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魔爪下的花蕾艾滋病小斗士之死

２０００年７月９日至１４日，第１３届国际艾滋病大会在南非东部港口城市德班隆重举行。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打破沉默”。会议要达到的目的是，希望国际社会更加重视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遏制艾滋病的蔓延；希望全世界、全社会的配偶之间、伙伴之间、父母之间以及孩子之间，都应该正视并公开讨论艾滋病的危害。

会上，有一名１１岁的艾滋病患者小恩科西，站在主席台上，用自己稚嫩的声音，向台下数千名与会代表讲述了自己的母亲赫兰拉·卡马洛被艾滋病夺去生命，自己出生时就感染上ＨＩＶ的悲惨遭遇。小恩科西在发言中对南非政府进行了成人口吻的猛烈抨击，他指责政府没有能够向携带艾滋病病毒的孕妇提供药品和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他本人就是政府的严重失职而导致出生时就感染上艾滋病的。

对于小恩科西的无情指责，南非政府无法回避。在南非，每天都有约２００名携带ＨＩ Ｖ的婴儿出生，这些孩子中有四分之一活不到自己的第二个生日。恩科西·约翰逊是个顽强者与幸运者，在母亲去世之后，他顽强而幸运地活了下来，一直活到今天，走上了国际艾滋病大会的主席台。

小恩科西在发言中说：“我在此希望政府向携带艾滋病病毒的孕妇提供艾滋病药物，使她们不再把病毒传染给她们的孩子。孩子们对病毒的抵抗力太弱了，他们很快就会死去！”

在闪光灯的照射之下，小恩科西眼眶里噙满了泪水：“我认识一个被抛弃的小男孩，他后来与我们生活在一起，他的名字叫迈基。他到我们那里后，呼吸已经喘不过气来，不能吃东西，他是那么虚弱。后来我母亲基尔（养母——笔者注）不得不把电话打到福利机构，把他送进了医院，而他去后就再也没有出来。小迈基是那么可爱的一个小男孩。我认为，政府必须做一些事情，因为我不希望其他孩子像迈基那样死去。”

小恩科西的发言像沉重的木锤敲击着人们的心弦，它发出了轰然的共鸣，足以使全世界从总统到平民所有的人的灵魂发生剧烈震撼。

恩科西·约翰逊两岁时，生母被艾滋病夺去了生命，基尔·约翰逊收养了恩科西。医生对养母说，恩科西最多能活６个星期，但恩科西却以惊人的生命力创造了奇迹——他顽强地活了下来。

恩科西在国际讲坛上公开指责自己国家的总统，他的行为震动了整个南非。人们把他当作南非反对歧视艾滋病患者的一个有力的象征，称他是同艾滋病进行抗争的小英雄。

自第１３届国际艾滋病大会结束以后，恩科西的生存环境有了很大的变化，约翰内斯堡的民间慈善机构建立了以恩科西名字命名的艾滋病之家——“恩科西天堂”。后来，“恩科西天堂”成了艾滋病儿童的乐园。

南非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知道了恩科西的事迹后很受感动，亲自到医院里去看望他， 称他是“为生命而战的偶像”。

曼德拉说：“像恩科西·约翰逊这样的孩子，应该过着充满欢声笑语的幸福生活，然而，可恶的艾滋病病毒剥夺了他的欢笑与幸福，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痛苦和折磨。”

恩科西渴望欢笑与幸福，恐惧病魔与死亡，１１岁的小孩懂得很多很多。他知道的，他感觉到的，与他的幼小年龄很不相称。

夜里的黑暗与寒冷使他有些害怕。每当这时候，他总要悄悄地对母亲说：

“一想到我自己未来某一天的葬礼，我就打心里感到害怕。我现在想得比较多的是我还有最后活下去的机会吗？今天会是我的最后一天，今年会是我的最后一年吗？”

小恩科西的“最后一年”终于来了，这一年是２００１年。

小恩科西的“最后一天”也终于来了，这一天是６月２日——一个全世界儿童的节日的第二天。

正是这一年的这一天早晨５时４０分，小恩科西在家中平静地走完了自己最后的路。 络绎不绝的男人和女人、大人和小孩前来看他，他的床前摆满了鲜花。人们失声痛哭，

争相前来送小恩科西一程。

在恩科西的遗容前，曼德拉垂下了他那颗高贵的头：

“又一个年轻的生命离我们去了，这太可怜了。一个人究竟该如何面对天灾，恩科西就是榜样。”

