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

求学

1809年2月12日，在英国大不列颠岛西南部一座名叫希鲁兹伯里的小镇上诞生一个小男婴，取名查理士·达尔文。

达尔文的祖父伊拉兹玛斯·达尔文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伊拉兹玛斯的父母、兄长都是很有学问的人，伊拉兹玛斯本人也进过爱丁堡大学，但是他的学问主要是靠自学得来的，由于他善于思考、推理和归纳，想像力丰富，重视实践和勇于实践，使他成了当时思想进步、博学多识的科学家、发明家、哲学家、诗人和医生。

达尔文为自己有这样一个好祖父感到骄傲。祖父的博学多才、治学和创业精神，都对达尔文的成长起着不小的鼓舞作用。

达尔文的父亲罗拔·瓦尔宁·达尔文，也是当时著名的医生。他的成长却经历了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他4岁丧母，12岁失去亲爱的大哥。中学毕业以后，进了莱丁大学，专攻医科，经名医巴拉戴指导，于1785年取得医学博士学位。祖父把他带回家乡希鲁兹伯里，只给他留下20英镑的生活费，让他独立谋生。他凭着自己的医术和干劲，很快成了家乡的名医，家境日益富裕起来。后来，他成了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出身名门的达尔文，就在这个富裕家庭的优美环境中一天天长大。

1810年夏天，达尔文的母亲苏珊娜，在生了小女儿凯瑟琳以后，健康状况恶化。照顾、教育达尔文的责任落在二姐卡罗琳身上。卡罗琳从小就表现出她是达尔文3个姐姐中最聪明的一个，她认为达尔文是家里最淘气的孩子，总爱把家里发生的一切怪事都算在他身上。达尔文心里不服气，也就不服从二姐的管教。因此卡罗琳虽然在小弟弟身上花了不少功夫，可是收效不大。苏珊娜不得不抱病亲自对小儿子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启蒙教育，教他认字、唱儿歌，给他讲故事。

几乎每个妈妈都是自己的孩子“最早的老师”，苏珊娜喜欢栽培花卉和果树，家里的花房、花园和塞文河西岸的绿色世界就是达尔文最早的课堂。苏珊娜在这里教儿子，怎样根据花蕊花瓣识别花草，怎样记住各种花草树木的名称。由于妈妈的循循善诱，达尔文和草木花卉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知识领域不断地扩大。

1817年7月15日，一个阴沉闷热的夏天，达尔文的妈妈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想起妈妈平时的慈爱，达尔文伤心极了。爸爸医务工作繁忙，没有精力管教孩子，就在达尔文8岁那年他被送进镇上凯斯牧师主持的一所小学校。第二年，又转入布特勒博士的学校。入学的第一天，他兴奋极了，盼望着能学到更多的自然科学知识。可是，不久他就失望了。7年中，课堂上讲的都是些古板难懂的语文，没有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枯燥无味的讲授使达尔文感到厌烦。他在后来的回忆中说：“最有害于我的思想发展的，莫过于布特勒博士学校了……这个学校对于我的教育，简直是一个空洞的场所。”

老师在课堂上讲人是上帝造的，宇宙万物都是上帝在6000年前花了6天的功夫变出来的。达尔文对这些课程一点儿也不感兴趣，他每天都盼望着放学，铃声一响，便飞也似地跑回家，把精力和感情都倾注在课外的活动中。他常常去捕捉昆虫，寻找矿石，拾拣贝壳和采集动植物的标本。

就这样，达尔文在课堂上的学习成绩受到了影响。因此，教师和父亲认为他的野外活动是“不务正业”。

达尔文却没有因为受了责备而放松对课外的自然科学和知识的学习。他仍然请祖父讲解晴雨表的原理；向一位校外的老师学习几何学知识；还如饥似渴地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他特别喜欢荷马、莎士比亚、密尔顿、拜伦、雪莱这些诗人的作品，他说阅读和背诵这些名家的诗篇是“无限的乐趣”。

他不爱听《圣经》上那些虚无缥缈的故事，却喜欢看《鲁宾逊飘流记》、《格列佛游记》等儿童读物。达尔文认为它们都特神奇，幻想有一天能到书里描述的实地去进行考察，亲眼看一看那些古代的奇迹和现有的珍贵动植物。

达尔文一天一天长大，变成了一个英俊的少年。为了在将来的旅行考察等实践活动中收获更大，他常常练习骑马、射击、黑夜狩猎的本领，培养长途跋涉的坚强毅力。10岁那年，在威尔士海洋，他第一次尝试了3个星期的独立生活，细心察看了各种昆虫、飞蛾和其他动物。14岁的时候，他又骑马到威尔士边境旅行了一次。这些活动都增长了达尔文对自然现象的考察兴趣。

在自然界的广阔课堂里，达尔文十分珍惜每一次学习的时间和机会。尽管一天的学习和活动已经十分劳累了，可是他仍然跑步回家，赶着去当哥哥的小化学实验室的助手。达尔文一边帮助哥哥做实验，一边看书。威廉·亨利的《化学回答》简直使他入了迷。哥儿俩经常工作到深夜，每当新的试验获得成功，兄弟两个总是高兴得互相拥抱起来。在哥哥的影响下，达尔文后来也能学着动手独立操作，很快便掌握了制造一些化合物的方法。

可是，达尔文所做的一切，在他父亲和布特勒博士看来却是游手好闲，白费功夫。他们认为这个勤学多思的少年是一个平庸的孩子，远在普通的智力之下，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学生。小达尔文的有益的自学活动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和鼓励，反而被看成是在浪费宝贵的时间。

然而，达尔文在中学时代表现出来的性格特点，对他后来的事业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他有浓厚的、多方面的兴趣，对自己感兴趣的东西非常入迷，并且对各种复杂的问题和事物很喜欢寻根到底，甚至在走路的时候也会陷入沉思。

野外和实验室的各种实践活动，使达尔文更感到知识的海洋是那样的广阔无垠，大自然好像一部永远读不完的“巨著”，蕴藏着无穷无尽的秘密，等待着人类一步一步去探索。

达尔文对受到校长、老师的严厉批评并不在乎。可是，父亲说他没出息，给家中丢脸，是个败家子。他心中非常难过。父亲眼见达尔文继续在希鲁兹伯里中学读下去不会有什么长进，决定把他也送到爱丁堡跟哥哥一起学医去。

但达尔文告诉父亲他不喜欢学医，但由于父亲上了年纪，身体和脾气都变得不大好了。因此达尔文感到不好再坚持己见，就再没有和父亲争论。正巧舅舅来信邀请自己去梅庄度暑假，他感到开心，至于学不学医，何不去与舅舅商量商量。

梅庄是舅舅乔赛亚·韦奇伍德第二的漂亮的庄园，距离希鲁兹伯里约20千米。这里的自然环境更美好，茂密的树林、广阔的草地，对打算多收集一些植物和昆虫标本的达尔文来说，真是个求之不得的好地方。沉默寡言、对人冷淡的舅舅，对外甥达尔文却从一开始就有好感，比较热情。他是长辈中第一个真正理解和进一步培养达尔文对植物学爱好的人。他自己对这门科学也有浓厚的兴趣，在他藏书丰富的图书馆里，藏有许多本关于自然界奇迹的书籍。达尔文16岁生日时，舅舅送给他一本精装的《赛尔波恩》，他喜欢极了，成天手不释卷，睡前还要翻看几页，有时竟抱着这部书进入梦乡。

舅舅鼓励达尔文把他所观察到一切有价值的细节都记录下来，还说“只做摘记是不够的”，“把自己当做一个画家，但是要使用文字来描绘，而不要用线条和颜色。当你描述一种花、一种蝴蝶、一处苔藓的时候，你必须使别人能根据你的描述立刻辨认出这种东西来。为了搞好科学研究，必须进一步提高文字表达能力，要像莎士比亚那样用文字描绘世界，叙述历史，打动人心”。

在舅舅家里，品貌双全的小表姐埃玛也同样吸引着达尔文。聪明美丽的埃玛是舅父母的掌上明珠，特别得宠。埃玛比达尔文大10个月，由于身材矮小，达尔文觉得她好像比自己小多了。这对小天使第一次见面就互相吸引着，开始了天真、纯洁、珍贵的友谊。在两周的暑假里，达尔文大部分时间是和埃玛一起度过的。白天，埃玛陪他在书房看书，到河边去钓鱼，或者到树林里去寻找标本。晚上，达尔文总是靠着钢琴，两眼注视着埃玛的两只小手在琴键上熟练地跳动，优美的琴声把达尔文带入仙境般的世界。

