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滦县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综述

一、抗战前的滦县经济状况

滦县，位于河北省东部，辽代建置，始称滦州。民国2年（1913年）改州为县。

时县境广袤，辖区面积3360.4方里，占全河北省面积的10.21%。东隔滦河与昌黎、卢龙相望，西邻丰润，北界迁安，南达渤海。1936年有人口91.175万，占全省总人口的14.59%。家庭人口平均为9人，是冀东区家庭人口最多的县。包括今滦南县、唐山市古冶区、开平区的全部，滦县、唐山市曹妃甸区、丰南区、路南区、路北区的大部，当时为河北省一等大县。今滦县面积是抗战时期滦县面积的五分之一。

滦县地处滦河冲击平原的中下游，物产丰盛，是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大县，在河北省、冀东为最富庶的地区之一。由于滦河的长期冲击，致积物厚、土质松，通透性好，加之平原人口密集，气候适宜，精耕细作，使这一地区成为粮食、棉花、油料作物的主要生产基地。1939年统计，滦县播种粮食作物高粱33.3万亩，玉米19.6万亩，谷子13.4万亩，黍2.9万亩，油料作物花生2万亩，豆类9.2万亩，芝麻1万亩，棉花6万亩。棉花、花生为大宗。丰润、滦县的植棉面积占冀东区的30%左右，产量则占55%。滦县花生种植面积在丰润、迁安之次。1939年出产花生1614万斤，输出86万斤。

滦县除有丰富的农产品外，还蕴藏丰富的矿产和海产。

“有铁矿主要分布在迁安、滦县一带……滦县铁矿藏量为23亿吨左右”。

时为滦县辖区的“唐山地区地下煤田最大，总面积达670平方公里，煤系地层厚500米左右，含煤层多达30余层，可供开采的有5-8层，厚度为16米左右，总储量87亿吨。约占河北省煤炭总储量的1/3。开滦煤矿投产后，产量不断增长，民国元年产量为163万吨，1920年达到441万吨，1929年为434吨。”

除煤、铁之外，境内富藏其他矿石多种。主要有石灰岩、石英砂岩、伟晶石、油石、大理石。

南部沿海，有广阔的滩涂，富有鱼盐之利。以渔业为生的渔舖有柳尖舖、佳火舖、高尚舖、南草苍舖、河旺舖、黑沿河舖、曹妃甸等，渔工每舖多则百余人，少则数人不等。海产鱼虾贝类达30多种。

滦县沿海有盐卤地33100亩，年产盐4360余引。明代创立盐法，置场于沿海，编户于州县。明隆庆三年设盐场24个。土地266顷80亩。滦县境内盐业已成为我国海盐主产地之一。此外，沿海还有大面积的野生芦苇，是造纸业和手工业的重要资源地，当地居民赖以生焉。

滦县商业，主要集中在县城、偏凉汀及开平镇、倴城镇、稻地镇、榛子镇。是冀东商贸最繁荣的地区之一。

滦县商业和集市贸易之所以繁荣，盖源于它特殊的地理位置。一是毗邻京津;二是扼关咽喉；三是滦河水运历史悠久；四是北宁铁路横贯东西。滦县偏凉汀火车站为当时北宁线最大的火车站。所以，滦县城（包括偏凉汀火车站）便成为出入滦县、乐亭、迁安、卢龙、昌黎等县水陆交通的枢纽，滦河上下两岸商品流通的集散中心。据1935年调查资料记载，仅滦县县城和偏凉汀的各类商号80余家。

1939年仅偏凉汀残存的主要商号有：

木料货栈：东顺栈、裕顺栈、德益祥。

煤业：顺长盛、德发局、永生号、三顺成、德丰恒、万顺成、庆元昌。

货栈:庆发祥、宏泰合、增福永、庆兴成、德益成、同广源。

粮业：云发泰。

油庄：同德油庄。

客货栈：锦昌栈。

布匹业：同聚成、魁升号

偏凉汀最兴盛时期，“1931年前大小商号多达150—160家，街头摆摊设点者100多户。”著名商号有王乐山的“庆发祥”，吴仕信的“双兴成”，董秀章的“宏泰和”，另有“同和长”煤油有限公司。这几家大商号基本垄断了滦县的商业贸易，其资本相当雄厚，有的一家拥有大洋十余万元。偏凉汀的服务业也很兴旺，有招商旅店和饭店若干，如王维宝的“锦昌客栈”、王子修的“日升栈”、牛老福的“福顺栈”，另有笊篱小店数十家。较大的饭店是二层小楼，如张有的“新昌饭庄”、伦伍瑞的“会元楼饭庄”、冯宝亭的“宝祥楼”，其他较小的饭馆、饭铺不下数十家。此外，有戏院一处，剧场可容一千六百人。有说书馆一处。还有浴池两个。

