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卅运动的导火线

上海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桥头堡。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发动侵华战争签订不平等条约，在中国 16 个商埠抢开了租界，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建立起殖民统治，形成“国中之国”。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在上海均有租界。在租界内，帝国主义者可以任意打人、杀人、捕人，而中国人在租界内根本没有任何人身自由，只有纳税的义务，经常被歧视凌辱。在公园门口，就挂着“狗与华人不得入内”的牌子。帝国主义者还在上海开办工厂，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

上海也是中国工人阶级人数最集中的地方。“五卅”运动前夕，上海工

多万人，占全国工人总数的 3 弱。哪里有压迫、剥削，哪里就有反压

迫、剥削的斗争。上海工人同全国工人一样，经受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压迫，要求革命最迫切，人数也最为集中，便于团结斗争。所以，中国共产党很重视在上海工人中开展教育和组织工作。

早在 1921 年 8 月，共产党就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党领导工人运动的公开机关，总部设在上海，创办《劳动周刊》，在上海工人中进行了宣传教育工作。1923 年 8 月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决定，党内劳动运动委员会和公开做工人运动的劳动组合书记部合并为一个机构，统一负责上海的工人运动。这时，党在上海的沪西、沪东、浦东、吴淞、南市、闸北等区陆续开办补习学校，通俗地向工人宣传革命道理，领导工人斗争。最为活跃的是沪西小沙渡一带。1924 年，党选择了沪西小沙渡和沪东扬树浦作为工作重点。

沪西小沙渡是钞厂工人区，产业工人十分集中。那里也是日本纱厂最集中的地方，日本纱厂有内外棉株式会社的三、五（分东西二厂）、七、八、九、十、十二、十五等厂，还有日华、丰田、同兴等纱厂。日本纱厂对中国工人的剥削和压迫是异常残酷的。这些厂工人的工资比其它纱厂低，一般每天只有二、三角钱，最高的也不过是四、五角，最低的还不到一角。这样少的工资不用说养家糊口，就连自己也吃不饱。虽然挣得少，但干活却不少，一般工人每天都得连续工作 12 小时，另外还要加“礼拜工”。日本资本家还订了许多歧视和压迫工人的管理制度，如“存工”。工人进厂要先做半个月“存工”，而“存工”工资须在停工后半月发给。如果无故停工和停工后半月内到其它厂做工的都不发给，实际上，“存工”，是无报酬地为资本家干活。日本监工还经常野蛮地殴打工人，辱骂中国工人是“贱种”、“亡国奴”，根本不把工人当人看待，甚至连上厕所都没有自由。工人们早把日本资本家恨透了，早想组织起来反抗。

共产党正是选择了这样一个基础好的地区作为工作重点。党派李启汉、嵇直、徐玮先后开办补习学校，邓中夏、李立三等亲自授课，启发工人觉悟。1924 年夏天，邓中夏（生于 1894 年，时任中共中央全国工人运动委员会书记，是中共早期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1932 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等同志

按照毛泽东同志领导安源工人运动的经验，在原补习学校、平民夜校的基础上，成立了“沪西工友俱乐部”。地点设在小沙渡路（今西康路）和槟榔路

（今安远路）口拐角上的 3 间平房里。宗旨是“联络感情，交换知识，相互扶助，共谋幸福”。俱乐部的活动形式多种多样，开办了补习学校，并经常举办讲演会和各种游艺会，很受工友们的欢迎。俱乐部成立不久，任俱乐部秘书嵇直调往外地，组织上派刘华接任秘书，和俱乐部主任孙良惠一起负责俱乐部的工作。刘华原名刘剑华，四川人，从小失去父母，家境贫寒，经亲友介绍到上海当学徒工，后考入上海大学附中半工半读。他在邓中夏等人的引导下，很快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成为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是“五卅”运动时上海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1925 年 12 月被军阀孙传芳杀害。他到任后，俱乐部的活动搞得有声有色。