在假期最后一天的晚上，达尔文鼓起勇气和舅舅谈起了选择职业的问题。达尔文把自己的矛盾心情告诉了舅舅：“爸爸一定要我去爱丁堡大学学医，可是我对医学不感兴趣，又不愿意做使爸爸生气的事，怎么办？”

“嗯，我知道你想研究植物学，”舅舅合上手里的《密尔顿诗集》，用少有的温和态度对外甥说，“不过，爱丁堡大学也开有生物学和生理学两门课，我认为你应该按照你父亲的意见去爱丁堡大学学习，学好了这两门功课，对你将来做个博学工作者是很有用的。”

经过舅舅的一番劝说，达尔文终于按照父亲的意愿，提前离开希鲁兹伯里中学，去爱丁堡大学学医。

爱丁堡大学这所高等学府举世闻名，被誉为“医学博士的摇篮”，吸引着欧洲各地的学生到这里来深造。

1825年10月，达尔文进入这所高等学府。开始也和其他学生一样，对这所大学充满了幻想，希望自己在这里好好学习，能够像他祖父那样，既精通医学，又懂得生物学。可是，他的幻想不久就破灭了。大学的生活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有趣，医学系的课程也不像他想象的那么迷人。这里的一切已经无法改变他自幼培养的兴趣和性格。

他深深地感到教师生灌硬塞的“填鸭式”教学方式严重地束缚了自己的思维，还不如自己阅读的效果好。一个学期过去了，他在动物学和植物学都没有学到什么新的东西，其课程根本满足不了他的需要。

达尔文在进爱丁堡大学之前，曾经帮助父亲护理抢救过一些病人，那些病人一个个都恢复了健康，临走的时候都说了不少感激的话，使达尔文很受鼓舞，相信他自己将来也许也可以成为一个好医生，救死扶伤，去挽救更多人的生命。

可是，在他上爱丁堡大学以后，亲眼看到的却是有些病人在经过治疗以后，还是痛苦地死去了，医生在旁边却束手无策；更不应该的是，医院竟把许多交不起医疗费的病人推出门外。他不明白医生为什么不能减轻病人的痛苦；更不明白医生这样崇高的职业，为什么也被金钱所左右。因此，他对学医渐渐地失去了兴趣。特别是一次进解剖室，解剖台上陈列的尸体虽然已经用福尔马林液浸洗过，但是仍旧发出难闻的气味，使他感到恶心。当知道这些尸体都是济穷院里度过余生的穷人的时候，他更无法忍受了。从此，他再也不到解剖室里去。他想，这些躺在解剖台上的可怜的人，和我们一样地爱过人也被人爱过，为什么会落到任人切割的悲惨结局？

达尔文在爱丁堡大学学医，情绪低落，一头钻进图书馆的阅览室里，如饥似渴地寻求各种知识，哲学、诗歌、昆虫学、贝类学、名人传记。

达尔文由于在研究生物学方面具有高度的热情和认真态度，在那架简陋的显微镜下居然发现了前人的两个错误：一个是板技介的幼虫，被前人误认为是借着鞭毛独立运动的板技介卵子；另一个是海蚌的卵衣，被前人误认为是墨角藻幼年期的球状体了。达尔文把这两项发现写成了科学论文，并在格兰特主持的“普林尼学会”年会上宣读，受到了同学们的一致好评。

“普林尼学会”是以古罗马海军司令官普林尼的名字命名的，普林尼是个多才多艺的学者，著有37卷《自然史》。“普林尼学会”是爱丁堡大学的一个主要研究自然科学的学生组织，是这座学校自然科学史教授罗伯特·詹姆森在1823年创立的。1826年11月，达尔文正式当选为“普林尼学会”的书记。

达尔文非常虚心好学。有一次，他听说一位黑人擅长剥制鸟类标本，就立即前往拜访和请教。他从黑人老师那儿学会了剥制鸟类标本的技术，彼此还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在达尔文17岁那年的暑假里，他和两位朋友背上行装，横穿北威尔士，作了一次长途徒步旅行。他们每天走48千米路，有时还攀登积雪的高山，常常累得喘不过气来。可是达尔文的心情却格外舒畅，他们不仅捕获和采制了很多不常见的鸟雀和植物标本，而且锻炼了体质，磨练了意志。事实证明，这种锻炼对他以后的伟大事业有很大好处。

医学院的两年学习很快过去了。

年逾花甲的父亲快要退休了，看到儿子的“习性”不改，原来打算让他继承祖辈医学事业的计划不能实现了，非常恼怒。

有一天，父亲将达尔文喊到客厅，旁边还坐着一位瘦骨嶙峋的绅士。这个绅士是远近闻名的骨相学家。原来父亲是请他来为达尔文算命的。这位骨相学家把达尔文叫到跟前，端详了半天后，郑重地向达尔文的父亲称赞道：“亲爱的医学博士，你养了一个了不起的儿子。你看，他的牧师头盖骨多么发达，这样的牧师头盖骨隆起，真抵得上10个普通的牧师呀！”

骨相学家的一席话，正中父亲的下怀。因此，达尔文的父亲又决定让达尔文到剑桥大学去改读神学。

达尔文从来没有想过将来去做牧师，对父亲这个决定感到非常突然。为了不惹父亲生气，他没有顶撞老人，表示愿意认真考虑这个新安排。达尔文从小就很敬重舅舅，有什么疑难总是去找舅舅。为了慎重选择自己的专业，他第二天骑马来到了梅庄，想请舅舅帮助拿主意。谁料舅舅早已收到了父亲的恳求信，并且同意帮助说服达尔文到剑桥大学去学习神学。

舅舅摸透了达尔文的心思，耐心地开导说：“这一次你应该服从父亲的决定了，我不是劝你绝对信仰神学，为神学献出一生。而是认为神学作为一门学问，也是可以研究的。学好神学，当上了牧师，你还是可以坚持爱好生物学的兴趣！”舅舅举出历史上一些著名人物，如哥白尼、布鲁诺、康帕内拉、牛顿，还有现任剑桥大学教授塞奇威克等都学习过、研究过神学，有的还担任过圣职。希望达尔文像哥白尼、布鲁诺和康帕内拉那样，从神学走向科学，而不是像牛顿那样，从科学走向神学。

舅舅的一席话使达尔文受到了很大启发，于是接受了父亲的安排，一连突击了几个月，补习了拉丁文和希腊文，在年底顺利地通过了剑桥大学的入学考试，于1828年1月8日，正式进入剑桥大学基督学院，学习期限是3年。

达尔文成了一名神学生，由于他的聪明好学，成绩也不坏，顺利地通过了神学学位考试。父亲为小儿子的学习成绩感到极大的宽慰。可是，当他正在庆幸自己的“胜利”、等待小儿子稳拿牧师职位的时候，达尔文对神学已经不感兴趣了。他只是为了应付考试，为了取得学士的资格，为了获取作牧师的必须学历，被动地、应付差事地学习着，他感到逐字逐句地死啃《四福音书》味同嚼蜡，他把《圣经》的内容同他从科学实验中得到的知识相比，觉得《圣经》是那样枯燥无味，他对圣母玛利亚的单性生殖和耶稣的种种奇迹产生了怀疑，他对那种一日三次天天重复的祷告仪式越来越厌烦。他所敬仰的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在神学院里还在受到变相的诽谤和攻击，想到自己今后要是当了牧师也得这样干，不由心惊肉跳。于是，他把大部分时间用在阅读自然科学书籍和到野外采集标本的活动上，只有必修课才去听听，以便应付考试，取得学士资格。

1831年，22岁的达尔文从剑桥大学毕业，获得了牧师的职位。但是，他的全部感情和志向却集中在生物学和矿物学上了。在剑桥大学基督学院的几年里，神学教育浪费了他许多宝贵的时间，但巧遇“伯乐”，这个对他“整个一生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是从一个偶然机会开始的。

在一个初夏的假日里，正当达尔文为父亲不准他放弃神学专业而苦恼的时候，他的表哥福克斯约他去参观剑桥大学的植物园。在植物园里达尔文遇见了亨斯洛教授。

亨斯洛教授是一个通晓多门科学的人，他在植物学、昆虫学、化学、矿物学、地质学各方面的知识都是相当丰富的。他正在利用假日给几个爱好植物的学生讲解虫媒花的形态和结构，以及如何依靠颜色、香味和花蜜招引昆虫来帮助传粉。达尔文对亨斯洛教授走出教室用实物来进行教学的方式十分钦佩，他聚精会神地听着，格外着迷。

亨斯洛教授深入浅出的讲解，使大家明白了金鱼草花的构造和昆虫传粉的关系，不少同学都在赞叹：“上帝的设计实在太妙了！”

