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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二、中美举行大使级会谈
- 周恩来说：“和平应该在正义的基础上实现，它应该是理智的和诚实的。”
- 周恩来声明指出：“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
- 周恩来果断地说：“既然美国不愿意谈，我们也可以中止谈判。”
中美发表大使级会谈公报
1954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揭开了中国人民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序幕。
同年12月2日，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在华盛顿签订，这一条约企图将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合法化”，中国政府对此予以坚决反对。
1955年1月18日，为了打击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实现中央军委解放浙江东南沿海岛屿的决心，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以步兵1个师、各种类型舰艇137艘、航空兵22个大队，于1月18日发起了一江山岛登陆作战。
整个一江山岛渡登陆作战历时10个小时，共打死国民党军519人，俘虏567人，击沉军舰3艘，击伤4艘。一江山岛被攻克后，盘踞在大陈各岛屿的国民党军失去外围屏障，被迫在美国武装力量掩护下，裹胁岛上居民近2万人逃往台湾。
台湾局势骤然紧张起来，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国际社会同样关注着台湾海峡的事态发展。
1955年上半年，苏联、英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缅甸分别在中美两国之间斡旋，极力促成中美两国直接对话和谈判。
1月28日，新西兰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孟罗，发表致安理会主席函，要求召开安理会会议讨论中国大陆沿海岛屿地区的停火问题。
新西兰提案实际上是美、英、新3国相互协商讨论的结果，英国为这一方案取名为“神喻行动”，以示机密。
当天，英国驻华临时代办杜威廉约见周恩来，详细介绍新西兰提案的情况。
杜威廉说：“当前的局势，不管谁正确不正确，已构成对和平的严重威胁。英国政府认为，为了所有人的利益，其中也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它应该努力使这一危险不要增大。英国政府把新西兰的这一倡议看作是不损害有关各方要求的解决问题的真诚而认真的尝试，坚定地请求中国政府接受安理会的邀请。”
周恩来说：
和平应该在正义的基础上实现，它应该是理智的和诚实的。
至于联合国，他们有什么权利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他们有什么权利干涉中国人民行使解放台湾的主权？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七款之基本规定，联合国不应干涉任何国家内部管辖下的事务，而且联合国成员也不应该把这样的事务提交联合国解决。一方面，美国使用武力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另一方面，联合国又容许美国采取干涉活动。
同时，周恩来严正指出：
中国的立场是不会改变的，因为这是涉及到中国的独立和主权的事情。英国和美国也曾为自己的独立和主权斗争过，为什么现在，当中国为自己的独立和主权而斗争的时候，英国和美国就要干涉并且吓唬中国？中国不会忍受这一点。这已不是希特勒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时代了！
1月30日，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致信安理会主席，要求迅速召开安理会会议，讨论美国对中国台湾地区的侵略行动问题。
苏联谴责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略行动，建议美国政府采取措施，立即停止侵略行动，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建议美国政府立即从台湾岛和其他属于中国的领土撤走美国的陆、海、空部队。
1月31日，安理会通过决议，把两项提案都列入议程，先讨论新西兰提案，后审议苏联提案，并决定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讨论新西兰提案。
同日，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致电周恩来，邀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出席安理会。
2月3日，周恩来复电哈马舍尔德，表示坚决反对新西兰提案，指出只有在安理会讨论苏联提案并驱逐蒋介石集团的代表时才同意派代表参加安理会。
2月5日，周恩来在与瑞典大使维斯特朗的谈话时指出，新西兰提案“包含一个阴谋，那就是把属于中国内政的事情，把任何外国或联合国都无权干涉的中国内政的事情，放在国际舞台上。这是要造成两个中国，要割裂中国的领土”。
