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空前的反帝怒潮

5 月 30 日上午，已做了充分准备的由工人、学生组成的演讲队，分头到

公共租界的各个路段进行演讲，散发传单，演讲队员计有 3000 余人。由南洋大学（后改为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组成的演讲队在会审公廨和北火车站一带演讲，周围挤满了听讲的群众。在帝国主义租界的心脏地带南京路，变成了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宣传阵地。到处是工人学生的演讲队，到处是被演讲队演讲所激怒的群众。演讲队成员有的在街头，有的分散在商店，有的挥舞着写着各种反帝标语的小旗，愤怒地控诉日本帝国主义枪杀顾正红的反动罪行，揭露帝国主义压迫和奴役中国的事实。队员们还在各商店的橱窗上，电线杆上，电车上张贴传单和标语，有的向群众散发救援被捕工人、学生的传单。队员们还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抵制日货！”“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反对越界筑路！”“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外人在华一切租界”等口号。

在散发的共产党拟定的《上海学生市民工人反抗帝国主义大运动宣言》中写道：“我们忍无可忍了！我们已经联合各校学生及一切爱国的市民、工人，从今日下午起，分队到公共租界各马路讲演，唤醒全埠中国人，一致起来反抗帝国主义！我们已经预备牺牲一切，冒犯各种困难与危险，为全中国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作前驱！我们希望全上海的中国人闻风起来！我们希望全中国被压迫的四万万同胞闻风起来！”

听讲的群众很感动，有的热烈地鼓掌，有的和演讲队员一起高呼口号，有的帮演讲队员维持秩序，有的帮助散发传单。演讲声、口号声汇合成强烈的反帝吼声，震动了整个租界，震动了整个上海，震动了中国大地。长期压抑在人民心底的怒火，一发而不可收拾。

而对波涛汹涌的反帝浪潮，帝国主义者感到他们的殖民统治受到了莫大的威胁，在觉悟的工人、市民、学生面前着慌了，他们再也坐不住了。各国的巡捕房都派出大量的巡捕，像疯狗一样在人群中横冲直撞，用警棍往群众身上乱打，驱赶演讲的学生和驱散围观的群众。不少人被打得头破血流。但是，示威的群众并没有被帝国主义者的淫威吓退。巡捕在这里赶，示威的工人学生就往那边涌。这儿刚刚被强行驱散，那儿又重新集结起来。禁止也禁止不了，赶也赶不动。气得巡捕无计可施。

下午 2 点多钟，南京路英帝国主义的老闸捕房，公然将在附近演讲的 3 个学生拘捕，他们以为只要一动真格的，逮捕几个，示威宣传就可平息。谁知，拘捕激起了更大的波澜。立即就有大批演讲队员和群众涌到巡捕房门前，要求一起坐牢。

南京路老闸捕房抓人的消息迅速传开，各路演讲队立即停止宣传，从四面八方向老闸捕房一带集中。捕房门前人山人海，围得水泄不通。连捕房的天井和甬道也挤满了示威的群众。南京路上的交通也被阻断。

这时，帝国主义的巡捕仍在不断地捕人，许多示威群众被押进巡捕房，

光上海大学被捕的学生就有 100 多人。巡捕还到处挥动警棍，妄图驱散示威群众。

汇合到巡捕房处的示威群众面对荷枪实弹的巡捕毫无惧色，不断狂呼： “释放被捕同胞！”“打倒帝国主义！”“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等口号。巡捕房里的拘留室也是吼声震天，被捕学生、工人愤怒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下午 3 点多钟，老闸捕房被迫释放了 100 多名学生和工人，但另外一部分学生和工人们被关在里面。这时，被释放的学生不肯离开，他们和在捕房门前的示威群众汇合起来，使群众的斗争情绪更加高涨，要求释放全体被捕学生和工人。这种情况下，巡捕竟然用灌了铅的警棍和手杖肆意殴打、驱赶群众。可群众仍坚持斗争，就是不散，并坚决要求释放全部被捕的学生和工人。