邓中夏、恽代英、刘华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耐心细致地向工人进行宣传教育。他们向工人介绍了安源工人斗争的先进经验，鼓舞工人们组织起来，加入俱乐部，团结在一起，准备斗争；他们向工人们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揭露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和反动军阀的腐朽，帮助工人们提高阶级觉悟；他们特别注意培养工人的积极分子，引导他们在工人群众中开展活动；他们还教工人唱一些革命歌曲，受到青年工人的欢迎，其中有一首“青工歌”流传较广，歌中唱到：“青年身体未长成，工资一二角，做工十二点，做夜工、礼拜工，一刻不休停。白相都没有，读书没铜钿，打骂又罚工，开除由他便，集会、结社、言论、罢工一概不自由！兄弟姐妹们，睁眼望望清，资本家，不做工，专门剥削人，拿我们当牛马，做工养他们。青年工友们，我们要翻身，齐心协力，打倒他们，世界属我们！”这首歌唱出了工人们的心声。

俱乐部的发展迅速。到 1925 年 2 月罢工发生前，沪西工友俱乐部的会员

已从最初的二、三十人发展到 1000 余人，在 19 个厂建立了俱乐部小组，并在积极分子中建立了党和团的组织，一批工人运动骨干正在成长和壮大起来。

革命的真理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就变成了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共产党在上海日本纱厂工人中播撒的革命种子，迅速发芽、开花、结果。1925 年 2

月 2 凌晨 5 时许，内外棉八厂夜班工人已经连续工作了 11 个小时。粗纱间一

个 12 岁的瘦小女童工累得精疲力尽，就靠在车头上打起瞌睡来。不料被日本项班撞见，将童工踢伤在地。童工的姐姐急忙跑过去和日本领陇评理，反而挨了重重的两记耳光。男工们挺身而出，高喊：“不许打人！”并大声指责日本领班。日本领班趾高气扬，冷笑一村：“你们男工的不服气？你们不想干啦！”果然一小时后，厂里贴出布告，把粗纱间夜班的 50 个男工全部开除。日本资本家的如意算盘是将敢于斗争的男工乘机开除，用养成工顶替，不时除掉隐患，使大事化小，还可逞现淫威。但觉悟起来的工人们与资本家的主观愿望相反、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工人们奔走则告，粗炒间的日班男工听到

消息，首先自动罢工。坚决表示与夜班兄弟同进退。许多积极分于跑到沪西工友俱乐部找刘凶 a 志，要求俱乐部为工人撑腰，发动大摇班（即罢工），刘华）即向上级组织汇报请示。

中国共产党接到报告，很重视这次工人反抗斗争，霍秋白。李立三、张太雷、邓中夏、刘华等开会讨论，认为这次罢工斗钟能否胜利是上海工人运动能否开展的关键，决定动员上海 t 体共产党员行动起来，投入这次斗争。为加强对这一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领导这次罢工的委员会，由工会运动委员会书记邓中夏及李立三总负责。

党组织又通过沪西工友俱乐部，对斗争作了具体部署：一面劝告工人暂时忍耐几天，先领取该领的工资；一面派骨干分子到各日本纱厂进行活动，散发传单，联络组织。与此同时，党又决定以沪西工友俱乐部的名义，向厂方提出 6 项要求：一、不准日本人打骂工人；二、增加工资二成；三、被开除的工人必须全部复工，并立即释放被拘押之工友；四、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五、罢工期内的工钱，厂里须照常发给；六、以后不得无故开除工人。这些条件说出了广大工人的心里话，被印成传单，分发到各厂，发动各厂工人参加罢工。

2 月 9 日下午 4 点，日夜班将要交接班之前，内外棉东五厂各车间同时敲响了水汀管（这是事先约定的罢工讯号），工人们立即关车，高呼“摇班啦！”冲出车间。日本资本家见势不妙，将所有的厂门都上了锁，不准工人出门，并加强警卫，巡捕房也派来巡捕。工人们不顾阻拦，从厕所间的窗口爬了出去，内外呼应，将门锁打开。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一场工人大罢工开始了。