达尔文一直在旁边听讲，听到同学们对上帝的赞叹，他有些憋不住了，于是大胆地上前提出了一个问题：“亨斯洛教授，上帝是先创造出花，再根据花的构造才设计了昆虫，还是先创造了昆虫，再去设计花的构造的？”

这个问题一提出，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说开了。有的说上帝先创造了花，有的说上帝先创造了昆虫，有的说花和昆虫是上帝同时创造的，弄得亨斯洛教授也没法判断谁是谁非。其实，达尔文当时也是从神学观念提出这个问题的。一直到1859年，他自己才得出了关于虫媒花同昆虫之间微妙关系的科学解答。

不过，经达尔文这一问，倒是引起了亨斯洛教授的注意。

从此，达尔文经常听亨斯洛教授讲课，并经常出席亨斯洛教授每周在家里举行的小型学术聚会。参加聚会的都是一些爱好自然科学的青年和年长的职员，会上充满了自由讨论学术的气氛。他们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当某个人发表了精辟见解的时候，大家都欢快地加以赞扬。当大家为某个问题争论不休的时候，亨斯洛教授就起来解答，解答不了的，大家再研究。

这种聚会对达尔文的成长和影响很大，促进了人们的交往友谊，在剑桥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很多知名人士也偶尔来参加，他们的博学多才和卓越的谈论，启发了青年人的思想，激发了青年人的雄心。通过这种友谊会，达尔文又结识了三一学院院长、天文学和哲学家休厄尔、教育学家理查德·道斯，动物学家詹宁士、《归纳科学史》的著者尤尔，还有其他一些知名人士。亨斯洛教授同他的友谊更是深厚。他们经常在一起散步，讨论学术上的一些问题。因此，达尔文得到了他一生中的第二个绰号。在希鲁兹伯里的时候，同学们叫他“瓦斯”，现在剑桥的老师和同学们称他是“同亨斯洛教授一起散步的人”。同“瓦斯”相比，这个绰号显得雅致多了。

人们感到惊讶：这些著名人物为什么都愿意跟达尔文这个无名之辈频繁交往和散步呢？连达尔文自己也感到奇怪，这些著名人物比他年长那么多，学术地位那么高，怎么都愿意同他交往呢？他想：在我身上或许有比某些普通青年优越的地方吧？不，我没有什么优越的地方，亨斯洛教授和休厄尔博士曾经说我非常好学，不夸夸其谈，观察事物敏锐，搜集标本勤快……啊，这是他们对我的鼓励和鞭策。虽然我从小时候起就有一些强烈的要求，想去了解或者理解我的观察到的事物——就是想把所有的事实综合在一般的法则之下，可是我所做的距离这种要求太远了。”

亨斯洛教授每星期都带着他和几个学生去近郊采集标本，每个学期还长途步行到某些稀有植物的产地去采集标本，或进行两三次旅行，随时把大自然当作课堂，把旅途遇到的每一种新奇的动植物、每一块有特点的地层都当作教材，具体生动地向学生们传授知识。

亨斯洛教授像精心培育幼苗一样，注意保护达尔文的自尊心和对自然现象的好奇心。亨斯洛教授也笃信宗教，可是，当达尔文在科学和神学之间徘徊的时候，亨斯洛教授总是在客观上把他引向了科学的道路。尤其是亨斯洛教授那广博的知识、冷静的头脑、杰出的判断能力，善于长期不懈地从细小观察中找出结论的方法，不但使达尔文佩服得五体投地，而且通过言传身教，在达尔文身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事实证明，达尔文遇到了亨斯洛，就像哥白尼遇到了诺瓦腊，布鲁诺遇到了瑞理，牛顿遇到了巴罗一样。这些独具慧眼的“伯乐”发现和帮助了有才华、有抱负的青年，使他们成长为伟大的科学家，这种功绩将在人类历史的纪念碑上永远闪耀着光辉。

达尔文一面继续选修亨斯洛教授的植物学，一面又选修了塞奇威克的地质学，并且广泛地阅读各种自然科学书籍，其中有两本著作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部是洪堡德的《南美旅行记》，一部是约翰·赫歇耳的《自然哲学的初步研究》。洪堡德，这位德国科学界的巨人，在1799年到1804年期间，他在中南美洲的崇山峻岭中，在茫茫的草原上，在猛兽横行的原始森林里，历尽艰辛，多次死里逃生，奇迹般地考察了5个年头。回国以后，他发表了30卷的巨著《南美旅行记》。他的事迹和著作传遍了欧洲各国，成为各界人士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赫歇耳，年轻有为，才华出众，他在21岁的时候就成了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使那些徒有虚名的会员相形见绌。英国人称他是年轻的哲学家、天文学家和化学家。达尔文是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读完这两部著作的。两部书激起了他火一般的热情，帮助他在一定程度上驱散了神学的迷雾，促使他决心攀登科学高峰，像洪堡德和赫歇耳那样在科学大厦上添砖加瓦。

经亨斯洛教授的积极推荐，达尔文参加了塞奇威克教授到北威尔士去进行的一次古岩层的地质考察。塞奇威克教授发现达尔文是一个不平凡的青年，很乐意对他多加指导。他俩肩并肩地走在考察队的前头，教授总是给他讲解自己发现了什么新的问题，教他怎么选择岩石标本，怎样在地图上标出岩石的位置和层理。达尔文按照教授的指点，采集了大量的岩石标本，并得到了一次独立进行地质考察的训练，凭着指南针和地图，独自步行穿越了荒无人烟的斯诺登山区。这次野外地质考察，为他后来的科学考察奠定了基础。

正当达尔文同塞奇威克教授在北威尔士的原野里纵马驰骋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这件喜从天降的大事，决定了达尔文一生不平凡的道路。

在达尔文外出考察期间，亨斯洛教授接到了剑桥大学的一位权威性人物——天文学教授皮柯克先生的通知。皮柯克推荐亨斯洛教授去参加贝格尔号军舰环绕地球一周的航行。贝格尔号军舰的环球考察，是英国政府为了进行殖民掠夺而组织的一次探险。为了考察各地的自然资源，舰长费支罗伊希望请到一个自然科学家作为同伴。亨斯洛教授起初打算亲自去。但是一看妻子听了此事后显露出的悲伤神色，他改变了主意。他决定把这次航行让给心爱的学生达尔文。

后来的事实证明，没有亨斯洛教授的推荐，没有贝格尔号舰的环球旅行，达尔文就不会成为发明生物进化规律的伟大学者。

不过，达尔文却经过多次口舌之战才说服了父亲让他参加环球探险。由于父亲的同意和在经济上的慷慨支持，达尔文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并将贝格尔号舰启航的那天，当作他第二次生命的诞生日。

环球考察

1831年12月27日，在达尔文的生命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达尔文辞别了家人、亲爱的舅舅和表姐们，以博学家的身份登上了贝格尔号舰，开始了他环球考察的生活。

达尔文在整个航海期间，追求科学的美好理想构成了他思想的主旋律，这种理想始终在激励着他，使他充满坚强的信心，去战胜各种困难。他早在自己的日记里就把晕船的痛苦当成“敌人”了。他这样写道：只要你越是敢和“敌人”斗争，它就会越快地投降。

1832年2月28日，贝格尔号舰穿过佛德角群岛，横渡赤道，抵达南美洲的巴西圣萨尔瓦多城，开始了在南美洲历时3年多的探险。达尔文一有机会就登上南美洲大陆和附近的岛屿进行考察。他的足迹遍及巴西热带雨林、里约热内卢、马尔多纳多、萨尔子瓦多、布宜诺斯艾利斯、圣菲、巴塔哥尼亚、火地岛、智利和秘鲁等地。他对南美洲的地质结构、生物种类和当地的风土人情考察的时间最长。他爬高山、涉溪水、入丛林、过草原，搜集了珍奇的动植物标本，挖掘了古生物化石，历尽了千辛万苦。他经常和朋友们骑着马在那荒无人烟的地带进行考察。日晒雨淋、饥渴劳累、还有毒蛇野兽和传染病的威胁，都没有使他畏缩不前。相反，热带雨林的壮丽景色和别具一格的异国情调，却使他充满激情，流连忘返。他在考察实践中渐渐懂得这样一个道理：一个博学家到陌生的地区去考察，想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得到更多的知识和标本，必须虚心地向当地居民请教。他深刻地体会到各民族的文化虽有高低之分，但是每个民族总有自己的长处。