恼羞成怒的英帝国主义的巡捕头子爱活生，竟下令所有的巡捕一起向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开枪，实行血腥屠杀，群众纷纷倒在血泊里，南京路上即刻血流遍地。中国共产党党员、共青团上海地委组织主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生何秉彝，共青团员、同济大学机师科学生尹景伊等 13 人被打死（当场

死 4 人，重伤后牺牲 9 人。共 13 人，其中学生 3 人，职工 9 人，商人 1 人）。

重伤数十人，轻伤者无数。牺牲的 13 人中，年龄最小的邬金华，只有 15 岁，

最大的是王纪福只有 36 岁，其余都是 20 岁左右的青年。

上海的《新闻报》生动记载了尹景伊英勇战斗的感人事迹：“尹中弹后，初不觉，仍高立演讲。第二弹洞其胸，仍未觉，演讲如故。到第三弹中脑，始仆地而绝，而口中则仍演讲未断也。”何秉彝中弹倒地后，口里还在高呼： “打倒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万岁！”

凶恶残暴的杀人凶手，很快从马路上移走了烈士的遗体，用水龙头冲洗马路上的血迹，企图以此掩盖他们的滔天罪行。上海初创的友联影片公司创办人陈铿然和摄影师不顾生命危险，赶到现场抢拍下了帝国主义者正在冲洗血迹的场面，为揭发帝国主义血腥屠杀的罪行，留下了铁证。南京路上革命烈士的鲜血被敌人冲洗掉了，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却是冲洗不掉的。

南京路上染上了中国人民的鲜血，帝国主义又欠下了一笔血债。惨案发生后。各群众团体和各阶层人民纷纷拍电报给全国各地，揭露英帝国主义血腥屠杀的罪行。因为电报中把 5 月 30 日用“五卅”两字代替，所以人们就把

5 月 30 日的大屠杀称为“五卅惨案”。“五卅惨案”震动了全上海、全中国！

顾正红的血迹未干，南京路上又染红了革命者的鲜血。帝国主义者的大屠杀，只能激起中国人民更大的反抗。中国人民的选择只有一个：坚决干下去，和帝国主义斗争到底！正如当时的诗人柔石在《战》这首诗中所写：

呵！战！

剜心也不变！

砍头也不变！

只愿锦秀的山河，还我锦秀的面！

“五卅惨案”掀起了中国人民空前高涨的反帝怒潮。 “五卅惨案”发生的当晚，中共中央就在上海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和

制定进一步斗争的策略。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恽代英、王一飞、罗亦农、张国焘等参加了会议。李立三报告工人的情况，恽代英报告国民党方面的情况，王一飞报告学生方面的情况。会议认真分析了形势，并决定将这次运动扩大，进一步放手发动各阶层群众，参加的反帝统一战线，发动全上海的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以反抗帝国主义的野蛮屠杀，掀起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三罢”斗争高潮。会议还特别成立了由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和刘华等组成的行动委员会，专门领导这次斗争，并派出干部到各群众团体进行工作。会议还决定立即公开成立上海总工会，出版《热血日报》。这次会议，为斗争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月 31 日，按照党的指示，工人学生陆续到租界示威游行、演讲宣传、散发传单，鼓动上海人民参加“三罢”斗争。沪西的工人宣传队，从潭子湾工会出发，到租界各马路去鼓动商界罢市。工人们一个个精神焕发，忘记了昨天的疲劳，拿着传单，举着小旗，拎着浆糊桶，分头出发了。沿途中只见工人和学生的宣传队有的在慷慨激昂地演讲，有的在与过往群众交谈，有的在散发传单等宣传品，有的在电线杆上、墙壁上、橱窗上、电车的车身上张贴反帝标语⋯⋯向警予等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到南京路演讲，鼓动罢市。这一天，南京路一带，帝国主义戒备森严。但工人、学生仍然顶着狂风，昌着大雨，不顾帝国主义的威胁和屠杀，奔走呼号，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发动。