由于中国坚决反对新西兰提案，苏联也公开予以谴责，安理会决定无限期搁置讨论。提案最后不了了之。
1955年2月4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发表声明，主张召开由中、美、英、苏、法、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锡兰参加的10国会议，讨论缓和远东局势。
苏联的主张遭到美、英的反对，理由是没有邀请台湾参加。美国的盟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在不同场合表示不主张采取军事行动，希望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它们要求联合国干涉，实现台湾海峡地区“停火”。
对于与中国直接接触，美国国内有不同意见。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乔治赞赏周恩来的建议，认为美国表示与中国对话的诚意的时候到了。参议员诺兰认为周恩来的讲话是另一个“慕尼黑”，参议员林登·约翰逊则认为，乔治参议员的上述建议应该三思而行。
台湾当局密切关注中美直接会谈的酝酿，1955年5月5日，台湾驻美“大使”顾维钧拜见杜勒斯。
顾维钧表达了台湾对此的关切，询问美国的态度。杜勒斯回答说：“美国的意思是等着瞧，看看中共是否愿意接受停火。”
美国政府尽管不愿意第三者调停，但它还是希望利用第三者探听中国的意图，并通过他们转达美国的态度。而印度驻联合国大使梅农正希望在促进中美会谈上起点作用。
梅农在访华前夕向美国驻印度大使库珀通报说，他的北京之行是为促成中美的谈判。
梅农在访华期间，于5月12日至20日与周恩来举行了6次会谈。梅农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他的解决台湾问题的计划，即“梅农计划”。
梅农认为，中美谈判要经过几个过程：一是确认双方是否有诚意接受谈判和谈判的先决条件，消除敌意；二是双方采取行动，缓和紧张关系，美国应先采取行动，允许中国留学生回国，然后中国也释放美国飞行员。
梅农在访华期间，要中国创造改善中美关系的条件，周恩来认为中国主动争取谈判，就是在创造条件。
杜勒斯十分关注梅农的北京之行。在此期间，周恩来5月13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扩大会议上就万隆会议作报告，他再次强调了69字声明。这69字宣言是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提出来的。
那是1955年4月18至24日，29个亚非国家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反对殖民主义，推动亚非各国民族独立的会议，这次会议又称第一次亚非会议。
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5国发起，邀请阿富汗、中国、柬埔寨、老挝、泰国、埃及、菲律宾、尼泊尔、伊朗、约旦、伊拉克、黎巴嫩、土耳其、也门、沙特阿拉伯、越南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苏丹、利比亚、黄金海岸（今加纳）、叙利亚、日本、南越等国家和地区参加了这次大会。
中国由周恩来总理率代表团参加。
这次会议广泛讨论了民族主权和反对殖民主义、保卫世界和平及与各国经济文化合作等问题。
4月18日上午，亚非两大洲首次历史性聚会于万隆独立大厦。会议由印尼总理阿米佐约任主席。会上，苏加诺总统发表题为《让新亚洲和新非洲诞生吧！》的长篇开幕词。
在一般性发言中，绝大多数代表发言都谴责殖民主义、种族主义，表示了要促进亚非团结合作的良好愿望，但也有些国家的代表当着中国代表的面攻击共产主义是“独裁”，是“新殖民主义”，甚至怀疑中国对邻国搞“颠覆”活动。
面对会议可能走入歧途的危险，周恩来当即决定将原来准备的发言稿改为书面散发，而作即席补充发言。明确表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
在台湾问题上，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在亚非会议上散布一些不负责的言论，把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神圣领土台湾的斗争，同消除美国在台湾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混为一谈，制造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
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不仅在会上重申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的立场，而且在会下先后向十多个国家的代表团反复阐明台湾问题的由来、性质和中国的立场。
周恩来为此发表著名的“69”字的声明：
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周恩来的简短声明不仅在亚非会议上赢得广泛支持和强烈反应，而且使美国陷入孤立状态，连美国盟友英国对周恩来的声明也产生了某种“兴趣”。
亚非会议后不久，美国通过英国驻华代办向中国传话，表示希望中美各派一名大使级代表举行会谈。这是周总理通过巧妙的斗争艺术争取尽可能多的朋友和挫败美国阴谋的又一成功范例。
周恩来的声明获得了全世界一切公正舆论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巨大同情和支持，许多国家表示愿意在中美之间进行斡旋。