1834年6月，贝格尔号舰结束了大西洋上的航行，穿过南美洲最南端的火地岛附近的群岛间的狭小通路，绕行到太平洋。贝格尔号舰用了1年时间，沿着南美洲狭长的智利海岸进行测量，达尔文就是利用这个时机，在濒临太平洋的国家里进行了3次陆路探险。这3次陆路探险，使达尔文对《圣经》产生了更大的怀疑。他除了采集到大量的动植物标本以外，还搜集到大量证实莱伊尔地质学理论的证据。不仅如此，在地质学上，他对珊瑚岛的形成过程进行了考察，他发现莱伊尔的珊瑚岛形成理论是错误的。他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准备回国以后，去同那些他崇拜已久的地质学大师进行辩论。

可是，为了这一切，达尔文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当年军舰航行到智利法尔巴来索港以后，达尔文带着科文顿沿着安第斯山脉骑马来到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再从圣地亚哥回到法尔马来索，目的是为了考察近代贝壳层。他们来到了安第斯山脉海拔4200多米高的地方，发现了贝壳化石。这些曾经在海底爬行的软体动物，现在却上升到这样高的山上来了。它们是安第斯山脉逐渐上升的有力证据，这也是达尔文在这里的重要发现。达尔文根据发现的贝壳化石断定出这是山脉中最年轻的，那些巨大的山峰是被一次长时间的地震从海底挤出来的。

一个新的难题围绕在达尔文心头，那就是安第斯山两侧的生物，几乎都处在相同的程度上，气候和土壤条件也差不多，为什么它们竟有这样明显的不同呢？为什么动植物化石虽然古老却和今天相似？为什么南美洲从南向北同种动植物的形貌不完全相同。难道物种是按照上帝创造的数目不增不减、千古不变的吗？

达尔文在早期的《考察日记》里，总是用《圣经》上关于上帝创造万物的教义这些传统的观念来解释生物世界，说什么上帝有一个“伟大的计划……生物就是根据这个计划被创造出来的”，等等。可是另一方面，他却观察到了同这些传统观念完全相反的大量事实，是物种不变的理论没法解释的。达尔文不得不对这些旧观念产生了怀疑。是维护传统观念，还是尊重客观事实？他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他的思想随着考察的进展不断地向前发展着。

1835年的秋天，贝格尔号舰结束了南美洲西海岸的考察，向属于厄瓜多尔的加拉帕戈斯群岛驶去。达尔文趁机对这个群岛进行了详细的考察。这是达尔文科学考察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段。本来，达尔文的环球考察是以地质学为主的，在考察生活中的最后一年，他几乎把全部精力都用到地质学考察上。但是，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发现，迫使他不得不把主要精力转到了生物学研究，并在以后几十年的研究活动中，写出了很多本生物学巨著。这个加拉帕戈斯群岛，也因此而成为了世界上最有名、最大的自然博物馆。

在几年的考察活动中，达尔文耳闻目睹了生物界的大量变异的事实，终于抛弃了《圣经》上关于物种不变的观点，大胆地提出了物种可变的设想。

1835年底，贝格尔号舰驶离了加拉帕戈斯群岛，开始了横渡太平洋的漫长航行。军舰在澳大利亚悉尼停留了一段时间后，驶入印度洋，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从地球的另一面回到大西洋。贝格尔号舰经过4年多的航行，整整环地球跑了一圈后，回到巴西圣萨尔瓦多城。贝格尔舰从萨尔瓦多城出发，经过佛德角群岛、亚速尔群岛，向英国急驶。1836年11月2日，达尔文终于看到了思念已久的祖国海岸。甲板上顿时沸腾起来，舰长命令全体船员列队，吩咐奏乐，接着郑重其事地读了祷文。

1836年10月5日，达尔文回到了希鲁兹伯里，和阔别5年的家人团聚。接着，又赶到梅庄拜见了舅舅和表姐们。

这5年中达尔文的收获是巨大的，他采集了数千种珍贵的动植物标本，发掘和采集了上千种矿物标本和古动物化石标本，得到了珊瑚岛形成和物种形成的重要启示，废除了对神圣的、不可触犯的《圣经》的迷信，一种崭新的科学思想正在他的头脑里形成。

《物种起源》出世

远航归来的达尔文，在希鲁兹伯里、梅庄、伦敦和剑桥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日子后，随即投入紧张的工作，到处奔走，找人洽谈有关标本的收藏问题。

他找了很多“大人物”，却没有一点结果：既没有得到官方的资助，也没有得到博物馆的支持。连赫赫有名的大英博物馆和在布鲁顿街的动物学会博物馆，都对他那些还没有定名的标本不感兴趣。

一天，达尔文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和亨斯洛教授一起去拜访莱伊尔教授，受到了热情友好的接待。谈话中，莱伊尔那种明朗、严谨、果断而又敢于创新的思想作风，给达尔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达尔文把自己的计划和在各处受到冷遇的情况告诉他，莱伊尔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并且设身处地地替达尔文考虑怎样把计划修改得更实际些。他坦率地对达尔文说：

“对于一个博学者来说，在英国最合适的地方，除了伦敦就是剑桥。剑桥有你的良师益友，亨斯洛教授在那里会给你必要的帮助。你搬到伦敦来住，我可以帮助你结识一些博物学者。当然，以后的工作还得由你自己去做。”

“非常感谢您，莱伊尔教授，”达尔文说。“不过，我的资历很浅。”

“资历？很多人用资历装扮自己，就像用斗篷来遮盖赤裸的身体一样，”莱伊尔激动地说，“有些人资历很深，在科学上却一事无成，甚至利用自己的资历去吓唬人；有些人好像缺少足够的资历，甚至什么资历也没有，却能在科学上作出成就和贡献。您有比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敏锐的观察能力，这就是有利条件。”

达尔文非常尊重莱伊尔的意见，他先在剑桥找了一间房子住下，把从贝格尔号舰上带回来的大堆岩石、化石、动物、植物标本等整理了一下，然后就搬到伦敦，在大英博物馆附近租了两间房子住下来。在这以后的两年时间里，他核对了航海日记中的全部记录，联系出版了《贝格尔舰航行中的动物学》，还写了几篇地质学论文。

1837年的盛夏，伦敦的天气格外炎热，许多人都在户外纳凉，住在大马尔勃罗街36号公寓里的达尔文，正汗流浃背地在灯下奋笔疾书。不久以前，他在地质学会上宣读了几篇论文，那些“大人物”终于用赞许的态度接受了它们。随后，地质学界权威们也十分关注地经常谈论着他。

尽管这样，达尔文一点也没有忘记自己神圣的职责——探索生物进化的问题。在环球考察期间发现的3个事实经常盘旋在他的脑际：第一个事实，在巴塔哥尼亚发现的动物化石，它的年代虽然久远，却和今天的动物很相似；第二个事实，美洲大陆上的同种动物，从南到北，它们的形态逐渐不同；第三个事实，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大多数生物都具有南美洲生物的特征，而群岛各个小岛上的同种生物却又多少有些不同。这些事实，虽然使他产生了物种可变的思想，但是物种为什么会变化，变化的规律又是什么，也就是说，物种到底是怎么起源和发展的，还是个不解之谜。

此外，巨大的好奇心使他对周围的一切事物进行细心的观察研究，探索各种奇异事物的原因，往往从这些看来平凡的研究中获得不平凡的结果。对梅庄园中蚯蚓的研究，使他写出了《论蚯蚓在土壤形成中的作用》这篇杰出的论文。少年时期，对希鲁兹伯里镇上那块奇怪的大钟石的兴趣，使他在环球航行中注意研究冰川对漂泊形成的作用，写出了《论冰川对漂泊形成的作用》一文，发表在《地质学会报》上，引起了地质学界的瞩目，至今仍然是研究冰川问题的重要成就！

1838年，达尔文由于担任了地质学会秘书的职务，虽然薪水微不足道，但是却使他产生了一种自食其力的愉快感，加上发表科学论文得到的报酬，他认为有条件考虑结婚的问题了。他再次到梅庄作短期拜访。埃玛几乎是形影不离地陪伴着他。他毫不拘束地向埃玛倾诉自己的理想抱负和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并勇敢地向埃玛求婚。

很快，达尔文接到了埃玛全家都同意他们结婚的回音。

1839年1月29日，达尔文满30岁那天，他和埃玛在梅庄教堂举行了婚礼，接着到威尔士度完短暂的蜜月，就带着新娘一道回到伦敦上高尔街12号，他们夫妇之间互敬互爱，过着美满幸福的生活。

