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艰辛创业

我国对气象的观测可以追溯至公元前 14 世纪。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散见风、雨、云、雪雷、电、霜、霁等字样。但有关气象观测的记载中，直到乾隆八年即 1743 年才有气压、气温、温度等近代气象仪器的观测资料。鸦片战争后，俄英法德日等帝国主义者先后在北京、香港、上海、青岛等地设立各种气象观测机构。清末，列强在我国设立的海关气象测候所多达几十所。

辛亥革命后，北京政府于 1912 年夏筹建中央观象台，隶属于教育部。次年增设气象科，由蒋丙然任科长。但当时军阀混战，气象观测得不到应有的

重视，经费短缺，人员星散，中央观象台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

1872 年设置的上海徐家汇观象台是当对由外国人在我国设置的最有影响的气象工作机构。它服务于帝国主义及其航运事业。1914 年，上海法租界工部局在顾家宅设立无线电台，干着私收商电的勾当。徐家汇观象台利用这一电台，收集各地气象情报并公开广播天气预报和台风警报等，俨然以中国气象中心自居而无视我国的主权和利益。

竺可桢作为一名中国的气象科学家，看到我国的气象事业毫无生气，已是痛心，更让他心不能安的是我国的现代气象事业深深地打上了旧中国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烙印。为了祖国的气象事业，竺可桢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中央研究院观象台的业务范围包括气象、天文、地震和地磁四项。竺可

桢主管气象。经过竺可桢的苦心经营，从 1928 年元旦零时起，开始南京地区每小时一次、昼夜连续的地面气象观测。气象台暂设在成贤街大学院的花园里，园中花木葱郁，蔽天遮日不利于气象观测，而近在咫尺的北极阁则是气候观测的好处所。竺可桢早就看好北极阁，几经周折，终于获准将金山交由中央研究所用于建设气象台。竺可桢亲临荆棘遍地的荒山勘察地形，并因地制宜地拟就建筑计划。

经过竺可桢几年苦心经营，钦天山北极阁已建成当时相当理想的一处科学研究基地，我国的现代气象事业往前迈进了艰辛的一大步。竺可桢没有满足于现状，他不失时机地扩展业务。在原有的地面气象观测基础上，先后开拓了高空气象观测、天气预报和气象广播、物候、日射、空中电气、微法、地震等多项观测业务和科研工作。

气象观测是气象工作的核心和基础，竺可桢对于各项观测的质量要求非常严格。朱炳海先生回忆竺可桢时提到过：有一次天降大雪，天还没有亮，他被定在五点半的闹钟吵醒后起身准时到达观测场。正在观测时，猛然发现竺可桢已经站在他身后查看他如何观测了。竺可桢这种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同事和学生。

为了气象所的发展，所长竺可桢广招人才、任人唯贤并使之各司其职、各尽其才。所中人员在他的领导下齐心协力搞科研，克服了重重困难，为我国气象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我国幅员辽阔，气象万千，单单一所气象台只是杯水车薪，远远不能满足气象事业的发展。竺可桢高瞻远瞩，呼吁在全国各地设立气象台，为农林、水利、军事、交通等服务，可是当时国民党政府正忙于筹备内战，置国计民生于不顾。竺可桢为了应付急需，一方面从气象研究所微薄的经费中挤出一部分，自力更生地建立少数测候所；一方面积极宣传推动各个需要气象资料的有关部门各建一些测候所，从各方面协同推进我国气象台站网的建设。自1929 年到 1941 年，气象所共建成和接管过 28 个各级测候所，其中自建 9 个，

合办 19 个。

竺可桢的眼光是长远的，他十分重视气象工作的国际合作。1931 年国际气象会议组织第二次国际极年观测，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国际地球物理合作计划。欧、美、亚及大洋洲的几十个国家参加。极年委员会的主席、丹麦气象研究所所长考尔博土特函竺可桢，邀请我国的气象研究所担任在中国部分的极年观测工作，竺可桢欣然应允。除在南京和北平增加高空观测的项目和次数外，还决定在峨眉山和泰山设立两个高山测候所。竺可桢在设备短缺、经费紧张的条件下毫不气馁，终于按计划完成了国际极年观测的任务，获得

