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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发
一、日伪时期滦县“三毒”(毒品、卖淫、赌博)泛滥的情况
抗战时期，滦县境内的毒品倾销地主要在偏凉汀、县城、开平、倴城、稻地、榛子镇。开平、倴城、稻地已分别划归唐山市、丰南市、滦南县，本文只记述现辖区滦县部分。偏凉汀是滦县的一个缩影。
偏凉汀现称老站，是冀东四十年代的商贸中心，水陆码头，经济活动十分活跃。随着经济的繁荣，卖淫、吸毒、赌博等危害社会和人民的腐朽行当也兴旺起来。《政协滦县文史(三)》中赵庆江的《老站兴衰五十年》一文记载：“偏凉汀“那时仅妓女院、暗门子(没有合法经营手续的卖淫场所—编者注)竟达近百家。妓院上等一些的称‘班’，如‘花伶班’、‘花月班’，稍次一些的叫‘书寓’。一二等的约有十一二家。末等的叫‘堂’，如‘翠云堂’等。”
“除妓院外，偏凉汀还有数家大烟馆，号称‘膏店’。如孙明远的‘远记膏店’，黄化禄的‘维新膏店’，姚子彬、李云山、董兰田的‘春江膏店’，华兰亭办的‘轩记膏店’等。大烟馆内设有烟房，有专伺候烧烟的服务人员。‘花烟馆’则由女招待负责烧烟。另外，还有日本人元口开办的‘洋辉旅馆’，若松奥山办的‘御寥里’，高丽人办‘世乃家’等。这些去处都是‘花’字号的，也称‘日伪军官兵行乐处’。当时的偏凉汀设有赌场，打麻将、推牌九、押大宝、掷骰子、游小壶……不一而足”
与偏凉汀隔滦河相望的昌黎县城，“当年在昌黎的日本和高丽浪人有137人，其中从事贩卖鸦片、海洛因的74人，开赌场、大烟馆兼卖鸦片的48人，开当铺兼卖鸦片的12人，几乎都同贩毒、走私聚赌有关。”(天津人民出版社魏宏远主编《20世纪三、四十年代冀东农村社会调查与研究》第25页)昌黎与偏凉汀相比，偏凉汀有过之而无不及。昌黎的情形可为一佐证。
鹿鸣的文章《日寇汉奸统治下的冀东人民》(注)一文中，对“三毒”在冀东的泛滥有如下的典型概括：
“日本帝国主义为麻醉腐蚀中国人民的抗日意志，在冀东大大发挥它的‘三毒’
政策：
一、洋行白面馆，吸收了我们的大批金银，屠杀了无数青年男女，扶植盗贼，制造娼妓，培养汉奸。
日鲜浪人跑遍了冀东一切穷乡僻壤，开设起洋行白面馆来，大批贩卖毒品。平均每县都有百几十家，只唐山一处就有80家。他们租一处房子，挂出太阳旗子，就可以吸引无数中国男女大吸起白面来。每天一家洋行要五元钱开支。无论任何人，一上瘾，难以逃脱，不到一二年就呜呼哀哉，狗一般的死去。在城镇中，冬天一日夜间可以看见无数的死尸躺在街道上、水沟中，他们都是从洋行白面馆抛出来的。‘白面鬼’每一个村庄都有数人、十数人或数十人。吸白面打吗啡，这些人都逃不出鬼门关。每年平均死去的数目，统计起来真可骇人。日本帝国主义就用这种方法杀害了我们数万数十万同胞，真正可怕!现在城市中或农村中，染有嗜好者增多，这是冀东人民中一个最大威胁。
洋行白面馆押小当，不管是从哪里从来的东西，只要一送到洋行里，谁也不能去找，往往瘾君子们把农民的米柴驴牛偷出来换白面，农民无可奈何，助长了偷儿的勇气，大大损害人民安宁和利益。
许多青年妇女一染有嗜好，堕落为娼，白面客的妻女也往往押在洋行里边，换白面吸，打吗啡。白面馆不但贩毒，且兼作当铺生意、贩卖人口等。有些地方的洋行，更无法无天，居然出货枪械，供给土匪行抢，坐分赃品十分之二(二八扣)。如唐山就有这样的事情。有些无耻的土豪劣绅与洋行白面馆勾结起来，形势就更严重了，可以大批的制造汉奸，替日本效力。
二、赌局、花会的盛行，也与日本武力侵略同时并进。在各城市中、乡村中，设立了无数的俱乐部(赌局)、花会、落子馆，日鲜浪人当东家，由汉奸流氓跑腿，日以继夜、夜以继日的聚集着许多人赌博。有许多善良的工人农民，为此而破产堕落下去，因为赌博疲倦时，最易染上吃白面打吗啡的嗜好。
三、娼妓也随着日鲜浪人的足迹散布在各地，洋行俱乐部中都有大批妙龄女招待(实际上是变相的娼妓)引诱男子沉迷于白面馆俱乐部中，日趋于堕落的地步。
洋行(白面馆)、俱乐部(赌局)、花会、娼妓、妇女招待，是日本帝国主义毁害中华民族最毒辣的方法。四年以来，冀东人民已经受了最大的危害，几乎每个市镇每个村庄都有染上嗜好的人。他们衣服破烂，面目可憎，形体腐朽地走上灭亡途中的青年男女，深深陷入日本帝国主义的陷阱而不能自拔。就这样吞灭了我们成千上万的中国儿女。”
（注：本文原载1937年7月7日出版的《解放》第九期。鹿鸣为李运昌化名。
这是运昌同志在延安白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二、驻滦日伪军施放毒气情况
滦州镇课题组的《调研报告》中记载：
“日伪军曾在本镇内使用过毒气弹。葛坎村葛尚福因串亲去城关二街刘贵永家，路过牛角胡同时，日伪军们带着防毒面具正在试放毒气弹，当他行至此地，毫无准备，当即中毒致死；冯坎村陈文魁被日伪军们圈庄带到干河草挖防护沟，因病，日伪军给他打毒针，身上长满了毒瘤，时间不长死去。”
退休教师沈秀峰在《1943—1945年滦县老站印象》一文中记述：
“搞过多次防空演习，搞时，日本兵放毒瓦斯。”“冬天，一次我们几个学生从宪兵队门前过，看见木制岗楼里有几个裸体的人直嚷冷，日本兵就往里撒了些黄粉末，这些人就口鼻流涎不动了，我们好奇，爬着门缝看很害怕，味儿很呛人。
三、日军对滦县的文化侵略
日伪政权在冀东地区的文化教育政策，是和它的军事、政治、经济侵略密切相关的。滦县和冀东其他地区一样，日伪在文化教育领域，推行了一系列奴化教育和反共欺骗宣传，借以达到其“掌握民心”的政治目的。在教育行政机构和各级各类学校中，教育大权都控制在日本顾问手中，使教育为日本侵略政策服务。各级学校，日语被列入必修课，经书和修身是主要课程，历史、地理被篡改歪曲，凡有爱国思想的内容全被删掉。用宣传封建主义的奴化道德为手段，磨灭学生和民众的反抗意识，使其甘当日本统治下的顺民。
(一）对学校教育的统治和破坏
1937年8月统计，滦县中等学校有：
省立师范学校1所(即省立三师，时称冀东滦县师范学校），教职员37人，学生12个班680人，教育经费88920元，校舍451间，图书98010册，仪器标本5145件，校具9885件，毕业生880人，升学者120人，就业者700人，赋闲者60人。
县立师范学校1所，教职员16人，学生106人，教育经费19902元（《冀东日伪政权》541页）。
县立中学1所(一中)，教职员17人，学生163人，经费20128元。
私立男子中学3处，学生1202人，教职员62人，经费62820元。私立女子中学2处，学生403人，教职员30人，经费26558元。
县立小学28处，乡立小学2处，私立小学13处，公立初小525处。合计小学共593处，学生29427人，教职员935人，经费325737元。社会教育方面，有新民教育馆2处，民众学校15处，图书馆1处，阅报处35处（《河北省滦县及唐山市事情调查》234—236页）。
在上述各级各类学校中，日伪从以下几方面加强了统治：
1、思想统治
思想统治的根本是“防共”。《冀东教育厅第二届直辖校校长会议拟定防共原则案》指出：“查防共意义之重要，尽人皆知，无待叙。惟关于学生部分，为预防青年学子误蹈歧途起见，尤应严密防闲导入正轨。”对学生“1、考察言行，各级学校在授课时，对于学生言论行动，均应严密查察，勿使有共产学说之倾向。2、调整思想：各校应于课余，利用各种方法引导学生使其思想正确，勿令荒于闲逸，免于共产党徒以引诱之机会。3、检查读物：各学校学生阅读刊物，应由训育人员随时检查，不得涉及共产党文字，否则没收销毁，并予以相当之惩戒。4、联合家庭，各学校与学生家属，应随时联络，对学生在家庭之读物，施以检查，俾学校与家庭通力合作，以防共产党之诱惑。”(《冀东日伪政权》545页)
1936年1月10日，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颁发《关于散发<防共浅说>的训令》(《冀东日伪政权》535页)。1938年6月，各地各校颁发《防共要义》一书，每县3000份，“发各机关团体人员，各学校教职员学生，乡镇长等”。(《冀东与日伪政权》565页)
1941年伪教育部《推行训育方针八条之具体办》如下：
2、强加日语课程
1937年12月，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通过伪冀东教育厅，通令实施“冀东各中等学校添授日语科目”，“并在唐山设立日语教员养成所一处，专资造就此项师资”。同年8月，派往滦县日系教员有：坂本久荣(月薪160元)、大竹直治(省立师范月薪160元)、浦富勖(月薪180元)，田原九郞(县立师范月薪170元)。
1935年11月，派往滦县简易师范的日语教员为三义日出丸，月薪72元，教授学生430人，每周授课1小时。派往县立中学的是佐佐木正纪。
1938年10月，派往省立师范的日语老师是仲留四郞，月俸180元，及大竹直治；派往简易师范的是川边良一，月俸170元；县立中学的仍是佐佐木正纪，月俸160元。
当年在滦县简易师范读书的李越之、张礼泰先生的回忆文章，可以印证当时的情形：
冀东大暴动之前，我俩都在滦县简师上学，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进入抗日高潮。早就陷入敌后的冀东人民，对第二次国共合作、举国抗战，感到精神振奋。当时，池宗墨的汉奸“防共自治政府”，已建立起一套汉奸敌寇的“新秩序”，禁止订阅书报。1938年初，寒假期间，我校同学李春和、庞玉琮订了几期《申报》周刊和《大众知识》，被伪邮检发现了。两位同学遭到日本宪兵队的拘捕审讯。学校内设有日语课，由日本人任教，实际上日语教员田原九郎就是安插在学校里的一个特务。经常在上课时检查学生的书桌和陈放在窗台上的书籍。还以查宿舍联系学生感情为名进行“视察访问”，侦察学生有无抗日活动。驻守滦县车站的日本宪兵队，曾两三次闯入我校，向学生示威并发出无声的警告。学校的训育主任是主管学生思想的，他虽然是中国人，但发现某同学与外界来往较多时，也会被他叫去追问。然后，来一番训导教育。李越之入校三年被公认是一个循规蹈矩，认真读书的学生。1938年开学后与西门外同学来往较多，训育主任宫慧中多次找他谈话。日语教员还几次搜查课桌和床铺。(《滦县革命斗争史料选编第1辑》载李越之、张礼泰文章《冀东大暴动前的滦县简师》第12页)
“1938年10月，伪滦县公署训令，申明日本语已经教育部规定作为小学高年级和中学各年级的正科。”“是年，各乡立私立中小学，务采用编审会所统计调查之新教科书，并应遵照前临时政府教育部公布之课程标准及教学时间设置日语课。”(《滦县教育志》10页)
退休教师沈秀峰先生在他的回忆录《偏凉汀小学生活记忆》中有如下18点叙述，可作为日军文化侵略的印证：
上小学时发四样书：国文、算术、修身、常识。学简单日语，每天早晨唱“日月光华、旦复旦夕……”和“妻米嘎腰哇……”歌，升旗敬礼。
我在小学三年级时(一二年级不参加)在校院开了一个很隆重的大会，老站校董王麟祥、镇长董家祥还有老站士绅、日本宪兵队、铁路站长、县政府的人都参加，县知事雷恒成讲话将老站小学改为扶轮小学，我们这些非铁路员工子女可继续上学。校长董祝三、副校长日本人宇佐美参加。
一二年级日语有个日本女教师，好像是居留民会的，三四年级当时学生不多(上大课)，宇佐美教二册日语，五六年级加学日本汉文的爱路读本。
因为是铁路扶轮小学，有时到铁路边拔草唱“爱路青少年歌”，歌词大致是：爱路青少年，爱路青少年，钢筋铁骨意志坚智勇双全，保卫万里铁轨开辟那储藏富源，政治明朗见青天，青年少年，歼匪无私剿除共产，保卫安全……。
每天早晨上学从日本宪兵队过得向站岗的日本男的打立正，女的鞠躬。见到老师说“三塞欧哈腰狗杂一马斯”。老师说：“米那桑欧哈腰”。
跟很多人一起参加过“击灭米英完成大东亚圣战”的游行。参加过两次“庆祝马尼刺(拉)陷落”大会的游行，时隔半年，为啥两次当时很不理解。
参加小天作业挖防空壕种蓖麻，包蓖麻籽都交给学校。没有文体活动游戏，下午就是训练。有时来个宪兵队的日本兵当教练，有时来军曹，一律都是日本口令，连报数都说日语，不会就罚站，打拳头，但不太狠。口令是“荞子开，米七那米，崩狗”，报数：“依奇、压、桑、酉……”
参观日本兵的运动会，看相扑、刺杀、赛跑，跟着拍掌喊好!但必须有节奏。日本校长让我们在滦河洗澡，我们说家里怕淹死!他说：“死啦!死啦!没关系，”其意思是别怕死。
看过三次日本电影，一次是专为小学生组织的，都是生产战斗内容，只记得一次是“桃太郎打鬼”。就跟现在的哪吒闹海差不多。
多次在学校操场参加追悼会，有一次看到一个满金一个花的日本军官挎着大金刀，小胡子，胖墩墩的，也向捧着骨灰盒的日本兵敬礼，我们也都得敬礼，骨灰盒都是普通木盒，约15厘米见方，上面有字和相片。
日本人经常过日本节开会讲话，让小学生也参加，祈祷天皇，向东方敬礼。也很注意中国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都放假，反正当时也没什么正规制度，日本说了算。在当时小学能毕业，文化水平就算高了，有一次七月十三日过鬼节，还让我们看滦河撒河灯，还给我们讲鬼的笑话。人死了是会脱发的。
到处搜集碎铜烂铁，也到各处去拣，都交给学校。
教室校园到处都贴标语，尤其是有啥举动时，标语内容为：亲仁善邦，中日同文同种，中日满经济提协，共存共荣，防共自治。及常见的繁荣东亚共荣圈等。
挂旗，有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上面加一黄色三角小旗，写华北防共自治联合政府，日本太阳旗，红黄蓝白黑旗，阴阳鱼旗。
辘轳把胡同日语学校，在戏园子自编小戏，其内容基本是八路军是土匪，让我们看但他们都说日语，我们半懂。
在城里参加过一次庆祝“国府还都”一周年的大会并游行，有城里大官和日本人讲话，啥意思也不懂，只感到那次太累了。
参加过日本人搞五次治安强化运动讲话，参观剿共战利品、看漫画，太平洋大战胜利，击沉英国太子号航母的相片。给我们讲日本雷神勇士。
因为是铁路扶轮学校，新站成立爱路茶馆让我们参加，并到铁路喊站，我们小点的到铁路边拔草。参加老站的日本文教社活动，看击灭英的画片。日本人特别看重宣传鸦片战争，我就那时知道道光皇帝、鸦片战争、林则徐的。
3、查封英美籍人在滦创办的各级学校
1941年12月8日，美英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滦县教育志》载，“1942年3月，伪滦县公署转发上级命令，将英美系及英美有关各国之私立或团体设立之各级学校，即日封闭，听候处理。”1942年12月伪华北临时政府遵日本主子令，封闭英美等国籍人所办各级学校，并作出处置纲要。《纲要》中明确：“对于已封闭各级学校校长重要职员及学生，应随时调查其思想并注意其行动。”“未能复校之各级学校其原有中国籍教职员，经严密考查认为思想行动确属纯正时，得由主管教育行政机关设法录用或予以职业之介绍。”(《冀东日伪政权》585页)“
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伪军查封了所有在其控制下的殖民地内英美创办的学校。滦县汇文中学，贵贞女子小学，新光幼儿园都查封了，通缉徐维廉，并把戴教士、毕教士、田牧师等人囚禁起来，然后押往潍坊，强迫他们做苦工。”(滦县政协《滦县文史资料第八辑》闫约翰文章《美籍传教士戴珍珠和我的一家》152页)
4、强令订阅亲日报刊
1987年版《滦县教育志》载：“1940年10月11日，伪滦县公署训令：为谋日满华亲善提携及发扬东方文化，共国协力新民运动，更使华人儿童彻底认识日满华三国一体，达成东亚新秩序建设大业起见，《唐山新民小学报》于9月1日发行创刊号。通令订阅。”强令推行《日语读本》挂图。日语读本卷一教材挂图和算术教材挂图，也在强制推行之例，“通知各校应各备一份以使教学之用。”(《冀东日伪政权》584页)
伪冀东道公署发布训令，要求“各校一律购买兴亚读本为修身科补充教材。并另转发教育总署颁给剿共读本分配各校、馆阅读。”(《冀东日伪政权》586页)
5、向全区各级学校师生“征集飞机献金献铜”
1945年春，伪政府鉴于侵华日伪军穷途末路，战略物资紧缺，便发出“征集全区各级学校师生飞机献金汇送陆军联络部”的指令。同时，向各级学校师生要铜。偏凉汀小学学生都被迫献金献铜。
（二）对社会教育特别是民众文化的破坏
1、滦县民众教育馆的变迁。
