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动敌我兵力掌握战局主动

战争、战役和战斗，都是敌我双方各种因素的较量，诸如人力、军力、财力等等。虽然不能要求指挥员超越客观物质条件，去创造奇迹，却可以而且应该要求指挥员，充分调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条件，多打胜仗。所以，打仗的胜负往往不完全决定于诸多物质因素，而取决于对战争、战役、战斗的主观指导正确与否。而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 又取决于指挥者对敌我双方能否有真实的了解，从而作出符合战争规律的决断，正确地指挥战斗。古人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这已是中外军事家所公认的真理，也为许多著名战例所证实。

延安保卫战中，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部，23 万人，美式装备，飞机、大炮、坦克车，物资条件不能说不优越，军势不能说不“强大”。而我军仅两万多人，还包括中央机关，装备很差，小米加步枪，物资条件不能说不“低劣”，军势不能说不“弱小”。然而作战的结果，却是敌人败了，败得很惨； 我们胜了，胜得很伟大。关键全在于毛泽东知己知彼、决策的英明，不仅善于指挥自己，而且善于指挥敌人。

战争中的指挥者，能在全面、深入、正确地了解敌我的前提下，指挥自己的军队，取胜于敌，已是高明的指挥员。若不但善于指挥自己，而且善于指挥敌人，百战百胜，则需要指挥员具有精湛的军事理论和高超的指挥艺术。在延安保卫战中，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指挥艺术便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1946 年 7 月，蒋介石反动派撕毁国共两党的和平协议，置全国人民和平

建国的渴望于不顾，悍然挑起内战。到 1947 年 7 月，蒋介石损兵折将 10D 多万。几个月消灭共产党的牛皮吹破，可又不甘心失败，“全面进攻”破产， 又来“重点进攻”。毛泽东胸怀全局，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明察秋毫。并清楚地知道，敌人表面气势汹汹，其实已是强弯之末，战争已到了发生重大转折的历史关头，所以他作出了“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的战略决策。为达到此目的，一方面指挥我军开始全国性的战略大反攻，另方面则指挥敌人， 步步趋于灭亡。其指挥艺术的神妙，令人惊叹不已。

毛泽东顾全大局，兼及局部，不失时机，着着神机妙算。你不是气势汹汹重点进攻我山东吗？好，我大踏步后退，把几十万敌军引入胶东半岛；你不是险恶毒辣，要打击我首脑机关，破坏我神经中枢吗？好，给你延安，也把几十万敌军引入陕北。然后摆开“品”字阵，顺利作战略展开，令我刘邓大军实行中央突破二过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把一把尖刀插进敌人心脏。毛泽东就这样将计就计，使敌人重点进攻阴谋破产，为我军的全国大反攻的胜利奠定坚实的基础。

不但指挥自己，而且指挥敌人，是毛泽东的指挥艺术，向来如此。在胡宗南占领延安前，毛泽东就预计好，要在青化贬先消灭一部分敌人。开始一部分同志不同意撤离延安，并要“不放弃一寸土地”，“誓死保卫延安”等。毛泽东说：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蒋介石打仗争地盘， 要延安，要开庆祝会；我们打仗是要俘虏他的兵，缴获他的武装，消灭他的有生力量。他打他的，我打我的。大路朝天，各走一边。等蒋介石算情这笔帐，后悔也迟了。蒋介石占延安，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等他背上这个很重的包袱，然后我们收拾他，他就要倒霉了。我军官兵思想通了，于是群情激昂，上下同心同德，积极主动。

毛泽东神机妙算，料定胡宗南这头蠢驴占领延安之后，会不可一世，必寻我主力决战，延安立足不稳，就会向蟠龙镇伸展。青化贬是延榆公路的咽喉，形势险要，非常有利于我隐蔽，消灭敌人。

所以，毛泽东派一支部队，佯装主力，“指挥”敌人主力“追”向延安西北，集中我军优势兵力，埋伏于青化砭，布好口袋阵，以逸待劳，打则必胜，而且速战速决。等敌人主力发现上当，急忙折回，敌三十一旅 3000 多人， 已被我聚歼，还活捉了敌旅长李纪云，我军已无踪影，不知去向了。

20 天以后，又在羊马河消灭了敌一三五旅，歼敌 2000 余人，活捉敌旅长麦宗禹。敌人气急败坏，更急于找我主力决战，毛泽东又顺势，布署了蟠龙镇战役。

毛泽东先命令我军以 1 个旅的兵力，把敌人 9 个旅，由皤龙——瓦窑堡一线，引向绥德，敌人果然乖乖听从指挥。尔后，毛泽东指挥我主力部队， 抄敌人后方。两天两夜的激战，收复了蟠龙镇。这里的弹药、物资、军衣、白面，堆积如山，正好充实装备我军，壮大军力，等敌人发现再次上当，要赶回蟠龙镇，得六七天路程，已是来不及了。胡宗南只好呼天抢地，叫苦不迭了。又一次证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正确伟大，是不可战胜的。