1955年5月24日，杜勒斯致电美国驻印度大使库珀，要求得到梅农访华的详细报告。
5月27日，印度驻美大使梅塔向艾森豪威尔转达尼赫鲁的口信。其中提到，中国将在30日宣布释放4名美国飞行员。当天，库珀致电国务院，报告他会见梅农的情形。梅农认为周恩来对美国人民没有敌意，他与周恩来的谈话是友好的，梅农希望早日访美。
梅农于6月中旬访美。6月14日，他见到艾森豪威尔，通报周恩来谈活的内容。梅农认为，如果中美能直接谈判，诸如被俘飞行员释放等问题就会容易解决。
艾森豪威尔认为，飞行员问题不是主要的，但是它涉及根本原则并影响美国人情感。
当天下午，梅农与杜勒斯进行会谈。杜勒斯在谈话一开始就表示，美国和美国人民不希望与中共开战，美国已经作了一些事情来缓和紧张气氛：协助国民党从大陈岛撤退；与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范围仅包括台湾和澎湖，没有把沿海岛屿包括进去；制止国民党进攻大陆；防止美国空军误入大陆领空；采取步骤允许那些希望返回大陆的中国留学生回国。
梅农提出以下问题，向杜勒斯进行试探：有没有进入直接谈判的可能基础；为促进谈判应该创造什么样的环境；以何种形式进行谈判。
当时梅农说：“中美直接谈判是可能的，而直接谈判的基础是缓解紧张气氛。”
杜勒斯回答说：“有些事情，如强迫放人是不能在谈判中去寻求解决的，这只会导致谈判破裂和不希望的结局。这时最好的办法就是等待，台湾就是这类事情之一。”
杜勒斯实际是把台湾问题从直接谈判的议程中排除了。至于为谈判创造必要气氛和环境，梅农认为美方可以做四件事：
1、允许被俘人员家属访华，印度可以出面担保他们顺利离华和不被虐待；2、允许美国记者去中国采访；3、劝说国民党在沿海岛屿放弃“焦土政策”；4、美国不为谈判设置前提，如释放所有被俘人员。
梅农认为中国已于5月30日释放了4名美国飞行员，为会谈创造较好的气氛，因此希望美国也能采取步骤，缓和紧张关系。
因此，梅农建议谈判的形式可以采用中美日内瓦领事会谈的模式，中美驻新德里、伦敦或莫斯科的大使可以开始接触，就美国被俘人员、中国留学生返国等问题开展讨论，然后再扩展谈判内容。
杜勒斯对梅农的建议直截了当给予了拒绝。关于第一点，杜勒斯认为此事不可行，因为美国公众舆论不会明白为什么被俘人员得不到释放，还要让更多的美国人再去中国大陆；关于第二点，他表示，现在很难改变禁止美国公民进入中国的规定。
6月15日，梅农再次会见杜勒斯，重申他日前提出的允许被俘人员家属访华，允许记者访华，美国政府公开声明中国留学生可自由返国等问题。
杜勒斯再次武断回绝，认为中国方面是“拿被俘人员当人质达到勒索的目的”，但杜勒斯提到，可由第三国照管在华美国人的利益及那些想返回大陆的中国留学生的利益。
到6月份，中美直接接触的事情仍无进展。6月10日，美国代理助理国务卿西博尔德通过综合方方面面的信息后，认为中国政府确实想与美国直接谈判，为此还采取较灵活态度，对台湾当局更多采取心理战。于是，他向杜勒斯建议，美国应该避免在不利的状况下进入谈判，使美国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杜勒斯设想用交换特派员方式来澄清中美双方的立场，处理美方被押人员及中国在美留学生问题。他在20日与英国外交大臣麦克米伦的谈话中提出，中美各派一名特派员，美方特派员去中国处理被俘人员及平民返国事宜；中方特派员去美国处理中国留学生回国问题。麦克米伦也认为这个主意不错，并表示愿意给予帮助。
7月15日，周恩来接见英国代办欧念懦，请他向美国政府转交中国的复函。中方同意美方建议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晤，并提议首次会晤日期为7月21日，由中美两国按格林威治时间同时发布举行会晤的新闻通告。
7月18日至23日，美、苏、英、法4国首脑将在日内瓦举行高峰会议，艾森豪威尔认为不应在会议期间举行中美双边会谈，会谈日期不应早于7月25日。
7月25日，中美两国终于公布关于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新闻公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通过联合王国的外交途径通信的结果，同意过去1年双方在日内瓦的领事级代表们的会谈应该在大使一级进行，以便有助于愿意回到他们各自国家去的平民的遣返问题的解决，并有利于进一步讨论和解决双方之间目前有所争执的某些其他的实质问题。双方大使级代表的第1次会晤将于1955年8月1日在日内瓦举行。
中国选派的谈判代表是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美方代表恰好是王炳南在日内瓦会议中交锋过的对手，美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阿历克斯·约翰逊。
王炳南参加首次大使级会谈
1955年7月25日，中美两国公布了关于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新闻公报，中美双方决定于8月1日进行第一次会晤。
中国政府十分重视这次中美大使级会谈。王炳南有从事10年外事工作的经验，经常与美国人打交道。
外交部专门成立了由章汉夫任组长，乔冠华任副组长，董越千任秘书长的中美会谈指导小组，负责研究会谈中的对策。指导小组成员还有龚澎、浦山、王保流等，该小组直接受周恩来领导。
对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新闻公报中提到的“双方之间目前有所争执的某些其他的实际问题”的理解，周恩来于1955年7月30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就“目前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政策”的发言中作出阐述。
