并严加拷打。于谦问心无愧，决不服罪。这位威震敌胆英勇报国的硬汉子，被陷害第六天，就惨遭杀害。但人民都知道于谦是清白的。直到明宪宗时，才恢复了于谦生前官爵。

清白忠贞英勇杀敌的于谦与名将岳飞有相似之处，没有死在金戈铁马的疆场上，却丧命于本国昏君与奸臣莫须有的罪名下。这告诉后人，封建忠君式的爱国思想，未必能达到保护穷苦百姓根本利益的目的。国家是人民的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只有把爱祖国与爱人民紧密结合，融为一体，爱国才有正确的内涵，清白才有真正的价值。于谦杀敌卫国，功昭日月，人民是景仰他的，历史是不会忘记他的，他的《咏石灰》一诗，深受后人喜爱。由于时代局限，于谦没有把真正卖国贼明英宗除掉，招来杀身之祸，京都百姓没有遭到也先铁蹄的践踏，却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一历史悲剧，令人深思。

10.张居正治吏张法

张居正，是明代治吏张法、爱国为民的良臣，生于世宗嘉靖四年（1525），卒于神宗万历十年（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湖北沙市郊区）人。嘉靖26年（1547）进士，隆庆元年（1567）入阁，六年（1572）万历皇帝即位后，出任内阁首辅（相当于丞相）。万历十年病逝。他入阁任首辅期间，从军事、政治、经济诸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是明代最杰出的改革家。其中，他的治吏张法、爱国利民的业绩，至今仍为国人所称颂。

明代中叶，严嵩当政，吏治极端腐败，贿赂公行，结党营私，政多纷更，事无统纪，上下务为姑息。良臣张居正，以国家大业和人民安定为本，针对混乱不堪、空议盛行、不务实事的时弊，制定并推行了对各级官吏进行考核和管理的“立限考成法”，这是对明代吏治的重大改革。

立簿考核，提高效率。张居正认为，“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为做到“法之必行”、“言之必效”，张居正主张不仅要对各级官员进行定期考察，而且对其所办的每件事都要规定完成期限，进行考成，即所谓“立限考事”、“以事责人”。这就是张居正“立限考成法”的基本思想。张居正根据立限考成的三本账（一本由部、院留做底册，一本送六科，一本呈内阁），对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进行严格控制。万历二年（1574），张居正责令吏部尚书张翰和兵部尚书谭纶，把全国知县以上文武官员的姓名、籍贯、出身、资历等自然情况登记造册，由六部和都察院按簿登记，要求对所属官员承办的每件事，逐月进行检查，完成一件，注销一件，如不按时完成，必须如实审报，否则，以违制罪论处。这样，层层检查，层层负责，推进了办事效率的提高。张居正在考核地方官时强调，要把那些秉公办事、实心为民的官员列为上考；对那些花言巧语、欺上瞒下的官员列为下考。在考核中，张居正还善于将整顿吏治和为民做好事结合起来。既稳定了社会秩序，又提高了行政工作效率，形成了中央命令朝下夕行、疾如迅风的良好政治局面。

精简冗官，知人善用。张居正认为，要使国家长治久安、减轻人民负担，首先必须从官员做起。他说，每个官员必须明确职守，对那些只吃皇粮不管事的冗官（闲散官员），要进行裁减，并宣布，各地不得擅自添设机构和人员。万历八年（1580），张居正亲自下令撤除了苏松地区私自添设的管粮参政人员，并立即奏成吏部认真核实上报各省擅自添设官员的人数。张居正对不谋其政的多余官员，坚决地进行裁减。仅万历九年（1581），一次就裁革冗官达一百六十九名。总共，在他当政期间所裁革的冗官，约占官吏总数的十分之二三。张居正一边裁革冗官，一边又广罗人才，把那些拥护改革、政绩卓著的官员，提拔重用。一次，神宗皇帝审阅关于山东昌邑知县孙凤鸣贪赃枉法的案卷，随即问张居正：孙凤鸣身为进士，为何这样放肆？张居正回答说：孙凤鸣就是凭借他的资历才敢这样妄为；以后用人，要先视其才，不必求资历。神宗非常赞同张居正的意见。如此一来，张居正就以圣旨为令箭，大胆地启用人才。实践证明，凡被他启用的人才，都成为改革中的骨干。

严禁滥用驿站，享乐挥霍民财。张居正在整顿吏治的过程中，对各级官员凭借职权滥用驿站（古时供传递公文的马或来往官员途中歇宿、换马的地方，相当现在官员行使公事时所住的宾馆之类）行为，也进行了整顿。明代，从京师到各省的交通要道都设有驿站，负责供应使用驿站官员的吃、住、夫役和交通工具，称为驿递制度或驿站制度。对国家驿站的使用，明太祖朱元璋时，控制得非常严格，非军国大事，不得使用。随着明朝政治的腐败，驿站的使用日益混乱不堪，不仅官员滥用，而且常出现将勘合（相当于现在的护照）转借他人使用的现象。一些不法权贵，手持勘合到驿站，随意索求，享用奢靡，残害百姓，人民极为愤慨。张居正为整顿一些官员借用职权之便大肆挥霍国家之财的享乐行为，对凡违反制度使用驿站的官员，一律严惩不贷。据《明实录》和《国榷》记载，万历八年（1580）五月至十二月八个月中，张居正处罚违制使用驿站人员达三十人之多。其中革职七人，降级的二十二人，降职的一人。张居正在执法上一视同仁。一次，张居正弟弟由京返乡，保定巡抚无原则地发给他一张勘合使用驿站，张居正得知此事，立即责令其弟将勘合上缴，同时对滥发签证的保定巡抚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经过整顿，从根本上改变了滥用驿站的状态，保证了国家军事要务的畅通，为国家节省了大量资金，减轻了人民负担。

抵制宦官干扰，专惩不法权贵。在整治中，张居正强调把执法和尊君结合起来，以此严肃法纪，伸张国威。张居正把破坏法纪的权贵，视为祸国殃民的大患，予以坚决打击，从不手软。横行在江陵一带的辽王朱宪迆（jiē），是张居正少年时代的好友。此人无恶不作，民愤极大，地方官也无可奈何。朝廷曾派刑部侍郎洪朝选前去查办，竟遭到宪迆的百般阻挠和公开抗拒。洪朝选畏其权势，不敢惩治。张居正得知后，毅然审理此案。他根据宪迆犯罪事实，秉公执法，毫不留情地把辽王宪迆废为庶民；对隐情不报和失职的刑部侍郎洪朝选，也给予了应得的惩处。此外，黔国公沐朝弼，为非作歹，无视法律，多次犯罪，本应严惩，却无人敢问。张居正伸张正义，不畏权势，挺身而出，改立朝弼的儿子为爵，把朝弼押送到南京，幽禁至死。冯邦宁是太监冯保的侄儿，他凭借叔父的权力，仗势欺人，醉打衙卒，触犯刑律。张居正办事无隙，一面派人对冯保讲明其侄所犯罪行，一面严办冯邦宁，杖打四十，革职待罪。这些严格执法、惩治恶官的行动，抑制了强豪的猖狂，顺应了人民的心愿，实为张法利国之创举。我们缅怀张居正治吏张法、爱国为民的业绩，从内心赞佩这位改革家在当政期间所建树的不可磨灭的业绩，张居正确实是我国古代一位不可多得的良臣，他在行政管理方面的改革，对我们今天仍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1.郑和七下西洋

郑和（1371—1435）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航海家。郑和本姓马，名三保，是回族人，1371年出生于云南昆阳（今晋宁）。他家世代信奉伊斯兰教。他父亲曾经不远万里到伊斯兰圣地麦加朝圣。三保小时候，父亲经常把朝圣的经历和外域的风土人情讲给他听，三保听得津津有味。

1382年，明太祖朱元璋派兵入云南，消灭元朝的残余势力，在兵荒马乱中，12岁的三保被明兵掳往京城，强行阉割后，送到朱元璋的四儿子燕王朱棣府中，当了小太监。当燕王朱棣起兵南下与侄儿建文帝争夺皇位时，三保已长得身长七尺，膀阔腰圆，他在战斗中屡建奇功，表现了出色的组织能力和军事才能，而深得燕王器重。燕王做了皇帝（明成祖）之后，提拔他为内官监太监，并亲笔写了一个“郑”字，赐给三保为姓，于是马三保改名为郑和。

明朝初年，经过朱元璋三十一年励精图治，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纺织、陶瓷、造纸、印刷等手工业发展得更快。尤其是造船业和航海技术的空前发达。这些都为远洋贸易提供了条件。另外，明成祖为了宣扬国威，耀兵异域，以示中国富强，决定派遣一支舰队，远航西洋，郑和是皇帝的亲信，精通文韬武略，而且他是回族人，又熟悉佛教，西洋各国大多信奉伊斯兰教或佛教，他自然是率领这支舰队的最佳人选了。

1405年6月，郑和率领随员及士兵27000人，分乘26艘宝船和装载着货物、马匹、淡水的海船，从长江口扬帆出发。他们乘坐的宝船最大的载重千吨以上，可容五百多人乘坐。庞大的船队，帆樯林立、雄伟壮观。

郑和的船队先后到达占城国（今越南南方）、爪哇国（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达满刺加（今马六甲半岛），进入印度洋，抵锡兰（今斯里兰卡），最后到达古里（今印度西南科泽科德）。船队每到一处，郑和都向当地的统治者宣传明朝对他们的友好态度，赠送礼物，并将随船带去的丝绸、瓷器、茶叶等货物换取当地的土特产。郑和所带的27000人中，主要是富有作战经验的精兵，郑和带大批军队出洋，不是为了侵略和掠夺，而是为了防御海盗的抢掠和某些国家贪婪的统治者的袭击。1407年，郑和船队返航，途经旧港时，与海盗发生激战。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海盗头子陈祖义，率大批海盗分乘几十只小船，偷偷靠近停泊着的船队。郑和已得到爱国商人的密报，早有准备。当海盗自以为得计，偷袭成功，正想登船时，突然一声炮响，所有宝船灯火通明，响起了战鼓和喊杀声，海盗还来不及逃跑，无数明军已跃向敌船，经过激烈的战斗，海盗全部被歼，陈祖义当场被擒。郑和押着陈祖义，凯旋回国。一些国家的使节也随船到中国朝见明成祖。1407年7月，郑和奉命送这些使节回国，航程基本上与第一次相同。

1409年冬，郑和三下西洋。船队途经锡兰时，锡兰国王亚烈苦奈尔垂涎船上的珍贵货物，企图袭击船队。他装出友善的样子，亲自登船邀请郑和进城休息。郑和不知是计，登船上岸。走到半路，猛想起人们传说亚烈苦奈尔贪婪凶残，便怀疑其中有诈，于是派人返回去瞭望，果然回去的道路已被横七竖八的大树堵塞。于是他派人绕道通知守船军队准备战斗，他估计敌人可能倾巢出动袭击船队，城内的守备一定空虚，便率领随他而来的二千士兵杀奔锡兰国的都城。亚烈苦奈尔正在做发财梦，来不及反抗就当了俘虏。攻打船队的敌军，听到都城被袭，赶忙回军救援，半路上遭到明军的伏击，死伤大半，其余四散逃窜。郑和还朝时，将亚烈苦奈尔押回中国，明成祖赦免了亚烈苦奈尔，把他释放回国。从此以后，郑和船队威名远扬。

1413年，郑和四下西洋，最远到达波斯湾；3年后，他又五下西洋，船队在马六甲海峡分为两队，其中一支船队到达非洲大陆的也门、索马里、肯尼亚等地。1421年，郑和又奉命送亚非16国使节回国，六下西洋。

此后，郑和做了约5年南京守备，1431年，皇帝再次命令年已60的郑和七下西洋，先后到达亚非17国，1433年夏回国，两年后，这位卓越的航海家病故。

郑和七下西洋，前后近30年，航程十万里，访问二十几个国家，多次战胜大洋中的惊涛骇浪，表现了中国人民的大无畏的精神，扬我国威，同时也增进了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之间的友谊，促进了明朝与东南亚、西亚和非洲北部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被誉为海上“丝绸之路”，至今，很多地方仍用郑和的名字——三保来命名，如泰国的三保巷、三保庙、三保塔，印度尼西亚的三保垄、三保洞，马来西亚的三保城、三保井等。

12.张煌言正气留乾坤

张煌言，字玄著，号苍水，浙江鄞县人。他少年时曾随父到过北方，亲身体会到敌人铁骑蹂躏下的痛苦，认识到国破家亡的可怕，因而激发了他强烈的爱国热情。当清兵占领他的家乡时，他毅然投笔从戎，开始了长达19年之久的抗清斗争。19年间，他曾率领义军和郑成功的部队联合，转战江淮，攻城陷府，打击清军；他也曾在极端危险、困难的条件下，与敌人拼杀在大别山区；即使在功败垂成之后，他也没有丧失抗清的意志，继续组织新的义军队伍与清军作战，使张煌言的队伍成了最后的一面抗清旗帜。清朝统治者把张煌言看作眼中钉，肉中刺，他们一面调集重兵，围袭义军；一面悬赏通缉张煌言。由于叛徒的出卖，张煌言不幸被捕。

清兵把张煌言带到提督府门前，让他从边门进去，张煌言屹立不动。浙江提督赵廷臣妄图劝降，忙将他从正门请进，并叫人大摆酒席。张煌言昂首厉言说：“父死不能葬，国亡不能救，死有余辜。今日之事，速死而已！”说罢转过身子，不说话也不吃饭。

敌人见劝降不成，便把张煌言打入大牢。在狱中，张煌言思绪万千。他回忆起自己战斗的一生，出生入死，披肝沥胆，虽说屡挫屡起历尽艰辛，但抗清的意志从没衰退，并维持着东南一带的抗清局面。现在国破家亡，自己也成了囚人。他想到持节在匈奴19年的汉代爱国者苏武，并以他自况，提笔赋诗：“苏卿仗汉节，十九岁华迁……所贵一寸丹，可逾金石坚。求仁而得仁，抑又何怨焉！”表明他的爱国之心，坚如金石。他又想到平生最敬佩的二位楷模：南宋抗金民族英雄岳飞，明朝抗瓦剌的英雄于谦，他们都埋葬在自己故乡的土地上，时刻鞭策着自己去战斗，现在自己再不能去杀敌报国了，但要像英雄们那样，保持对国家的忠贞，不惜牺牲生命，将碧血献给国家，想到这里，他又提起笔来写道：

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

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惭将赤手分三席，拟为丹心借一枝。

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属鸱夷。

过了十多天，张煌言被押往杭州。临行之日，宁波好几千百姓，不顾清军的森严戒备到码头送行。面对家乡父老，张煌言先朝北拜了四拜，表示向故国辞行，说：“臣的志向完毕了！”又朝城门拜了四拜，表示向故乡辞别，说：“怪我无能，叫故乡父老白白苦了二十多年，辜负了大家的期望。”说罢，告别乡亲，昂首登船。此情此景，使在场的百姓无不失声痛哭。

张煌言被押到杭州，敌人还想用封官许愿劝他投降，但都被张煌言严词拒绝。他仿效屈原的《离骚》在狱中墙上大书《放歌》一首：

“予生中华兮死则大明，寸丹为重兮七尺为轻……予之浩气兮化为风霆，余之精魂兮化为日星，尚足留纲常于万禩兮，垂节义于千龄！”

1664年农历九月初七，敌人把张煌言杀害于杭州。临刑之时，他昂首挺立，壮烈就义。死后，杭州人民根据他生前：“高坟武穆连忠肃，添得新坟一座无”的愿望，连着岳飞和于谦两座坟墓，安葬在杭州南屏山的荔子峰下。

他的墓前时常有“包麦饭而祭者”，“寒食酒浆，春风纸蝶，岁时浇奠不绝”，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张煌言忠贞不渝的爱国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斗争事迹的敬仰和钦佩。

13.郑成功收复台湾

郑成功（1624—1662），本名森，字大木，福建南安人。从小喜欢读书、爱好练武。后来由于郑成功坚持抗清斗争，深受南明隆武帝器重，赐姓朱，改名成功，所以又号为“国姓爷”。

郑成功曾随父亲郑芝龙参加抗清斗争。郑芝龙降清后，郑成功拒绝了清朝政府的招降，继续举旗抗清。在残酷艰苦的斗争中，郑成功感到，如果不建立坚强可靠的基地，抗清是难以持久的。于是，他决定改变战略，挥师东渡，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1624年，台湾被荷兰殖民者侵占。他们在台湾大肆掠夺，残酷勒索，使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荷兰殖民者为了加强统治，在台湾西南部修建了二个据点台湾城（今安平）和赤嵌城（今台南），并驻军二千多人。

1661年4月21日中午，郑成功率领大军2．5万人，分乘三百五十多艘战船，从金门出发，浩浩荡荡，挥师东进。他们冒着风浪，越过台湾海峡，在澎湖休整几天，准备直取台湾。这时候，有些将士听说西洋人的大炮厉害，有点害怕。郑成功把自己的战船排在前面，鼓励将士说：“荷兰人的红毛火炮没什么可怕的，你们只要跟着我的船前进就是。”4月29日，郑成功的大军利用海水涨潮的时机，驶进鹿耳门，登上台湾岛。

台湾人民听说郑军来到，成群结队推着小车，提水端茶，迎接亲人。在人民的支持下，郑成功的军队包围了赤嵌城。赤嵌的荷军一听有大军攻城，顿时惊慌失色。他们一面向荷军总督告急求援，一面派出240名荷军迎战。郑成功的大军勇猛异常，一举歼敌180人。吓得敌人龟缩城中不敢应战。三天之后，敌军在外无援兵，内无水源，秩序混乱的情况，只好献城投降。郑成功的大军随即直逼荷兰殖民者的另一据点——台湾城。

台湾城是荷兰总督揆一的驻地。整个城池是一座建筑在海堤（鲲身）上的堡垒。城高墙厚，防守严密，并设炮台火器，城防比较坚固，给攻城带来很大困难。郑成功把大军驻扎在附近，一面命令士兵做好攻城准备，一面深入民间，征求当地百姓的支持。他所在之处，“壶浆迎者塞道”，热烈欢迎和支持祖国来的军队。

揆一见大军围城，吓得心惊胆战，他一面偷偷派人去巴达维亚（今爪哇）搬救兵，一面派使者去到郑军大营求和。说只要郑军肯退出台湾，他们宁愿献上十万两白银慰劳。郑成功断然拒绝，并严辞喝道：“台湾本是中国领土，我们要收回这地方是理所当然的事，你们如果赖着不走，就把你们赶出去！”

喝退荷兰使者，郑成功把24门大炮运到阵地上，下令攻城。中国军队勇猛冲杀，但荷军炮火猛烈，一时难以取胜，于是郑成功决定采取筑栅挖壕，长期围城的战略来逼迫敌军。驻爪哇的荷军，闻台湾城被围，立即派了十艘战舰，700多士兵前来救援，也被郑成功的军队打败，退回爪哇。在围困八个月之后，郑成功下令向台湾城发起总攻，一排排大炮猛轰，炮弹雨点般地倾泻到城中，一时火光冲天，城内混乱不堪。荷军一看败局已定，走投无路，只得举起白旗投降。郑成功的军队收复了台湾城，终于把盘踞达38年之久的荷兰殖民者驱逐出台湾。

1662年7月，郑成功因积劳成疾，患了重病。在患病期间，他非常思念祖国的大陆，天天要坐在将台上，面向辽阔的大海，眺望祖国的大陆。病至七天，终于不幸逝世，年仅39岁。

郑成功不畏艰险，驱逐荷兰殖民者，开发台湾的英雄业绩，光耀史册，驰名中外，这位著名的爱国者，永远值得纪念和尊敬。

14.夏完淳怒斥洪承畴

夏完淳（1631—1647），原名夏复，乳名端哥，号存古，松江府华亭县（今上海市松江县）人。夏完淳英才早熟、胆气过人，是一个神童。他五岁读完了“五经”，七岁能诗作文，九岁时已写出了一本叫《代乳集》的诗集。在父辈们的长期熏陶下，夏完淳童年时就关心时事，有敏锐的政治眼光，立下了为国献身的抱负。

夏完淳15岁那年，清兵打到了他的家乡，所到之处，烧杀抢劫。眼看着家乡人民受到清兵残暴的屠杀，他心里像有一团烈火在燃烧，他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父亲和老师组织的义军，并成为一名骨干。不久，由于义军人数太少，战斗失败。父亲不愿当俘虏，投湖自尽了，父亲的殉国，更激起夏完淳坚持抗清的决心。他和老师、岳父一起歃血盟誓，决心战斗到底。他卖了全部家产，奔走于浙江一带，联络反清力量。不幸的是，在清兵的大搜捕中，他被清兵逮捕了，并被押到南京。

到了南京，招抚南方总督军务大学士洪承畴亲自提审。洪承畴知道夏完淳是闻名江南的“神童”，便心怀叵测，诱他投降，借此收买人心。夏完淳见堂上坐的是洪承畴，不由得怒火中烧，昂首挺立，不肯跪下。洪承畴假仁假义地说：“你这个毛头小孩，懂得什么造反事理？还不是误受叛乱之徒的蒙骗，被拉过去的？你要是依了我，归顺大清，管保你前程无量。”夏完淳装着不认识洪承畴，故意高声回道：“你才是个叛乱之徒！我是大明忠臣，怎能说我反叛？我常听人说起我朝‘忠臣’洪亨九（洪承畴字）先生在关外和清军血战而亡，名传天下。我年纪虽小，说到杀身报国，还不甘落在他的后面呢！”洪承畴听后瞠目结舌，不知所措。

洪承畴的左右赶忙出来解围，告诉夏完淳：“本堂正是洪大人。”没料到，夏完淳反而手指洪承畴的鼻子，骂得更凶：“胡说！亨九先生早已为国捐躯，天下人谁不知晓！当时天子亲自哭祭他，满朝群臣都痛哭流涕。你这个无耻叛徒算是什么人，敢冒他的大名来污辱他的‘忠魂’！”夏完淳这一席骂，痛快淋漓，巧妙异常。弄得洪承畴在这位少年英雄面前，脸红一阵，青一阵，坐立不安，虽似有千刀剜肉，万箭刺心，却也不敢还上一句。狼狈退堂，把夏完淳关进了狱中。

南京监狱，阴暗潮湿，臭气熏天，在非人的折磨下，夏完淳仍然豪放如常。他和难友一起饮酒做诗，谈忠说义，根本不把生死放在心上。他在《狱中上母书》中写到：“人生孰无死？贵得死所耳。”“恶梦十七年，报仇在来世。神游天地间，可以无愧矣。”表现了他视死如归的气概。

敌人对夏完淳软硬兼施，都没能使他屈服。最后，把他押到南京西市刑场。面对死亡，夏完淳毫无惧色。他双目炯炯发光，直挺挺地立在刑场上，坚决不肯下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在英雄面前，胆战心惊，在监斩官的再三催促下，才抖抖索索地举起了手中的刀。

少年英雄夏完淳牺牲的时候，还不满17岁。他像烈士壮游那样走向死亡，以其生命的热血谱写了最后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不朽诗篇。