五厂工人一发动，七厂、八厂和十二厂的工人也跟着罢工了。工人们出厂后，渡过了苏州河，汇集到潭子湾。潭子湾不属租界，是一片荒野，开展活动比较方便。各厂准备上夜班的工人，听到消息也赶来了。在这里召开了集会，近 1 万人参加。会场上，竖起写着斗大的 7 个字：“反对东洋人打人！”这个口号道出了工人身受的痛苦，反映了工人强烈的愿望。大会由刘华同志主持，李立三、邓中夏、杨元华等同志讲了话。会议重申了 6 项条件，并号召工人们坚持到底。

与会的工人们情绪高昂。当他们听了热情的演说以后，纷纷地将厂里发给男工的日本式小鸭舌软帽脱下扔在地上，再用脚践踏，并狠狠地说：“我们中国人再也不戴这东洋帽了！”这时，会场上响起了“大家一条心，反对东洋人！”“大家一条心，反对资本家！”“齐心奋斗，坚持到底！”的口号声。在群众激昂的口号声中，刘华同志当场宣布组织内外棉纱厂工会和工人纠察队，号召工人听工会指挥，统一行动，争取罢工的胜利。全场 1 万余只手臂高高举起，一致表示拥护。

当天晚上，工会就召集各厂代表开会，研究进一步扩大罢工的问题。接着，纠察队组成了男工 53 队，每队 10 人，队有什长，每 10 队有百长，再以

上有总队长，队员佩带一条小白布，上面印着蓝色的纱厂工会纠察队的图章。纠察队马上就在俱乐部、谭子湾渡口和各交通要道布置岗哨（工人口头语叫做“把口子”），维持罢工秩序，防止敌人破坏。一向被日本资本家称为“驯服的奴隶”的女工们，在党的教育和男工们的带领下。也挺起胸膛，勇敢地参加到罢工斗争中来，组织了女纠察队 14 队和男工们一起把口子。这对工人们是一个极大地鼓舞和有力的支持。

2 月 10 日，罢工工人高举“反对东洋人打人”、“内外棉厂全体罢工”等旗帜，像一阵狂风卷入租界，先来到内外棉九厂门口，边喊口号，边发传单，九厂工人听到喊声立刻关车，突破东洋领班和工头的阻拦，冲出厂门，与游行队伍汇合在一起。然后又游行到内外棉十三、十四厂。厂内工人立即冲出厂去，参加罢工，后与巡捕发生冲突，队伍被冲散，十几个工人被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罢工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参加的工人越来越

多，声势越来越大。到了 12 日，内外棉在上海的 11 个工厂，1.5 万多工人，全部参加了罢工。这股风潮很快波及到日本。同兴、丰田、大康、裕丰等日本纱厂，在上海的日本纱厂大多数卷入了斗争。到 18 日，参加罢工的有 22

个日本纱厂，共 3.5 万多工人。

一向趾高气扬不把中国人当做人看待的日本资本家根本没有想到开除几十个中国工人会惹出这么多麻烦。所以他们尽其所能，想方设法破坏罢工。16 日，内外棉纺织会社社长专程自日本来上海策划破坏罢工。18 日，上海日商纱织联合会开会研究破坏罢工的策略，并电请日本政府出面干涉。20 日，日本政府指令日本驻华使馆，向北京政府，上海地方官厅交涉，要求取缔罢工。同时，日驻华使馆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要求命令上海地方政府从速遏止纱厂工潮。

但这时，全国要求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呼声很高，各界人民都同情罢工，北京政府也有些顾虑，不敢过分压迫。

23 日前后，日本政府甚至增调军舰两艘来上海进行武装威胁。除此之外，日本资本家还收买雇佣流氓、工贼包括黑社会成员到工厂里挑拨是非，引起争端，妄图分化瓦解罢工工人。他们还企图利用罢工工人生计困难，引诱工人复工，宣布罢工期间凡是到厂报道的，不论开工不开工，每天发给三小时工资。这些阴谋都一一破产了。