周恩来认为应该包括以下几项：
1、为中美之间关于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谈判作准备工作；2、取消对华贸易封锁禁运政策；3、中国希望看到美国的武装力量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中国的领空不再受到侵犯，中国不再受到示威演习的威胁；4、外国停止对中国进行颠覆活动，不再派遣破坏分子到中国来从事违反中国法律的活动。
最后，周恩来希望，争取这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为今后两国之间更进一步的谈判开辟道路。为了给会谈创造良好的气氛，中国方面于会谈的前一天提前释放了阿诺德等11名飞行员。
美国方面也相当重视这次会谈，杜勒斯亲自处理会谈事务，国务院每次给约翰逊的指示，杜勒斯总是亲自加以修改。
阿历克斯·约翰逊认为，他之所以被杜勒斯选为首席代表，一是因为他以前与中国打过交道，而且做得还令人满意；二是因为他的任命不会遭到国会中“台湾帮”麦卡锡分子和共和党右翼的反对。
7月26日，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他认为有如下问题可在中美会谈中讨论：“扣留在共产党中国的美国平民回国的问题”；“做为朝鲜‘联合国军’司令部人员被俘而现在仍旧被中国共产党人扣留着的美国人能够回国”；“防止象牵涉到国泰航空公司客机被击落而使美国人丧失生命，美国平民受到伤害的那种事件的重演”；“基本的问题是必须为那一地区的战争作准备呢，还是要在那一地区实现停火”。
7月29日，杜勒斯又致函约翰逊，亲自向他作出指示。杜勒斯认为，会谈将秘密进行，不发表有关会谈的定期公开声明，除非经双方同意或由一方向另一方事先通知。会谈不涉及外交承认，不讨论涉及“中华民国”权利的事务，如果现在被扣在中国的美国公民、战俘获释的话，就可能有利于使美国政府放松对美国公民去中国大陆旅行的限制政策。
8月1日16时，中美大使级会谈第一次会议在日内瓦国联大厦开始。
王炳南带着李汇川、林平等3位助手。美方代表约翰逊的助手是国务院官员马丁、高立夫和翻译埃克瓦尔。在接受5分钟记者照相后，会谈正式开始。
王炳南首先发言，他向美方通报了中国政府在7月31日按照中国法律程序，决定提前释放阿诺德等11名飞行员。然后，他建议会谈的议程是：
一是双方平民回国；二是双方有所争执的其他实际问题。
约翰逊对释放美国飞行员表示感谢，认为这将有利于以后的讨沦，并表示对两国政府已经商讨过的会谈议程没有意见，提出会谈须保持在秘密状态下进行，双方均不发表公开声明，除非双方同意或发表联合声明。
第一次会谈持续45分钟，双方约定次日即8月2日10时开始第二次会谈，进行平民回国问题的讨论。
8月2日10时，第二次会谈准时进行。
约翰逊首先发言，他向王炳南递交36名滞留平民的名单。
王炳南则说：
在美国的中国侨民，绝大多数的家属都在中国大陆。长期以来，由于美国政府的限制和在实际上所造成的困难，他们不能自由返回祖国，无法回到各自的家庭。这个问题不仅是他们所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所一向非常关心的问题。
王炳南发言以后，约翰逊对美国阻挠中国侨民和留学生回国一事做了辩解，声称美国政府绝对没有阻碍中国学生离开美国。
王炳南随后作出“从我们观点看美国侨民状况”的声明，王炳南指出：
对滞留在华的美侨做了以下分类：一是42名平民；二是27名在华判刑的平民；三是16名在朝鲜战争中俘获的美国人；四是被判刑的美国军人，其中15名已释放，但仍有1人在押。
王炳南向约翰逊递交了以上4类人员的名单。他关注在美的中国侨民的状况，对美移民署限期要求中国留学生返国，否则就必须申请永久居留的做法表示不满。
王炳南建议，每一方向另一方提供在其国内对方侨民状况，中方希望得到所有在美中国侨民的名单，包括留学生，美国撤消妨碍中国人离开的禁令和做法，包括造成他们回国困难的时间限制。
另外，王炳南还建议美方提供1955年4月8日就允许离开美国的76名中国人名单，中美分别委托第三国照顾在对方国家的公民的利益，首先是遣返问题，中方将授权印度。
约翰逊表示将仔细研究中方的建议，然后再作答复。这次会议持续了1个小时。
8月4日，王炳南在举行的第三次会谈中，以钱学森被阻挠回国为铁证，戳穿了约翰逊所说的“美国绝对没有限制中国留学生回国”的谎言。
这次会谈中，王炳南郑重指出：
据美国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1954年5月29日声明，截至1954年4月30日，持有中国学生护照的留美学生共计5242人。因为从1951年6月到1955年4月1日美国政府禁止中国留学生自由回国，违者处以5万美元罚金和5年监禁，许多想回国的留学生都不敢申请。今年6月15日，钱学森仍然来信给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陈叔通先生，要求我政府帮助他回国。
在确凿的事实面前，约翰逊再也无法辩解，美国政府不得不准许钱学森等人回国。
在此后的一个多月中，中美双方又举行了12次会谈，由于双方分歧较大，会谈没有取得实质成果。
会谈过程中，双方的主要分歧是在华美国侨民问题、中国留美学生回国问题和放弃对台使用武力问题。
关于在华美国侨民问题，美国要求侨民全部回国；中方坚持那些因间谍罪等判刑的美方被押人员在刑满之前不能回国。关于争取中国留学生回国问题，中方要求美方提供留学生名单，委托第三国来代理侨民事务，美国拒绝向中国提供名单。
关于放弃对台使用武力问题，约翰逊在会谈中直接要求中方发表声明，表示除防御外将不在台湾地区使用武力。
对此，周恩来曾明确指出：
中国人民愿意用什么方式解放台湾，这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无权干涉，无权要求我们不使用武力。