民国年间，滦县有民众教育馆，在冀东地区堪称上乘。经过20多年的积累，已具备较大规模。曾任滦县文化馆馆长的张序朱先生有如下记述：
民国元年(1912年)民众教育馆迁于旧“学正署”(今城小院内)的明伦堂内。民国十二年(1923年)，滦县建教育局，宣讲所和阅报社一度归并该局，并租用东街民房12间筹组第一图书馆阅报社。民国14年(1925年)，又在东街盐店筹设通俗演讲所，到民国18年(1929年)，又一律归并民众教育馆。地址在城内东街西口路南，内设四部：即讲演游艺部、阅览陈列部、健康生计部、教学出版部。设馆长一人，各部主任4人，事务员3人，讲员2人，干事2人。另有乡村民校教育实验区、民众教育研究会、禁烟会、民众询问处等设施，占房近30间，当年馆长为张鹏举先生。总之，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止，滦县民众教育馆确实是设施齐全、门类完备，人员内行而热心、事业兴旺而活跃，人称颇极一时之盛。
世界人种模型和生理标本挂图。民教馆成立的第二年，添设了陈列室。在一米多高的大玻璃橱箱内，陈列着世界人种模型，共四十八具。有白种人的美国男人，是西服革履；法国女人，杨柳细腰。黄种人的中国男人，长袍马褂；日本女人，和服木屐。黑面孔的印度男女，都用花布缠头；还有印第安人，皮肤黑褐，花布短衫。少数民族的哈萨克人，手持盾棍，英勇善斗。寒带居住的因纽特人，穴居冰窟。还有一种人，从小把嘴唇夹扁引长，甚至比手掌还长，以为美观，等等。都各有特点，栩栩如生。
另外，还陈列着各种人体解剖模型，如骨骼模型，上至头盖，下至肢趾，全身206块，连缀成体，让人一目了然。脏腑解剖模型，肝、胆、心、肺、胃的部位明晰；气管和食道，大肠与小肠也能明显区别。还有几种花柳病、性病的形成模型，有的溃烂不堪，有的脓黄变色。还有胎儿发育标本，按胎儿月龄分装几个大瓶中密封，使人看了增长许多科学知识。
四壁挂有许多彩色图表，如《血液循环图》，《消化系统图》、《骨骼矫正图》、《卫生常识图》、《家用电器须知》及《中华民国大地图》等，不下四十多幅，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在封建社会过惯了闭塞生活的滦州人一下子眼界大开，增长了很多见识。所以吸引了很多人，有的远在百里之外，也特来观看，当时唐山还是滦州一镇，乐亭乘车又必经滦州。也都来看。
公共体育场和“国术团”
民国初年，在“魁星阁”(今城小院内)下及原孔庙戟门泮池地方(今城小院内)，开辟了公共体育场，起先设有网球、排球场地，继而添置了秋千、滚木、吊环、滑梯、单双杠、石锁等设备。每到夕阳西下，或各个节假日，真是热闹非凡。不过那时候缺乏组织领导，只是爱好者随心所好地进行锻炼。
民国初年，“东亚病夫”的侮辱性称呼深深地刺激了中国人自强自立之心。人们把武术改称为“国术”，以求“强身强志，强民强国”。滦县民众教育馆于民国十八年购置了刀、枪、剑、戟、护手钩、三节鞭、七节棍等许多武术器械，供群众习武练功。刀光剑影，好不威武，一时爱好者纷纷而来，武术大为普及。滦县所属赵各庄民众教育馆还组织了“国术团”，以后发展为武术馆。
图书阅览和康乐卫生
民国十二年(1923年)，“劝学所”改为教育局。派乡绅吴念祖为民众教育馆馆长，筹建滦县第一图书馆阅报社。接受了原海阳图书院的那些图书。如《畿铺通志》、《文献通考》、《说文解字》、《齐民要术》、《正续皇清经解》、《古今图书集成》、善本《二十四史》、《汉魏丛书》、《知不足斋全书》、《全唐诗》、《四库全书总目》及其他诸子百家杂书，不下五六千册，后又添购了商务印书馆王云五编印的《万有文库》第一、二全集和《辞源》、《辞海》、《词林》、《汉英大词典》、《古今名人大辞典》和《康熙字典》等工具书，连同时代杂书，总共一万一千余册。光是《古今图书集成》这套丛书，就包括634册之多。为了方便民众，部分图书通过手续，还可借出阅读。
到民国十八年(1929)底，还开展了康乐卫生活动，设立了防疫检查站，在城关附近种牛痘，设立“灭蝇团”，注射防疫针。开办艺术展览，农事讲习会，业余运动会，讲演比赛会，音乐练习会，乒乓球比赛、棋类比赛，十分活跃。常年经费为四千余元。无论设备、规模、活动和影响，在京东一带都是很有名的。
挫折和衰败的两个时期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寇进关。在日伪的摧残下，将“民众教育馆”改称为“新民教育馆”，在所谓“轴心国”打倒英美的同时，把西方教会学校“汇文中学”撤销，原校长石廷栋安置在“新民教育馆”当了馆长，只办了一个“书报阅览室”和“老车站实验区”，办了一个“妇女识字班”。不到一年，这个识字班也撤销了（《滦县政协<滦县文史资料>第六辑》，109—113页)。
2、提倡尊孔祀孔，旨在培养奴隶道德，磨灭民众的反抗意识。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后，一直遭到民众的强烈反对，甚至一些伪县知事竟也声明辞职。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和统治思想，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打出尊孔祀孔的旗号，麻痹民众反抗日伪的意志。1936年2月20日，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公布《祀孔典礼办法》，恢复封建王朝的祭孔典礼仪式，兴修孔子庙堂。
3、严格审查读物，剔除带有反满抗日和共产思想的宣传品。
在学校，伪教育厅规定“中学学生课外读物指导案”，中心指导思想是凡课外读物“须不含有共产及党化之色彩”“须不得含一切不正当邪说”。(《冀东日伪政权》546页)。对市场上的流行鼓词、剧本、年画也严加审查，“对于内容卑污有伤风化或有碍邦交者，概予禁止销售”。(《冀东日伪政权》551页)强制订阅购买《防共要义》和“兴亚”“灭共”读本。
4、以“保民养民教民”的高调进行欺骗宣传，推行“三光”政策。
日伪在“促进新国民运动”的旗号下，制定《推行新国民运动实践要纲实施细则》。在《细则》中确定“四大目标”和“三原则”所谓“四大目标”是;“剿共建国”、“增产救民”、“肃正思想”、“革新生活”。所谓“三原则”是“保民养民教民”。
其中关于剿共建国方面，有如下6条：
（1）积极灌输反共知识，期使明了共匪为害之真相及目前防共之急需。
（2）积极训练反共之思想。
（3）以剿共建国为题进行演说比赛会。
（4）征集剿共建国之论文并酌于奖励。
（5）张贴剿共建国之标语，促进剿共之精神及力量。
（6）利用假期酌量组织剿共宣传队，广行宣传以唤起民众自动实行剿共运动。(《冀东日伪政权》587页)
（三）对文物古迹的破坏
1942年日寇实行“强化治安”，“三光”政策，将青龙山划为无人区，集中重兵围剿，4月20日，日伪军以重炮轰击青龙山顶，山上历史建筑毁于一旦，变成废墟瓦砾，庙会从此停止，山上山下一片荒凉。(滦县政协《文史资料第八辑》，王轸堪文《青龙山》169页)
原伪满洲国军铁石部队步兵二十六团团长刘德溥在其回忆录中供认，1945年“有一次在榛子镇东北方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万多斤粮食和百余套军装，四五百双洒鞋，缝纫机数架及千余件铜器(大多是铜佛及其他铜制品)，我们便作为‘战利品’，全部抢运回来”。（党史研究室编《滦县革命史料选编第二辑》149页)
四、抗战时期的日伪巢穴—滦县老站
滦县老站在滦县城北5华里，左傍滦河，北依横山，横山东端有清代皇帝行宫“偏凉虚阁”。故清时称此地为“偏凉汀”。1892年北宁铁路建成，在偏凉汀建火车站，1939年火车站西迁，偏凉汀成为火车站旧址，故更名为“老站”。“老站”村名沿袭至今。
因“老站”是水运码头，又有火车站，所以近代以来，商贾云集。加之又在滦河大铁桥西端，地理位置显要，这个地方便成为商家和兵家必争之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偏凉汀有两千多户，人口一万多，相当于现在的三倍”。①
“1933年春至1945年秋，冀东实际上已成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的一个窗口”②。偏凉汀已成为日伪军的一个重要巢穴。
“七七事变”之前，有汉奸李际春的下属保安队驻滦，队长刘佐周。刘佐周被民团大队长高志远击毙后，七七事变发生，“日伪军长驱直入，滦县老站就住了一个班的日军，共十三四人，驻在老车站票房北铁路工房三所院子内，专门负责列车客车上下火车人员的检查职务。不久，日伪军‘极弟’字部队开来一个营的兵力，驻守滦县老站，守护滦河铁桥及山头碉堡、军事要地和制高点。滦县西关汇文中学驻一个连的兵力，属‘极弟’番号，‘其阿弥部队’队长叫佐佐木。沿铁路线的叫守备队，他们专门守护铁路，确保列车安全行驶，保证运输大动脉的畅通。”③这就是说，从1937年起，日伪军就完全占领了滦县老站，最初是保证北宁路的畅通，为从冀东大量、快速掠夺物资而加强守备，随着日伪军侵华的步步升级，这个地方便逐渐成为日伪盘踞的一个巢穴，成为控制滦县、乐亭、迁安、卢龙的中心。
本文从驻军、机关、工事、服务设施、企业、商号、公用设施等七个方面叙述。
（一）日伪驻军
1、1937年，“七七事变”后，偏凉汀火车站票房北，铁路工房三所院子驻日伪军一个班，负责旅客的安全检查。不久，又进驻一个营兵力，分驻滦河大桥之桥头堡，横山制高点。④
2、1937年秋，在铁道北派驻日本宪兵队，仅有六、七名宪兵，队长成泽定吉，准尉军衔。为时不长移驻铁道南老站小学东隔壁王麟祥的院内。宪兵增至十七、八人。其中有谷口、河田、小林、林田、见良津等日本人。⑤
日本宪兵队驻滦分遣队的管辖范围是：滦县、卢龙、迁安、乐亭四县。去迁安的是谷口曹长；去卢龙的是河田曹长；去乐亭的是见良津军曹；留在滦县的是成泽定吉。为了补充滦县宪兵队力量，又调来大川庄吉、小川造酒、都筑良一等人，他们都是伍长。⑥
3、1941年秋，三次治强期间，又进驻日伪军山川部队，称“山川宪兵队”，队长仍是成泽定吉。驻地在老站南大街李永苞李家大院。其职责是，专门审讯被捕的抗日伪军政干部。山川部队在此盘踞长达1年，后调走。⑦
4、1942年，从青岛方面调来“甲弟1414部队”，接替了“春弟2985部队”和“春弟2981部队”的防务。“甲第1414部队”是一种陆军和宪兵混编的部队，这是为了配合四五次治强的需要，凡是带“甲”字的，都配备了宪兵。“甲弟1414部队”驻滦后，将兵力分布若干点，其中：驻县城的是“白濑队”，队长为曹长白濑；驻新车站的是“青柳队”，队长叫青柳，也称“铁路宪兵队”；驻老站的是“守屋队”，队长叫守屋；驻沈官营的是“大渡队”，队长是军曹大渡；这些宪兵队统归板田胜统辖；板田胜之上有中尉龟山。“甲弟1414部队”宪兵队于1944年春调唐山。⑧5、1942年四次治强期间，滦县新站（老站西5华里）进驻“甲弟1420部队”宪兵队，队长永元，准尉衔。驻滦县新站票房南的小楼上，滦城各机关团体全被他们掌握。1944年春调走。⑨
6、“甲弟1483部队”宪兵接管1420部队滦县防务。队长实森，准尉衔。该部驻至日降。⑩
以上，为日本驻滦宪兵队驻防情况。
7、日伪军“华北派遣军”第二十七师团驻防情况。师团长铃木启久，少将衔。二十七师团相当于师的兵力，下辖三个联队，一个联队相当一个团的兵力。天津、唐山、沧州各一个联队。部队番号冠以“极弟”字号。1937年春驻滦，兵力不详，1939年冬调出。（11）
8、“春弟2985部队”，1939年冬驻滦，接替“极弟”号防务，驻老站西大营一部，北大营一部。兵力不祥。1939年冬调走。（12）
9、1939年，建老站南大营，驻华北治安总署所辖的治安军二十团。分驻西大营、北大营、南大营三个兵营。其中驻南大营的是治安军二十团的第二、三营。驻西大营和北大营的兵力不祥。1940年春调走。日伪军“春弟2985部队”回驻。（13）
10、1940年春，日伪军“春弟2981部队”一个营兵力进驻南大营。（13）
11、老站特务队，驻老站商号“福顺栈”院内。特务队由无业游民和地痞流氓组成，计20余人。（14）
12、伪治安军第五集团军司令部，设在老站南紫金山下的药王阁。集团司令刘化南。他们配合日伪军对北宁路南北扫荡。1944年秋撤。（15）
13、日伪军1479部队，在老站铁路北、横山脚下占领了一片别墅式洋房，是二层小楼，但未见有兵。（16）
14、治安军宪兵队。队部坐落在村北，铁路南，国际公司北侧。这里原来都是货栈，火车站搬迁后，院子住上治安军宪兵队。院内住宪兵和治安军20团的家属。（17）
综上所述，（一）日伪军自1937年“七七事变”至1945年“8·15日降”，在此盘踞8年。（二）伪军和特务队也断续盘踞了8年。（三）日伪盘踞期间，驻军种类、数量随势而变，主要有铁路警备队、宪兵、陆军。
（二）日伪机关
1、日本驻滦县领事馆。设在老站东北角、铁路南。原来是“同德油庄”，经营煤油的货栈，车站搬迁后，日本领事馆迁入。日本领事馆于1935年设在老站，正领事川桥本强，副领事中山，警长池上，特务翻译若干。（18）日本领事馆与伪警察关系密切，有时，被从乡下抓来的人需要营救，就必须托领事馆从中斡旋日本宪兵队。
2、日本居留民会。设在老站村西“王八岗”。（19）
3、伪县署警察局下属的偏凉汀警察分驻所。有警察七、八人。1939年巡官张光龙、苗毓盛，张任所长（20）。坐落于老站北街，“国际公司”南对过。
4、新民会滦县指导部偏凉汀分会。坐落在“国际公司”西侧。
5、滦县建设总署。“建设总署”并非滦县城镇建设的行政机关。而是为了日军掠夺华北物资而设立的服务机构。1943年，总负责人是日本指导官关野和另两个日本人。担任警卫的是滦县伪警备队一个小队约40人（21）。坐落在老车站的南站台上。
6、滦县偏凉汀商会。滦县商家除城内四街居多外，偏凉汀（老站）次之。据1939年滦县新民会统计，偏凉汀各种商号24家，当时会长王乐山，是“庆发祥”的老板。副会长是“宏泰合”的老板董秀章（22）。坐落在老站北街，与新民会斜对过。商会的会长、副会长、主任在日本人的威逼下，整天逼着各商户出钱出财物。商会成了日本驻军的摇钱树（23）。
7、日本文教社。是日本进行文化侵略的一个机关。坐落在偏凉汀小学北对过。所谓文教社，似文化馆，教中国小孩日语和日本歌曲，组织小学生糊中、日、满小旗等（24）。
8、日语学校。坐落在老站“辘轳把胡同”。胡同里全是无名小妓院，全是小平房。小妓院荒了后改建日语学校。学员大多从农村招来，学习半年毕业回乡，少部分留下来跟着日本讨伐队当翻译或特务。也称日语训练班（25）。
9、综上，老站驻日伪机关并不多。它主要靠的是军事优势和在军事优势下的伪政权。
（三）日伪军工事
1、滦河铁路大桥桥头堡。
2、横山山顶日伪军炮楼。两层。日夜俯瞰滦河大桥、滦县县城、偏凉汀、新老火车站。夜间，探照灯不停旋转，随时可以发现情况。
3、村西大炮楼。四方形，四层楼高，边长约4丈。俯视老站、县城及县城通往老站的公路。
4、三个兵营。北大营，坐落在老车站的铁路北，与票房南北相对，主要驻日伪军铁路警备队。西大营，在村西大炮楼下边。1944年—1945年间，常住日伪军七、八十人。还驻有信鸽兵，每天傍晚放飞。日伪军讨伐时，由日本兵用鸽笼背着。南大营，在老站村南约1华里，占地面积很大。凡下乡讨伐，这里集结许多日本兵、坦克车、马队、牵驴队。从农村抓来的老百姓也大多圈在这里。退休教师沈秀峰从小在老站上学，亲眼目睹日伪军在此砍杀两名从农村抓来的人，张唐先生也亲眼见日伪军在此放军犬咬死被俘捕人。滦县糯米庄苗玉旺先生回忆说：“1949年滦河泛滥，冲垮滦河大堤，我带民工去抢险，在紫金山东边，滦河大坝西边、老站村南看见被大水冲出来的许多尸骨。县政府民政科人说这是日伪军杀的老百姓。让我们重新掩埋了。”苗先生所指认的尸骨所在，正是当年南大营旧址。沈秀峰还看见，营房内有运动场，日伪军召开运动会就在这里。场内有日伪军的训练器材、设施。曾有一架日本失事飞机在此坠落。可见此营房规模之大。
5、瞭望台。坐落在老站北街中心，台北即新民会。木制，塔形，高约四层楼，警察常在楼顶用望远镜四处观察。
综上，日伪工事主要是横山炮楼、村西炮楼和桥头堡。此三项构成保护滦河铁路桥的基本保障（以上据沈秀峰回忆录《1943—1945年老站印象》）。
（四）日本人服务设施