恩科西的养母非常感谢前来送行的成千上万认识的与不认识的人。她说“恩科西睡着了，他睡得很香很甜很安静。”

第十一章 魔爪下的花蕾“妈妈，啥叫艾滋病？”

灵灵今年７岁了，７岁是该背着书包天真烂漫进学校读书的年龄。

灵灵依着门框，看门前孩子们三三两两上学的高兴劲儿，心里就有些痒。

灵灵不明白爸爸妈妈为什么不带她去学校报名读书：“爸爸，我为什么不去上学？” “学校不让你进去。”爸爸刚说完最后一个字，泪水就扑扑地往外涌出来了。 “爸爸，学校为什么不让我进去？”灵灵摇着两根牛角辫继续问爸爸。

爸爸泪流满面，哽咽着无法回答。

灵灵把牛角辫摇向妈妈：“妈妈，你说学校为什么不让我进去？”妈妈艰涩地苦笑着说：“因为你生病了。”

“隔壁王阿姨她们小惠不也生病了么 她为什么能进学校？我为什么不能？” “小惠得的是感冒。”

“我咳嗽、发烧，不也得的感冒吗？”

“不，你不是感冒，是艾滋病。”妈妈的眼泪不听使唤地直往外涌。 “妈妈，你别哭呀！啥叫艾滋病？” “灵灵，你有完没完？”妈妈无法回答，爸爸实在听不下去了，胸中那颗心，仿佛让女

儿撕成了八瓣一样难受，于是吼道。

灵灵“哇”地一声哭了起来，边哭边说：“人家不懂嘛，人家不懂嘛！”

灵灵是何振清的独生女儿，三年前因输血染上了艾滋病病毒，开始听说女儿ＨＩＶ抗体呈阳性，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何振清怎么也不相信，硬说医院给搞错了，要重新进行血检。重新血检，灵灵的ＨＩＶ抗体还是阳性，何振清还是不相信，认为医院的仪器设备有问题。医生让他到省防疫中心作全面复查，于是他又带着灵灵到省防疫站，要求再次血检。

这一次血检，何振清不敢去取报告单，而是让妻子秦淑芳去取。几个小时过去了，也没见人回来，何振清心里直打鼓：该不是出事了？

他放心不下，急忙到省防疫中心找人，看见淑芳正躺在急救室的病床上，防疫站的医生正在进行抢救处理。他脑袋“嗡”的一声炸了，冲进屋去问医生：“淑芳怎么啦？她怎么啦？”

医生问明白何振清与被抢救者的关系后说：“她得知女儿血检呈阳性之后，便倒在地上人事不省了。这不，大家正在抢救呢！”

“血检报告在哪儿？我看看！”何振清急得语无伦次地大声喊道。

当他从妻子口袋里掏出报告单，明白了报告单上的结果后，三两下竟把报告单扯了个粉碎：“我还是不相信，灵灵怎么会得那种病呢？她还小啊！”

事实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灵灵得病了，而且是得的艾滋病。作为父亲和作为母亲的当然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他们心中的小太阳即将失去光芒，即将陨落。何振清和秦淑芳都是农民。何振清高中没毕业就回家务农，秦淑芳是邻村的姑娘，读了

初中便在家里挑起了生活的重担——父亲瘫痪在床，母亲长年哮喘不断，不到三年时间里， 两位亲人相继去世。这时有人介绍，她没有更多的考虑便嫁给了何振清。

何振清的家境稍好一些，在家排行老四，上面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在农村，人们常认为生了儿子便有了香火，也许何家香火太旺盛的缘故吧，两位哥哥以及嫁出去的一个姐姐， 每人都生养了两个孩子，六个全是有茶壶嘴儿的，没有一个是女娃娃。兄弟姐妹聚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心里嘴上总有一种幸福之余的遗憾。

秦淑芳理解一家人的心思，过门之后不到一年时间里便给这个家庭生了一个女孩儿。何灵的诞生，给这个几乎清一色男子汉的大家庭带来了笑声与欢乐。何振清两口子更是视女儿为宝贝疙瘩，含在嘴里怕化了，捏在手中怕飞了，一家人的喜怒哀乐几乎全是围着这个山村小公主转的。