与日本资本家反扑罢工相对照的是，上海各业工人和各群众团体以实际行动，大力支持罢工斗争。上海机器工人俱乐部等 5 个工会发表通告，表示支援，并致函政府当局，力争罢工自由。上海恒丰纱厂、溥益纱厂等工厂工人纷纷捐款援助罢工工人。全国学生总会、上海国民会议促进会等 40 余个团体共同组织了“上海东洋纱厂罢工工人后援会”。在上海，掀起了一个支援工人罢工斗争的高潮。

罢工斗争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据东京《朝日新闻》估计，单是内外棉 11 个厂，直接损失即达 50 万日元，加上间接损失，将达 100 万日元

以上。无计可施的日本资本家不得不表示愿意和工人谈判，商议复工。2 月25 日，谈判正式开始。经过斗争，日本资本家只得承认工人提出的主要条件：一、工人照常一律优待，如有虐待，准可禀告厂主秉公办理；二、工人能回厂安分工作者，照旧工作；三、储金奖金照章满 5 年发还，未满 5 年被开除者，如平时在厂有成绩，亦可发给；四、工资两星期发一次。被捕工人，分由商会与工人律师保释。

27 日，被捕的工人恢复了自由。接着，各日商纱厂的工会发表复工宣言，号召工人回厂工作，加强团结，维护工会。各纱厂工人陆续复工。3 月 1 日，内外棉纱厂全体工人个个面露喜色，齐集潭子湾，举行庆祝罢工胜利大会。刘华同志激动地说道：“工友们，我们胜利了，这次虽然没有增加工钱，但是东洋老板第一次向我们低头，被迫答应以后不再虐待工人，并且在事实上承认了我们的工会。这个胜利是我们奋斗得来的，是我们团结的结果。今后我们还要巩固和发展我们的工会，把工会办得更好。并应提高警惕，严防日本资本家破坏复工条约，对工会和工人施加迫害。”

上海日商纱厂工人的 2 月罢工，大大地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提高了党的威信和号召力。工会的威信和凝聚力也大为提高，加强了工人的团结，使广大群众深刻认识到了团结战斗的重要性，工人们纷纷要求加入工会。几天之内，小沙渡的工会会员，由 1000 人增加到 6000 人，杨树浦的会员增加

到 3000 人。根据工会会员迅速增加的形势，党组织立即采取措施，健全、巩固和发展工会组织，按照日本纱厂各企业系统，建立了内外棉、日华、同兴、丰田、大康、裕丰等纱厂工会，在各厂设立工厂委员会（即分工会）和工会小组，为以后的战斗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2 月罢工还锻炼了工人阶级的队伍，初步培养了一批工人运动的骨干。这次罢工在政治上灭了日本资本家的威风，长了中国工人的志气。到了复工那天，工人们个个昂首挺胸，大踏步跨进厂去。平时凶神恶煞般的日本领班，这天也不得不陪着笑脸，把工人领进车间，请大家开车做活。

总之，2 月罢工为上海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也对推动青岛等地工人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所以，邓中夏认为：“2 月罢工不仅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辟了一个新纪元，在中国民族解放史上也添了一层新意义。”2 月罢工是上海工人在 1925 年响起的第一声春雷，是“五卅”运动的前奏。

在上海 2 月罢工的积极影响下，与上海同一部门的一些青岛日本纱厂也

掀起了罢工浪潮。在 4 月初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青岛大康纱厂发动工人秘

密组织工会，被日本资本家发现。日本资本家有上海 2 月罢工的前车之鉴，决定先发制人首先开除工会发起人，逮捕工会活动分子，进行毒打，以便达到解散工会的目的。4 月 19 日，大康纱厂工人举行了罢工，提出承认工会、不得打骂工人、增加工资等条件。紧接着青岛内外棉厂、隆兴、日清等厂也响应罢工。上海纱厂工人汇款并派人直接到青岛支援。上海纱厂工会发表公