偏凉汀还有附近的两个庙会，一个是紫金山庙会，会期农历四月二十八；一个是大觉寺庙会，会期在农历五月初五。此外，还有专为阔人缝制西服的“洋服店”、有中西药房、理发馆、日本人开的“荒谷医院”。“妓女院”“暗门子”近百家。

还有数家大烟馆及数家赌局。

滦县辖境广袤，物产丰富。1931年前，贸易之盛，在冀东无与伦比。全县有四大名镇：开平、稻地、倴城、榛子镇。十二小镇:安各庄、糯米庄、柏各庄、胡各庄、扒齿港、石佛口、茨榆坨、高各庄、钱家庄、马城、长凝等处。以上16个集镇均有集市，加上县城集市，农民交易颇称便利。

滦县的商品来源、商品流向及流通工具。天津、唐山的棉纱、布匹、煤油、绸缎、海味、杂货等商品，由火车运至古冶、开平和滦县各站，然后用大车运往长城沿线和本县的各集镇销售。日本以及中国台湾、上海、烟台的丝、麻、针织品、布匹、百货、化肥、水泥、纸烟、面粉等商品，由轮船运至滦河口，再用木船运往长城沿线各县和滦县各地销售。长城以北各县的粮食、木材、药材、水果和冀东其他县的土特产品，如乐亭的大笤帚，倴城的锄板子，迁安的桑皮纸，青龙、卢龙的板栗、核桃、安梨、杏核、木炭等商品，有的从陆路，有的从水路运往滦县各地，或转至唐山、天津、北京，运至上海，以至出口各国。

与水陆运输相适应，偏凉汀（在县城北5华里）的储运和批发的贸易货栈应运而生。在二十年代，仅偏凉汀码头，从事运输的工人就有500多人，大车600辆。滦县城还有当时著名的运输公司，如王麟祥的公记运输公司，有马车50辆。杨兰亭的兴业运输公司，有马车30辆。柯治清的运输公司，有马车20辆。鼎华、郑兰有马车10辆。这在冀东各县堪称发达，体现滦县在冀东商品循环中处于转运中心的重要特色。各镇的集市也很繁荣。农历每月内有定期集市6-12次，最多可达18次。开平镇除逢二、五、七、十为集外，每年农历4月初举行铁器会。倴城镇商业在1929年前，达到了新中国成立前的鼎盛时期，当时加入商会的商号就有48家，钱粮业180余家。1930年倴城镇的商业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但仍维持较繁荣的局面。

倴城镇的商号，以高粱酿酒业、钱粮兼营者居多。高利贷营业在倴城较多，其次为杂货铺。1935年，全镇商号跌落为17户，年交易总额534000元左右。

主要商号有:

稻地镇，为滦县四大各镇之冠，商业尤为发达，商肆栉比，不下二百余家。

主要商号有：

稻地镇的银市很发达，“每日放贷资金在2000一3000元”“最高时达4000元—5000元，成交均以银圆计算。”

滦县开平镇有8大烧锅、5大曲舖、8大粮栈。冀东有句俗语“拉不败的建昌营，填不满的开平城”。

榛子镇，明清时代就是驿站，清代设把总、巡检、义仓。“外地商贾纷纷而至，店铺林立，当舖、药舖、酒烧锅、绸缎庄、染坊、杂货、客栈、回汉饭店多达百家。由于这里水质好，酒味醇正，‘荣升号’、‘汇泉涌’等七家酒烧锅相继开张，制酒工人达三四百人，美酒远销北方，声誉超过丰润左家坞。为繁荣贸易，当地官豪、商会还建了逢期庙会，尤为热闹的是闹元宵节和赶铁器会。农历三月二十四，是赶铁器会的日子，数百里外上千客商艺匠光临，以展销铁器为主，还有卖药的、估衣的、卖绸缎的、卖海货的、跑马戏的、耍西洋景的，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戏班也前来助兴，整个庙会绵延三里之遥，宛如北京的天桥、唐山的小山一样，从早到晚，人流不息。著名的北京王麻子刀剪，也来赶会，销路之畅，京东居首”。