王炳南在会谈中也向约翰逊阐述了周恩来的这一观点与立场。
中美大使级会谈后，台湾当局担心这是美国承认中共的开始。
10月4日，台湾当局“外交部长”叶公超拜见杜勒斯，对日内瓦会议表示担忧。他表示不希望会谈升级，导致杜勒斯与周恩来进行会谈；其次，对美国是否会放宽对中国的贸易禁运表示关切。
10月11日，蒋介石在同美驻菲律宾大使弗格森谈话时指出，会谈将导致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增加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威信，降低台湾当局的威信，要求不要举行更高级的会谈，会谈越快结束越好。
关于美国提出中国共产党放弃使用武力问题，台湾当局也加以反对。叶公超致函杜勒斯，表示这是走向承认中国共产党的过程，担忧中国共产党接受放弃使用武力建议后，进而提出使用政治手段来解决台湾问题。
叶公超表示，希望美国不要与中国共产党达成放弃使用武力的协议，并拒绝中国共产党有关通过谈判解决台湾问题的协议。
由于双方没有达成任何意见，会谈内容越来越空洞，双方同意暂时休会。
中美大使级会谈达成协议
1955年8月13日，中美大使级会谈继续在瑞士日内瓦国联大厦内举行。
在这次会议上，王炳南坚持采取联合声明的形式解决双方滞留在中美的美侨和留学生的问题。
约翰逊为了使被押的美国人能早日释放，避免谈判陷入僵局，当日向国务院建议，可否采取协议声明的方式，即在一个联合协议中，中美两国各自发表自己的声明。
约翰逊建议的协议开头措词是：
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同意公布他们各自政府就平民各回其国所采取的措施……
约翰逊的建议得到杜勒斯的首肯。
然后由两位大使各自发表声明，使用相同的措词，来表达中心意思。
在8月16日会谈中，双方就声明的形式达成一致。王炳南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这是在互不承认的情况下，处心积虑搞出来的一份奇怪的联合公报。在公报中既要体现互不承认，又要体现双方的共同意见，还要体现双方的联系，于是就别出心裁，搞了这个各说各的“杰作”，叫作协议声明。
经过中美双方的14次会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两国大使关于平民回国问题的协议的声明》，终于在9月10日公布了。
声明指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两国大使协议公布各自政府就平民各回其本国问题所采取的措施。
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人问题，王炳南大使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知尤·阿·约翰逊大使如下：
1、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人愿意返回美利坚合众国者，享有返回的权利，并宣布已经采取、且将继续采取适当措施，使他们能够尽速行使其返回的权利。
2、联合王国政府将被委托对愿意回国的美国人返回美利坚合众国提供协助如下：
（1）如果任何美国人认为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公布的政策相反，其离境受到了阻碍，他可以通知联合王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办处，要求代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交涉。如果美利坚合众国愿意的话，联合王国政府并可对任何此种事件的事实进行调查。
（2）如果任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人愿意返回美利坚合众国而筹措回国旅费有困难，联合王国政府可给予所需的财政援助，使其回国。
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对以上安排广为公布，联合王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办处亦可照做。
关于在美利坚合众国的中国人问题，尤·阿·约翰逊大使代表美利坚合众国通知王炳南大使如下：
1、美利坚合众国承认，在美利坚合众国的中国人愿意返回中华人民共和国者，享有返回的权利，并宣布已经采取、且将继续采取适当措施，使他们能够尽速行使其返回的权利。
2、印度共和国政府将被委托对愿意回国的中国人返回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协助如下：
（1）如果任何中国人认为同美利坚合众国所公布的政策相反，其离境受到了阻碍，他可以通知印度共和国驻美利坚合众国大使馆，要求代为向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交涉。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的话，印度共和国政府并可对任何此种事件的事实进行调查。
（2）如果任何在美利坚合众国的中国人愿意返回中华人民共和国而筹措回国旅费有困难，印度共和国政府可给予所需的财政援助，使其回国。
3、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将对以上安排广为公布，印度共和国驻美利坚合众国大使馆亦可照做。
这是中美持续了15年的大使级会谈唯一形成文字的成果。
中美双方原本商定，在第一议程完成后，进入第二议程，但美方这时又节外生枝，力求拖延进入第二议程。