15.史可法血染扬州

公元1644年，清世祖，由叔父多尔衮辅政，乘农民起义军李自成攻破北京明皇崇祯在煤山吊死的混乱时机，大举南进。当年五月初，清军即占领了北京。

消息传到江南，明朝陪都南京的官员，此时大致分为两派，一派以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为代表的爱国大臣；另一派以凤阳总督马士英为代表的卖国官僚。马士英为了便于自己弄权，拥立荒淫的福王朱由崧即皇帝位，建立了历史上称为弘光王朝的南明政权。

公元1645年，弘光二年三月，清军击溃了农民起义军李、自成后，又大举南进，于4月17日对扬州采取了包围的攻势。

正直有为忠贞爱国的大臣史可法，被投降派马士英之流从南京排挤到扬州督师。当清军进逼扬州时，史可法立即发出紧急命令，要各镇派兵救援扬州。但是那些不顾国家安危的将官只谋私利，不顾大局，竟没有一个听命令而来的。史可法只能率领本城军民，构筑工事，做迎战准备。

4月18日扬州陷入了被清军层层包围的孤立无援的态势。

南下清军的统帅是清摄政王多尔衮的兄弟定国大将军豫王多铎。他为了不战而成大功，进而利用史可法的威望收服江南，就叫明朝降将李遇春，拿着招降书去劝诱史可法投降。

李遇春来到城下，见史可法威风凛凛站在敌楼上，怒目向着自己，先就气馁了三分。他不敢下马，双脚踩着镫子，拱手作揖道：“史督师在上，恕末将甲胄（zhòu）在身，不能全礼！”史可法嘲问道：“我是大明朝的督师，请问，你又是那一朝的‘末将’？”李遇春臊红了面皮，定了定神说：“督师忠义大名闻于华夏，都得不到朝廷信任，死又何益？还不如协助大清朝取天下……”“无耻！”史可法大怒，从腰间摘下宝雕弓、抽出狼牙箭，搭上弦，李遇春大惊失色，把马缰一提，抱头鼠窜而去。

多铎见劝降不济事，又强迫当地乡民拿着劝降书，进城去见史可法。史可法拆都不拆，弃之护城河里。

多铎不死心，又接二连三地写劝降书，史可法仍是一看也不看，连着五次，把劝降书扔进护城河。

扬州城中有一个总兵官和一个监军，在清军诱降下发生了动摇。第二天夜里跑到史可法住处，惴惴地说：“明朝大势已去，我们不如投降清军吧！”史可法微微冷笑，声严厉色地说：“我早已准备好死在扬州，要我投降休想！”那总兵和监军连夜溜出城门，投降了清军。

史可法对投降变节分子，十分鄙视，自己早已做好了一死的决心，并给母亲、妻子写好了遗书。

总兵和监军投降后，扬州城中军心发生动摇，史可法传令全体官兵，向大家讲话：“这几天军情紧急，扬州是江北的重镇，如有差失，南京很难保住。我切望将士们一致努力，不分昼夜，严密防守。倘有人造谣生事，惑乱人心，一定按军法治罪！”

史可法心中又急又难过。想到军心涣散，扬州难守，南京势急，国家危亡，不禁热泪夺眶而出，放声痛哭……听着史可法痛切的哭声，将士们无不受感动，再也不能沉默，不约而同地喊道：“我们一定尽力守城！”

史可法拭去眼泪，向大家行礼致敬，当众下令，把军队分成三部分，一部分迎战，一部分守城，一部分巡查；并宣布了临阵军令：

“上阵如不利，退守城防；守城不利，展开巷战；巷战如不利，短兵相接；短接如不利，为国自尽！”

在史可法的指挥鼓舞下，壮烈的扬州保卫战开始了。

4月22日，清军开始攻城。明军出城交战失利，退守城内。清军用大炮轰射，把城墙上部打开了好些缺口。史可法命人用大沙袋堵住缺口，继续战斗。鏖战一整天，清军死伤了几千人。

清军自从一年前入关以来，所到之处，很少遇有像扬州军民这么坚强抵抗的，更没有一个封疆大吏和城池共过存亡。多铎对扬州军民和史可法恨到极点，连续三天攻城不克，于4月25日对扬州发动了疯狂的总攻击。

扬州各处城门，以西城受到的攻击最厉害，史可法就亲自在这里防守。清军集中大炮向城墙的西北角轰击，终于打开了一个大缺口。大队清军士兵，就从这个缺口洪水一般涌进了扬州城。

史可法见扬州城已被攻破，悲愤不已，拔出宝剑朝脖子上抹去。在他身边的史德威等人，连忙抱住他的身子，夺下手中宝剑。史可法已为剑刃所伤，战袍溅满了鲜血。他严厉地对史德威说：“我命令你把我杀死！”史德威知道，史可法不愿被俘受辱，决心以死殉国，所以这么下命令；但他又怎忍心杀死敬爱的督师呢？他和几十个士兵一起，簇拥着史可法走下城墙，打算从东门逃出，再图后举。

这时，清军已进扬州中心，明军将士和百姓正同清军展开巷战，许多人在短兵相接的格斗中牺牲。史可法等还没走到东门，就有一队清兵迎头挡住了他们的去路。既然到了清兵面前，他挺身而出，大声疾呼：“史可法在此！”清兵听了大吃一惊，上前捉住了他，送到多铎那里。

多铎见了史可法，不敢怠慢，恭敬地说：“前些天我曾三次致书给先生，都没得到回答，如今先生为明朝尽到了忠义，我想请先生替大清朝收拾江南。先生如能俯允，必当授以重任！”

史可法听了大怒，义正词严地斥道：“我是大明朝臣子，岂可苟且偷生，作万世罪人！我头可断，志不可屈，愿速速就死！”

多铎已知徒费口舌，终于露出了狰狞的嘴脸，却又假惺惺地对史可法说：“你既然是忠臣，我就杀了你，成全你的名节吧！”

“与扬州共存亡，是我早已决定的志愿，纵然劈尸万断，我也甘之如饴。但是扬州百万生灵，你们不可杀戮！”

就是在生命最后一刻，这位爱国先辈还拳拳怀念着祖国，深切眷恋着人民！

扬州城被攻破时，都督刘肇基带领残部四百来人和全城人民一起与清军巷战，直到矢尽力绝，没有一个投降的。多铎痛恨扬州人民英勇抵抗，下令屠城十天。在战斗中牺牲和屠刀下丧生的扬州人民，总计有八十万之多，这就是历史上称为“扬州十日”的惨酷事件。

史可法就义后，有人企图寻找他的遗体，但由于扬州经过大屠杀，城里大街小巷死尸狼藉，加上天气蒸热，尸体已腐烂不可辨认。第二年清明节，人们把史可法生前穿的衣袍，葬在扬州门外梅花岭，这就是现在还时时有人去那儿凭吊忠魂的史可法衣冠冢（zhǒng）。

16.萨布素抗击沙俄侵略

在清朝康熙年间，有一位率军英勇抗击沙俄侵略者的满族将军，名叫萨布素，以其赫赫战功赢得了人民的尊敬，成为我国历史上杰出的爱国民族英雄。

萨布素是满洲镶黄旗人，随先人到吉林落户。公元1677年，康熙皇帝派内大臣率人到长白山瞻礼，来到吉林后，驻守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的将军巴海命令萨布素带领二百多名士兵给他们做向导。萨布素事先做了充分准备，带了三个月的粮食给养，跋山涉水，领着瞻礼队伍顺利到达长白山，完成了瞻礼的活动，圆满地回来了。由于萨布素在完成这次重要使命中表现出非凡的勇气与才能，第二年被任命为宁古塔副都统。

当时，沙俄侵略者一直想侵入富饶的中国，掠夺土地和财富。他们几次派遣远征军，窜入我国黑龙江境内，肆无忌惮地烧杀抢掠。这些无人性的野蛮兽兵，居然吃中国人。仅1643年冬天，他们就在黑龙江吃了五十个中国人。这种禽兽不如的暴行，激起了我北方边境人民的强烈愤怒，自发起来进行保家卫国的斗争，曾给这些兽兵以有力的打击。但是，沙俄侵略者依仗自己的武力，仍然贼心不死，居然侵入黑龙江，强占了雅克萨城（在今漠河东、呼玛西北的黑龙江北岸），并在那里建设军事基地，从这里出兵继续侵占掠夺我国黑龙江流域的广袤土地。

鉴于沙俄侵略者的气焰越来越嚣张，清朝政府多次照会沙俄政府，要他们赶快悬崖勒马，停止侵略行为。但沙俄方面对此置若罔闻，继续蚕食我领土、掳掠我资财。当地人民义愤填膺，纷纷要求清朝政府派兵把侵略者赶回老家去。

面对这种严峻局面，清朝政府决定派兵打击沙俄侵略者。于是，萨布素被委以重任，率兵反击侵略者。萨布素亲临雅克萨附近勘察该城形势，疏通了从乌苏里到黑龙江以及通往宁古塔的水陆交通线路，选定有利地形，在呼玛等地修筑木城，屯兵一千五百多，建造大炮战船，严守边防。后来，萨布素晋升为黑龙江将军，他进一步在驻防地区囤垦耕种，补充战备物资，随时准备打击进犯之敌，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献身精神。不久，一支沙俄侵略军从雅克萨开出，企图窜犯我黑龙江下游地带。萨布素马上带兵迎敌，通过激烈战斗，全俘侵略军，取得了重大胜利。

为了进一步打击敌人，1685年萨布素统率几路兵马合力攻打雅克萨城。当地人民闻讯，主动支援攻城部队，达斡尔族有五百多人参加作战。6月份，大队人马开到雅克萨城下，萨布素命令城内沙俄军队赶快撤出雅克萨，可守城的沙俄将领托尔布津拒不从命。于是，萨布素率领清军先消灭了前来增援雅克萨的敌兵，然后集中炮火向该城猛烈轰击，使守城俄军伤亡严重，最后连招架之力都没有了。在走投无路之际，托尔布津派使者向清军求和。清军同意他们投降，放他们退回尼布楚，并把雅克萨城炸毁轰平，胜利返回驻地。

清军走后不久，沙俄侵略者卷土重来，又占领了雅克萨，那个侵略军头目托尔布津也重返这里，指挥俄军又一次筑起土城，继续与我国为敌。

萨布素得知这一消息，决定再次发兵攻打雅克萨。他根据雅克萨靠江的地形特点，派兵在不靠江的三面挖掘战壕，筑起堡垒长围。又修造兵船开往雅克萨江面，形成四面包围之态势。然后从四面猛烈攻城，把守城的七百多俄国侵略军打死了六百多人，俄军头目托尔布津也在这次战斗中丧了命。沙俄政府见侵略中国的企图无法得逞，只好接受清朝政府提出的通过谈判解决中俄边界问题的建议，派出使者到中国要求谈判议定边界，并请求清军不再围攻雅克萨城。清朝政府同意进行谈判，并下令解了雅克萨之围，让那一百多个没死的沙俄兵活着撤了回去。

当时，在中国西部的蒙古族部落准噶尔的首领噶尔丹，一再勾结沙俄发动叛乱，成为一大祸患。萨布素为了安边卫国，提出一系列防御叛乱的措施，得到清朝政府同意。1696年，康熙皇帝亲自出征，要彻底平定噶尔丹的叛乱，解除边界威胁。他命令萨布素统率一部分兵力从东路出发，配合他的主力部队打击噶尔丹叛兵。在几路人马合力围歼下，噶尔丹的叛乱终于被基本平息，使西北边境重新安宁了。

萨布素不仅长于武功，而且重视教育。他首先倡导在墨尔根（今黑龙江嫩江）建立学校，招收各民族儿童入学，培养有知识的人才。他顽强抵抗侵略者的爱国思想行为，一直受到广大军民的赞扬。

17.林则徐虎门销烟

林则徐(1785—1850)，字元抚，号少穆，1785年8月30日出生于福建侯宫(今福州市)一个较贫寒的家庭。

林则徐26岁考中进士后，先后在北京和外省担任官吏。他体察民情，惩办贪官污吏，治理江河，兴修水利，“一时贤名满天下”。他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派人去澳门了解西方国家的动态，购买西方的书报，组织人力进行翻译，编译出《四洲志》等书籍。因而被称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致使他成为鸦片战争中的风云人物。

鸦片又叫大烟，可以作为药材少量使用，又是一种极容易上瘾的毒品。长期吸它，就会使人精神萎靡，骨瘦如柴。英国殖民者为了获得高额利润，向中国大量倾销鸦片，以此来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1838年贩运到中国的鸦片达四万多箱。鸦片的泛滥，无情地毒害人们的肌体，使大量的白银外流，在当时已成为一个威胁民族生存的严重问题。中华民族处在危难之中。

目睹烟毒泛滥，林则徐忧心如焚。他在给道光皇帝的奏章中，痛陈鸦片危害的严重性；“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林则徐应召到京后，向道光皇帝申述了自己的禁烟主张和准备采取的措施。道光皇帝采纳了他的主张，任命他为钦差大臣，去广东查禁鸦片。

1839年3月，林则徐到达广州后，立即和邓廷桢、关天培商定加强防务；号召揭发烟犯的贩毒情况；下令查封广州所有的烟馆；逮捕61名勾结洋人的重要烟贩；勒令外国商人三天内全部缴出所存鸦片，并写下“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的书面保证。林则徐毅然表示：“若鸦片一日不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

在英国驻中国商务监督查理·义律的指使下，英国烟贩用搪塞手段敷衍，只肯交出一千多箱鸦片，并虚伪地表示不再进行鸦片交易，妄图蒙混过关。林则徐没有被英国侵略者这种狡猾的伎俩所欺骗，他已查出停泊在零丁洋面上22艘英国鸦片趸船，每艘囤集的鸦片都在一千箱以上。林则徐下令传讯拒不缴烟、还阻挠别人缴烟的英国大鸦片贩子颠地。颠地在查理·义律的庇护下，连夜惊慌逃跑，在中途被愤怒的群众抓回来，义律见蒙混不成，竟以武力相威胁，命令零丁洋面的鸦片趸船开走，摆出战争的姿态。林则徐无所畏惧，果断地命令水师炮舰游弋沿海，截住了英国的鸦片趸船；派兵封锁洋人商馆，撤退商馆中受外商雇用的全部中国人员，断绝对外商的一切贸易和供应。外国商人蜷缩在商馆里，连饮水和食品都发生了困难。三天之后，义律终于低下了头，无可奈何地缴出所有鸦片。连同美国商人缴出的鸦片，共计两万箱又两千多袋，总重230多万斤，价值800多万两白银。

1839年6月3日，晴空万里，虎门海滩庄严热闹。林则徐登上虎门海滩的礼台、亲自主持销烟。两座十五丈见方的大池里，先后倒入海盐和鸦片，鸦片被盐卤泡透后，再抛下石灰。顿时，池水沸腾，烟雾翻卷，不久，通海的涵闸被打开，满池子被销毁的鸦片渣沫泻进了茫茫大海。成千上万围观的人群里，迸发出一阵又一阵欢呼声，远胜过虎门的海涛。

虎门销烟，历时23天，震惊中外，揭开了中国人民近百年来反侵略斗争的帷幕。

1840年6月，恼羞成怒的英国侵略者出动军舰、运输船40多艘。士兵4000多人，陆续开到广州附近海面，悍然发动了鸦片战争。林则徐立即组织广州军民奋勇抵抗，他号召：“如英夷兵船一进内河，许以人人持刀痛杀。”水勇出其不意地烧毁敌舰、群众在外岛水源投放毒药，英军只能困守海上，不敢进犯内河，企图侵占广州的计划终于成为泡影。

英国侵略军见无隙可乘，便沿海北上，于1842年攻破吴淞、闯进长江、直逼南京。腐败无能的清朝统治者苟且偷安，屈膝求和，同英国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

鸦片战争失败后，清王朝竟归罪于林则徐，将他撤职查办，又充军到新疆。三年后才被赦回，并委以陕西巡抚，云贵总督等职。1850年，林则徐因病逝世，终年65岁。

林则徐虎门销烟，书写下中国近代反侵略斗争的壮丽篇章，它庄严地向世界宣布：中国人民是不可侮的。

18.关天培保卫虎门

一百多年前，著名的爱国将领关天培，为了守好祖国的南大门——虎门要塞，顽强地同英国侵略军奋力拼杀，用生命谱写出一曲爱国主义的悲歌。

关天培，字仲因，号滋圃，1780年出生于一个行伍家庭。他年轻时喜欢阅读历史书和故事，钦佩为国捐躯的英雄。又见我国国防薄弱，于是，决心弃文习武、投笔从戎。他骑马射箭，练就一身好本领，还苦读《孙子兵法》，研究军火制造。23岁那年考取武庠(当时的军事学校)生。以后因他办事认真，懂军事，多次被提升，1834年晋升为广东水师提督。

当时，广东沿海防务松懈，炮台年久失修，英国军舰公然闯入内河，直抵广州黄埔。关天培到任后，立即亲自到广州的天然屏障珠江口的虎门，检查防务，采取各种措施增强防守能力。他亲自在虎门测量海口的宽窄，水位的深浅，并试了大炮的射程，以确定炮位；添铸七八千斤的重炮40门，分配到各炮台使用；在通向内河的江面上设置一道道木排、暗桩和每条长约320丈的大铁链8条，以防止敌舰闯入内河；关天培整顿水师，增添了巡洋兵船和兵丁，亲自督促水师操练。在关天培的努力下，虎门的防务力量增强了，为后来的禁烟运动提供了坚强的军事后盾。

1839年初，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来广东主持查禁鸦片走私。关天培成了林则徐的得力助手。虎门销烟后不久，英国侵略军就多次出动兵船，在广东沿海进行武装挑衅。1839年11月3日，关天培率水师船在穿鼻洋面巡视，遭到两艘英国兵船的袭击，不幸受伤，但他仍持腰刀挺立桅前，率领水师英勇还击。交战两小时，敌船被打得帆斜旗落，狼狈逃走。

1840年6月，鸦片战争正式开始。英舰40艘在广东海面集结，封锁珠江口。英国侵略军多次企图从这里攻入，但壁垒森严的虎门，使它胆战心惊、望而却步。

英国侵略者在广东不能得手，便沿海向北进犯。同年8月，英国兵舰开到天津，向清政府递交照会，进行威胁。腐败的清政府被英国的船坚炮利所吓倒，把战争起因归罪于禁烟。昏庸的道光皇帝撤职查办了林则徐，任命投降派琦善为钦差大臣。”

琦善到广州后，为了讨好侵略者，下令拆除了木排铁链和暗桩，裁减兵船三分之二，全部遣散了招募来的水勇，还允许英国人察看地形，探测内河，关天培多年经营的防御设施遭到了严重破坏。为了求得侵略者退兵，琦善一一承诺了英方提出的条件，助长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1841年1月，英军20余艘军舰乘虚向虎门发动突然进攻。虎门外的沙角、大角两炮台只有守军600多人，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奋起抵抗，最后全部牺牲。2月，英军又乘机进攻虎门。驻守虎门只有400将士，形势十分危急。关天培向琦善多次告急，请求派兵援助。琦善虽握有数万大军，却坐视不救，导致关天培孤军奋战。关天培冒着炮火，登上靖远炮台，大声激励将士，众官兵斗志昂扬，奋力炮击英军。15门大炮排列在炮台上，装足火药。当敌船靠近时，关天培一声令下，顿时，海水沸扬，敌舰有的被击沉，有的被击伤。登岸的敌人也纷纷被歼，尸体遍布滩头。26日下午两点多钟，南风大作，英军乘风开炮猛攻靖远炮台，弹片四溅，沙石乱飞，守军死伤大半。关天培负伤多处，仍镇定指挥，还代替牺牲的炮手，亲自燃放大炮。残余的守军齐心合力，沉着应战。但突然大雨倾盆，大炮火门透水、失去作用。战斗坚持到傍晚，炮台被围。英军在炮火掩护下攻上炮台。关天培身负重伤，血透衣甲。他挥舞佩刀，把冲上炮台的敌人劈了下去。忽然从背后飞来一发炮弹，弹片穿过了他的胸膛，因伤重力竭，壮烈牺牲。镇守虎门的400名将士也全部壮烈牺牲。

19.洪秀全金田起义

19世纪中叶，灾难深重的中国内忧外患，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太平天国运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猝然暴发，以其磅礴的革命气势，席卷十八省，历时十四年，沉重地打击了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太平天国的缔造者就是伟大的爱国者洪秀全。

洪秀全，1814年出生在广东花县福源水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他长得面宽额高，天资聪慧，勤奋好学。洪秀全七岁进私塾念书，除读四书五经外，还自学一些历史、地理书籍。16岁因家贫辍学，在家随父兄种田。18岁那年，担任本村塾师。1828年至1838年间，洪秀全曾三次去广州参加科举考试，由于他出身低贱，每次都是名落孙山。十年苦读，竟连一个秀才都没有考取。这一沉重打击，使他那求取功名，为国建功立业的希望破灭了。他非常失望和痛苦。

洪秀全长期生活在广东农村，对封建统治的腐败、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广大贫苦农民的疾苦，都有较深的了解；林则徐在广东开展的禁烟运动、天地会的反清武装斗争，对洪秀全的思想有很大影响。从个人的遭遇，联想到满目疮痍的祖国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这一切，不能不激起洪秀全的反抗思想。他毅然抛弃了科举仕途的幻想，开始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走上了反清的革命道路。

一天，洪秀全偶然看到早年在广州一位传教士送的《劝世良言》。这是一部长达九万字的基督教布道书，当时被他漫不经心地放进书箱。这次看到，洪秀全认真地读起来，并从中受到一些启发。他决定宣传《劝世良言》中的“独一真神唯上帝”的观点，作为向封建意识形态和封建势力斗争的武器，以实现“太平统一”的理想世界。1843年，洪秀全与洪仁玕、冯云山等人，成立了“拜上帝会”，创建了革命的组织。此后，他们四出联络，宣传革命宗旨，许多贫苦农民纷纷入会。洪秀全经过实践，认识到要发动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仅凭《劝世良言》的宗教教义是远远不够的。他开始认真探索革命理论。洪秀全倾注全部心血，耗时两年多，相继写出《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名篇，号召人们起来同封建王朝作斗争。这些著作奠定了太平天国革命的思想基础。

1847年，洪秀全去广西去找冯云山。冯云山积极活动在广西桂平县紫荆山地区，已把拜上帝会的会员发展到数千人。洪秀全喜出望外。他与冯云山以紫荆山区为主要基地，大力宣传，把活动范围推向紫荆山区四周的州县，很快形成五大块基地。

1849年前后，广西连年发生饥荒，天地会纷纷起义。“拜上帝会”的威望一天天上升，紫荆山区洋溢着反清的战斗气氛。革命时机也逐渐成熟。洪秀全当机立断，于1850年七月发布动员令，号召各地会员11月4日到桂平县金田村“团营”，也就是整编队伍，准备起义。几个月时间，先后聚集会员一万多人，洪秀全把会员按军事编制组织起来，进行军事训练，建成一支农民革命武装。当地的反动派极为恐慌，两次派清兵赶来清剿。洪秀全指挥会员两次大败清兵。

在1851年1月，洪秀全38岁生日这天，金田村里，战旗飘飘，刀枪闪闪。在会员的簇拥下，洪秀全身穿长袍，手按利剑，庄严宣告起义，定国号为太平天国，起义军称太平军。这就是轰动中外的金田起义。