总之，滦县地处平原，水陆交通便利，依山傍海，气候适宜，人口稠密，土质肥沃，农业、商业、手工业都比较发达。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已成为冀东首富之区。

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占领滦县前后的主要罪行

（一）1931年9月一1933年3月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从关外开来的列车上载满了难民，他们在偏凉汀火车站愤怒地控诉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同时，大批奉军涌入县境，分别驻扎在城乡各地。国民党滦县县政府于1931年9月27日组织市民抗日救国大会，上午10点东门外集结2万余人，声讨日伪军侵略罪行。28日，滦县9区各村农民要求区公所采取行动，准备应战日伪军。区公所决定，由各村抽壮丁组织1000余人的队伍，自带武器，由区长杜永华负责指导训练。平静的生产生活被打破了，人们惶惶不可终日，无心生产。

昌黎、滦县、乐亭三县外出谋生人数最多，几乎占冀东外出人口的一半，事变前，滦县外出移民64910人。这些外出谋生的人，除了一小部分流向天津、北平、唐山等城市打工或经商外，绝大部分是闯关东，去东三省谋生。九一八事变后，滦县在东北谋生的数万同胞大多数回老家，有的还从东北带回亲戚和妻小。日本占领东北后，禁止关内向东北移民，同时日伪军禁止东北的粮食向关内流动。这使本来人口稠密、粮食不足的滦县顿时紧张起来，滦县开始严重缺粮，物价上涨。二是汇款断寄。日本侵略者禁止向关内汇款，关内指望关外谋生人寄款的生活来源被切断，加剧了生活困难。三是滦县农村劳动力过剩。回家的人一时无活可作，大批人失业，地主利用这个机会，压低工价。四是许多于工业作坊破产。滦县的建材和农副产品大多销往东北，现在不能外销了，一批手工业者断了营生。

（二）1933年4月—1938年6月间

特点是：政治空白，盗匪四起，汉奸滋生，商贸萎缩。

滦东各县沦陷之后，日伪军并未渡过滦河占领滦县，而是沿长城北上，对平津进行战略包围。1933年5月31日，中日签订了《塘沽协定》。7月27日，滦县、昌黎被华北战区接收委员会接收。滦县遂成为《协定》所指定的“非武装区”之一。此时的滦县处于一种特殊的政治背景之下：开始有了日本驻军的一个警备队；有了以刘佐周为队长的保安队；国民党地位下沉，国民党军政府或逃之夭夭或潜入地下；共产党力量微弱，不能展开工作；日伪统治尚未稳固。这种情况下，就形成一种“行政空白”，致使无政府主义猖狂，土匪横行无忌，百姓心神不宁。在滦县，遭受匪祸最严重的地区是第二、三、五区，其中第三区全部为股匪所盘踞，乡民之财物被抢掠一空。刘兰亭、胡宝山就是当时著名的土匪。据当时县长张荩臣回忆，滦地土匪如下：