争取商界罢市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5 月 31 日下午 3 时许，上万名学生、工人包围了上海总商会，要求商会下令罢市。由中小商人组成的各马路商界联合总会认为大势所趋，首先表示赞成罢市。纳税华人会接着也表示赞同。只有由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和买办资产阶级组成的上海总商会从自身利益出发，反对罢市。聚集到这里的工人、学生见总商会迟疑不决，就由学生代表林钧主持，召开市民大会，并推荐了代表向总商会交涉，要求他们罢市。经过二、三小时的交涉，上海总商会副会长方椒伯宣布致电军阀政府，报告惨案经过，请求严重交涉。在场的工人、学生坚决反对商会的做法，一定要总商会同意罢市。在群众的包围和强大压力下，直到晚上 10 时，方椒伯迫不

得已，才勉强签署了 6 月 1 日总罢市的命令。

工人阶级是反帝斗争的中坚。5 月 31 日晚，经上海工会联席会议讨论并一致通过，决定成立上海总工会。推举李立三、刘华分别为正、副委员长，统一领导上海各工会组织。上海总工会成立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宣布自 6

月 1 日起实行全市总罢工并发表总罢工宣言，提出了 7 项条件： 1．惩办打死工人、学生之凶手，并赔偿损失；

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之权利；
禁止殴打工人；
改良工厂卫生；
禁止虐待童工及女工；
不得雇用外国巡捕；
反对印刷附律。

月 1 日、上海全市实现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界罢市，上海各阶层人民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洪流，将反帝怒潮推向了一个新高峰。这天，上海大学、南洋大学、上海法政学院、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大专院校和绝大多数中等学校，纷纷罢课，并发表罢课宣言，抗议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上海大学在通电中说：“本校亦于 6 月 1 日起实行罢课，誓达惩凶雪耻之目的，还望全国各界一致响应。”

6 月 l 日上午，日商内外棉三厂、四厂、九厂以及志公茂纱厂、英商美艺术器厂等 1 万多工人，华商恒丰纱厂 3000 多工人和中华书局的工人，早已发动起来，实行了罢工。英商华洋德律风电话公司的中国职工也进行了罢工。同日，公共租界的大小商店都停止营业。接着华界、法租界的商店也纷起响应。罢市范围之大是上海开埠以来没有的。

“三罢”斗争在进一步发展。

6 月 2 日，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办的学校，也加入了斗争行列如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震旦大学、中西女中、圣玛利亚女校等学校，其中还多为教会学校。这些学校的学生也宣告罢课，并与校方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6 月 2 日起，总罢工的人数每天都在成万地增加。

6 月 2 日，日商内外棉、同兴、上海等纺织厂，英商电车公司、英商怡和、东方纱厂，甚至工部局直接管的工厂——杨树浦发电厂、工部局总铁厂等厂工人也都举行了罢工。到了 6 月 3 日，公共租界的外商工厂已大部分卷

入总罢工。6 月 4 日，罢工又扩大到外商银行、洋行、报馆等企业。到了 6

日，罢工人数达到 20 余万。

工人罢工的迅速发展，使帝国主义在上海开办的纱厂、烟厂、银行、码头、电报、电话、电车等工厂和企业，全部陷入瘫痪，给外国资本家以沉重打击。与此同时，罢市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民族资产阶级在罢市以后，在一面捐款援助罢工工人，一面积极宣传抵制外货、提倡国货等，并拒绝巡捕逼他们开市。

上海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迅速实现，标志着上海社会各阶级、阶层，在反帝的伟大旗帜下团结和组织起来，形成了空前的反帝怒潮。但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各界人民的反帝统一战线组织。

6 月 1 日晚上，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决定上海应当马上成立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作为反帝运动的总领导机关，同时要马上把运动扩大到全国去。会后即由上海总工会、中华全国学生总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出面，联合各马路

商界总联合会的代表，举行联席会议，共同发起筹备组织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上海总商会会长、买办资本家虞洽卿竭力阻挠和破坏上海工商学联合会