由于秦淑芳家庭贫寒，自己体弱多病，灵灵生下来体质也弱，常闹病闹灾的，住院似乎成了家常便饭。乡卫生院住过，镇卫生院住过，县中医院和县人民医院也住过。回忆中，灵灵输过几次血，但却无法查证哪一家医院卫生院的哪一次输血与灵灵感染ＨＩＶ有关。

何振清确信女儿灵灵得了艾滋病，也曾找过几家医院讨说法，但都不了了之。

挽救女儿要紧，何振清便把向医院讨说法的事儿搁在一边，兄弟姐妹凑了３５０００块钱，让何振清抱着女儿到了北京。

在北京住院期间，何灵的病情得到缓解，打、跳、笑、闹、玩，恢复了小孩子的常态。偶尔，护士还教她背两句唐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阿姨，黄河不是流向海里的，是流向山里的。”灵灵天真地给教她背唐诗的护士阿姨“纠” 起错来。

“灵灵，黄河是流向海里的，那个海叫渤海，好大好大的海。”

灵灵还是不信：“没来北京之前，我每天每天都要看黄河，黄河就是朝山里流去的呀！”钱花完了，何振清又抱着女儿回到了黄河边：“爸爸，你看黄河不是流向山里了吗？为啥

护士阿姨偏要说‘黄河入海流’呢？”

父亲笑了笑：“灵灵，你说得对，护士阿姨也说得对。”灵灵睁大了眼睛：“为什么？”

“从我们这儿看，黄河是朝山里流去的，如果爸爸带你翻过山去看，黄河便流向海里去了。”

灵灵的聪明，给了何振清几许安慰。或许正是这几许安慰，又给何振清带来更难言、更沉重的痛苦。

该上学了，何振清带着孩子去报名。老师头也未抬：“哪个村的？”何振清回答：“旗杆坪。”“啥名字？”“何灵。”

“何灵？！”老师手中的笔不动了，眼镜儿差点从鼻梁上跌下来，“我们这儿不收她，不收她！”

“为什么？”

那位老师如同回避瘟疫一样迅速离开：“你到县里去吧！”

旗杆坪离县城二三十里地儿，一个孩子而且是一个得了艾滋病的孩子，能跑那么远去读书吗？更何况县里学校能不能收也是一个问题呀！

不能读书，终究是灵灵心中的一件憾事，这件憾事一直伴随着灵灵走完人生最后一个脚印。

灵灵发病了，何振清卖了房子，凑得两万多块钱又带灵灵上了北京。钱用完了，何振清又抱着灵灵回到了黄河边上的小山村。如此反复，已将何振清的精力和财力耗尽。

灵灵又发病了，高烧，咳嗽，心悸，而且淌了许多鼻血！ “爸爸，我们还上北京吗？”

何振清抹去眼中的泪水，无法回答灵灵的期盼。 “爸爸，北京真是神了。不然，为什么我得了病一到北京就好了呢？你带我去北京吧，

病好了，我给你背‘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好吗？”

何振清再也控制不住了，一把将灵灵揽进怀里，放声大哭：“灵灵，我的乖孩子，爸对不起你，爸对不起你啊！”

顽强的生命力，又让灵灵奇迹般地多活了半年时间。

秋风起了，秋水凉了。此时的灵灵，已失去以前所有的活力与光泽，在父亲怀里，乍看像一把串起来的骨架子。一切都荡然无存，存在的只有那首唐诗和那个遗愿。

“爸爸，你说你带我去看海，去看黄河入海的地方，我去不了啦！” “不！灵灵，爸爸要带你去的，一定带你去的！”

“爸爸，我去不了了，灵灵走不动了。不去看海，我也知道黄河是流向海里的。小惠告诉我，老师给她讲了好多好多东西；小惠也跟护士阿姨说的一样，咱家门前的黄河是流向渤海的。如果我上学，我早也知道这些道理了，可是——”

“灵灵，你别说了，都是爸爸的错哇！” “爸爸，你别哭了，我给你背诗吧。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

“楼”字尚未出口，只是一丝气息，灵灵便永远地离开了她亟想知道但又无法知道的世

界。

第十一章 魔爪下的花蕾“我想上学！” ２００１年世界艾滋病日前夕，在北京广播学院举办的以防治艾滋病为主题的晚会上，

一个中年男子拉着自己８岁的女儿在掌声和泪光中出场。他出场不是表演节目，而是向台下师生们、向全社会发出呼唤：

“我的女儿是无辜的！我想让她活下去，希望社会救救她！”