王荫魁，匪徒约七八十名，枪约七十支，盘踞乐营。

汪月林匪徒约四五十名，枪约三四十支，盘踞马城西王庄一带。

张潮、张海兄弟二人，匪徒百余名，枪百余只，盘踞大小闫营，栗园营，段薛庄子一带。

王廷凯匪徒百五十余名，枪五百余只，盘踞长凝镇苏各庄一带。

张海亭匪名小老呆，匪徒约四五十名，每人均有大小枪支盘踞县城十余里左右。

王清华匪徒约六七十名枪约六十余只，盘踞潘营一带。

扫北（真名不详）匪徒约三十余名，枪约二十余只，盘踞狮子营。

杜金荣、邸连荣匪徒约五六十名，枪约三十余只，盘踞眠营、邸营一带。

郑德恩匪徒约六七十名，枪六七十只，盘踞小店子。

张希武匪徒约百五十名，枪百四十余只，盘踞泡里一带。

裴述发匪徒约三四十名，枪二十余只，盘踞毕庄。

马祥阳匪徒约一百五十名，枪百余只。

刘恩永匪徒二十余名，枪十余只，盘踞刘崔庄。

刘振东匪名小骡子，匪徒二十余名，枪二十余只。

胡宝山匪徒三十余名，枪二十余只，盘踞齐庄。

钱万春匪徒百余名，枪八十余只，盘踞邢李庄。

王福成、王善、郑永太、王英奎、乐振方三五零星小匪，及临时加入游动无常者不可胜计。

避难人数：凡匪区内小康之家，均不能安度，避难矿区、倴城、县城平津一带者，约三四千户，以八口之家计，人约数万。

被抢妇女：匪若知某妇女美艳，即送帖于其家，定于某日时在匪窠行结婚礼，稍有违拂，烧杀立至，计妇女被抢为压寨夫人者约六七十人。

汉奸刘佐周进驻滦县后，秉承日本人旨意，进行奴化教育，培植嫡系，滋养汉奸，吞并民团。从1933年5月—1938年6月的5年间，滦县境内直接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并不大。但是，间接的社会财产损失是巨大的。

1、在日伪强权下，遍地都是鸦片馆和赌场。

2、商业和集市贸易严重衰落，手工业破产。

滦县的商业和集市贸易，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走向衰落。其主要原因是：第一，九一八事变后，冀东与东北的交通联系受到阻碍，这对商品的流通极为不利。

滦县做为对东北贸易的重要转运中心，受到严重打击。1933年后，滦县实际上已成为日本的殖民地。第二、冀东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战争不断，滦县迭经变乱，人民疲于战事供应，民力摧残严重，贸易萎缩实属必然。第三、国民党政府苛捐杂税，使民不堪命。县城及各大集镇遍设商团（有的是武装组织），店铺花销过重，难图发展。第四、日伪军在军事上的野蛮侵略和经济上的残酷掠夺，造成了对地方经济的严重破坏。第五、富商大贾逃离集镇，向平、津、唐大中城市集中。他们停止一切放款，致使金融活动受阻，市面趋于萧条衰落。

1933年4月23日，中国军队67军翁兆垣师拒敌于滦河西岸，收复卢龙、昌黎、抚宁。该师进驻卢龙油榨镇（现属滦县），5月9日，日伪军复占卢龙城，日伪军飞机越过滦河，搜寻翁兆垣炮兵不见，遂将3枚炸弹投向油榨镇集贸市场，炸死炸伤军民200余人，其中油榨镇死伤农民26人，重伤2人。

1933年7月27日，滦县被华北战区委员会接收，成为《塘沽协定》所规定“非武装区”之一，滦县沦为日本殖民地。

1935年2月20日，滦县三区民团大队长高志远联合四、五区民团举行马城起义，被驻滦保安队总队长、汉奸刘佐周镇压，滦县民团全部被日伪控制。

1935年夏，日本在滦县偏凉汀设“日本国驻滦县领事馆”，正领事川桥本强，副领事中山。从此，日本人开始控制滦县行政权。

1935年11月25日，汉奸殷汝耕发表脱离中央政府的宣言，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滦县隶属这个伪组织。不久，“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滦县成为该伪政府的属员。

1936年，日本侵略者在滦县各中小学推行奴化教育，鼓吹“中日亲善和平”，派专职日语教员，教唱日本歌曲。

1937年夏秋，日本宪兵“1414”部队进驻滦县，队部设在偏凉汀。宪兵队长成泽定吉。日伪军控制了滦河铁路大桥及县城周围各制高点。

（三）1938年6月—1945年间

1938年6月，滦县伪政府下发《防共要义》三千份，“以纠正人民思想。”同期，派往省立滦县师范日语教员大竹直治、板本久荣，县立师范日语教员三义日出丸。

1938年9月30日，日伪军追剿冀东抗日联军殷焕章部，在县城西南15华里处的柴各庄、克家庄、包麻子三个村制造惨案。在包麻子村杀害无辜村民26人，其中男性25人，女性1人:在柴各庄杀害村民28人，其中男性26人，女性2人:在克家庄杀害村民5人，致重伤1人，皆为男性。三个惨案，同一天发生，共死亡村民59人，重伤1人。

1938年冬，冀东抗日联军5总队队长李润民，政治部主任高培之被叛徒出卖，被日伪军杀害于滦县。河南庄联庄会会首杜连绪在晒甲坨截堵失败的抗联队员近百名，押往偏凉汀，交日本宪兵队杀害。