随着达尔文在学术界威望的提高，英国皇家学会吸收他为正式会员，许多知名人士都到他家里来拜访。频繁的来客几乎使埃玛应接不暇，可她总是从容不迫、有条不紊地招待着客人，为丈夫的朋友们举办的各种简朴而实惠的家宴，得到了许多客人的称赞。

同年12月27日，埃玛生了一个男孩，取名威廉。这个小生命不但增添了家庭的欢乐气氛，并且成了达尔文研究人类表情问题的观察对象。1841年3月2日，埃玛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安妮·伊丽莎白。这个讨人喜欢却又娇弱多病的小天使，一直是达尔文的掌上明珠。

从这以后，埃玛为这个未来的科学巨人和不断扩大的家庭贡献了一生。可是从1841年开始，达尔文感到自己的健康状况明显地下降了，经常感到周期性的胸闷、胸痛和晕眩，并且非常容易疲倦。如果在这喧嚣的伦敦长期居住下去，再加上那频繁的社交活动，对达尔文的健康都是十分不利的。达尔文非常向往幽静的乡村生活。为了工作和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夫妻俩决心离开繁华的首都搬到偏僻的乡村去。

1842年9月14日，达尔文夫妇终于带着两个孩子，一起搬到了离伦敦大约32千米的唐恩小镇，在父亲和岳父的资助下买下了一幢新居，这是一座18世纪末建筑的三层楼房。从此，达尔文在这个幽静的环境里定居下来，专心致志地从事研究和写作，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除了偶尔短期的外出外，再也没有离开过这里。

在伦敦居住期间，达尔文和莱伊尔的交往频繁，莱伊尔成了达尔文“最有力的朋友”。达尔文感到在他拜访过的伦敦那些“大人物”中，没有一个人像莱伊尔那样友善和仁慈。正像他给一个朋友信里所说的：“再没有比莱伊尔更热心、更和蔼的人了。”初次见面时，莱伊尔听了亨斯洛教授的介绍，说达尔文非常热爱自然科学，遗憾的是他忽视了所学的神学专业。莱伊尔风趣地说：“我看，达尔文先生，你应该是贝格尔号舰的毕业生了，这样说更恰当一些。”

达尔文由衷地向莱伊尔表示感谢说：“在贝格尔号舰上，如果没有先生的《地质学原理》一书的指导，我还真不知道从哪儿开始下手工作呢？事实证明：关于智利海岸近期的升高，还有安第斯山脉地质的变化等等，我都做了考察，先生的理论是非常正确的。”

“关于珊瑚礁的形成呢？”莱伊尔问达尔文，“亨斯洛教授对我说，您在这方面有新的看法。”

“那是您的课题，教授，”达尔文抱歉地说，“我做梦也没有想要闯入您已经研究多年的领域里去瞎说一通。”

“任何人都不应该在科学上划分势力范围，搞圈地运动。”莱伊尔说，“要提倡互相学习，勇于发表新的见解，只要言之成理，我们就应该服从真理。你可以推翻我过去关于珊瑚礁形成的理论，大胆地把论文写出来。”

达尔文和莱伊尔教授一见如故，他们常常在一起畅谈南美洲的地质情况，交换各自的研究所得和体会。达尔文提出地质学方面的任何疑难问题，莱伊尔总是不厌其烦地加以解答。莱伊尔还常常对达尔文的一些新见解提出各种各样的异议，迫使他把问题想得更周到更成熟些。

达尔文不但在学术上十分推崇莱伊尔，就连莱伊尔那种“工作强度以不损害身体健康为限度”的治学精神，也成了他效法的榜样。他仿照着莱伊尔的办法，安排了自己的作息时间。他把一天的时间分作几个阶段，每工作两小时，就去办一些其他事，回来再继续工作。这种用改变工作内容代替休息的安排，真是一种积极休息的好办法。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果真非常有效。

不久，达尔文关于珊瑚礁形成的论文写好了。按照达尔文的观点，珊瑚礁不是由于火山口上升才造成的，而是海底下降，把珊瑚虫带到海洋深处形成的。它和莱伊尔的“火山口上升”理论是针锋相对的。莱伊尔看过这篇论文的初稿以后，好些天里一直都在想着珊瑚礁形成的问题。他没有以地质学权威自居，去压制达尔文，相反他还创造条件，让达尔文到地质学会上去宣读这篇论文。最后，他高兴地接受了达尔文的观点，放弃了自己曾经用来解释过许多地质现象的“火山口上升”理论。

在达尔文发表了几篇地质学和动物学的论文以后，莱伊尔又介绍他参加了英国科学协会，推荐他担任地质学秘书的职务。为了鼓励这个年轻的地质学工作者，莱伊尔还把他心爱的地质锤送给了达尔文。这件不寻常的礼物后来成了这两个密切交往达40年之久的伟大科学家之间真诚友谊的见证。

达尔文和莱伊尔在地质学研究中互相尊重，互相切磋，在共同的奋斗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为他们后来在物种起源上互相帮助，共同提高，推动科学的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环球航行，使达尔文产生了物种可以变异，物种不是上帝的分别创造物，《圣经》不可信的思想飞跃。但这还不能解决物种起源的问题。既然物种不是由上帝的力量分别创造出来的，那么，又是由什么力量创造出来的呢？是的，物种可以发生变异，但是，单单有变异还不能形成新物种！物种发生变异后，自然界通过什么方式使变异形成新的物种呢？

达尔文决定首先从研究家养的动物和人工栽培的植物入手，弄清这些在人工的干预下形成的动植物品种是从哪里来的，是怎样发生和发展成目前的品种的。

而当时英国的资本主义农业正迅速发展，为达尔文认识物种变异的普遍性和人工选择的创造性的作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他废寝忘食地进行了15个月的系统调查，经常和育种家、园艺家交谈、通信，或者向他们发去动植物新品种培育经过的调查表，搜集各种家养动植物和栽培植物的变异材料和培育方法。他还亲自参加实践，认真考查和研究了小麦、玉米等农作物的选育过程，仔细分析和比较鸡、鸭、鹅、牛、羊、猪、狗、猫等家禽家畜各个品种之间的差异。通过调查研究，人类创造出来的这些奇迹使他清楚地认识到：这些优良品种都是“培育者可惊的技巧和坚持不懈的精神”所留下的“永久的纪念碑”。

达尔文根据莱伊尔的方法进行科学研究，莱伊尔那个闪着智慧之光的方法果然向他的研究工作投射了光明，他的思想豁然开朗起来。通过亲自实践，他终于得出了“人工选择”的理论：物种在人工干预下是能够改变的，具有明显不同特征的品种可以起源于共同的祖先。原来家养动物和栽培植物的各种优良品种并不是上帝恩赐人类而分别选择的结果。这种人工选择的作用，说明了在人为条件下能够发生进化，具有明显不同特征的品种可以起源于共同的祖先，在家养动物和栽培植物进化过程中，人起到主导作用。

“人工选择”这个问题解决了，达尔文又向自己提出了另一个问题：那么生存在天然条件下的更大量的物种又是怎样变化的呢？有没有类似人工选择的过程？达尔文继续思索着。

他研究了大量环球航行中所见的例子，得出了结论：在自然界的确存在着类似人工选择的过程。他认为任何一种生物，它产生的后代，不可能都是完全一样的，多少总有些变异，其中，有些变异是可以遗传的。另外，生物必须跟生活的环境作斗争，才能生存和传留后代。在斗争的过程中，那些产生有害于生存变异的，就会被淘汰；那些产生了有利于生存变异的，就会被保留下来。也就是说，一种生物产生的后代，能够适应环境的就生存下来；不能适应环境的，就被淘汰了。他把这个过程叫做“自然选择”。他认为现代生存的各种各样的生物都是由少数原始生物，经过很长很长时间的变异、遗传和自然选择过程，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逐渐进化来的，而决不是什么上帝创造的。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他的朋友莱伊尔和霍克以及他的哥哥，并且说：“我要写一本《物种起源》。”

达尔文在著书立说的岁月里，三番五次地患病，对他的情绪影响很大。更为严重的打击是家里发生了3次不幸的事故。一次是他父亲年老体弱，多次中风后，在1848年11月13日去世了，使他很悲恸。另一次，也是使他更加伤心的一次，是他10岁的小女儿安妮在1851年4月23日被猩红热夺去了生命。再一次是1856年6月，当他的《物种起源》写到第十章的时候，他的小儿子又患上了可怕的猩红热永远地离开了他。亲人死亡的痛苦揪住了达尔文的心，他忍受了极大的悲伤，怀着把毕生精力献给科学事业的无比热情，顽强地坚守在为人类工作的岗位上。