这名中年男子名叫张建启，他的年仅８岁的女儿名叫夏青，是一名ＨＩＶ感染者。

张建启是河南雎县河堤乡的一个农民，２００１年４月，女儿得了一场大病，开始以为是感冒，吃了一些药仍不见好转，高烧不退长达５０多天，而且身上开始起疱疹。

张建启感到女儿不是一般的“感冒”了，便带着孩子来到雎县人民医院进行医治。

前段时间，河南个别农村发生的大规模ＨＩＶ感染事件震动了社会各界，引起了社会各界特别是医疗卫生机构的高度重视。雎县人民医院收治夏青时，就觉得这个孩子的病有些异常，要求对夏青做血液检验。

血检结果出来了，夏青的ＨＩＶ抗体呈阳性，基本认定夏青是一名ＨＩＶ感染者！ 张建启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医院建议张建启带孩子到省上进一步确诊。 于是张建启带着夏青来到河南省皮肤病性病防治研究所再次进行血检。

最后结果出来了，血检报告单上醒目地写着：ＨＩＶ抗体呈阳性！ 痛苦悲愤之余，张建启不明白孩子怎么染上这种怪病的。

医生耐心地告诉他艾滋病传染的三个主要途径：性、血液、母乳。第一个原因完全可以排除，第三个原因可否排除呢？

夏青不仅可以直接从母体染上艾滋病，她母亲也为孩子输过血啊！如果说夏青染上ＨＩ Ｖ是一个严重的医疗事故的话，如果说张建启要向有关医院讨个说法的话，对夏青母亲进行血检将是必不可少的一关，只有排除夏青母亲传染ＨＩＶ的可能性，才有可能追究相关医院的责任。

检测结果出来了，孩子母亲的ＨＩＶ抗体试验为阴性。证明夏青感染艾滋病与母亲无关！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惟一有关的感染途径就是输血了。

经过回忆，张建启认为女儿感染上艾滋病，很可能与六年前的一场大病有关—— １９９５年农历五月二十八日，年仅两岁的夏青因肠坏死手术，在河南雎县某医院接受

过输血。当血输了不到２５毫升时，医生说血稠，便改输夏青母亲的血。 １９９９年底，小夏青又得了血小板减少症，医院又给孩子输了４个单位的血小板，并

连续输了三次血。这次所用的是某血站供应的血小板和血液，是经过医生全面检查的，应该没有任何问题。

关键是１９９５年输的那２５毫升，难道十恶不赦的艾滋病魔鬼就藏在那２５毫升狭小的容积里？

张建启找到医院，医院方面作了明确的答复：“１９９７年血液统筹后出了事我们管，之前管不了。”

对于此一答复，张建启当然不服，虽经多方奔走，向医院讨说法的事至今仍无进展。 跟医院交涉没有结果，总不能拉下孩子不管吧？正当张建启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位好心

人闯进了他们的生活。

这位好心人就是国家天文台研究生李丹。

２００１年１月，在好心人李丹的帮助下，张建启带着女儿来到北京地坛医院进行治疗。可爱活泼的小女孩夏青来到北京治疗艾滋病的消息，经北京电视台《晚间新闻报道》报

道后，父女的命运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其中也有人视艾滋病人为洪水猛兽拒绝给予关怀的， 比如张建启父女俩租住房子的房东，在看到当天北京台播出的有关新闻后，立即让父女俩搬出去。万般无奈，张建启带着女儿顶着寒风，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穿梭，寻找一处栖身之地。

虽然张建启父女俩遇到了不快与烦恼，但今天社会的光明度，还是足以暖开这对不幸父女的心扉的。对于社会的包容与关爱，对于多数好心人伸出的援助之手，张建启感慨万千： “从内心讲，我很庆幸。在地坛医院，我们遇见了像徐克沂、张福杰这样的好医生；而

且夏青的事情在媒体上报道后，我们得到了社会上很多人的关心和帮助。”

说到这里，张建启的眼睛潮湿起来，他举例说：“住在上地桥的一位谢老师，托女儿专程来医院看望夏青，还捎来了５００元钱并热情地告诉我，说如果在北京没地方住，他们一家可为我们提供免费吃住的地方。这种好心人，北京多得很呐！”