1、洋辉旅馆。坐落在老站北街中段，除经营旅馆业务外，还开妓院，烟馆、批发烟土。有时，中国居民和日本居民发生矛盾，他们还当翻译，出面找日本居留民会调解斡旋。
2、藤齐洋行。坐落于老站北街中段，与洋辉旅馆斜对过。主要供应日伪军和居留民物资。院进很深，中院批发白面、烟土，也卖文化用品。文化用品控制极严，凡钢笔、油印机、手电、电池等物均属违禁品。北半截是“当铺”，专对中国人典当。
3、火化厂和忠魂碑。火化厂和忠魂碑都在横山山腰。火化厂在下，忠魂碑在上。在郑家场偏东北。忠魂碑都树在一个80厘米见方的山洞里，是暂时存放日伪军骨灰盒的地方。积累多了，用“长奇丸”号运送回国。送运时，由日本兵捧着，让小学生站在大道两旁低头默哀。
4、华北派遣军日进旅馆。专为各种日本人设的旅馆。
5、酒吧、歌厅。在正街中段豪华的地段（以上据沈秀峰回忆录《1943—1945年老印象》）。
（五）企业
1、电灯公司。在村外西南，县城至老站公路西侧。
2、春鸣印刷厂。老站北街东端。
3、宏兴昌油厂。老站北街东端。经营各种食用油，往天津出售大宗花生米。
4、福厚成酱园。村中街东端。
5、高家锅厂。村南街西端。
6、云和泰香坊。村东南角。
7、三星电料行。为韩国人所开，专营小电器。村北街东端。
8、还有一些石灰窖、焦炭窖（以上据沈秀峰回忆录《1943—1945年老印象》）。
（六）商号
火车站搬迁之前，偏凉汀商号很多，约有上百家。车站西迁之后，尚有部分商号。据1939年伪新民会统计，计有以下商号：
1、木料货栈2家：东顺栈、裕顺栈。
2、煤业10家：顺长盛、德发局、永生号、三顺成、德丰恒、万顺成、庆元昌、同和局、双发永、同德油庄。
3、百货6家：庆发祥、宏泰合、增福永、庆兴成、德益成、同广源、锦昌栈。
4、粮业1家：云发泰。
5、布匹业2家：同聚成、魁升号（以上源于1939年版《河北省滦县及唐山事情调查》）。
（七）公用设施
老站的公用设施比较齐全，有汽车站、戏院、邮局、电话电报局、小学等。
滦县老站，在抗战期间之所以成为日伪盘踞的重点巢穴，基本原因有三：
1、重要的地理位置。它是东北与华北的咽喉要道，山海关、滦河两道屏障皆与此地息息相关。互为表里。
2、深厚的社会积淀。滦河水运，古已有之。由它带来的码头繁荣，不仅商贾云集，更聚集了各色精英，成就了这里丰厚的文化底蕴。
3、丰腴的美味餐厅。老站虽小，五脏俱全。取之不竭的物资来自众多商家；尽情享受的娱乐场所，遍布大街小巷。
战期的老站，是日伪的巢穴、魔鬼的天堂、平民的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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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2）（4）（5）：《滦县文史》第三辑：赵庆江《老站兴衰五十年》85页、86页、81页。
（6）—（14）：《滦县革命史资料选编》第二辑：董柱三：《抗战时期日伪军建制、移调及隶属关系简况》第156—159页。
（15）（16）（17）（23）（24）（25）：沈秀峰回忆录《1943—1945年老站印象》，存滦县党史研究室。
（18）：《滦县革命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第1版，69页。
（19）：滦县老教师沈秀峰回忆录。
（20）：沈秀峰回忆录、《河北省滦县事情》1939年出版。
（21）：《滦县革命斗争史料选编》第二辑，韩梦贤《巧取伪建设总署》，139页。
（22）：1939年版《河北省滦县事情》。
五、抗战时期滦县境内日伪制造的性暴力案
抗日战争时期，日伪军在大肆烧杀抢掠的同时，还对无辜的妇女实施性暴力。滦县境内的性暴力案，多发生在四、五次治强期间的各个惨案中。只有两起人数较多，一为36人，一为20人，其余则为零星发案。根据调查到的16个性暴力案，分述如下：
（一）滦县港北36人案
此案是滦县境内最大的性暴力案。1987年4月滦县党史研究室蔡宗国、唐印合二同志在调查“港北惨案”时，查获这个情况，并将此情况写入《港北惨案》一文，该文载入《滦县境内5人以上惨案资料汇编》第69页。原文写道：
“1942年春，雷庄等据点的日伪军圈庄，抓走了彭玉、彭中两个男青年，同时抓走36名妇女(其中有港北20多人，其余为邻村糯米庄、邹家洼的)。彭玉、彭中被押送阜新做劳工，惨死那里。36名妇女被日伪军押至雷庄，几天后又送唐山，受尽了日伪军禽兽般的折磨、蹂躏、凌辱、摧残。时达半月有余，后经一个姓王的爱国人士的搭救，这些妇女才得以生还。”
原文中，并未明确提到性暴力情形，也未刊载证人证词。2006年9月调研中，从档案中发现此案的唯一一份证人证词，而且证人就是当事人36人之一。当时(1987年4月)，虽然尚有少数当事人在世，因有思想顾虑不愿出面作证，或否认自己是当事人，所以，并未取得更多的证人证词。现附当事人彭素珍证言如下：
附一：港北惨案
幸存者回忆录
那年春天(一九四二年春)，我们庄里一帮子姑娘媳妇(有唐国栋妻、唐友好妻、彭月妻、陈自友姐姐等二十多人)叫鬼子带去，先带到雷庄，把我们三十多人(还有糯米庄、洼里几个)关在一个大屋里。鬼子看哪个长得好，就把哪个拉进小屋里糟蹋，不去就挨打。我们吓得都往脸上抹黑烟子、要不就说自己怀孕了。鬼子每天叫我们排队“作操”，弯腰撅屁股。那个屁股撅高了，鬼子就拿棍子从上面打，哪个低了，又拿棍子从下往上挑。我的胳膊叫鬼子打折了，梳头都得别人给梳。鬼子每天给我们点儿吃的，让我们度着命。过了七八天，鬼子又把我们送到唐山。后来有人出面给我们说好话。鬼子才把我们放出来。我们那群人没钱，回不了家。多亏了唐山一个叫王东山的好人，他把我们领到他家里，管了我们饭，又找了三辆大板儿车，一直把我们送到家。到了家，家里人见着我们都哭，他们不成想我们还能活着回来。
口述者：彭素珍，六十五岁
籍贯：港北农民
时间：1987年4月15日
（二）滦县杨家院“42·9·21惨案”中1人性暴力案
此案载滦州镇所写《杨家院1942年9月21日惨案》，原文如下：
“李军是报国会的，日军把他刚刚结婚的侄媳妇李恩会的妻子从人群中拽出来，并用明晃晃的刺刀在她眼前晃来晃去。见她不说话，当众扒了她的衣服，只剩下贴身的兜肚。日军用刺刀比比画画又威胁她，她仍旧什么也不说，日军把她带到李恩祥的西厢房里轮奸。事后把她带到东隔壁严刑拷打，逼问李军的去处。她一句话不说，只是瞪着仇恨的眼睛。最后日军用刺刀把她挑死了。”
（三）滦县赵家沟惨案1人性暴力案
此案载于九百户镇课题组所撰写的《赵家沟惨案》，择录原文如下：
“1942年农历8月12早晨……米永生妻子被日伪军轮奸后用刺刀挑入其阴部致死。”
（四）滦县杨柳庄惨案中3人性暴力案
此案载于1992年10月出版的《滦县革命斗争史料选编第3辑》239页，该文为《杨柳庄惨案》，资料来源于1991年杨柳庄指导组召集的座谈会，后经老干部郝丰年、高成维补充，由党史研究室刘智同志整理成文。原文节选如下：
“到下午3点多钟，日军和特务用锄头和大镐在人群中乱打被围群众，男女群众被打倒30多人。生死关头，群众毫不惧怕，强忍疼痛，从地上爬起来骂敌人。敌人更加穷凶极恶，又从群众中拉出二三十名男女青年连踢带打，逼问谁是共产党员谁是八路军家属和村办事员，但他们仍一无所获。日军和特务又从人群中拉出几名妇女，连踢带打拉入老爷庙里，把吉桂花(18岁)、杨××(17岁)、吉×(21岁)三名青年妇女的内外衣全部扒光，吊在房梁上，用皮鞕一边抽打一边逼问谁是共产党员，谁是八路军家属，谁是村办事员，他们忍着剧痛，仍旧一声不哼。敌人面对这些不可征服的青年女子，气急败坏这后便生邪恶，特务孙仁秋、孟繁义点着香火，熏燎青年女子阴部，三名女子疼死过去，用凉水喷醒过来再打、再追问口供，日伪军和特务就这样残害群众两个多小时，还是什么情况也没捞着。”
此案发时间为1941年农历5月29日。
（五）滦县兴隆庄1942年9月29日惨案中1人性暴力案
此案载于古马镇课题组撰写的《兴隆庄1942.9.29惨案》，原文节录如下：
“其中有个叫王玉花的姑娘(19岁，弟王作生)，被日军拉出当众污辱、奸污。爷爷王兰（70岁、孙王作生）冒死上前保护孙女，被日伪军打得头破血流，遍体鳞伤，最后活活被打死。王玉花则被日寇百般蹂躏致死。”
（六）滦县吴庄子1人性暴力案
此案原载《滦县文史(五)》，63页，陈相撰写的《日伪军在榛子镇地区的罪行》。文中写道：
“1943年春，日伪军包围了吴庄子，十余个强盗轮奸一妇女，后又将其惨杀。”
（七）东老里庄1人性暴力案
此案系滦县党史研究室陈发同志在《日伪军在东老里庄欠下的血债》一文中所记叙的资料，口述人为滦县东老里庄高素云，记录人陈发。2006年3月31日记录，高素云时年82岁。文中叙述道：
“姑娘媳妇不敢洗脸梳头，不敢穿花衣裳。一说有情况，姑娘们把头发梳成纂儿，从灶膛抹把黑烟子，往脸上一抹古，整得跟丑八怪似的，怕的是日伪军汉奸糟蹋。我们庄高玉喜的媳妇长得俊，刚结婚，日伪军圈庄，全庄的女人扎了堆，躲在一家一个草房里。鬼子看上了高玉喜的媳妇，硬把她从人群里拉出来，一群日伪军轮奸，害得她都不会走道了，后来终生有病，一直到死。”
（八）滦县郝家院头1人性暴力案
此案载雷庄镇课题组提交的郝家院头村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登记表。其中有这样的记述：
“1944年农历11月2日，日伪军圈庄，抓住本村陈万青的三女儿，奸淫，使其精神失常。”
（九）滦县黄新庄子1人性暴力案
据滦县王店子镇课题组提交的《黄新庄子人口伤亡登记表》载，“1943年，王店子镇黄新庄村徐殿二姐被抢入老新庄子炮楼，被日伪军奸淫致残。”
（十）滦县相公庄1人性暴力案
据滦县榛子镇课题组所撰《相公庄惨案》，其中记述：“1942年农历正月24日，日伪军和汉奸在一户还轮奸了村民李跃的妻子。”
（十一）滦县沈官营2人性暴力案
据滦州镇课题组提供《沈官营人口伤亡登记表》载，“1943年3月，沈官营村沈树盛女儿和沈太的妹妹，均为21岁女青年，日伪军围庄时把她们奸污后杀害。”
（十二）滦县大徐庄1人性暴力案
据滦州镇课题组提供《大徐庄人口伤亡登记表》载，“1942年3月，大徐庄徐宝丰的姐姐，当时19岁，日伪军圈庄时在自家院里洗衣服，日伪军们讨伐时将她强奸。”
（十三）滦县前明碑村1人性暴力案
据滦州镇课题组提供《前明碑村人口伤亡登记表》载，“1945年7月大地震时，鬼子在前明碑村把杜启山的妻子强奸。”
（十四）滦县八里桥2人性暴力案
据滦州镇课题组提交《八里桥人口伤亡登记表》载，“1942年，八里桥村刚结婚的青年妇女张昆的妻子、王庆荣的妻子，在日伪军圈庄时，多名日军把她们轮奸致死。”
（十五）滦县花果庄20人性暴力案
据滦州镇《抗战课题调研报告》中记载，“花果庄，在1945年夏日伪军圈庄时，把手无寸铁的20多名青年妇女抓到李树青家后院，命令逼迫恐吓她们都脱光了衣服，鬼子们咆哮着逐个奸淫，连在一旁站岗的李谦母亲也没放过。”
（十六）滦县张边庄3人性暴力案
据古马镇《调研结果〈张边庄调查表〉》反映，“该村刘金生、刘金合、刘希荣三人的妻子，被鬼子轮奸。时在1943年农历8月，于本村。”
以上16起性暴力案，只反映了抗战期间，特别是四、五次治强期间的一般情况。由于很多当事人存有思想顾虑，不愿意公开这些屈辱历史，故给调研工作带来很多困难。实际发生的案例要比调查结果大得多。
附：
滦县境内性暴力统计表(2006年9月统计)
驻榛子镇伪满军营妓情况
原伪满洲国军铁血部队步兵二十六团团长刘德溥在他的回忆录《伪满铁石部队进犯冀东解放区的罪恶活动》一文中写道：
“1945年4月间，伪满军事部从伪满洲各城市妓院中征集一批妓女，分配到铁石各部队。这些被征集的娼妓，都是负债的(欠窑主的)在千元以上的，只要当过一年的营妓，便算偿清债务。分配给伪二十六团的营妓有40人，住在榛子镇东门外一个大院里。名为妓院，实同牢狱，既不能与伪军以外的人接触，又不走出院外，唯恐为八路军所知。妓女的食宿由部队供给，官兵嫖妓，只给微乎其微的代价。在日寇的统治下，这些妇女遭受着惨无人道的蹂躏，过着非人的生活。在同年8月14日伪军‘反正’后，她们解脱了营妓束缚，恢复了自由。”(滦县党史研究室编印《滦县革命斗争史料选编第二辑》147—148页)
以上资料均存滦县党史研究室。2006.10
六、滦县境内的日伪工事
抗日战争时期，日伪军在滦县境内修筑了大量的工事，包括据点、碉堡、兵营、防护沟、炮楼、地堡、瞭望哨等。其中以防护沟占地面积最大。
全县有据点30个，每个据点成立和撤销、攻克的时间不一，占地面积按每个30平方米计算，共占地1302亩；碉堡35个，占地1.8亩；炮楼120个，占地5.4亩；岗楼14个，占地0.63亩；防护沟98.365公里，占地1770.6亩；防护墙5390米，占地24.3亩；栅栏6700米，占地20亩；铁丝网1950米，占地5.9亩，其他占地11.9亩。合计总占地3142.53亩（见滦县境内日伪工事占地表，存滦县党史研究室）。
1938年以前，境内日伪工事很少，只是在滦县老站、滦河大桥等要塞有零星的日伪工事。1938年以后，逐年增加。特别是在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中，日伪工事达到星罗棋布的程度（见日伪工事分布图，存滦县党史研究室）。
特别在1942年春的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中，日伪实行“沟壕堡垒”政策，企图以军事工事切断基本区与游击区的联系。在榛子镇、杨柳庄地区，造墙挖沟。这里山地较多，挖沟不方便，便从丰润王官营，经滦县孟家峪、西上五岭、梯子岭、赵庄子，再经迁西的罗家峪至新集的滦河沿，筑起一道4米高的百里大墙，中间修筑15个大炮楼，每个炮楼都派兵把守；另从榛子镇地区的白草洼，经杏山、榛子镇、王店子至迁安的太平庄子，挖一条深5米宽5至6米的大沟，沿沟壕每隔5里筑一座炮楼（《滦县革命斗争史料第三辑》：《反敌第四、五次治强时期滦县杨柳庄地区应变措施和坚持斗争情况》202页）。
五次治强期间，“日伪布防了6条封锁线，其中穿过滦县境内有3条。第一条，由邦均沿平榆线经别山、玉田、沙流河、丰润、榛子镇至沙河驿、野鸡坨。第二条，由芦台沿北宁路至滦县城。第三条，由榛子镇至古冶。封锁线配障碍沟，宽一丈二尺，深八尺至一丈，人若过沟，需搭梯子。滦县北部有安各庄、赵各庄、卑家店、沙河驿、宜安、雷庄、坨子头、滦县城等较大据点（《滦县革命史》123至124页）。“沿大御路（即京榆路，今102国道－－编者按）沿沟每5里建一炮楼，每1里设一岗楼”（《滦县革命史》125页）。
此外，在平原地区，敌伪利用保甲制，强令各保甲以“防共自卫”、“防匪”的名义，在村落之间、村外围挖防共沟，筑城堡，做栅栏，拉刺线。
七、对抗战期间滦县境内日伪军制造的惨案分析研究
抗战时期（1931—1945年），滦县属河北省一等大县，其地域相当于今滦县地域的5倍强。地理位置重要，京山铁路、京榆公路从境内穿过，有滦河铁路大桥为关里关外之咽喉。西邻京津唐，南临渤海。是日伪军掠夺冀东地区重要战略物资（如煤、铁、盐、矿石等）的基地之一。
冀东伪政权期间，日伪在这个地区侧重物资掠夺和政治渗透。1940年后，随着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和日伪军对华北政策的变化，滦县境内军事斗争日益尖锐，大小惨案连续不断，滦县地区也成为被日伪蹂躏的重灾区之一。
2006年9月，滦县“抗战期间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领导小组”的调查结果显示，现滦县境内（辖12个镇，504个行政村，人口54万，国土面积1027平方公里）发生一次伤亡5人（含5人）以上的惨案共66起，伤亡合计975人，其中死亡903人，轻重伤48人；男886，女74人。
（一）1940年前发生惨案极少。
发生在1933年的1个惨案和发生在1938年的3个惨案，均属特殊情况。
1933年的惨案，发生在滦县东北部重镇油榨。属日伪军飞机轰炸。当时有中国政府军队一个师（注：即117师，师长翁兆垣，爱国华侨，华侨救国军总指挥。）率部与日军隔滦河相持，翁师师部驻油榨村北1.5公里的望府台村。时任卢龙县原教育局长、后被贬为教员的高敬之，为该师筹措粮草。翁师抗日坚决，拒河为战，日伪军不能越过滦河。于是日伪军出动飞机，对翁师轰炸。翁师炮团隐蔽在油榨村东1华里的白佛院村及该村周围的红果树丛中。某日，驻白佛院的中国军队翁师炮兵与滦河东岸驻双旺的日军隔河对炮，中国军队的炮弹落在卢龙城东的驴槽村，日军的炮弹也落在了白佛院村北的鸡冠山上，双方炮击猛烈。