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太平军一路势如破竹，革命主张深入人心，洪秀全振臂一呼，八方响应。金田起义给清政府以沉重打击，给劳苦大众带来了希望，使黑暗的中国现出了一线曙光。

20.邓世昌视死如归

邓世昌(1849—1894)，字正卿，广东番禺人，1849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少年时代就有远大志向，憎恨外国侵略者，立志报国。

在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邓世昌历任海东云、振威、镇北、扬威等舰管带(舰长)。1880年和1887年，他先后两次被派赴英国，接带新舰回国，归途中，他不依靠洋员，自己监视和指挥行船，一路操演海战战术，每天变阵好多次，“时而操火险，时而操水险，时作备攻状，时作攻敌计。”各舰官兵得到了很好的锻炼。为近代中国海军的建设，作出巨大的贡献。

1894年8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9月16日，邓世昌所在的北洋海军舰队护送运兵船到大东沟(鸭绿江口)。任务完成后，17日上午、舰队正准备返航，突然发现远处黄海海面出现柱状薄烟，经瞭望发现是悬挂美国国旗的舰队，向北洋舰队疾驶而来。这个舰队渐渐靠近时，突然降下美国国旗、升起日本国旗，并向北洋舰队发动进攻。海军提督丁汝昌下令迎战。

战斗开始了。海面上炮声隆隆，硝烟弥漫，海面像一锅开水一样沸腾起来。邓世昌以顽强不屈的战斗精神，指挥着致远号军舰，冲锋陷阵，纵横海上。当日本吉野等四舰正驶到中国旗舰定远号前方，向定远号进逼时，为保护旗舰，邓世昌指挥致远号开足马力，驶在定远号之前，迎战敌舰。致远号陷于四艘敌舰的包围之中，仍然毫不退缩，猛冲猛打。在激烈的战斗中，邓世昌发现敌先锋舰吉野号来回逞凶，横行无忌，认为只有击沉此舰，挫其锐气、方能取胜。于是，邓世昌便要求经远、济远等舰向他靠拢、集中火力、共同对付吉野号。但济远号管带方伯谦贪生怕死、临阵脱逃。只有经远号管带林永升马上指挥军舰靠拢，致远号和经远号两舰齐心协力、给吉野号以重创。但狡猾的吉野号司令官集中炮火，专攻经远号。经远号中炮起火，船身下沉，林永升和全舰官兵壮烈牺牲。致远号全体官兵目睹这悲壮场景，个个义愤填膺，海面上回荡着为牺牲的兄弟报仇的呼喊声。邓世昌命令各炮位一齐向吉野开火。不料，炮弹都不发火。原来，海军经费都被慈禧太后用于修建颐和园去了，炮弹里没有火药，里面装的全是沙土。水兵们只有拿起步枪向敌人射击。这时，在数艘敌舰的围攻下，致远号舰身受伤，甲板上着了火，已濒临绝境。在这危急关头，邓世昌激励将士说“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他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跨上舰桥，他紧握着舵轮，驾驶着已严重倾斜的致远号，像一条火龙，在弹雨中，迅速向吉野号撞去，致远号的水兵们在甲板上朝着祖国的方向，跪下告别，他们决心与吉野号同归于尽。中华健儿的爱国壮举，吓坏了吉野号上的日本官兵，顿时乱作一团，纷纷跳水逃命，吉野号上的日本司令官手足无措，急得团团乱转。眼看致远号就要撞上吉野，不幸的事情发生了。致远号被日军的鱼雷击中，锅炉爆炸，舰身倾斜，军舰向海底沉去。在军舰将要完全沉没时，随从刘忠递给他救生圈，他坚决不接，慷慨地说：“事已至此，誓不独生，”说罢，邓世昌同全舰250名将士，护卫着军舰和舰旗，慷慨从容地沉没在万顷波涛之中。

邓世昌忠贞尽职，视死如归，舍生取义的壮举，永远激励着后人，发人深思，催人奋进。

21.丁汝昌御外侮以身殉国

丁汝昌(1836—1895)，原名先达，字禹廷，号次章，安徽庐江县丁家坎村人。清末海军将领，曾任北洋海军提督、总兵尚书等职。

丁汝昌天资聪慧，胸怀奇志。

1888年，北洋舰队成立，他被授予海军提督。1894年赏加尚书。

1894年7月，日本未经宣战，便向中国开炮，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作为北洋海军提督、尚书的丁汝昌，积极主战。黄海战中，丁汝昌身先士卒，身受重伤，仍坐在甲板上指挥战斗。在他的激励下，士气大振，终于击退了日军舰队。威海之战中，丁汝昌亲自登舰指挥，不但迎头痛击袭来的日军舰船，还发炮支援南岸守军，击毙了日军陆军少将大寺安纯。威海之战前夕，日军海军中将伊东祐亨，深知丁汝昌的厉害，就写信劝他投降。丁汝昌将信撕得粉碎，投向大海，骂道：“见他妈鬼去吧！你错看了我丁某。头可断，志不可屈，国不可辱。今天只有一死，来尽忠臣之职！”他上书李鸿章道：“我一定要战斗到船尽没，人皆亡而后已！”并且叮嘱说：“我身已许国，万望勿以我为念！”敌军再次劝降，他仍严词拒绝。于是，敌人勾结军中的民族败类，用武力威逼，他怒斥道：“你们想让我投降吗？除非是立即杀了我。我命不足惜！”后来，得知陆上援军已无望，丁汝昌召集了各舰管带和船员会议，发出最后号召：“同仇敌忾，与敌人决一死战。鼓足力量，拼死突围！”但是，遭到船员的反对。丁汝昌知大势已去，想派人用水雷炸沉北洋海军的主舰镇远号，没有人响应。事已至此，丁汝昌知道败局已无力挽回，于是，“速将提督印截角作废”，以防有人盗印降敌。于1895年2月11日在刘公岛自杀殉国。

丁汝昌御外侮宁死不屈的精神，是中华民族光辉形象的写照。它向全世界人民宣告：中华民族不可辱！北洋海军虽以失败而告终，但在世界反侵略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

22.徐骧五经转战抗敌寇

徐骧(？—1895)，台湾苗栗人，台湾抗日义军领袖，中国近代杰出的爱国者。

徐骧原是文秀才，但酷爱习武。他生在农村，与农民有深厚感情，同情农民疾苦。常用仅有的种田所得，周济贫苦的农民。

1895年，日本强迫清政府割让了台湾和附属岛屿，日军在台北登陆。台湾人民义愤填膺，奋起反抗，推举黑旗军刘永福为抗日领袖。

可是，黑旗军只有几千人，怎能扭转危急形势呢？徐骧挺身而出，召集乡民们说：“我们虽然把台湾的抗日重任托于刘公，但刘公孤立无援。我们应该组织起来，人自为战，家自为守，誓与我台湾岛同生死，共存亡！”激昂慷慨的言词，感动了大家。会一散，各乡就选派了壮丁，组成民团，推举徐骧为团长。从此，徐骧同台湾人民五经转战抗日寇。

6月，刘永福派徐骧去援助新竹守将杨紫云。6月的竹林，枝繁叶茂。徐骧令义军身着竹叶装，头戴竹叶帽，潜于竹林中。敌人走进竹林，徐骧一声令下，杀声四起。敌出不意，锐气顿减。义军以一当十，越战越勇，敌终告败，死伤无数，俘虏百余人。竹林战告捷。

8月，日军进犯大甲溪，徐骧和黑旗军守将吴彭年布好埋伏。日军刚渡过溪水，吴彭年伏兵发起攻击。日军见势，连忙后撤渡河。刚渡一半，徐骧伏兵喊杀着截了过来。日军大乱，纷纷溺水，死亡不计其数。溪水战告捷。

这时，徐骧的家乡苗栗已经沦陷，有人说：“赶快设法寻找家属吧！”他说：“国破家何在！台湾不沦陷，家属何愁找不着！家乡已沦陷，还谈什么寻家属！”

日军向彰化进犯。吴彭年、徐骧据守八卦山。敌人收买汉奸，从小路爬上山顶，黑旗军、义军同敌人展开了白刃战，击毙敌人一千多人，少将山根信成当场毙命。山战告捷。

10月，日军又向台南嘉义进攻，徐骧和守将王德标挖掘了地道，装上地雷群，直达敌人营下。半夜时分，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敌营升天。炸死敌人七百多人，日军近卫师团长北白川宫能久重伤后殒命。地道战告捷。

日军不断增援，而黑旗军和义军粮饷弹药缺乏，处境越来越困难。徐骧和王德标退守曾文溪，动员了高山族壮士参战。日寇猛攻，王德标战死。徐骧身受重伤，仍指挥战斗。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震臂高喊：“大丈夫为国捐躯，死而无憾！”军民共战失败。

台湾，虽落入日军手中，但徐骧等爱国志士的英雄气概，始终鼓舞着台湾人民对侵略者的反抗。

23.寇连材爱国忧民

太监，即宦官，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专门侍奉皇帝及其亲属的被阉的男子，由于得到一些皇帝的宠幸，历代的太监中出了不少揽权骄纵、欺上压下、胡作非为的奸臣，为大家所痛恨和唾弃。例如，明朝太监魏忠贤和清朝太监李莲英，由于做了许多坏事，一直被人们痛骂。但是，太监中也出现过一些正直善良的好人，清朝太监寇连材，由于深明大义，忧国忧民，反对慈禧太后的丧权辱国丑行，就一直被人民所称颂，实属鹤立鸡群，难能可贵。

寇连材(1868—1896)是北京昌平人，出生在农村，为人耿直，也读过几年书。少年时就结了婚，生了三个孩子。由于人口多，家庭生活越来越贫困。他的父亲寇士通，因与财主打官司，被财主买通官府倒打一耙，惨遭失败，在绝望之中含恨死去。这时寇连材刚二十三岁，家里生活已经难以维持。走投无路之际，跑到北京寻找出路，经一个太监介绍，被阉后进了清朝皇宫，为慈禧太后梳头。由于他聪明能干，做事精细谨慎，颇得慈禧喜爱，待遇十分优厚，生活是大大好转了。

当时光绪名义上是清朝皇帝，实际上处处受到慈禧控制，成了名副其实的傀儡。慈禧对寇连材十分信任，派他到光绪那里去当差，侍奉皇上，其实慈禧要他监视光绪的言论行动。寇连材从小就有正义感，对慈禧大权独揽，卖国求荣的可耻行为很不满意，同情光绪的不幸处境，支持光绪希望维新变法的想法，所以，他不仅不把光绪的言行密报慈禧，反而常将慈禧胡作非为的事情告诉光绪。后来，寇连材又奉命回到慈禧的身边当差，进一步看到了慈禧的种种丑恶行为，心中更加不满，几次向慈禧劝谏，遭到呵斥，这使寇连材更加忧心如焚。

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军连连败绩，慈禧卑躬屈膝，命清政府与日本在1895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的主权进一步落到了日本侵略者手里。康有为、梁启超发起“公车上书”，反对将台湾、澎湖割让给日本，提倡变法维新，得到光绪皇帝支持。以慈禧为首的顽固保守派却不肯刷新政治，一味搜刮和向外国举债，以交付赔款和供自己享乐。寇连材进一步看清了国家处于内忧外患夹击的危急之中。强烈的爱国心驱使他下决心向慈禧以死进谏。光绪二十二年(1896)二月初十早上，他跪在慈禧床前哭泣，惊醒了西太后。慈禧大怒，问他为什么哭，寇连材流着泪说：“国家已如此危险，老佛爷即使不替祖宗打算，也该为自己想想，怎么还忍心玩耍，不怕发生变乱吗？”慈禧以为他在胡言乱语，把他骂了出去。

口谏不成，寇连材下决心书谏。他请了五天假，回到家乡与亲人们诀别，并拿出中记事册一本，交给小弟弟保存。回到宫里后，他把平时的积蓄都分给了小太监们。在二月十五日，把他早已写好的奏折交给慈禧太后。这个奏折共有十条内容，其中包括：请太后不要揽政权，归政于光绪；不要修圆明园幽禁光绪；批评慈禧不顾京师特大水灾，擅自动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以致海防空虚引来日本人侵略；应赎回被日本占领的台湾，宁可赔款，不可割地；不宜去掉忠直之臣而专用阿谀奉承之人；皇帝没有后嗣，请择天下之贤者立为皇太子；……这些内容，充满忧国忧民之情，条条切中时弊。都是当时许多人决不敢说的话。寇连材居然写进奏折直接送给慈禧，可见他抱定了一死的决心。

慈禧看过奏折，立刻暴怒，把寇连材叫来责问。慈禧起先怀疑奏折是寇连材受别人指使写的，寇连材光明磊落地说是他自己写的，与别人无关。慈禧还不相信，听他背一遍，寇连材果然从头至尾背了一遍。慈禧没有想到寇连材会写出这样一个直接指责自己的折子，不禁怒火中烧，以“内监言事者斩”的朝例，加上“私通宫外，泄露宫内事”的罪名，下令把寇连材交刑部立即正法，别人求情也不听。

二月十七日，寇连材被押到北京菜市口刑场处决。临刑前，寇连材神色镇静，整了整衣冠和襟领，朝宫殿拜了九拜，又向远方的父母叩了头，坦然地说：“如此足千古了！”围观的群众无不为寇连材爱国忧民、舍生取义的壮烈行动所感动。

24.大刀小王五的爱国心

清代末年的中华民族爱国志士谭嗣同，在被拘的监牢里，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壮烈诗篇《狱中题壁》：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诗中所说的“两昆仑”，一是指康有为，一是指大刀小王五。

提起大刀小王五，在当时的北京城里是赫赫有名的。北京城里有几家镖局，在镖局里当保镖的人，都是有武艺的人，他们受雇于钱势显赫的豪门贵族或巨富商贾之家，负责保护这些有钱有势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大刀小王五就是北京前门外顺兴镖局的掌柜。

大刀小王五是北京本地人，从小身世清苦。他原姓白，名正谊，字子宾。父亲很早就去世了，留下他和母弟二人，靠母亲做针线活苦度光阴。八岁那年，母亲也溘然长逝，只剩下兄弟俩相依为命，沿街乞讨要一口饭吃。当时顺兴镖局的掌柜叫王五，见白正谊孤苦伶仃，与妻子商量后，收养了他，并改姓王。由于白正谊聪明能干，身手灵活，在王五指点下学习武艺进步很快，深得王五夫妇钟爱。白正谊19岁那年，王五夫妇招赘他做了自家女婿。不久，王五夫妇相继离开人世，白正谊接替王五，当上了顺兴镖局掌柜，人称小王五。因他善使大刀，又叫大刀小王五。

小王五虽是镖局的掌柜和镖客，主要为官府押运各省进贡的钱粮，但他从小有一副侠义心肠，对官场的昏庸腐朽十分不满，常与打劫官府钱财的绿林好汉里应外合，夺取贪官污吏的不义之财，赈济平民。官厅衙门几次要拘捕他，都被他巧妙地逃脱；而他在江湖上的名声，反而越来越大。

当时，帝国主义列强更加疯狂地侵略中国，而腐败的清朝政府却一味妥协投降。各地民众反帝反清的斗争如火如荼。面对帝国主义的弱肉强食和清政府的屈膝投降，小王五的爱国激情日益强烈。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一起倡导维新变法，想依靠光绪皇帝实行变法。当时，小王五与谭嗣同过往甚密，常到谭嗣同的住所去看望他，并教他舞剑，希望在维新变法中助谭嗣同一臂之力。后来变法失败，慈禧下令逮捕谭嗣同等人，小王五获悉后劝谭嗣同东渡日本暂时躲避一时，并动情说：“您去日本，我当随从，决心保护你，别无所求。”

谭嗣同感谢小王五的一片赤诚，但他已下定决心为变法献身捐躯，悲愤的对小王五说：“谢谢你的盛意！不能离开祖国，为自己的安危着想，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开始，现在中国还没听说为变法而流血的人，所以国家不可能富强昌盛。如果要流血，那就让我谭嗣同成为第一人吧。”

这响当当的话，使小王五非常感动。

谭嗣同被捕入狱后，小王五想方设法营救，但没有结果。小王五还打算通过劫狱的方法去救出谭嗣同，都被谭嗣同劝阻。1898年9月28日，反动的清政府将谭嗣同等六名爱国志士押往北京的菜市口斩头示众，小王五打算劫法场，终因清军人马众多，戒备森严，未能如愿。谭嗣同牺牲后，小王五遵照他的遗嘱，把他给夫人李闺的信由北京送到湖南家中，后来，小王五曾暗中联合一批有志之士为谭嗣同报仇雪恨，但未能实现。

谭嗣同的壮烈殉难，更激发了小王五的爱国精神，他仇恨在中国烧杀掳掠的帝国主义侵略强盗。1900年八国联军对北京洗劫，义和团的爱国斗争，更激励了小王五。他率领自己的手下和爱国志士，在北京城里和帝国主义展开了浴血战斗。1900年11月，他经过一家门前，看见侵略者在抢劫。只身一人与敌人展开搏斗，终因寡不敌众而壮烈牺牲，为祖国尽了最后的爱国之心。

25.陈天华万里寄血书

陈天华(1875—1905)是清末的反帝爱国斗争中的一员猛将，是一位杰出的民主革命宣传家。他以其强烈的反帝爱国思想著称于世，他的反帝爱国故事，震撼人们的心灵，给人们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陈天华出生在湖南新化县下乐村一个穷塾师的家庭。他二岁时母亲就去世。因家庭贫寒，他幼年时替人放过牛，有时也提篮做点小买卖，借以糊口。只在空闲时间，他才能跟父亲读书识字。他学习很用功。乡间得书不易，偶尔借到一些书，总是爱不释手。他很喜欢当时民间流传的唱词、小说，还经常模仿着写一些民歌小调、故事，言词通俗，情节生动，受到乡邻的赞赏，称他为“神童”。陈天华少有大志，一次路过驿站，他挥毫在墙上题下“莫谓草庐无俊杰，须知山泽起英雄”的诗句，胸怀天下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思想跃然壁上。

陈天华21岁时，经人资助，进入资江书院就学，后以优异成绩考入提倡新学的新化求实学堂就学。在这里，陈天华对提倡新学的书刊，非常喜爱，他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特别爱钻研西方的自由、平等和民主思想。当时的中国，正值维新变法运动和义和团运动蓬勃开展之际。这些救亡图存，反帝爱国的斗争给陈天华以极大鼓舞。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的相继失败，又使他陷入深深的思索之中。

1903年春，陈天华由新化求实学堂资助，去了日本，进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师范。这年4月，沙皇俄国违反条约规定，拒不撤走其在1900年侵入东北三省的军队，并向清政府提出长期霸占的要求。消息传来，留日中国学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拒俄运动，组织拒俄义勇队(后改为学生军)，学习军事，练习体操，决心开赴东北，与沙俄侵略军决一死战。陈天华是拒俄义勇队的骨干，他积极参加集会、操练等活动，并怀着满腔愤恨写作宣传品。他咬破手指连写血书几十封，寄给国内许多学校，以唤起人们的觉醒。他在《敬告湖南人》的血书中，详细叙述了古今中外历史上亡国灭种的惨状和当前的民族危机，他指出：别人断我手足时，我不与之计较；直到断我头颈时再反抗，不就晚了吗？敦促人们及早起来反抗沙俄的侵略。他在血书中还指出：如果我们万众一心，舍死向前，恐怕外国人就是吃到嘴里也咽不下去。想借以树立起国人反侵略的信心。所有收到血书的人，无不为他的爱国热情所感动。

当年冬天，他回国发动群众，为大规模开展革命斗争准备力量，他和黄兴、宋教仁在长沙组织了华兴会，又与会党首领马福益建立了同仇会；准备在慈禧太后70岁生日那天在湖南全省举行武装起义。不料被清政府察觉，起义遂告失败，他和黄兴、宋教仁又逃往日本。

陈天华在留日期间，以笔作刀枪、用写作来警世，他积极从事革命救亡宣传工作。他写了很多富于革命激情的政论文，尤其是以通俗文艺说唱形式写成的《猛回头》、《警世钟》，在当时的革命宣传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不少革命志士就是受此影响而走上革命道路的。

1905年，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和《民报》的创刊，革命影响日益扩大。清政府企图扼杀海外的革命活动，曾多次串通日本政府驱逐留日中国学生中的革命党人。11月，日本文部省果然颁布了“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严禁中国留学生从事革命活动。八千多留日学生宣布罢课，抗议日本政府的迫害。陈天华坚决主张归国策划，反对忍辱留日的软弱态度，他在爱国思想的驱使下，断然用自己的牺牲来唤醒人们，1905年12月8日，他留下一封绝命书，在日本大森海湾，跳海自尽。

陈天华的反帝爱国思想和以身殉国的革命精神，曾唤醒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去挽救民族的生存，也激励着后人为祖国的昌盛而发愤图强。

26.冯如为国争光

冯如是中国航空事业的创始人。他精湛的飞机制造技术和高超的飞行本领，曾引起欧美国家的极大震动，不得不承认“中国人的航空技术超过西方”，为中华民族争了光。

冯如，1883年出生在广东的一个农民家庭。16岁那年在舅父的帮助下，到美国做工谋生。他目睹发达的美国机器制造业，非常羡慕，决心学好机器制造技术，致力于发展祖国的机器制造业。他省吃俭用，从微薄的工资中挤出钱来购买有关机器制造的书籍，刻苦攻读，短短几年内冯如就掌握了机械制造的原理，通晓了36种机器制造和修理的方法，还发明和改进了一些机械如抽水机、打桩机和无线电收发机等。

当时，清政府腐败无能，帝国主义列强加速瓜分中国。冯如认为，兵器中最厉害的是飞机，中国反侵略战争离不开飞机。他决心倡导和开创中国的航空事业，建设强大的空军，形成空中的优势，以报效祖国。

1906年，冯如向旅美华侨筹集约一千美元资金，准备创办飞机制造公司。他在奥克兰租一间厂房，在朱竹泉、朱兆槐、司徒碧三位华侨青年的帮助下，开始了飞机研制工作。冯如一次次试验，又一次次失败。在一次试飞中，当飞机上升到数丈高时，突然坠地，他险些丧生。冯如死里逃生，但矢志不改，“事不成，毋宁死。”在筹集的资金即将耗尽，双亲又来信催他回国的情况下，冯如坚定不移地表示：“飞机不成，誓不返国。”他千方百计地克服人们意想不到的困难，日以继夜地改进飞机的设计。

辛勤的劳动终于获得了丰硕的成果。1909年9月21日，奥克兰市上空一架飞机在翱翔，许多行人都在驻足仰望。这就是26岁的冯如驾驶的自己制造的飞机，揭开了中国航空史的第一页。它的航程是飞机发明者美国的莱特兄弟首次试飞航程的三倍多。这不能不引起西方世界的震惊，当时的《加利福尼亚美国人民报》以《中国人的航空技术超过西方》为题，报道了这次飞行。冯如以其杰出才华为中国在世界上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冯如的成功，促进了祖国航空事业的发展。他创办了中国第一家飞机制造公司——广东制造机器公司，在海外奔走的孙中山观摩了冯如的飞行表演，并给予高度赞扬和热情的勉励。冯如很快又制造出一架性能更佳的飞机，创造了当时航程20英里，时速65英里，高度700多英尺的世界纪录，把外国人远远地抛在后边，并在国际飞行竞赛大会上获得优等奖。