张建启又指着床上一堆礼物说：“这些都是同情夏青遭遇的人送给她的礼物。这是和她同龄的小朋友送她的毛毛熊和书包，还有热心的阿姨叔叔买来送给她的图画书和文具盒。”

小夏青是一个聪明好动的孩子，但是在医院里，生活的空间很狭小，她无法接触到同龄的孩子，与他们一起唱，一起跳，一起玩儿。在病室里，她最开心的朋友，就是叔叔阿姨们送来的毛毛熊和小布猴了。爸爸看见小夏青特别喜欢动物，抽空带她进了一回动物园。小夏青本是农村出来的孩子，没见过北京有这么大，也没见过动物园有这么大，更没见过有那么多各种各样的动物，她高兴极了。看够了地上跑的，又看天上飞的，她最喜欢的就是金丝猴和小猩猩了。

她跟金丝猴说话，金丝猴不理她，“刷”地一下跃到树梢上，给夏青做着鬼脸；她又逗小猩猩，小猩猩这家伙人的灵性还不小，它挤眉弄眼抓耳挠腮地直冲着小夏青乐呢！

以后每当小夏青遇到不开心的事儿，总要缠着爸爸上动物园。当然，最令爸爸难堪的事儿就是小夏青吵着要上学了。

叔叔阿姨送的图画书看完了，小夏青觉得不解馋，便扯着爸爸的衣角说：“爸爸，咱们回家吧！回家我好上学。”

张建启该怎么回答女儿的正当要求呢？想到女儿的病，张建启鼻子一酸，眼泪直往肚子里咽：“青青，你需要上学，但现在你的病情不允许你去上学。如果你想上，爸爸将来找一个阿姨来教你，不过你得听话，知道吗？”

“我知道。爸爸，我们什么时候回去？”小夏青有些急了，她着急，也许就是为了那个回家上学的愿望吧。

张建启觉得，回家是个无奈的结局，但这却是必然。

张建启心里很清楚，全家老小五口人，全靠他一人在建筑工地打工维持生活，即使是全家人不吃不喝，一年到手的钱也不过三四千块钱。而女儿在医院治疗，每月药费最低也得５ ０００元左右，相当于张建启一年的收入。而且这还是一般性的治疗，如果采取一些比较有效的方法如鸡尾酒疗法等，花的钱更多！并且夏青一旦用药，就不能中断；假如停止用药， 病情就会反弹，甚至危及女儿的生命。如果现在就不用药，医生说，小夏青最多还能活一年多时间。

对于张建启这个３０多岁的农民来说，摆在他面前的，是一种两难的选择。

由于新闻媒体介入，张建启又有了第三种选择，那就是本文开头那一幕，他带着他的女儿向社会发出泣血的呼唤：

“我的女儿是无辜的，我想让她活下去，希望社会救救她！”

第十一章 魔爪下的花蕾“救救孩子！”（1）

想上学的“ＡＩＤＳ”儿童何止何灵和夏青。

年仅８岁的艾滋病患者李鹏鹏在回答记者提出的“想不想读书”问题时说：“想！我做梦都想尽快回到学校里和小朋友在一起！”

李鹏鹏是安徽省临泉县迎仙镇韦小庙小学的三年级学生，打从他能够记事开始，他就与“感冒发烧”、“肺部感染”等病症结下了不解之缘，隔三差五感冒、发烧、身体不适，成了乡、县两级医院的常客。

李鹏鹏的病总是好了又患，患了又治，每一次治疗，医生总免不了在处方笺上写下“肺炎”、“肺结核”等字样。

从１９９７年开始，鹏鹏的病加重了，而且发病时间间距也缩短了，动不动就进医院打吊针，这种莫名其妙的状况一直折腾了两年多时间。

后来医院通过血检，证明李鹏鹏感染上了艾滋病。几乎所有给鹏鹏会诊的医生和专家都认为李鹏鹏染上这一致命疾病的惟一途径是输血感染。

据《江淮晨报》报道，尽管李鹏鹏的父亲李中法目前已将诉状递到了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将那家可能让鹏鹏得病的医院告上了法庭，但李家目前的状况已经等不到那个时候了： 家里能卖的已经卖得精光，包括过冬充饥的粮食也卖得一颗不剩；鹏鹏的患半身不遂的母亲， 不能站，只能躺在床上，靠一条破旧薄被过冬……