次日，正是油榨集日（民国22年、癸酉年农历四月十一日），日伪军飞机飞过滦河，在油榨上空寻找翁师，未发现目标，便将炸弹扔向无辜的赶集乡民，在猪市、大牲畜市、东烧锅各扔一颗炸弹。据当年为翁师筹集粮草的高敬之在1985年的回忆录《从愤世到暴动》一文记载说：“日本的飞机把油榨给炸了，炸死二百多人。”
据这次调研结果，油榨镇辖区范围内，涉及11个村，被炸死26人，重伤2人；涉及安各庄镇7个村，死21人，伤3人。
这个惨案，是滦县境内第一个惨案，按高敬之的说法（200人），当为伤亡规模最大的惨案。
1938年发生在三个村落的惨案，共死亡55人，重伤5人，其中男性57人，女性3人。这个分属三个村的三个惨案，都发生在同一天，也可以合为一个惨案。
三个惨案缘起：冀东抗联司令高志远属下之殷焕章部偷袭驻滦县老站之日军，日军2981、2985部队100余人追击殷焕章部至滦县城西南十六华里的克家庄、柴各庄、包麻子一带。该三村相隔一、二华里，三村之间有翠花山一座。该三村同为一个编乡，编乡长王凤山动员百姓列队欢迎“皇军”，不料却遭日寇的野蛮杀戮。三个村的基本情况相同。
上述四个惨案的共同点是，惨案的发生与抗日武装部队的活动直接相连，即日伪军追寻抗日武装而不得的情况下，便转祸于无辜百姓。
1940年以前，之所以惨案发生率低，究其原因，大致有四：
1、境内少有抗日武装。何柱国部早已撤出该地，中共及其他抗日阶层尚未有相应的武装力量，所以不构成对日军的军事威胁。
2、《塘沽协定》的签订，一方面标志冀东已经从根本上被日伪控制。冀东伪政权的建立，保甲制度的广泛、严格实行，说明日伪的政治统治、经济控制已占绝对优势，一切抗日力量尚在地下和弱小阶段。另一方面，《塘沽协定》在客观上对日伪军也有一定的约束力。
3、境内尚无大批日伪军。县境内的日伪军主要驻守老站，主要任务是守护滦河铁路大桥及京山线的安全。日伪军不多，伪军尚未形成，保安队作为警察性质，其任务是维持地方治安，也未形成日伪军一体、与民众明显对抗的格局。
4、抗日大暴动之后，抗日形势处于低潮，日伪加强了伪化统治，抗联队伍和中共地方组织的恢复处于非常艰苦的阶段。
基于以上四个因素，日伪军没有必要在广大农村乡镇制造更多的惨案。
（二）从1941年3月至1942年底日伪治安强化运动期间，是惨案高发期。
两年间发生惨案48起，占全部惨案的76%，伤亡人口693人，占伤亡总数948人的73%。
1941年的一、二次治强运动中，敌我双方的斗争日趋尖锐。日军华北方面军制定了为期三年的“治安强化运动计划”，妄图剿灭敌后抗日力量，压缩抗日根据地，扩大战争范围，实现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计划。此时，日本豢养的伪治安军也投入了战场，成为日军残害抗日军民和无辜百姓的走狗。在此期间，滦县境内先后发生八里王官营惨案、韩家哨惨案、东西营惨案。
三次治强期间，日军二十七师团由冀东撤至津浦线，冀东地区的防卫任务由华北伪治安军独立承担确保，伪治安军的策略是采取“绥靖”政策，设据点、建碉堡、修公路、步步为营，进行清剿、剔抉。中共冀东区党分委抓住有利时机，发动了“打治安军战役”，获得重大胜利，扩大了武装力量，扩大了抗日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进一步得到巩固。滦县境内西北部山区的党组织和抗日武装得到迅速发展。
进入1942年3月，日军二十七师团返回冀东，司令部从沧州移驻唐山，以日军二十七师团、伪治安军17个团的兵力对冀东东中部地区进行“四次治强”。“四次治强”从3月30日开始，为期两个半月。在此期间，大小惨案连续发生，最为著名的是境内“四·一二”大包围。
1942年农历4月12日，滦县西北部榛子镇、杨柳庄、上五岭、沙河驿、九百户、赵各庄、卑家店等各中心据点日伪军联合行动，对滦县西北部山区共产党和八路军游击队经常活动的地区实行大范围清剿扫荡。这个包围圈北起东西上五岭—城山—崇家峪—沙河驿一线，东从沙河驿—九百户—卑家店一线以西，西边从赵各庄—麻湾坨—榛子镇—上五岭以东。包围圈直径长达12.5公里，面积约20平方公里，圈内80多个村庄遭洗劫，600多名青壮年被抓劳工，迁滦丰基干队一连100名游击队员牺牲大半，群众伤亡和财产损失无计其数。群众称之为“四·一二大包围”。
在“四·一二大包围”中，县内葛庄、梅辛庄子、韩新庄子、干河等、小高庄、大高庄、孟店子等村均发生五人以上惨案。这次大包围，对青龙山这块小游击根据地来说，是一次大劫难，一次大考验。
日伪“第四次治强”和“冀东一号一期作战”结束后，日本华北方面军又制定了包括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在内的“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实施纲要”和“冀东一号终期作战计划”。
在“五次治强”（1942年10月28日—12月8日）中，日伪配以沟壕堡垒政策，实施了集家并村，建清乡委员会、成立“反共自卫团”、编制“铁路爱护村”以及采用骑兵、坦克、奔袭扫荡等战略战术，对滦县境内抗日游击区进行疯狂的扫荡，实行了野蛮的“三光政策”。期间发生的惨案为数最多。其中震惊华北的“潘家戴庄惨案”（现已属滦南）就发生在此阶段。现滦县境内此类惨案有：县城西门外13人惨案、杨家院惨案（两次）、西甄庄16人惨案、姚庄9人惨案、塘坨、小门庄惨案、港北（两次）惨案、南新立庄惨案、小老里庄惨案、南张庄子惨案、张边庄惨案（两次）、兴隆庄惨案（三次）、大水峪惨案等，共17个惨案。当时担任中共冀东地委路南工委书记兼路南工作团主任的丁振军曾有一个《路南工作报告》，他在这份报告中这样写道：
“……九月上旬，敌大批兵力集结于张各庄、茨榆坨（由滦县去的）有骑兵坦克装甲车等总计1000余名，作了一次大规模扫荡。……同时，敌在滦集结大批兵力待机（约有七千至一万）有个师团长在这里，扫荡四五日即退到滦县，只张各庄遗下骑兵130余，每人均是双马。后倴城有敌30余人，曾家湾有敌二三十人，钱营有敌30余人，此外即实行突然包围的办法。9月28日中午，张各庄敌之骑兵配合滦县之敌骑兵对糯米庄、塘坨一带实行突然包围，敌是以骑兵配合内线，故被围者难以脱险，张凌阁同志被敌围逼无法脱险而自杀。这次共被捕群众30余名，后都在张各庄及滦城被杀死了。此后，敌几乎是每日用骑兵来包围村庄，有局部关系人被捕甚多，有的当了特务，有的被杀，群众情绪恐慌异常。
……10月6日、敌对糯米庄及杨家院一带又来了一次大包围，屠杀群众20余。此后每次出发即屠杀大批群众，兴隆庄、老隆庄、姚庄、陈庄、光水坨、排各庄等数村都受到敌骑兵屠杀。现糯米庄、光水坨、塘坨一带成了无人区。并又烧了邢各庄、陈庄之一部……张各庄为敌所捕的人民无一放回，除了当特务外全部被杀，其残暴已达极点。内有这样几段事实：在排各庄敌人活埋七人，埋后即回去，村人即忙挖土去救，可是敌人走后未越几步又返回，事后竟将挖土救人的人与被埋者又重新全部埋了，在张各庄杀人有七次，共杀40余人。挖沟的人说了一句“我的……”让在旁的敌人听到说有他的亲人，就将他也埋在坑里了。敌人几乎每日出来包围，尤其雷庄以东，我们的同志开始只靠在地里的桑条为掩护，可是，敌用马队大规模的包围，在田野里乱跑乱窜，桑条并挡不住马。……在敌认为有我工作基础的地方，如糯米庄塘坨一带则大肆屠杀，并未清查户口等，群众情绪异常低落与恐怖……”
在第四、五次“治强”期间，惨案连续不断，人员伤亡惨重，财产损失也最大。
仅滦县邢各庄自1942年农历5月19日“13人惨案”发生后，到同年农历8月15日，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日伪军先后4次放火烧房，烧毁民房及畜棚2100余间，95%多的房屋被烧毁，砖石和未被烧尽的木料被拉到张各庄据点修筑工事。当时日伪军雇用大车30辆拉了一个月。成材的树木被汉奸杜连绪砍伐后拉到杨庄子建据点。造成1400多村民无家可归，这些人只好分散到30华里范围内的54个外村借房居住，这种无家可归的生活达三年之久（见附件5）。
1942年农历8月12日，滦县九百户镇赵家沟也遭毁灭性的烧杀，杀死村民21人，房屋全部被烧毁。
（三）除日军飞机轰炸油榨惨案外，现辖滦县境内并未发生一次伤亡百人以上的惨案。
“潘家戴庄惨案”死亡1200余人，属旧滦县辖区，现属滦南县。但是，现滦县境内至今流传一个“滦河大桥百人惨案”的故事，并有一个重要细节作为证据：有一樵夫路过杀人场，因被杀人数为99人，即将樵夫凑足100而杀害。在这次调研中，滦州镇的调研员做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彻底否定了这个惨案的存在。他们的考证结果是：
1942年春某日上午，日伪军将从各地抓来的老百姓赶到滦河铁路大桥北侧的朱砂洞，这一天正是滦县大集，一名卖柴的老者由北往南行，赶滦县集卖柴，正从这里经过，樵夫与站岗放哨的特务相识，在北面站岗的特务便放其南行。此时日军已砍杀了20名，见来了一担柴老者，不由分说，撕住衣领，一刀砍下老人脑袋，躯体被踹入滦河。
从惨案发生地点和樵夫被杀来看，与传说中的惨案相符，但不是100人，而是21人。证人有滦县老站人杨海清。杨海清当时任老站伪警察分驻所警察，他从来未听说有百人惨案一事。而且据他所言，县城内和老站，没有任何一处地方能容下百人同时拘押，一般情况下，有几十人就杀一次，一是便于看管，二是防止发生意外。滦州镇调研员为此撰写了专题报告（见专题八）。
（四）惨案发生最多的是滦州镇和古马镇，都是18起。
两个镇共发生惨案36起，占惨案总数66起的54.5%，总伤亡人口544人，占总伤亡人口948人的57%。
这两个镇域具有三个特点：
第一，日本宪兵队驻扎之地，即县城和老站，从各处抓来的抗日军民和无辜百姓集中拘押在老站南大营、县衙班房、西关日军兵营，所以屠杀场就在老站附近和西关。
第二，抗日活动明显、抗日领导人活动频繁地区。如大小门庄、塘坨、糯米庄、杨家院、邹家洼、甄庄、陈庄、姚庄、兴隆庄、老里庄、张庄子、港北、张边庄、柴各庄等地。冀东抗日大暴动首先在港北发起，张振宇、张鹤鸣等暴动领导人是大门庄人。
第三，铁路两侧的“铁路爱护村”，几乎无惨案发生。
（五）发生惨案的主要媒介是叛徒、特务等汉奸。
从滦州镇、古马镇和其他惨案较多的镇情况看，之所以发生连续惨案，叛徒特务汉奸起了关键作用。例如，滦州镇和古马镇所发生的惨案，大多与门致合和唐树森这两个叛徒特务有关。这两个人1938年都参加过暴动，后来叛变当了日本特务，他们对周围大多数村庄情况熟悉，常以讹诈钱财为目的，进行敲诈勒索，勒索不成，编巴造莫，强加种种罪名，引日伪军围庄烧杀。
（六）凡是抗日工作不注重斗争策略、不切斗争实际的地方，惨案往往发生。
这一点，在丁振军《关于开辟路南工作报告》中也有相关记载：“……尤其在张各庄以北、滦城与南的一带，（抗日热情）更为高涨，每到下午，到处布满了青年男女和儿童的抗战歌声，进行着军事训练（群众自动地进行着）。这时铁路北严重的扫荡已开始。但路南的一些同志被这顺利的环境陶醉了，大有如入无敌之境之念。二区（铁路南马张公路以北）这个地区这个地区就是过去铁南军事地区，这里有一年至二年的坚持历史，但工作尚未建立坚实基础，在青纱帐期间内，只群众较活跃……斗争形式完全采用根据地那一套，故敌对这区特别注意，汉奸工作的布置，是老早下了手，在八月下旬，九月中旬，北部虽然很紧，这里则平安无事，群众情绪非常高涨，每晚可以听到抗战歌声，可是敌人围攻布置也逐渐具体。”抗日斗争中的某些形式主义，很容易招致惨案发生。
（七）、爱国乡绅在残酷的三光政策下，表现出不可替代的保护作用，使许多村庄免遭涂炭。
滦县店坨村有一伪保长，名叫常启云，人称常老五、常五爷。他在本乡本土有威望、有谋略、有胆识，是个典型的两面人物。能在日伪军、汉奸、八路军三者之间斡旋。有时同时招待汉奸日伪军和八路军，而不发生火并事件。与店坨相依的王庄、店坨、傅庄这三个村，是抗日民主政府滦卢联合县县长张振宇经常出没的地方，张振宇也经常在常老五家，但是，这三个村并未发生惨案。
古马村是个大村，有日伪军据点，是惨案高发区的中心，这里的民兵也很勇敢，但是在抗战期间未发生一次惨案。究其原因是该村保长许顺隆智勇超人。该村紧傍滦张公路，一日，某游击小组向公路上行驶的日伪军汽车开火，引来日伪军围庄，日伪军将古马村百姓轰到一处大院，将十余名甲长揪出，人群中间铺了苇席，准备火烧甲长。许顺隆正在地里干活，闻讯赶赴现场，说：“谁开的枪我知道，这些甲长都不清楚。”遂带日伪军去一坟地找八路，他指着坟地里人爬的痕迹，说，“八路就在这儿开的枪，你们看，还有子弹壳呢！”日伪军信以为真，追问八路下落，许顺隆东边一指，说，“往那边跑了”。一场大劫难就这样被许顺隆化解了。
（八）一次伤亡5人以上的惨案，在现滦县境内绝不仅仅66起，伤亡人数绝对大于948人。
例如，滦县老站南大营惨案，据糯米庄苗玉旺介绍，他在1949年滦河泛滥抗灾抢险时亲眼所见那里曾经被洪水冲出许多骨骸，当时县民政科的负责人召集民工悉数掩埋。可是，这个惨案已无人指证了。
张各庄、茨榆坨、雷庄当时是较大的据点，被抓到这些据点的人很多被杀，惨案很多，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据点内杀人的具体情况很复杂，有秘密杀害的，有夜间杀害的，外界很少知道内情，即使有个别知情者，因年代久远，知情者或逝、或忘、或迁，或调研员无从寻找证人，或因时间要求紧迫，这些惨案只能搁置起来。
八、滦州镇调研小组关于否定老站滦河铁路大桥“百人惨案”的报告
调研员：骆宗明何汝民
县调研领导小组：
从2006年7月29日我镇正式开展调研工作以来，对于县交办的“老站百人惨案”一事始终当作一个重点。经过由外向内，由远及近，先外围后核心的座谈访问，特别是2006年9月11日到老站与5位老人座谈，我们基本否定了“百人惨案”一说，调查情况如下：
五位证人中有一位是老站当时的共产党员汪礼全，一位抗战时期曾当过老站伪警察分驻所（相当于现代的派出所）的伪警察杨海清。据他们回忆，“百人惨案”
是演绎出来的。从一个侧面说明人们对日伪军的凶狠和惨无人道行为的憎恨。
一、经与全镇80个当时的自然村300多位老人座谈，此案虽都听说过，但从未听说谁是目击者。不过是你听我说，我听他说。对于抓来被杀凑数的人也是众说纷纭。有的说是卖瓦盆的，有的说是卖柴的，还有的听说是卖豆片的、做买卖的，还有人说是傅作义的部队干的。
二、驻在老站的日伪军分南北两个大营，其中南大营驻200多人，北大营驻100多人。还有连日本人见了都恐惧的“阎王殿”—日本宪兵队8人（住一个院子）。日伪军杀人不眨眼，这里的日伪军更为突出。用证人的话说就是“三五天就杀一次”。而且后来滦河涨水，成堆的尸骨被冲出，也证实杀人太多。这是此“传说”的基础。
三、据证人介绍，老站当时虽比较繁华，地面较大，但没有地方可做监狱。南北大营是驻日伪军兵的，宪兵队虽独占一院，但除了宿舍和厨房外仅剩1间审讯室和一个仅3平方米、门高不过1米、无窗户的小“禁闭室”。日伪军讨伐抓来的人在这里刑讯逼供。一小部分经人保释，多数随时杀掉。一般是天天抓，随时杀害。凡是日伪军认为可以关押人的地方都占满，也容不下99人。
四、老站日伪军分南北两个杀人场。最先的杀人场是老大桥西头，是北杀人场。一次杀人时，一个膀大腰圆的小伙子一脚把一个鬼子踢下桥去，连摔带淹，死了。因此停用。南杀人场在现在公路桥的北边，原来铁路大桥南面、滦河西岸的草地上。北杀人场在老滦河铁路大桥北面，现水文站稍北一点的朱砂洞上面西靠陡峭的横山，横山顶上有日军的炮楼，视野开阔，东边是悬崖下的滦河，水流湍急，尸体抛下立即被河水冲得无影无踪。此处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虽有南北方向可通大车的路，但实在狭窄。正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因此无被“劫法场”之虞。在此处带去99人准备杀害是绝对容不下的，而且这些人受刑还需要多少人看守、站岗放哨。