9月13日代理国务卿胡佛指示约翰逊：
有效贯彻第一议程协议是讨论第二议程的必要准备，在第一议程完成前，应尽可能地推迟有关第二议程的讨论。
胡佛要求中国方面提供实施协议声明的详细步骤，但要避免使会谈破裂，并称会谈的频率应不多于每周进行两次。
中美侨民问题达成协议之后，中美大使级会谈便进入讨论问题的第二阶段。
美国在第二阶段的会谈中，采取极为敷衍的态度，不断在第一个阶段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上继续纠缠不休，以致会谈拖泥带水，致使会谈几乎寸步难行。
由于美方缺乏诚意，会议始终未取得进展，并在1957年12月12日举行的第七十三次会议以后中断会谈。
周恩来果断终止中美会谈
1955年9月20日，中美会谈再次开始。
约翰逊绕开实质性的问题，首先提出要讨论在朝鲜战争中失踪的美国士兵的问题。
王炳南拒绝讨论这个问题，他说：“关于在朝鲜军事人员问题，应该让板门店停战委员会去谈，我们没有必要谈这个问题。”
于是，约翰逊又提出第二个问题，“在台湾问题上，中美双方应保证不诉诸武力。”
王炳南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严正地回答约翰逊：
美国侵占台湾已经构成了国际争端，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已影响到远东和东南亚的和平、稳定与安全。
造成这种局势的，首先是美国在台湾的军事存在，它是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应该放弃对我国使用武力，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它的一切武装力量。
接着，王炳南义正词严地指出：
台湾在历史上、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中国人民愿意用什么方式解放台湾，这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无权干涉，更无权要求我们不使用武力。
由于双方各执一词，谈判再次陷入僵局。
10月27日，为了争取主动，中方就美国提出的“双方保证不诉诸武力”的问题提出了一个协议草案，草案指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同意，他们应该用和平方法解决他们两国之间的争端而不诉诸武力；为了实现他们的共同愿望，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决定举行外长会议，协商解决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
约翰逊拒绝签署这个协议草案。
近半个月后，美国又提出了他们起草的对案，称“……一般来说，美利坚合众国放弃使用武力……但特别对于台湾地区来说，还要进行单独和集体的防御，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也要放弃使用武力。”
中方拒绝了美国的这一协议草案，并指出，美国要求在台湾地区拥有“单独和集体的防御”权利，目的是要中国政府承认美国霸占台湾的合法地位，让我们放弃解放台湾的权利。
12月1日，王炳南提出一个新的草案。该草案为照顾到美国不愿明确提联合国宪章条款和两国外长会谈的问题，只提“应该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他们两国之间的争端而不诉诸威胁或武力。”
但美方却仍然毫无诚意，约翰逊只是一味地拖延时间。在这之后的3次会议上，他都拒绝对中方的新草案作具体评论，采取不置可否的态度。
直到1956年1月12日，约翰逊仍继续坚持要求中国方面承认美国在台湾地区拥有“单独和集体的自卫的固有权利。”
由于美国对中美会谈采取“拖而不决”的方针，直至各种会谈进行了73次，但仍未取得任何结果。
12月12日，美方以约翰逊调任美国驻泰国大使为由，提出让其副手埃德·马丁参赞接替约翰逊参加谈判，目的在于想使会谈降级。
当王炳南将这一情况向周恩来汇报后，周恩来果断地说：
既然美国不愿意谈，我们也可以中止谈判。我们不愿谈判破裂，但我们不怕谈判破裂。美国如果想打仗，我们也可以奉陪。
由于美方的蓄意拖延，中美会谈陷入长时间的僵局。
中方发文抨击美国拖延行为
1955年9月10日，中美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两国大使关于平民回国问题的协议的声明》后，美国故意拖延会议进程。
对于美国故意拖延会谈的行为，中国政府给予严厉地抨击。
1955年10月3日的《人民日报》发表观察家评论，题目为《美国拖延中美会谈》。文章指出：
就在中国代表提出2项议题的会议后，美方代表发表了公开声明，声称“在达成协议的关于遣返平民的声明得到履行之前，讨论其他问题未免为时过早”。最近，美国通讯社还报道说，美国外交官员们声称，在中国犯法的美国人全部获得释放前，美方在会谈中将不开始对其他问题进行实际的谈判。
中美会谈关于双方平民回国问题的协议声明中规定，各方将采取适当措施使对方侨民能尽速行使返回本国的权利。显然，在中国犯法的美国人的案件必须按照中国的法律程序，根据本人的罪行和表现，逐个审查处理。中国对于犯法的美国人一贯采取了宽大的政策。也只有在中美两国关系有所改进的情况下，才能使中国的宽大政策更为宽大。对于犯法的美国人来说，这是唯一可能的适当措施。美国通讯社曾经透露过，在中美会谈对双方平民回国问题达成协议前，美方曾在会谈中要求限期释放全部在中国犯法的美国人，但是这一要求为中国方面所坚决拒绝。这样的要求也是不可能不遭到中国方面的拒绝的。对于犯法的外国侨民，依法予以处理，这是任何国家不可侵犯的主权。中国决不可能同意任何侵犯自己主权的要求。既然中美会谈中关于双方平民回国问题的协议是在中国方面坚决拒绝了这种侵犯中国主权的要求后达成的，在协议已经达成后，就更没有任何理由来重复这种侵犯中国主权的要求。所谓在中国犯法的美国人全部获得释放前，美方在会谈中将不开始对其他问题进行实际谈判的威胁论调，显然对中国方面不会起任何的作用。