1939年—1940年，日伪强化保甲制度，伪华北临时政府公布《保甲条例》，“各区保甲之编组，以户为单位，户设户长，十户为甲，甲设甲长，十甲为保，保设保长及副保长”，严格户籍管理，目的在于严防“匪患”，强令村民组织保甲自卫团，凡年18岁以上、40岁以下男子均行编入，施以训练，其职责在“侦悉匪徒”、“破获党共重要机关或擒获著名匪徒”、“协助军警抵御或搜捕匪徒”，“维护铁道公路及通信线”。其保甲管理费用“向保甲内之住民征集”。实行保甲连坐制，一人出事，连及甲、保，轻者罚金，重者砍头。

1941年3月30日—4月3日，日伪军推行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

1941年6月7日，韩家哨惨案。日伪军围剿地方游击队，在韩家哨村施暴，杀死村民49人，其中男性29人，女性20人，另有24名八路军战士阵亡。总计死亡人数73名。

1941年6月23日，杨柳庄惨案。日伪军追杀八路军不得，抓捕该村村民残害致死19人，男17名，女2名。同年内发生前小寨、小霍庄子、塘坨、大下五岭、梅新庄等10个惨案，伤亡合计157人，死亡55人，重伤2人，其中男130人，女27人。

1941年7月8日—9月7日，日伪推行第二次强化治安。

1941年冬，日伪军勘察滦县司家营铁矿。同时抓捕数万民工，开挖滦县至柏各庄的运河，长达百华里，占地数千亩。

1941年11月1日—12月25日，日伪推行第三次强化治安。

1942年1月底，日伪军飞机轰炸九百户镇赵家沟（当时隶属卢龙县），民房大部被毁。

1942年3月30日—6月底，日伪推行第四次强化治安。滦县境内连续发生黑山沟、沈官营、邢各庄、沙河驿、“四一二大包围”等惨案。

1942年10月28日—12月8日，日伪推行第五次强化治安，并配以“冀东1号终期作战”。日伪军第二十七师团集中于各大据点作为机动兵力，治安军和其他杂牌军据守据点和交通线，进行清乡，破坏抗日工作。同时，布防6条封锁线，穿过滦县境内的有三条：第一条，丰润—榛子镇—沙河驿；第二条，唐山-古冶-滦县；第三条，榛子镇-古冶。封锁线一般宽一丈二；深八尺至一丈。在此期间，日伪军的扫荡疯狂到了极点，年内制造大小惨案36个，伤亡合计523人，其中死亡499人，重伤24人。其中男性488人，女性35人。10人以上的惨案有：县城西门外3个：67人、24人、13人惨案、朱砂洞21人惨案、县城一街10人案、杨家院10人案、西甄庄16人案、邢各庄13人案、商家林35人案、港北13人案、南新立庄13人案、张边庄30人案、兴隆庄23人和28人案、小贺庄子10人案、赵家沟21人案、孟店子26人案、干河草11人案、韩新庄11人案。在农历四月十二大包围中，日伪军抓走600多名青壮年到日本国和“满洲国”做劳工。

1943年，日伪军制造惨案8个，合计伤亡144人，其中死亡131人，重伤1人。这些惨案分别是：滦河大桥16人案、县城西门外66人案、糯米庄14人案、陈庄10人案、晒甲坨6人案、许家河槽6人案、大霍庄子17人案、南张庄子9人案。

1944年，日伪在县内制造惨案3个，伤亡合计33人，残废1人，重伤2人。其中男21人，女2人。这些惨案分别是：糯米庄9人案、张塔坨7人案、北新庄子7人案。

1945年无5人以上惨案发生。

滦县是农业县，人口居住相对分散，几乎无工业设施，所以，日伪虽强暴，无法大批杀人，只能在一些村庄制造一些惨案。这些惨案是按现辖区统计的。老滦县的范围是现滦县范围的5倍多。

日伪在制造惨案过程中，杀人手段多种多样，不可枚举，另有专题叙述。日伪抢掠物资、烧毁民房等，均见居民财产损失部分。奸淫妇女、施放毒气的情况也有发生，但数量不多。

三、滦县人口伤亡情况

总伤亡人口为4583人。在此数据中：

直接人口伤亡：4000人。其中：死亡3623人，伤286人，失踪91人。

间接人口伤亡：583人。其中：被俘捕340人，灾民10人，劳工233人。

在总伤亡人口4583人中：含抗日烈士1374名，含赴日满劳工233人，含日伪制造惨案伤亡935人。所剩2041人为零星杀害或5人以下惨案被杀害人数。

这个数据，是经过17名专职调研员逐村调查所得，均有当事人和知情人的证言。应该说证据确凿，依据充分。但是因年代久远，当事人和知情人年事已高，特别是对那些间接伤亡人口，如灾民，瘟疫等情况，因家无后代亲属、多年极左影响，而不愿说出被八路军镇压和参加伪职等情况，确有一定程度的遗漏。但是，这个数字基本反映了抗战期间滦县人口伤亡的总貌，为此，予以确认。