五、一卖柴人被杀确有其事，但与传说中的情形相差殊远。据当时伪警察杨海清回忆，多数人是在北杀人场杀害的，在他的记忆中，日军杀人最多的一次是21个人，其中包括卖柴人。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那次杀人是在一天上午，恰逢集日。当时老站西边有柴市。此人担柴从横山北坡来，可能是到柴市卖柴，但必须经过北杀人场。杀人场的北边（现横山的东北，马路的拐弯处）有一个亭子（即偏凉汀行宫之御碑亭），分上下两层。上层游玩观景，下层可以行人通车。当时放哨的特务与卖柴人相识，所以放行了。结果被杀人不眨眼的鬼子拉来砍死，尸体抛进滦河（可能怀疑是八路军的探子）这与那个传说不是一回事。
六、据当时伪警察杨海清说，他当时对日伪军杀人的事虽不太清楚，但还是比一般人消息灵通。即使当时不知道杀人，事后也一定会听到分驻所的人议论，而且还有时跟着“提人”，应该说此人的话可信度是较高的。他否认有“百人惨案”。其他人赞同。
综上所述，“滦县老站日伪军一次杀人99名，拉来一个做小买卖的杀了凑足一百”的说法，是传说，是演绎，现予以否定。
滦州镇调研小组
2006年9月16日
九、日伪军对滦县知名人士的迫害
滦县的知名人士，是社会精英，他们在社会各界、各阶层享有崇高的威望，在民众中有很强的影响力、号召力。在民族存亡的关头，他们敢于面对强暴，舍生忘死，毁家纾难，表现了中华民族爱国、爱家、爱人民的优秀品质。日伪军对滦县知名人士的迫害，不仅是对他们个人和家庭的摧残，而是对民族意识的摧残，对中华文化的摧残。
（一）对慈善家、教育家、商家薜兆麟先生的迫害
薜兆麟，字岳一，滦县城南张法宝村人，生于1874年。1900年在滦县常峪教私塾时曾参加过义和团运动（滦县政协《滦县文史<三>》载张喜丁、李洪广文《薜氏三父子》51—54页），后进京为吏部衙门录事，辛亥革命后返里，定居滦县城内。民国初年弃仕经商，三次被推选为滦县商会会长，20世纪30年代又兼任滦县县志局局长，卐字会会长。滦县万慈小学校长。1933年日伪盘踞滦县，难民潮涌，薜先生毅然筹建滦县救济院，任院长兼榆(山海关)秦(皇岛)滦(县)唐(山)宁(河)联合救济队队长。设难民收容所，设粥厂，施棉衣，舍棺材，收容病人和产妇。经他手放赈粮4734包，救济河南山东难民3万余人。碑刻称颂：“赈施穷困，学惠童蒙，天人交赞，岳一之功。”1936年5月26日，南京政府为滦州起义烈士举行国葬典礼，通令全国下半旗志哀，薜先生在收音机中听到广播，立即组织学生举行仪式。有人告密日伪当局。薜先生遭捕，日伪鉴于他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未敢轻杀，好言劝慰放回。1938年7月冀东抗日大暴动时，薜先生欣然向冀东抗日联军总司令高志远提供“抗日救国捐”银圆4000元，此事再度被日伪侦知，1939年正月，薜先生被捕，三次抄家（滦县政协《滦县文史资料(九)》载唐向荣文《五源归一》216—218页）。正在北平协和作实习的薜先生长子薜庆煜，也受到日本宪兵司令部的盘查与迫害。薜庆煜只好绕道香港，进入大后方，在贵阳市图云关红十字会作防疫工作。1943年投笔从戎，担任军医处长，参加了印对日作战（滦县政协《滦县文史<三>》载张喜丁、李洪广文《薜氏三父子》51—54页）。薜先生被囚禁在偏凉汀日本宪兵队，受尽了日伪军的百般折磨，敌人使用拔胡须、攥睾丸等非刑残害他，先生年事已高，不堪重虐，于1939年春被害致死。
（二）对李津舟先生的迫害
李津舟，号云东，滦县翟各庄人，清末秀才。后考入天津法政专门学堂，在校期间加入同盟会，参与推翻清廷、建立共和的革命活动，曾任直隶省咨议局议员。后来曾担任二十九军秘书、河北省法院承审、省政府参议等职。九一八事变后，蒋军南撤，他愤而返乡，以中医为人治病。他的诗、书、画都有相当造诣。汉奸殷汝耕组织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时，几次邀请李津舟参与任职，都被他推辞了。他说“为人大节不可辱，汉奸最可耻。”李津舟为避汉奸的纠缠，躲入昌黎汇文中学任教，日伪军占领昌黎后，包围了汇文中学，抓走美国校长，李津舟等一批抗日分子也被抓捕，押往北京，百般凌辱，投入监狱，不屈而死(选自《滦县文史资料第8辑》173页，李津舟孙女、台湾籍记者教师李靖寰女士《覆巢之下》)。
（三）对秦丽南先生的迫害
秦丽南，本名秦旭昌，1885年生于滦县城北安各庄，卒于1942年。1905年秦丽南毕业于北京汇文中学，同年考入天津北洋海军医学堂，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同盟会，宣传推翻帝制，建立共和。1910年曾被清政府委任为长春防疫处副处长，官居四品。在长春扑灭鼠疫后，任从三品军医。武昌起义后投奔湖北革命军政府，被委任为革命军军医长，并协理外交事宜。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后，秦丽南愤而辞职，返回故乡，在县城北街开办“丽记医院”，这是滦县境内最早的西医医院。丽南先生自1912年行医，医术高超，远近驰名。“九一八”事变后，丽南先生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联络商会，收容难民，开办粥厂，慷慨讲演，抵制日货。热心家乡教育事业，对三所私立小学(柏树庄、毛家山、城内西街)倾心相助。在秦丽南先生的教诲下，其子秦延堂参加了抗日队伍，其女婿马钧也参加了抗日。
1942年日本驻滦县宪兵队探知秦先生之子参加了八路军，便指使特务汉奸寻衅滋事，对医生、学徒非打即骂，敲诈勒索，秦先生被逼无奈，关闭医院躲到乡下，日本宪兵队抓捕了丽南先生的女儿秦延萍。丽南先生到宪兵队要人却被扣留，要他讲出其子秦延堂的下落，并令他写信叫儿子回来。丽南先生严词厉语痛斥日伪，并以绝食抗议日伪军的暴行。入狱80天后，牺牲于偏凉汀日本宪兵队，时年58岁，时在1942年(据《滦县文史资料第五辑》所载赵庆江、李玉春、曹连友、郑强联合文章《秦丽南大夫的业绩与气节》81—86页)。
（四）对高志远的迫害
高志远，原名高翔云，字腾霄。1907年生于滦县多余屯(现属滦南)。祖父是位贫苦农民。父亲高贵30岁时，滦河泛滥，高家坟地积淤泥沙，岁岁扩大面积，高家渐温饱，至抗战前夕，有地195亩，雇工二、三人，成为当地财主。高志远遂有读私塾的条件，成为当地文化不低的知识青年。在私塾先生和家庭教育下，他从小养成重义好施、结友习武、不贪财好色的品性。20岁时，枪法精熟，双手双枪，百发百中。“九一八”事变后，闯关东的关里人纷纷返乡，其中有位叫杨莲芝的远亲表妹回到老家多余屯，她是东北大学的流亡学生。凭亲戚关系，高志远从杨莲芝那里了解到东北沦陷后的很多情况，使他大开眼界，杨莲芝成为高志远确立抗日救国思想的第一个启蒙者。
1933年长城抗战暴发，3月，驻临榆警备司令何柱国部主力撤到滦河西岸御敌，26岁的高志远变卖家产招募壮士200余名，准备加入何柱国的队伍，5月，滦东地区沦陷，何柱国奉命撤军，高志远典卖地产遣散了所招募的壮士。春夏之交，高志远又同本村陈维去张家口投奔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行至康庄，路被封锁，不能北进，乃重返北京。高志远在京逗留期间，经杨莲芝介绍，认识了学生运动领袖王仲华，在王仲华的启发指导下，高志远返回家乡、蓄精养锐，等待时机。时滦境匪患猖獗，富户为防匪，自购枪支，以防匪患。1933年冬，高志远被推举为滦县三区民团队长，王仲华来信嘱其从剿匪安民做起，壮大实力。于是高志远凭借实力先后剿灭了滦城以南刘兰亭和胡宝山这两股土匪，马城一带万民称颂，高志远成了知名人士。
1934年，汉奸刘佐周以驻滦战区保安队第一总队长名义驻守滦县，并时刻企图吞并滦县民团。高志远对刘佐周的阴谋早有洞察，1935年2月25日，他联合滦县四、五区民团宣布在马城起义，公开捆绑了刘佐周派来的副队长，阻击了刘佐周的马队，齐集倴城，喊出了“到山区参加抗日队伍”的口号。刘佐周倾重兵镇压，民团起义失败。高志远等民团队长遭日伪通缉，追捕，家被洗劫一空，妻离子散，一家人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高志远更不敢着家，四处潜伏，并伺机刺杀刘佐周。
1935年，高志远已经掌握到刘佐周活动规律，于8月4日(农历七月初六)，高志远化装进入滦县偏凉汀火车站，当刘佐周下了火车、准备换乘汽车之际，高志远抬手一枪，立毙刘佐周。
刘佐周当时为少将军衔，刺刘事件震动冀东，华北，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警方曾悬赏五千大洋缉拿。他的家属被国民政府安置在天津法租界。从此，高志远坚定地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民国25年《滦县志》总修张凤翔先生曾评价：“一枪存国脉，铁血正民心。”
1938年5月，华北民众武装自卫会在天津召开会议，推举高志远为华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区总司令，李运昌、洪麟阁为副总司令。高志远毁家纾难、英勇抗日的壮举，至今传诵于冀东大地(据滦县党史研究室存件陈发撰文《32岁的抗联司令，65年冤情未申》)。
十、滦县伪新民会
（一）新民会概况
新民会是日伪在华北沦陷区建立的反动政治组织。以宣扬“中日亲善”、“大东亚共存共荣”配合日本军事、政治攻势为宗旨；并以收买汉奸、扩充会员、举办各种训练班、讲演会为手段，对沦陷区广大民众进行奴化教育和欺骗宣传。新民会最初是由日本特务机关在北平（今北京）成立的（1937年12月），后来又在华北沦陷各省、道、市、县设立总会或分会。冀东道新民会总会成立于1938年10月，总会长由道尹韩则信兼任，道、市、县各级新民会都由日本顾问“指导”。冀东新民会主要活动是推行日本策划的五次强化治安运动和奴化的社会教育，并以青少年为主要对象进行各种强化训练，为日本的侵略政策服务（《冀东日伪政权》21页）。
（二）新民会滦县指导部
伪冀东道新民会自去岁（1938年—编者注）一月诞生以来，本新中国建国之精神，积极从事建设工作。经上下一致之努力，为时虽短，而成绩颇著。据最近之统计，各省、道、县相继成立之指导部，为数几近百处，会员2千余个，由此亦可见新民会发展之迅速矣。滦县自友军（指日伪军—编者注）入城以后，与官民一致协力、竭力从事治安工作，于短期之间，社会秩序殆告恢复，于是各机关亦先后成立。查新民会滦县指导部自民国二十七年四月二十日冀东道派遣并木主任到县以来，与县当局迭次接洽，租借县城东街民房数间，设立筹备处，积极筹划，热心指导，经两月之努力，于是，新民会滦县指导部遂于六月二十日正式成立矣。
（三）新民会滦县指导部的派驻机构
自新民会滦县指导部成立后，极力扩充机构，“于重要各地积极筹办办事处。”到1939年底，滦县境内的新民会办事处有5个：
开平办事处，驻地开平，成立于1938年10月15日。
古冶办事处，驻地古冶，成立于1938年10月15日。
雷庄办事处，驻地雷庄，成立于1939年1月15日。雇员1人，见习生1人。
马城办事处，驻地马城，成立于1939年1月18日。雇员1人，见习生1人。
（四）新民会滦县指导部的组织系统
“关于新民会县指导部之组织，中央指导部曾颁布县指导部组织大纲，故新民会滦县指导部之组织机构，实亦本此，毋庸赘言者也”。
部长之下设：委员会、总务科、指导科。
1、部长：雷恒成，长白人，时任伪滦县知事，曾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陆军学校，任前为清苑县知事，时年54岁。
2、总务科长及股室：
（1）总务科长：三浦清治，时年32岁，日本岩手县人，日本大学毕业，伪满洲国陆军军需上尉。下有部员1人，名为马大一，时年29岁，龙江省白城县人，齐齐哈尔专修学校毕业，龙江拜泉县公署科员。有雇员1人，名黄维成，年25岁，察哈尔省蔚县人。
（2）总务科股室
总务科之下设厚生股（辖合作股、农务股），负责合作社组织、贷款、农场指导、农业调查、农牧改良、农事统计等。庶务股，负责机关事务，相当现今之办公室。会计股，调查股。
3、指导科长及股室
（1）指导科长：程天爵，江苏无锡人，时年27岁，国立新民学院毕业，河北省公署秘书处科员。下有部员王万春，年26岁，奉天新民县人，奉天省立师范毕业，曾充任新民县公署科员及校长。有雇员李树文，时年21岁，滦县人，唐山日语养成所毕业。
（2）指导科股室
指导科下设指导股、组织股、宣传股、青年训练所及管辖各办事处。主要任务是指导训练会员、教化民众、组织会员活动、宣传奴化教育等。
4、委员会委员
共5人，这些人是：
贺荩忱，滦县城内官学胡同人，时年59岁，时任县立师范主任、滦县商会会长。
王捷吾，滦县城内西街人，时年50岁，滦县商会副会长、滦县红十字会会长。
桑福臻，滦县人，时年29岁，曾任冀东道公署教育科科员，滦县中学校长。
吴东仁，滦县城内社仓胡同人，时年36岁，滦县城厢第一镇镇长。
还有一名高啸秋，详情无考。
5、部员、雇员
有部员4人，除已介绍的马大一和王万春外，还有2名，一名大竹直治，日本群马县人，时年27岁，时任省立滦县师范教谕。另一名为傅振铎，北京人，时年31岁，时任滦县警察教养督察主任。
有雇员25人。其中15人为本县人，在15人中，省立师范毕业生5人。其余为国内外地人。
（五）新民会滦县指导部的组织变革
新民会滦县指导部自1938年6月20日成立后，“初以匪贼跋扈（指抗日力量，抗日联军—编者注），地方不靖，会务工作颇为迟滞。”1938年抗日大暴动失败以后，日伪加强了治安统治，新民会也随之整顿旗鼓。1939年3月15日，冀东各县指导部改组，原主任并木转任昌平县指导部，新民会滦县指导部的组织系统进行了全面改组。改组后的组织系统是：
新民会滦县指导部下设：
1、青训所，全称为滦县青年训练所。
这是新民会一个非常重要的组织机构。主要任务是对县内青年进行奴化教育，培训忠实于日寇的汉奸和奴才。
青训所（1938.11—1939.7.15）
所长（兼）：王焕章（县知事）
主事：第一任张树勋、第二任李树文
指导员：王璞、李鸿泽、王玉玺、刘景泰
青训所（1939.7.15—1939年底）
所长（兼）：雷恒成（县知事）
主事：傅振铎
指导员：黄维成、王俊正、李介之
2、青训所培训结果：（1939.11.30）
第一期（1938.11.1—1938.12.25）42人
第二期（1939.4.1—1939.6.14）45人
第三期（保甲指导员训练班）（1939.7.7—1939.9.7）80人第四期（1939.9.15—1939.11.30）50人
四期合计217人，学员平均年龄为22岁。
3、青训所保甲指导员受训科目
所学内容分5个科目：
（1）精神科有3个内容：《东亚大势》、《新民要义》、《日本事情》。
（2）学科有6个内容：《保甲制度》、《警察实务》、《户口调查》、《现行法令》、《乡镇规程》、《合作学》。
（3）语学：《日本语》。
（4）术科2个内容：《教练》、《体育》。
（5）其他：作业。
（六）新民会滦县各分会
“分会为新民会会务工作推进之重要机关，欲彻底新民思想，使新民地成为有机体之活动，则广为组织分会不可。该指导部有见于此，对于分会之组织颇为积极，据最近之报告，该指导除已组织教育分会、爱路分会及宗教分会多处外，现尚筹备组新民妇女反共分会及职员分会。”
以下为各分会情况：
第一区教育分会，含14个支部，正会员19名，协赞会员184名，成立于1939年2月10日，会址在县城北关省立三师。
第三区教育分会，含5个支部，正会员7人，协赞会员43名，成立于1939年3月25日，会址在马城小学。
第四区教育分会，含7个支部，正会员10名，协赞会员40名，成立于1939年4月18日，会址在倴城县立小学。
第五区教育分会，含8个支部，正会员10名，协赞会员60名，成立于1939年5月21日，会址在胡各庄县立小学。
第八区教育分会，含8个支部，正会员10名，协赞会员77名，成立于1939年6月18日，会址稻地县立小学。
第九区教育分会，含8个支部，正会员9名，协赞会员95人，成立于1939年2月8日，会址在马家沟开滦中学。
第十区教育分会，含11个支部，正会员13名，协赞会员107名，成立于1939年3月30日，会址在古冶扶轮小学。
爱路分会，正会员53名，协赞会员1779名，成立于1939年3月21日，会址在马城镇镇公所。
宗教分会，含5个支部，协赞会员173名，会址附设于新民会滦县指导部（以上资料均出自《河北省滦县事情及唐山市事情调查》24页－41页）。