开宣言并写信警告日本资本家：“如果厂方不承认青岛工人的要求，上海就要同情罢工。”日本资本家害怕工人罢工，不得不接受青岛工人提出的一些主要条件。罢工取得了胜利。5 月 10 日，青岛纱厂工人胜利复工。

上海和青岛工人罢工斗争的胜利，并不意味着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彻底胜利，一场更大的斗争风暴即将来临。

日本资本家是绝对不甘心失败的。上海 2 月罢工期间，日本资本家迫于形势压力，不得不在谈判协议上签字，向工人作了一些让步，答应了一些工人的要求；另一方面，他们却千方百计寻找机会，妄图扑灭已经燃烧的革命火焰。他们收买了工贼，组织了御用的工会——工人友谊会，与沪西工友俱乐部对抗。到了 4、5 月间，日本资本家发动新进攻的计划也在加紧进行。他们利用棉价上涨、纱价下落的时机，拒不履行 2 月罢工自己亲手签订的协议，故意克扣工人工资，拖延工资发放时间，甚至又开始打骂。开除工人了。在此关键时刻，工会挺身而出，坚决维护工人利益。1925 年国际劳动节前夕，内外棉纱厂工会根据复工条件，与日本资本家交涉，提出 3 项要求：一、依照每两星期发放一次工资的规定，5 月 2 日应发放工资；二、工资零数照大洋计算；三、5 月 1 日午后停工半日，不扣工资。

日本资本家采取强硬态度，拒绝了工会的要求。同时，一部分工人又进行了罢工抗议。于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更把工会看作眼中钉、肉中刺，把打击的矛头指向了工会。5 月 7 日，日本资本家联合组织的“日本纺织同业会” 召开会议，认为纺织工人的长期不稳定，是由于共产党人组织工会造成的， “日前如不加以排斥，则工会基础有更形巩固之虞”。会议决定：“日本纺织同业会”不能承认此种工会，工人如有要求时，可直接向会社提出，同业会与此类工会一无关系；假如由于这一决议的结果，工会有唆使工人罢工之事，同业会坚决采取强硬态度，得断然处置，关闭工厂；为了充分取缔“煽动者”及工会活动，应与上海工部局及中国官厅交涉。

日本资本家背信毁约、取缔工会的消息传出来以后，工人们异常愤怒。内外棉三厂、四厂和十五厂的工人接连发动罢工，其他各厂工人也准备行动。

5 月 10 日，党通过沪西工友俱乐部，召开了罢工工人及沪西工友俱乐部的干部大会，认真分析了形势，制定了斗争的策略。会上，与会代表情绪激动，多数人主张再来一次“大摇班”，煞煞帝国主义的威风，长长中国工人阶级的志气。刘华同志认真听取了同志们的意见，深思熟虑地指出：“目前市场上棉价高、纱价低，东洋鬼子正利用这个机会，阴谋用关厂办法来对付我们，要是‘大摇班’，就会中敌人的圈套。所以，现在可以用做得慢的怠工办法来斗争。”与会同志同意了刘华的意见，一致同意不采取总罢工的形式，而采取轮流罢工和怠工的形式。随之，内外棉第三、四、八、十二、十五厂、同兴第一厂、日华第四厂等工人按照党和工会的指示，纷纷由罢工转为怠工和轮流罢工，使斗争此起彼伏。

日本资本家先利用巡捕和警察进行武力干涉，但对随之而来的工人怠工

却束手无策，只有把气出在工会身上，大批开除工会活动分子。在内外棉各厂，凡发现有人征收工会会费，就立即开除。5 月 11 日一天，就有 31 人被开除。5 月 14 日上午，内外棉十二厂又张贴布告，胡说细纱间工人孔小二子和孔金舆“散布工会谣言，煽惑人心”，将他们开除。当工人们推选 5 名代表与厂方评理交涉时，日本资本家又勾结巡捕，公然逮捕了这些代表。对此，十二厂工人忍无可忍，立即罢工反抗，要求恢复被开除工人的工作。