冯如断然拒绝了美国人的重金招聘，一心为祖国的富强而努力。1911年3月，身怀绝技的冯如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携同公司的三位助手，带着两架自制的飞机和制造飞机的机器，回到了他日夜想念的祖国。

当时的中国，大革命风起云涌，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冯如同情革命，不愿为清政府效力。广州光复后，冯如毅然参加了革命军，被任命为陆军飞机长，担任中国最早的一支革命空军的领导工作。

1912年8月25日，为普及航空知识，唤起各界的重视，冯如在广州郊区进行飞行表演，不幸飞机坠下，他身受重伤，因抢救不及时而牺牲。年仅29岁。弥留之际，冯如念念不忘祖国的航空事业，嘱咐他的助手说：“我死后，你们千万不要失去进取之心！”

冯如短暂的一生，是为祖国航空事业奋斗的一生。他为国争光的光辉业绩，永垂青史。

27.张子清实现父亲的遗愿

张子清(1902—1930)，字涛，号寿山。湖南省益阳县桃江镇人。

张子清父亲张建良，在当时是位反帝爱国的将领。张将军十分敬佩历史上的爱国将领、民族英雄，崇尚富国强兵之道，并注意以此来影响少年时代的子清。每逢闲时在家，他总要把初谙世事的子清叫到身边，给他讲中华民族历史上忠臣名将的故事。一次，父亲给他讲解岳飞的《满江红》，讲到“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时，沉痛地插叙了八国联军洗劫北京，甲午海战蒙受耻辱的历史及国力日衰，外侮益盛的现实状况。讲到激昂处，父亲声泪俱下，挥笔写下了“富国强兵，雪耻灭仇”的条幅，教育子清立志振兴祖国，拯救人民。

1917年父亲因病去世，子清决心化悲痛为力量，他同家人一道把父亲安葬完以后，旋即从军，幻想在军中建树一番事业，实现父亲生前未实现的遗愿。

他怀揣父亲“富国强兵，雪耻灭仇”的条幅，冲杀奋斗了10来年，却一无建树。

1924年秋，正当他彷徨苦闷，感到前途渺茫的时候，他的儿时挚友夏曦将他引向革命的道路。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张子清在党的直接培养下，在大革命的洪流中，自觉经受锻炼，经受考验，迅速成长起来。他先后担任过营长、团长、师长等军事要职，成为毛泽东在红军初创时期的一位亲密战友，是毛泽东在军事方面的主要助手之一。

他曾亲自给士兵们上政治课、军事课，深入浅出的讲解革命道理和军事常识。他善于抓住部队整修之机，进行严格训练。他常对负责操练的部队干部说：“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革命军队，它必须是维护人民的利益、为人民的利益而战斗的队伍……这就需要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严格的组织纪律、精良的军事技术……这一切是需要艰苦的长期的培养的。”

他作为一位军事将领，十分珍视我军的有生力量。一次，他与毛泽东带兵沿湘赣边境南下，路遇顽敌。在激战中，他率领的三营与毛泽东失去联系，他只身率领三营，转战在湘赣地区，打击路遇顽敌，为兄弟部队解围，历时两个月，行程近千里，最后终于战胜重重困难，胜利回师井冈山。张子清凭着对革命的高度责任感，凭着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为当时弱小的红军保存了一个营的有生力量，这确实是对我党我军的一个杰出贡献。要知道，那时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下的军队，总共只有两个营的兵力！

张子清每当军内两种思想、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他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站在毛泽东军事路线一边，使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以形成，并付诸行动。

1928年，他与毛泽东率全团在大坑消灭了老对头肖家璧的靖卫团，并乘胜追击，一举攻克了遂川县城。不久，又攻克了新城，击毙敌人79团警卫长王国政及县靖卫团长李树滋、活捉伪县长张开阳，生俘敌人百余，缴枪三百余支。此后又占领了茶陵，成立了茶陵、遂川、宁冈三县工农兵政府，开创了井冈山初创时期的繁荣局面。

张子清在迎接朱德部队会师井冈、阻击敌人围追堵截的战斗中，更是战功卓著。就是在这次战斗中，他不幸身负重伤，以至光荣牺牲。

张子清短暂而光辉的一生结束了，但是，他在富国强兵方面创下的业绩永远被后人铭记着。他实现了父亲的遗愿。

28.邓演达反蒋抗日

邓演达先生1895年3月1日出生于广东省惠阳县永湖乡鹿颈村的一个贫寒家庭。1931年8月17日被捕，同年11月29日凌晨五时在南京被蒋介石秘密杀害，年仅36岁。

邓演达先生少年时耳濡目染残酷的封建剥削和严重的民族危机，稍长即学习军事立志报国。早在广东小学读书时就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又先后任黄埔军校训练部副主任，教育长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等职。

北伐战争时期，蒋介石出于反革命的目的，反对迁都武汉，邓演达先生坚决反对蒋介石这一阴谋，并指出同蒋介石的斗争“是封建与民主之争，是革命与妥协之争，是成功与失败之争。”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邓演达先生在武汉地区参加并领导了反对蒋介石反革命大屠杀的斗争。积极主张东征讨蒋。因此邓先生为蒋所恨，把他当成煽动“暴乱”的代表人物，下令通缉。邓先生被迫离开武汉到了苏联，同宋庆龄等国民党左派在莫斯科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民主宣言》，揭露了蒋已经成为新军阀，南京政府实为“土豪绅士地主剥削工农分子”的叛徒集团，并谴责蒋、汪反革命集团是“旧势力的化身”，“民众的仇敌”。表示要与他们坚决斗争到底。

1930年5月邓演达先生回到了上海，之后立即开始进行一系列旨在反对和推翻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斗争。一方面揭露了“蒋汪之流”假借孙中山先生的名义去作祸国殃民的卑鄙勾当；同时着重指出蒋家王朝已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只有坚决推翻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建立农工政权，中国才有出路。另外，又通过秘密组织“黄埔革命同学会”，开展分化、瓦解蒋介石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工作。邓先生还利用国民党内部派系之矛盾，准备武装推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这一系列的行动，已构成蒋介石进行独裁统治的严重威胁。

1931年8月17日由于叛徒的告密，邓先生被捕入狱。就是在监狱里，还始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这充分的表现了邓演达先生反蒋倒蒋的信心和坚定的立场。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对外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对内又围剿红军进行反共，这激起了人民的极大愤怒，在全国很快掀起了一个抗日反蒋的新高潮，形势迫使蒋介石下台，但他下台的目的却是为了重新上台，而邓演达先生又是蒋介石重新上台的最大障碍。因此促成了蒋介石杀害邓演达的决心。

邓演达先生是国民党著名的左派领袖之一，也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拥护者和实践者，周恩来同志赞扬他“人格很高尚，对蒋介石始终不低头。”党中央负责同志也把他列为“一贯支持我们的党外秘密战友”。

29.拔哥“偷米”的故事

韦拔群(1893—1932年)是革命前辈、壮族人民的英雄，曾参加领导过著名的百色起义。

韦拔群于1893年出生于广西东兰县一个封建地主家庭。根据当地壮族人民的传统习惯，把少年韦拔群称为“拔哥”。拔哥从小就聪明伶俐，为人正直，好打抱不平，在家乡东里屯的小朋友中间颇受欢迎。

一个腊月将尽的清晨，东里屯住的几十户壮族人家，除三户地主豪绅张灯结彩，杀猪宰羊准备过年外，其余的都是冷火凋烟，一片死气沉沉。但是不太懂事的孩子们仍然兴致勃勃地关心着过年的游戏，在拔哥家大瓦房旁边的柴草房里，穿着整齐的拔哥和一群衣衫褴褛、赤着脚板的小朋友们正热热闹闹地做陀螺。孩子们七嘴八舌的吵嚷声把躲在屋檐下的麻雀吓飞了，给死气沉沉的村庄增添了一点生气。不一会儿，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进来对她家小娃说：“打点野菜去，今早没米下锅了。这是什么年月，还有心思玩陀螺？”小娃娃听了，无可奈何地哭着走出门了。这时拔哥想起自己衣袋里有一块压岁的光洋，于是把它塞给了那老奶奶。小伙伴们的情绪大大低落下来了，不长时候，其他穷孩子的爹妈也登门叫走了孩子去打野菜，拾干柴，孩子们被训斥着领走了。

只剩下拔哥一个人了。他呆呆望着小伙伴们去的方向出神。刚才大人们那责骂声老在耳边回响。我没哪对不起小伙伴呀，干吗大人这样冷淡地对我呢？这是为什么呵？

他走出柴房，向村里凝视。快过了吃早饭的时辰，那几十家穷人的破烂柴房还是烟火萧疏，大概揭不开锅了。可是往自家望去，青砖大瓦房，里外粉刷一新，还飘来阵阵饭和肉的香味。他不理地想到：为什么全村只有我们三家高兴过年呀？为什么别的人家都断粮了？一年到头不都是他们在田里拼死拼活地做活吗？我家有钱，那么我家的钱又是从哪里来的呀？想着想着，他感到对自己家陌生起来了。

他默默地穿过村间小道，又看见东里屯的穷孩子们正顺着沟边挖野菜、捡柴禾。拔哥一口气跑了过去，又回到了伙伴中间，和他们一起挖野菜，还到河沟里学着捉小鱼。当大家坐在草地上休息时，拔哥既同情又疑惑地问大家：你们家里为什么到腊月底就没米了呢？”一个穷孩子回答道：“我们家没田，都种你们田主家的田，收了谷就都被田主要光了。”拔哥又气又急，我家也做了这种伤天害理的事了？他难过地低下头，不敢看大家，觉得有欠于大家。难道自己吃的、穿的也都是这样得来的吗？天下竟有这种道理，这是为什么？他幼小的心灵想不出真正的道理，只觉得自己家是这样的富人可恶，穷孩子也应该过年。

“我叫你们也有米过年！”拔哥叫过小伙伴凑起来小声说：“今晚你们带着米袋偷偷到我家牛栏边等我。牛栏上面二楼是谷仓，满是白米，到时候我就……”

夜幕降临后，拔哥家正在忙着盛宴招待来拜年的亲友。席间只有拔哥不吃不喝也不笑，只等别人不注意自己好溜出去偷米。好不容易客人们醉了，几个猜拳的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他悄悄溜出来，跑到牛栏边，伙伴们早已在等待了。他跑上谷仓二楼，仓门上着锁。没有钥匙怎么办？米仓的楼板封合得滴水不漏。忽然一个念头上来：用烧红的火钳，他跑进厨房，借口帮佣人掏火，把火钳放进火里烧得通红，趁人不注意，他取出火钳，跑进牛栏，骑上牛背，把竹楼板烙了个洞。白米刷刷流下来了。小伙伴们每人装了满满一口袋，又惊又喜地背上米回家去了。拔哥堵住漏洞，走出牛栏。他家的客人散了，拔哥若无其事地吹着口哨回屋去了。第二天他看见好些家的茅屋飘起了炊烟，他笑了。

拔哥就是这样机智地“偷米”给了村里的穷人家。他长大以后成为远近闻名的农民运动领导人，领导东兰县的农民同土豪劣绅进行斗争，彻底背叛了封建地主家庭，投身于革命队伍。1929年他是百色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又成为著名红军将领。韦拔群不幸在1932年的战斗中牺牲，献身于他的革命事业。

30.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

杨靖宇(1905—1940)，河南确山人，伟大的抗日民族英雄，东北抗日联军和东北抗日战争的主要领导人。

1939年冬，杨靖宇领导抗联第一路军在临江一带，冲破了敌人11个军营区的兵力包围，歼灭了几千日伪军，向东部山区转移。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日寇调动70万人的兵力来东北“讨伐”。杨靖宇根据敌情的新变化，又将部队化整为零，在长白山的原始森林里跟敌人进行游击战和麻雀战，敌人“围剿”了两个多月，还是找不到杨靖宇的踪影。

抗联战士在艰苦困难的环境中越练越坚强，贪生怕死的胆小鬼却在斗争的紧要关头成了可耻的叛徒。他们像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一样，夹着尾巴，溜到敌人跟前乞求活命，然后又掉转头来，阴险地领着日伪军向我们根据地进攻。由杨靖宇亲自创办的粮仓和营地，全被叛徒告密出卖并引路捣毁了。杨靖宇患着重感冒，身体很不好，仍然像平常那样镇定、沉着，满怀信心地说：“现在我们被敌人包围在这里也可能牺牲。但是，纵使我们这几个人都牺牲了，我们的事业一定会有人来继承。革命，总是会胜利的！”

烤了一阵火，喝了几口汤，特别是听了杨靖宇火一般的语言，战士们的精神更足了，大家还不约而同地低声唱起一首悲壮的歌曲。

歌声停歇以后，杨靖宇站起来，搓着两手说：“暖和过来了，走，我们趁天黑翻过山去。”

到处是敌人讨伐队的岗哨，满山遍野是敌人燃起的篝火，杨靖宇等人在大雪中转了半夜也无法翻过一个山岭。

中午时分，敌人从四面八方包围上来。他们采取“拉网”、“篦梳”战术，一棵树一棵树地往前搜。杨靖宇和战友们边战边撤，又有几个战友受伤了。等到天黑，敌人不敢再追，杨靖宇就把大家叫到一起，果断地说：“看来情况更加紧急，我们最好分开走！”他叫四个受伤的战士往回走，去找可靠的老乡家住下养伤，并与大部队取得联系，自己带两个战士继续往前走，去找友邻部队进行联系，往回走比较安全，因为敌人的兵力都朝前集中了，可以找着空子钻出去。继续往前走，危险很大。杨靖宇毅然将危险的担子自己挑起来。

在摄氏零下四十多度的大森林里，杨靖宇带着两个警卫员跟敌人周旋了三天三夜，饥饿，寒冷，一刻不停地袭击着他们。饿了，剥一块树皮，挖一把草根充饥；渴了，抓一把雪粉吞下肚里。他们以顽强的革命意志，在敌人的包围圈中英勇搏斗。

1940年2月23日早晨，杨靖宇边打边走，来到了濛江县的保安附近。5天前两个警卫员一个英勇牺牲了，一个负了重伤，隐蔽在树洞里。很不巧，就在这时，杨靖宇被敌人的一个坐探发现了。不一会儿，一大群敌人扑了过来。他们见杨靖宇只有单身一人，就在四面八方拉开嗓门高喊：“杨靖宇投降吧，投降可以让你做东边总司令！”

杨靖宇不畏惧地双手拔出手枪，左右手同时对准敌人射击。敌人包围了他，并高喊：

“投降吧，你跑不出去了！”

“投降了给你当大官！”

他依托一棵大树一人和几百个敌人打了一个多小时，一批批的敌人在他的面前倒了下去。敌人恼羞成怒，又一次组织火力朝杨靖宇疯狂射击。

这时，杨靖宇已身负重伤，枪里的子弹也只剩下最后一颗。在巍然屹立的大树旁，他坚强地挺起身躯，举起臂膀，用浑身的热血和全部的生命高呼：“抗日联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革命胜利成功万岁！”把最后一颗子弹射进自己的头颅。

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杨靖宇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残忍的日寇解剖了杨靖宇的遗体，发现在他的肠胃里只有草根、树皮、棉花，没有一粒粮食。使敌人大惑不解，是什么力量，使这个中国人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争。

1946年，为纪念抗日爱国将领杨靖宇，吉林省濛江县被改名为靖宇县。1978年在杨靖宇殉国处又建起了杨靖宇将军纪念塔。

杨靖宇将军永垂不朽。

31.李红光在东北抗日

抗日民族英雄李红光(1910—1935年)，是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是杨靖宇将军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也是南满游击队的创始人之一。他英勇善战，是东北抗日部队的杰出军事指挥员。

李红光，原名宏海，朝鲜族，1910年出生在朝鲜京畿道龙任群一个农民家庭。1926年全家老少六口人，背井离乡到磐石柞木杨子落户，第二年迁到伊通县流沙咀子屯，以开荒种地为生。1927年17岁，积极参加农民群众反日斗争和抗租抗粮斗争。1930年，他在地方党组织的培养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事反帝斗争。1931年担任伊通县支部书记、伊通、双阳特别支部组织委员会，磐石县委委员。

“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和领导当地群众的反日斗争，并组织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赤卫队(又叫“打狗队”)任队长。1932年5月，与孟洁民等在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杨林指导下，发动了著名的“五·七”蛤蟆河子大暴动，参加群众达1000余人，抓捕日本走狗50多人，没收粮食1000多担，拆毁铁路数里，破坏铁路桥梁工程，烧毁了枕木，锯倒了电线杆。接着李红光等召开群众大会，处决了日本走狗和反动地主，把没收的粮食分给贫苦农民，全县掀起了抗日热潮。同年夏初，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决定成立满洲工农反日义勇军第四军第一纵队，简称“磐石工农义勇军”。李红光任纵队参谋长。11月，杨靖宇以中共满洲省委代表的身份来到磐石，将磐石工农义勇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下辖3个大队1个教导队，杨靖宇任游击队政委，李红光任教导队政委。敌人四次向游击根据地“讨伐”，都被游击队打退，南满的抗日斗争出现了新局面。

1933年7月，杨靖宇、李红光召开当地各抗日武装首领会议，决定成立抗日军事联合参谋处，李红光当选为参谋长。联合参谋处决定各抗日部队共同攻打磐东重镇呼兰集场子(即呼兰镇)。这里由汉奸、反动地主高希甲的地主武装盘踞。并有日伪军驻守。联合参谋处调集兵员1600余名，由杨靖宇任总指挥，李红光任参谋长，从8月13日开始进攻，连续三昼夜未克，日军200多人赶来增援，有的抗日队伍阻击不力，自行撤走，最后只有南满游击队坚持战斗。守敌乘机发起2次反扑，均被打退。高希甲见援军已到，得意忘形地从敌营走出来，呼喊：“看见没有，高老爷出来了，看高老爷的手提式……”话音未落，即被游击队一枪击毙，顿时敌阵大乱。9月，组建东北革命第一军独立师，杨靖宇任师长兼政委，李红光任师参谋长。东北人民革命军的成立，对日本侵略者的统治是极大的威胁。独立师在杨靖宇、李红光指挥下，又接连攻克大荒沟、凉水河子等城镇据点。东边道“剿匪”司令、伪军少将邵本良调动所部“围剿”独立师被粉碎。

1934年11月，东北人民革命军正式成立，杨靖宇任东北人民军革命军第一军长兼政委，李红光任第一师师长兼政委。11月25日，李红光率一师配合军部袭击通化三岔河邵本良部和驻三源浦日军守备队，毙敌30余人。12月3日，又袭击邵本良老巢孤子，毙敌20人。李红光还利用有利时机，率部进入朝鲜境内，打击日本侵略者，极大地鼓舞了当地人民抗日斗争精神。

1935年5月，率领部队在桓仁、新宾县境与日寇讨伐队遭遇，在指挥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仅25岁。

李红光是党领导的磐石抗日武装的创始人之一，是杨靖宇将军的亲密战友。他英勇善战，智勇双全，善于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每次战斗中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关心同志，爱护战士，深为士兵、群众所爱戴。

李红光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毛泽东曾称赞他是“有名的义勇军领袖”。

磐石县委和磐石县人民政府，为了纪念抗日民族英雄李红光烈士，为了继承先烈遗志更好地教育下一代，根据磐石县朝鲜族人民的要求，经省、市政府的批准1987年10月正式把磐石县朝鲜族中学更名为“红光中学”。

1988年5月16日，彭真同志为这所中学题写了校名，同时为李红光塑像题了词。

32.董存瑞舍身炸碉堡

董存瑞是解放战争期间为了祖国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献身的革命英雄。

董存瑞1929年出生在河北省怀来县。1945年参加八路军。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战士、班长。立过4次大功。

董存瑞在共产党、八路军的教育下从小就热爱人民，热爱人民子弟兵，具有坚定地拥护革命，仇恨敌人的高贵品质。

在家乡，12岁的董存瑞，已经是个老练的儿童团员了。一天，日本鬼子又来村子扫荡，董存瑞把锣鼓敲得震天价响，大声喊着：“老乡们，鬼子来了，快快转移！”乡亲们安全转移了，董存瑞才和焦急的妈妈往山上走。

这时，一个受伤的八路军，跌跌撞撞地奔进了村。董存瑞把包袱往妈妈手里一塞说：“妈妈，你先走吧！”

董存瑞跑上前去，扶起负伤战士，想同他一起上山。但身负重伤的战士每走一步，都紧咬牙关，行走十分艰难。心急如焚的妈妈，既为儿子担心，又为伤员担忧。她走上前去说：“虎子，让娘来扶伤员，你快上山叫民兵。鬼子来了我们先找个地方躲躲。”

“来不及了，妈，您快走吧，我扶他到家去！”

“小弟弟，就让我躲在这个草堆里，你们快走！”伤员不愿意连累这母子二人。

“这堆草目标大，还是到我家去！”董存瑞坚持着说。

“不行，鬼子查出来，会烧房子，会杀害你们的。”伤员挣扎着往草堆里跑去。

董存瑞死死拉住伤员，涨红着脸说：“怕烧怕杀，我就不是儿童团员了！”董存瑞把伤员拉到家里，让他躲进牛圈里一堆又破又臭的席子堆里。

七八个鬼子冲进了院子。“你的，快说，八路、民兵藏在哪里？”一个小胡子军官指着董存瑞说。

“不知道！”董存瑞面不改色。

鬼子军官眼里发出凶光，眼睛死死盯着董存瑞。“说了，大大的糖，大大的钱。不说，刺啦，刺啦！”鬼子军官举着亮闪闪的军刀，在董存瑞面前晃来晃去。董存瑞若无其事地说：“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时一个鬼子跑过来毕恭毕敬地说：“报告，统统查过，没有没有！”

鬼子军官斜眼瞧了一下牛圈牛粪堆边的一堆破席子，说：“这里藏人没有？搜了没有？”

董存瑞一惊，心都快从嘴里跳出来了。他沉着地跑上前，抱起一抱破席子，连牛粪一起摔在鬼子军官脚前，说：“这些破席子能藏人？你搜吧！”

破席子臭气冲天，鬼子军官用手帕连忙捂住鼻子，朝董存瑞狠狠就是一脚。董存瑞跌倒在地上。鬼子一无所获，气势汹汹地带着鬼子兵走了。

八路军伤员从墙角的破席里爬出来，紧紧抱住董存瑞，很久很久没有说出话来。

董存瑞入伍后，率领尖刀班为大部队开路。远远看见熊熊烈火和浓烟笼罩着前面的村庄。又是一个遭受敌人洗劫的村庄！董存瑞和战友们冲进村子，拿起水桶，帮助群众扑火。

一幢燃烧着熊熊大火的茅屋前，一位妇女伸着被火烧伤的手，嚎哭着向屋内冲去。火势很猛，无数条火舌无情地把她推了出来。

董存瑞见此情景，赶忙奔来。听见屋内的哭声，他明白了。二话没问，丢下枪弹，奋不顾身地向屋内冲去。他的帽子烧着了，烟雾呛得他眼泪直流，咳嗽不止。屋内的哭声渐渐微弱了。他几次冲进大屋却没找到孩子。董存瑞的裤子被烧去了半截，那妇女一面为董存瑞扑打着身上的火，一面哀求说：“同志，我求求你，别进去了！”