据滦县档案馆撰《滦县新民会》记载，1939年在滦县组织了商业和医务分会，1940年在林西、赵各庄、古冶、唐山又组织了商业和医业分会。1939年到1940年间，曾随日伪军队到乡下进行宣传活动。并以新民会长雷恒成为首，组织过滦、昌、迁、卢、丰、玉、遵等7县联合讨伐队，新民会人员随队进行了3次反动的宣传活动（《冀东日伪政权》263页）。
（七）新民会属下的合作社
新民会属下的合作社，是新民会插手社会经济的重要组织机构。由新民会厚生部的合作股负责。它的职责是：合作社的组织事项；合作社社员登记指导事项；春耕贷款事项；合作社文书整理及统计事项；合作社调查事项。
据《河北省滦县事情及唐山市事情调查》所述，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伪华北临时政府与冀东伪政府合流，伪华北农民合作委员会更名为新民会合作社中央会，并于民国二十七年六月改组，派遣专员赴各县工作，“以谋发展合作事业，复兴农村经济”。同时，冀东道派员来滦4名，于1938年7月初旬，筹办新民会合作社滦县分支机构。但是，适时发生滦河水灾，冀东各地被灾之农村经济崩溃，处境艰难。同年7月中旬，冀东抗日大暴动发生，“各地相继被匪骚扰”，滦县县城日伪军紧闭城门，直到11月中旬，城门始开，这时，新民会滦县合作社才开始活动。
1938年冬，组织滦县城厢新民合作社1所，利用合作社的汽车，运输粮食，煤炭等生活必需品。
1939年春，由新民会厚生部呈请伪政府，“拔发大批物资，为春耕贷款资金，”于3月中旬调查，4月初旬着手组织合作社，“先后成立者计22社，社员共1130人，贷款金2万余元”。先后加入合作社的社员有后法宝32人，徐寨子56人，岩山桥15人，东三里庄26人，前窑21人，马城镇24人，闫庄74人，北小王庄66人，南小王庄49人，贺家庄64人，后窑14人，柏庄32人，后苏各庄66人，薛各庄营66人，罗家营49人，木梳庄19人，小乐营49人，王法宝38人，夏庄子32人，孟官营16人，太平庄52人，葛代坨80人。
（八）新民会政治工作班
随着战争局势的发展，抗日武装的壮大，抗日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深入，日伪对华北的侵略掠夺逐步升级。新民合作社为日用工具，也随战局的变化，逐渐露出狰狞面目。
1943年12月间，伪冀东道公署，冀东新民会青年训练班，由各县选送100余名具有中学文化程度的知识青年参加。培训地设在唐山市付里屯路北一个大院，石金章主办，日本特务柿岛作指导。学员编为3个区队，9个班，且身着军服，配以武装。
训练内容，除政治课为通常的“共存共荣”之类内容外，主要增加军事课，即如何配合日伪军的军事行动，军事动作和战斗知识。训练时间3个多月，1944年4月间全部移住开平镇。改名为冀东行政公署政治工作队。在开平实习3个月后，大部队员仍回原县工作，其中有20多人家在抗日基本区，无法回去，乃编入当地日伪讨伐队任小队长和中队副。从此，各县陆续成立新民会政治工作班。
滦县于1945年1月正式成立政治工作班总指挥部，县以下设政治工作班办事处，政治工作班、政治工作分班，在各级政治工作班内部，设有剔抉情报、组织宣传、总务、警备等分支。
政治工作班的主要任务是，配合日军的军事行动，遏制共产党方针政策的落实，搜集抗日军民的情报，进行绥靖宣传。负责组织各村的“自卫团”将老年、青年、少年、妇女逐一登记，编成团队，指定团长、队长，用以严防共党共军的抗日活动。这个办法是仿照中共方面发动抗日作法，与中共的抗日策略针锋相对的。此组织随日本投降而解体（《冀东日伪政权》251页）。
（九）滦县新民教育馆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前，滦县有“民众教育馆”，“设施齐全，门类完备，人员内行而热心，事业兴旺而活跃，人称颇极一时之盛”。“地址在城内东街西口路南，内设四部：讲演游艺部、展览陈列部、健康生计部、教学出版部”“另有乡村民校教育实验区、民众教育研究会、禁烟会、民众咨询处等设施，占房近30间。”“阅览陈列部”陈列着世界人种模型共48具，“各种人体解剖模型、胎儿发育标本”“各种挂图不下40多幅。图书馆藏古今图书”总共一万一千余册。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寇进关，在日伪的摧残下，将“民众教育馆”改称为“新民教育馆”，在所谓与“轴心国”打倒英美的同时，把西方教会学校“汇文中学”撤销，原校长石廷栋安置在“新民教育馆”当了馆长，只开办一个书报阅览室和老车站实验区，办了一个妇女识字班，不到一年，这个识字班也撤销了（《滦县文史资料六》张序珠《从民众教育馆到滦县文化馆》112页）。
从张序珠的叙述可以想见，民众教育馆的绝大部分设施和藏品遭到毁灭性损失，新民教育馆的书报阅览室，也必须恪守伪自治政府关于图书杂志查禁令，那是不能越雷池一步的。
（十）新民会的罪恶活动及其破坏作用
新民会是在日本侵略者一手操纵下，在华北沦陷区建立的反动政治组织。起初，以思想组织为特征，灌输“中日亲善”、“大东亚共存共荣”的思想；随着日伪军的军事、政治进攻，新民会逐渐显露出它的政治性、组织性、欺骗性。
它的宗旨在于为日军侵华方针政策服务。它具有不同于日伪军事集团的特殊作用。它的罪恶活动和对中华民族的破坏作用，与日伪军的军事进攻、政治压迫、奴化教育、经济封锁是相辅相成、各有长短的。
新民会的活动，给中国带来的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并不亚于日伪军的烧杀抢掠，其潜危害更甚于日伪军的明火执仗。就这一点而言，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没有被大多数人所重视，人们往往只看到和只记住敌人的残暴和凶狠以及直接的人口伤亡和直接的财产损失。甚至，至今还有人对它表示某种程度的好感，这实在是一种民族悲哀。
综合新民会的罪恶活动，可见其破坏作用之大：
1、招降纳叛，瓦解抗日统一战线
1942年12月13日，日伪军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召集新民会中央总会日系职员作出的批示中就有这样的话：“为了使华北民众与中国共产党分离，只有依靠新民会的活动。更为主要的是，使中国人心向新民会，积极参加新民会的活动。”“积极发现优秀的华人领导者”（《华北治安战》（下）53页）华北驻屯军司令冈村司令官曾向新民会最高顾问铃木美通提出《新民会扶植大纲》及《大纲说明》，明确以下意图：“新民会对中国的知识分子说来，是他们唯一的希望所在，是作为东亚新秩序一翼的新中国建设的基础，同时也是革新日华合作的必由之路。”（《华北治安战（下）》53页）
新民会在组织方面，已经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深入到村户。虽然它的实质性并不像它所计划的那样，但它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起了不可忽视的破坏作用。
2、高唱“复兴农村经济”的美调，为了更快更多地掠夺
1939年9月的《新民周刊》在阐述新民会筹办合作社的目的时曾有如此美言：“中国以农立国，农民占全国的百分之九十，盖一纯农业经济组织国家也。自闭关政策被突破以来，.......加以中国连年战祸，农村都市，屡遭兵灾之毁，耗民伤财，苛税频出，元气大损，复以民国八、九年，全国大旱，火伞高张，赤地千里，老弱填于沟壑，少壮转乎四方，饿殍载道，惨不忍睹。乃有合作社之筹办，思有以补救也。”（《冀东日伪政权》255页）“派遣专员，赴各县实地工作，以谋发展合作事业，复兴农村经济”（《河北省滦县事情及唐山市事情调查》35页）。
在新民会所谓“复兴农村经济”的背后，是什么呢？1940年11月，日方《中国事变处理纲要》中指出：“在经济对策上要加强对敌封锁，制止有利于敌方的经济活动，破坏敌方的经济力量。在占领区内部要确保我军当地供养，同时要增加生产能力，以期充实我国防必需物资和安全民生，巩固国民政府的财政基础。”（《华北治安战（下）》247页）谁来从敌区获取物资呢？“物资收购机关（日华商店、商人、合作社等收购机关）”从准治安地区收购土产品时，也大有必要采取武力并用的办法，对收购货物的机关进行支援和保护。在非治安地区收集物资，尤其是收集粮食、棉花等物资时，要受到敌方很大阻碍，因此必须密切配合作战，讨伐行动进行（《华北治安战（下）》254页）。
收购也好，掠夺也好，毕竟出产有限。冀东物资被日伪抢光了，怎样维护占领呢，只有“复兴农村经济”，所以，新民会又有厚生部之下的“农务股”负责推广粮食、棉花新品种，以图实现增产增收。
日本政府的《对华紧急经济施策》中确定：“对中国市场的棉纱、棉布、以出口价格强制购买，并运用它作为获得紧急物资的回头物资。”“为完成大东亚战争，要求中国提供各种大量物资，将对民生发生重大影响。......要求中国提供的物资，区分为：在中国取得的陆军军需；由陆军运回日本的物资（陆军供给日本的军需物资）；在中国的国家短缺物资（供日本的一般物资，以及在中国取得供当地军用的陆军军需物资）。”“主要物资为：煤、矾土、萤石等地下资源及普通生铁、氧化铝、盐等工业品以及棉花、麻、油料等资源和土产物资，依靠各种机构进行开发和收购这些物资。”（《华北治安战（下）》329页）
新民会合作社充当了收购这些物资的主体，滦县司家营铁矿的开采、雷庄之尖山、甲山、凤凰山的开采，柏各庄稻田的开发，强迫、鼓励滦县农民广种“美棉”等，都是为了日伪军完成大东亚圣战这一目的。所谓“回头物资”，即从中国掠夺而去，在日本经过加工制成产品后，又向中国倾销的原料，如煤铁、棉花棉纱。返回中国的是打中国人的枪炮，占领中国市场的是生活日用品的各种洋货。
3、奴化教育，麻痹毒害中国青少年
滦县新民会首先争取的是教育界和商会。首先在教育界建立分会，一是与抗日阵营争夺知识分子，二是对中国青少年进行思想灌输。
1940年9月12日，新民会中央总会颁发《对有害思想之图书的处置办法》，严禁的图书杂志有：（一）有关抗日关系的，（二）有关共产主义关系的；（三）有关蒋政权和伪国民党关系的。
在中小学、师范，强令学生唱《新民会会歌》，新民会会歌的大意是不要人们偏激，不要倾向共产党、国民党（《冀东日伪政权》217页）。通过新民会，散发《反共要义》、《防共浅说》。
更为恶毒的是，打着“尊孔复古”的旗号，提倡奴化教育，达到摆脱共党学说和抗日救国思想的影响。
日语课是中小学学生的必修课，派到各校的日语教员可以独揽学校大权。在偏凉汀小学，日常生活用语必须用日语，强迫学生参加日伪军骨灰安葬仪式。
4、积极参与推行保甲制度，剔抉抗日分子
日伪的保甲制度，是由伪华北临时政府颁布的，但推行者，新民会首当其功。新民会的青训所，承担了培训保甲指导员的任务。而保甲制度的要点就是清除共党和抗日分子。使之无藏身之处。
1942年，新民会进行机构改革，“在县总会内设了自卫科和训练科。县自卫科是将过去一直实行的‘农村自卫’运动纳入本机构之中的；训练科主要是将县公署领导的‘保甲训练’从民众组织的立场，采取由新民会协助进行工作的方式。”“此外，充当县联络员从事地方行政工作的日系职员，统一安插在新民会内，使之兼任县联络员工作，从而使民众组织与行政组织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华北治安战（下）54—55页》）
5、参与五次治安强化运动
新民会初始，它只是一种思想组织，并不直接参与日伪军政方面的活动。随战局的发展，日伪军越来越感到在华北战场的力不从心，于是，新民会也成为日伪推行军政方针的直接执行者。日伪在华北实行的5次治安强化运动，新民会一直积极参与，它的主要职责是“宣抚”。伪《冀东时报》1941年4月9日报道了“宣抚”班在治安强化运动中的工作情况：“［滦县讯］查治安强化运动周之工作，滦县官民，通行以来，逐日以不眠不息之精神协力进展，效果颇佳。自运动之日始，为期剿灭共匪，俾人民获得安居乐业之真实幸福计，特将预先征战之巡回宣传班，分别出发各区，连日工作，异常良好”（《冀东日伪政权》279页）。《新民会唐山市总会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实施计划》中也证实了新民会参与5次治强的罪恶活动：“过去三月，曾有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之提倡与实施。此次更要展开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本会为积极完成本会之任务，特又参加本届治安强化运动。以本会全力指导所属各分会员彻夜实施，以获得其成果”（《冀东日伪政权》283页）。最残酷的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竟然是新民会中央总会颁发的《治安强化运动纲要》。它的总纲领是“日华军、政、会、民之总力，而实现伦理的国民运动，以期治安强化工作飞跃发展。”“本运动集中全力，”贯彻“宣传大东亚战争之意义”及“阐述友邦皇军之实力”为启蒙宣传，以养成民众之建设华北、完成大东亚战争之坚实信念；“俾本市有普遍之呼声，以确立思想并实践增产、开发资源、收回废物、普及日语等事项，以尽后方援战之使命”（《冀东日伪政权》302页）
十一、抗战时期流行在滦县的抗日歌谣
抗日歌曲，作为抗战生活的一部分，它充分生动地反映着抗战时期的每个阶段人民群众的深切感受，抒发爱和憎，仇和怨，它是群众性文化活动的主要形式。由于战争影响，其他文化活动，如戏曲、读书、游艺等形式要受很大限制，只有歌曲是装在人们脑子里、唱在人们嘴巴上，凡是人能活动的地方，都可以随时随地演唱。抗日根据地的干部战士，把教唱抗日歌曲，作为一种斗争的方式和工具，达到动员群众，宣传群众、团结群众、教育群众，打击敌人的目的；对于人民群众，则把学抗日歌曲作为一种抒发情感、自娱互乐、相互激励和慰藉的主要形式。对于沦陷区的百姓，在侵略者野蛮残酷的镇压下，暗地唱抗日歌曲，则成为最高的精神寄托和文化享受。
受战争环境的限制，无法实现词曲配套，大部分是旧曲套新词，随编随唱，有的一个曲调被填入几种新词。如《苏武牧羊》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曲、《叫声老大娘》曲等。
在滦县流行的抗日歌曲有上百首，传唱频率最高的有《义勇军进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刀进行曲》、《狼牙山五壮士》、《歌唱王二小》、《打日本》、《四季歌》、《抗日小唱》、《送夫参军》、《叫声老大娘》等。有许多富有地方特色或带有地方内容的歌曲，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环境的变迁，已经被湮灭，只留下那些屡被各种媒体使用过的经典歌曲。
在征集党史资料和抗战史料过程中，征集到部分抗日歌曲，虽不完整，但也足以反映那个时代人民群众遭受的苦难和艰苦卓绝的斗争。按流行时限先后，整理如下。
自强歌
【按】这首歌的曲调不详。提供者原冀东军分区一区队参谋张国华。它诞生在长城抗战期间或其后，流行于军营和知识界。从歌词文采上看，是一首军旅歌。
好男儿，当自强，
莫观望，莫彷徨。
国破家亡尚姑息，
救国保民须担当。
脱去洋装与革履，
换得军服走戎行。
盼我七尺躯，死向古辽阳；
盼我一斗血，流向鸭绿江。
誓扫狼烟靖边土，
近贤亲道保域疆。
我生国必死，投生亦何伤；
我死国乃生，虽死又何妨!
万众同怀必死志，
我信中华绝不亡!
君不见，
东北军人不抵抗，
沪滨守土有铁军，
吴淞炮台尽无恙!
吁嗟呼!
哈埠敌旗正飞扬，
高丽琉球殷鉴在，
速修守备固边防。
我今作歌号自强，
劝君执戟赴东方，
旧耻新仇一齐雪，
祝看他日奠扶桑。
抗日小唱
【按】载于《滦县文化志》。诞生于冀东抗日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的1944年9月。
所谓“二五减租”，即不论何种租佃形式，均在原租额上减去25%。减租减息的目的是，树立基本群众的优势，减轻农民抗战负担。
(一)
小日本啦，狗杂种，
一心要把中国征，
黎民百姓有灾星，
丢了东三省啊!