十二厂的罢工直接影响到相连的内外棉七厂。因为七厂是织布厂，要靠十二厂供应棉纱。这时，党和工会决定其他厂工人暂不罢工，特别是七厂工人要坚持照常上班，以加重日本资本家的压力，支持十二厂工人的斗争。

5 月 15 日，七厂的日班工人照常进厂上工。可日本资本家借口无纱不让开工，并要求他们劝说十二厂的工人复工。工人要求照发当天工资。经调解，先发 5 个小时的工资。当天下午 5 点多钟，七厂的五、六百夜班工人照常来上班，可日本资本家却将大门紧闭，不准工人上工。工人们要求日本资本家开工或照发工资，但日本资本家置之不理。这时只见一个青年工人从人群中奋不顾身挤上前，带着一群青年工人猛敲大门，并高声叫喊：“快开门，我们要上工！”不发工资不回去！但是，厂里还是一点声息都没有。有的工人气得就搬起石头，使劲地往门上砸。这下，躲在门内的日本人才着了慌，从洞口伸出脑袋来说：“厂里没有纱做，大班叫你们统统回去，过两天再来上工。”愤怒的工人再也不能等待了，他们在顾正红的带领下，奋力撞开大门，涌进工厂。

厂里的日本领班一见工人进了门，就轮起铁棒、木棍滥打工人，并急忙给厂主打电话，要求增援。当场，就有好几个青年工人被打得头破血流。顾正红等看到这情景，一面高喊：“东洋人打伤人啦！东洋人打伤人啦！”一面带了一部分工人冲入物料间，每人拿了一根打梭棒以备自卫。

这时，内外棉厂的副总大班（邓今副总经理）元木、七厂的大班（经理）川村等接到电话，带着一帮打手，个个手拿武器，杀气腾腾地朝工人们冲来。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屠刀，工人们面无惧色，勇往直前，共产党员顾正红走在队伍的最前列，并带头高呼：“反对东洋人关厂压迫工人，不开工就给工钱。元木、川村等人一看带头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早就注意的工会活动分子顾正红，就立即向顾正红开枪，击中了顾正红的左腿。顾正红咬紧牙关，忍着巨痛，高呼：“工友们！大家团结斗争啊！”突然，敌人的子弹又击中了他的小腹，鲜血直流。顾正红紧紧抓住身旁的一棵小树，鼓励工人们继续坚持战斗。刽子手川村又对他连开二枪，一个打手还用刀猛砍他的头部，顾正红倒在了血泊之中。与此同时，有 10 余名工人被打伤。

工人们怀着非常沉痛的心情把顾正红送到了医院。但终因伤势过重而光荣牺牲，年仅 20 岁。

顾正红同志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儿子，为了工人阶级的伟大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 1905 生于江苏滨海一个贫苦

农民家庭。1921 年 10 日逃荒来上海，在上海内外棉七厂当工人。在 2 月罢工时积极参加，并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顾正红被枪杀，使日本帝国主义者凶相毕露，大大激发了内外棉各厂工人以及广大人民的反帝斗志，“为顾正红报仇”的呼声传遍了全市。5 月 15 日晚上内外棉厂工人纷纷集会罢工，厂工会连夜行动，两次向全国各工会、学校、报社发出宣言，控诉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血腥暴行，号召全国同胞支援工人斗争。宣言宣告：“敝会会员顾正红君又惨死于日人手枪之下，不仅敝会所深痛，亦即中华民族之奇耻大辱，此仇不雪，国亡无日矣！各界同胞必深同愤，请以全力为我后援。”工会还提出了惩办凶手，承认工会等要求，并派代表到学校和各团体进行宣传。