董存瑞冷静地观察了一下，从窗口“嗖”的一声又跳了进去，浓烟大火再次吞没了他的身影。

孩子，终于被董存瑞救了出来。

解放隆化的战斗开始了。隆化县城被敌人吹嘘为“攻不破的城市”。

敌人的“王牌军”已将隆化变成了一座地狱。他们在城的周围修筑了一连串高高低低的碉堡。在敌人司令部所在地——隆化中学，更是地堡成群，许多条看不见的暗沟，把一连串的“子母堡”连接起来，地堡上全是枪眼。

在连队攻打隆化战斗的动员大会上，董存瑞第一个上台发言，请求担任炸毁敌人地堡，为部队前进开辟道路的重任。

党支部同意了他的请求，决定由他担任“爆破班长”。他感到这是党对他的莫大信任。

战斗打响了。董存瑞的任务是扫清敌人外围工事。一声声巨响山崩地裂，一股股黑烟冲向天空，地堡一个个被炸飞了。吓得敌人仓皇溃退，外围战胜利结束了。大部队逼近了敌军司令部——隆化中学。

战士们猛扑过去。正在这关键时刻，敌人六挺机枪，像狂风暴风般打过来。这突如其来的火力，把我们的战士压在一条小土坡下面，抬不起头来。

原来那六挺机枪是从桥上打来的。那座桥筑在中学墙外的河上，桥的两边筑有墙，顶上还有盖顶，成了一个坚固的碉堡，不拿下来，就接近不了中学。

连长接连派了两个爆破手，都牺牲了。

董存瑞手指握得格格响，为了胜利，是刀山他也要闯过去。他对连长说：“请准许我去！”连长信任地点了点头，并亲切地关照说：“小心点！”

在火力的掩护下，董存瑞冲到了桥下。这桥离河床有一人多高。他没有火药支架，也找不到一根棍子。董存瑞只好将炸药放在桥沿上，可两次都滑了下来。要是放在河床上，又炸不毁碉堡。他急得身上像着了火。他心里很清楚，每延长一分钟就有更多的战友献出生命。

董存瑞抱起炸药，挺起胸，昂起头，毅然地用左手托起炸药，抵在桥底上。他用右手将导火线猛一拉，用尽全身力气大声喊道：“同志们，为了胜利，前进！”

随着火光一闪，巨大的响声震得山摇地动。19岁的董存瑞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他用自己的身体为胜利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33.李大钊为共产主义从容就义

李大钊(1880—1943)生于河北乐亭。原名耆年，字寿昌，后改字守常。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李大钊青年时期，看到祖国受帝国主义侵略，人民生活痛苦，下决心寻求救国救民的出路。他到日本留学三年，参加了留日学生的爱国斗争。回国后，他听到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受到很大鼓舞，决心向苏联人民学习，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来救中国。

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当教授时，给学生们讲课，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胜利。他对大家说：“俄国的革命，不是一个国家的革命，是20世纪世界的革命先锋，全人类的曙光！”

他鼓励青年们：“担负起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的使命，唤起民众，震醒睡狮，准备迎接未来的新曙光。”在他的影响下，青年们个个振奋，纷纷投身到革命斗争中去。

在李大钊领导下，北京学生搞起“五四爱国运动”。培养了一批革命青年，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准备。

李大钊的生活一直是清贫刻苦的，但他总是乐于助人，热爱人民和大家同甘共苦。

有一个时期，他负责编辑《晨钟报》，按规定他的薪金应是每月200元，其他人的薪金应是每月100元，可是他不肯多要，坚持和大家领一样多的薪金，这样每人都可领到120元。

在北京大学当教授时，他穿着自己家里做的布衣、布鞋，每天上下班都要走很远的路，从来不肯乘车。他把节省下来的钱，都用来帮助穷苦学生。当时北京大学念书的穷苦学生，常常收到“无名氏”寄来的钱，这个“无名氏”不是别人，就是李大钊。

有一次李大钊乘轮船外出，在船上遇到了这样一件事。

查票员开始查票了，他对穿西服革履的人，根本不敢查，对穷苦人却大耍威风。他见到一个穿旧衣服，背着破旧行李的老人大声责问：“你的船票呢？”

“我，我没有钱，家里有急事，我没有买票……”老人小声说。

“一看你就不是个好东西，快下船。”查票员一边骂着一边踢那位老人。

老人躲闪着，双手作揖，央求说：“先生，我是个挖煤的，家里带来口信，说是老婆死了，就剩下两个孩子……”老人说不下去了，呜呜地哭起来。

船上的乘客落下了同情的眼泪，可是那个查票员非要老人下船，抓起老人的行李就要往水里扔。

就在这时，一只大手抓住查票员的胳膊，查票员抬头一看，是一个蓄着两撇黑胡子的人。这人递过钱说：“我来替他补一张票。”查票员接过钱，不敢再说什么了。这个人正是李大钊。

一路上，李大钊和老人谈心，老人说：“我老家是山东的，外出做工三年多，家中父母早都饿死了，咱自小就是苦命人哪！……”

李大钊亲切地对老人说：“老哥不是你命苦，而是现在社会制度黑暗，只要全国劳工大众团结一心，起来斗争，就会争得美好的将来！”

1927年4月，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动军阀张作霖，下令逮捕李大钊和其他二十多位革命者。

敌人为了得到共产党的机密，对李大钊严刑拷问，用竹针插进他的十个手指甲缝里，再剥掉手指甲，还一次又一次地把他绑在电椅上过电，把他折磨得遍体鳞伤。但是，酷刑只能毁掉他的身体，却摧残不了他的意志。为了保护党和同志们，他对党的机密一字不说。

敌人看硬的一手不行，又来软的一手。他们把李大钊请进客厅，说只要为他们做事，保证让李大钊当上大官，享受荣华富贵。李大钊浩气凛然地说：“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民族气节，绝不能为了锦衣玉食，就去向卖国军阀讨残羹剩饭，做无耻的帮凶和奴才！”

敌人面对志坚如钢的李大钊，一点办法也没有，便决定杀害他和其他二十多位革命者。

李大钊光荣地倒下去了，他的生命的音响和光华永远延长着，中国革命在他和无数先烈开辟的道路上前进着，直到取得胜利。

34.毛泽东去重庆谈和平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胜利告终。经过1927—1936年的10年内战，紧接着1937—1945年的8年抗战，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是多么渴望和平呀！

就在日本宣布投降前后的8月中下旬，在延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一连收到重庆拍来的三封电报，内容是惊人的：蒋介石邀请毛泽东亲自到重庆谈判和平！

能去吗？西安事变以后，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的张学良将军一直被背信弃义的蒋介石软禁，杨虎城将军也被关进了集中营。

延安人民听说了这个消息，简直像炸了锅！他们在议论：

“毛主席去重庆有危险！无论如何也不能去呀！”

“是呀！蒋介石从来说话不算话，什么无耻的事都干得出来。他们要是扣留毛主席，或是搞暗害，那可怎么办？”

激动的人群甚至自动跑到中央办公厅，请求不要让毛主席去重庆。有人干脆直接找毛主席，诉说人民的担心。

其实，党中央和毛泽东早就看透了蒋介石的本质。抗日战争中后期，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日本刚一投降，他就调兵遣将，迅速占领交通要道和战略要地，准备发动内战，消灭解放区，消灭共产党。但是，蒋介石的主力都躲在大后方，内战的准备需要有充分的时间，这就迫使蒋介石在积极布置内战的同时，玩弄起假和谈的手法，欺骗渴望和平的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根据蒋介石一伙的分析，共产党、尤其毛泽东本人，是不会来重庆这“虎穴”谈判的，那就可以把日后内战的罪责，推到共产党身上。他们还想，如果共产党来了，也好，可以利用谈判争取时间！这是一个缓兵之计，是个阴谋。

毛泽东向军民群众分析了形势，指出了问题的实质。他决定亲自去重庆，请延安人民不必担心，因为有100万八路军、新四军和200万民兵做后盾，蒋介石是不敢下毒手的。毛泽东还表示，为着国家和人民的事业，他什么危险也不怕！

8月28日早晨，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等陪同下，站在飞机前，含笑地频频挥动着帽子，向欢送的人群告别。

毛泽东到达重庆的消息，使山城人民欢腾起来。除了国民党政府和美国代表到机场迎接外，重庆的各民主党派和各阶层人士都对毛泽东的到来热烈欢迎，并受到巨大鼓舞。柳亚子先生称颂毛泽东有“弥天大勇”。《华西晚报》说：“毛泽东的到来，是民主中国的曙光。”工人写信给《新华日报》说：“毛泽东——我们的领袖，我们的救星。”中国共产党的和平诚意感动了人们。

而蒋介石、国民党对毛泽东的到来却准备不足，措手不及。本来是他们请我们去谈判，可是在谈判桌上，他们连谈判的日程安排及内容都没做好准备。相反，一切提案都由共产党代表提了出来。蒋介石陷于被动地位。

最忙的人要算周恩来了。他不但要参加重要谈判，还要协助毛泽东搞统一战线工作，陪同毛泽东会见国民党上层、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外国使节以及中外记者，宣传中国共产党政治主张，揭露国民党的内战阴谋。教育和争取更多的人民群众。周恩来还十分注意毛泽东的安全。周恩来知道毛泽东的安全，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确是太重要了，保卫毛泽东是自己的重大职责。

谈判更是艰苦的，一直进行了43天，到10月10日终于签订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也叫《双十协定》。国民党被迫承认了共产党的平等地位，承认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中国共产党也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做了必要的让步。如让出南方的8个解放区，把我们的军队缩编到占国民党军队人数的七分之一。毛泽东说：“我们过去和蒋介石办交涉，也作过让步，而且比现在还大。在1937年，为了实现全国抗战，我们自动取消了工农革命政府的名称，红军也改名为国民革命军，还把没收地主土地改为减租减息。这一次，我们在南方让出若干地区，就在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面前，使国民党的谣言完全破产。”

《双十协定》签订的第二天，延安机场上锣鼓喧天，秧歌起舞。下午两点，一架银燕缓缓降落，舱门开处，出现了毛泽东高大魁梧的身影，欢呼声、掌声响成一片。在王若飞和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陪同下，毛泽东平安回来了(周恩来留在重庆进行新的谈判)。毛泽东穿的仍是他离开延安时穿的那身装束，只是换了一顶遮阳帽。他兴奋的脸上焕发着光彩，闪现着大智大勇……

35.周恩来总理和人民心连心

周恩来(1898—1976)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字翔飞，曾用名飞飞、伍豪等。1917年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后，赴日本求学。1919年回国参加五四爱国运动，成为天津学生界领导人，并组织进步团体觉悟社。1920年去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参加共产主义小组，1922年转为中共党员。历任我党我军重要领导职务。建国后，一直任政府总理。

周恩来总理一生深深地热爱祖国，热爱祖国的人民。他长期担负着处理党和政府日常工作的繁重任务，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他始终关怀着普通人民群众的疾苦和利益，和群众心连着心。

1958年9月26日晚上十点多钟，北京市一辆5路公共汽车开到天桥剧场。可能是刚散剧的缘故，车上的乘客特别多。售票员边售票边照顾乘客，车前车后地忙碌着。

“同志，买两张到北海的票。”售票员低头划票、撕票，抬头递票——“啊，周总理！”是他，宽额头，浓眉毛，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一脸和蔼可亲的微笑。售票员一喊，整个车厢沸腾了，“周总理，周总理，周总理和我们一起坐车哩！”人们互相传告着。

周总理慈祥地微笑着向大家点头，又轻声问售票员：“小同志，工作累不累？行车习惯了吗？”

“不累。”没等售票员再说话，乘客们一双双热情的手伸向总理。

司机听到周总理乘他开的车，他多么高兴啊！但他忍住了，双手紧握方向盘，精神更加集中，把车开得又快又稳。车到北海，售票员抢先跳下车伸手搀扶总理，总理自己稳步走下车，握握售票员的手说：“你们辛苦了”。并向司机招招手。人们看见周总理和另一位同志一起在秋风中走向人行道，向中南海走去。

“看，他那么忙那么累，还跟我们一起乘车。”车厢里的人敬慕地说。

“这不是第一次，1954年冬天他坐公共汽车绕了半个北京城呢！”另一位乘客接着说。“真的？”人们吃惊地望着他，听他讲起1954年冬天的事。

那年，周总理为了了解职工乘车的情况，他特地在傍晚下班乘客最拥挤的时候，从北京图书馆门前乘车，下了公共汽车又换乘电车，在市区绕了大半圈，当时车里人多，大家纷纷起来给总理让座。周总理客气地请大家坐下，自己却站着和身边的乘客亲切交谈，问他们是哪个单位的，生活怎么样，上下班路上乘车需要多少时间。大家非常感动，说：“您工作那么忙还和我们一样坐公共汽车，我们太过意不去了。”周总理笑着说：“我也来体会一下你们的生活嘛！”

事后，周总理立即指示有关部门研究北京市交通问题，增加汽车路线，十字路口设立“安全岛”，职工上下班乘车更方便了。

5路汽车上的乘客知道了这件事，心里更加激动。“真是位人民的总理啊！”人们从心底里热爱这位好总理。

1966年3月8日，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房倒屋塌，田地裂缝翻沙。周总理听了心急如焚，第二天就乘直升机来到灾区。

飞机在寒风中降落了。周总理对赶来的干部群众说：“你们受灾了，毛主席派我来看望你们！”

当天晚上，总理到救灾指挥部了解灾情，部署工作。突然，房屋拼命摇晃起来，泥土刷刷直落，这是5级以上余震。同志们急切地说：“总理，赶快离开这里吧！”

周总理看看墙壁，见余震已过去，便淡淡地说：“没什么，继续谈吧。”在这间墙壁震裂了的房间里，他一直工作到深夜2点钟。

第二天早上，总理赶到受灾最重的白家塞去慰问群众。他站在一个木箱上，面对群众鼓励大家团结起来，战胜灾难，重建家园。

讲话后，他又挨家询问、查看。在一堆破砖碎瓦前，他抱起一个女孩对村干部说：“孩子是革命接班人，要好好照顾，一定要带好娃娃。”

3月22日，邢台又发生强烈地震，周恩来总理又一次来到灾区。那天正刮着六、七级大风，田野上黄尘滚滚。总理安然地站在冷风里与人民交谈。人们激动地说：“俺们受了灾，把您老人家惊动来了。”总理说：“为人民服务嘛，应该。”

闻信赶来的群众越来越多，周总理建议就地开个群众大会。他让群众坐在背风的地方，自己站在一个小木箱上迎着大风向群众讲话。口干了端起粗瓷大碗，吹开漂在水面上的灰尘喝几口水。他从早忙到晚，人们劝他多少次“该吃饭了，总理。”他总说：“不忙，不忙。”

从早晨5点到晚上9点，周总理一分钟没停地连续工作了16个小时。他走了两个县四个地方，讲话累得嗓子都哑了，连饭也没顾上吃。

晚上，他到了一个驻军营房前，同志们请他到城里去吃饭，他说：“不必了，和战士们一起吃就行了嘛？”那天，他全天只吃了一顿饭：烙饼炒白菜。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因患癌症，于北京逝世，终年78岁。

周总理离开了他深深热爱的祖国和养育他的人民。他把自己一生全部奉献给了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这土地上的人民。

人民永远怀念人民的好总理！

36.徐特立病中念着老百姓

徐特立老爷爷是我国德高望重的无产阶级革命前辈，是杰出的革命教育家。1947年3月，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党中央主动撤离了延安。徐老随着大队人马，翻过一座座山岭，跨过一条条河滩，一夜间往往要行军一百来里地，白天也不能很好地休息。过度的劳累，损害了这位年过70的老人的健康，来到山西汾城时，他终于病倒了。

徐老躺在炕上，喘着粗气，干咳着，同志们焦急地围在一旁，摸着徐老的额头，热得烫手，看着徐老干裂的嘴唇，大家的心比针扎还要难受。秘书试了试表，徐老的体温竟高达40度。

病人是多么需要开水啊！可是，水桶是干的，水壶里也没有水了。在这光山秃岭的晋北地区，连找点柴禾烧水都非常困难。怎么办？大家正在发愁时，有个同志突然想出一个主意，跑去找老乡要一些麻秆来当柴禾用，这东西一点就着。大家非常高兴，七手八脚忙碌起来，有的舀水，有的折要来的麻秆，准备点火。

“你们在做什么啊？”徐老听见动静，用微弱的声音发问。

“我们搞到了一些麻秆，给您烧点水喝，”一个同志说。

“什么？麻秆？”徐老一听，挣扎着坐了起来，当他看到地上放着的一把麻秆时，吃力地朝着准备点火的同志摆摆手，脸上露出十分生气的样子：“不！这个不能当柴禾用，快送回去，不能糟蹋老百姓的财物。”

徐老对当地群众的生活习惯了解得非常清楚。原来，这位同志拿来的不是普通的麻秆，而是一种经过浸制晒干，加过工的麻秆，这种麻秆很容易点着，也比较耐烧；这一带农民晚上就拿它点了照明，当灯用。徐老对同志说：“你们光想到了替我烧水，却忘掉了群众利益，这怎么行呢？”说完，还要那位同志学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直到那位同志把麻秆退还给老乡，向主人道了歉，徐老才安心地躺下休息。

37.彭雪枫时刻想着人民

彭雪枫(1907—1944)，河南镇平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曾在北京、烟台、上海等地从事党的学运、兵运工作，是我党文武兼备的军事指挥员，他先后任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兼政委、淮北军区司令员。1942年9月，他指挥根据地军民坚持了33天的反“扫荡”斗争，同日伪军作战30余次，毙伤敌人六七百人，俘敌三百多人，巩固和壮大了淮北抗日根据地。

彭雪枫不仅是作战的英雄，也是爱民的模范。在豫东、淮北、皖东，都流传着他热爱人民、关心群众疾苦的事迹。传颂很广的是“雪枫沟”和“雪枫堤”的故事。

“雪枫沟”是皖北涡阳县新兴集一条排涝引水的渠道。新兴集周围叫李家湖，是一片洼地，夏季连下几场大雨，田野就成了一片汪洋大海。新兴集十年九灾，群众多年来渴望根除水患，这就需要穿越李家湖南边一道长岭开渠挖沟，把积水引到淝河。岭南的地主恶霸坚决反对挖沟，并借此制造水利纠纷，挑起长岭南北群众的打架械斗，使许多人结成了冤家对头，新四军游击支队到了新兴集，彭雪枫操持着为群众根除水患。虽然部队战斗任务很重，但他仍四处调查，了解过去的水灾情况，勘查地形，为涝水寻找出路。不久，他就和地方工作同志一道制定出治理方案，决定在李家湖开渠挖沟，穿越长岭，把涝水引到岭南排入淝河，为了揭穿岭南各地主恶霸的阻挠阴谋，作好群众的思想工作，专门组织工作组到岭南发动群众，他亲自对由于水利纠纷造成隔阂的群众进行启发教育，帮助他们消除积怨，增强团结。开渠引水的工程破土动工后，彭雪枫带着干部、战士和群众一起劳动。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奋战，排水沟胜利完工，李家湖的积水经过这条沟顺畅地流入了淝河，岭南的村子一点也没有受到水淹，后来新兴集的人民在集上筑了一个纪念碑，把这条沟命名为“雪枫沟”。

“雪枫堤”是安徽五河县人民为悼念彭雪枫命名的堤段。五河地处淮河下游，是崇、潼、浍、沱四条河汇流入淮河的地方，抗日战争期间属于淮北根据地，五河县的大柳巷原是淮河中心的一片滩地，居民万余人。1943年8月27日夜间，大风卷着暴雨，淮河水汹涌澎湃，大柳巷突然决堤九十余丈，一万多群众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彭雪枫正在附近主持医务工作会议，得到决堤消息后，立即带领师部的干部和与会的医务人员赶到现场，他亲自抬土抱草，下水抢险，在风狂雨暴里和洪水搏斗，当地居民积极护堤堵口，经过几个小时的紧张战斗，终于把堤上的决口堵住。第二天，抗日民主政府组织驻军的指战员、邻区群众三千多人赶来抢筑围堤。经过28个昼夜的奋战，修筑围堤四十里，抢救出了三万多石秋粮。第二年的夏粮又获得丰收。彭雪枫于1944年9月11日，在河南夏邑八里庄战斗中英勇殉国后，当地人民为了寄托哀思，决定将大柳巷的围堤改名“雪枫堤”，作为永远的纪念。

38.叶挺修桥

叶挺(1896—1946)，广东惠阳人。中国无产阶级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

1939年，叶挺将军率领新四军在汀潭、云岭一带与日寇进行作战时，新四军军部就设在云岭背后，离汀潭只有七八公里的罗里村。罗里村村前有一条三丈多宽的小河。村子里的许多田地在河对岸，村小学校也在河对岸。大人们耕田、担柴、小学生上学、回家，都想从枣树坝过河，那里路近。但是河上只架着一条二尺宽的小板桥。河面阔，河水深，桥面窄，桥身高，加上多年没有人修理，小板桥已经不大牢靠了，一踏上去吱吱响，一走起来摇摇晃晃，很多人不敢走，只好多走半里路，从前边的大石桥上过河。

新四军的军医院也设在河对岸的大祠堂里，从前线抬下来的伤员，也要经过这木板桥送进医院，遇上天黑下雨，担架队抬着伤员过木板桥，就更困难了。

一次战斗结束后，叶挺从山上摘了一束杜鹃花，到军院去慰问伤员，走到桥头，看见一个小学生想过桥又不敢过，他就把小学生背过桥去，村里的柳大叔迎面走来，笑着对小学生说道：“你这孩子，怎么叫叶军长背着过桥，还不快点下来。”

“老柳，这座桥是不好走呀。”叶挺把小学生放下，指着小板桥说：“应该修理修理啦！”

“难呀，”柳大叔摇着头说，“财主有钱不愿修，穷人想修又没钱，只好绕着道走远一点了。”

叶挺想了想，说道：“人多力量大，柴多火焰高嘛！老柳，我们军民合力来修一座大木桥好不好？”

“好，好！”柳大叔和小学生拍手称快。

叶挺慰问了伤员，回到军部，立即动手画起大桥的图样来了。他画得那么认真，那么细致，大木桥需要多少木头，多少石头，需要多少人力，多少时间，他都想到、算到了，警卫员进来叫他吃晚饭，他也没有听见，在专心地设计修大桥的事情。晚上，叶挺的设计图还没画好，就派李副官去召集乡亲们，代表军部开了一个修桥动员大会，得到了全村男女老少的热烈响应。

第二天一早，就开始修大木桥了。柳大叔带着20多个人组成了运输班，到山上砍下木头，运往河边。青壮年组织起来抡锤打桥基，妇女们一群一伙扛石头，小学生也在放学路上捡石头运到工地上。