(二)
张少帅，上南京，
中央政府议军情，
总统说了声不抵抗，
活活把人坑!
(三)
中国人哪，把心蒙，
吃里爬外起刀兵，
铁石山①上住伙会，
滦州城里来洋兵!
(四)
见蛇不打三分罪，
逮住汉奸别留情，
让他自个来挖坑，
砸他个脑浆崩!
(五)
汪精卫呀殷汝耕②，
汉奸里头头一名，
拿着华北换了铜③，
早晚得枪崩。
(六)
宋哲元的大刀队，
卢沟桥上来冲锋，
杀得日伪军水里蹦，
河水血染红。
(七)
有朱德，毛泽东，
二人来到延安城，
七路九路全不带，
专带八路兵!
(八)
李运昌，到冀东，
二五减租闹得红，
高志远④的枪法实在好，
刘佐周⑤的脑袋上了天空。
注：①铁石山，滦县城南司家营的铁矿山。
②殷汝耕，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主席，汉奸。
③铜，这里指铜子儿，即铜币。
④高志远，1933—1935年滦县三区民团队长，神枪手，刺杀汉奸刘佐周成功，名扬华北，1937年被推举为冀东抗日联军司令。
⑤刘佐周，辽宁凤城人，1934年随汉奸李际春队伍进关，充任战区保安队第一总队长，驻滦县，因吞并民团，被高志远刺杀于滦县偏凉汀火车站。
儿童团歌
【按】下二首歌流行在抗日根据地，套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曲调。退休干部陈相提供。
（1）儿童抗战各个要英勇，英雄努力去打日伪军兵，游击战争去把日伪军打，致死不和敌人一条心。
（2）儿童抗日真正是不离，唱歌站队各个按次序，左转右转看齐开步走，报数立正还有稍息。
抗日歌
（1）地球地球世界五大洲，二十世纪激河水上流，朱德毛泽东英雄贯全球，打倒日本实现和平人民得自由。
（2）长城长城修筑三千年，歌声怨海去了多少万，吉林黑龙江还有蒙胡辽，山东半岛东半中国都被日本占。
（3）华北华北到底有多大，四万万同胞全都爱国家，人民团结起，都把武器拿，打倒日本打倒汉奸，恢复我中华。
冲杀歌(陈相提供)
（1）冲冲冲，大家来向前冲，哪怕那飞机大炮迎头轰，我们是抗日的敢死队，做先锋。
（2）杀杀杀，大家来向前杀，杀掉日本日伪军脑袋瓜，我们是拼刺刀的给，消灭他。
（3）赶赶赶，大家来向前赶，赶走了日本日伪军早完蛋，全中国同胞得解放，吃饱饭。
青年抗日歌(陈相提供)
（1）青年来抗战，算是好英雄，你看那冀东人民八路多英勇，全体青年组织起，去打日本兵。
（2）日本在中国，想好万不能，八路军打得他走投无影踪，赶快参加八路吧，胜利在眼前。
歌唱狼牙山五壮士(陈相提供)
1、棋盘坨，山崖高，壮士的血花红，(重唱二遍)。战斗在狼牙山五个好英雄。
2、二十五，这一天，敌人围上山(重唱二遍)。一团被包围，围在狼牙山。
3、打掩护，好转移，留下第六班(重唱二遍)。死守在棋盘坨，任务重如山。
民族英雄王和(陈相提供)
你要我唱个歌，我唱个民族英雄叫王和。王和他本是好小伙，他干着侦察员的工作，经常出没在黑夜里，敌人割去他的耳朵，他什么也没说。
十二月小唱
【按】载《滦县文化志》。十二月小唱，是民歌的一个常见的形式，曲调固定，歌词内容可以多种多样，以1至12月为引，起兴。
正月里来正月正，
东洋发来了无数日伪军兵。
来到了中国烧杀又害命，
你一心一计要平灭我冀东!
二月里来龙抬头，
老百姓不由得犯了愁。
东洋兵来了何处藏与躲，
抓去了青壮年给他们修炮楼!
三月里来三月三，
逼得人投八路上梁山，
你要问八路军营盘在哪里？
告诉你：不在梁山在盘山!
四月里来李花白，八路军与日本开火打起来，
八路军上了阵打得真不赖，
小日本死尸首个个往下抬!
五月里来端阳节，
儿童团妇女会都来把战贴，
献上了烙大饼军装裤子袄，
还有那千层底纳帮爬山鞋!
六月里来三伏天，
狗特务当走狗个个没心肝，
一帮帮一帮帮，帮帮把庄下，
逮住了老百姓，先打后要钱!
七月里来七月七，
最可恨保甲长仗势把人欺，
催了捐摊了款派车又号饭，
抢走了黄花女又要活人妻!
八月里来月儿圆，
李运昌带大队十一二三团，
青壮年拉队伍上了前线，
家中还有妇女儿童团!
九月里来入了秋，
小日伪军在外修了大炮楼，
眼睁睁地里在的高粱谷子豆，
小日伪军不让你颗粒往家收!
十月里来入了冬，
小日本坦克开得多么凶，
只听得我八路区长一句话，
集合了众百姓马路挖大坑!
十一月里雪花飘，
抓住了老区长关进了监牢，
先是打后是吊又把凉水灌，
老区长为黎民宁死不讨饶!
十二月里来又一年，
八路军一个月发饷两块钱，
吃的省穿得薄，为国是正道，
为的是打日本大家得安然!
王三姐送夫参军(载《滦县文化志》)
王三姐，不可夸，
丈夫参军她拉尾巴，
前推着，后拽着，
你要参军我住妈家。
她丈夫，真可夸，
抗日参军把敌杀，
当的是八路不是伙会，
给你挣朵光荣花!
王三姐，不可夸，
我就不要那光荣花，
吹灯谁跟我房中睡，
天亮谁跟我收庄稼!
她丈夫，真可夸，
叫一声我妻丫头妈，
小姑子跟你房中睡，
庄里派人收庄稼!
王三姐，不可夸，
金豆子眼泪扑撒撒，
一个月要写三封信，
两个月要回一趟家!
她丈夫，真可夸，
抗日伪军人不恋家，
日伪军来了一把火，
不打日伪军哪有家!
小两口，都可夸，
送夫参军人人夸，
擂大鼓，吹喇叭，
嘟哒嘟哒嘟嘟哒!
滦县公路打埋伏(载《滦县文化志》)
八路军哪真可夸，
滦县公路把兵发呀，
不怕天热麦地趴呀，
准备把敌杀!
日本鬼哪特务他，
协同伪军把车押呀，
子弹给养车上拉呀，
走着笑哈哈!
八路军哪看得真，
一声令下打他们哪，
枪林弹雨不顾身哪，
日伪军命归阴!
特务们哪魂吓飞，
不顾放枪颤一堆呀，
悔恨自己心不回呀，
早没把家归!
同志们哪拿住他，
特务跪倒叫爹妈呀，
好心的爷爷饶了命吧，
再不敢把人杀!
八路军哪笑哈哈，
叫声特务你听着呀，
不用害怕站起身哪，
去见百姓们!
百姓们哪怒气发，
叫声特务你听着呀，
当年硬害我一家呀，
该我把你杀!
老乡们哪把话云，
这个特务真难寻呀，
可算将他捉在身哪，
谢谢同志们，
狼尾巴坨呀坨正南，
公审大会开得欢呀，
只听嘎巴枪声响啊，
特务命归天!
说走就走(载《滦县文化志》)
手里拿着瓢，
怀中婴儿抱，
一家老小都把饭来要。(问：大嫂你家在哪住哎？)
家住河北省，
滦州陈家营，(注：村名可随演唱者所居村庄而定)
本本分分祖辈把地耕。(问：那为啥还要饭呢？)
本年正月里，大火烧了村，止不住我两眼泪纷纷!
(问：你咋不找八路呢？)
先生这句话，
提醒了梦中人，
说走就走都当八路军!
妇女四季歌(载《滦县文化志》)
1、春季里春风高，
我妇女再不把那封建学，
见面叫同志，
说话如同胞，
拿上识字本，
天天上夜校!
2、夏季里来似火烧，
我妇女去抗战也要立功劳，
后方做餐饭，
还把热水烧，
军鞋多多做，
快往前线捎!
3、秋季里来秋风起，
我妇女来收秋抗日热情高，
先把高粱砍，
再把白薯刨，
丈夫打日本，
心里别惦着!
4、冬季里来雪花飘，
我妇女一年里天天不歇着，
先把公婆孝，
再把儿女教，
单等丈夫回家转，
一家乐陶陶!
(按：这是由滦南、乐亭一带传过来的民歌。据介绍：八路军区小队的一位男同志第一次传唱时，妇女们很是活跃，说：“老爷们儿要都这么体恤人，咱们累死也不冤哪!”)
潘家峪(陈相提供)
【按】这首歌套用《苏武牧羊》的曲调，流行在丰滦迁抗日根据地。
可怜潘家峪的人，男女众黎民，一起被火焚。小儿童，命归阴，哭坏老年人。
我们众同胞，个个要存心，打日伪军，杀特务，大家要狠心。活捉警备队，消灭治安军，铲除汉奸走狗，叫它永断根。
劝伪军(陈相提供)
【按】这首歌是套用莲花落的曲调，以伪军自述的形式，揭示伪军的内心痛苦。
不提当伪军，我不落泪；
提起当伪军，倒了洋霉。
直累得骨肉发酸，两眼又发黑。
有一天，在盘山，与八路作对，
两方面炮弹，不住地满天飞。
机关枪止不住，嗒嗒嗒地响，
手榴弹，轰轰轰，赛如打雷。
你要是胆子小，一心往后退，
只是那，日本日伪军，手端刺刀，
不断地把战催。
小小年纪，死在战场内，
抛下了儿和女，多么报亏!
抛下了妻子，二十郞当岁，
小小年纪，她依靠谁，
谁当谁就倒洋霉。
劝抗日(陈相提供)
【按】此歌似乎应套用皮影唱腔。
小日本，坏心肺，
侵略中国不堪言，
黎民百姓遭涂炭，
痛苦大无边。
有特务，下庄园，
到在村里把人拴。
所谓就是银子钱，
花钱就算完。
不花钱，把人拴，
拴到宪兵队里边，
硬说你是八路军，
就把凉水灌。
打的打，关的关，
死去活来好几遍，
浑身是伤实在惨，
难上以为难。
不要难，听我劝，
来了一个李司令员，
率领十二十三团，
来打游击战。
众黎民，真喜欢，
前来迎接司令员，
人民集合一大团，
欢迎司令员。
讲政治，把民安，
实行合理与负担，
人人都有选举权，
加入识字班。
武装里，四大班，
交通运输担架班，
还有一个破坏班，
都把责任担。
男和女，除汉奸，
消灭日伪军得安然，
太平日子在眼前，
合家得团圆。
参军歌(陈相提供)
1、大炮忽隆响，
日伪军遭了殃，
八路军的胜利就在眼头上。
2、提起二爹娘，
听我把话讲，
我去参军不要泪汪汪。
3、提起我的哥，
听说把话说，
我去参军你在家干活。
4、提起我的嫂，
听我把话表，
八路军来了找啥快给找。
5、提起我的妻，
听我把话提，
我去参军不要哭啼啼。
劝榛子镇人(陈相提供)
1、小日本，是白搭，
带着百姓去出发，
电道两旁割庄稼，
地主也无法。
2、镇上的人，笑哈哈，
跟着日伪军去讨伐，
拉着毛驴抱窝瓜，
见啥他都拿。
3、到天晚，回了家，
他妈一见笑哈哈，
我的儿子真顾家，
明天还去吧。
4、小日本，带特务，
下乡讨伐不在乎。
遇上八路打埋伏，
打得乱轱辘。
5、镇上的，抓了瞎，
扔下毛驴与西瓜。
电道沟里来回爬，
直叫洋爸爸。
6、八路军，不打他，
天黑夜晚回到家，
到在家里骂他妈：
发财另找法。
影迷传(韩亚东提供)
【按】韩亚东，滦县军营村人，抗日时任一区队侦察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任村支部书记。这首歌是以皮影唱腔演唱的小调。
1、咱弟兄，是青年，抗日救国，理所当然。恼恨东洋鬼，无理讲强权，国土被他侵占，夺去大好河山。奸淫烧杀又抢掠，黎民百姓遭涂炭。
2、李运昌，司令员，带领八路，十一二三团。来到冀东地，大打游击战，拿下无数据点，日伪军胆战心寒。打得敌人蒙头转向，不知道往哪里钻。
3、汪精卫，齐燮元，认贼作父，去当汉奸。成立“治安军”，同胞自相残，犯下滔天罪，千刀万剐该然。走狗汉奸人人骂，贪赃卖国，遗臭万年。
4、小日本，快完蛋，烧杀抢掠，强化治安。人民来抵抗，奋斗保家国，台儿庄一场大战，打死日伪军万千。我军英勇来抗战，打倒日本，让它滚出中原。
歌谣(载《滦县文化志》)
(一)
日本日伪军真混蛋，骑着飞机扔炸弹。
炸火车，炸电线，炸死百姓千千万。
(二)
小日本，真不善，坐着飞机扔炸弹。
一扔一大串，满地冒青烟，
娘哭孩子叫，仇恨满胸间。
八路军，真能干，大盖枪，
手榴弹，打得日伪军滚蛋蛋。
(三)
兵伐山海关，大炮响连天。
飞机扔炸弹，满天冒青烟。
夜晚卧战壕，冻得打战战。
兵战长城坡，血水流成河。
父母不相见，苦难对谁说？
十二、抗战时期日伪军对滦县的物资掠夺
滦县是个农业县，抗战时期，以种植业为主，主产粮食、棉花、花生。其次，依靠地理位置的优势和交通的发达，商贸活动较冀东各县繁荣。日伪统治时期，对境内的物资掠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农产品如：粮食、油料、棉花的掠夺；
2、对司营铁石山铁矿的掠夺；
3、对甲山、尖山、凤凰山非金属矿石的掠夺；
4、对柏各庄稻田的开发；
5、抗战时期收购金属废品。
（一）对农产品的掠夺
粮食
根据河北省历史档案馆所存《冀东区八年来敌伪烧杀抢掠统计表一》提供的数字，滦县损失粮食7110万斤。1961年《滦县八年抗日战争中敌伪暴行调查统计表》载，滦县损失粮食8404万斤。2006年调查所得，滦县损失粮食1189.8万斤。这三个数字相差悬殊，其原因有两个，一是行政区划变动较大，二是统计的遗漏。7110万斤这个数字，是1946年统计的，时间距离短，当时的行政区域与现在的行政区域大体相等，所以，以7110万斤为准。
花生
滦县、丰润是冀东花生主产区，据1939年《河北省滦县事情及唐山市事情调查》第218页提供，滦县（旧治）年产花生16143540斤，消费1997266斤，输出8605470斤。今滦县约相当旧治滦县的18.8%，按此比例，今滦县区域当年输出量为1617828斤。从1940年至1945年日本投降这6年中，日伪经济封锁，花生作为食用油的重要原料，也不能从开平、雷庄、坨子头外运至天津港码头，大部分被日伪抢掠和强行收购，按70%被掠夺计，每年掠走花生米1132480斤，6年掠走花生米679.5万斤。
滦县滦州镇（91个行政村），从1938年到1945年，为日伪“拿花销”，仅粮食一项就是994.7万斤。1942年8月23日（农历）日伪军扫荡该镇杨家院村，不仅杀害5名村民，还烧毁了200多亩带果的花生秧，估计损失花生果6万余斤。（滦州镇调研专题《疯狂掠夺，损失严重》）
棉花
据《河北省滦县事情及唐山市事情调查》第218页提供，滦县（旧治）每年输出皮棉7500万斤，按花生的计算方法，今治滦县当年应输出1410万斤，每年掠走987万斤，6年掠走皮棉5299万斤。
日伪时期，“日本侵略者为掠夺冀东棉花资源，也促进棉花生产。但他们发动的大规模侵略战争，一方面毁坏了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则耗费了大量农产资源。
四十年代后，对粮棉农产品实行了统购掠夺，他们压低价格，棉花贱于米糠，派人强制收购，然后发给一个“支持皇军圣战”的奖牌了事，棉农纷纷破产。”（《20世纪三四十年代冀东农村社会调查与研究》168页）
（二）对矿产资源的掠夺
开采司营铁石山
“1941年，日本政府派地质学家大西千秋和田岛六郞来滦勘查。由于他们对安特生和丁格兰的结论先入为主，勘察范围很窄，所以也认为‘开采价值不大’，但出于侵略战争的紧迫需要，仍然决定对铁石山进行掠夺开采。1942年，‘日本制铁和采矿会社’在中国成立‘华北开发公司’对铁石山进行采矿部署，1943年，日本侵略者又在唐山开办‘唐山制钢株式会社’（今唐山钢厂前身），急需铁矿原料；铁石山终于投入开采。当时采矿的劳动力是从冀南调来的伪‘治安军’工兵第三团，当地称为‘工兵团’，分驻于铁石山南的田疃村和李兴庄（其中一营及二营的一个连住李兴庄，二营的另两个连、三营及团部驻田疃）。1945年3月22日，冀东军区第十七军分区所属14团，通过内线工作，里应外合，兵不血刃，俘虏全部的伪工兵团官兵，采矿就此停顿。”“据记载，此次开采，日本侵略者共掠走铁矿石11万吨。”（《滦县文史（五）》唐向荣文《滦县铁矿业的曲折历程》108—109页）
开采雷庄石矿（尖山、甲山、凤凰山）
雷庄位于滦县新城西10余华里。雷庄附近有三座矿山，分别是凤凰山、甲山、尖山。凤凰山位于雷庄西约三华里，甲山在雷庄东北二华里处，尖山在雷庄南一华里处。
甲山，1938年日本商人就占领开采，历时六年之久。而后凤凰山于1944年4月开采。尖山于1943年施工破土，两座矿山均以1945年8月日本投降，被迫停止开采。
甲山、尖山、凤凰山在开采过程中虽然各矿工人数不一，但山场管理机构设置及矿工生活基本相似。
当时，三个矿山约有矿工1000左右，为了有口饭吃，矿工给日本人上山打眼、放炮、砸石碴、运石料。
矿工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中，生活非常低下，每人每天给2斤半粮食，主要是豆饼和玉米面，勉强维持生活。
虽然工作艰苦，生活窘迫，可是还遭到日本日伪军的百般虐待，时常挨打受骂。甲山矿工管理人员有：郭岛、杨老三、独木、冈木等人。中国方面的工头有贾各庄管理员马宝、黄庄生产管理人员韩珍、石佛口人安作清是矿山会计。这些人曾在凤凰山管理矿山。
7年间，日本日伪军累计从雷庄三矿掠走矿石约112.8万吨。（见《日本掠夺雷庄石矿始末》及三个附件）
日本开发柏各庄稻田
柏各庄原属旧治滦县的沿海滩涂，1941年，经日本人勘察，引滦河水至柏各庄，开发滩涂，垦种水稻。现今柏各庄垦区已隶属唐海县境，掠夺情况纳入唐海调研范围。