中国方面是忠实实施协议的。守法的美侨，只要没有民事案件，随时都可以离开中国。对于他们之中有着未了民事案件者，中国政府也尽可能地予以协助，使他们能够早日结束这些案件。对于犯法的美国人，中国政府按照他们的罪行和在服刑期间的表现，从宽予以处理。这是中国政府一贯的政策，这也正是中美会谈中双方协议的精神。在中美会谈中，中国方面曾经通知了美方，已经批准离境的美国侨民和审查完毕予以提前释放和遣送出境的犯法的美国人。他们也已经陆续地离开了中国。自从中美会谈开始以来，由于中国方面所采取的适当措施，三十三名美国人已经或者即将回到美国。至于剩下的人数很少的犯法的美国人，中国方面也将按照协议，根据中国的法律程序，继续逐个予以审查，并将审查有结果者通知美国所委托的第三国，即联合王国。如果美方继续以执行协议为借口来阻挠会谈的建设性的进展，那不仅将使会谈成为无生气的、消极的表演，而且对协议的实施也不会有任何的好处。
10月12日，又发表《有甚么理由以执行协议为藉口来拖延中美会谈？》，13日再发表《不能容许对中美会谈再加阻挠》。3篇评论以大量事实说明中国履行双方平民回国协议的诚意。
其中《不能容许对中美会谈再加阻挠》一文指出：
在美国的确有这样一种人，他们唯恐中美紧张局势的和缓，他们用尽一切卑鄙的手段来制造中美间的紧张局势。他们凭空捏造说，有些在朝鲜战争中失踪的美国军人现在在中国。这种捏造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提出这种捏造的目的也是众人皆知的。但是，中美会谈是应该为和缓中美紧张局势而努力的；在中美会谈中提出这样的问题同和缓中美紧张局势的努力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如果在中美会谈中要讨论朝鲜战争中的军事人员问题的话，中国方面倒是有充分的理由提出被美国强迫扣留的1.4万余名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的问题。朝鲜停战后，美国违反停战协定，不顾以印度为主席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明确决议，强迫扣留了1.4万余名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把他们送交给蒋介石集团充当炮灰。对于这种公然违反停战协定的行为，美国方面至今还没有作出任何交代。
……
为了缓和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中国方面是一贯采取积极态度的，但是人们有理由要求，美国方面不应该对会谈的进展再加阻挠。
1955年10月26日，周恩来在接见英国公谊会代表团时说：
中美关系已经紧张了将近10年了，应该加以和缓。事实上，也已经有了一些和缓，例如朝鲜停战和印度支那和平的建立。但是我们两国间最直接的问题是在台湾。要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就必须举行更高一级的会谈，大使级的会谈是不能解决这种性质严重的问题的。
中国政府为了打破僵局，推动谈判，采取了很多可行举措，但美国方面顽固不化，使会谈无法继续进行，中美两国的关系无从进展。
中方竭力推动会谈进展
1956年8月6日，中国政府取消不让美国记者入境的禁令，向美国15个重要的新闻机构发电，邀请他们派记者来华做为期一个月的访问。
这些机构包括《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者论坛报》、《商业周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合众社、全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
8月21日，毛泽东在同来访的老挝首相富马的谈话中指出：
我们要搞好关系，我们也愿和美国搞好关系。和美国在板门店谈了二年，在日内瓦谈了一年，相信终有一天会谈好的，我们不着急。
8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稿上写道：
为了和平和建设的利益，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关系。我们相信，这一点，总有一天会做到的。
为了改善中美关系，中国已经作出了最大努力，可以说是仁至义尽，但美国政府仍坚持其僵硬政策。
早在1955年5月26日，毛泽东在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时指出：
战争总是毁灭性的，因此我们不要战争……就是西方国家，只要他们愿意，我们也愿意同他们合作。我们愿意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存在的问题。打仗总是不好的，特别是对西方国家是没有好结果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1956年8月6日，接到中国政府邀请的《纽约时报》发行人赛勒斯·苏兹贝格询问杜勒斯是否可以得到访华的签证，杜勒斯回答说，对去中国大陆旅行的限制规定不变。
苏兹贝格又向墨菲询问有关国务院对访问中国问题的真实态度，墨菲说，国务院的态度与有关禁止美国公民去红色中国旅行的规定是一致的。
8月7日，美国国务院发表新闻公报，表示坚持“不发给有效至共产党中国旅行的护照”，并称“不能认为美国人接受中国共产党邀请前往共产党中国旅行是符合美国最大的利益的”。