叶挺工作忙，乡亲们不让他到工地上来劳动。可是，只要有空，不管风吹日晒，他都跑到工地上来。见到上了年纪的人在扛木头，搬石头，他就急忙走过去帮忙，嘴里还不停地劝说着：“不要抬得太多……小心一点，放下时不要打了脚。”

大家连续干了七天，一座三丈多长，八尺多宽的大木桥就结结实实地跨过小河。在油漆的时候，叶挺亲自在大木桥的中梁横头前，题了“军民合作，抗战到底！”八个大字，在左下角还签上了“叶挺’两个小字。

大木桥落成了，乡亲们奔走相告，争相观看，都为叶挺军长竖起大拇指。

后来，乡亲们为了纪念叶挺带领大家修桥，就把这座桥叫做“叶挺桥”。

39.冯玉祥爱国创传奇

冯玉祥(1882—1948)，字焕章，安徽巢县人，我国近代著名的爱国将领。

冯玉祥一生坎坷，从光绪到蒋介石，他历经磨难，逐步走上革命道路。以挚爱和智勇谱写了一个又一个传奇式的爱国故事。

1900年，一次，八国联军拿中国人当活靶打，每倒下一个，他们就狂笑一阵，畅饮一杯。冯玉祥见了，拳头攥得“崩崩”响，说：“千刀万剐的，有朝一日，我把你们都捅死！”

他让人在驻地墙壁写上“勿忘国耻，誓死救国”，还画上“国耻地图”，标明外强占领的土地。还令人在营房门口树起牌坊，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抄录在上面，横眉为“国耻纪念不可忘”。

1918年，他驻军湖南常德。看见一些华人商店门口挂起了日本旗，还看见有的商人求日本军舰保护。他立即召集商绅开会，说：“我们中国人，自古就是头可断，血可流，气节不能丢！你们，竟挂起了日本国旗，求日舰保护！这是辱没国格、认贼作父！把中国人的脸丢尽了！谁要再有此行径，格杀勿论！”商绅们连连称是。

1921年，冯玉祥进驻陕西。美国人安德思、英国人高林，在终南山打死了两只野牛。冯玉祥知道后，立即把他们叫来，质问说：“你们打猎得到谁的许可？终南山归陕西省管辖，野牛是中国的！”外国人狡辩说：“野牛是无主的，用不着得到许可！”冯玉祥大怒，厉声吼道：“我是陕西的地方官，负有保土维权之责。你们打死了中国野牛，要负赔偿之罪。否则，永不放你们出门！”外国人傻了眼，只好赔礼道歉。

抗日战争时期，有一天，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请客，冯玉祥也被请去。但他不吃不喝，提笔写了两联讽刺诗。一联是：“三点钟开会，五点钟到齐，哪有民族精神。”另一联是：“一桌子水果，半桌子点心，全是民脂民膏。”写罢，扬长而去。

没几天，冯玉祥也发请帖，请了国民党要员。每个人面前放了一个空大碗，冯玉祥亲自斟酒。斟完，他一饮而尽，然后请大家干杯。要员们把碗送到嘴边，喝了一口，觉得如同白水。正在纳闷，卫兵捧着坛酒进来，坛上写着一个大大的“水”字，要员们恍然大悟。他又令卫兵进菜，端上来的竟是一大盘碎蛋壳。要员们面面相觑。冯玉祥指着“菜”说：“诸位可能都知道，覆巢之下无完卵的典故吧，如今国家危在旦夕，可我们这些当官的，拿着国家的俸禄，吃着百姓的粮食，却不能拒敌于国门之外，救民于水火之中，还有什么脸面活于世上！”要员们听了，面露愧色。

1946年冯玉祥赴美考察水利，1948年9月回国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不幸在黑海遇难。

为缅怀冯将军的爱国功绩，1953年为冯玉祥将军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将他的骨灰安放在泰山脚下。

40.吉鸿昌为抗日壮烈牺牲

吉鸿昌是河南省扶沟县吕潭镇人。是抗日民族英雄。他从小就特别佩服岳飞、文天祥这样的民族英雄。吉鸿昌经常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生在世不能只做吃饭睡觉的机器，要有心、有胆、有作为，要成为一个对国家、民族有用的人，要像历史上英雄烈士一样有气节！”因此，吉鸿昌18岁那年就加入了冯玉祥的部队，准备为祖国好好干一番事业。

吉鸿昌作战特别勇敢，深得冯玉祥的赏识，经过多次战斗，终于成了国民党军队里的一名重要将领。

那个时候，蒋介石发动内战，妄想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吉鸿昌的部队，本来很会打仗，可以说屡建战功。可是一和红军打仗总是失败。他为了弄明白，红军为什么有这么强的战斗力，就化装成一个补锅钉锅的小炉匠，到红军根据地去查访，原来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深得广大穷人的拥护。从那开始蒋介石再命令吉鸿昌进攻红军，他就下令让士兵们朝天上乱打一通。吉鸿昌想：不能再这么干下去了，应该带领部队投奔红军。可是他的计划没能成功，蒋介石就逼他交出兵权，让特务押着他到国外去“考察”。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东北的沈阳，这就是有名的“九·一八”事变，吉鸿昌听到这个消息后，义愤填膺，立刻打电报给蒋介石说：“国难当头，我愿带一支部队，北上抗日，就是粉身碎骨也绝不后退。”可是蒋介石根本不听，逼着他赶快出国。

1932年2月吉鸿昌才回到祖国，他想只有跟着共产党，中国才有出路。于是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第二年春天，吉鸿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成立了一支抗日联军，他亲自担任总指挥，跟日寇作战。联军用没几天的时间，就打下了日寇占领的宝昌。接着又指挥联军，向多伦发动进攻。

多伦是一个军事要地，日寇在那里修筑了很多炮楼，组织成严密的火力交叉网，很不易攻打。吉鸿昌组织了敢死队发动十几次冲锋都被压了回来。吉鸿昌一看，一把扯掉上衣，一手拿刀，一手端枪跳出战壕冲了上去，战士们看见总指挥连死都不怕，也都纷纷跳出战壕冲上去了。日寇的炮楼彻底被摧毁了。

经过激烈的战斗，吉鸿昌率军终于攻占了多伦。连日本侵略者也承认，这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他们受到的最沉重打击。

战争打胜了，可把蒋介石气坏了，就暗地里派特务把吉鸿昌抓起来，准备杀害他。

当走到刑场的时候，吉鸿昌对刽子手们说：“我为抗日而死，光明正大，不能跪着挨枪，我死后不能倒下，拿把椅子来！”刽子手只好搬来一把椅子。吉鸿昌在椅子上端端正正地坐着。又说：“我为抗日而死，一生光明磊落，不能在背后挨枪。”

“那，你说怎么办？”

“在我前面开枪，我要亲眼看着敌人的子弹是怎样把我打死的。”

刽子手只好面对着吉鸿昌，举起颤抖的手扣响了扳机。

吉鸿昌，就这样壮烈牺牲了。

41.狼牙山五壮士

河北易县西部有座山峰挺拔状如狼牙的大山，叫狼牙山，西侧高峰有块大岩石，传说是神仙的棋盘，得名棋盘陀。

1937年，八路军建立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狼牙山成了根据地的门户。日本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茨，调动十万多兵力，分13路“扫荡”。

1941年9月，三千五百日军占领了狼牙山麓，整天围着狼牙山转。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上级决定一团主力带着数万群众和地方机关撤离狼牙山。

七连六班接受了掩护主力撤退的任务。六班共5人，有班长马宝玉、副班长葛振林、战士胡福才、胡德林和宋学义。他们接受任务后，选择了“阎王鼻子”和“小鬼脸”两个险要地形准备阻击。把手榴弹捆成捆当地雷，借着月光从山脚埋到山腰。

第二天，天刚亮，五六百鬼子像恶狼一样扑上来。“轰！”“轰！”“轰！”五六十个鬼子升了天。敌人又开始冲锋了，这次他们小心翼翼地向上爬。五战士躲在石头背后，等敌人爬到离他们只有二三十米远的时候，“打！”马宝玉高喊一声，一颗颗手榴弹飞了出去，敌人一批批倒下了。就这样，打退了4次进攻。敌人气急败坏，开始用大炮轰击。五战士趁着硝烟，转移到另一个山头。时间已到了中午，团长交给的任务完成了。

怎么撤退呢？他们决定先掩护北口的二班先退。大群日兵向山上爬来，五战士用步枪点射，又甩出手榴弹，打得敌人鬼哭狼嚎。

太阳偏西了，估计二班战友已经走远，他们决定撤退。可是，往哪撤呢？往主力转移的方向撤，能够迅速追上部队。可是，鬼子也会跟上来；往棋盘陀顶峰撤，三面悬崖，是条绝路。班长看了看战友，战友们坚定地说：“宁可牺牲自己，不让敌人发现主力！”

五战士刚登上悬崖，敌人就追上来了。他们拼命射击，敌人一批批倒下，又一批批涌上来。子弹打完了，他们就搬起石头砸。

敌人越来越近了！五个战士，五颗红心。相互鼓励：坚决不当俘虏！班长举起“三八大盖”往石头上一摔，说：“砸吧，不能把它留给敌人！”

敌人爬上了顶峰，叫喊着：“抓活的！抓活的！”马宝玉从容地站到悬崖边，正了正军帽，整了整军装，说：“我代表组织，也代表葛振林，接受胡福才、胡德林、宋学义三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志们，就用我们最后的行动，来表示我们对党的忠诚吧！”说着，纵身一跃，飞向深谷。接着，其余4人也跳了下去……日军冲上棋盘陀，个个目瞪口呆：两千多人围攻了一天，耗去大量弹药，死伤了数百人，原来同他们战斗的只有5个人！

五英雄跳崖后，葛振林、宋学义在半山腰被树拦住，幸免于死，其余3人壮烈牺牲。

不久，八路军主力粉碎了敌人的“围剿”。

五战士的英雄事迹，传遍了各个抗日战场。人们称赞他们为“狼牙山五壮士”。“狼牙山五壮士”威武不屈的爱国爱民精神，将永远活在人们心里。

42.华侨的旗帜陈嘉庚

陈嘉庚(1874—1961年)出生在福建同安县集美镇(今属厦门市)。陈嘉庚是被毛泽东称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著名爱国华侨领袖。他一生“兴实业、办教育、勤劳国事”，是我国华侨史上第一位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活动集于一身的光辉旗帜。

陈嘉庚青少年时代，正当中法战争失败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后，祖国面临列强威逼、民族危难的关头，清政府政治腐败，经济萧条。17岁的陈嘉庚，离开苦难的祖国，背井离乡，跟随父亲去新加坡学习经商。他先在父亲开设的米号主持店务，后来又经营黄梨(菠萝)罐头和房地产业。1905年开始把经商重点转向橡胶业。他经营得法，获得了成功，不仅为当地经济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还成了海内外知名的华侨大实业家，成了华侨三大巨富之一。

陈嘉庚自己富了起来，想的却不是个人的享受。他渴望祖国的迅速强大，下决心报效祖国。31岁时他加入孙中山同盟会，慷慨解囊捐助振兴中华的革命事业。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致电他“将赴南京需费”，他毫不迟疑地马上汇去新加坡币50000元，帮助革命之急需。为了提高民族的文化素质、振兴民族精神，1912年他从新加坡回到家乡办起第一所乡立集美小学。1925年，他在海外的事业发展到了顶峰，已有了较强的经济实力，却不置田产，不建私宅，而是大力捐资兴办学校。

他陆续在集美办起了各类各级学校，计有幼儿园、男女小学、中学、师范、水产、航海、商业、农林等技术学校，囤学专科学校和水产商船专科学校，还兴办了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医院、农林试验场、教育推广部等，统称为集美学村。他不仅捐资兴建校舍，还亲自物色校长、教员，亲自过问录取新生等事宜。

陈嘉庚为了进一步培养报效祖国的高级人才，决定办一所综合性大学。1921年他献出创办厦门大学基金四百万元，选定了当年民族英雄郑成功的演武场作为校址。到1922年厦门大学校舍全部落成，其设备之完善，在旧中国是绝无仅有的。为了承担集美村和大学的两处经费，他不得不变卖一部分自己的家产，甚至当他的企业有了危机，债主强行将他的全部财产交由债权人指定的监管者监管，外国财团准备把他的企业收为附庸，条件是要他停办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村。他听了十分生气，断然拒绝说：“企业亏蚀可以收盘，学校决不能停办！”为了维持学校，他还四处募捐或向银行贷款。

陈嘉庚倾家兴学，誉满海内外。他一生捐献的教育经费，相当于他企业全盛时期的所有不动产。他为了祖国的复兴事业，常说：“金钱如肥料，散发才有用”，厦门大学到今70多年，集美学校更是近80年历史了，已经培育出大批国家有用人材。

抗日战争中，年过六旬的陈嘉庚，爱国之心更加炽烈。这时他成了南洋华侨抗日救亡运动的领袖。他抱定“抗战断无不胜，建国断无不成”的爱国信念，明确提出：“全面抗战，长期抗战”的口号，为抗战募集了金额可观的数额，同时宣传抵制日货，动员机械工人回国效力，有力地推动了广大华侨的抗日爱国运动。他痛斥汪精卫之流的投降卖国行径，提出著名的“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是汉奸”提案，鼓舞了爱国人民的斗志。他还向南洋同胞大力宣传延安精神和解放区的光明前景，完全置生死于度外，随时准备以身殉国，充分表现出爱国华侨领袖的无畏气概和高风亮节。他还创办了《南侨日报》同国民党的污蔑展开论战，指出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胜利在望，中国人民站起来的日子为期不远了。

解放后，陈嘉庚应毛泽东邀请，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当选为常委。并担任了华侨方面事务的领导职务，历任全国政协第2、3届副主席。他为了新中国的繁荣富强，毅然放弃了优裕的物质生活，不要一个子孙陪同，回祖国定居，“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要为人民事业再尽绵薄之力。

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病逝于北京，享年88岁。他在临终之际还殷切盼望祖国早日实现和平统一；还在关怀祖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在处理私人财产的遗嘱中，没有把财产留给子孙后代，而是全部捐给集美学校作校产；并将国内银行300万元巨款全部捐献给了国家。

陈嘉庚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爱国的一生。他对祖国、对人民、对社会主义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他不愧是一个中华民族杰出的儿子，爱国华侨的典型楷模。他的名字将和那些曾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教育事业，为新中国革命胜利作出贡献的先驱们一样永垂青史。他不愧为一个真正的海外赤子之冠。

43.张治中为和平奔走

1927年初。张治中眼看国共两党关系日趋恶化，国共合作即将破裂，他既不愿反共，也不愿反蒋，心情十分苦闷。于是，张治中辞职前往欧美考察。在国外，他看到西方的现代化建设，羡慕不已。心想：我的祖国什么时候也能实现工业现代化，达到欧美的先进水平呢！同时，他对白种人对中国人的歧视感到愤愤不平，他立志要为中国的和平、统一事业贡献自己的毕生力量，使中国人能扬眉吐气于国际舞台之上，列身于先进民族之林。

回国后，蒋介石任命他作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政厅厅长。三个月后，他不满蒋介石的“剿共”政策并想避免直接参与反共战争，于是从1928年秋到1937年春，他到国民党的军官学校任教，度过了漫长的10年军事教育生涯。

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九三九年初，张治中到重庆接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后又调任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部长。这期间，张治中和周恩来、郭沫若过从甚密。还在政治部内设置了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请郭沫若主持，委员中有不少左派的著名人士，如沈雁冰、阳翰笙、冯乃超等人。

蒋介石虽然在口头上表示要共同抗战，但在暗地里却仍然执行“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共政策，时刻不忘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受到我党的坚决反击。1942年，张治中受蒋介石委派，担任国民党商谈代表。他和我党谈判代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在重庆谈了八个月，双方达成有关抗日合作的四条协议。但蒋介石根本不愿给共产党以合法地位，商谈便告失败。抗日战争的最后几年，张治中一直与共产党代表周恩来、林祖涵等反复商谈，为国共合作抗日，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抗战胜利了，为了使国家避免再次陷入内战的漩涡，张治中积极活动，主张和平解决国内问题。当时，国民党军队远在西南、西北，来不及运到内战前线，同时全国人民要求和平建国。于是，蒋介石一方面加紧内战准备，同时玩弄和平阴谋，他派张治中偕同美国特使赫尔利到延安去迎接毛泽东来重庆谈判。1945年8月28日，张治中和赫尔利陪同毛泽东来到延安机场，他看到了毛泽东和送行群众挥手告别的动人场面，很受教育，认为这正是国民党不可企及的地方。马达轰鸣，飞机直上蓝天。在机舱内，毛泽东同志和张治中交谈得非常融洽。由于共产党的努力和民主人士的声援，终于迫使蒋介石同我党达成协议。10月8日，张治中借军委会礼堂，举行宴会，宴请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其他代表。10月10日午后，在张治中家的客厅里签署了著名的“双十协定”。在一次非正式场合，毛泽东紧紧地握着张治中的手，赞扬他为和平奔走的诚意。

张治中从延安返回重庆不久，蒋介石继密颁“剿匪手本”以后又召开军事会议，发动内战。当时，张治中正在新疆解决“伊宁事件”，获悉此事，立即写了一封万言书劝说蒋介石不要继续内战。美蒋反动派在政治上军事上失败以后，感到发动内战时机尚未成熟，于是又玩弄新的政治欺骗。不久，马歇尔作为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特使到中国“调处”。张治中又回到重庆和共产党代表周恩来谈判停战问题。1946年1月10日正式签订停战协定后，由周恩来、张治中和马歇尔组成“三人小组”，以监督停战协定的执行。

1947年，蒋介石全面发动内战。张治中为躲避现实，寻求排遣，到苏州、杭州、上海、台湾游览。旅途中，他想到人民和国家的艰难情况，百感交集。

1948年底，继辽沈战役以后，淮海战场黄伯韬兵团、邱清泉兵团、黄维兵团、孙元良兵团相继全军覆灭。蒋介石为了摆脱困境，被迫于1949年1月21日“引退”，继续在幕后操纵。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这年4月1日，张治中以南京政府和谈首席代表的身份，赴北平谈判。经过十三天的谈判，4月13日双方就《国内和平协定》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但是，南京方面拒绝接受，并要张治中回南京复命。

4月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命令进军江南，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周恩来去看望张治中，劝张治中留下，他恳切地说，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了！张治中深受感动，决定暂留北平。这时期，毛泽东曾多次和张治中谈话，鼓励他开始新的人生的历程。建国后，张治中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69年4月6日在北京病逝。中国人民永远怀念这位精诚为和平奔走的爱国人士张治中。

44.钱学森回国

1947年，刚刚36岁的中国科学家钱学森，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聘为终身教授。这是一个很高的荣誉，它预示着钱学森的优厚待遇和远大前程。

美国为什么如此器重钱学森？因为钱学森是美国研究航空科学的最高专家冯·卡门的优秀学生。是美国最早研究火箭组织——加州理工学院火箭研究小组的五成员之一。

在冯·卡门的指导下，火箭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钱学森显露出卓越才能。一项在航空科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航空科学公式：即著名的“卡门——钱公式”诞生了。这是由冯·卡门提出命题，钱学森做出结果，至今仍在航空技术研究中广泛使用的一项公式。

然而，当钱学森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后，这个每时每刻都在想念祖国的科学家，顿时沉浸在极大的喜悦之中。虽然，钱学森在美国已经生活了10多年，又被誉为是“在美国处于领导地位的第一位火箭专家”，金钱、地位、声誉都有了，但是他想，我是个中国人，我可以放弃这里的一切，但不能放弃祖国。我应该早日回到祖国去，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他还对中国留学生说：“祖国已经解放了，国家急需建设人才，我们要赶快把学到的知识用到祖国的建设中去。”

钱学森准备返回中国的决定，引起美国有关方面的恐慌。他们想：钱学森的专业技术如果带回去，中国的科学技术将高速度前进。不，绝不能放走他。美国海军的一位领导人曾对美国负责出境的官员说：“我宁可把钱学森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钱学森至少值五个师的兵力”。

钱学森的回国计划受到严重的阻挠。美国官方“文件”通知他，不准离开美国。

本来，他的行李已经装上了驳船，准备由水路运回祖国。可美国海关硬说他准备带回国的书籍和笔记本中藏有重要机密，诬蔑钱学森是“间谍”。其实，这些书籍和笔记本，一部分是公开的教科书，其余都是钱学森自己的学术研究记录。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几天之后，钱学森突然被逮捕，关押在一个海岛的拘留所里，受到无休止的折磨。看守人员每天晚上隔10分钟进室内开一次电灯，使他根本无法入睡。钱学森的遭遇，引起加州理工学院中坚持正义的同事和学生的同情，在他们和其他正直人士的强烈抗议下，美国特务机关被迫释放了他。

美国特务机关对钱学森的迫害并没有停止，他们限制他的行动，监视和检查他的信件、电话等等。但是，钱学森没有屈服，他不断地提出严正要求：坚决离开美国，回中国去！

在争取回国的日子里，钱学森更加关心祖国的建设事业，经常从《华侨日报》等报刊上了解新中国的情况，并且和一些中国科学家、留学生讨论建设祖国的有关问题。为了能够迅速地回国，他租房子只签订很短时间的合同。家里还准备了三只轻便的小箱子，天天准备随时可以搭飞机回中国。

5年过去了。钱学森争取回国的斗争得到世界各国主持正义的人们的支持，更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极大关怀。周恩来总理曾亲自了解他的情况，并指示参加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的中国代表，在会谈中提出钱学森博士归国问题。

1955年8月，这场外交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美国政府被迫同意钱学森返回中国。

到达北京的第二天清晨，钱学森就和妻子带着两个孩子来到天安门广场。他激动地说：“我相信我一定能回到祖国。现在，我终于回来了！”

45.徐悲鸿代表祖国学画

徐悲鸿(1895—1953)江苏宜兴人。原名寿康。早年刻苦学画。先后于1917年留学日本研究美术。1919年赴法国留学，毕业于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历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等职。是我国近代著名画家。擅长油画、国画，尤精素描。尤以画马驰誉中外。他的绘画融中西技巧为一炉，对中国画的创新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1919年，24岁的徐悲鸿来到法国首都巴黎留学，考上了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后来又拜法国著名绘画大师达仰为师。达仰先生很喜欢这个勤奋好学、富有才气的中国学生，热情地亲自指导他。但却引起了一些人的嫉妒。

一天晚上，徐悲鸿从达仰家出来，忽然听到有人叫他，回头一看，原来是同在美术学校学习的一个法国学生。这个人家里很有钱，平时狂妄自大，几次想拜达仰先生为师，但都遭到了拒绝。

“有什么事吗？”徐悲鸿和气地问道。

“哼！”那人气呼呼地说，“别以为进了达仰的门就能当画家。中国人愚昧无知，天生当亡国奴的材料，就是把你们送到天堂去深造，天天让达·芬奇手把手地教，也成不了才！”

听着这个法国学生侮辱中国人，徐悲鸿被激怒了，他强压住心头的怒火，说：

“先生，你不是说中国人学不成才吗？那好，我代表我的祖国，我们来比一比，等毕业的时候，看看到底谁能成为真正的人才！”