日伪大量收购金属废品
日伪为解战争燃眉之需，向各级学校下达“献铜”指标。1945年的伪冀东特别公署颁布《关于教育施政纪要》第十六条称“征集全区各级学校师生献铜准备献纳：
为表现各级学校师生参战热诚，并准关系方面意见，特经本署发起制定献铜数目表，令饬各校遵办，现正陆续呈解中，一俟送齐，即行转献。”(《冀东日伪政权》)1939年，滦县(旧治)有县立中学1处，县立师范1处，私立男子中学3处，私立女子中学2处，有学生1874人，教职员125人；有县立小学28处，乡立小学2处，私立小学13处，公立初小525处，私立初小25处，共有29427名学生，教职员935人。
全年各级学校学生员工共计32361人。按新旧县治18.8%比例，现滦县境就有学生6084人，按人均1斤铜捐献，则为6084斤铜。
十三、日伪军在滦县抓捕劳工的情况
抗日战争时期，特别在第五次治强期间及1944年末和1945年初，日伪军抓捕大批青壮年为其构筑工事，或抓捕后集中起来，送往伪满洲国和日本服劳役。滦县人力资源遭到严重破坏。
根据调查所得，分述如下：
（一）从抓捕数量上可分为整批抓捕和零星抓捕
整批抓捕。滦县境内发生过几次整批抓捕劳工的情况。
1、1941年6月18日（农历），日伪军包围滦县东营附近的几个村庄，把上千名群众驱赶到东营大庙前，以找八路军为借口，杀死11名无辜平民，抓走48名青年去东北当劳工，其中有些人还被押往日本国，至今音讯皆无。（《滦县文史资料（五）》陈相撰文《日本侵略军在榛子镇地区的罪行》63页，附件1）
2、1942年农历三月初三，日伪军从糯米庄，邹家洼两村一次抓走133人，其中糯米庄60人，邹家洼73人，集中到滦县火车站后，分批次送往满洲国和日本国。（见附件二，存中共滦县县委党史研究室）。
3、1944年4月，日伪军从周王山，胡庄两村一次抓走107人，其中周王山70人，胡庄37人（见附件二存中共滦县县委党史研究室）。
4、1942年农历4月12日，青龙山附近各据点日伪军全部出动，造成西至榛子镇、杏山、南至古冶、东至沙河驿，北至凤山口约203平方公里的包围圈。凡陷入包围圈的有80余村遭难，600余名群众被抓了壮丁（《滦县革命史》118页，附件3存中共滦县县委党史研究室）。
5、1942年农历3月19日，日伪军从兴隆庄及周围各村共抓走108名青壮年送抚顺做劳工，其中99人先后逃回，另9名中途逃亡（古马镇调研结果存中共滦县县委党史研究室）。
零星抓捕。每次日伪军圈庄，都要杀一些人，抓一些人，凡是被抓到据点的青壮年，家里没钱赎的，除被杀害，就被集中到一定地方充劳工。滦县老站，新站、雷庄、塘沽等地是劳工集中地，塘沽有劳工集中营。各村零星被抓捕的人数见附件4。
（二）从服役去向上看可分为本地、外地、外国
本地劳工。日伪军在境内大量修筑据点、碉堡、构筑防共沟、防共墙，需要大批劳动力。这些劳动力的来源，又分为三类：
一类是，通过伪保甲制度，采取行政手段，将构筑工事的任务落实到保甲，由保甲长指令、由民户分摊劳力。如1942年秋至1943年初，日伪构筑马城至钱营的防共沟时，就采取这种办法，同时从沿海一带又抓走大批民夫。
二类是，日伪军抓捕，强制百姓自带粮草、车辆到某地施工。如，滦县南部响嘡、马城一带被抓民夫，都被赶到滦县西北部上五岭一带挖沟，筑墙。
三类是，通过伪保甲制度，集中一两个或两三个村的村民，在本村或附近三五里的地方构筑据点、碉堡、炮楼、防共沟。大部分境内据点、炮楼及据点周围和村落周围的防共沟墙都是这样集中劳力形成的。
外地外国劳工。被押往外地和外国的劳工，绝大多数被押往东北（即当时的伪满洲国境内）和日本国。赴东北的劳工，80%左右通过各种途径返回家园，15%左右的死亡在工地，5%左右的在外地生存下来，被押往日本的劳工，约70%死亡在途中和日本，30%左右在日本投降时被美国军舰搭救回国。（附件5存中共滦县县委党史研究室）
（三）对劳工情况的分析
1、三个数字的来源。
经过查档和实地调研，获得3个劳工数字：
①北省档案馆藏冀东资料32卷《冀东区八年来敌伪烧杀抢掠损失表》中“被抓壮丁项有“滦县6136人，滦南办事处3401人，滦西6315人。”合计15852人。
②滦县党史研究室1961年存《滦县八年抗日战争中敌伪暴行调查统计表》中“被抓壮丁数”项下有“滦县8205人，滦南4536人，滦西3720人，合计16461人。
③2006年实地调研数字为“982”人。
2、对三个数字的分析确认
①是1946年对战时滦县境的调查数，从时间上说，比②③更准确些。而战时滦县与现滦县相差太大，今滦县的面积与旧滦县的面积比为18.8%，按此比例，滦县劳工人数当为15825×18.8%＝2980人。
②这个数字是以①为基础，在某些方面做了修订。根据什么修订的，并没有可考资证。另外，它是1961年做出的，其可能性远不及①。故不予采用。
③2006年9月实地调研“982”人，虽为实地调查数，但年代久远，与当时的实际情况相差甚远，982这个数字只是残留在人们记忆中的数字，因此也不予采用。
3、确认今滦县境内被抓劳工总数为2980人。
（四）对敌抓派日劳工的分析
①、《冀东区八年敌伪烧杀抢掠损失表》中，“敌抓丁要夫”项下有：“滦县750000，滦南办事处200000、滦西740000”合计169万日工。
②、1961年滦县党史研究室存件《滦县八年抗日战争中敌伪暴行调查统计表》中“被敌抓工，按日工计”项下有：“滦县750000，滦南200000，滦西740000，”合计169万日工。
③、来源于①，而①是旧滦县数，按新旧滦县面积18.8%的比例，日伪在今滦县境抓派日工为169万个×18.8%＝31.772万个日工。
（五）结论
经调研分析确认，滦县（今治）抗战期间，被日伪抓捕劳工总数为2980人，摊派日工为31.772万个日工。
附：
1、《日本侵略军在榛子镇地区的暴行》
2、《滦州镇课题组关于劳工情况的报告》
3、《滦县革命史》118页
4、《滦县境内劳工统计表》
5、《赴日劳工张文秀的回忆》、《赴日劳工郝瑞胜的回忆》
以上五个附件均存中共滦县县委党史研究室
十四、滦县赴日劳工名录
（按：资料一、二均由县委党校教师倪庆鹏先生提供，个别文字不通顺属翻译之误，故不作改动）
资料之一：日本友人高桥幸喜给曹万荣的两封来信
1、1997年5月1日的来信
曹彦荣你好！
我是日本山形县山形市日中友好协会山形支部秘书长高桥幸喜。
日本军国主义历经15年对中国的残暴的侵略战争，给你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痛苦。
战争末期，以华北为主的大约4万中国人被强制带到日本，在煤矿、建筑、港口做苦工。
据我们的调查，你曾是那些不幸人中的一位，被迫在酒田港搬运过煤炭。
前些日子，我到过酒田港和藤岛站去访问，在藤岛站，曾经发生过从收容所里逃出去的马桂林等3人在2米多高的雪壁的暴风雪中迷失了方向，被铲雪车铲死，被发现时，已分不清人的模样的惨事。
想起有31人在虐待中被迫害致死和失去主要劳动力的他们的家庭的万念俱空，想起怀着无比痛恨活着回去的307人，我作为一个日本人，从心里向你们谢罪道歉，并表达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愤怒。
虽然好不容易找到了52年前你们的姓名和住所，但当时的政府在战败的同时，把你们所写的全部资料都烧毁了，所以现在还没能向你们道歉。
酒田港的劳工事件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正确的记录。为了今后的和平，我们无论如何想搞清事件的全部真相传达给后代。
我们虽然努力寻找了酒田市的资料和证人，但作为被害者的当事人的证言，无论如何是必要的。
你是在什么地方被强迫来日本的？酒田港的收容所是什么样子？吃的是什么？穿的呢？每天劳动的时间是多长？给多少钱等等，请你把记得的情况告诉我们。你或你的家人还健在的话，恳请你们写封回信。再见！
1997年5月1日
日本山形县山形市下条町3丁目6—24
高桥幸喜
（编者注：日人称曹万荣为曹彦荣为翻译之误）
2、1998年10月6日高桥幸喜给曹万荣的来信
曹万荣先生：
你们好！近来身体好吗？
这次我们的调查和交流活动赢得了诸位朋友们的大力支持和合作，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去年6月份我们在给各位朋友的信中表示希望在此访问中国，现在我们已基本详细地制定了此次访中的日程。我们这次访问团共有5、6人，访问的目的如下：
1、我们准备亲自到被抓当劳工及遭受三光政策洗劫的村庄去，详细地调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害。
2、我们想更详细地调查当年强行抓劳工、强制让劳工在酒田港劳动的事实。
3、我们想听取被害者及其家属、遗属们的要求和感受，共同交流。
回忆往事，对各位朋友来说可能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是，我们殷切希望，一定与各位朋友们见面，请把当年您还记得的事情告诉我们。
为了真正的日中友好和亚洲的和平，我们认为清算日本帝国主义所犯下的罪行，查清侵略战争的真相是不可缺少的、最重要的事情。
关于具体安排，中国方面的旅行社会跟你们联系，请给予大力合作。
望早日见面，不见不散。
1998年10月6日
山形县市下条町3—6—24
高桥幸喜
资料之二：滦县曹家河槽曹万荣给高桥幸喜的回信
高桥先生你好：
信已收到，其意尽知。我现在年老体弱，对50多年前的事记得不太全面和清晰了。收信即写，写写停停，未能及时回信，请见谅。知道你对我们这些不幸的人这么关心，亲自去酒田市寻访调查受难者的实情，痛责军国主义暴行，并向我们这些人谢罪道歉，使我非常感动。你是一个有良心的人，也是一个敢于正视历史的人，我本人并代表受难者衷心向你道一声感谢。
为了从不幸的历史中吸取教训，为了中日两民族今后的世代友好，为了深刻地教育后代，我在此谈一下所经所见所闻的战争时的情况。
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极尽惨无人道之能事，中国老百姓称他们是“日伪军”。日伪军们大喊“中日亲善”“东亚共荣”，却用各种卑鄙的手段软硬兼施建立其奴役统治，用烧光杀光抢光的办法到处抢劫、大肆破坏、无恶不作。潘家峪、潘家戴庄都是千人以上的大村，全被烧为平地，村民被圈到一起，遭到机枪扫射，毒气弹熏和火烧的灭顶之灾，最可恨的是，日伪军们连刚出生的小孩儿也不放过，把他们在石头上摔成肉酱。日伪军们的暴行之酷，令人惨不忍睹，日伪军们的罪恶之多真是罄竹难书。
就我们附近说，距我村四公里的北边的邢各庄村被火烧了两次。有一次，我在庄稼地里干活，当时天气不太好，远见邢各庄浓烟滚滚，大火烧了两三天才灭。距我们村四公里的南边的张各庄村驻有日伪军兵，小队长叫洋谷，时常到我们村围庄。我们村的倪严、曹洪志、曹洪明、都被日伪军兵无辜杀害，还把我们村村民抓了三批去做苦工。
我们是我们村第二批被抓去做苦工的人。1944年农历九月五日，我和倪辰、曹永志、鲁守财、陈全、冯斌、曹玉斌、曹桂祥、曹万生、曹增荣、曹印德、吕化文等十几人被抓，经张各庄、雷庄、塘沽等地从海上押运日本，从日本大阪登陆经东京等地转至酒田市。刚到时我们被折磨得简直就没有人样了，到后大约一个多月时间里，我们被迫学习日语，住在木房中。木房后面没门，前面有一个大门，有日本警察多人拿着刀枪看守。
在我们身体还未恢复时，就有许多人不堪折磨而死。有一天晚上，曹永志跟我说：“大叔，咱们跑吧！”我劝他：“咱们出不去，出去了也没地儿投奔，跑也白跑，你忍着点吧！”当时陈全在一旁说“那想跑就跑吧！”当时有装木材的铁路货车在凌晨准时停车发车，逃出去的曹永志三人（不知是不是有马桂林，我不认识这个人）就是扒的这趟车（究竟扒车了没有？可能没有。）我们刚到酒田时就下雪了，这时正值深冬严寒，火车上又有日警护卫看守他们三人出去两站多地后被铲雪车铲得（流）血而死。（什么过程？人为？）
我们十几个人挺过百般折磨幸免于死，在酒田市做装卸货车、轮船的苦役。车船上都是装的从中国等国家抢去的玉米、大豆、玉米面、罐头、煤炭等物资。我们吃的是黑小麦面，大头菜、臭鱼、海带等，没吃过一顿饱饭。穿着一种据说是用稻草制成的布做的衣服，又厚又粗糙，挡不住风，淋了雨，又湿又重又冷。至于说到给什么工钱，当时我们作为日伪军的奴隶，牛马不如，勉强生存，供其使役而已，哪里还会给什么工钱！一天到晚，醒后睡前，除吃饭喝水的个把小时，几乎都是被迫搬运装卸。
想起这些五十多年前的往事，真是又痛楚又心酸。落后就要挨打，我认为这是一个铁的道理。高兴的是，我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战胜了日本侵略者。现在我们在党的英明决策指导下，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在此中日建交二十五周年之际，我深信，中日世代友好必须在中国人民自强不息和两国人民共同努力的基础上，才能得到保持和发展。让我们共同为建设这一事关两国人民后代幸福的艰巨工程紧自己的一分力量。
曹万荣口述
倪庆鹏整理
1997年11月24日
资料之三：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周志远给中共滦县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发的来信
陈发主任：
前不久，陈平同志接到日本日中友好协会间山形（县）支部事务局长高桥幸喜先生来信，请求我们对查清1944年日本在唐山一带抢抓劳工情况及劳工遗属现状给予协助。陈平主任为此向本室写了报告。
吴主任和我研究了有关情况，认为我们应该抓紧时间做好这项工作，尽快补上过去我们在党史资料征集研究中所缺的这一课。
现将1944年日本酒田华工事务所有关从滦县抓走的劳工名单寄去，望能尽快核实有关情况：
当年日伪军是怎么抓的？采取的是突袭方式还是过去的伪政权下达摊派命令？像西尖坨和曹家河槽这样抓走劳工较多的村子，是否还有老人能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这些被抓劳工有多少人从日本回来？多少人还在世？情况如何？至于名单中的人名地名用字，未必准确，可根据实际情况判断。这次日方提供的名单中涉及我市的共104名，其中77名在表上注明为滦县人，另有丰润20人，开平1人和唐山6人，这批劳工乘船离开塘沽的时间为昭和一九一四，即1944年11月14日。自日本返国的时间是1945年11月。
现在掌握的情况大致就是这些，而这仅是1944年这次抓劳工的情况，那么其他时间是否也发生过？能否征集到有关资料？
如果可能，希望在全面调查了解上述情况过程中，形成一些典型取证材料。机不可失，这也许是最后的机会了。至于用途，一是存档备用，二是用于同日方进步历史学者交流，三是为将来有可能的民间索赔做好准备。当然，后一项工作是非我们所能决定的，必须请示市委批准，这要看形势发展而定。
顺颂
春安
周志远
1999年3月18日
附：日伪军从唐山抓捕的劳工名单（1944年押往日本酒田）（中共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转来日本方面的档案资料）
资料之四：现滦县境赴日劳工统计表（2006.7统计）
按：此表所记录的劳工情况，是2006年7月，滦县党史研究室在中央党史研究室确立的《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研究课题之下，所做的全县性的调查结果之一。它是从各镇上报的近百万字的调查资料中筛选出来的。但是，由于各镇的调研员水平、责任心、条件等原因各不相同，调查的结果也不尽准确和全面，缺漏难免。总体来说，赴日劳工事件，毕竟在一个村子里是个稀奇事，亘古未有，提供资料的生还者和知情者刻骨铭心，不至于相差太远。原始资料现存滦县党史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