5 月 15 日晚，中共上海地委召开了紧急会议，并派李立三赴小沙渡了解有关情况，根据李立三的报告情况和斗争形势，中共上海地委当晚决定一面扩大罢工，一面发动各界援助，形成一个群众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第二天，内外棉五、七、八、十二等厂 1 万多工人一齐罢工，在潭子湾集会，控诉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者枪杀中国工人的罪行，并组织起来了罢工委员会、纠察队、交际队、演讲队和救济队。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通告，呼吁各地同志立即号召工会、农会、学生会以及各种社会团体一致援助罢工工人。党又通过“上海印刷工人联合会”联合上海工、学界等 35 个团体首先组织了“日人惨杀同胞雪耻会”，发表宣言、散发传单，谴责日本帝国主义者枪杀中国工人的罪行，支持工人的斗争。

18 日，顾正红的遗体从租界运往谭子湾时，男女工人列队往迎，“要行凶者偿命！”“坚持罢工到底！”的呼喊声不绝于耳。下午，党又在谭子湾“沪西工友俱乐部”门前召开有 4000 多工人参加的大会，顾正红的灵柩被抬到会场，搭台吊祭。

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枪杀顾正红之后，对风起云涌的上海工人运动又进一步采取镇压和破坏活动。日本纺织同业会连续几夜开会，密商对策。日本资本家则派日侨商会会长回国，去向政府报告罢工风潮。日本政府要求驻上海、青岛的日本官宪，迫使中国军阀取缔工会，镇压罢工。驻沪日本总领事要求中国官厅“防范”罢工，取缔工会，并威胁说，如果中国官厅无力应付，日本将自行派兵来华镇压。他还警告上海租界各中国报纸，不准刊载有利工人斗争的消息，违者将封闭报社、逐出租界。所以，对顾正红被枪杀以及工人的罢工斗争，一般报纸都不敢如实报道。军阀历来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淞沪警察厅根据日本驻沪总领事的要求，解散罢工策源地沪西工友俱乐部，并训令各所属区署队“如有工人聚众罢工以及煽惑等事，务请特别注意，严行遏止。”

5 月 19 日，中共中央根据斗争的新形势，提出了新的策略，发出第三十三号通告，指出：“应该号召一个反对日本的大运动”。为此，要求各地共产党员“即邀当地 C．Y．（即党、团组织），组织开一联席会议，下全体动

员令，组织游行演讲队⋯⋯向日本帝国主义者加以总攻击，不必以上海纱厂事件为限。”为了将顾正红被枪杀真实情况公诸社会，冲破帝国主义的压制，扩大斗争影响，进一步动员广大市民参加到反帝爱国斗争中来，党决定 5 月

24 日在谭子湾举行全市规模的公祭顾正红烈士的追悼大会。

5 月 24 日，公祭顾正红烈士追悼大会隆重举行。会场四周挂满了挽联挽幢和各个工会的匾额，中间悬挂着顾正红烈士遗像，中间白色的帷幕上有刘华亲笔书写的横额和挽联。横额是：“工人先锋”。上联是：“先生虽死，精神不死！”下联是：“凶手犹在，公理何在！”在帷幕后面放着烈士的灵柩，上面覆盖着一块洁白的绸子，上书“东洋人打死中国人”8 个大字。守卫着灵柩的是由 20 个工人组成的纠察队。参加追悼大会的有工人、学生、市

民多达 1 万余人。大会气氛悲壮。由刘华任总指挥。会上，宣读了祭文，介绍了顾正红烈士的生平及遇害经过，分头进行了讲演，指斥了日本资本家的罪恶。“为顾正红烈士报仇！”“支援日本纱厂工人！”“反对东洋资本家枪杀中国工人！”的口号，响彻会场上空。这次大会成了动员各界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大会。

烈士的鲜血唤起了人民的觉醒。首先起来支援工人斗争的是青年学生。他们同工人一起演讲、募捐，进行了有力地宣传。23 日，文治大学两名学生因上街募捐被无理逮捕。24 日，上海大学学生在前往潭子湾参加顾正红烈士追悼会，路过租界时被抓去 4 人。租界当局并以“扰乱治安”的罪名，决定