没想到在紧张的工作中，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和意外事件又向他袭来。

1858年夏天，遇到这样一件意外的事。

3年前，达尔文结识了一位朋友，名叫华莱士，他从侨居的马来群岛邮来一篇论文：《论变种无限地离开原始型的倾向》。达尔文打开一看：顿时惊呆了！华莱士的观点和他研究了20余年的自然选择理论竟如此惊人的相似！他说：“即使华莱士手中有过我1842年写过的那个稿子，他也不会写出一个比这手稿更好的摘要来，而现在甚至他用的术语都成了我书中章节的标题。”

面临这样的现实——只要他推荐华莱士，华莱士就将抢先得到发明权了！虽然华莱士在信里只是写道：“如果您认为这篇文章有价值的话，请您转交莱伊尔看一看。”但是正直和忠诚的达尔文却决定：放弃自己20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和大规模的写作，单独发表华莱士的文章。

然而，熟知达尔文研究成果的莱伊尔和霍克认为这样做是不公平的。最后，在他们的倡议下，达尔文才把华莱士的论文和自己的提纲于7月1日晚同时在“林奈学会”上宣读了。会场上，许多进步的自然科学家满怀喜悦地聆听了这种崭新的进化论学说，而持“神创论”观点的人，尽管感到厌恶，却不敢出来反对。会后，达尔文在莱伊尔和霍克的鼓励下，重新拿起笔杆，继续《物种起源》的写作。

莱伊尔和霍克都诚恳地劝说达尔文：“是应该考虑怎样确立自己的优先权的时候了。”达尔文在荣誉面前表现得十分谦虚。他说：“谢谢你们的关照。不过，依我看，为了寻求名字的优先权就匆匆地发表自己不很成熟的著作，那是很卑鄙的。”

说来真巧，华莱士和达尔文一样，也进行过科学考察活动。在1848年到1852年之间，华莱士同英国生物学家和旅行家贝茨到南美的巴西作生物考察旅行；1854年又去马来半岛采集动植物标本，考察了火山、浅海、岛屿的成因和彼此之间的关系，研究了各个岛上特有物种的来源和相互间的亲缘关系。在丰富的观察资料的基础上，他在1855年2月写成《制约新物种出现的规律》一文，提出：“每一物种出现的当时当地，总存在着一个事先已经有的、并且和它有密切亲缘关系的物种。”就是说，现有的物种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从它的“前身”变化来的。这是华莱士第一次公开反对物种不变论的教条。

达尔文对华莱士的那篇论文评价很高，他在1857年5月2日给华莱士的回信里说：“我几乎同意每个字所包含的真理。”

达尔文和华莱士虽然相隔千山万水，但是共同的事业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彼此交换了初步的意见，虽然他的年龄比华莱士大14岁，可是他愿意和这个经验不如自己丰富的后辈交换意见、互勉共进。几个月以后，就是1857年9月5日，他又给美国植物学家、哈佛大学博物学教授阿沙·格雷写了一封长信，更详细地谈了关于人工选择和以自然选择为核心的进化论学说的内容。

达尔文一方面把自己的理论繁简不同地告诉了一些好朋友，另一方面又没听朋友们关于应当考虑优先权的劝告，只是勤勤恳恳地埋头写他的大部头著作。达尔文根本没有想到，他那个30多岁的青年朋友华莱士竟会捷足先登，而且得出的理论和他20多年的研究成果惊人的相似。

当莱伊尔和霍克为了公正处理“优先权”的事匆匆来到唐恩镇征求达尔文意见时，达尔文抢着说：“关于华莱士的论文，我确实想了很多。华莱士没有从我手里夺走什么东西，这纯粹是巧合。他是通过独自观察研究得出结论的。他和我像在两块大陆上的两条河流，最后都流进了海洋。他信任我、尊敬我，才把自己的论文寄给我，我更应该尊敬他。我已经决定了把一切荣誉都归华莱士。”

霍克耐着性子说：“我很早就看到您在14年前得出的和他相同的结论，现在你想让华莱士独亨这项荣誉，这公平吗？”

莱伊尔语重心长地说：“我们都是研究自然史的人，特别尊重自然史实，为什么不能正视自己的历史事实呢？现在我们如果歪曲了发现进化论的史实，也就会成为科学的罪人！”

在林奈学会上，同时宣读和发表了华莱士和达尔文两个人的研究成果，产生了一个很有意义的结果，那就是使达尔文和华莱士之间建立了更加诚挚的友谊。达尔文在给华莱士的信里说：

如果有着可钦佩的热情和精力的人应该得到成功的话，那么您就是最应该得到成功的人。

华莱士也和达尔文一样谦虚和高尚，他不但果断地放弃了成为进化学说创始人的要求，而且认为如果不是按照达尔文建议的方法，他决不能研究出如此困难的问题。他怀着对达尔文崇敬的心情说：“当我还是一个匆忙急躁的少年的时候，达尔文已经是一个耐心的、下苦功的研究者了，他勤勤恳恳地搜集证据，来证明他发现的真理，不肯为争名而提早发表他的理论。”

后来，《物种起源》一书出版以后，华莱士等人最先为这本书喝彩，称这本书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书籍之一”。为了纪念这门学科的创建人，华莱士谦逊地称这个理论为“达尔文学说”，并且说“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说的建立，完全是达尔文的功劳”；“达尔文的名字不但可以同牛顿的名字并列，而且他的工作将永远被看成是19世纪自然科学的最大成就之一”。

达尔文和华莱士之间谦虚互让的动人事迹，一直被人们当作科学史上的佳话传颂着。

英国林奈学会同时宣布了华莱士的论文和达尔文的两个文件，引起了科学家们强烈的兴趣，由于文章过于简单，缺少详细的事实论证，学会要求达尔文将他正在写作的《物种起源》缩写成一个不超过30页的摘要，在学会会报上发表，以使人们进一步了解这个学说。

由于经过20多年的苦心经营和积累，资料实在太丰富了，达尔文很快发现写个摘要要达到学会会报的要求是不可能的。他单单把家养状况下的变异写出一个摘要，就写了35页，这已经超过了学会要求的篇幅。他一口气写下去，奋战了10个月，写出了一个长达500页的摘要。这样长的摘要是不可能在会报上发表了。怎么办呢？热心的莱伊尔爵士帮助他在伦敦找到一家最兴旺的出版社。穆瑞老板看了达尔文著作的前3章以后，就拍板决定出版这部著作，这是一个十分勇敢和有魄力的决定。

1859年11月24日这天，伦敦的几家书店门前，人声鼎沸，许多自然科学爱好者你拥我挤地争相购买刚刚出版的新书——达尔文的科学巨著《物种起源》。这本书的第一版只印刷了1250册，在一天之内就卖光了。接着，穆瑞又印出了第二版3000册，也被一抢而空。

达尔文的这部《物种起源》用极其丰富的资料，令人信服地证明生物界是在不断变化着的，它有自己发生和发展的历史，现在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生物都不是上帝的特殊创造物，而是“若干少数生物的直系后代”，生物进化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并且有规律可循。它们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进化。这种发展和进化，不是什么超自然力量干预的结果，而是自然界内部矛盾斗争的结果。也就是说生物的发展和进化，并不是由神的意志或者生物本身的欲望决定的，而是通过变异的遗传、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的结果。达尔文合理地解释了生物的进化。他用物种变异的普遍性，推翻了物种不变论的形而上学的观点，致命地打击了当时自然科学中的目的论，戳穿了千百年来神创论宣传的“上帝创造万物”的谎言，把越来越多的人从宗教神学的迷信、落后和无知中解放出来了。

因此，《物种起源》出版以后，一向十分关注自然科学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快阅读了这本书，并且给予了高度的赞扬。

《物种起源》的出版在生物学领域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继天文学、物理学、化学之后，生物学这个仍旧被宗教神学盘踞着的顽固堡垒现在终于也被炸开了。因此，《物种起源》在博物学家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许多知名人士和进步学者纷纷表示拥护这个新理论。

可是，那些坚持“神创论”观点的人，都对生物学领域里的这场大革命抱着极端仇视的态度，利用《科学协会会报》等刊物发表文章，攻击达尔文和他的学说。其中有些人还是很有名的科学家。他们对进化论表示蔑视，进行冷嘲热讽。

更严重和令人震惊的是，《物种起源》的出版，像一颗重磅炸弹落在神学阵地上，它们不但挫败了关于上帝存在的种种论据，使《创世记》中的“真理”受到人们的怀疑，而且把基督教神学的整个理论体系摧毁了。于是，在英国各地，咆哮着的教士们利用神学院声讨达尔文的著作，脸色铁青的主教们斥责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亵渎神明的异端邪说，如果像他所说的那样，势必没有上帝，而猴子反倒是我们的亚当了”。道貌岸然的教会首领强烈要求英国当局停止出版《物种起源》，并且没收已经出版的书。