一定要为祖国争气，使中国的绘画艺术在全世界放出异彩，这成了徐悲鸿最崇高的奋斗目标。从此，他就像自己画的千里马一样，日夜奔驰，发愤苦学。

巴黎有许多精美的建筑，里面收藏了很多世界名画，那里也经常举办画展。徐悲鸿一有空就去参观和临摹，不顾酷暑严冬和星期、假日，一画就是好几个小时，有时连饭都忘了吃。

成功总是属于顽强拼搏的人。几年里，徐悲鸿仅是画各种活马的速写稿就多达一千多幅。在多次绘画比赛中，他都获得第一名。1924年他的画在巴黎公开展出，震动了整个法国美术界。

那个曾经侮辱过中国人的法国学生，也来展览会看徐悲鸿的作品，感到非常惊讶。他主动找到徐悲鸿，向他鞠一躬，说：“徐先生，在咱们的竞赛中，你胜利了。我承认中国人是很有才能的。看来我犯了一个错误，用你们中国话来说，那就是有眼不识泰山。”

徐悲鸿不仅用高超的绘画艺术为国争光，而且不惜花很多钱，代表祖国收集一些遗失的名画。

《八十七神仙卷》是中国古代一幅名画，画面上有87位神采不同的仙人。个个形象逼真，是中国的国宝之一。可是，这一国宝被外国侵略者抢走了。这幅画落到香港一个名叫马丁夫人手里。徐悲鸿立即决定代表祖国买回这幅珍品。马丁夫人说了一个大价钱。徐悲鸿确实没有这么多钱，他与马丁夫人商量说：“我带的钱不够，但我愿意再拿出我自己的7幅画来弥补。夫人是否愿意呢？”

马丁夫人早听说过徐悲鸿的大名，知道他的画在世界上很值钱，高兴得一口答应了。

徐悲鸿收存名画，并不是想占为己有。他常说：“藏画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学习、研究祖国的绘画艺术，所以，我收藏的名画，大家都可以用来临摹和研究。”

1953年，徐悲鸿不幸逝世了。他的夫人按照他生前的嘱咐，把徐悲鸿收藏的包括《八十七神仙卷》在内的一千多件历代优秀美术作品，全部献给了国家。国家专门在北京建立了徐悲鸿纪念馆。游人们随时可以看到那些珍贵的艺术作品。

46.吴运铎把危险留给自己

吴运铎(1915—1991)，江西萍乡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了新四军。他在军工生产中曾负过三次重伤，先后失去了左手、左眼，炸断了右腿。伤残后仍顽强坚持工作。解放初期，以惊人的毅力，克服文化低、身体残的困难，写成了有10万字的自述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被赞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

1944年秋天的一个深夜，几架敌机轰炸抗日根据地，在仪(征)扬(州)边区，一连投下8个大炸弹，可是炸弹一个也没爆炸，只是把地轧得直颤，钻进土里两丈多深，洞口比井口还大。这8颗炸弹都紧靠着，要是有一个爆炸，其余的受到爆炸波的感应，也会一起爆炸。这样的炮弹，过去兵工厂的同志从没见过，但可以设想，一旦发生爆炸，这一带的村庄就会全部毁灭，人民的生命财产将遭到无法估量的损失。

边区政府一面组织撤离，一面根据兵工厂技术人员的建议，组织几百个农民挖炸弹。在吴运铎等同志指导下，从天蒙蒙亮一直挖到中午，这8颗炸弹都露头了。如果再继续挖下去，一旦锹镐撞击了炸弹，就会引起爆炸。要想把炸弹挖出来，唯一的办法就是首先拆除引信。

25岁的吴运铎，凭着5年和炸弹打交道的经验，感到情况严重，他当机立断，决定让所有农民立即撤到山背后隐蔽起来，由他和兵工厂的几个人担任拆除引线的工作。

边区政府的同志把农民带到安全地带，吴运铎和兵工厂的同志研究着拆除引线的办法。可是以前他们拆过的都是日军的炸弹，而今天的炸弹是美国的，大家谁也没拆过。过去没爆炸的炸弹是引线出了毛病，而这些大家伙却是定时炸弹。既然是定时炸弹，那么什么时候爆炸呢？同志们的眼睛都看着吴运铎。吴运铎握紧工具，向同志们下了命令：“为了人民的生命财产，为了党的事业，由我先吃这个最大的。如果出现意外，请同志们更加小心。现在，请你们向后转！跑步前进！到山背后去隐蔽！”同志们还要争，吴运铎大喊一声：“我干这个时间最长，我是共产党员！你们快撤！”说罢，拿起工具，骑在那个最大的炸弹上面。

吴运铎象手术台前诊治疑难病症的医生仔细地察看着。片刻，他咬着牙，使劲地从炸弹上拔出了比迫击炮弹还大的一个信管，又把弹尾上的信管也卸下来，敲掉了大炸弹的爪牙。就这样，一个连着一个，花了4个多小时，把那8颗炸弹上的信管全部拆除了！

勇敢和智慧，来源于火一样的赤诚，来源于铁一样的信心。吴运铎成功了。他终于征服了这些侵夺人民生命财产的魔鬼。

他高兴地把大家招呼来，几十个人拉一颗，把8颗炸弹都拖到平地上来。然后和几位同志迅速地把8个大弹壳和炸药运到了兵工厂。

由于吴运铎及同志们的果敢行动，不仅避免了一场巨大的灾难，保护了人民的生命财产，而且给兵工厂补给了炸药。吴运铎在人们心里留下了高大的、不可磨灭的光辉形象。

47.常香玉为抗美援朝义演

一生不怕艰辛劳累进行义演的豫剧大师常香玉，五十年代二十几岁就获得“爱国艺人”荣誉。1951年夏，由常香玉发起，她和她的民营剧社，决定用义演的收入，捐献一架战斗机，支援抗美援朝。捐献的数额——十五亿元(旧币，折合新币十五万元)；完成时间——半年左右。消息传出，群情振奋，也有人将信将疑，认为靠一个仅有59人的民营剧社(其中还有从9岁到17岁的学员)完成这么大的捐款，恐怕是“坐飞机吹喇叭——响(想)得不低。”但常香玉是拿定了主意。

她得到西安市委书记赵伯平、市长方仲如的支持；出发那天，西北大区抗美援朝分会会长、西北大学校长李敷仁致欢送词，西北文联主席诗人柯仲平即兴赋诗壮行。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宣传部长张稼夫，大力支持香玉的爱国热情，指令西北文化部派3名国家干部协助剧社进行捐献演出活动。常香玉在欢送会上代表剧社全体同志表了决心。她这次捐献飞机义演，宛似战士出征，不打胜仗决不回还。她和爱人商议后，卖掉自己的一部卡车，拿出多年的积蓄，作为捐献义演的基金；她的3个孩子，大的不足7岁，小的刚刚3岁，全送进托儿所；她还表示，捐献义演期间，她和爱人不拿工资，但要保证全体演职员的正常收入。她的热情，她的为国奉献精神，激励了剧社的每一个同志。欢送大会上，送别的人们掌声如潮，旗帜如云。

香玉剧社义演的第一个城市是当时河南省会开封。古城大为轰动，街谈巷议常香玉：“她是抗战前在咱开封唱红的！”“香玉仗义，不爱财，同刘家两个省主席(刘镇华、刘茂恩，分别任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和河南省政府主席)大不相同——两个省主席，不如一个常香玉。十几岁，她就为老家修石坝义演！”……8月下旬，常香玉的剧社到郑州演出，一位老大娘，步行几十里提一篮新鲜鸡蛋来“看看常香玉”。香玉要给大娘钱，大娘说：“闺女，我不是来这儿卖鸡蛋哩！要卖鸡蛋，俺不用跑这么远。这是我老婆儿的心意，你得收下。你爱国，就不兴大娘爱爱你？”

1951年10月，香玉剧社到达中共中央中南局当时所在地武汉市。湖北省和武汉市隆重举办欢迎茶会，相互致词后，联欢清唱。香玉唱了《拷红》中的《佳期》一段。汉剧名演员陈伯华、楚剧名演员沈云陔、京剧名演员言慧珠，都唱了一段拿手戏。兄弟剧种名演员支持“香玉剧社号”战斗机的诞生，使剧社全体同志深受鼓舞。在江城武汉演出即将结束时，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邓子恢同志接见常香玉同志。在简朴的客厅里，身穿灰布制服面孔清癯的邓子恢握着香玉的手说：“对不起，前些天去北京开会，没有来得及欢迎你。”香玉说：“邓书记很忙，我们不该打扰你。”邓子恢同志说：“你们决心捐献一架飞机，这种精神了不起，我们要号召大家向你学习。学习你这种爱国主义精神。”临别前，邓子恢高兴地答应题字留念，在香玉拿出的一个精致的硬皮本子上写下一行非常流利的行书：“发扬爱国主义精神！”

香玉剧社到达中国南方名城广州演出。广东话河南人难听懂，但与广州人的情谊，立刻沟通了。有的剧场为香玉剧社降低场租，有的不要场租。一次换台时，10位搬运工人用大板车为剧社搬运戏箱，从午夜干到黎明，给他们工钱，工人们谢绝了。他们说，要是收捐献义演的钱，那就太没觉悟了。并且表示，下次换台，还由他们承担搬运任务。在广州演出期间，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广东省主席的叶剑英同志，会见了香玉和剧社其他负责同志。当他得知剧社演职员没带蚊帐时，立即通知省政府有关部门，给剧社送去60条洁白的新蚊帐。香玉请叶剑英同志题词，他欣然提笔写下：“爱国艺人——书赠常香玉同志叶剑英题”几个苍劲有力的大字。

经过在开封、郑州、新乡、武汉、广州、长沙六个城市长达半年的义演，在党、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支持下，香玉剧社净捐献金额达15.2万余元(折合新币)，超额完成了捐献一架战斗机的任务。

1952年2月，香玉率剧社演职员胜利返回西安。当时负责西北局工作的习仲勋同志让文艺处长苏一萍把香玉夫妇接去，称赞他们是“爱国主义的典范”，此后又举行授奖大会，给常香玉颁发荣誉奖状，也对剧社的起义庭等同志进行了奖励，同时，拍摄了新闻纪录片。与此同时，新诞生的“香玉剧社号”战斗机，已在朝鲜上空，搏击侵略者……

48.陈镜开为祖国争光

举重运动员陈镜开，是为中华民族体育运动世界纪录的第一个创造者，他先后十次创造了世界纪录，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1955年1月，陈镜开19岁，他应征入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陈镜开被选进了中南军区体工队。

1955年9月，华沙举行世界青年联欢节，他被派去参加。陈镜开在这次联欢节上，虽然因故没有参加比赛，但他深受鼓舞。当我国乒乓球运动员姜永宁、孙梅英和游泳运动员穆祥雄取得优异成绩的时候，庄严的国歌乐曲响起来了，鲜红的五星红旗升起来了，这时候，陈镜开只觉得浑身的热血都在沸腾，他激动得热泪盈眶，心中不住地重复着一句话：祖国，我也一定要为你争取荣誉；祖国，我也一定要为你争取荣誉。

回国以后，陈镜开自觉地加强了训练难度，增加了训练时间。有时，他一连三四个小时也不休息，杠铃举起，放下；又举起，又放下。由于举的次数太多，把虎口磨破了，缠上软布，仍然继续举……不止一次，杠子擦在胸口上，不仅擦破了皮肤，连胸骨都阵阵作疼，他也不肯下来休息，他在杠子中间缠了一条毛巾，继续不停地举……他练习举重的地方，脚下的地面上，常常被汗水淋得湿漉漉的，要用墩布拖。

1956年6月初，陈镜开到上海参加一次国际性的举重比赛。

陈镜开接连几次推举、抓举、挺举，都顺利地获得了好成绩。

指示牌上的数字又变了——挺举，133公斤。

观众议论纷纷了，人们知道，最轻量级挺举的世界纪录是132.5公斤！人群中爆发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片刻后，整个大厅又变得安静了。人们等待着，陈镜开马上要向世界纪录进行挑战了，他这一举如果成功，就打破世界纪录了！由于过分紧张，第一次冲击失败了。

陈镜开很沉着。他活动了一下双肩、双腿，而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再次走上举重台，张开五指量了量杠铃的杠子，紧抓住杠子后，下蹲……观众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只见他刹那间就把杠铃提到了胸前，接着，随着一个有力的箭步，那杠铃便高举过他的头顶了，陈镜开面不改色，接着做动作：收腿、站定。

裁判席上的三盏耀眼的白色灯突然通明，放出了夺目的光彩——它告诉全场观众，不，也是在告诉全世界，陈镜开已顺利地举起了133公斤，他创造了最轻量级挺举的世界纪录！

全场掌声雷动。许多人围过来，新闻记者摄影机的镁光灯亮了，无数双热情的手伸过来了。祝贺你陈镜开！你为中华民族创造了第一个体育运动的世界纪录！

几位白发苍苍的体育界老前辈热泪夺眶而出，他们簇拥着陈镜开：

“你是新中国的骄傲！”

“我们多少年来的愿望，在你这一举里实现了！”

“世界纪录没有尽头，小伙子，再接再厉呀！”

对，要再接再厉！陈镜开没有就此止步。

两年一度的世界青年联欢节，这一届，在莫斯科举行。

陈镜开创造了世界纪录之后，在世界各地有种种不同的反应，各国人民向我们热烈祝贺。但是，也有一些人偏见很深，他们不相信多少年来被人称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能创造这样的奇迹，竟放肆地用冷言冷语攻击我们，说什么：谁知道陈镜开的成绩是记者用笔写出来的呢，还是这位运动员用双臂举出来的？

陈镜开决心在这个国际比赛场上，用事实来回答他们。

莫斯科举重场上的较量开始了。推举、抓举、挺举齐头并进。

这一天，陈镜开偏偏小腿抽筋，他推举和抓举的成绩都不理想，和苏联选手相比，两项总和，已经落后了15公斤。

苏联选手挺举的成绩也不错。

人们开始为陈镜开焦虑了。但是陈镜开自己却镇定异常。他活动活动四肢，又揉了揉腰，觉得自己身体情况还好。

拼搏！拼搏！拼搏！他争夺冠军的雄心丝毫未减。

陈镜开即将开始挺举了。他在上海创造了世界纪录后，一年来，成绩又有了新的提高，最佳成绩曾达到过137.5公斤。人们希望，他今天能保持这个纪录。

但是陈镜开不满足于只拿下挺举冠军，他的目标是总分第一。他默默地算了算，如果自己挺举能举起140公斤，那么，总成绩就是第一名了。但是，以前他从来没有举过这么重的重量呀！

这时候，他一扭头，发现第一名位置的旗杆下端，已经拴上了苏联的国旗。苏联人显然认为总分第一已是稳拿的了。

他们怎么这样不尊重人呢！怎么这样小看我们中国人呢！陈镜开被激怒了。

当裁判员问陈镜开第三次挺举多少公斤时，陈镜开咬了咬牙，大声报道：“一百四十公斤！”

裁判员愣了一下神，以为自己耳朵听错了。

陈镜开又用手比划了一下，裁判员这才点了点头。

场上骚乱起来，人们议论纷纷。

有人说：“这个中国人，未免太自不量力了！”

一个外国记者连连摇头，不停地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陈镜开决心把不可思议的事变成事实。他走到杠铃前，举止沉着，不慌不忙地张开五指量了量杠子，有力地深呼吸，动作处处合乎分寸，随着跨步分腿，杠铃忽地就举过了头顶，两条铁臂牢牢地擎着这140公斤重物，稳稳当当的。最后动作是收腿、站稳，做得利落、得体。运动中的奇迹出现了。轻量级新的世界纪录产生了。场上顿时卷起旋风般的欢呼声：“中国！中国！中国！……”

陈镜开一手捧着鲜花，另一只手向热情的观众频频挥动……他瞥了一眼身后的旗杆，在第一名的位置上，已经换上了鲜艳的五星红旗。

庄严的《义勇军进行曲》奏起来了！五星红旗——新中国的国旗冉冉上升了！

49.焦裕禄心中装着人民

焦裕禄(1922—1964)山东博山人。1962年任中共兰考县委书记。

1962年，内涝、风沙、盐碱三大灾害一起袭击兰考大地。这年，风沙打毁了20多万亩麦子；大水淹坏了30多万亩庄稼；盐碱地里10万亩禾苗枯萎；只有枯草在寒风中抖动着。

党派焦裕禄到兰考当县委书记。第二天，县委机关的人到处找新来的书记，焦裕禄已经下乡了。他到灾情最重的公社和大队去走了一圈，回来后说：“兰考是灾区。穷，困难多，但灾区有个好处，它能锻炼人的意志，培养人的品格，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一席话说得大家心里热乎乎的。

他下决心要和兰考36万人民一道治伏“三害”——风沙、盐碱、内涝，为全县人民造福。他带领调查队，在全县展开治洪水，查风口，探流沙的调查研究工作。

当时，焦裕禄同志正患肝病，同志们不让他在风雨中奔波。他拒绝了大家的好意，背起干粮，撑着雨伞和大家一起出发了。他和调查队的同志经常在齐腰深的水里跋涉，蹲在泥水处歇息。有一次，他刚调查回县不久，遇上大雨，雨下了七天七夜，焦裕禄顾不得休息，带上3名同志，拄着棍子又出发了。

他站在洪水激流中，画了一张又一张洪水流向图。到了一个生产队，队长硬拉他留下吃顿便饭，焦裕禄说：“雨天，群众缺烧的，不吃啦！”谈过工作后又拄着棍子向风雨中走去。经过反复调查，县委掌握了制服“三害”的大量资料。

那是一个冬天的黄昏。北风越刮越紧，飞雪越下越大。焦裕禄惦记着农民兄弟，他对同志们说：“这大风雪天，农民兄弟住得咋样？我们不能坐在办公室里烤火，要到群众中去。”同志们带着救济钱粮出发了。

风尖厉地吼叫着，雪有半尺厚，焦裕禄用手捂着疼痛的肝部和小伙子们一起出发了。他走进一户无儿无女的老人家。大爷生病躺在床上，大娘是个瞎子。焦裕禄进屋后问饥问寒，大爷问他是谁？他答：“我是您的儿子。”大娘问他大雪天来干啥？他说：“毛主席叫我来看您老人家。”老两口感动得流下热泪。

焦裕禄始终把自己当成人民的儿子。一次，他的孩子很晚才回家，一问才知道是看戏去了。他问孩子哪来的票，孩子说：“收票的叔叔向我要票，我说没有，他问我是谁，我说焦裕禄是我爸爸。叔叔就让我进去了。”这怎么行！焦裕禄立即叫来全家人讲了这件事，命令孩子把票钱如数送去戏院。以后，又让县委起草了个通知，不许任何干部特殊化，不许任何干部子女特殊化。

1964年春天，兰考人民同“三害”斗争取得了显著成果。焦裕禄的肝病却越来越严重了。他无论开会、作报告，经常把右脚踩在椅子上，用右膝顶住肝部，手也经常按着时时作痛的肝部。日子久了，他办公坐的藤椅上，右边被顶出一个大窟窿。同志们问起他的病情，他总是说：“没什么，病是个欺软怕硬的东西，你压住它，它就不欺负你了。”

到地委开会，负责同志劝他住院治疗，他说：“春天要安排一年的工作，离不开！”地委给他请了有名的中医诊断，开了药方，因为药费贵，他说什么也不肯买。“群众生活很困难，花这么多钱买药，我能吃得下吗！”他对负责同志激动地说。

焦裕禄顾不上疾病的折磨，一心一意带领人民同灾害展开顽强斗争。一次，他到一个生产队检查工作，边听汇报边记录，肝痛得他手指发抖，钢笔几次从手里掉下来。汇报的同志见此情景，再也说不出话来。焦裕禄却一再催促：“说，往下说吧。”

他动手开始写一篇文章，反映兰考人民的治灾经验，题目叫《兰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文章刚开了个头，病魔就逼他住进了医院。

离开兰考那天，由于肝疼得厉害，他是弯着腰走到车站的，他是多么舍不得离开兰考呀！他不止一次地向送行的同志说：不久就回来。火车开动前的几分钟，他还嘱咐同志们，到乡下走走，好好抓一下工作总结。泪花在同志们眼里闪烁，焦书记心里装着全县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焦书记病危的消息传到兰考，不少同志跑到医院探望。每逢有人来，他总要拉着人家的手问：庄稼淹了没有？沙丘封住没有？泡桐树栽了多少？麦子长得如何？县委的同志来探望，焦裕禄特地嘱咐他：拿一把盐碱地改良后长的麦穗来让我看看。

焦裕禄病情进一步恶化了，“肝癌后期，皮下扩散”。县委副书记来看他，他颤抖地将自己的照片交给这位副书记，声音微弱地说：“回去告诉同志们，我不行了，你们要领导兰考人民坚决地斗争下去。咱们是灾区，我死了不要多花钱，请把我运回兰考。活着我没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1964年5月14日，人民的好儿子焦裕禄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那一年，他才42岁。

50.秋瑾献身革命

秋瑾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女革命家。在她战斗的一生中，充满着富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事迹，为后人所崇敬和传颂。

秋瑾1879年出生在厦门的一个小官僚家庭。秋瑾从小聪明伶俐。她七岁时，听到书房中哥哥的读书声，就走到书房，对教书先生说：“我也要读书，和哥哥一样。”先生就教她几个字，谁知秋瑾一学就会，先生很喜欢她。从此，秋家的书房中又传出一个女孩的读书声。秋瑾还在母亲单夫人的指导下，学会吟诗填词。在外婆家，她跟表兄学会了骑马击剑、使枪舞棒等各种武术。她不仅练就了一身好本领，而且养成豪爽奔放的性格。她在一首词中写到：“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

在当时，妇女身上套着许多封建绳索，妇女的自由受到限制，还要遭受缠脚的摧残。这与秋瑾的性格格格不入，引起她强烈不满。当她看到，厦门街道上，洋人耀武扬威欺压中国人的情景，更是愤怒，她越发感到社会的黑暗。在北京，她受革新派人物和维新刊物的影响，思想境界不断升华。她自称“鉴湖女侠”。立志要用热血唤起妇女的觉醒，争取妇女和整个社会的解放。

1904年春，秋瑾不顾家庭的反对，变卖了首饰，踏上留学日本的征途。她到日本后，一不学医，二不学师范，她一面学习日语，一面广泛结识爱国志士，进行革命活动。她参与组织了以反清为宗旨的“十人会”；发起由妇女参加的“共爱会”；她又创办了《白话报》，鼓吹推翻清政府，争取男女平权。不久，又加入秘密的反清会党“洪门天地会”。当孙中山到日本时，秋瑾与孙中山见了面，对孙中山的主张十分佩服，随即加入同盟会，被推选为同盟会浙江分会的会长。她在日本奔走联络发表演说，宣传革命，介绍爱国青年加入同盟会，她将名字改为“竞雄”。经常穿男装，佩戴从日本商店买来的“倭刀”，练习武艺。她成为留日学生中传奇式女杰。

她回国后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妇女第一份报纸《中国女报》鼓吹妇女解放，发挥了巨大的启蒙作用。同时她为武装斗争作准备，与同盟会会员陈墨峰在寓所里研制炸药。一次不慎，引起爆炸，陈墨峰的脸和手都被炸得流出了血，秋瑾的手臂也给烧伤。秋瑾果断地让别人把陈墨峰送进医院，自己留下处理了现场，当巡捕闻声赶来追问时，她说是做饭不留神着火，引起爆竹爆炸。巡捕抓不住把柄，只得作罢。

