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次保钓运动

• 1971年的国庆前夕，由海外“保钓”运动的5位骨干成员组成的“保钓访问团”第一次踏上祖国大陆。
• 不一会儿，迎面来了许多人，为首的是周恩来总理。他穿着淡灰色的中山装，左胸前别了一个长方形的徽章，黄底红字，上书：为人民服务。
• 学生突破警方的封锁线，但双方并没有发生任何冲突，示威队伍成功地先后到日本及美国领事馆递交抗议书。

港台及海外发起保钓运动

1970年9月至10月，在香港发起了海外保卫钓鱼岛运动。

1971年元月，美国华人留学生为反对美军把中国钓鱼岛的“施政权”交给日本，首次发起了波澜壮阔的全球华人“保钓运动”。

日本右翼分子和日本政府在中国领土钓鱼岛上的所作所为，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从20世纪70年代起，海内外华夏儿女就展开了风起云涌的保钓运动。

钓鱼岛，又叫钓鱼台，地处中国东海大陆架的东部边缘，在地质结构上是附属于台湾的大陆性岛屿。

钓鱼岛列岛位于台湾东北12O海里处，由钓鱼岛、黄尾岛、赤尾岛、南小岛、北小岛、大南小岛、大北小岛和飞濑岛等岛屿组成，总面积约7平方公里。西东分别距中国大陆和日本冲绳各约2OO海里，附近水深1OO至15O米，与冲绳群岛之间隔有一条2000多米深的海沟。

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但从1978年日本右翼团体在钓鱼岛列岛的一个岛屿上修建了一座高5.5米的灯塔后，他们就多次登陆该岛，企图将其占有。1996年，日本右翼分子又在钓鱼岛列岛的北小岛设置了一座灯塔，企图捏造钓鱼岛是日本领土的事实。

自古以来，中国台湾、福建等省渔民一直到钓鱼岛上从事捕鱼、采药等生产活动，自明朝初年起，钓鱼岛及其列岛就属于中国版图。永乐年间，即公元1403至1424年出版的《顺风相送》一书，就有关于钓鱼岛列岛的记载，这比日本声称的琉球人古贺辰四郎1884年发现钓鱼岛要早400多年。明朝以后，中国许多历史文献对这些岛屿都有记载。

在日本1783年和1785年出版的标有琉球王国疆界的地图上，钓鱼岛列岛属于中国。

19世纪末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没有对中国拥有对钓鱼岛列岛的主权提出过异议。1895年4月，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台湾全岛及其所有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割让给了日本，这以后在日本才有了“尖阁群岛”（即钓鱼岛列岛）之说，而在此之前，日本的地图一直是用中国的名称标定钓鱼岛列岛。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被美国占领。1951年，美、日背着战胜国的中国，非法签订了《旧金山和约》。

《旧金山和约》第二条虽然载明日本放弃其对台湾及澎湖列岛的一切权利、权利名义与要求，但第三条却错误地把日本所窃取的钓鱼岛等岛屿归在美国托管的琉球管辖区内。

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当时严正声明，中国政府坚决不承认《旧金山和约》。中国政府1958年在发表的关于领海声明中宣布，日本归还所窃取的中国领土的规定“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领土，包括台湾及其周围岛屿”。

事实上，日本觊觎我钓鱼岛列岛并非始于当时。早在1884年，日本那霸居民古贺首次登上钓鱼岛，采集羽毛和捕捞周围海产物。他随后提出所谓开拓钓鱼岛的请愿还被冲绳县知事拒绝。

1885年后，冲绳县知事多次上书日本政府，要求将钓鱼岛、黄尾岛、赤尾岛归其管辖。日本官方都顾及中国清朝政府对这些岛屿的主权主张而没作答复。

但是，日本在中日甲午战争后，通过强迫清朝政府签订《马关条约》而攫取了台湾及附属各岛屿。日本在二战中战败后，把台湾归还给了中国，却把台湾的附属岛屿钓鱼岛等私自交给了美国托管。