基督教的天主教、正教、新教3大派别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矛盾和冲突，可是他们都认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是一种推翻上帝的阴谋，意在扰乱对神的信仰，企图毁灭上帝，想把上帝屏诸门外，是大逆不道的”。他们还公开叫嚷，要“围剿达尔文、打倒达尔文”以便“扑灭邪说、拯救灵魂”。他们妄图把科学史上这场革命扼杀在摇篮之中，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威胁恐吓的信件，从英格兰各地、从海外很多地方雪片般地向唐恩镇飞来。几个月来，很少收到邮件的唐恩镇居民经常看见邮递员肩上背着笨重的邮袋，沿着小路向达尔文住宅走去，这些信件大部分是从穆瑞先生的出版社转来的，因为大多数发信人都不知道《物种起源》的作者住在什么地方。

科学进化论

1860年，达尔文学说的故乡——英国，首先出现了进化论同神创论、科学同迷信、真理同谬误两军对垒的局面。

进化论一方，以赫胥黎和霍克等进步学者为代表。

反对进化论的一方，以牛津大主教威尔伯弗斯为代表。

两军对垒，眼看着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不可避免了。

反对《物种起源》的同捍卫达尔文学说的斗争，从书面的论战发展成了面对面的斗争。这场战斗发生在1860年6月底，这是在科学史上十分著名的牛津大战。这次大战是在英国牛津大学举行的“英国科学协会”上进行的。这次会议以关于《物种起源》一书的两次激战闻名于世。

6月28日，发生了第一次激战，牛津大学的英国植物学家道宾尼博士首先挑起了战斗。他在分组会上宣读了一篇论文，题目是《论植物性别的终极原因，兼评达尔文先生的〈物种起源〉一书》，攻击达尔文。由于达尔文生病，未能参加会议，会议主席就希望达尔文的“总代理人”赫胥黎作答。赫胥黎鉴于参加会议的进步学者不多，进化论思想尚未普及，教会人士和坚持神创论的顽固派占着绝对优势，决定避免回答。他对会议主席说：“在一般听众之间，感情会过分地影响理智，所以不适宜在这样的情况下立刻展开辩论。”他准备在其他场合给予有力的回答。

达尔文以前的朋友欧文教授以为赫胥黎不敢应战，跳出来向赫肯黎挑衅。他针对达尔文所说的人同大猩猩脑的结构近似的理论，说：“我愿意以哲学家的精神来讨论这个问题。我相信有些事实能够使公众断定达尔文先生的学说有没有可能是真实的。我的研究表明，大猩猩的脑同人脑之间的差异比大猩猩的脑同最低等的、最有问题的猕猴的脑之间的差异还要大。”

赫胥黎冷静地对待了这一挑衅。他直接反驳了欧文的这些断言是站不住脚的，并且保证要在别的地方、别的时候论证这个问题。几年后，赫胥黎专门为此写了一本书，完全履行了这一保证，有力地回击了保守派的进攻。

第二天，会议表面看来平安无事。但是，那位牛津大学的威尔伯弗斯主教却在组织力量，声称要在会上打倒达尔文。

6月30日，一场震惊世界的激战爆发了。威尔伯弗斯主教邀请了一大批教士、贵妇人和落后学者参加会议。在会议上，他发表了一篇题为《回顾欧洲的智力发展兼论达尔文先生的观点》的论文，向赫胥黎挑战。面对着会议上的反动势力和落后学者越来越猖狂的挑衅，赫胥黎勇敢地站了出来，表示愿意和威尔伯弗斯主教等人进行公开辩论。

赫胥黎的应战宣言一发表，人们全都激动起来。本预备在演讲厅进行辩论，后来发现听众的数目远远超过这间房子所能容纳的人数，于是会议移到房子大一些的博物馆的图书大厅去进行。听众不断地涌进来，他们都想听一听这两位出名的能言善辩的演说家将要展开的精彩的辩论。报告还没有开始，大厅里就已经挤得水泄不通，走廊上和窗台上也挤满了人，大厅外面还站着许多的听众，估计有近千人。

会议由德高望重的亨斯洛教授担任主席。他一就主席位就宣布：“今天要求发言的人比较多，凡是不能从正面或者反面进行有效论证的，都请不要在这里发言。”这种警戒后来证明是很有必要的。

趾高气扬的威尔伯弗斯主教抢先跳上讲台，用连篇累牍的花言巧语来蛊惑人心，煽动宗教情绪，控制会场。他大谈《物种起源》触犯了造物主，说达尔文的理论支持了一种粗野愚蠢的世界，不合神意，是对基督教的直接挑战。他唾沫横飞地讲了半个小时，除了装腔作势、以势压人以外，没有一点科学内容。

接着，威尔伯弗斯绘声绘色地说：“达尔文先生要我们相信的是每一头四足兽、每一条爬虫、每一条鱼、每棵植物、每只苍绳、真菌全都是第一个会呼吸的生命原生质细胞传下来的。哪一个特殊的蘑菇配得上这个非凡的荣誉呢？达尔文简直不让我们相信神的意志的干预是存在的。我们能背叛正统的宗教吗？那是上帝在伯利恒赏赐给我们的，在橄榄山上宣讲的，在耶稣复活的那一天启示的，我们怎能抛弃它，去相信达尔文的理论呢？”

威尔伯弗斯对生物学一窍不通，对进化论极端无知，逗得听众哄堂大笑。他却自鸣得意，越讲越起劲，满以为已经把达尔文学说挖苦够了，已经给听众造成进化论只不过是一个荒谬学说的印象了。其实，大主教的胡说八道，仅仅引起台下一批教士和天主教教徒的喝彩、鼓掌，甚至一阵阵歇斯底里的狂叫。大主教环视了一下会场以胜利者自居，突然转身向静坐在一旁听讲的赫胥黎教授，用挑衅的口气恶狠狠地进行人身攻击说：“最后，我想问一句坐在我对面的、企图把我撕碎的赫胥黎先生，你相信猴子是人类的祖先，那么请问你，究竟是你的祖父还是你的祖母，同无尾猿发生了亲属关系？”

大主教在大肆攻击进化论学说之后，又以上帝代表的身份警告说：达尔文学说污辱了神圣的教义，是一种异端的学说，决不能让它存在。

多么令人发指的挑衅！骚动的人群把目光集中在赫胥黎的身上。这时候，赫胥黎从容地登上讲台，用他一贯富有战斗气质的高昂声音阐述了达尔文进化论的内容，指出这个学说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而是建立在20多年的观察研究基础上的，反映了生物世界的客观规律。它是科学的真理，人类智慧的结晶。赫胥黎以雄辩的事实，富有逻辑性的论证，同大主教那种内容空洞、语无伦次的谩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全场鸦雀无声。

赫胥黎慷慨激昂地说：“刚才主教嘲笑我们‘粗野愚蠢’，我敢预言，现在牛津大主教的名字将来被人遗忘之后，这个被大主教称为‘粗野愚蠢’的原理的创始人的名字，将要被人们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纪念下去。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历史上，凡是有关地球的重大发现，都跟当时的基督教统治相抵触。当伽利略提出证据，证明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而是跟其他行星一起围绕太阳绕转的时候，基督教就把他当成异教徒判了刑。他被迫沉默了。但是，地球却在继续绕太阳旋转。我要奉劝大主教大人，科学的真理愈来愈多地被人类揭示出来，这是我们的骄傲和光荣！只有那些不承认事实而利用宗教蒙蔽人民的人，才是愚蠢无知和真正应当感到羞耻的！”

最后，赫胥黎用铿锵有力而富有幽默感的语言回敬了大主教的挑衅。他说：“是的，自然界漫长的进化历程，确实有类似猿猴的动物。我过去说过，现在再说一次，一个人没有任何理由因为他的祖先是无尾猿而感到羞耻。我感到羞耻的倒是这样一种人：他惯于信口雌黄，用花言巧语和诡辩的辞令来蒙蔽人，粗暴地干涉他根本不理解的科学问题，企图煽动一部分听众的宗教偏见来压倒别人。这才是真正的羞耻啊！”

话音刚落，进步的听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立刻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是牛津大学有史以来第一次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这样有力地谴责主教大人。因此，威尔伯弗斯气得面如土色。刚才还如颠似狂地为大主教的诡辩喝彩的布留斯特夫人当场气昏过去。贵妇人们尖叫起来，人们手忙脚乱地将布留斯特夫人抬出会场。辩论会只好暂停，一会后又继续开。亨斯洛主席邀请霍克上台发言，要他就植物学方面发表一下对达尔文进化论的意见。