的成立。他竟说：“各走极端，势必弄成僵局，本会今日之不加入，即为将来调和之余地。”

6 月 4 日，由上海总工会、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和上海各

马路商界总联合会 4 个团体各派 6 名代表组成的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成立。上海总商会拒绝参加。这个组织，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

（青年学生、小商人和小手工业主）以及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各阶级联合的反帝统一战线组织形式。其中的支柱是上海总工会。这一组织的建立，宣告了上海人民反帝统一战线的形成，同时也说明了“五卅”运动具有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同时，由瞿秋白主编的《热血日报》创刊，它在舆论导向、宣传等方面，及时有效地指导了人民的反帝斗争。

6 月 6 日，中共中央在《向导》上发表了《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书》，郑重指出，这次上海事变的性质既不是偶然的，更不是法律的，完全是政治的。“因英日帝国主义之大屠杀而引起的全上海和全中国的反抗运动之目标，决不止于惩凶、赔偿、道歉等‘了事’的虚文。解决之道不在法律而在政治，所以应认定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其主要目的。”中共中央还指出，这次斗争，将是一种长期的民族斗争。共产党号召全国被压迫阶级的群众来反抗帝国主义的大屠杀，号召他们坚持到底维持并发展这个长期的民族的斗争，以使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政治经济地位发生永久的危机。中国共产党的这些主张，为五卅运动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6 月 7 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发表了宣言，指出上海的“三罢”与上海市民的生存及中华民族的独立，均有重大关系。根据共产党的指示，经过各群众团体的反复协商，宣言提出了解决“三罢”、与帝国主义谈判的 17 项条件。这些条件是：

宣布取消戒严令；
撤退海军陆战队，并解除商团及巡捕之武装；
所有被捕华人一律送回；
恢复公共租界被封及占据之各学校原状；以上 4 个条件为谈判的先决条件。
惩凶。从速交出主谋及开枪击死工人、学生、市民之凶手论抵。并由中国政府派员监视执行；
赔偿。因此惨案所受直接间接之损失。包括死伤者、罢工、罢市和学校被害者，应由租界当局按数赔偿；
道歉。应由英、日两国公使代表该国政府向中国政府声明道歉，并保证不再有此等事情发生；
撤换工部局总书记鲁和；
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之绝对自由；
优待工人。应制定工人保护法，不得虐待工人，并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之自由，并不得因此次罢工开除工人；
捕房应添设华人捕头，自捕头以下各级巡捕，应分配华人充任，并须占全额之半；
撤消印刷附律，加征码头捐、交易所领照案；
制止越界筑路；
收回会审公廨（附款略）；
租界应遵守条约，满期收回，在未收回以前，工部局董事会及纳税代表会，应有华人席位；
取消领事裁判权；
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陆军。以上 13 个条件为正式条件。

这 17 项条件代表了当时上海人民包括工、商、学各界的心声和利益，也是上海人民“五卅”运动的斗争纲领。它体现了工人阶级自觉地把经济斗争转到政治斗争，站在斗争的最前列，成为运动的中坚力量。此后，“三罢” 斗争就更加深入地向前发展。

毛泽东曾经指出：“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到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在中国人民的“三罢”反帝怒潮面前，帝国主义者采取了更为卑鄙的手段进行镇压。

6 月 1 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开会决定对付“三罢”的方针是“采取最强硬的手段来扑灭任何对工部局权威的挑战。”“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于最短期内扑灭当前的运动。”从 6 月 1 日起，各帝国主义国家陆续

增调军舰，至 8 日，黄浦江上就有外国军舰 26 艘。帝国主义的海军陆战队、铁甲车队、骑巡队、武装巡捕、万国商团纷纷出动，对上海人民进行屠杀，制造了多起流血事件。到 6 月 10 日止，帝国主义者在上海 9 次屠杀中国人，