20世纪60年代末，联合国委员会宣布，该岛附近可能蕴藏着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后，日方立即单方面采取行动，先是由多家石油公司前往勘探，接着又将巡防船开去，擅自将岛上原有的标明这些岛屿属于中国的标记毁掉，换上了标明这些岛屿属于日本冲绳县的界碑，并给钓鱼岛列岛的8个岛屿规定了日本名字。

1970年开始的海外“保钓”运动在近一年的风起云涌后，引起了新中国的高度关注。

1971年，美日两国在签订归还冲绳协定时私相授受，把钓鱼岛等岛屿划入归还区域。这一交易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

周恩来接见海外保钓人士

1971年4月10日，海外“保钓”人士在华盛顿举行大游行，举世震惊，新中国政府公开声援海外学子的爱国义举。

仅仅在4天后，1971年4月24日，《人民日报》第六版就率先对此事进行了详细报道。

5月1日，《人民日报》又发表评论员文章《中国领土主权不容侵犯》，表示广大海外侨胞正在纷纷掀起的维护民族主权的爱国正义运动，“将获得祖国人民的坚决支持”。

但由于中美关系的冷淡及海峡两岸的敌对态势，这场“保钓”运动的具体情况和信息一直无法畅通地传递至大陆，这就迫切需要搭建一道沟通的桥梁。

而1971年下半年，海外“保钓”运动在最初游行示威的激情过后，也进入了反思和总结阶段，取而代之的是各地留学生竞相开展的国是讨论会，议题也渐深入至中国前途的讨论上。

这样，促使两岸统一就成为许多留学生的共同选择。在这一年9月的安娜堡国是大会上，“去新中国看一看”成为许多与会者的热切愿望。

开完这次大会几天后，当时的全美“保钓”运动委员会总召集人李我焱，获悉了中国政府拟邀请海外“保钓”学生组团访问祖国的信息。

这时，美国还未完全承认新中国，但两国关系已经有所缓和，美国刚刚通过一个议案，允许美国公民去中国大陆旅游，这成为访问团顺利成行的利好背景。

伊利诺伊大学的研究生陈治利在征得妻子同意后，又主动推荐法学院的陈恒次同学参加，陈恒次得以成为访问团里唯一的台湾本土籍留学生。

访问团一共5人。“这5人均来自台湾，基本都是‘保钓’运动各个地区的联络人。”陈治利说。

9月底出发前夕，五人特意经纽约参加支持中国重返联合国的集会，并在旅途中传来中国重返联合国的消息。

访问团群情激昂，“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破冰之旅。”若干年后，陈治利提及往事依旧难捺激动。

1971年的国庆前夕，由海外“保钓”运动的5位骨干成员组成的“保钓访问团”第一次踏上祖国大陆。

11月23日21时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接见了“保钓访问团”。

“保钓访问团”代表王正方，曾撰文回忆道：

不一会儿，迎面来了许多人，为首的是周恩来总理。他穿着淡灰色的中山装，左胸前别了一个长方形的徽章，黄底红字，上书：为人民服务。

周恩来的握手强劲有力，他高兴地说：“欢迎你们！”又亲切地说：“我注意到你们都换了衣服了嘛！”

在当时的大陆，穿着忌标新立异，所以“保钓访问团”预先买了几套蓝色中山装。

初次见面，“保钓访问团”都感觉到周总理风度儒雅，气质脱俗，平易近人。

周恩来又问：“乔冠华在联合国的演讲你们都看了吗？”

“保钓访问团”中间有人回答：“看了，我们觉得好得不得了。”

周恩来笑道：“也没有什么好得不得了，还可以就是了。”

“保钓访问团”代表王正方，曾撰文回忆道：

周总理精力过人，据说他每天只睡3个小时，而且可以分段进行，小寐片刻又精神百倍。当晚，我们体会到了他充沛的精力与强烈的求知欲。我们5个可能是周总理和国务院官员头一次见到的台湾百姓，于是，有关台湾的问题非常多，触及的范围很广。

谈到台湾的政治局势，比如今后的接班人是谁。大家一致认为当然是蒋经国。

周恩来问：“那老一辈的国民党会服他吗？”