了极有价值的资料。

拉萨测候所的建立是竺可桢为中国气象事业奠基中的另一桩不朽贡献。它的建立和发展是竺可桢百折不挠、致力于科研的有力见证。拉萨地处“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高处不胜寒”，西藏境内的气象观测点零散而不正规。竺可桢历经艰辛，几经交涉，终于在神秘的西藏建成了拉萨测候所。

竺可桢发展气象事业的热忱得到当时一些有识之士的同情和一些社会团体支持。这些都推动了一些台站的建立。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除了西北、西南地区外，我国的气象台站网络已经初具雏形了。

推进气象事业的发展，竺可桢面临着新的考验。当时无论气象测候机构还是领导体制都相当紊乱，业务方面也存在许多问题：仪器落后，时制各异，规章有别。1931 年，竺可桢拟订了《全国气象观测实施规程》，此后，又陆续编印了《测候须知》、《气象学名词中外对照表》、《气象电码》、《气象常用表》等，还召集了三次全国气象会议，作出决议，统一规章制度，使全国气象工作逐步纳入统一的规范。

竺可桢对气象资料的整理和出版工作也十分重视。气象研究所定期出版的资料有《气象月刊》、《气象年报》。自 1930 年元旦起，每日油印东亚天气图，每年编印一册《商农气象观测记录》，1932 年下半年开始出版《地震季报》。

气象事业的发展急需大量人才，而当时在高等院校攻读气象课程的学生屈指可数，并且当时我国没有培训气象人员的专门学校。针对这种局面，竺可桢先后办了四届气象练习班，以缓解气象专业人员缺乏的矛盾。竺可桢本人还亲自为第三届练习班编写讲义，讲授了一个学期的气象学。竺可桢为我国气象队伍的壮大付出了很多的心血。

竺可桢与同事、学生同甘共苦。他总是严以律己。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大后方物价暴涨，竺可桢的生活陷入困境，1943 年的年夜饭吃的是霉米。同年 12 月，中央研究院决定发给各所的科研人员每人 1000 到 2000 元的救济费。竺家当时已是入不敷出，但竺可桢却主动要求将他应得的救济费平均分给该所几名作事务性工作的人员。

在国际交往中，竺可桢时时刻刻注意维护祖国的尊严。1936 年，金陵大学某君偕同两名日本人访问北极阁，他们要求照相，后来又要求登台参观，气焰非常嚣张。竺可桢坚决不允许他们的无理要求，只让他们买了几本书，悻悻而去。1937 年竺可桢去香港出席远东气象会议，会议期间港督和会长设宴时把中国的席位排在末尾。竺可桢不能容忍这种侮辱我国国格的行为，与其他两位中国代表商讨后愤然回国，不再出席会议，表现出中国人的凛然傲骨。

在这一时期，竺可桢一身兼二任，既是浙江大学校长又是气象研究所所长，事务繁忙，备极辛劳。后来，因为战事，浙大和气象研究所分别迁移后，相距更远，又值战时交通不便，竺可桢直到 1938 年 4 月才得由江西辗转到了重庆曾家岩气象研究所工作。当他得知许多贵重仪器损失于战争时，心情十分沉痛，而在浙大与气象所之间来回奔波，是竺可桢的体力所难以承受的。1944 年竺可桢要求解去所长职务。5 月赵九章接任代理所长的职务。经过整

顿，所中工作渐有起色，竺可桢深感欣慰，于 1946 年底被批准辞去所长职务。竺可桢的创业史是艰辛的历程，为中国气象事业的起飞奠定基础，是中

国人独立自主地进行气象科研的伟大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