霍克走上讲台，他着重用事实证明大主教根本没有看懂《物种起源》，甚至缺少有关植物学的最起码的知识。原来神气活现的大主教听了霍克发言以后，自知理屈词穷，不敢上台答辩悄悄地溜出了会场。听众再一次向进步学者，向真理的捍卫者们报以热烈的掌声。会议就在进化论大获全胜的气氛中宣布结束了。牛津大主教掀起的这场轩然大波平息了。当然，他是不会甘心失败的，还要网罗反对进化论的势力，继续发动进攻。但是，在英国像这样大规模地围攻进化论的论战再也组织不起来了。

真理是不可战胜的。达尔文学说的影响越来越大，在英国已经家喻户晓了。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在这以后的20年里，英国教会始终没有停止对达尔文的攻击。1877年，达尔文的母校剑桥大学为了表彰他对科学的伟大贡献决定授予他荣誉学位。在举行仪式的大会上，保守势力仍然没有放弃捣乱的机会。当达尔文在致答词的时候，有几个坐在厢楼上的落后学生，在保守势力的指使下，牵出一只猴子，高高举起，使它乱跳乱叫，这是企图污辱达尔文并且扰乱会场的拙劣表演。但是达尔文从容自若地把话讲完了，全场师生向他热烈鼓掌欢呼。掌声和欢呼打击了捣乱分子的气焰，进化论者又一次获得了胜利。

更鼓舞人心的是早在达尔文从事进化论研究的时候，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就给予了密切的关注。

恩格斯不但将达尔文的学说誉为19世纪的世界三大发现（细胞的发现、能量守恒和转换定律、生物中的进化论）之一，而且他在马克思墓前哀悼的时候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这是伟大革命导师对达尔文创立进化论的高度评价。

达尔文一直珍藏着马克思赠送给他的那本伟大著作，现在还陈列在达尔文的故居里，成了19世纪这两位巨人之间友谊的见证。

由于达尔文学说的胜利，达尔文成了世界闻名的科学家。曾经疯狂地反对过他的“势力”的社会，转回头来拼命地为他捧场。各种证书、奖章像雪片一样飞来。他成了英国、德国、法国、美国、俄罗斯、意大利、荷兰、比利时、丹麦、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印度等国70多个科学协会、大学的名誉会员、名誉院士、名誉教授。除此之外，他还获得了各式各样名目的博士称号，什么剑桥大学名誉法律博士、波恩大学名誉医学外科博士、比勒斯劳大学名誉医学外科博士，等等。地质学会授给他华拉斯登奖章，皇家学会授给他皇家学会奖章和柯普雷奖章，皇家医学院授给他贝勒奖章，有的还向他颁发了奖金。

在各种荣誉面前，使达尔文感到“极大的满足”的礼物只有两件。这就是1877年在他68岁生日那天，从德国和荷兰分别寄来的两本贴满照片的相册：一本是德国蒙斯特的雷德先生发起组织的154位科学家照片的相册；另一本是贴有荷兰班墨兰教授等217位著名观察家和自然科学爱好者的相册。达尔文欣喜万分，坐在高脚的椅子上，一边翻看这两本装贴得富丽堂皇的礼物，一边自言自语地说：“这是我曾经得到的最高的荣誉，我非常感谢他们的盛情和慷慨的同情。”他在给两位发起人复信致谢时说：“这些礼物使我感到了极大的满足，我认为再也没有比这个更使我感到光荣的纪念品了。当我死去的时候，这些照片将是留给我的孩子们的一份珍贵的遗产。”

当赫胥黎、霍克在英国论坛上冲锋陷阵的时候，进化论的主帅达尔文在与病魔顽强地搏斗着，他感到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不仅要为新的学说呐喊、呼吁，而且，还有更多的工作等着他去完成。他正在紧张地赶写着一些著作，为进化论大军提供威力强大的炮弹打击进化论的敌人。

这时，达尔文的身体越来越坏了。除了恼人的胃疼、头疼、剧烈的呕吐、肌肉不自主的颤抖以外，他又复发了心脏病。疾病常常迫使他成天躺在沙发上。为了治病，达尔文同全家一起，搬到北威尔士去休养。他们居住的那座房子有个美名：凯尔殿。

达尔文感到身体稍微好转以后，便从长沙发上爬起来，挣扎着拼命工作。从1860年到1872年间，他在与疾病的斗争中，完成了《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人类起源与性选择》、《人类和动物的表情》3部生物学经典巨著。这3部巨著一上市，就一售而光，给予各国进化论者以有力的支持。

达尔文在最后10年中，做了大量的科学实验，写了许多的论文和著作。从这些论文和著作中，显示了一个贯穿于他一生的特点，那就是他愿意试验大多数人认为丝毫不值得试验的东西。他把这些颇为大胆的试验称为“愚人的试验”，并从这些实验中获得了惊人的成果。他把这些成果写进《食虫植物》、《攀缘植物》、《植物的自花受精和异花受精》、《同种植物上花的不同形态》、《植物的运动能力》等书中。

写完了这些书，达尔文已快走完了自己的生命历程，他把全部精力奉献给了科学，奉献给了人类。1882年4月15日，一场无法逆转的重病发作了，晚餐后达尔文想走到沙发那里去，但他一下子昏倒了。4月17日，在他病逝前两天，他觉得稍好一些，便挣扎着爬起来走到试验地去，为儿子法兰士记录一个实验的进展情况。已经成为生物学家的法兰士，闻讯匆匆赶到试验地，搀扶着父亲，心疼地劝道：“爸爸，你不用再为科学工作操心了吧，我会完成这些实验的。”

达尔文叹息了一声：“但是，除了科学工作，我没有其他的事可以做呀！”

法兰士感动地说：“亲爱的爸爸，你已为人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你现在惟一应该做的，你也有充分权利做的事就是：休息。你要保重身体，不要把精力耗尽了呀！”

达尔文摇摇头，说：“不论一个人的精力是早一两年还是晚一两年耗尽，这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我不能忍受无所事事的生活。”

达尔文为科学做了最后一件工作后的第二天晚上，他便昏迷过去，处于弥留状态了。衰弱的埃玛和儿子法兰士守在他的病榻旁，费尽心机地使他醒过来。埃玛紧紧抓住丈夫的手，害怕他骤然离去。达尔文使出最后的力气，亲切地对埃玛说：“我的亲爱的朋友，你为我奉献了一生。在我多病的后半生，你没有离开过我一晚。没有你所做的一切，我要为科学作出贡献，是不可想象的。现在，我要先你而去了。你不用难过，我并不怕死。回顾我的一生，我曾不断地追随，并且把我的一生献给了科学，我相信我这样做是正确的。我没有犯过任何重大的罪，所以我不会感到痛悔，但我常常感到遗憾的是，我没有使人类受到更直接的益处。”

1882年4月19日，凌晨4时，达尔文在居住了40年的唐恩镇家中静静地离开了人世，终年73岁。

达尔文为科学事业而战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死后安葬在距牛顿墓只有几米的地方。

巨星陨落，举世悲恸！世界各地发来唁电唁函，沉痛悼念19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达尔文。

达尔文的生前好友和并肩战斗过的科学家们聚集在一起，讨论安排他的后事。

20名国会议员联名给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教长勃莱德雷神学博士写信，要求把英国人民的骄傲达尔文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中。当时，勃莱德雷教长正在国外，他在电报里热忱地同意了这个建议，并马上执行。

1882年4月26日，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英国皇家学会主席、美国公使等显要人物同达尔文的好友霍克、赫胥黎、华莱士等一起，扶着达尔文的灵柩，将他安葬在距伟大的物理学家牛顿的墓只有几米的地方。两位科学巨人平排在一起，共同享受着英国科学家的最高荣誉。

参加达尔文葬礼的还有法、德、意、西班牙、俄罗斯等国的代表，各大学和各学会的代表以及他的许多朋友和知名人士。

在达尔文的墓碑上刻着下列的字样：

查理·罗伯特·达尔文

生于1809年2月12日

死于1882年4月19日

人们永远怀念达尔文这位为不断追求真理并且做出划时代贡献的伟大科学家。他创立的进化论，在生物学上引起一场巨大的革命，触及到生物学的各个分支，带来了生物学百余年来的长足进步。如今，生物学已经在工业、农业、医学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给人类创造了难以计数的财富。

达尔文留下的22部著作和80余篇论文成了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它已经为人类的进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现在和将来仍然会继续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