应该说明的是：第一，这个数字是滦县现辖区的伤亡数字，与抗战时期或1946年滦县辖区并没有可比性。第二，这个数字比实际伤亡人数肯定要小，其差距在于回忆误差、情况掌握不准（老百姓对部队的情况基本无掌握，对日伪军秘密杀人不掌握、对个别村民的存亡流动不掌握等）、回忆者的某些顾虑、（对被抗日政府镇压情况知而不谈、对参加伪军和汉奸组织的人数避而不谈）等等。

四、滦县财产损失情况

关于滦县抗战期间财产损失情况，按省市要求，需按社会财产损失和居民财产损失两大类上报。而第一类又需报送查档结果和调查结果。这样，应甄别4个结果。

（一）社会财产损失

1、查档结果。涉及6个年份，即1933、1941、1942、1943、1944、1945。

1933年挖战壕损失折款610万元。1941年开挖滦县一柏各庄新河，损失土地2250亩。1942年损失土地1790.27亩。1943年掠走矿石11万吨。1944年军用占地3笔，共685.82亩，土坟178座。1945年收购木料8万石。掠走文物1500件。农业损失556.7万元。被抓壮丁11925人日工。其总价值是多少，根据我们的专业知识无法确认它们的总价值。

2、调查结果。只涉及1944年1个，即日伪军从尖山、甲山、凤凰山掠走石料112.8万吨。其价值无法确认。

结论:考辨认为当以查档结果为准。

（二）居民财产损失

1、查档结果。涉及5个年份，即:1933、1938、1942、1944、1945。

1933年房屋损失500万元。1938年房屋损失500万元，银圆4000元。1942年土地17.7亩，联合券10万元。1944年土地73.89亩。1945年土地8万亩，房屋17100间，禽畜87540头，粮食2224亿斤，服饰208695件，生产工具38707件，生活用品500双鞋，149万个工日。

2、调查结果。从1933年到1945年，各镇按13年总量做统计，得出《河北省滦县抗战时期财产损失统计表（1933-1945年总和）》，及《滦县境内日伪工事占地统计表》。土地损失以两个表中土地之和为准，即青苗+毁地+工事占地=29536亩+610亩+3142.53亩＝33289亩。

结论:考辨认为，两个数字都有可靠依据，但都不全面。比较而言查档结果为旧滦县发生数，调查结果为现滦县境发生数。所以，当以调查结果为准。具体价值亦无法估算。

五、结论

（一）人力资源遭严重破坏。

（1）人口下降，自然增长率出现负数。

据征集到的7个年份9组数据显示：

1930年—1936年，6年间，人口不但没有增长，反而减少了178019人，年均减少29669人。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滦县是直奉战争的主战场，连年征战，地方不靖，田园荒芜，人口锐减，造成人口基数的大幅下降；二是旱灾和水灾。尤其是滦河水患，几乎年年发生。三是由上述两种原因和日伪军入侵造成的难民迁徙。

从1938年至1944年的七组数字可以得出：

1938年—1939年，自然增长率为千分之44.78，年增人口95817人。1939年—1940年，自然增长率为千分之-3.9，年减人口3732人。

1942年上下半年对比，增长率为千分之-8.64，年减人口8319人。

1944年上下半年对比，增长率为千分之-42.62，年减人口41370人。

需要说明的是，1938年到1939年，年增人口9万余人，主要是日伪推行保甲制度，严格户籍管理，外流人口极少，日伪尚未进行大面积扫荡，境内极少战事发生。

从1940年到1944年，是日伪推行治安强化、实行三光政策期间，人口锐减，一年竟减少4万余人。

（2）大批青壮年被抓劳工。仅在1942年农历4月12日这一天，日伪对滦县北部地区实行大合围，除烧杀外，抓走青壮年600余人赴伪满洲国做劳工。全县（现辖境）被抓青壮年赴日满服劳役而不能生还者，竟达982人。此外，在本地的青壮年多数时间被摊派，为日伪挖沟筑堡，无暇从事农业生产。