可惜，很多问题都不是“保钓访问团”的留学生能够回答的。

周恩来在百忙之中与“保钓访问团”青年倾心交谈。这次谈话从深夜至次日凌晨，整整持续了6个小时。

虽然彼此政治立场不同，身份年龄悬殊，地缘距离遥远，但爱国的情怀却是共通的。

由于此次会谈不公开，所以谈了没多久便近乎聊天，气氛非常轻松。周恩来的兴致很高，几乎是有问必答。

会谈暂告一段落后，厨房预备了馄饨，请大家吃夜宵休息一下。

“保钓访问团”代表李我焱后来回忆说：

周恩来虽然看上去精力充沛，但近距离观察，也能觉出他的疲倦与衰老。终究年过70了，数小时之内，护士3次来送药。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一年他已经患上了癌症。

台湾的未来当然是大家最关心的话题。周总理最后分别问我们5个人：“你觉得台湾问题什么时候能解决？”

我已经不太记得其他4位团员的确切回答，只记得没有人主张武力解决。我的答案如今想来天真可笑：1974年美台安保条约到期，或许不再续约。台湾失去后台，就必须同大陆谈和。

周总理表情严肃地听完了我们的答复后，沉默了片刻，不无感慨地指着我们说：“台湾问题的解决，在你们这一代应当可以见到了。”

会谈结束，已是第二天4时，周恩来在新疆厅门口和“保钓访问团”人士一一握手道别。团员中有一位青年说：“希望总理为了世界革命多多保重身体。”

周恩来耸动了一下右肩，带点儿自嘲地仰头笑着说：“世界革命？我替中国人民服务还做不完呢。”

负责接待的同志在会谈前后都不厌其烦地叮嘱，这次会见纯属非正式，不能公开。在现场不能拍照，只有官方的摄影记者拍了几张合影。也要求不能做笔记，回去以后也不要追记谈话内容，更不可以写文章、报道，就当此事没有发生。

基于当时的两岸形势，这次访问自始至终“不上报纸，不拍照片”，似乎注定要成为一段被尘封的历史片段，“保钓访问团”称自己为“保钓第零团”。可是还没等“保钓访问团”回到美国，这件事就在海内外传遍了。

返美后不久，访问团团员在各地留学生的要求下，四处演讲，陈恒次和陈治利两人，更是开着一辆破旧的老爷车，在中西部、南部学校间穿梭，将他们在国内的所见所闻，义不容辞地告知大家。

受访问团演讲的影响，去往联合国工作以作报国之途的留学生共有80多人，他们几乎都有博士硕士学位，大多是放弃自己的专业，改而从事语文工作，并不计较个人得失。

“保钓第零团”的访问成功，开通了海外学子与祖国定期沟通的渠道，其后1972年、1975年，“保钓”第一团、第二团，接连循着他们的足迹，跨过大洋。

当时周总理不管多忙，总是尽量亲自接见这些海外归来的学子，进一步增强了他们对于新中国的认同感，也促使保钓运动轰轰烈烈地坚持下来。

香港学生举行保钓和平示威

1972年5月13日，由于美国决定于当年的5月15日将争议中的钓鱼台列岛交予日本政府，所以，全世界各地的保钓组织，包括香港在内决定发起一次全球行动，选择5月13日在世界各地举行一次规模盛大的示威行动，抗议美日私相授受钓鱼台列岛。

香港方面，由学生联会统筹，他们联络各大专院校同学包括中大、港大，计划于5月13日在中环举行保钓示威，并到美国和日本领事馆递交抗议书。

然而，这次的保钓示威曾经一度险遭取消，这念头并非来自外界，而是学界保钓委员会内部出现分歧意见，有一派主张退出示威行动，另一派却坚持示威必须如期举行，结果后者取得胜利。

事情的原由是这样的：当时香港学生决定响应参与“5·13”全球保钓示威行动后，便依法向香港警务处提出申请，但警方迟迟不予批复。因为中环属香港经济、金融和贸易中心，亦是政府机关及外国领使馆的所在地，港英政府不愿意因示威行动而破坏香港形象。

