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观察》

胡适一生没有和《观察》发生过多的直接联系，但在精神上，储安平

一直将胡适尊为自己的师长和前辈。从我在本书第一章中抄示的储安平致胡适的信可以看出这位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胡适的感情。储安平在创办

《观察》的时候，致函胡适，为的是求得他支持，并答应担任《观察》特约撰稿人。我在后来的一些资料中没有见过胡适写给储安平的信，但胡适的名字作为特约撰稿人列在了《观察》的封面下。

1947 年胡适南来上海，储安平特致一函给胡适，汇报一年来《观察》的经营情况并向胡适约稿，此信不算长，亦抄示如下[1]： [1]《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 239 页，中华书局香港分局 1983 年 11 月出版。

适之先生：

先生南来，我没有往谒。因为我觉得先生在极短的行程中，必定十分忙碌。假如我没有要事，便不应当去浪费先生的时间。

我们最近开了股东会议，去年一年，盈余二亿三千三百余万。办刊物

本来照例是赔本的，本赔完，就关门大吉。我们实在没有想到会赚钱，

而

且赚了这许多。一千万的本钱，在一年中赚了二十倍。我们有几件印

刷品，

原是给股东，不对外公开的。但是我想先生对刊物素来有很大的兴趣，

所

以我检出一部分寄给先生，作为先生公余消闲材料。

这两天，南北教育界都为了先生的“十年教育”，引起许多意见，拆

穿了说，还是为了先生那一句话：“第一个五年先扶助北大、清华、中

大、

武大、浙大。”许多读者来信，希望能读到先生的十年教育计划的原文。不如先生能否公开？或者先生能就此事写一篇文章否？专此，即请

大安

后学储安平上 九，廿二

后来《观察》在第 3 卷第 7 朗的“《观察》文摘”专栏中转载了胡适的

《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规划》。

储安平在《新月》时期是否和胡适见过面，我一时没有得到可信的资料。但在 1947 年，储安平曾在北京拜访过胡适，此事见于储安平写给胡适的另一封信[2]： [2]《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 225 页，中华书局香港分局 1983 年 11 月出版。

适之先生：在平数谒，恭聆教益，深为感幸。先生对《观察》的鼓励 和指示，尤使我们增加不少勇气。我们愿以全力持久经营此刊。先生

允为

《观察》三卷写文一篇，大大增加《观察》的光辉，拟乞至迟于八月十八

日掷下，俾得如期付梓。面求法书，如承便中一挥，尤感。专肃，即

请

大安

后学储安平上 八，十二

我在研究《观察》过程中，仅见过储安平写给胡适的这三封信，而没

有见到胡适的回信。耿云志在介绍胡适的私人档案时曾说：“学界、教育界、文化艺术界给他写信的更是名流荟萃。”他一一指出了许多人，在新闻界的

名单下，列有储安平的名字[3]。我不知道列出储安平的名字是由于以上抄出的三封信，还是另外的。从我所见到的这二封信，不难看出储安平与胡适的关系，这是一位后学对前辈的近乎崇拜的感情。这一点很值得引起注意。储安平一生对英国的制度有近似于迷恋的感情，行文做事都以英国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在精神上，他对胡适的主张和人格也很崇敬。在整个《观察》时期，储安平对胡适的一言一行都给予高度重视。在 1947 年的五四前夕，《观察》曾专访过胡适，对胡适的言论《观察》也多留意。《观察》在一则补白中曾以《胡适谈话一段》为题，报道过他在上海的一次演讲[4]。 [3]

耿云志《胡适私人档案介绍》，《新华文摘》1994 年第 2 期第 78 页。

[4]《观察》第 1 卷第 3 期第 4 页。

在整个《观察》时期，胡适没有给《观察》写过一篇专文，他唯一给

《观察》发表的是一封给费孝通的信且是与费孝通的复信同时刊出，信是由费孝通提供的。

这封信是针对《美国人的性格》一书中出现的常识性错误，写给费孝通的，从中可以看出胡适认真治学的态度和对学术研究的严格要求，同时也说明胡适是细读《观察》的。

《美国人的性格》曾在《观察》上连载，费孝通在该书的后记中曾说： “回到北平之后，安平屡次来信要我为观察周刊写稿。我就决定翻译那本书” [5]。费孝通后来出该书的单行本时，按胡适的意见修改了自己的错误。从费孝通给胡适信的称呼和语气中，我感到与储安平给胡适写信时的情形大致相同，都对胡适充满敬意。现将胡适和费孝通的二封信抄录如下： [5]

费孝通《美国与美国人》第 205 页，三联书店 1985 年 8 月第 1 版。

关于“美国人的性格”（通信）[6] [6]《观察》第 3 卷第 4 期

第 23 页。《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卷中，收入了费孝通致胡适信的全文。略去的部分是：“接到八月廿五的信，十分感激，而且高兴，高兴的是因此从此可以称你作老师了。我已经把来信奇给安平兄，请他在《观察》发表，以免误及读者。”“从美国回来之后，还写过一本《初访美国》，其中又有不少关于历史的叙述，不知有没有类似的错误，奉上一册，公余之暇，或可作为消遣之用。”（见该书第 233 页）。