几乎与李鹏鹏命运相同的另一“ＡＩＤＳ”儿童凯佳是个刚满三岁的小女孩。她出生时， 母亲难产，医院给她母亲输了卖血人的血，在凯佳两岁时，母亲得艾滋病撒手人寰，留下了丈夫王为军和女儿凯佳。

凯佳自一生下来，心里就没有娘的概念，爸爸一手把她拉扯到三岁。后来看见别的孩子

常“娘啊娘”地喊，便问爸爸：“爸，俺娘呢？”

王为军抹着泪水把头扭开，回答道：“上班去了。”孩子一听高兴了：“上班挣钱，回来好买新衣裳！”

凯佳哪里知道，她的娘一年以前就去世了，回家只是心里永远的梦。

凯佳更不知道，小小年纪的她跟娘一样，也染上了那“怪病”，也许要不了多久，她也会追随娘的脚步而去的。

王为军曾向医院讨说法，医院只承认非法采血，不承认因此让王妻感染上了艾滋病。 与此同时，当地不断发现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正如一年前记者采访一位防疫站站长

所说的那样，这个地方长期以来由于血液管理混乱，对艾滋病监控不力，导致艾滋病疫情流行，暴露出来的问题仅是冰山一角！

作为一名年幼的ＨＩＶ携带者，小凯佳不仅要经受艾滋病的折磨，还要经受生活中不理解艾滋病人的那些人的歧视。

生活里，没有人与他们家的人来往，连同住在一个院子里的叔叔伯伯也都搬走了，人们见了她和她父亲、爷爷，如同见了魔鬼一样躲得远远的，有时竟把凯佳吓得哭了起来。

最让凯佳高兴的事就是向爸爸要一毛钱去街上买糖吃。卖糖的人见凯佳来了，忙取出一两块糖扔给她，凯佳拿着钱直喊：“阿姨！钱，这是买糖的钱！”

阿姨急忙退避：“你快走开，我不要你的钱！”

凯佳至今都不明白，阿姨给了糖怎么就不收钱呢？她哪里知道，在人们眼中，ＡＩＤＳ 患者手里的钱也是魔鬼呀！

实在挺不住了，王为军把那家医院告上了法庭，北京大学妇女法律援助中心免费替他们打官司。

官司胜算几何？又能赔偿多少？即使是医院给予一定的赔偿，能挽救小凯佳的生命吗？ 最让王为军伤心的是看不到官司胜诉的那一天，小凯佳就走了。因为医生曾告诉过他，

孩子５岁前最容易发病。

也有人出主意说，干脆把孩子弄死算了。爷爷被惹怒了：“这病是她自己愿意得的？孩子她妈不在了，就不能让她多活几天？”

小小年纪，凯佳眼里总是浸润着忧郁和泪水。她有时望着铅一般沉重的天空发愣：“我还能活下去吗？我还能活多久？”

在中国，儿童ＨＩＶ感染者感染渠道从以前的纯母婴、输血已发展到吸毒传染。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警号。

这里有一串令人心悸的数字，深圳市戒毒所从去年至今已收治１８岁以下的吸毒少年７ ７人，其中１６岁以下的有１３人，１４岁以下的有６人。而且去年发现的１０例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中，其中有９人都在２０岁以下，最小的年仅１２岁！

艾滋病正威胁着全人类，尤其是儿童、青少年和妇女的生存。

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统计：１９９８年，超过３００万儿童和青年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其中包括５９万１５岁以下的儿童和２５０万１５—２４岁的青少年。所以１９９８年世界艾滋病日的宣传主题定为：青少年——迎战艾滋病的生力军。

在今天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上，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有儿童被战争、饥饿、贫穷夺去生命，艾滋病恶魔更是肆无忌惮，致使每天有超过８５００名儿童及青少年感染上艾滋病病毒， 平均每分钟就有６人被艾滋病恶魔击中！

迄今为止，艾滋病已经夺去了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５０多万儿童的生命，致使１３ ００万儿童成为孤儿，其中有１０４０万人的年龄在１５岁以下。