出于全局考虑，为配合陈谢大军出师豫西，威胁西安，支援刘邓大军南下，直取大别山，毛泽东决定我军出击榆林，且攻战激烈，进一步指挥敌人北上。

蒋介石的牛鼻子果然又被毛泽东牵动了，胡宗南慌忙把主力调往北线： 一路钟松，率三十六师顺长城东进；一路刘勘、董钊统 7 个旅，顺咸榆公路北上。蒋介石也大驾亲征，亲飞延安督战。

敌人被我调动之后，毛泽东又顺势命令我军撤出榆林战斗。赶到榆林的钟松骄横不可一世，欲追击我主力决战。战机又来了。我军把钟松包围在沙家店之后，首先围歼了由乌龙铺向常家高山龟缩，想救钟松的敌第三十六师一二三旅，仅用两小时，就活捉敌旅长刘子奇。

被包围在沙家店的钟松，更加惊恐万状，舍命突围不成。胡宗南大骂钟松无能，命令他死守待援，又大加申斥破我阻击于霞县的刘勘援榆不力。敌人象被捣了的马蜂窝，乱糟糟，好不热闹。沙家店战斗，从黄昏打响，我西北野战军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发起猛攻，到天黑便结束战斗，也仅仅用了两个小时，便全歼了胡宗南的看家铁师第三十师 6000 余人。几天前钟松还凶焰万丈，叫嚣一战结束陕北战争，沙家店一战，却土崩瓦解，一命呜呼了。

至此，我西北战场，连连告捷。敌人乖乖听我指挥，被牵着牛鼻子转悠， 晕头转向，青化贬、羊马河、蟠龙镇、沙家店，被我狠狠地揍了致命的几拳， 敌人的嚣张气焰已被我完全打掉了。西北战场，发生了历史性转折。以后我军又取得宜川、瓦子街等战役的胜利，浴血奋战一年又一个月零三天，延安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毛泽东的预言变成了现实。

撤离延安时，毛泽东在枣园对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曾说：“胡宗南和我们不是一个想法，他拼命要来延安，我们只好走。再过一年，最多两年，我们回到延安，再请你来，那时，你愿住多久就住多久。”现在她听到延安重新解放的消息，赞不绝口，连连说：“毛泽东英明！毛泽东英明！” 毛泽东英明，就英明在“知己知彼”、“多算胜，少算不胜”（《孙子·计》）， 善于在历史关键时刻作出正确决策上；就英明在指挥艺术高超，不但指挥自

己，而且成功地指挥敌人上。毛泽东自己也曾风趣他说：“我们怎么想，敌人就怎么做，有什么办法？”

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这样的战例很多，如井冈山前四次反“围剿：’ 的胜利；震惊中外，使敌人目瞪口呆的“四渡赤水”战役；辽沈战役中首战攻歼锦州；淮海战役中首战歼灭黄伯韬兵团；平津战役中首战攻歼张家口、天津等等，都证明毛泽东胸怀雄兵百万，料敌如神，既指挥自己，又指挥敌人，用兵如神的军事艺术的高明。

《孙子·谋攻》曰：“知胜之道”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 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 中心便是“知己知彼”，既指挥自己，也指挥敌人，也是以此为理论基础的。

看来毛泽东是深谙此用兵之道的，岂但熟谙中华民族优秀的军事传统， 而且能在现代化战争中，加以创造性的丰富与发展。不仅熟“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并且熟知，可以战，则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每战必胜； 不可以战，则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我时， 让你打不着，我打你时，就一定吃掉你。不仅“识众寡之用”，并且熟识变战略上的劣势为战役战斗上的优势，最后转化为战略上的优势，以寡敌众， 以少胜多，取胜敌人。不仅了解“上下同欲者胜”，并且有整套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和制度，又有“支部建在连上”的组织保证。不仅熟知“以虞待不虞者胜”，并且形成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军事原则。不仅深识“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并且能做到有贤必知，知贤必用， 用贤必任。延安保卫战中，决策由毛泽东和党中央，而战役指挥则完全交给毛遂自荐的彭德怀将军。在华东战场，决策由陈毅，而战役指挥则完全交给较年轻却是常胜将军的粟裕。

不过，归根结蒂，还是“知己知彼”。 1949 年 5 月 2 日，毛泽东约柳亚子先生同游颐和园，泛舟湖心，谈起中国革命即将胜利时，柳亚子先生说： “共产党要胜利，这是肯定的。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正确，合乎民意，人民拥护支持，这就是胜利的基础，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胜利会这么快。人民解放军很快渡江成功，并且占领了南京，我们不知道毛主席用的是什么妙计。” 毛泽东却说：“打仗没什么妙计，如果说有妙计的话，那就是知己知彼，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正确的决策。还有，就是先生说的，人民的支持是最大的妙计。”

所以，无论是延安保卫战的胜利，还是整个解放战争的胜利，都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军事思想与中国革命的军事实际相结合的结果，是人民战争的胜利，也是毛泽东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军事传统， 高超的指挥艺术的胜利。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一党的领袖，一军的统帅，他的成败，绝不在于做成功某项事业，打赢某一战役，而在于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作出切合历史与战争规律的决策，把革命逐步引向胜利。毛泽东就是一位能在历史关头作出英明决断的伟大领袖和军事统帅。