1907年春天，秋瑾离开上海回到老家绍兴，主持大通学堂的校务。大通学堂是光复会的重要据点。秋瑾在校内增设了体育专科，购置了枪支弹药，又从各地抽调许多革命党人，到校担任教官，聚集好几百学生，到绍兴城外大操场，进行军事训练，借此培养革命军事干部。秋瑾也身着男装，骑着马，手持武器，亲自指导学生的野外训练。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大通学堂的学生几乎都发展为光复会会员，成了武装起义的骨干。

革命的形势发展很快，起义的条件逐渐成熟。为了联络同志，秋瑾日夜奔波在杭州、金华、绍兴等地。徐锡麟与秋瑾决定，7月初，徐锡麟在安徽安庆，秋瑾在浙江金华、绍兴同时起义。

但是，在起义发动前，有的义军首领擅自行动，被清兵打散；有的义军首领因走漏风声被捕殉难；清政府派出爪牙，搜捕革命党人。徐锡麟被迫提前起义，但虽然刺死了安徽巡抚恩铭，但由于起义准备不足，孤立无援，终于被俘，反动派将他挖眼剖心处死。

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失败后，给整个行动计划带来严重困难，形势十分危急。当清政府得知秋瑾是徐锡麟的同党，派出一标(相当于团)兵丁前来绍兴镇压。在这紧急关头，大通学堂师生建议马上起义。秋瑾则认为，绍兴力量太弱，不能以卵击石。不少同志劝她立即撤向安全地带，但她哪肯只身出走，她婉言谢绝了。她将重要文件交给了同志，随即疏散了大部分学生。

7月13日下午，清兵包围了大通学堂，撞开大门，一拥而进。秋瑾带着一部分学生，与敌人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经过一小时的激战，击毙击伤清军数十人，最终因寡不敌众，秋瑾等六人不幸被捕。

当晚，敌人连夜审讯。秋瑾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绝不出卖战友。当敌人逼她写供词时，她挥笔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七个大字，表达她对祖国的热爱、对民族前途的担忧和对起义失败的悲愤。

清政府无计可施，于1907年7月15日在绍兴轩亭口将秋瑾杀害，临刑时，秋瑾视死如归，昂首大笑，声震寰宇。终年31岁。

秋瑾虽然英勇地牺牲了，但她的光辉形象，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51.容闳海外赤心报国

容闳，字达萌，号纯甫，广东香山县人，1828年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家庭。七岁时，他在澳门一所英国传教士办的小学学英文，后又在美国人塞缪尔·布朗办的马礼逊学堂读书。1847年，容闳因家境困难，为了求生，志愿随布朗夫妇到美国，进入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学习。两年后，考取了著名的耶鲁大学，成为该校第一个中国学生。

容闳在耶鲁大学读书时，刻苦钻研，经常攻读到深夜。经过努力，他的成绩优异，多次夺得英文论文的首奖，蜚声于校园内外，容闳的兴趣广泛，选修了多门学科，学识的增长，使他看到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和资产阶级民主精神，也看清了当时中国清政府的腐败透顶，忧国忧民之心与日俱增。1854年，容闳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耶鲁大学。美方不止一次地用优厚的待遇诱劝他留下来，但丝毫动摇不了他的爱国之心，他要把知识献给祖国，要“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祖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然而，回到祖国的容闳，并未受清政府的重用。为了生计容闳只好到处奔波，寻找工作。他在海关当过翻译，在洋行里当过书记员。他虽然得到了温饱，但总感到自己报国无门。在这期间，他看到腐败的清政府对人民的大屠杀，激起他无比痛恨；他对太平军产生了敬慕之情。他曾拜会太平天国的干王洪仁玕，向干王提出关于建设军队、政府、银行、学校等七点建议，这是容闳首次提出的为中国谋富强的大计。干王虽然知道这些建议十分重要，但战事频繁，无法实行，把这些建议搁了下来。容闳也离开了太平军。

自己能为祖国干些什么？容闳想起在同外商交往中，中国由于缺专门人才而多次失利，许多应由中国人掌管的要塞、军舰、海关等重要职务，都任用外国人，甚至与西方国家谈判时，中国的首席代表竟是外国人，想到这里，容闳既愤恨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也为中国缺少新式教育感到不安。他想如果每年能有一批中国青年到美国留学，就能造就许多通晓西学的人才。

1868年，容闳正式向清政府提出了他的选派留学生计划，几经周折，他再三努力，两年后清政府批准了他的计划。1871年夏，容闳在上海开始招生，被选入的幼童先在预备学校补习英文。从1872年到1875年，中国每年派遣30人，完成了留学120人的计划，容闳任留学生副监督。

清政府派出的监督，对学生们接受西方新鲜事物和思想非常不满，对支持学生的副监督容闳更是怀恨在心，多次向朝廷告密，说容闳纵容学生，说这些留学生即使学成回国，也不能为朝廷效力，要求撤回留学生。腐败的清政府竟然同意了他的请求，1881年，赴美留学生全部撤回中国。使容闳的计划半途而废。

1873年，容闳从美国回到天津，向清政府奏请从西方购买武器一事。直隶总督让他就关于招募华工赴秘鲁的签约问题与秘鲁特使谈判。秘鲁特使声称华工将会受到优厚的待遇，而容闳以前在澳门就亲眼见过许多华工，以辫相连，结成一串，被人贩子们像牛马似地牵往船舱，听说过受骗华工被人贩子在市场上拍卖，不少华工因反抗被杀或跳海自杀。容闳义正辞严地怒斥了秘鲁特使，并向直隶总督汇报了所见所闻，欣然接受直隶总督的派遣，到秘鲁去调查华工的情况。经过三个月的调查，了解到了华工遭受的折磨和奴隶主的罪恶，并把华工身上被笞、被烙的斑斑伤痕拍成照片，作为奴隶主残暴虐待华工的罪证。

容闳的秘鲁之行，使华工受虐待的真相大白。清政府宣布禁止华工出洋。秘鲁特使虽竭力抵赖，但在容闳拍摄的一幅幅照片面前，无言以对。

1894年，日本发动了甲午中日战争。容闳在美国得知消息，忧愤交加，立即写信给南洋大臣张之洞的幕僚，建议向英国借款购买军舰并雇用外兵，抄袭日本的后路，使其腹背受敌。张之洞请他去伦敦借款，但这时，清政府已对日本屈辱求和，借款计划也告中止。

甲午战争中国失败后，容闳再次回到中国，他建议实行新政，创立国家银行，发展资本主义，都受到阻挠而失败。后来，他又组织修建从天津到镇江的铁路，不料，德国有山东筑路权，不许铁路从山东通过，容闳不得不放弃筑路计划。

屡遭挫折，使容闳认清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帝国主义的嘴脸。他开始倾向革命，他结识了维新变法的领袖康有为、梁启超，经常与他们讨论救亡图存的方略，容闳的资产阶级进步思想对他们产生了一定影响。

戊戌变法失败后，容闳支持唐才常并参加发动“自立军”起义。在上海张园的“国会”上，他被公推为会长，并起草了对外宣言。可是，宣言还未正式发表，唐才常在汉口遇难，容闳被列为通缉的首犯，他不得不潜往香港。两年后到美国避难。

在斗争中，容闳认识到孙中山“宽广诚明有大志”，并号召各界进步人士要支持孙中山，使资产阶级革命成功。1909年，他写信给他在美国物色的军事专家荷马李和财界人士布司，让他们支持孙中山。经容闳介绍，孙中山与荷马李、布司建立联系，举行会谈，制定起义计划。并以孙中山名义，委任布司为中国同盟会驻国外全权财务代办，向纽约财团贷款，筹组临时政府等。

1910年5月，82岁的容闳病倒了。当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传到美国，容闳非常高兴，并致函：“你们代表了四亿五千万人民——那些近三百年来深受压制的人们——高呼着共和国，为解除人民的痛苦去赢得自由和独立”。他的信，使资产阶级革命派深受鼓舞。

孙中山高度评价容闳的爱国精神和革命业绩，称他为“建伟大事业、以还吾人自由平等幸福”的老同志，并致函，希望他回国参加民国的建设。可是，容闳接到孙中山来函时，已卧床不起。

1912年4月21日，容闳在美国逝世，终年84岁。他在临终遗书中让他两个生长在美国的儿子回国服务，写道：“吾费如许金钱，养成汝辈人材，原冀回报祖国。”老人金子般的语言，激励着两个儿子，他们回国后，一个任矿冶工程师，另一个任广东军政府军火局长，两人都为祖国作出了贡献。

52.康有为与百日维新

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治，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县人，1858年出生在一个世代官宦家庭。

康有为早年曾到过香港和上海，阅读到一些介绍西方资本主义的书籍，由此初步明了当时的国际大势，通过比较，觉得按资本主义文明所建立的秩序比封建制度要好得多。他接受了一些资产阶级政治思想逐渐形成了政治上和思想是的维新体系。他写成了《大同书》一书，他在书中指出：封建社会是“据乱世”；资本主义社会是“升平(小康)世”；公产主义社会是“太平(大同)世”。大同之世是一个“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的极乐世界。这部书反映了康有为对“大同世界”的空想。

1885年春，清政府和日本准备签订《马关条约》，《马关条约》拟将辽东半岛和台湾、澎湖割让给日本，并赔偿军费二万万银两。正在北京会试进士的康有为探知了条约的内容，大为震惊，立即发动广东籍举人联名上书请愿，请求朝廷拒绝签约。为了扩大声势，来一次规模更大的请愿，康有为和梁启超串联十八省举人1000多人，到宣武门外的松筠庵开会，商议联合请愿的事情。会上，台湾省举人痛哭流涕，誓死不愿离开祖国的怀抱。康有为痛述民族所受奇耻大辱，要大家联合上书皇帝，挽救国家的危亡。到会举人义愤填膺，公推康有为执笔起草奏书。康有为不负众望，一天两夜，奋笔疾书了一篇长达14000字的《上皇帝书》，康有为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把辽东等割让给日本，那么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也会跟着来瓜分中国。所以必须拒绝签订屈辱的条约，惩办“主和卖国”的官僚和“丧师失地”的将帅。同时，还必须从根本上实行变法，改革政治，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上皇帝书》写好后，由梁启超等人抄写数份，分送大家传阅。大家看了，情绪更加激昂，签名的举人有1300多人。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汉朝用公家车马接送被征举的士人，后来人们就用“公车”作为举人进京应考的代称)。5月2日，各省举人排成一里多长的队伍，正式把《上皇帝书》送到清政府都察院。都察院官吏找借口拒绝呈递《上皇帝书》，光绪皇帝还是没有看到。“公车上书”虽然没能阻止《马关条约》的签订，但在社会上却发生很大的政治影响，造成了维新变法的声势。

“公车上书”第二天，会试发榜，康有为中进士，得到工部主事的官衔。于是他再把《上皇帝书》加以修饰润色，以个人名义呈送光绪皇帝。这次上书终于被光绪皇帝看到并很受赞赏。于是，他又第四次上书请求变法。

在这个时期，康有为除了不断向皇帝上书以外，还极力加强变法的舆论宣传和壮大维新力量。康有为在北京结识了一批倾向变法的青年官吏，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创办报纸《中外纪闻》；8月，康有为在北京发起组织了维新派政治团体“强学会”；10月，康有为离京南下，到上海创办“强学会”，发行《强学报》；1898年4月，康有为集合在京举人又组织一个保国会，不少官吏、士绅、读书人纷纷参加。就这样，一个以北京、上海等地为中心的维新变法政治改良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社会大变革的条件逐渐成熟了。

但是，清王朝的实际权力，却掌握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派手里。9月初，慈禧太后和掌握兵权的荣禄密谋，企图废黜光绪，取消新政。光绪皇帝得知这一消息密令康有为、谭嗣同等“妥速密筹、设法相救”。他们只有向掌握重兵并伪装拥护维新的袁世凯求援，召其进京保驾。阴险狠毒的袁世凯一面满口应允，一面暗中向荣禄告密。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把光绪皇帝囚禁起来，宣布临朝听政。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捕遇害。康有为由于事先得到消息，躲过毒手，逃亡到日本。至此，戊戌变法归于失败。这次变法仅仅实行了103天，所以，人们又称它为“百日维新”。

戊戌变法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起的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它打破了当时社会万马齐喑的局面，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重要的一页，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奏。

53.杨儒不辱使命

杨儒，字子通。1892年任清政府驻俄公使。他威武不屈，不畏强暴，不受利诱，在谈判桌上挫败沙俄的阴谋，捍卫了国家主权。

杨儒出任驻俄公使期间，正是沙俄大肆侵华的时期。沙俄在鲸吞了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及西北地区15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后，又把它的魔爪伸向中国的东北三省。1896年，沙俄诱使李鸿章订立《中俄密约》，夺取了东北铁路筑路权；1898年，以助华抗德为名，沙俄强租旅大；1900年，又乘八国联军侵华之机，沙皇尼古拉二世自任侵华军总司令，出动17万军队，公然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在这种形势下，杨儒负责与沙俄谈判交还东北三省问题。

正式谈判一开始，沙俄代表、财政大臣维特便要杨儒奏请朝廷批准《奉天交地暂且章程》，章程规定：沙俄在奉天(沈阳)派驻“总管”，中国的奉天将军所办理的公务，该总管应当清楚；奉天的中国军队一律遣散，军火交出，炮台、火药局拆毁；俄军留驻奉天，他们的住房、粮食由清朝方面供给。杨儒当即严正指出：“章程不但夺我兵权，而且干涉内政，侵犯主权，此事断唯允准！”经过六次交涉辩驳，维特不得不承认章程一事“姑且作罢”。第一回合，杨儒取得了胜利。

沙俄一计未成，又生一计。沙俄又提出书面约款12条。杨儒一眼看出，新约款尽管字面有所删改，但侵略实事丝毫未改。针对沙俄的无理要求，他逐条批驳，使沙俄的伎俩无法得逞。沙俄代表懊丧地说：“看来只有交还东三省这一条未被批驳”。

三月中旬，谈判进入最后阶段，沙俄又将条款削去一些刺眼的字句，但妄图独占我国东北的实质并未改变。沙俄大臣声称：限15天画押，逾期则交还东三省一事就作罢。并再三威逼，以决裂之势胁迫杨儒立即签字画押。

面对强暴蛮横的沙俄代表，杨儒大义凛然地拒绝签约，要求继续谈判。沙俄代表借口公务繁忙，拒绝会见；送去的备忘录被原封退回；连递交光绪皇帝给沙皇的亲笔信，也被拒绝了！形势十分紧张。

在沙俄威逼胁迫之时，杨儒还受到国内亲俄势力和投降派的挟制。他们利用主持外交的权力，打电报让杨儒画押。逃亡在西安的清政府则无主见，要杨儒“自行定计，酌量画押。”在内外压力下，杨儒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画押签约就要丧权辱国，不画押签约就要得罪上司和朝廷。

沙俄逼迫签约的消息传到国内，舆论哗然。国内的爱国官员和爱国的绅士商人，纷纷致电杨儒，要他拒签条约；世界各地的爱国华侨纷纷致电清政府，要求拒签条约；中国的一些驻外使节，也劝杨儒不要轻率签约。读着这些义正辞严的电报，杨儒感到虽然自己身在国外，并不孤立，有千千万万爱国的人民在支持着他。他在给朝廷的电报中表示：绝不受沙俄的逼迫，除非朝廷作出明确的决定，否则决不签约。

签约的期限一天天迫近，杨儒忧心如焚。冒着风雪在彼得堡的沙俄财政部、外交部间奔波、交涉。连续两个多月的艰苦斗争，已使这个年届七旬的老人身心交瘁。一天，他回使馆时因雪滑摔倒，跌伤了左臂和右腿。

3月25日，签约限期只剩最后两天了。杨儒拖着病体、强忍伤痛去沙俄外交部，要求展缓时日，继续谈判。沙俄代表蛮横地说：“不愿画押，只有从此不提此事。”并限定次日早晨9点20分之前作答。杨儒无奈，只得转回使馆。路上，他再次滑跌坠地，不省人事。

3月26日是限期的最后一天，刚刚苏醒的杨儒突然收了清政府的电报，命令杨儒不在沙俄条约上签字。原来，英、日、美、德等国不愿沙俄独吞东北，纷纷警告清政府不得签约；再加上国内爱国官员和各界人民的反对，清政府才下了不签约的命令。杨儒将电文送到沙俄外交部，沙俄代表接过电报，跌坐在椅子上，气得说不出话来。至此，沙俄企图长期独占中国东北的阴谋彻底破产。

杨儒再次跌伤后就一病不起，因劳累过度，于1903年3月5日逝世。爱国外交家杨儒不畏强暴，勇敢捍卫国家主权，因而名扬中外，永垂青史。

54.冯子材边关破敌

19世纪80年代，法国殖民主义者用武力占领越南后，又策动了新的侵华战争。在中国人民援越抗法的战场上，有一位年近古稀的沙场老将，他足智多谋，身先士卒，英勇奋战，指挥清朝军队，连获“镇南关——谅山”大捷，为世人所瞩目。这位老将军就是冯子材。

冯子材，字南干，号萃亭，1818年生于广东钦州，他原是行伍出身，1850年参加过刘八领导的广东天地会的反清起义，第二年接受了“招安”。从此，他成为清军中的一员骁将。屡建战功，被升任为广西提督。1882年，65岁的冯子材，因不满朝廷中一些佞臣嫉贤忌能，排斥异己的卑劣行径，就借口有病，辞职还乡，闲居在家。

这时，正值法国侵略者用武力胁迫越南沦为它的“保护国”后，又大肆挑起反华战争之时。以慈禧太后、李鸿章为首的主和派，对法国侵略者的挑衅一再妥协退让，在法国政府的软硬兼施下，签订了中法《简明条约》。但法国侵略者并不以此为满足，又分兵两路，一路由远东舰队在台湾海峡进行武力讹诈，一路由陆战队盘踞在谅山一带，向中国边境寻衅。1885年2月，法国直扑谅山和镇南关，清军前线统帅在主和派的示意下，仓皇逃走。法军乘机长驱直入，占领了谅山，并一度闯入镇南关。法军狂妄地在关前立柱，写道：“广西门户，已不复存在。”镇南关周围的人民，誓死抗战，他们也在关前立柱，写道：“我们将用法国人的头颅，重建我们的门户。”以此表达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坚强决心。

闲居在家的冯子材，想到国难当头，而自己报国无门，不由得忧心似焚，整日抚摸佩刀，长吁短叹。他多么希望重上沙场啊！

随着南部边境的形势日益恶化，当时的朝野上下，要求援越抗法的呼声不断高涨。清政府在朝廷中主战派的强烈要求和极力推荐下，重新启用冯子材，令其督率旧部，再上战场。冯子材虽年近7旬，但他接到朝廷任命后，毫不犹豫地挑起了保卫边疆的重担。

冯子材到广西就任后，立即被前线各军将领推举为“前敌主帅”。他整顿溃军、改编队伍；他亲自勘察阵地、布置防御；在隘口抢筑了一条长三里半的长墙；在岭顶上修建了炮台；他布置自己所率的“萃军”当中路，扼守长墙和山头要塞；布置其他各路军在中路的东、西方和后方，成掎角之势，以便互相策应。

法军见势，不敢正面强攻，便派出驻扣波的法军从侧翼偷袭，以求一逞。冯子材得到法军偷袭的密报后，毅然采取先发制人的战术，令一部清军去侧翼狙击，一部分“萃军”直捣法军据点扣波。从侧翼来犯的法军，遭到狙击清军的迎头痛击，当溃逃到驻地扣波时，又被早已埋伏的“萃军”打得落花流水，狼狈逃窜，钻进了文渊城。几天后，冯子材主动出击，袭击了法军前哨据头文渊城，一度冲进城中心，摧毁了两座山头炮台。这两次战斗的胜利，提高了清军的士气，灭了法国侵略者的威风。

三月二十三日，盘踞在谅山的法军，在前线司令尼格里的指挥下，进攻镇南关，他兵分三路，两路攻东岭炮台，一路扑向长墙。他们在开花大炮的掩护下，攻陷了东岭上三座炮台，关前隘长墙也危在旦夕。在这紧急关头，冯子材激昂地向将士大呼：“如果再让敌寇闯进关内，我们有何面目回去见两广父老！”全体将士在主帅的激励下，个个争先冲出长墙，与敌人展开肉搏，誓与长墙共存亡，终于杀退敌人的进攻。第二天黎明，尼格里又分兵三路，每路两三千人，还配有上千门炮，炮火比前一天更加猛烈。在开花大炮的掩护下，法军大队主力猛扑长墙，有的爬过了清军防守的壕沟，有的已冲上了长墙。在长墙上督战的冯子材，眼看形势十分危急，他当机立断，大喝一声，手执丈八长矛，冲出长墙，他的两个儿子紧随其后，冲入敌群。全军将士一看主帅身前士卒，也大开栅门，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向敌群，同法军展开肉搏。一千多名越南义勇军也投入了战斗。好一场天昏地暗的殊死搏斗，终于把法军压下山谷，全部夺回东岭上的三座炮台，掌握了战役的主动权。

二十五日，冯子材发出了总攻击令，中国军队和越南义勇军个个争先奋勇，从长墙和各个山头、战壕、树林里冲出，海潮般地向山谷里的法军冲去，一场激战，法军被杀得溃不成军。尼格里只好下令撤退，留下一千多具尸体，夺路而逃。

冯子材决定乘胜追击，不给敌人喘息之机。他率各路大军即日启程，一路上人不解甲、马不停蹄，夺关斩将，捷报频传。三月二十六日一举攻下文渊城；三月二十九日，又攻下法国侵略军盘踞在越南北部的军事基地谅山。在攻打谅山的战斗中，冯子材运用“正面明攻，奇兵暗袭”的巧妙战术，法军猝不及防，被杀得大败，尼格里也身受重伤，退出谅山逃命。这就是在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史上著名的“镇南关——谅山”大捷。

在此同时，其他海陆战场都取得很大胜利，一时，法国在越南的侵略军，已处于草木皆兵，被动挨打的局面。法军大败的消息传到巴黎，立刻引起巨大震动和恐慌，并导致当时法国内阁总理的倒台。

在镇南关——谅山大捷后，冯子材的大军又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法军，预期在一年之内，全部光复越南的大好河山。

但是，清政府对法宣战是被迫的，并没有打到底的决心。特别是以李鸿章为首的主和派、为了维护其统治，宁愿与法国谋求妥协。就在中国军队节节胜利的时候，清政府竟然下令前线停战，并限期四月七日撤退。

面对朝廷的荒唐决定，冯子材等前线的爱国将领无不义愤填膺。冯子材代表前线军民，数次致电朝廷，要求“诛和议之人”，废除条约向朝廷表达了前线将士矢志抗战到底的决心。可是，这只换回了朝廷的严旨斥责。这位壮心未已的老将军，只得挥泪班师。在冯子材的大军回国路上，中越人民竭力挽留，痛哭不已。

冯子材爱国主义的光辉形象，长留在中越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