被枪杀者 60 余人，重伤 70 多人，轻伤者不计其数。

帝国主义的凶残屠杀，使中国人民更加看清了帝国主义的本性。工人们气愤地说：“大英法兰西，东洋与花旗（指美国星条旗），都是帝国主义坏东西，我们中国工人统统要罢工！”从 6 月 5 日起，罢工又由工人比较集中的大厂发展到分散的小厂和手工业工人，甚至连外国人家里的男女佣工也都罢了工。甚至海员、码头工人也都响应了罢工。到 6 月 13 日为止，全上海参

加罢工的人数共达 25 万人。租界内工厂停工，电灯不明，电车停驶，电话不通，食品无人供应，一片混乱。与此同时，罢市斗争也越来越大。学生罢课的斗争也取得了重大胜利。

帝国主义为了达到绞杀“三罢”斗争的目的，在采取武力的同时，还玩弄政治欺骗的反革命伎俩，进行破坏活动。帝国主义的工具、走狗北洋军阀

政府假惺惺地派出两个特派员到上海进行“调查”、“慰问”。6 月 11 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召开市民大会，要求特派员根据他们提出的 17 项条件向帝国主义交涉，而特派员拒不出席会议，欺骗人民的面目被揭穿。美国驻华代办为了本国的利益，打着“调查”、“调解”的幌子，组成了一个由美、英、法、意、日、比 6 国驻华公使的“沪案六国调查委员会”，赴上海进行了调查。“调查”的真正目的，就是要工人放弃罢工斗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五卅”运动中也表现出了两面性。以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为首的民族资产阶级右翼极力破坏“三罢”斗争。提出“此风潮不再扩大，交涉早日结束为宗旨”。他与工部局、日法领事密谋，商讨对付“三罢”的办法。6 月 10

日，上海总商会决定成立五卅委会员，由虞洽卿、方椒伯等 21 人组成，企图

与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分庭抗礼，争夺运动的领导权。 11 日，五卅委员会提出了交涉条件“13 条”。对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17 条”作了原则性地篡改。删去了“17 条”中“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陆军”、“取消领事裁判权”等主要条款；删去了“承认工人组织工会及罢工之自由”，而代之以“工人作工与否，随其自便。”

“13 条”充分暴露了五卅委员会嘴脸，是不得人心的，也是注定要破产的。上海总工会以及学生团体纷纷集会，发表宣言，抗议和反对上海总商会的妥协、让步行为。6 月 18 日，6 国调查委员会与特派员的谈判破裂。“13 条”也彻底破产了。这是因为，“全国的根本要求是废除自通商以来一切不平等的条约，取消外人在中国一切不法的特权”，“哪一个不承认我们的要求，我们便全国一致反对他”。

上海总商会在“13 条”破产后，仍然执行其妥协路线，急于要开市，退出“三罢”斗争。6 月 25 日，总商会、工商学联合会和纳税华人会联合发表“开市宣言”，决定于 26 日开市，但仍“努力于抵制英日货与停工工人之援助”。各马路商店于 26 日、27 日先后开市。不久，学生因暑期到来，纷纷离校。

鉴于这些情况，中共中央决定改变工人斗争策略，由总罢工改为经济斗争和局部解决。8 月 10 日，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出《为坚持罢工告工人兵士学生书》，指出，工人阶级如果不顾环境孤军独进，也决不足以使帝国主义者立刻抛弃不平等的条约。上海工人，假使能满足自己的经济要求及法律要求而上工，这决不是停止与帝国主义斗争。这不过是总斗争中之一个段落和部分的胜利。同日，上海总工会发表《为“五卅”罢工最低复工条件宣言》。8 月中旬，驻沪日本领事与中国官厅、商界调停人几经商讨，最后由日本纱厂同业联合会发表声明，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工厂无故不开除工人，工厂日人入厂不带武器，工人罢工期间损失的工资由厂方予以帮助等 6 项条件，并给予顾正红家属抚恤金 1 万元。日厂的罢工，至此解决，

工人于 8 月 25 日全体复工。接着，海员、电力工人、英厂工人等在资方承认

了一定条件下陆续复工。到 9 月底，上海各工厂全部复工。上海总工会也被

迫转入地下，仍继续指挥上海工人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