（二）商业、传统手工业、农业凋敝。

滦县商业的繁荣，前文已有论述。战时，滦县商业中心枢纽县城和偏凉汀已经十分萧条。与东北的商品流通受阻;争战不断，商家外出:日伪实行物资封锁限制，垄断经营:富商逃离，放贷中断。日货大批涌入，严重冲击了滦县传统手工业和农副产品，导致传统手工业的破产。由于战争，日伪与抗日两个方面都在争夺青壮年，导致农业生产人力不足，农民常年处于“跑反”状态，田园荒芜，更无思投入。

（三）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

在日伪"三光政策"下，青壮年屡遭杀戮，妇幼携老跑反，许多妇女失去正常生育能力。大批房屋被焚毁，人们无家可归。粮食及生活用品被抢光，无衣无食，饥寒交迫。树木被砍光，用作修造日伪据点和炮楼。牲畜家禽也被抢光。农民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被打乱，剩下的是满目疮痍、遍地荒野。由于战争，滦河水患无人防御和治理，灾民既不能外流又无心种地，社会生活处于混乱状态。

（四）毒品、赌博的严重泛滥，导致社会畸形。

虽然滦县早就有贩卖毒品、赌博、卖淫等行当，但当局控制在法定范围内。

日伪统治时期，这些毒害中国人的精神鸦片，则肆意泛滥。滦县县城、偏凉汀和四大名镇，贩卖毒品、赌博、卖淫的场所几乎遍地都是。滦县偏凉汀是个典型:“1933年春至1945年秋，冀东实际上已成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的一个窗口。”三、四十年代，偏凉汀那有妓女院、暗门子竟达近百家。

（五）奴化教育，摧残民族精神。

冀东日伪奴化教育政策，是和他的军事、政治进攻密切配合的。在其所统辖的地区，极力推行其奴化教育和反共及各种欺骗宣传，达到其“掌握民心”的目的。在冀东的教育中，使教育为日本政策服务。各级学校，日语被列入必修课，经书和“修身”是主要课程，历史、地理等课本被肆意篡改歪曲，凡有爱国思想的内容被删掉。用奴化教育来宣传封建主义的奴隶道德，磨灭学生和民众的反抗意识，使其甘当日本统治下的“顺民”。日本侵略者还提倡“尊孔”“祀孔”的活动，打着“复古”的旗号，来欺骗和毒化人民群众。

（六）苛捐杂税，农民负担超出极限。

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冀东地区的苛捐杂税就达到90多种，各县农民曾多次发动“抗捐抗税”的农民运动。1935年伪冀东政权建立后，各种苛捐杂税竟多达332种。情况比过去更加严重。1936年，冀东22县“苛捐杂税种类已经达到423种，其中73种是伪组织成立后新增加的，249种是伪组织成立以后加重的；新增加和加重的共达322种，仅91种未加，至于减轻和撤废的，更没有一种。在冀东22县中，苛捐种数最多的是通县和滦县，都是26种。滦县，伪组织成立后新增加9种；伪组织成立后加重的13种，伪组织成立后仍旧的4种。”“滦县的苛税种数，也是二十六种，名称如下：牲畜税附加，屠宰税附加，猪只查验费，大车捐，滦河码头捐，桑条捐，法宝花果捐，洋车捐，唐山屠宰税附加，偏凉汀舱底捐，旧有地粮，新升科粮，旧日屯米自治费，旧日屯米教育费，旧日屯米保卫费，旗租，牲畜营业税附加，花生营业税附加，猪行营业税附加，木行营业税附加，花果营业税附加，棉花营业税附加，粮食营业税附加，鸡鸭蛋营业税附加，唐山粮食营业税附加，唐山杂货营业税附加。其中如滦河码头捐（货船到码头，每上等船——载货千元以上为上等船，载货五百元以上千元以下为中等船，载货五百元以下为下等船一每艘三角、中等船二角，下等船一角）等，均系伪冀东政府成立后新增者。此外如大车捐虽原来就有，但伪组织成立以前之大车捐，原只双套车每月八角，一套半车每月六角，一套车每月四角，但伪组织成立以后，大车捐突增至双套车每月须纳一元五角，一套半车每月一元二角，一套车每月一元，比原来增加一倍以上。洋车捐原来每辆每月仅纳捐三角，伪组织成立以后，突增至每辆每月须纳捐五角，诸如此类，不胜枚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