一

孝通先生：昨天在观察二卷二十二期看见大作“负了气出的门”，开篇两节里就有两个大错，不敢不奉告。

第一节说邱吉尔“显然的歪曲了历史，即使没有歪曲，也不免是断章取义”。

邱吉尔说“他身体流着的血，一半是来自美国的”。他的母亲是美国纽

约

的 Jennie Jerome，当然可以说他的血一半是来自美国的。他说的是史

实，

并没有歪曲历史，也没有断章取义。

第二节说怀德海名字里有个 North， 这并不错。但你解说错了。你说“原来他是 North 将军的后裔， 而这位将军是奉命来镇压美国独立的”。历史上并没有这样一位将军。小怀德海说的大概是指美洲独立时的英

国首

相 Lord North。 当时北美十三邦最恨的是英王乔治三世和他的首相

Lord

North。

先生既发愤写“美国人的性格”，似乎不可不多读一些美国人人知道

的历史。如上述两例，都是人人知道的常识。若不改正，必遭读者讥笑。

故不敢不奉告，想能蒙原谅。胡适

三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此信是我南飞前一夕写的。写了后，我不敢寄出。今天重看一遍，觉得朋友有切磋之责，故补寄上。乞恕！适之（三十六年九月八日）。

二

适之老师：（前略）我说“歪曲历史”和“断章取义”原是想说：从

历史的过程说，美国人的血是从欧洲去的，至少大部分是如此。邱老有意

把自己的“血的倒流” 来标榜，用意是想去歪曲 to bend 一般对于历史的

成见。他自己的个例是历史上的“断章”，少数例外之意，用以取义，

使

美国人听来高兴。行文不慎，以致读来不易十分清楚。

怀德海教授的故事是他和我说的，我没有问清楚底细，把爵士变成了将军，罪甚。

孝通 三十六年九月十日

《观察》甫创刊，即在《观察》通讯的专栏下，发表了一篇题为《组

党传说中胡适的态度》。这篇文章对胡适归国后的情况有详细的分析和报道， 当时有人希望他能组织政党，有人主张他先办刊物。《观察》的这篇通讯是研究胡适从美国归来的重要资料，特别是当时国内各种政治势力对胡适所抱的极大希望，从某一侧面反映了四十年代末中国知识界对自由与民主的渴望。文章认为，这几年来，国是日非，一片混乱，人人都对现状表示不满， 而一般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所怀有的苦闷尤其深刻。当今中国国共对垒，一般受英美传统民主教育洗礼的人，虽不满意于国民党，但也未必赞成共产党[7]。文章对于胡适组党的声势及他个人的条件作了非常客观的分析。针对当时国内言论界的混乱，许多人主张胡适来办刊物，甚至恢复先前的《独立评论》，大家一致认为胡适若办刊物，对于国家可发生相当的影响。 [7]

《观察》第 1 卷第 1 期第 21 页。

《观察》的这篇通讯细致地传达了那一时期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心声，他们在极大的苦闷中既没有对国民党存有幻想，也没有对共产党抱有过高的希望，就他们当时的理想而言，多数人希望通过走民主和宪政的道路， 来改变中国的局面，具体而言，盼望胡适能够组织新党，或者创办刊物，以自由的言论影响国家。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理想的追求似乎有些天真，虽然最终没能成为现实，但这种理想却永远地留在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心中，成了他们对未来的一种憧憬。《观察》对胡适行踪的特别留意，反映了《观察》同仁对这位自由主义领袖的极大热情。

胡适后来在《观察》上多次出现，源于四十年代末的学生运动。《观察》

在每次报道学潮的过程中，对于胡适的行踪和言论颇多留意，这都是研究胡

适的重要资料，由于《观察》是一个比较客观公正的刊物，所以它的报道一般较为可信。

胡适在沈祟事件中的态度和言论，《观察》都有很细致的报道和分析。胡适说：“对于女家，很多的长辈跟我都是熟人，我看她亦如后辈，当然要负责的。如果她愿意我陪她出庭，我当然愿意的”[8]。胡适对于沈祟事件的态度是：这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过去对胡适的这种言论，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都多有指责。其实胡适本人在这一事件上的态度， 我认为是理智的。虽然他的这种言论客观上对于国民党政府处理这一事件有帮助作用，但对于学生来说这是难以理解的。由沈祟事件引起的大规模的学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但必须指出，在这种热情的内里，也隐含着某种较为狭隘的民族情绪，而胡适在面对这种极为复杂的民族情感时，依然要让青年学生将法律的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来看，自然是他们所难以接受的。 [8]《观察》第 3 卷第 21 期第 17 页。

胡适对于学潮的态度一直是很坚定的，他多次讲过，他认为古今中外有一条公律：凡是在政治不能令人满意、没有正当合理的机构来监督政府、提倡改革政治的时候，提倡改革政治的责任，往往落在青年人的肩上，象汉宋的大学生请愿，明代东林党之攻击朝政、以及清之戊戌政变、乃至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提倡改革政治的，都是青年学生。

中国的现状不要说青年人不满意，就是我们中年人也是感到不能满意的[9]。听到有学生被打伤和被捕时，胡适总是赶到医院去探望并设法营救学生，对于学生运动的同情和理解是四十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 [9]《观察》第 2 卷第 14 期第 1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