正如南非艾滋病少年恩科西·约翰逊一样，这些儿童经受的悲痛是巨大的。

第十一章 魔爪下的花蕾“救救孩子！”（2）

正当世界上最贫穷的受到影响最大的一些国家正在奋力与这种疾病做斗争和努力照料好一代孤儿的时候，随之而来的将是更巨大的社会危机。这场危机规模巨大，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孤儿人数通常不到１％，在艾滋病肆虐之前的发展中国家，大家庭和社区接纳孤儿人数的比例仅略高于儿童总数的２％。相比之下，乌干达现在因艾滋病而沦为孤儿的人数在儿童总人数中所占比例已经达到令人震惊的１１％！在赞比亚， 这一人数达９％；在津巴布韦为７％；在马拉维为６％。

艾滋病在非洲已经或者正在成为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博茨瓦纳，５岁以下儿童死亡者有６４％是因艾滋病感染而引起的；在南非和津巴布韦，一段时期内艾滋病将是造成儿童死亡率增加１００％的主要原因。一些专家甚至认为将出现幅度更大的儿童死亡率。美国人口普查局估计，至２０１０年，津巴布韦５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将是以往不存在艾滋病情况下儿童死亡率的３．５倍，婴儿死亡率将会增加一倍。在某些非洲国家，医院的报告说，有３／４的儿科住院病人是儿童ＡＩＤＳ患者！

非洲如此，亚洲的情况又如何呢？

艾滋病在亚洲儿童中肆意蔓延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与中国毗邻的缅甸，年轻人面临着日益增加的ＨＩＶ／ＡＩＤＳ威胁，全国性病人口中１５—２４岁组人群占４０％。现已明确，性病使感染ＨＩＶ的机会增加１０倍。在缅甸的静脉注射吸毒者中，ＨＩＶ阳性率高达５４％！一项近期调查发现，１５—１９岁的静脉注射吸毒者中，已有２７％感染上了艾滋病！

中国的情况不容乐观。

在中国，截止１９９９年底的统计数字显示：７９％的ＨＩＶ感染者为２０—４０岁人群，年龄小于１９岁的感染者占９．５％！

据中国生殖卫生教育学会就青春期教育的一项全国调查显示：中国的少男少女与１０年前相比，已提早一年进入性成熟期，然而他们当中８４％的人“对应掌握的性知识毫不了解”。同时，今天中国的人口流动性比任何时候都大，而社会的开放程度又使青少年对早期性行为和非婚性行为采取了越来越宽容的态度。国家卫生部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健康教育与信息室主任刘康迈认为，常规防范教育多放在所谓高危人群上，未免目光短浅。他警告说，如果对青少年在预防艾滋病和安全性行为方面的无知熟视无睹，“将会对个人和社会造成灾难性后果”！

这绝非危言耸听。

在中国，１０—２４岁青少年占人口的六分之一，他们通常被认为是社会最健康的人群， 如今他们的健康特别是生殖健康，正在日益受到包括艾滋病在内的性传播疾病、非意愿妊娠和人工流产的威胁。由于性知识的匮乏，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难免陷入误区。

北京同仁医院洪宝瑟教授曾经告诉过记者这样一件事：有一个初中女生去医院妇科看病， 大夫告诉她说她怀孕了，这个女孩并没有什么惊讶的反应。等出了诊室，外边有三个背书包的男生在等她。这个女孩很骄傲地对三个男生说：“大夫说我怀孕了。”三个男生异口同声地说：“啊！那就生吧。”这让人奇怪而不解，那三名男生竟看不出哪一名是当事人，好像他们把非常严肃的事当成游戏了。青少年性健康教育信息中心陈一筠主任告诉过记者另一个例子： 北京一个高二的女生，她怀孕时自己和家长都不知道。一次上体育课时闹肚子疼，请假回去把孩子生下来了，后来慌乱之中把孩子扔了，那可是杀人罪呀！后来这位女生被抓了起来。

上述事件的错误难道仅仅是孩子吗？

缺乏青春期性教育，难道不是上述祸事的根苗吗？

据有关专家介绍，１２—１６岁的中学生被称为“脆弱年龄”，他们平时接触与性有关的内容比２０年前多了数百倍，在这类信息的刺激下，他们更加早熟，性观念也更加开放，由于他们缺少性知识，这就为性病特别是艾滋病的传播提供了温床。

１９１８年４月，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在这篇小说中，他以他全部的生命张力和创作激情喊出了永垂万世的心声——

“救救孩子！救救孩子！”

８０年后的今天，让我们用我们的行动来作回应吧！ “救救孩子！救救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