当局还于该段时间内透过电台，呼吁家长约束子女，不让他们参加“5·13”示威。

报章上还把参与保钓运动的青年学生描述为“长发青年”，“保钓仔”，试图打击该次行动。

警方也多次发出警告，说青年人若一意孤行，于“5·13”举行示威将会以武力镇压等等。

在一片恐怖的气氛笼罩下，学联及有关同学不仅毫不畏缩，而且显得斗志昂扬，决心全力以赴，不计后果。

5月12日晚，100多名大专学生聚集在当时位于农圃道的新亚书院，他们都是准备在翌日担任示威队伍的纠察工作及其他任务的骨干。当时大家都将个人得失抛诸脑后，一心一意为次日的示威做好准备，一时大家都有同仇敌忾之感。

谁知，在誓师大会即将召开之际，有几位参与领导工作的学联同学，突然神情严肃地向会议室内的每一个人郑重宣布：“大会决定退出明日的‘5·13’示威”，而且还向众人展示业已准备好的数千张海报和数万张传单，准备连夜上街张贴及派发，宣布学界退出“5·13”示威。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令在场的部分不知情的院校同学大吃一惊，很多人感到异常愤怒。

学联几位负责同学神情激动地解释，决定是迫不得已才做出的，因为当时社会舆论对“示威”的评价非常不利，学生的立场被歪曲，处境十分孤立。

若学联坚持到底，只会造成损兵折将，甚至出现流血场面，而更重要的是，由于消息被封锁，没有人会明白学生究竟在做什么，示威已失去它原来的意义。

因此，他们希望“留得青山在”，保存实力，以等待今后东山再起。

然而，这个由几个人作出的秘密决定，立即遭到港大学生会的强烈反对，当年的港大学生会长姓陆，他力陈该项决定是错误的，也是非法的，而且是投降主义和逃跑主义的行为，取消示威，将来无法向历史交待。

他力主示威应如期举行，不应临阵退缩，否则这将会是香港学生运动的倒退。双方你一言，我一语，展开了一场激烈地争辩。

学联的保钓委员会主力来自中大同学，而中大同学在“七七维园保钓大示威”中有英勇表现，多位学生领导人遭警方殴打和拘捕。而当时属于上一届的港大评议会，法律系及其他一些代表强烈反对，他们称港大若参加“七七示威”，将属违宪行为，因此导致港大退出“七七示威”。

有此前科的深刻印象，在场参与工作的同学，普遍同情这几位来自中大的学联领导同学，认为他们取消次日示威，并非畏缩，只是事非得已的做法。

然而，1972年的港大学生会已换了另一批领导，在政策方面主张积极参与保钓运动，尤其是该位姓陆的学生会会长，是位天生的演说家，雄辩滔滔，各项陈词内容均是无懈可击。

一时间，会场的人都变得无所适从，而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溜走，越来越接近午夜时分。

最后双方达成一个君子协议，即用民主方式投票作决定，同时在场每个人，都要绝对遵从投票的结果，倘若投票结果是退出示威，那么所有人等都要连夜齐心协力把数以千计的海报和传单，上街张贴出去，以向市民解释退出示威的消息和原因。倘若结果是决定如期举行示威，则所有人均要立刻投入“最后冲线”的工作，分组预备各项示威的细节任务。

表决采取了即场举手方式进行，投票时部分同学一时把持不定，不知道应该投赞成票或反对票，百多人中，只有60多人投票，结果是36票对30票，决定示威如期举行。

决议通过后，各人都没有再争论，而是默默地决定，迅速执行各种任务。

大会成立了一个临时指挥部，并制定了几套不同策略，可以随机应变，准备第二天在中区3个不同地点“揭竿而起”，采取声东击西的方法，从而避开与警方发生正面冲突，力争将流血事件减至最低限度。

1972年5月13日12时，保钓示威如期在中区举行，参加者最高峰时达4000多人。

学生突破警方的封锁线，但双方并没有发生任何冲突，示威队伍成功地先后到日本及美国领事馆递交抗议书。

一切过程十分顺利，秩序井然，没有人被拘捕，没有流血，更没有遗下纸屑、果皮，示威最后取得了预期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