于 5 月 30 日进行审讯。学生们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前往租界当局，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遭到拒绝。

27 日，上海大学、文治大学、大厦大学、同德医专等 32 个学校的代表，

在恽代英主持下，讨论学生斗争策略问题。会议通过 3 项决议：1．通过传单和露天演讲，向公众说明罢工的真实情况；2．募捐援助因罢工而急需救济的工人；3．现在被拘押的学生，如果到 5 月 30 日尚未恢复自由，应采取措施，

设法营救。同日，上海南洋大学等 60 余个团体的代表开会讨论了营救被捕学生的办法。

与此同时，帝国主义为了进一步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上海租界工部局在上海公共租界纳税外人会议常年大会上，准备提出 4 个提案。即“增加印刷附律案”、“增加码头捐案”、“交易所注册案”、“改善雇用童工案”。“增加印刷附律案”规定一切印刷品包括报纸、小册、传单、书籍、小张张贴等，必须向工部局注册，否则将予以罚款，并追究刑事责任。这个规定严重钳制了中国人的言论、出版的自由，扼杀中国人民的文化出版事业。“增加码头捐案”规定凡租界内之人，将货物过海关，或在码头上起卸货物下船转运，均可扣捐。并将码头税增加了 50％，严重加重了工商业者和市民的负担，使中国工商业被压制。“交易所注册案”规定，凡中国人在租界开设交易所，必须把注册办好，到工部局注册，否则不准营业。“改善雇用童工案” 则妄图使雇用 10 岁以上的童工合法化。这四个提案不仅侵犯中国的主权，而

且也有损民族资产阶级利益，所以上海各界人民强烈反对这 4 个提案。纳税外人常年大会因不足法定人数而未能通过提案。

工部局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不顾上海各界人民的反对，准备于 6 月 2 日

再召开会议通过 4 提案。上海人民反对 4 提案的斗争更加激烈。这时，上海人民反对租界越界筑路的斗争也日益高涨起来。这些斗争与日商纱厂工人的斗争迅速结合起来。形成了上海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巨大浪潮。

面对不断发展的形势，5 月 28 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紧急会议。恽代英、蔡和森、郭景仁、黄正广、李立三等出席了会议。会议研究了形势，讨论了党应采取的策略，与会的绝大部分同志认为，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正处在一个极为有利的革命形势下，党组织应积极地领导社会各阶层人民，把工人的斗争和反帝斗争结合起来，团结一切力量，掀起一个反帝运动的新高潮。李立三在发言中指出，必须扩大社会的运动势力，各团体各学校起来援助工人。蔡和森提出要向各方面活动，争取同情。会议明确提出，把工人的经济斗争与目前正在蓬勃发展的反帝斗争汇合起来，把斗争转变为民族斗争。会议还作了《扩大反帝运动和组织五卅大示威》的决议。决定：1．分头向各校负责人谈话；2．向学校宣传，并须派工人同志回去；3．印发传单—

—包括揭露外国人侵略中国的一切事实；4．于 30 日下午上街演讲示威。蔡和森根据会议的策略主张，制定了详细的行动方案。随后，立即开始了紧张的组织和宣传工作。

5 月 29 日，李立三主持的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发表宣言，呼吁社会各

界投入到反帝斗争中去，并选派优秀工人，组成了 30 日赴租界演讲队。上海

学联和工会的代表，分别深入到各工厂、学校进行宣传，并告以 30 日全上海学生集中到公共租界讲演。恽代英领导的上海学生联合会开会，组织了演讲队，拟定了演讲大纲，选定了演讲地点。上海人民以无比激动的心情，为 30 日的战斗紧张有序地准备着。

日本资本家枪杀顾正红的事件，燃起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满腔怒火，成为五卅运动的导火线。随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使已经出现的革命的星星之火，迅速发展为燎原的熊熊烈焰，一场反帝爱国斗争的大风暴即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