8月18日，艾森豪威尔授权国务院声明，他的有关记者访华的立场与国务院8月7日的声明是一致的。
8月20日，美国国务院致电驻香港总领事，授权其阻止美国记者经香港进入中国大陆，认为此时美国人访华将危害对外关系原则及违背美国的国家利益。如有记者不听劝阻，回国后将吊销其护照，以示惩戒。
由于美国坚持其在中国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有所谓“单独或集体自卫权利”的侵略逻辑，使中美会谈第二项议程一直无从取得进展，会谈出现时断时续的停顿状态。
为了使中美会谈不至于成为无意义的拖延，为了促进会谈的进展，中国方面在1956年8月21日建议开始讨论“禁运”问题，并且提出一个协议声明草案。
草案指出，中美双方“应该各自主动采取措施来消除目前阻碍他们两国之间的贸易的障碍”。
美方并无诚意讨论“禁运”问题，因此他把就“放弃使用武力问题”达成协议做为讨论“禁运”问题的先决条件。
然后，中国又在1956年9月22日提出关于促进中美人民来往和文化交流的协议声明草案。
草案说明，为了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为了恢复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中美双方“将各自主动采取措施，来消除目前阻碍他们两国人民自由来往和进行文化交流的障碍”。
但是，美国仍以双方还未对“不使用武力问题”达成协议和还有少数美国犯人在中国服刑为借口，拒绝讨论这个建议。
美国采取这种态度，表明它蓄意要使大使级会谈得不到任何进展。
在其他方面，中国政府为促进中美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也作出多次努力。
1955年，中国赴西欧演出的艺术团同美国人民歌剧团在西欧签订协议，将进行相互访问演出，由于美国政府阻挠未能实现。
1956年8月，中国曾批准了3批美国记者访华。但是美国国务院立即发表正式声明，禁止美国公民访问中国，以致3批记者未能成行。
1956年底，有少数美国记者不顾美国政府禁令来到中国，美国政府却宣布取消了他们的护照。
1957年8月，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的美国青年代表41人在联欢节结束后，到中国进行访问。周恩来接见了他们，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经过同中国人民的接触，他们发现，在和平和友好方面，中美两国人民有着广泛的共同点。
在1957年9月12日中美大使级会谈时，中国代表提出中美两国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准许对方新闻记者到各自的国家进行新闻采访，以便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相互了解的声明草案，美方代表以美国的“移民法”不能保证这样的互惠为借口，不考虑同中国达成这样的协议。
1957年12月12日，中国代表在中美大使级会谈时，主动建议中美双方举行谈判，以便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彼此给予司法协助的问题达成协议，但是美国方面拒绝对中国方面提出的有关协议声明草案作任何考虑。两国间的司法协助也就无从实现。
就在1957年12月12日中美大使会谈第七十三次会议上，美方代表约翰逊通知说，他已调任，美国政府已委派他的助手马丁为美方代表参加今后的会议。
美国委派不是大使级身份的马丁为代表，不符合中美双方协议的规定。
中国代表王炳南当即指出：
中美两国举行大使级会谈是中美双方协商的结果，一方不能任意加以改变。
因此，中美双方在这次会谈中，没有确定下次会谈的日期。
虽然中方一再催促，要求美方尽早指派大使级的代表，但是美国却采取拖延伎俩，使会谈长期停顿下来。
面对美国在会谈中的阻挠破坏，中国在具体对策中，不论是主动倡议还是揭露对方阴谋，始终坚持两项基本原则：一是美国政府保证立即从中国领土台湾省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他的一切武装力量；二是两国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实行和平共处。
在此后的中美会谈里，王炳南要求谈禁运及文化交流，约翰逊要求放人及放弃使用武力，双方基本上没有共同语言。
到1956年底起，会谈变成每月一次。针对美方拒绝作出任何让步的僵硬立场，周恩来1957年1月29日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对记者说：
这证明美国老是希望别人让步，而自己却不想做任何让步，这就是不能达成妥协的原因。只有双方向前走，他们才能握手。但是美国却甚至在我们伸出了手的时候也拒绝握。
从1956年8月到1957年底，中美代表在日内瓦举行七十余次会谈，但成果甚微，除达成一个平民遣返的协议声明，并加以实施外，没有其他成果。在此期间，中方为推进谈判，曾主动提出消除禁运协议草案、文化交流及人民往来协议草案等，均被美方拒绝。
50年代末，周恩来在谈到中美会谈时说：
会谈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设性磋商，我们要回了科学家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
此后，中美大使级会谈仍然继续举行，断断续续，一直坚持至1973年中美相互在对方设立联络处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