1927 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发展到危机关头。蒋介石反动派磨刀霍霍，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又使党处于任人宰割的境地。毛泽东虽有“保存武力”，才有办法应付事变，“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的主张，但却得不到肯定与实行。待到“八七”紧急会议举行，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接受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确立了以武装的革命，反抗武装的反革命的

路线之后，当时的党中央负责人翟秋白要毛泽东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毅然决定：“我不愿意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决然回湖南，组织领导了决定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秋收起义，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学习十月革命的经验，却又不受所限，陷于教条主义，而是走自己的路，创造性地开辟了以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占领城市的“井冈山道路”，挽救了革命， 挽救了党，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1934 年底，“左”倾机会主义先是以拒敌于国门之外的阵地战，代替了

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使 30 万红军迭遭失败，损失百分之九十，根据地也丧失殆尽，被迫作战略转移；继之以“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的逃跑主义，使红军损失惨重，仅存 3 万多人。

又是一个历史的危机关头。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他当机立断，作出决策，放弃会合二、六军团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导演了历史上威武雄壮、光彩夺目的四渡赤水战役，把红军从四五十万敌人重兵围追堵截、重重包围的绝境中解救出来，机动灵活，连打胜仗，恢复了主动，摆脱了敌人，从而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的长期统治，也使蒋介石反动派让朱、毛做第二个石达开的图谋破产。又一次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挽救了红军。

1936 年，在民族危亡的时刻，蒋介石却坐镇西安，迫令张学良、杨虎城进攻陕北。张学良出于民族大义，多次“哭谏”，要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蒋介石却冥顽不化，张、杨遂进行了“兵谏”，活捉蒋介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这又是一个关系到中华民族和国家命运，也关系到我党我军命运的关键时刻。

毛泽东高瞻远瞩，顾及民族危亡之大局，不计一党一人之恩怨，并以十月革命活捉绞杀尼古拉、拿破仑兵败滑铁卢被擒充军作比较，说服党人国人， 作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不但不杀蒋介石，而且主张释放蒋介石。这就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冷静监视”、“以华治华”、“不战而胜”的阴谋，也使汉好何应钦挑起更大规模内战的狡诈伎俩破产。遂使“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共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毛泽东语）就连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也看透了其中的高妙：“中国得了利，日本失了利。”

毛泽东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风范，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胸怀，所作出这一的英明决策，这一历史壮举，民族义举，再一次震惊中外，不知感动了多少爱国、正直的中华热血男儿和世界上有远见卓识的和平友好人士！

毛泽东以政治家的宏大气魄，关键时刻作出英明决策的先例很多，如重庆谈判，靠反共起家、双手沾满革命人民鲜血的蒋介石，居然戴起和平的假面具，在 1945 年 8 月 14 日到 23 日，一连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共同商讨国家大计”。毛泽东系党、国家的安危于一身，完全出乎美蒋反动派的意料， 作出亲赴重庆谈判的决策，粉碎了美蒋反动派“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 获得中国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钦佩！又如 1948 年 9 月至 1949 年 1 月， 我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战役的大决战胜利之后，对是否过江，当时党内意见不一，有一些国际朋友，也不同意过江，怕美国干涉，引起世界大战。

这确是关系到革命继续前进和就此止步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毅然决策，百万雄师过大江，埋葬了蒋家王朝，将革命进行到底。这就避免了“划江而治” 的民族分裂的悲剧。

最典型最有说服力的，莫过于关于抗美援朝的英明决策了。

1950 年，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刚以瞒珊的脚步跨进第二个年头，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侵朝战争，同时派第七舰队强占我台湾海峡。仁川登陆， 越过“三八线”，逼进鸭绿江，把战火烧到我国东北，屡次侵犯我国领空。与势汹汹，张牙舞爪，疯狂之极，狠不得要把这半边地球吞掉。

怎么办？出兵吗？面对的可是世界头号、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可是关系到新中国的安危，关系到世界的和平啊 ！

毛泽东在党内认识不统一，国际朋友存有疑虑的情况下，经过不知多少日日夜夜，苦思焦虑，多方运筹，不怕威胁，不怕核讹诈，以空前的勇气最后作出了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的英明决策。并从 1950 年 10 月，到 1951 年 6

月 10 日连打五个战役，皆传捷报，歼敌 23 万余人，把敌人赶回“三八线”， 稳定了战局，迫敌停战，连美国的评论家都说：“毛泽东在一系列得心应手的运动战中征服了中国，最后他的部队，在朝鲜又以阵地战顶住了美国，毛泽东打了他一生竭力避免的阵地战。”美国侵略者自己不得不承认，这是选择“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对象进行了一场错误的战争”。毛泽东为维护朝鲜人民的利益，保卫新中国的安全，维护世界和平，也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赢得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在中国和世界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