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动乱年代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深重的灾难，科学技术受到摧残， 知识分子成为打击的对象，竺可桢也无例外地受到了冲击。

第一张大字报贴出来，说竺可桢“保护牛鬼蛇神”，影射他于 1957 年把崔克信调到地质所任研究员。一时帽子满天飞，罪名莫须有，冲突的双方都用毛主席语录相互攻讦。竺可桢渐渐感到“文化大革命”不是“好得很”了。

造反派不断地闯入竺家，要他出证。这些人总是想从他那里得到自认为有用的东西，用以攻击别人。但竺可桢总使他们失望而归。竺可桢总是说： “我只能证明我亲眼看到的事情。”造反派就威胁说他顽固不化，站在走资派一边。

党中央、中央军委对一批科学家采取保护措施，使竺可桢免遭许多攻击。但还是有人暗示他：不要以为受到保护就万事大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在造反派手里，时候一到就会给你扣上去。竺可桢没有被这些威逼利诱所动摇，他坚持只问是非，不计利害。1968 年 2 月，中科院召开两条路线斗争座谈会，有人发言说自建国以来一直有一条黑线统治着中国科学院，许多人迫于压力随场附和。竺可桢不计个人利害，勇于坚持真理，他说：“我认为科学院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是以红线为主。科学技术进步之快前所未有。”对于那些遭受迫害下放劳动的科技工作者，他很是惦念。他致函周总理，呼吁重视科技。但因当时造反派当道，知识分子受迫害，已经没有多少人从事科研工作了。

中国科学院科技学校的红卫兵闯入他的办公室，勒令他必须放弃“老爷

般的办公方式”，办公室的卫生由他自己负责清扫。竺可桢自此每次到办公室总是先花半小时扫地、擦桌子。他辞去保姆，退掉公务员，上街尽量乘坐公共汽车。冬季的北方气温低，而竺家靠蜂窝煤炉和煤油炉取暖，寒冷的天气加重了他的肺病，1969 年 2 月，竺可桢因患肺炎住进医院。自此，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

在艰苦的环境中，竺可桢以惊人的毅力奋斗在科学领域。这一时期，他潜心研究气候变迁和物候学，并撰写出《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和《物候学》。《物候学》虽然是一本科普读物，竺可桢却倾注了大量心血，是他几十年来对物候观测的科学总结。当该书出版时，竺可桢就如同母亲见到孩子一样激动不已。

在动乱年代，人心涣散，许多科学家对国家的命运担扰，对国家的前途失去了信心。竺可桢却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决心把自己的所有奉献给祖国的科学事业。他在给旧友辛树帜教授的信中写道：“我们应该以达观为怀，有生必有死，这是科学的规律。我们生活在这一伟大的时代里，我们生逢其时， 一生可以胜过古代千载，我们是多么幸福啊！”在晚年，竺可桢没有机会去野外考察，于是他就守着寓所周围的小天地，细心观察动植物的变化。他甚至利用打扫院子的机会，精心地实测尘埃的单位面积重量，得出了由于生态环境变化，北京近几年来微尘大幅度增加的实测记录。竺可桢不顾自己年迈体弱，坚持科研的精神实在可贵！

1970 年以后，竺可桢的体质大为衰弱，他逐渐深居简出，去三里河中国科学院机关办公，爬到二层的办公室，他中途要休息两三分钟。而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竺可桢仍然关心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坚持接待外宾，不断地联系着国内外科学家。

“疾风知劲草”，在动乱中，竺可桢坚持求是精神，仗义执言，主持正义，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和科学家的风范。